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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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一:放弃板书，不方便学生课堂记忆

当前高校中，有相当多的古代文学教师在利用多媒体授课时，只是一味地播放课件，极少或者根本不在黑板上写字。教室的黑板对这些教师来说如同虚设，即使偶尔兴之所至，他们也只是信手胡乱涂鸦一番，毫无书写条理。规整的板书传统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从提高教学效果的最终目标来看，这种做法是极不恰当的。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多媒体并不能完全代替板书。首先，板书可以写出课堂内容的梗概，且能长时间展示。这对于学生听课过程中的重复记忆是十分必要的。而多媒体手段仅能在开头和结束的某个时间点对内容梗概进行短时展示，这是不利于学生记忆的。据研究，人对知识的记忆主要有三个阶段，即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瞬时记忆作用时间短，容量有限，除非转入短时记忆，否则感觉痕迹很容易衰退。瞬时记忆中经过编码的信息方可进入短时记忆。短时记忆容量也十分有限，且容易受到干扰，必须在不断复述的条件下才能进入长时记忆。长时记忆的信息来源主要是短时记忆阶段加以复述的内容，也有由于印象深刻一次形成的。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L．索尔索(RobertL．Solso)认为:“某种记忆系统(短时记忆)能够储存信息，但如果信息未得到复述，它就从记忆中失掉。”［1］板书能使教师所讲授的核心内容在上课过程中长时间留存，有助于学生认知感觉的强化与信息的编码，并促进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其次，板书机动性强，使教学活动更有针对性，也更便于记忆。相对于预先准备好的多媒体课件，板书应对教学过程中的突发事件有更大的优势。比如讲课过程中突然发现的疑难字词、学生的随机提问、需要增加的图示、适时划出重点难点等。第三，板书更便于学生记录与思考。一般来说，教师板书速度与学生记笔记速度是一致的。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2］古代文学犹为如此。要真正学好古代文学，学生需要在课堂之外下苦功夫。这已成为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圈子中不争的事实。然而，因多媒体教学手段使用不当而导致过快的课堂节奏，往往使学生应接不暇，没有时间做课堂记录，也几乎没有时间进行适度思考与提问。课堂记忆效果自然也不好。好的古代文学课堂，应是多媒体教学技术与板书传统的有机结合。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三章《司马迁与〈史记〉》为例。在教学计划及进度中，该章所分配课时一般为二至三个，要讲解的问题有五个，即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史记》的叙事艺术、《史记》的人物刻画、《史记》的风格特征、《史记》的地位和影响等。不管是司马迁还是《史记》，其背后都有大量的历史故事及研究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个问题之中的任意一个问题都可以讲授两个课时。在这种情况下，若此章全用板书讲授，显然时间捉襟见肘;若全用多媒体讲授，则往往因为信息量太大或者材料的取舍不当而导致学生不得要领，含混而过。这就要求讲授者把板书与多媒体结合起来，把五个问题及每个问题的讲授要领书写在黑板上，而将讲解与论证过程辅以多媒体展示。可以通过播放鸿门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以及荆轲刺秦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影视片段，来说明司马迁对材料的驾驭能力与《史记》高超的叙事艺术。总之，板书与多媒体结合，课堂方能张驰有度，学生才有记录与思辨的空间，也往往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问题之二:不写教案，教学设计不当

