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差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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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统筹城乡;机制;城乡差距;区域政策;要素流动

一、城乡经济运行原理

(一)假定前提

城乡社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城市居民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居民都是理性经济人,影响其行为的仅仅只是收入的多少。居民的纯收入由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和福利保障补贴三部分构成,即纯收入=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福利保障补贴,可见纯收入与自身能力大小正相关,与其生活成本负相关,与其所获得的福利保障补贴正相关。这里的生活成本主要指城乡居民获得同等生活条件所需花费的成本,福利保障补贴是指同等条件的城乡居民所获得的国家福利保障等收入。其实,如果把生活成本小看成政府的生活补贴大,那么总收入=自身能力收入+政府生活补贴+社会保障补贴,这样就可以把政府给居民的生活补贴和福利保障补贴统一为居民的政策性收入。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自身能力收入都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市场性收入。这样,居民的总收入就是由其市场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两部分构成。

(二)运行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作为两个不同的区域,所有的可流动的产品和要素都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流动从而得到有效配置。由二元结构和增长极等理论可知,城市在整个大区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发展优势。基于外部经济、聚集经济等原因,厂商、居民以及资本等可流动要素资源向城市集中,以谋取最大利润和效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实际上就是土地要素与其他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实现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时,可流动的要素和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达到供求平衡,从而确定均衡的要素与产品价格;而土地要素则因空间聚集和其他要素与产品市场的均衡达到最佳利用,从而实现租金收入——土地价格的最大化[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成了生产经营的主体,各种机制的运行最终要表现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特别是生产经营行为),并要以居民的行为作为运动的基础。因为尽管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也是城乡发展中的重要要素,但是它们都是由人来支配的,其价值都体现为其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在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中,最核心的就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这种劳动力要素。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居民追求生产经营中的利润最大化,按最优化原则在各种约束条件的作用下配置家庭资源,参与农外就业、科技进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因此,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会主动自觉地把自己所拥有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

起初因城市聚集经济的存在,人口不断集中于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城市土地供给严重缺乏弹性,导致城市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致使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减少,甚至出现聚集不经济。而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边远地区土地的利用提供了机会,降低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成本。由此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聚集经济的下降,城市的部分居民和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可能会向城外(农村)迁移,以减少成本,增加利润。总之,出于经济人的本性,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会作出选择,使其收入水平达到最大。可见,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主体对收入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会使主体在城乡空间上位移,最终实现居民城乡收入均等化,各种资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居民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只取决于主体的偏好,与其经济收入无关。

当然,实现这个目标是个漫长的过程。正如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所描述的,发展初期地区差距会日益扩大,从长远看地区间的发展将趋向均衡。这种设想也被稍后几年的威廉姆森的研究所证实,并被概括为区域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字曲线”或“威廉姆森法则”。但是,如果仅凭市场的力量,没有人能知道,包括威廉姆森本人,那种使地区差距状况发生转折的倒U形曲线的顶点何时才能到来。

由于居民的总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策收入两部分构成,市场收入主要由居民的个人素质、知识、技能等决定,政策收入则由国家对待居民所处区域(城市或农村)的公共产品投入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政策决定。可见,居民的总收入与他们自己的能力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区域(是城市还是农村)紧密相关。相同条件的城乡居民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定相等。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一般而言从事农业的市场收入低于城市工商业的收入。通过劳动力的区域间自由流动,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区域将获得大致相同的收入,不然就会在城乡区域间迁移,也就是说这样就会最终导致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和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一致。当然,这种收入与城乡总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而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却又与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正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1.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一致,那么,这时劳动者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对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影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偏好不同罢了。

2.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致,例如居民在城市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农村时,那么,只有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不小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城乡居民的收益差距才能缩小。如果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但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那么,从事农业的居民就会往城市转移,但是没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与能力相同的城市居民相比则其收入可能要低,城乡差距将不会缩小,甚至有可能会拉大。

3.如果居民在农村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城市,那么,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等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即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但是,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则城市居民会往农村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而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大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则农村居民会往城市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

(三)结论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保证相同能力的城乡居民能获得相同收入的前提条件,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决定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对待城乡区域的政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或缩小城乡差距,提前或延后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二、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原因

(一)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向城市集中,而远离城市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价格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我国城乡差距悬殊,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并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在人均收入方面,从1978-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距由2.57倍扩大到3.22倍,绝对差距由209.8元急剧扩大为7238元;如果用反映社会贫富程度的基尼系数来表示,1978年前我国基尼系数为0.20~0.24,1980年为0.33,1990年扩大到0.343,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0.4,2000年后达到0.417,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已经达到0.447;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来看,1980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61.8%,到2005年分别下降到36.7%、45.5%,两者差距由当初的4.9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2005年中国农村地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944元的仍有6432万人。当然,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3]。

