社会治理含义范文
时间：2023-09-07 0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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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3-0344-01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时间最长、最后划定了中国疆土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全国统一的政权。她的建立者――满族，统治整个封建中国整整二百六七十余年中，其民族主体意识的崛起不断彰显出其本民族的特色，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也是在不断在挣扎与修整中重新塑造自我。
对于异民族统治整个社会，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民族意识上升到国家意识中，在朝代的承接过程中，若想掌控一个政权必，就必须从精神层面来控制它的国民，那么明遗民在清初就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遗民”一词，首见于《左传》和《孟子》。《左转・闵公二年》云：“卫之遗民男女有七百三十人。”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陶唐氏之遗民”一语。可见，“遗民”作为概念，其原始义乃至国亡而遗留于新朝之民―强调的是时间属性。后来，“遗民”在概念的延展中，由“国亡而遗留于新朝之民”而兼容“隐而不出”之意。所以对于清初移民，即明遗民，既是一个时间概念，指向的是明清鼎革之际，有故国与新朝的跨越；又是一品味上的词语，指称的是人的内在质地。而正是这些遗民代表着汉文化与满族中央政权的文化相持衡着。但是这些遗民的身份还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其一，作为遗民必须是前朝出生，且与前朝故国有着政治、身世或者感情上的种种牵连；至于他们在仕途、财富、功名等方面是否受益于前朝，活在逊朝是否享有富足的生活待遇，则并不重要。其二，明遗民蕴含了两个主要元素。一是，指的是士大夫阶层，而主要值得是有一定的名望和影响力的上层士大夫。而非普通士群。这是士大夫的两个不同的层次，他们之间除了在知识的拥有方面存在差异，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也有大异其趣。二是，上述差异又必然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具体到对新朝的态度亦如此。换言之，作为遗民，必须是明亡后仍追念故国旧君，而且易代后不再入仕，对新朝采取回避或者抵抗的政治态度。此乃明遗民的核心元素，是明遗民之所以为遗民的最本质的人格要素。简言之，在此讨论与满文化相交融的所代表的清初遗民，乃指活跃于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年的故明遗老遗少中的不仕新朝者。
篇2
一、限期收回挤占挪用基金。今年年底前至少收回50％，2000年6月底前全部收回。不能及时收回的基金，由沈阳铁路局垫付资金归还。
二、纠正违规运作基金。立即收回委托保管的国债，退回用基金购买的储蓄性团体寿险。
三、今年年底前，追回辽宁人保公司拖欠的基金，收回各分处的借款。
四、根据挤占挪用基金情节、损失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及有关领导作出严肃处理。
五、建议将群众反映私设小金库和个人贪污、受贿等问题，移交纪检部门或司法机关查处。
六、建议对铁路系统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清理，加强管理，避免发生新的挤占挪用问题。
请你部将处理结果及时函告我部。
附件：关于沈阳铁路局挤占挪用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调查报告
（劳动保障部基金监督司 铁道部劳卫司调查组 1999年10月11日）
1999年8月下旬，劳动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和铁道部劳卫司联合组成调查组，对群众举报沈阳铁路局集体企业管理处（以下简称路局集体处）挤占挪用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对所属10个分局上报的挤占挪用基金情况进行了抽查。经调查，沈阳铁路局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严重，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现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基金管理的问题
经调查核实，截止1999年6月底，沈阳铁路局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结余54706.9万元（见附表1），其中：挤占挪用18352.7万元（路局10353.8万元，各分局7998.9万元）、违规运作8970万元、辽宁人保公司移交欠款3349.6万元、国债及银行存款等24034.6万元（路局18775.2万元，各分局5259.4万元），应收未收利息7474万元。
（一）挤占挪用基金。1987年7月以来，沈阳铁路局挪用基金18352.7万元（见附表2），其中：挪用本金17669.5万元，包括基建投资11716.6万元，企业借款5913.9万元，购买股票39万元；挪用利息683.2万元。
（二）违规运作基金。路局集体处违反国家规定，违规运作基金8970万元，其中：7000万元国债委托辽宁人保公司证券部、南方证券公司保管，1970万元购买储蓄性团体寿险。
（三）应收移交欠款。1998年7月，辽宁人保公司向沈阳铁路局移交保险业务，拖欠基金3349.6万元。
（四）应收基金利息。应收基金利息7474万元，其中：集体处挤占挪用基金和各分处借款应收未收利息7089万元，辽宁人保公司欠款应收未收利息385万元。
二、重点问题的核查
1994年以前，路局集体处挪用基金投资北海大厦、东铁公司、中山服装公司、长白公司、铁韩公司、铁营公司等生产经营和房地产项目，借款给租赁公司、内部银行、物资供应站、集兴公司等企业从事经营活动。1995年以后，基金实行路局与分局两级管理，路局集体处继续挪用基金投入直属单位未竣工项目，对分局放松管理和监督，造成各分局大量违规动用基金。目前，挪用基金投资项目和借款企业，绝大多数经营亏损，还本无望，有的已经停产歇业，这些项目连年亏损，造成基金很大损失。
（一）路局集体处挪用基金项目。
1.北海大厦。该大厦是路局集体处直属宾馆。1992年4月立项，当年6月经路局领导同意列入年度基建计划，1995年7月竣工开业。该项目先后挪用基金5025万元，目前累计经营亏损766万元。
2.东铁公司。该公司是路局集体处直属公司。1992年8月，路局集体处购买大连市开发区一块地产，组建东铁公司招商引资，先后挪用基金1685万元。1995年5月，因长期不能引进项目，路局集体处将此地产划给大连分处管理。1998年8月，为减少亏损，大连分处又将此房地产以1450万元的价格卖给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海利发展公司，款项分4年付清。现已收到第一期款362.5万元，第二期付款期限已到，债务人无力偿还，大连分处准备诉诸法律。按出售价格计算，该项目已损失235万元。
3.中山服装公司。1992年5月立项，当年7月经路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批准，先后挪用基金1668.7万元，购买中外合资珠海香州龙华服装厂厂房设备，组建中山服装公司，并支付生产流动资金，1996年投产并于当年停产。目前，该公司由路局外经处管理，1999年2月路局委托审计事务所审计，固定资产净值仅剩1110万元，累计经营亏损360多万元。
4.长白实业公司。该公司是路局集体处直属贸易公司。1992年7月路局集体处购买地处沈阳市东陵区长白乡的一幢楼房，用于举办职工培训学校，1993年因没有生源改办长白实业公司，从事仓储等物资经营。该项目先后挪用基金348万元，累计经营亏损19万元。
5.铁韩公司。路局集体处所属长白实业公司与韩国亚细亚自动化汽车修造中心合资，成立沈阳铁韩进口汽车修理有限公司。1994年4月路局提出立项申请，当年6月沈阳市计经委批准，1995年竣工并投产。韩方投入50万美元设备，路局集体处挪用基金411.3万元，目前累计经营亏损382万元。
6.铁营公司。该公司是路局集体处直属公司。1992年9月路局集体处购买营口市鲅鱼圈开发区几处房产，组建铁营公司，公司做了两笔地产交易后关闭。该项目挪用基金285.6万元，目前尚有三处房产。
7.企业借款。1991年至1994年，路局集体处挪用基金借给直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至今还有208万元未归还，其中：租赁公司96.5万元、内部银行50万元、物资供应站30万元、集兴公司26.5万元、沈阳工务段商店5万元。
（二）分处主要挪用基金项目。
1.锦州分局2000万元。1997年3月18日，由锦州分局担保，路局集体处借给锦州分处基金2000万元。当日锦州分处又借给其下属单位沈阳铁路局锦州工程处，该处将此款用于垫付中辰南美国际工程承包有限公司注册资金，至今未还。
2.吉林分局2100万元。1995年7月至1998年7月，由吉林分局担保，路局集体处陆续借给吉林分处基金2430万元，吉林分局将其中2100万元借给分局多种经营处，用于修建国际大酒店，至今未还。
三、处理意见
路局集体处直接挤占挪用、违规运作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数额巨大，有关投资已经形成一定损失，造成严重影响。为了严肃纪律，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立即纠正挤占挪用、违规运作的行为。现提出以下处理意见和建议。
（一）建议铁道部责成沈阳铁路局成立专门清理小组，制定整改措施，全面整顿集体职工养老保险，确保工作有序、基金管理规范、档案资料完整。
（二）抓紧回收被挤占挪用基金。沈阳铁路局要制定清理回收计划，今年年底前至少收回50％，2000年6月底前全部收回。不能及时收回的基金，由沈阳铁路局垫付资金归还。劳动保障部、铁道部监督检查。
（三）纠正违规运作基金。立即收回委托保管的国债，退回用基金购买的储蓄性团体寿险。
（四）今年年底前，要追回辽宁人保公司拖欠的基金，收回各分处的借款。
（五）根据挤占挪用基金情节、损失情况，对直接责任人及有关领导作出严肃处理。
（六）建议将群众反映私设小金库和个人贪污、受贿等问题，移交纪检部门或司法机关查处。
（七）建议铁道部对铁路系统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清理，加强管理，避免发生新的挤占挪用问题。
附表1
沈阳铁路局集体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结余情况表
（1987年7月1999年6月）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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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 金额 ｜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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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 ｜6556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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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费收入 ｜548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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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息收入 ｜10666．8 ｜含内部银行利息收入14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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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 ｜108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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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老金支出 ｜9302．4 ｜含买断工龄退保4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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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费支出 ｜15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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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余 ｜547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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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局集体处 ｜4144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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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挤占挪用基金 ｜1035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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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挪用基金本金 ｜96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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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挪用基金利息 ｜6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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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违规运作基金 ｜8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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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库券代保管 ｜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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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购储蓄性团体人寿保险 ｜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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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辽宁人保公司移交欠款 ｜334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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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银行存款等 ｜1877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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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局集体分处 ｜1325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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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挤占挪用 ｜799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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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债、银行存款等 ｜52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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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应收利息 ｜7474 ｜含应收辽宁人保公司385万元