许多教师上课完全不看教案，或者根本没有教案，而把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搬到了多媒体课件上。理由是在授课过程中一边放映多媒体课件，一边看教案会导致顾此失彼，不好取舍，不知道该以哪一边为主，所以就只好不看教案或者索性不要教案了。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对于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来说，教案是教学实施过程中最基本的教学文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绝不能被忽略。准备教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教学设计过程，也可以说是对将要进行的教学活动的预演过程。所以，一般情况下，教案准备得充分与否决定了课程讲授的成功与否。首先，教案能使上课过程紧扣教学大纲，突出重点、难点，防止讲授内容的枝蔓。不管是新教师，还是老教师，讲授内容的取舍都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高校新教师大多具有研究生学历，因为刚从较高的学习层次出来，心理状态还没有真正改变，对教师角色的认识不深，身份感不强，往往不按教材讲，自我发挥较多。他们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知识的学习者而不是传授者，认为教材内容太俗套，没有发挥空间，没有新东西，所以在授课时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知道的相关知识一股脑儿全讲出来，而不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由于所讲内容较深，又偏离教材，故收效甚微。接受新知识如同爬坡走路，毕竟是要付出辛苦努力的。学生在学习中趋轻避重、趋易避难，乃人性使然，教师就更应该严格要求，恰当选择授课内容。然而一些老教师往往喜欢投学生所好，花大量的时间讲段子、讲故事、讲经历、讲笑话、讲时事，就是不讲教材。学生虽然听得津津有味，而于要掌握的知识则愈发遥远。其次，教案明确了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步骤以及教学时间的分配等，使教学活动有的放矢，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效果。既非私塾教学，没有太明确的时间限制，又非通贤大儒，可以不用准备就出口成章，现代教学是多位教师面对更多位学生的过程，每位教师的授课时间及内容都有明确规定。这就要求教师授课一定要有计划性，预先要有精准的设计。本堂课要讲什么，怎么讲，时间分配如何等，都应该有预先设定。这样才能保证教学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才能自由发挥，突出自己的个性与能动性。所以，教师上课无异于戴着枷索跳舞，要讲好一门课，站好一节讲台，绝非易事，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第三，准备教案的过程能使讲授者对有关教学材料进行整理与分析，并详细罗列出教学内容，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也避免出现因停电、故障等原因无法操作多媒体而耽误上课的情况。知识的传播与接受存在一个因材施教的问题。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3］同是孔子学生，冉有性格谦逊，办事犹豫不决，孔子鼓励他临事果断;子路争强好胜，办事不周全，孔子劝他遇事多听取别人的意见，三思而后行。在大纲一定的情况下，教师授课仍然需要根据学生的兴趣与接受程度选择合适的内容。所以，教师在授课前通过准备教案使授课内容条理化、精准化，十分必要。在完整教案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制作多媒体。授课是以教案为依赖，而不是以多媒体为依赖，所以即使停电，也不影响授课。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多媒体课件并不能代替教案。一些教师不写教案，直接带课件上课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教学活动准备不充分，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且不说准备教案的过程对课堂实践多么有帮助，单从教学内容来看，教案书写与课件文字并不相同，自然也无法互相替代。教案是教师授课的底本，并不直接面对学生，就像舞台演出的脚本并不直接面对观众一样，它可以将提示性的话语写入。而多媒体课件要直接播放给学生，它对文本的要求就比较严格、拘谨，远没有教案书写随便、具体、细致。相对于多媒体课件，教案内容更全面，且具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教师在授课前应花费适当的时间与精力准备好教案。若决定使用多媒体授课，教师则应在已完成教案的基础上再行努力，化繁为简，由隐蔽到直观，制作出适合课堂播放的多媒体课件，切不可直接以课件授课而忽视对教案的认真准备。古代文学的课程性质决定其课堂讲授内容极为丰富。多媒体课件并不能反映其全部内容。我们应该分清准备教案与制作课件的先后次序及主辅地位。多媒体仅是一种辅助教学手段，远不是教学活动的全部。在使用多媒体授课时，我们万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问题之三:过度依赖课件，口头讲解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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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汉语教学中古代文学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1、对外汉语专业中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

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日渐趋近于工具化和技术性。在大学校园中，古代文学的地位远远及不上经济、法律、新闻、公关、市场营销等实用性课程。在学生中间也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风花雪月的句子在残酷的就业现实面前更无可与考过几个计算机等级证书和英语等级证书相提并论。因此，很多学生都不愿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上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另一方面来看，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普遍忽视自然而然导致了古代文学教学时数的缩减，这一学科的教学不可避免流于条框的阐释。为了保证古代文学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多数教师在教学中只能停留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简单勾勒。教师讲授的主要是《古代文学史》，而与之配套的《历代文学作品选》则很少有时间顾及，很少有时间对具体作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释。并且在课堂上教师为了节省时间也总是把结论性的东西以最简洁的方式交代给学生，学生的分析能力、思维能力很少有机会得到训练和提升。