2.城乡教育存在严重差距[4],具体表现为:一是原来的《教育法》对农村教育存在歧视。《教育法》规定,农民要负担教育附加费,而大多数城镇居民则没有这个责任;对义务教育学校的基建支出负担方面,城镇由政府负担,农村则要求由乡村负责,部分通过向农民集资解决。类似硬性规定对加大城乡间教育发展差距的影响不可低估。二是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15岁~64岁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比城市的10.20年低了2.87年。这种差距主要在于人口中各种文化层次分布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显相对偏低,为8.46%,比城市低了35个百分点;而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又相对过高,为47.62%,比城市高出31个百分点。三是城乡教育投资差距。以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例,2001年我国城镇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平均为1484元,农村为798元,城镇是农村的1.86倍;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城镇平均为1955元,农村为1014元,城镇是农村的1.93倍。在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上,城乡差距更大: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四是城乡教育的层次结构不合理。城乡教育的办学层次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在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初等教育多,初等教育的投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投资高等教育。然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并且在大城市,因此,农村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稀少。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普及九年制教育在广大农村都得到了实现,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也使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城市的距离有一定的缩小。但是,其教育层次仅仅限制在9年义务教育上,在高中层次和大学层次上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农村的高中教育与城市差距巨大,在大城市,一般都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但是,农村的高中入学率还很低,有的地方还在28%以下;农村不仅没有大学,就是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机遇也比较少。

3.城乡消费差距有扩大趋势[5]。其主要表现为:(1)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405元,农村为138元,以后逐年扩大,到2004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为7812元,农村为2185元,农民消费在城乡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城乡消费结构存在差距。恩格尔系数的差距大,1978-2003年,农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为45.6%,而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由57.5%下降为37.1%。(3)城乡居民衣着消费差距大,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重视衣着服饰,从支出额来看,城镇衣着支出额从98.02元大幅度上升到567.05元(1996年),之后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500元以上的水平,而农村居民衣着支出增幅一直不大,从30.86元增加到最高113.77元(1996年),之后降到100元以下。(4)城乡住房、家庭用品及精神文化生活差距也很大。众所周知,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将会更大。

4.城乡差距还表现为[6]:(1)城乡医疗差距大。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之多,8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2)就业差距大。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打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4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3)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大。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当然,在这些差距中,收入差距、消费差距是最直接的经济差距,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就业差距、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则是间接的经济差距,因为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和政府公共投入差距都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和生活,从而影响其收入。

(二)城乡经济差距悬殊的原因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自身素质、能力的差距较大,这体现在城乡教育差距上。但是除了居民个体的能力差异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乡政策性收入差距造成的,但主要是城镇居民享有较多的福利水平和拥有较多的财产积累,从而具有更强的消费支付能力。

在实际的城乡政策上,确实也证明了这种城乡差别。另外,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各地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政府对农业支出的份额始终大大低于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投资政策系统不利于农业,这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在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上,中央政府主要以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主,由于农村社区的边缘性、生产的分散性及公共产品受益的区域性,各类物品和服务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直接效用并不大;地方政府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也没有相应地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而是按照“公共产品的受益原则”将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层层下推,大部分的准公共产品,特别是“软”公共产品或者不能有效提供,或者最后由农民自己承担。这种农村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关系的模糊与颠倒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这具体体现在最主要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上,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实质上实行的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政策。相比之下,城市公共产品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7]。还有土地征用制度也对农民存在着的明显不公平,农民合法权益被大量侵占。这些因素都是造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另外,城乡要素不是完全自由流动,这不但阻碍了城乡经济的更快发展,也阻碍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和步伐。

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0的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来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但是,现实却出现了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情况。蔡昉(2005)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足以形成足够大的力量,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或者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者甚至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在劳动力流动发生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也仍然会保持甚至扩大。林毅夫等(2004)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

在城乡要素流动方面,从理论上讲,二元结构理论,只谈到了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却没有讨论城市居民往农村转移的问题。实际上,目前我们的人员流动主要是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并且这种转移还不是充分的、自由的,还受到很多的制约,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理论上的自由流动。因此,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也不能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同等待遇,致使转移人口拥有的农村资产没有退出来,没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另外,由于国家的土地政策等制度约束,城市的人口基本上不能往农村转移,导致那些在农业方面有专长和爱好的城市居民不能进入农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导致了城乡人力资源都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由此可见,城乡差距悬殊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城乡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尤其是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受阻,得不到有效配置。