篇3
公司上市以后，完善、健全的财务治理能够有效的促进企业各个机构的合理配置，从而规范信息披露，提高信息质量。财务治理的目的是明确企业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动上市公司的健康、快速发展，并保证公司财务决策的有效性、科学性与准确性，对于公司的治理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公司的会计信息一方面可以保证投资人了解公司的财务运行状况，另一方面可以使投资人判断出管理者的管理、经营水平。因此，公司采取恰当有效的财务管理，不仅可以保证信息质量的提高，最重要的是满足利益主体的使用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财务治理的理论框架与内涵分析
界定并认识财务治理的理论框架与内在含义是研究公司财务治理的重要前提与出发点，文本将从财务治理的基本含义、目标与影响因素出发，对其进行研究。
1.财务治理的基本含义
从定义的方面来看，财务治理指的是公司不同利益主体进行共同治理，合理分配财务权利，并对会计信息的披露机制、上报机制与形成机制进行合理规范，最终生成恰当有效的决策机制、约束机制、鼓励机制与评价机制等，平衡公司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利益与责任，从而保证公司财务的科学化决策，提高公司运行效率，最终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财务治理包括外部治理与外部治理。
从财务治理的基本含义中可以看出，公司利益主体是财务治理主体，财权是财务治理客体，财务配置是公司财务治理核心要求，财务信息则是财务治理的主要载体，合理有效的财务机制与结构是财务治理的重要内容，最大程度的实现公司利益是公司财务治理的最终追求。
2.通过财务治理的含义进行治理目标分析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财务治理是其核心内容，因此分析财务治理目标，需要从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两方面出发，对于公司治理而言，最大程度的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是财务治理的重要目标；对于公司财务而言，实现资本增加与增值即为财务治理目标。因此从中可以看出，财务治理既需要考虑到公司的治理要求，也需要研究财务内容，最终实现公司价值的提高。即提高运行效率，降低治理成本，合理配置财权体系，最终推动公司的快速、健康发展。
3.分析财务治理的各个影响因素
（1）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影响、法律影响、市场体系影响、信用体系影响与文化影响等。
任何公司都要受到政府的控制与干预，因此政府的干预程度会极大程度的决定公司的财务结构与股权结构。例如，如果政府对公司的干预程度强，影响程度高，控制程度大，那么公司就容易出现国有股份比例高，股权集中现象明显的情况。法律也会对公司财务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相关法律体系比较健全，则比较容易保护投资者利益，从而提高公司财务运行的效率。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价值越容易提升，从而加快治理效率，而市场化程度越低，公司则不容易提升自身价值，治理效率则会不断降低。
总之，从环境因素的角度进行分析，提高财务治理的能力与效率，则必须对失信行为进行严厉惩罚与打击，建立良性竞争的社会环境。
（2）结构因素
结构因素包括负债结构、资本结构、股东结构与股权结构等。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适度集中一定的股权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实现股东价值，同时，保护其他股东的相关权益。此外，如果控股权过分集中，那么在财权分配的过程中就容易出现忽视其它利益主体的情况，从而影响到财务治理的公平与效率。
（3）机制因素
机制因素包括财务监督、财务决策、财务治理与财务创新等。
公司管理者有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的决策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目标，如果股东不及时作出约束与限制，则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例如管理者购买价格昂贵的设备进行办公，或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公司的利益，最终严重阻碍公司财务治理水平的提高。
（4）会计信息因素
真实、透明的会计信息可以有效缓解公司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例如，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鞭策公司管理者，使其对财务治理投入更大的热情，此外，及时并准确的会计信息也是公司利益主体作出财务决策的重要判断与依据。
二、财务治理与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分析
1.会计信息对财务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
对于大部分公司而言，定期披露会计信息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公司应主要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具体表现在提高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与有效性。只有定期对外公布公司的现金流量、利润情况与负债情况，才能保证公司利益主体及时掌握公司的运行状况。此外，财务报表是公司报表的核心内容，相关性高、可靠性强的财务报表是会计信息具有较高质量的重要表现所在。总之，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能够有效推动公司财务治理的改革与深化，是提高财务治理的重要保证。
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是由于会计信息可以在利益主体之间进行传播与共享，从而使信息的透明度得到提高；其次，及时而真实的信息披露是公司各利益主体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最后，提高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可以提高公司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并便于国家与市场的评价与监督。
2.财务治理对会计信息的重要影响
当前多数公司实行制度，即公司的所有权与公司的经营权实现分离，在制度的条件下，人并不会主动提供会计信息，通常会主动提供对于公司所有者较为有利的会计信息，而虚报、瞒报不利的信息，这就导致了公司利益主体无法作出正确的财务决策。因此，健全并完善公司的财务监督体系与财务治理体系，有利于实现公司的财务目标，人会主动将公司真实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信息进行对外披露，保证公司的持续与稳定发展。
此外，我国大部分公司的债权人的实际控制权利较弱，第一股东的控制权较强，导致了财务治理多数在内部进行权利的分配，忽视了外部权利分配的作用，也忽视了债权人对财务治理产生的重要影响，容易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导致债权人难以行使监督财务决策的权利，公司决策误差较大，质量较低，当公司出现决策失误的时候，难以及时偿还银行贷款，影响到公司的筹资与正常运行，长期进行下去则会影响到整个资本市场，产生恶性循环，因此财务治理对会计信息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二者相互关联。
总结：
本文主要分析了公司财务治理的相关含义，目标与影响因素，从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出发，对财务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便能够促进公司的财务改革，加强财务治理，推动公司快速与稳定发展。
篇4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146-01
一、民主的含义
民主即民治，这是最普遍的解释，这一解释和古希腊语中democrac一词的词源相符，demos―人民，kratein―治理，合在一起即人民的治理。民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佩里柯斯说：“我们之所以成为民主是因为政府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而不是少数人的手中。”1]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允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林肯的定义：民有、民享、民治。类似的定义还有：获得同意的政体、大多数的统治、人人都享有平等权的政体、属于人民等。每种看似正确的定义却都不是完整的，只说出了民主某一方面的特征。获得谁的同意？同意什么？哪部分是大多数？什么是？等很多的疑问。本文主要采用科恩关于的民主的定义：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的或间接的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2]
社会的民主管理意味着什么呢？社会的管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就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目前最合适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民主，虽然民主不是尽善尽美的。社会的自治可以与个人的自治类比，个人可以自主的选择目标和实现方式；同样，社会也应该自主。民主倡导的是人人平等，托克维尔对美国的民主制考察后得到最大的启发就是：美国对人人平等精神的提倡，社会公共事务经过大家一起讨论决定。在最终决定前，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讨论，但是最终做出决定后，所有的人都要服从。参与了讨论的过程，就有义务服从一切结果。可能会说，一个聪明人比一群人更适合做决定，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治理社会更需要的是稳定、合理，不能把社会的治理寄托在一个统治者的智慧上。
二、 如何正确理解民主
应该如何正确的理解民主呢？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是什么？科恩对民主的理解是：民主是一种治理目标和一种实际可行的治理方式，它可以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不同程度的实现，同时，为选举、政党、宪法保护的权力及其他为民主国家及其珍视的制度发挥作用提供说明。看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民主，要看民主的广度、深度、范围。民主意味着定期的选举、公平的社会、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民主最原始的含义是人民直接的统治，但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采用间接民主的方式。民主制要想发挥最好的效果，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否则民主是走不远的。
民主是当代管理国家唯一的方式吗？托克维尔的回答是确定的。他说，民主是社会逃离专制的唯一出路，不可逆转的趋势。应该如何应付民主的到来呢？托克维尔的回答是：我们要为民主的到来创造良好的条件，把民主引向为人类造福的方面，减轻民主的有害趋势。地方民主是国家民主的安全阀和学校，通过地方民主人民学会了怎样管理公共事务。民主意味着分权，把全社会的权力分散在不同的人手里，相互制衡、达到平衡。司法权在民主国家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是民主国家公平的最后一道保障。在民主国家可能统治者不够精明，但是被统治者却更开明和警惕。民主国家有一套成熟的治理系统，需要的是小政府。民主国家统治者也会犯错误，但是因为统治者和人民的利益是大体上一致的，所以统治者不会系统性的采取敌对多数的行动。
民主不是什么呢？民主国家并不一定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民主和经济效益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它在行政管理方面未必更有效，容易办事拖沓；它比专制体制未必更有秩序、稳固，许多国家实行民主后，社会更加混乱；它会带来更开放的社会和政治，但未必有更开放的经济，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往往是不同步的。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更不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我们不能奢望民主为我们带来所有美好的事物，对民主的评价要客观、公正。
注释：
1]2]科恩.论民主.中译本，第6页，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
参考文献：
[1][英]约翰•密尔.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
[2][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篇5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 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 J. 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 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篇6
业主自治是社会自治的一种形式。所谓社会自治是指市民社会中的成员通过法定或者约定的程序自主决定、管理共同事务，自我负责的一种治理方式，以业主自治、公司自治、行业自治、团体自治等为表现形式。社会自治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实现了国家管制和市民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这是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转变和完善。社会自治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作为市民，个人在市民社会中按私人利益行事，并在平等的交往中形成一些共同的规则，这种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为私法关系。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是治理主体和事务的私人性。治理的主体不是公权力机关，而是与相关事务密切结合的利害关系人。 二是治理方式的自主性。在社会自治过程中，自治团体的成员可以通过达成一定的决议来调整自身的行为。 三是治理方式的程序性，社会自治通常体现为一些自治团体的团员通过一定的程序形成有关的决议，一旦形成该决议后对全体团员具有约束力，该决议对成员而言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规范。四是违规行为和治理结果的自负其责性。 在我国，一些行业协会、行业组织对于本行业、本领域内部纠纷也应当依法发挥调解和纠纷处理的功能。社会自治必然要求强化对私权的保护。正是在私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环境下，私人才享有自主决定和自主处理自己社会关系的基础。