2、对外汉语专业中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模糊严重阻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目前形势下，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无论是办学者还是对外汉语专业的研究人员往往自然而然地将具体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和汉语言专业等同对待，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科教学和专业教育的区别，从而过分注重语言的学习和训练，忽视了文化知识的传授。教学目标的不明确导致了他们只是片面以为对外汉语教学侧重的是语言能力的学习，并不是对学生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所以在语言类课时增加的同时古代文学的课时数却被大打折扣，这样的结果就导致老师教的力不从心，学生学的一知半解。这样很显然大大阻碍了古代文学教学质量的提高。

（2）教学方法呆板根本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人们对这门学科的忽视使得在课时安排上受到极大的限制，然而在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还采用传统的机械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这样直观地看来教师是想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最大程度地为学生传送知识。在教学实践中也只好单纯围绕着作家作品、创作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灌输，但实际上在学生看来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学生只能生硬地接受，程式化地记录笔记。这种传统的授课方式，以教师的单纯知识传授为主，以学生的机械被动接受为辅，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忽视了对学生人格素养、审美鉴赏、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提升，忽视了文学自身对学生潜移默化地巨大影响。

（3）教学氛围沉闷大大削弱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基于上述对高校中很多学生普遍心理倾向的调查分析，很多学生对于古代文学这门学科本身没有太多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教师在教学方法上的疏漏，还包括课程本身缺乏吸引力。学生更多是自我感觉需要在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外语等学科上加强学习和训练，古代文学本身作为陶冶情操的所在可以使可有可无的。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但短时期内在大学校园中并不能彻底扭转，大多数的学生依旧会投入很大的精力背外语单词和课文以便顺利通过专业外语的晋级，而很少愿意投入时间去背诵古诗词或阅读经典之作。还有一些学生觉得古代文学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太过久远，学习缺乏实际意义，不实用，所以也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在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普遍不高。

二、加强和改进对外汉语专业中古代文学教学的有效途径

1、做好学科定位，明确教学目标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我国综合国力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进步，逐步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世界需要了解中国，许多国家希望能从多方面多元化地与中国开展交流。因此对外汉语这门课程的开展就为外国学生了解中国开启了大门。古代文学作为历史的产物，是祖先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古代文学教学中，文化与语言是同等重要的存在，它们共同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作贡献。

2、紧密结合实际，丰富教学内容

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他们今后的就业所要面临的是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纷杂的外事活动中，无论是从事教学还是文化交流工作，关键是要永存一颗爱我中华之心。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可适度加强对爱国文人的学习，学习那些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龚自珍，都是绝佳的学习对象。还可以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讲解古典名著中的精华篇目，指导学生尽可能多地阅读古代文学作品，使学生徜徉在古文的智慧海洋之中，领悟其丰富的精神内涵，从而潜移默化地引导他们对古代文学作品的热爱。

3、改进教学手段，活跃课堂氛围

针对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采取填鸭式的机械灌输文化典籍毫无裨益，作为一名古代文学教师应当积极营造和谐良好的课堂氛围，使学生自觉沉醉其中。仅仅以刻板的考卷来衡量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是很不科学的。而是应当充分发挥他们动手、动脑的能力，多方面、全方位地调动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对他们的文学素养和获取新知识的能力采取一种客观公正的方式进行有效地考核和评定，诸如在向学生介绍清代著名词人纳兰容若的时候，不仅需要使学生明白他的作品及所抒发的情怀，还应当鼓励学生通过图书馆和互联网等平台借阅相关著作评论，适当进行内容扩展，把与纳兰性德有相似境遇的李煜拿来进行对比，或简答或论述，使他们尽自己的能力来加深对这两位文人的学习。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在对外汉语专业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办学人员还是该学科的具体研究人员都应当充分审视并明确学科的地位，明确学科定位，在此基础上注意结合现实实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爱国精神，培养学生的审美旨趣。认真把握并积极改进在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古代文学不是语言类课程的补充，而是一门强化语言的人文素质课，因此就应该针对它的特点，不断完善它的教育功能，要让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在古代文学的学习中成为有强烈的爱国之心、有文化素质、有审美能力的优秀的外事人才。

参考文献：

[1]杨华.关于提高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教学效果的几点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3，（01）.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9）.