2.城乡空间作用机制不能完全形成,市场主体不能根据市场收入在城乡自由选址,致使城市向周边农村在空间上的扩散步伐受阻。

3.城乡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不完善,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农村居民获得相同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又大于城市居民,从而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4.城乡社会保障机制有欠缺,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城市居民获得同等条件下的福利保障补贴大于农村居民,使本已在收入上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悬殊的农村居民雪上加霜。

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机制的构思

区域政策决定区域居民的政策性收入,影响区域的经济环境,并且也对所在区域居民的市场性收入产生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乡经济差距之所以一直这么大,甚至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城乡的政策性收入不一样;同时,又不能使城乡要素真正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重的阻碍,致使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而且要充分利用城乡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因此,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寄希望于某个领导或某个领导班子,不能指望行政命令来强制执行,而应该从问题的根本入手,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构建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差距的机制。总的说来就是应该允许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同时,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鉴于此,笔者认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机制”入手。

1.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要素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让城乡要素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流动,实现收入最大化目标下的有效配置,使居民城乡市场收入均等化。

2.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使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目前主要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以使农村要素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降低农村居民获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同时也为农村居民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农村居民获取市场收入的潜力和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篇2

目前，对于我国的经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本文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发生在三大产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到高级、劳动生产率由低趋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的变动、国际市场供给条件以及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动，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可支配收入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将优先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更多的收入将投向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结构将由购买食品衣服为主转向购买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社交。在一个存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但若是收入差距过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与工农业发展的关系时所指出，富人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进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穷人则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中产阶级比重较小，会导致国内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断层将会导致相应的商品供给部门发展不均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投资结构必然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而市场需求结构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充裕的资源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而为农村消费者提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因投资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断萎缩。

具体说来，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会不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投资结构作为资产增量可使产业结构存量的变动，引起产业间规模比例的变化；不同的投资方向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产业构成的变动。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资服务于城市，家电行业，通讯电子类行业等等均倾向于城市居民，且这些行业发展建设都比较快，而合适于农村的消费品和服务则极少。收入消费结构直接影响影响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2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供给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创造的产出相对应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又会对各个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过程。这种要素流动减少了原来农业领域的闲置劳动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占有比例关系。城市相对于农村的高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则给相对理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流动信号。于是拥有一技之长、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质量劳动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力壮的普通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则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资金流向该产业，该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须注意的是因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一直为买方市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供给使企业缺乏提高效率改进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改进机械装备生产以替代劳动力生产。

而对于农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情形，虽然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动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也可能出现短缺，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等人才也严重缺乏，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收入也无法持续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源与普通劳动力资源往城市流动的速度随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劳动力的层面上看，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趋于协调，但三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率和实际发展速度却是不平衡的。

资金供给状况也将影响到产业结构。可供农村投资的资金一般取决于农村的储蓄，而储蓄受限于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无法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使得储蓄偏低，又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价使得农村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模式、国有银行多存少贷惜贷致使原本不多的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相对稀缺，且获取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农村经济发展遇到资金障碍。与农村相比，城市资金供给充裕，资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的演化与发展。资金供给的差异使得城乡各行业各产业发展不均衡。

3 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将促使资源流向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务的部门。部分产业在充裕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供给和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够得到较快的升级，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仅仅在一个城市经济圈里，对某一产品的消费将会趋于饱和，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费结构难以转移和升级，于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无法在农村大范围扩散。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长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一般的产品研发设计也是主要是针对城市消费居民。从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企业扩大生产，可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前期投入费用下降，产品价格下降，消费群体逐渐由城市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比较合理，产业的升级表现得较为平稳顺畅。产品的扩散过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动，而在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升级换代下来的消费品，农村居民仍无力购买，需求链发生断裂，产业的转换升级就不顺畅。

产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亦使得企业能及时回笼资金，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开始下一轮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相对于服务业也是如此。产品消费市场平稳转移可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但若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品和服务难以难于在农村较大范围内得到消费，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便会受阻。

多年来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却已相对饱和，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相比，形成严重相对过剩。工业经济产能的相对过剩使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成长。

4结语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目前为刺激内需而采取鼓励家电下乡等措施，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还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世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我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在自身发展进程中，也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对中国的经济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重视并致力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动经济增长必要手段。

一、城l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一）影响城乡消费结构，不利于扩大内需

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农民的消费水平和需求倾向偏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的输入增长缓慢，而物价的上涨以及货币购买力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农民的消费结构无法得到提升，仍然在低层次的消费品之间徘徊，对奢侈品及高档耐用品的消费能力则相对较低，对于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内需的拉动都产生了阻碍，使得投资――生产――消费三驾马车协同带动的经济发展结构受到冲击。而且由于社会需求向低消费倾向倾斜，对社会有效需求也有所抑制。