法治社会中要尊重社会自治，预留社会自治的充分空间。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社会自治事务涉及自治主体的私人领域，而每个人都是自己事务的最佳判断者，也应当对其自主判断自我负责。另一方面，国家法律不能包办一切，法律不是万能的，其无法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篇7
中图分类号： 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5－0077－03
一
“重智轻德”是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一般说来，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把我国道德教育目前所遭遇到的困境归结为考试制度，因为大多数学校和教师在“考试指挥棒”的引导下失去了对教育本质的正确认识。但如果我们透过事物的表象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一“不合理”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采取一种一体化的、富有意义的态度……人们不能清楚地区分不同的行动和不同的领域”。［1］在这种社会，“我应该如何生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人们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这种基于美德伦理的道德诉求使人们不会也不可能仅仅追求某一方面的发展，完善生活和完美人格才是他们的人生理想，所以他们对教育要求也必定是全面的――真善美（智育、德育和美育）统一于教育体系之中而不会发生分裂。
启蒙运动昭示了人的理性的回归。但在尼采主张“上帝死了”的同时，人们并没有再次重新建构起伦理一体化的生活世界。理性的回归导致了世界的进步和社会的转型，但同时也导致了理性自身的悖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分化。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分化的两个结果并没有得到平行的发展，而是工具理性逐渐统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对教育系统的影响就是教育越来越注重学生知识技能的培养，而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属于价值理性范围之内的美育和德育则受到了智育的侵蚀。如果说国内一系列的考试制度是其直接原因，那么实际上，现代社会价值领域的分化，也使得教育不可能再承担起全方位的教育职能、实现对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功能则是其根本原因。因为现代社会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必然会导致学校教育对智育的倾斜。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采取的具体措施是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从长远来看，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为二级学科是与我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发展趋向一致的，因为目前条件下想要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融入到学科教育（智育）之中，既不现实，也与当代教育制度不符。但是，思想道德教育仍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自身的职能仅限于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或者说把思想政治教育课视为知识传授性课程，忽略了课程本身的职能――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功能，这就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内容只有接受感，没有认同感；思想政治理论课富有理论性，缺少实践性。因此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切实担负起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职责，让学生对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因而我们认为，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能否具有实效性的关键之所在。基于此，我们可以考察传统教育模式，从传统教育理论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资源。实际上，《论语》中的“学”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之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提供可资借鉴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理念。
二
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学”最初的含义主要是“教”。郝大维、安乐哲等人甚至认为，“学”就是“教”，即从实践和知识上让人“觉悟”，“在先秦，‘觉’的意思是，当时力求学有所成的学者在教和学的双向互动过程中获得深刻认识”。［2］现代意义上的“学”的概念，只不过后来对知识学习这一意义片面强调的结果。
孔子在《论语》中对“学”认识和理解就具有“上所施下所效也”的含义，比如在孔子看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所“学”之德行必然会对庶人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但是《论语》中的“学”已超越了其原初含义，已经不仅仅意味着“上行下效”，而且还具有了很强的认知意义和社会功能。
在认知方面，“学”能够让学生习得作文之道，让他们认识客观世界。孔子认为，通过学习《诗经》，可以培养想象力、提高观察力、锻炼合群性和学习到讽刺的作文方法，如果这些目的都没有达到，还可以对鸟兽草木等客观知识多多认识，他诘问自己的学生“何莫学夫诗？”（《论语・阳货》）
实际上，解惑只是“学”的基本目的，而传道授业、文化传承与社会稳定之功能才是“学”的根本之所在。一般说来，我国的传统社会是社群主义的，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由各种各样“关系”构成的共同体。［3］这种“关系共同体”主要依赖共同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来约束。在先秦儒家那里，这就是“学”的主要内容，即从社会道德规范角度对经典文献进行解读，并将对文献的道德认识应用于个人修养和社会实践。孔子督促自己的弟子“学夫诗”，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能够“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颜回之所以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因为颜回对所学知识进行了伦理性解读和道德性实践――颜回之“好学”，在孔子看来，在于他能够“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不仅如此，孔子还对“学”赋予了文化传承的职责。道德习惯和社会风俗会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只有通过“学”才能得以继承和发展，“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学”的这些功能使得孔子能通过“学”来教育学生，实现自己继承已有文化制度、改变社会现实的理想。
三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而《论语》中所谈及的“学”的过程也就是说教师素质不断提升、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本文这部分将从学之对象、学之方法、学之目的和学之结果等角度进行论述。
1.“学”之对象――“伟大的书”
《论语》中，孔子把“学”（亦即“教”）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伟大的书”――“诗”。笔者认为，《论语》中的“学”有其两端，一端为“艺”，它是“学”之始；另一端是“诗”――《诗经》，为“学”之终。孔子认为，首先应该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就能够学习《诗经》。如果说六艺的学习是提升教师自身修养的开始阶段――因为学习每一项技艺都需要依照规范行事，完成了对六艺的学习，人的基本行为道德规范也就养成了。［4］《诗经》的道德意蕴使孔子赋予它重要地位，让其作为自己“教”和“学”高级阶段的学习文献，原因就在于《诗经》能够被进行道德化解读，让思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合而为一。比如，他认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因为子夏能够对《诗经》从道德修养角度进行诠释，所以孔子才说“始可与言诗矣”。
因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注意遴选学习的对象，选择高雅的、对人格发展有利的“伟大的书”――经典作家的著作――作为自己学习的对象。学生要学有所获、课堂要内容丰富，必须提高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在提高道德修养过程中对自我德育素材的撷取。国外大学的人文教育部分承担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而他们所选择的课程教材就是一些“伟大的书”。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施者，两课教师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和专业素养，需要学习“伟大的书”――的经典文本，以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学”之方法――思与省
“学”作为一个获得知识和人格发展的过程，必须不断地反省（“思”）自身，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自身道德修养方面得到提升。“思”为“学”提供纠偏功能，否则学习仅仅是盲从，不能与时俱进。“学”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通过“思”和“省”，才能真正做到“见贤思齐”和“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如果不“学”不“思”，那么人对道德条目的把握就很容易走入歧途，“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果要承担德育职责，应该在“学”中结合“思”和“省”，尽可能避免思想行为上的偏差对自我人格发展的不利影响。古希腊的柏拉图把智慧作为“四美德”之一，主要是因为智慧本身内在的判断力，它要求人们不断进行理性反思以期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智慧之所以有时候与“审慎”同时使用，就在于它能够指引人们进行正确的道德实践，即告诉人们应该在什么时机实践，也指引人们如何实践，并帮助人们面临不同的美德发生冲突时进行平衡。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吸引人、说服人，就在于他们在不断反思和批判。作为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必须学习和掌握的真精髓，要对形形的文化思潮采取一种理性和审慎的批判态度，这是教师能够政治上与时俱进、思想行为上“为人师表”的保证。
3.“学”之目的――真、善、美
“学”既要注重过程，最终还应该有所旨归。前现代社会的价值领域是统一的，所以真理一般包含着善和美，或者说“学”的目的应该是“真善美”的统一体。在《论语》中，“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学”六艺和《诗经》追求“真、善、美”。上文已述及，六艺的学习并不仅仅是学习某种技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技艺的学习达到对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即合于礼。而通过学习《诗经》，不但可以“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求真），而且还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即能够培养对家和国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求善），甚至还“可以怨”，即学得作文的讽刺方法（求美）。不难看出，“学”《诗经》是手段，而培养完善的人格（真善美的统一）才是“学”的目的。
对于思想政治教师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的过程本身蕴含着对真、善、美的追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为“两课”教师融合真、善、美的“整合式”教育提供了便利。毕竟无论是《基本原理概论》、《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还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些课程都包含着真、善、美的内容，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去挖掘、去提升。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仅仅从知识角度讲授“两课”，笔者认为这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种狭隘理解，从一定程度上，这也将会影响教师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能力。
4.“学”之结果――君子
“学”的目的达到以后，最终在“学”者身上要有所体现。在《论语》中，“学”的理想结果是培养出像颜回一样“安贫乐道”的君子，能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但这并非唯一结果，实际上，只要人们能够在加强修养的同时又不失自己的质朴品质，那么就可以算得上是君子。但不要过于追求“文辞”之美，因为那样做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向他人展示自己；而君子之学，绝非为了炫耀，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在表明求学之士最终想要达到的结果是自身道德品质提升。进言之，君子的“为人”之“学”，应该在“修身”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道德行为去影响别人，通过“修身、齐家”达至“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同样，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应该通过“学”把自己和学生培养成为“君子”――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培养成一个知荣辱、有信仰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对此教师必须以身作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才能够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既严肃又活泼，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政治性，进而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正确认识。虽然不能要求所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都做到让学生觉得“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但最起码要做到“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教师是一种权威，在某种意义上，他能够被学生认可就在于其道德人格的完善，在于他对待自己事业和信仰的态度。只有人格健全、政治正确、品行高洁、信仰坚定的教师，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才能够真正取得实效，因为“身教”之于“言传”，其作用更为明显。