[3]杨华.试论对外汉语专业中古代文学教学问题及对策[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05）.

[4]邱蔚华.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之我见[J].龙岩学院学报，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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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实情看，这种学术思路的长期传承导致了这样一些问题:一、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在古典状态下二者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密切的，古人的理论观点并不是架空设置的，多数是直接针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而发的，从而表现出批评史对文学史的强烈依附。因而，如果一味地将批评史从特定的文学史中剥离抽取出来，不注意二者的原初生存关系，在批评史书写中缺乏对此充分的揭示，便导致批评史成为孤单的范畴、概念、术语、命题等关键词之汇总，使人无法知道这些文论观念在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氛围中产生的。批评史与文学史界限的划分，使得批评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俱高度专业化，各自在追求自足的过程中走向封闭，从而使研究批评史者与研究文学史者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二、文论史与宽泛意义上的批评意识的割裂。在古代文论的原生状态中，许多批评观念并不是以范畴、命题等的形式出现的。批评作为一种话语，它的包容面要宽泛得多，范畴、命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多样具体的批评观念错综交融地构成了一时期批评的总貌，而如果仅找出若干具范畴形态的概念来说明一时期、一阶段的文论，不仅会筛选过滤掉那些隐含在大批评实践中的、理论抽象化程度不太高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意识，同样也会导致学术上的片面性、随意性。三、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批评史研究有其特定的对象，虽然批评史书写不一定非要将对文化语境的认知写进研究成果之中，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舍弃对后者的研究。这个道理由于这些年的学术进展已变得容易理解和接受，并使古代文论的文化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中最有学术展望价值的一个方向。但这在上一世纪90年代前却是较陌生的，那时的研究虽然也较为重视所谓 社会 背景的考察，但毕竟与现在的重视文论观念、批评意识所形成的真实、具体的文化语境的阐释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均有距离。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对批评史研究学科史的反思是必要的，甚至有必要扩大到对整个批评史学科构成机制与运作模式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具有学术思想史研究意义的。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对传统文学批评的话语及其体性、体貌、体式进行还原性质的研究，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真实、完整的形态，并且 总结 、归纳出其中所涵之思想和知识，对于批评史研究的学术推进意义重大。

二

研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当年郭绍虞本来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着作，但因为文学史涉及面过于宽泛，难以把握，所以他决定先从一个侧面入手，于是就写出了一部批评史。他写批评史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文学史，是在文学史的大范围内开出一个小的领域。实际上在他看来批评史应该是附属于文学史的。出于印证文学史的目的，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研究者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时就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单纯以一种理论的眼光来看待它，同时还注意从具体的与诗文创作的联系中来评定其价值与意义。在第二代研究者那里，例如敏泽、蔡钟翔、张少康等人，批评史着作的撰写情况就有所变化了，因为此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已经普及，更多的西方文论体系相继引入。在这些理论话语体系的刺激下，这些学者力求梳理出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郭绍虞等人当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郭绍虞本人还翻译过不少西方文学理论论着），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学科意识和某些文学观念方面，还没有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形成过于强烈的理论体系建构意识。那么，我们现在进行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持有怎样的目的呢?如何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特色呢?这应该是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古代文论的 研究 范围受到文学观念的 影响 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学观念并不是影响学科范围形成的唯一因素，而研究目的对学科范围的形成也产生影响。在学科草创阶段，研究者们同时还要关注学科建立的 问题 ，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的学术进步，同时也为自己规定一个具有合法性的言说领域，并取得在此领域的话语权。所以，凡是一个学科建立之初，也正是关于其研究目的、对象、意义以及 方法 的讨论最为活跃之时，陈钟凡的《 中国 文学批评史》开头两章专门讨论此，罗根泽同样在其着作的《绪言》中分十四小节就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种种看法作了全面的阐发，作了一次学科“发言人”。大体而言，早期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在于将古代文论话语从与其共生的文艺、文化话语系统中剥离抽取出来，为自己的研究确定阐释对象，这同时也为这一学科划定了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在中国 现代 学术版图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性是存在着的，但这一学科性仅仅具有相对性，也就是说，是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一般文学原理研究相比较而存在的。就时间顺序而言，也是先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学科，在此启发、影响下才出现了批评史研究这样一个学科。尽管在现在的学科划分类目中，古代文论研究已经不属于二级学科，而降为一个研究方向，但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领域，它还一如既往地受到学界的重视。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以来，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研究面临着学术创新的艰巨任务，而传统文论成为这一创新的重要的 理论 资源之一。这同时也为古代文论研究提出了学术创新的要求，所以如何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如何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一个超越，便成为我们进行学科反思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重视古代文论的资源价值，在于古代文论所包含的思想、知识、方法对于新世纪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转型具有重要参借作用，而关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思想、知识、方法的研究，实际上需要在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展开，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形成的文化语境之中，深究其生成演变的轨迹和文化逻辑，以及它们与同处一个思想、知识共同体的其它话语形态的关系如何，方才可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向纵深 发展 。如此说来，我们确实不应该囿于已经形成的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范围，而对于在学科意识支配下过于追求体系建构所带来的学术负效应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如果说早期的研究工作是一个“过滤、醇化”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就应该是由醇反杂。前贤们是从整体性的话语形态中将文论话语剥离抽取出来，我们则要将孤立的文论话语放回到整体性的话语 网络 中去。在学术研究中，研究目的直接决定着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选择，而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必然地导致研究范围的改变。在目的、方法、范围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研究范围的改变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方法的调整。这也就是说，古代文论或批评史作为一个学科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具有弹性和开放性的，是在目的、方法、研究范围三者间的不间断的互动中不断深化的过程。