冯友兰先生经常说“旧瓶装新酒”，“老树发新芽”，就是指我们应该不断继承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批判性地吸收有益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综合素质提高的内容和形式。中国传统一直讲“教学相长”，这实际上是在要求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不断学习、完善自我。“学”这个概念所蕴含的原初含义不可能完全适合现代社会，但是“学”的理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及其教育意义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提升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 钟 磊. 解魅、分化与现代性［J］. 现代哲学，2003（1）：129－134.
［2］ ［美］郝大维. 通过孔子而思［M］. 安乐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胡必亮. 关系共同体［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 ［德］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篇8
一、会计信息失真、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含义。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济活动，给决策者带来不利影响的行为。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与企业经济活动有所偏差情况可分为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和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会计信息的有意造假是指会计活动中当事人为了个人利益，事前经过周密安排，故意以欺诈、舞弊等手段歪曲经济活动的会计事项；会计信息的无意失实是指会计人员在遵循会计规范提供会计信息的过程中，由于主观判断失误、经验不足和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等，造成会计信息未能如实反映经济活动和会计事项的内容。可见，会计信息失真是一种提供会计信息过程中蓄意违反的行为。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最大特点，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建立在委托契约关系之上的。在这种契约关系下，公司所有者是通过建立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使经营者和股东利益一致，同时通过约束机制尽量避免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这种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制度安排就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
（三）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的关系。首先，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会计信息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制度保证。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降低信息交易成本，既使得所有者不干预企业正常经营，又保证经理层按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经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包括鼓励和监控公司经营者披露真实会计信息的制度安排。
其次，高质量会计信息是公司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会计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工具，主要体现了公司治理的机制和效果，其基本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利于其决策的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公司治理行为的有效性。
最后，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的存在可以促进公司治理的完善。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关键作用，会计信息既可以衡量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也可以降低投资者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降低决策风险，促使资本的趋利性流动、改善社会资源配置的目的。公开的财务会计信息披露可以确保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害。
二、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是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
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客观的经营活动，给决策者的相关决策带来了不利影响。从会计信息供应链来看，会计信息是从由管理当局控制下的会计人员开始生成，然后历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最终得以向公众披露。若将公司治理置于会计信息的供应链中，我们可以发现，符合一定质量的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中的管理当局、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的责任和作用等密不可分。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制度性缺陷，笔者认为，这是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低下的最根本原因。
（一）公司外部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产生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原因：
1.我国证券市场缺乏有效约束经营者的条件
2.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缺乏竞争性
3.注册会计师审计不够规范
4.缺乏有效的处罚机制
（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原因：
1.缺乏加强内部会计监督的强烈动机
2.董事会成员构成不合理
3.监事会监督功能弱化
三、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的本质是界定和保护产权，而有效的产权结构则是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制度基础。我国会计信息的失真问题，很大程度上缘于低效的“一股独大”的产权配置。因此，优化产权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途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
（一）降低公司国有股的持股比例
一般认为，当公司股权相对集中而又有若干相对控股股东时，可有利于形成和保持公司治理结构的制衡机制，从制度上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保护相关人的利益。因此，降低国有股比重，构造多元化股权结构，是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治本之策。
篇9
关键词：
环境管理；问题；生态文明；解决对策
虽然从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始终处于稳定快速上升的状态，但是在各行各业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逐渐忽略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造成我国环境的大范围污染。所以，针对目前的现状，政府部门需要使用多样化的环境治理手段，以改善目前岌岌可危的生态环境，同时国家还提出了生态文明观念，要求在进行环境管理的过程当中，相关工作人员需要严格依照生态文明的含义开展环境治理活动。
1中国在进行环境管理过程当中所存在的问题
1.1环境保护意识缺乏
自中国1978年进入到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市场体制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了质的飞跃。尽管国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渐渐意识到了环境管理对于自身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与美国等西方先进国家进行比较，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环境污染的现象仍随处可见。国人在环境管理的意识成型上，远没有达到西方先进国家的高度，企业自身鲜有积极组织参加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同时为了让自身的短期利益得到最大化，违反我国制定的环境管理法律政策，随意对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废弃、废渣进行排放。而在政府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能够增加自身税收，会大量地引入一些化工企业，这些企业为地方政府带来丰厚税收的同时，同样也会让环境污染现象进一步加剧。
1.2环境管理技术过时
在中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地区进行分析，产生污染的污染源涉及到了很多行业和领域，如：城市居民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与工厂所产生的废渣、废气、废水等，并且由于工厂性质的不同，这些垃圾有着不一样的化学属性。这便要求环境管理人员需要按照所产生的城市垃圾的不同属性，开展对这些垃圾的针对性处理，由此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些垃圾对城市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污染[1]。
1.3国家资金支持力度不够
如表1所示，该表为我国近几年来用于环境治理和科研投入的经费表。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用于环境治理方面所投入的经费，一直是稳步上升的态势。但是从资金数额上进行比较，一直与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存在有较大的差异，同时在这些环境管理经费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到达地方之后，政府对于这些环境治理经费的支配权极度有限。中国属于地广人稠的国家，有着14亿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这些看似数量庞大的环境治理投入，在落实到地方之后便十分有限，城市当中无法利用更多的资金进行环境管理基础设备的建设。
2生态文明和环境管理的本质内涵
2.1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的含义是：因为我国的生态环境目前正在逐渐恶化，部分学者便提出了和传统的工业文明概念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文明，即生态文明。其主要是按照生态学的基本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态文明是等级最高的文明，同时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进行充分的结合，由此实现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专家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主要涵盖有以下几个部分：建立良好的生态意识、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方法、完善生态制度，从而创造出最好的生态环境。
2.2环境管理
环境管理有着丰富的含义，包括有管理、治理、统治和处理等，针对我国目前城市环境的污染严重程度，原有的环境管理体系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对于环境管理，应采用更加先进的环境治理观念和办法，这些先进的环境治理观念和办法主要体现于从原有的单一性环境管理转变成多元化的环境管理，城市所开展的环境管理工作需要更加民主。城市在开展环境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主动邀请市民进行参加，献计献策，由此实现城市环境的各阶层一同参加和管理，以求让环境管理达到最佳的效果[2]。
3增强我国环境管理的相关措施
3.1增强城市居民对生态文明概念的认识
目前，在城市建设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如需要不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就必须要让城市居民了解生态文明的相关概念，让城市居民自发地投入到环境管理的监督工作中。为了能让环境管理工作更好地开展，政府部门在让市民建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时，需要就对自身工作进行强化。同时，针对当前城市当中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政府应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存在，以座谈会等形式让人民群众畅所欲言、献计献策，拓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办法的途径[3]。
3.2增强城市当中的环保技术
当前，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当中，针对环境管理所采用的相关技术，如污染处理技术等，已经较为落后。针对这一现状，BONWORLDLOWCARBONWORLD2016/9城市环保部门就必须要进一步增加对于这些技术进行升级的费用投入，并组织相关环境管理技术人员，根据自身城市的现状，研发更加先进的环境管理技术，由此进一步降低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污染。
3.3完善相关法规制度
针对一些在从事生产活动当中，不能严格按照生态文明法律的企业单位，政府必须要制定一系列严格的地方性规则，对企业生产进行制约，由此改善这些企业在从事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3.4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在部分地区的领导阶层当中，其自身就无法严格依照生态文明的法规政策开展工作。针对这一现状，便需要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并与领导阶层的利益进行挂钩，由此提升领导阶层对于开展环境管理的积极性。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凭借对中国目前生态环境现状的分析，不难看出，同美国等先进国家进行比较，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仍较为落后，部分地方仍旧为了将短期利益最大化，以牺牲环境作为了代价，同时国家对于环境管理经费投入的不足也成为了生态文明建设迟迟无法落实的一大原因。因此，在我国普及生态文明的相关概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地方政府部门需要脚踏实地，从生态文明意识的普开始做起，让中国逐渐实现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环境管理，使得中国经济建设能够在考虑到环境的因素下，更快、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周训芳，等.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管理的实质内涵[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9~23.
篇10
一、公司控制权的内涵
公司控制权是公司内部相关利益主体享有的对公司运营的决策权和支配权。在公司中, 股东失去了其出资财产的所有权, 转而以股权的行使来影响公司的决策。股东拥有股权或股份不同、集中或分散,就会产生不同的控制权和控制权组织结构模式。
二、公司控制权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
1.公司治理结构的含义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联系并规范股东（财产所有者）、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权利和义务分配，以及与此有关的聘选、监督等问题的制度框架。简单的说，就是如何在公司内部划分权力。
2.公司控制权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公司控制权与公司治理密不可分。公司控制权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和关键，控制权的配置是契约各个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一种博弈均衡状态，合理配置公司控制权才能使公司治理更加完善、有效。
三、公司控制权市场
1.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含义。公司控制权市场是一个由各个不同的管理团队在其中互相争夺公司资源控制权的市场，即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市场。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权征集，即权争夺市场；二是兼并收购，亦即接管市场。
2.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基本模式。（1）市场导向型公司控制权市场。 这种公司控制权市场上的公司所有权比较分散。两权分离比较严重，常常依赖高效运行的资本市场来监督和激励企业的经营者，外部市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由于公司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为公众所有。（2）机构导向型公司控制权市场。机构导向型公司控制权市场又称为组织导向型公司控制权市场或内部控制主导型公司控制权市场。其主要特点是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比较高，常以内部监控机制为主，通过严密的有形组织结构来制约企业的经营者、法人股东和银行在公司控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即公司治理更多地依赖于大投资者和银行的作用，而较少依赖于完备的法律保护。（3）家族治理型公司控制权市场。家族治理型公司控制权市场建立在家族为主要控股股东的基础上，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成员内进行权利分配、实施制衡机制。家族控制董事会，董事会聘任经理阶层。家族及其控制的经理阶层全面主导企业的发展。（4）内部人控制型公司控制权市场。内部人控制型公司控制权市场主要存在于转轨经济国家中。由于没有一套良好的制度保障，经理层利用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对企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实际的企业所有者。从而形成严重的“内部人控制” ，在市场环境扭曲、未来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被内部人控制后的公司更多地面临的是被“掠夺”而不是建设，更不可能是“转移”的局面，即使公司的财务状况严重下滑。但是，由于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比较薄弱，导致初始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变动十分困难，从而造成公司控制权交易极不活跃的状况。
四、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主要方式——公司并购
1.公司并购的含义。并购是指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权，从而影响、控制其他企业的经营管理，其他企业保留或者消灭法人资格。
2.公司并购的实质。并购的实质是在企业控制权运动过程中，各权利主体依据企业产权作出的制度安排而进行的一种权利让渡行为。企业并购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权利主体不断变换的过程。
3.并购的基本分类。(1)按照行业相互关系可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2)按照是否取得目标公司的同意与合作分为善意并购和敌意收购。(3)按照并购后的法律状态分为新设法人型，吸收合并型和控股型。
五、公司的反并购措施
1.公司反并购措施概念。目标公司为了防止公司控制权的转移，为了维护股东、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依照法定标准对并购者的敌意并购行为所采取的旨在预防或阻止并购者并购本公司的防御行为。
2.公司反并购措施的分类。公司反并购措施可以分为战略上和战术上两种。
(1)战略上：①提高并购人并购和控制目标公司的难度和成本；②降低目标公司资产的价值及对并购人的吸引力；③通过对并购人的正面攻击而终止或延缓并购人并购进度。
(2)战术上又分为预防性反并购措施和抵制性反并购措施。
①预防性反并购措施有：
“毒丸”计划。毒丸计划，又称股票摊薄反并购计划，是一种提高并购企业并购成本，造成目标企业吸引力急剧降低的反收购措施。毒丸计划平时不会生效，只有当企业面临别并购的威胁时，毒丸计划才会启动。
反收购条款。反收购条款又可称为“驱鲨剂”或者“豪猪条款”。“驱鲨剂”是指在收购要约前修改公司设立章程或做其它防御准备以使收购要约更为困难的条款。而“豪猪条款”则是指在公司设立章程或内部细则中设计防御条款，使那些没有经过目标公司董事会同意的收购企图不可能实现或不具可行性。
降落伞计划。降落伞计划是通过企业员工的更换费用来实现的。由于目标企业被并购后随之而来的经常是管理层更换和公司裁员，针对员工担忧的问题人们制定了降落伞计划。
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是指鼓励公司雇员购买本公司股票，并建立员工持股信托组织的计划。
②抵抗性反收购措施有：白衣骑士；帕克曼式防御；焦土战术。
参考文献：
[1]林全玲, 胡智强.公司控制权的法律保障初论[J].社会科学辑刊, 2009( 4)
[2]孙永祥.公司治理结构: 理论与实证研究[M].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睢利萍.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思考.经济与法.2006
[4]卓颖欣.浅析上市公司控制权、经营权之博弈——以国美之争为视角[J].《怀化学院学报》,2011
篇11
DOI：10.15938/ki.iper.2017.01.012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61-04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素质高低关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的发挥。反思研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利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阐释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本质的理解以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现状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界定。就现有研究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涵理解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定义的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先天素质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适应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的比较稳定的品质。[1]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又基本沿袭传统教育学意义上关于教育者素质的定义，将其视为教育者在先天素质基础上的经由后天社会实践锻炼，所型塑的品格和能力。显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之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者素质的一般规定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个性。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含义该如何界定，应该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核心命题。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质的理解，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定位、价值确证。就其实质而言，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内在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实践以及社会公共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生成性的相对稳定的品质和能力。
第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多，但同质性亦很明显。现有研究基本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德、识、才、学、体”等方面展开，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信仰坚定的者、学养丰厚的专家、言行一致的楷模、诲人不倦的良师益友”。[2]有学者指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内容构成中，“教育科研能力是基本层面，创新精神是重要内容，人格魅力是必要方面，道德风范是核心内容”[3]。还有学者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结构视为“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由基本素质、共有素质、主体素质和核心素质等四个层面组成”。一般性体现为：身心素质、广博的教育科学知识、基本教学科研能力及基本价值观念。特殊性表现为：精通理科学知识的主体素质、坚定信仰的核心素质。二者构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素质’”。[4]随着网络时代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复杂多样，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社会思潮，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多元，思想价值观念复杂多样。这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带来新情况、新问题，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提出新要求、新内容，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话语权（龚萱2015）、正确的历史意识（朱哲，薛焱2015）、“底线思维”（吴艳东2014）、理论转化能力（梁妙荣2014）、媒体素养（倪娜2016）等。总的来说，学者们根据教师的素质、能力结构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需要来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及其结构，基本涵括了思想政治素质、知识文化素质、教学科研素质、身心素质等方面。但现有研究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容的类别划分、内在联系、整体结构的分析还较粗混，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职业境遇和师生之间价值观交往的视域观照。
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发展现状。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网络技术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有下降趋势、创新动力和能力欠缺、社会实践活动素质不高、师德素质受现代社会生活冲击”[5]。也有学者从教师素质开发角度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存在“人力资源开发管理观念滞后、教师数量相对不足、教师职称结构有待改善、学历结构需进一步优化、教师培训缺乏规划和制度保证”[6]。此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受社会环境、教学科研压力和个体素质能力差异等影响，这一群体在政治定位和职业定位之间的角色期望、角色地位、角色行为冲突问题凸显[7]，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已成为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应该说，上述分析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发展现状，对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是有意义的。