此外，还存在一些需要更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所遇到的如何回应西学的问题。“五四”前后这个问题很突出，大家都在讲“中学”、“西学”，人家有什麽，我们有什麽，学科对应问题受到普遍重视。到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一问题已不太迫切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长时间 政治 对峙产生的学术方面的隔阻，中西学术差异、差距等一类的问题又受到关注。现在虽说两种声音都有，有主张以西学模式来改造传统文论的，也有倡扬坚持民族主义的，但如果悬置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等外附的意义，仅从学术推进的方面讲，对西方史学、文化学领域近百年积累的成果与经验的汲用，仍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在早年的模式移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放弃与世界学术的不断交流，尤其是在当下的学术文化语境中，我们更不应该拒斥新的学术视野。当然现在我们愈益认识到西学模式也是有层次、类别之分的，不可笼统而论，就以上提及的问题看，并不是指对一般意义上谈论的西方文论的借鉴，否则又会进入到其他层面的话题中去了（如“转换”的话题），甚至再次回到前面所说的“概论”、“原理”的框架之中。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一种史学—文论史在学术研究的类型上首先属于一种史学，而在这个层面上，中西研究有其共通之处，其方法应当是超越意识形态而具普泛性意义的。总的来说，在充分肯定已往研究的学术成就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其在研究的类型、层面、方法上仍比较单调，包括所谓实证方法的处理也很简单、单调。因此，无论是更新学科范式也好，开拓学科疆域也好，都仍离不开向西方学术 学习 的事项。

其次是学科的内在演化问题。我们不仅要注意到一些显在的学术意图及对之的公开表白，更应解析促使某种学术态势成形与转向的力量。虽然如郭绍虞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便强调了批评对文学的后发性，这表明他本人是充分认识到批评史与文学史之关联的，但如前所述，由于所使用的编纂模式的某种潜在导向性，使得批评史已开始与文学史相脱节，直到后来的研究越走越远，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 自然 是多方面的，但是学科自身有一自足化过程这一点却无论无如不应该忽视掉。正如现在的文学概论与文学创作实际相去甚远一样，似乎如果没有了距离，一个学科的独特存在性和特殊规则性就不易反映出来，但我们认为批评史毕竟不同于批评，更不同于理论、概论，仍需要回到过去的批评史状态中去寻找它的基本面貌及它与文学史的本来距离，至少这可以作为当前批评史研究反思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予以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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