第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策略。现有研究依循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构成，来探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政治、师德、文化、科研、能力、身心等方面素质的具体策略。近年来伴随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培养取向”，[8]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的题中之义。有学者认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业化发展，需要“树立专业化发展意识；实行教师准入制度，加大专业化培训力度；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考核评价体系；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声望”[9]。其目的在于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从单一型到复合型，从职业型到专业型，从主导型到引导型，从知识传授型到信息分享型，从灌输型到渗透型的现代转型”[10]。值得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培养就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具有自足性的社会空间”“现代性政治的实践形态”和“高度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生成教师的实践智慧。“在教育理念上，从‘观念意识’的理解、传授，转换为‘社会空间’的建构”“将思想政治理论化作穿透社会生活的现实力量，现实地参与社会公共实践活动”。[11]这种理解凸显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社会现实性、思想价值观念的能动性和师生交往的社会性，为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说明与意义理解奠定了基础。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建设既要注重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还应落实于师生的交往实践、教师现实的生活世界及其职业幸福感。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的主要困境
其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本体论探究不足。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涵的界定是一种教育学意义的移植，缺乏思想政治理论课特有的理念立场和社会空间，未能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特质。结果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结构、功能作用、意义价值、培养问题的分析仍然混沌不清、机械空泛。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活动的“主体条件、内在根据和潜在能力”[12]的素质如何内嵌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如何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人格结构等关键问题依然不明。原因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其所是”的本体论探究不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师生在思想领域展开的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生成平台的独特精神性政治交往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只有回归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澄明基础上，才能开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完整的人”、思想政治教育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气质。惟其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体与本质、结构功能及其与社会的关联互动才能在教师的职业实践、生活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变革情势中得到深入理解与把握。
其二，现有研究侧重于依附性说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主体及其主体性不彰。由于无视或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立场、视域、思维习性与社会生活实践，现有研究执著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之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的功能定位。虽然它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的强调十分必要，但却是一种外在为它的依附性说明和功能性论证。素质问题之于教师的人性表征、社会本性的说明、人的劳动本质的确证缺乏经验说明、意义理解与实践批判。马克思曾言：“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3]而现有解读之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外在的、“超尘脱俗”的，是被注解的。它漠视了作为素质主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生存感受性、职业信念和思想观念领域的价值交往。缺乏对教师素质培养的主客体、内外因素、主客观条件、环境资源以及教师安身立命的时代、社会与生活情境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体验与意义理解。甚至值得追问的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能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的代言人。尤其，置身于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如何以“一种自觉的职业姿态”，从“教育理念、手段方法、载体等方面回应从独白到复调的社会条件转换”，达致“课堂即社会”的理论教学生活化与“社会即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化的统一与平衡[14]。它意味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置身于鲜活的社会公共生活实践与大学生的生活世界，在知识、思想、价值观念交汇交融与选择博弈中实现个体素质的知情意信行的相互转化与一体生成，从而确证自我的主体地位和主w性品格。
其三，现有研究呈现出主客二分的静态化模式，欠缺社会、历史与实践的统一视域。有学者道出教育研究中的素质问题现状：“一是论者习惯于给出实践指令，既无逻辑推理，也无实证调查，也非自身经验的凝练概括。二是此种实践指令的句式常常是只管呼吁不管干，只是一种无主语的祈使句：‘要如何如何。’”[15]应该说，类似问题同样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现有研究的碎片化的条块分割和独断性的话语论断，未能生动有效地再现教师的社会实践与生活情境以及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独特面貌，也未能抽象出教师素质的一般规律。一是研究视野较狭隘，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主体由以生成发展的实践场域、社会历史环境、共同体生活等社会条件的考察与分析。现有研究常先预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地位与功能、素质现状的好坏优劣，然后各取所需地裁剪教师素质的不同片段、方面和环节。不难预见，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育人、改造社会的能动作用与公共性品格遭到遮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开放性、发展性与实践性等维度归于凝固。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认识基本裹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发展的宏大论域中，欠缺实践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未能深入触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形成发展、作用实施的动力机制。由于隔绝于师生交往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发展实践，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现状素描仍然是一种外在化研究，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未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实践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联中得到诠释。三是认识的直观性、主客二分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与社会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或者被割裂，或者被线性地加以关联，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混同，素质含义、内容与素质培养之间的简单对照，结果很可能导致“素质灵性的丧失、素质本质的迷失、素质整体性的撕裂”[16]。
其四，研究的学理性不强、研究方法单一，欠缺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论观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内核不仅在于教师掌握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在于教师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提供专业的知识涵养、自足的理论阐释和能动的社会建构作用。因此，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应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题中之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生发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域。它理应关照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离开人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借鉴，我们很可能既难以窥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全貌，也难以在实践中生成、优化教师的素质结构，更难言培养“完整的人”。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趋向
其一，继续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论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具有教师素质的共性，还应有区别于其他教育者的独特个性。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研究既是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点，也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针对性的重要抓手。因此，我们要在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体与本质的深入理解与把握中，彰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价值观互动生成场域中的意识形态掌控力、理论阐释力和实践建构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深化、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本质内涵、内容结构、价值作用、路径培养等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把握。
其二，强化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与社会性。现有研究多以政策文件和政治实践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与理论论证，经验性明显而理论性不足、之于人的规训意味浓郁而实践解放气质不够，结果造成研究的同质性、扁平化。未来，我们不仅要继续关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独特内涵、内容构成，还要深入阐释素质的内在结构及其与社会结构的关联、素质发展的动因、素质功能作用发挥与效果测评、素质培养优化的社会条件与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我们发挥理论学科的理论支撑作用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解题功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人与社会紧密结合的课题。它既要回应时代社会历史变迁，更应厚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镶嵌于教师现实的生活场景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生活世界，在师生思想价值观念交往互动的生活世界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与实践。同时，还要加强学术研究与行动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观察、实验、问卷、访谈、比较等方法，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直接性和可感性。
其三，树立整体观念，生成、绽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丰富内涵。现有研究欠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以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社会实践性的宏观把握，而宏观把握的缺失，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具体内容及其动态生成发展的深入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它关涉教师素质系统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教师素质系统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之间的实践互动，以及教师素质培养主体、培养体系、评估测评体系等。因此，构建整体视域，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存在、整体性优化和整体性发展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它需要我们从理论、实践和社会现实的多维层面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整体性与差异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理想性与现实性、客观性与实践性等关系结构及其张力研究，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的深入研究与实践把握。
参考文献
[1] 练庆伟，董玉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发展的定位[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2）：70.
[2] 王雪凌.试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基本素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1）：18.
[3] 张雷声.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素质构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2）：22.
[4][5] 吴坚强，舍娜莉.高校思政课教师素质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5（5）：59.
[6] 蔡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素质开发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72.
[7] 周海燕，赵星星.思政理论课教师双重角色定位的冲突与化解[J].高校教育管理，2012（3）：73.
[8] 邓纯余.基于专业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角色论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172.
[9] 佘双好.积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化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09（3）：54.
[10] 彭小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现代转型[J].教育评论，2011（6）：63.
[11] 章维慧.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实践智慧及其生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54-55.
[12] 袁F仁.论人的素质[J].社会科学辑刊，1993（5）：21-30.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篇12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5-0022-05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举步维艰，常规减排技术成本高、降幅低、速度慢。这样，在更大更广的地理尺度采用工程技术方法，或去碳，或降温，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学术团体试图探索的可能途径。近年来，随着更为大胆的人为干预太空减少抵达地球表面太阳辐射的“光辐管理(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 SRM)”技术的提出，国际社会对“地球工程”的走向和可能影响产生巨大争论，或鼓舞，或恐惧，甚至超出了气候变化问题本身。何谓地球工程？有何特点？潜在影响何在？需要何种国际治理构架？需要有一些伦理和国家安全层面的思考和应对。
1 地球工程的界定
一般说来，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也就是说，采用工程技术手段节能、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核能利用、地热利用、工业生产过程等均不在地球工程之列。
地球工程可以大略归为三大类。一类是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第二类是碳捕获与埋存(CCS)技术，第三类是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 (SRM)。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大气中的CO2加以固定，形成生物量(biomass)，储存于各种绿色植物和土壤。由于土地利用和林业、草场、湿地可以在较大的地球空间尺度展开，生物固碳数额巨大，因而，在广义理解上，土地利用改变也可以算为地球工程手段。200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1］就土地利用与林业撰写了特别报告，就造林、再造林等大规模生物固碳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进行了系统描述。
① 2010年3月，英国政府研究理事会批准了SPICE（Stratosperic Particle Injection for Climate Engineering， 平流层注入气溶胶气候工程）。这一工程包括三项内容：计算机模拟、实验室研究和野外试验（热气球吊伸1公里管道向大气层注入气溶胶） (Rayer et al, 2010)。碳的捕获与埋存及技术是1990年代和本世界早些时比较受到关注的地球工程技术，主要是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终端将CO2加以捕获然后埋存到地质构造或深海，从而减少大气中CO2存量而达到控制大气CO2浓度的目的。这一技术在IPCC ［2］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做了减缓的技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综合评估，作为具有巨大潜力的减缓手段，随后IPCC［3］又专题立项，经过数百名科学家近三年的综合评估，于2005年完成《碳捕获与埋存特别报告》，提交给各国政府参考。此外，还有一些尚在概念中的各种捕获和埋存手段，例如在海面上播撒金属或化学物质，促进海洋吸收大气中的CO2；人工设计一套体系，有如树木一样，将大气中的CO2加以吸收、富集，然后加以埋存。
前两类地球工程作用的目的在于减少CO2。而减少CO2的目的在于控制地球表面增温。由于地球温度的热源是太阳辐射，如果控制辐射到地面的太阳光束，地表温度当然也就得到调整。早在1999年，IPCC ［4］第一和第三工作组就航空器尾气的科学和减缓含义联合进行了评估，但并非作为一种减排的工程手段进行推荐。2000年，IPCC ［5］第三工作组完成的排放情景的特别报告，就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的降温效应进行了讨论。但这些都不是人工有目的、主动的工程技术，从而没有深化探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近年来有学者大胆提出了太阳辐射人工管理的地球工程技术手段，大致有三种：①派飞机到平流层播撒气溶胶，通过物理阻隔，减少抵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②通过热气球或其他手段，在高空放置太阳反射装置，使反射装置范围内的太阳光辐射不能抵达地面；③利用热气球或其他手段，将管道延伸到10km或更高的大气层中①，将气溶胶通过管道送入大气，从而减少抵达地面的太阳辐射。
2 不同地球工程技术手段的特点
上述三大类地球工程手段，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减缓全球地表增温的幅度或速率。但是，各种手段的作用机理、空间尺度、减缓效率、共生效益、减缓成本、技术成熟程度、科学不确定性、国家安全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绿色植物固碳作用于碳，减少大气中的气态碳含量。其空间尺度相对有限，减缓效率相对较低，而且毁林还可能释放到大气成为碳源。植物固碳有着巨大的共生效益，包括生物产品、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水源涵养等。减缓成本并不是太高，技术也相对成熟，不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不涉及国家安全，但最大的障碍是宜林地表空间有限，受水资源、粮食安全、居住用地等制约。
碳捕获与埋存技术(CCS)与生物固碳技术一样，移除大气中的CO2并储存起来，从而减少大气中的碳。典型的CCS技术只是在CO2排放末端捕获，去除率可以很高，技术也相对成熟，没有国家安全含义，即不会对其他国家或本国构成潜在的安全风险。但是，这一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了减排而减排，没有任何共生或协同效益。正因为这样，有人提出碳捕获、利用与埋存，试图将捕获的碳至少部分加以利用。但是，由于CO2的捕获量巨大，缺乏工业回收利用的技术，利用至多只是象征性的。不仅如此，这一技术成本高企，有着财务和能源双重成本［3］。如果是煤电厂采用CCS技术，发电财务成本要增加高至1/3，能源消耗要额外增加20%-50%，随之，排放也必然相应增加。对于能源缺乏的国家，大规模额外消耗能源来实施碳捕获与埋存，难度可想而知。当然，如果埋存的地点在原油采空地，注入CO2可以驱赶残余原油，获取原油增量，从而补偿财务和能源成本。此外，埋存地点的地质结构要求高，CO2溢出的不确定性难以排除。本世纪初以来，中、美、欧等国企业或政府投资开展了一些试点，但少有进一步大规模推广的安排。人工设计从大气中吸收CO2的装置技术和向大海播撒金属或化学物质，目前尚停留在概念阶段，技术尚不成熟。
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则不然，其作用对象是人工干预地球热源，直接调节温度。相对来说，太空太阳反射装置面积不可能太大，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反射光辐数量也不可能太大。难度大，成本高，效率也不会特别好。从地面输送气溶胶技术，尽管发生地只是在一个具体的地区，但气溶胶在太空扩散，影响区域巨大，科学不确定性大，对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气候安全，可能有着巨大影响。由于尚没有进入试验阶段，成本和效率数据只能通过计算机模拟获取，信息比较有限。对机播撒，技术比较简单，相对常规减排，成本十分低廉，计算机模拟的降温效率可能十分显著。20亿美元的投入，就有可能使地表温度下降1°C左右。一个小的国家，甚至一个企业，就有可能购买或租用飞机进行作业。由于平流层的气溶胶的影响是全球尺度，对全世界均有可能影响，长远的可能影响，短期在科学上不可能明确。
3 地球工程技术的潜在影响
对于生物技术手段，国际社会有着明确的共识，就是① 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对于土地利用、避免毁林和在造林等方面的内容，在《马拉卡什协议》（2001）、《坎昆协议》（2010）等法律文件中均有体现。见unfccc.int。
② Governance Issues for Geoengineering.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Waterloo, Feb., 2010。在可能的条件下大力应用，而且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生物固碳技术发展①。如果说对其他国家有影响的话，也应该是积极的：森林对其他人几乎没有负面影响。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除了财务、能源成本和减排效率的不确定性外，其减排的目标性十分明确，对全球减缓CO2的贡献明确，对其他国家不会构成国家安全影响。
对于太阳光辐管理技术，成本可能很低，效率可能很高，范围十分巨大，影响极其深远。这种技术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小岛国由于受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如果全球减排协议难以达成，光辐管理就有可能成为其行动工具：对其的影响可能是有利的。对于以煤炭或其他化石能源为主要燃料的国家，排放量巨大，减排成本高昂，光辐管理技术具有巨大的低成本诱惑，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减排技术选择。对于当前气候条件十分恶劣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光辐管理产生的影响，有可能改善其局部的气候条件。例如沙漠或戈壁地区，全球气候格局因光辐管理而改变，不可能变得更坏，有可能变得更好。从这一角度，也会有人从改变地球气候空间格局的目的出发，而支持这一活动。
从上面分析看，光辐管理对不同国家，安全含义是不同的。一方面，长远的安全影响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自己的气候安全可能受到这一技术应用的影响。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伦理上，这一技术是否可取？法律上，谁有权可以这样做？
从伦理上看，一是我们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这样一项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气候是全人类共享资源，不属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也不是当代人的，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依赖地球以生存繁衍。气候也不仅仅是人类一种生物的，地球上生物多样，人类只是众多生物种类中的一种。人工干预气候，有可能于人类有益，于当代人有益，但是我们不能无视子孙后代的利益，无视其他生物种类的权益。因而，我们无非是得出两种结论：一是我们无权干预自然，我们应该尊重自然，适应自然，而不应该去刻意改造自然、主宰自然。第二，如果人类社会和地球生物的生存繁衍受到威胁，例如另一天体可能撞击地球而引发毁灭灾难，人类如果有能力有把握进行自救式干预，我们非常肯定干预的目的与可能、手段与效果，尽管其他生物种类不能发言，子孙后代不具发言权，我们的行动，从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为了地球、为了地球生物、为了子孙万代的福祉。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要明确科学上的确定性，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却了伦理学基础。从这一视角上讲，对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的科学性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对于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法律依据何在？一个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小岛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有着自我伦理基础，国内法律依据不会成为任何障碍。一家跨国公司，拿出几十亿美元，可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名义，也可从减排成本的考虑，而采取行动，派遣飞机到平流层播撒气溶胶。但是，这些在自我伦理和利益上的行动，对于他人可能形成威胁或福利损失，甚至对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产生安全含义或威胁，其他国家或政治实体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反制措施，其地缘政治或国际关系含义，就可能成为国际争端甚至战争的导火索。
天气具有重要的军事含义。气候有否可能成为一种军事手段，威胁他人或被威胁？人工影响天气例如人工降雨、防冰雹，如果得当，有着积极的经济及社会效果。但是，飞越一个地区的雨云，途中被一个地区人工手段截留，对于该雨云可能飘至降落的急需降雨的地区，是否是一种剥夺？这种技术是否会被加以延伸，用以军事目的，从而构成国家安全影响？有些国家风调雨顺，而另一些国家干旱贫瘠。以减缓气候变化的名义，干预太阳辐射，可能改变地球气候格局，干旱贫瘠者可能受益，而风调雨顺者可能风光不再。国际争端是否会因此而产生？
因而我们说，大规模的太阳光辐管理目前不宜实施，需要开展科学研究。但就是科学研究与实验，也存在一个国际治理问题：谁来决定、在何时、何地、何种规模上做？
4 国际治理构架
自从太阳光辐管理技术提出以来，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就成为一个超越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和人类安全问题。2010年2月，加拿大国际治理著名智库“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在多伦多举办国际研讨会②，就地球工程的国际治理问题展开国际交流与研讨。2011年6月，IPCC第三工作组在秘鲁利马举办“地球工程专家研讨会”，为第五次评估报告准备素材。欧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就地球工程的科学、伦理、安全和国际治理问题展开了研究。英国政府甚至拨款资助太阳光辐管理的实验研究。2012年元月，国际治理中心再度邀请世界主要国家的部分学者聚集渥太华Geoengineering Our Climate: Science, Ethics and Governance. January 18-20, 2012, Ottawa, Canada。，交流研究进展，决定将现有成果汇集成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在6章专设一节，综合评估地球工程的相关文献和结论。
就碳汇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来看，IPCC已经有系统评估，得出了相应结论。有关政策建议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进程中得到了体现。应该说，现有的国际气候治理构架就已经能够涵盖碳汇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相关的地缘政治、国际经济与环境关系问题。真正需要探讨国际治理构架的，主要涉及太阳光辐管理问题（SRM）。
对于SRM，我们有四种可能选择［6］。一是简单的禁止。由于SRM具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禁止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气候风险更大呢？第二种选择就是作为一种有效的气候政策。我们没法低成本减排满足两度温升目标，为什么不尝试呢？问题在于：如果SRM效果与预期或气候模式结果不一致呢？第三种选择就是近期优先使用SRM，防止温升风险，同时大力减排，减低成本，未来停止使用SRM。这一选择的问题在于：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如何与温室气体减排衔接？第四种选择就是：只是作为一种备选方案，加以研究，不到万不得已，不启用这一选择。
如果说小国或私人公司可能受到大国威慑而不至于采取单边行动，但是，大国如果出于自身考虑，单独采取行动，又如何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最好的选择是“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这一“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是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技术加以约束的最好选择［7］。2009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几位学者［8-9］提出地球工程国际治理五项原则这些原则最初于2009年提交给英国议会科技委员会，得到议会报告认可，随后被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称之为“牛津原则”。We All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The Economist, 2010，April: 3-9。，包括：①作为公共物品加以管制；②公众参与决策；③公布地球工程研究公开发表研究结果；④对影响开展独立评估；⑤先有治理构架然后付诸实施。这五项原则集中到一点，就是一个国际治理构架问题。
5 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见，地球工程的界定可以比较宽泛，也可以比较狭义。真正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具有大空间尺度、科学不确定性、直接调节太阳辐射而控制温度、技术相对简单成本相对低廉、具有国家安全和人类地球安全含义的太阳光辐管理技术。
就目前情况来看，尽管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论是国家政治实体，还是企业或非政府机构，面临这一带有“异想天开”色彩的技术的实际应用，短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开展研究显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参考文献(References)
［1］IPCC. Special Report on Land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IPCC. Climate Change 2001: Mitigation. Working Group III Contribution to 3rd Assessment Report［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IPCC. Special Report on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IPCC. Special Report on Aviation［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5］IPCC.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Barrett S. Geoengineerings Governance［R］. Prepared for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aring on “Geoengineering III: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Governance”, 18 March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