（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变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正面临着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阶段，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人口流动与城乡经济结构等的矛盾，使得人力资源的配置不合理，劳动力结构不合理，城乡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受到影响，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的进行受到影响，最终对经济结构的转变产生不利影响。

（三）与协调各类产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冲突

我国目前的发展着眼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三类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进行调整，尤其是协调工农业发展关系是重要内容。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投入无法适应，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降低了农业对工业的支持力度，对工农业的协调发展阻碍严重。

二、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是不符合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落后的经济结构，提倡“效率优先”的原则，从制度上决定了农村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在发展经济时难免会“重工轻农”，由于此种制度长期存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

（二）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不科学

当前我国经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未达到现代化水平，依然是比较倚重与工业的发展，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薄弱，农业产业化进程进展缓慢，使得农村劳动力资源没能得到充分利用，没能实现农业的附加值，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提高缓慢。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进行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完善，主要由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有限，多数乡镇居民无法享受社会保障，相对的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这反而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措施

（一）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要求，而统筹城乡发展是其中的重要内核，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统筹兼顾。首先要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奠定基础，还要注意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质量，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与就业能力，为自身发展和提高收入提供基础。

（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工农协调发展

主要是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水平，加快实现农村产业化发展步伐，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农业生产管理，使农业发展与工业生产相对接，实践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加强公共事业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要切实采取措施强化农村的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合理调整，使社会保障能够惠及广大农村居民，这可以很大程度降低农民的生存和生活压力，就会使得他们能在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使得自身发展所需的各项素质得到提升，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也能提升效率，增加农业产值。另一方面，这也能更易实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他们的就业能力得到提高，有更多的机会去创造财富。

四、结束语

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通过影响社会消费和社会结构等方面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从而最终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应该注意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做出积极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经济社会的高速高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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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14-07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工业化偏好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认为小农经济是增长力已耗尽的落后部门，工业作为新型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进工业化，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是实现经济赶超的战略选择[1]。二是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理论。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城市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巨大，从而形成了城市偏向的政策；而且农民居住分散从而采取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高，容易形成免费搭车心态，导致农民数量与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陷入一种悖论当中[2]。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在城乡居民之间公平地分享。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上述两种理论被国内一些学者所用。陈斌开、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3]。蔡、杨涛利用制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分析了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等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和制度因素在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4]。林光彬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5]。陈钊、陆铭认为与广为接受的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户籍制度来解释城乡分割的理论相比，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直接的制度背景是城市单方面地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城市单方面制定的城乡分割政策在不断增加移民规模的同时，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村移民间的工资差距[6]。

已有研究主要将城乡差距归因于显性的制度因素，在近几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差距可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有必要探究地区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内一些文献已经注意到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胡鞍钢、魏星认为城乡差距是地区差距的内在动因之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以及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是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7]。石磊、高帆认为造成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地区之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程度的同步性的不同，即地区之间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步性不同[10]。王梦奎认为地区差距的实质是工业化进程快慢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不同地区乡村与乡村之间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快，受城市经济的辐射力强[9]。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认为不同地区的城乡结构差异使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同的水平，从而带来地区间的发展差异，集中在城乡差距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上，从区域差距视角来解析城乡差距几乎没有，并且针对欠发达问题的分析时，往往在地区与人口的选取上过于宏观而导致在指导具体地区发展的政策选取上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基于此，本文创新性的从地区经济差距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全面阐述了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选取重庆市这一典型的城乡差距与内部地区差距都较大的地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这不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边际改进，而且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地区经济差距主要因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差距而存在。某些地区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出现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地区间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等产生差距，这种差距进而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形成缪尔达尔式的地区性二元经济结构[10]。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在于发达地区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的发挥，体现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相互作用。正是伴随着发达地区的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强度的不断变化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1.1 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和回波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聚集效应是指因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产生的效应[11]，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依托。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聚集效应通过本身的产业优势、规模效益与乡城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一方面，发达地区以二、三产业为主，工业化水平较高，能够通过聚集效应引致大量生产活动集中，规模效益提高了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落后地区由于本身工业化滞后，以第一产业为主，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落后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的发展要素的不足，造成经济发展变得更加缓慢，这种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以及“非经济因素”等要素产生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的连续的累积性的扩张效应[12]，即缪尔达尔式的“回波效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突显，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但同时，落后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源拥有量，或者将城市工作所得收入寄回家乡，都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2 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和涓滴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扩散和涓滴效应体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该地区的生产成本将逐渐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增长势头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地区再扩大生产规模就会变得相对不经济，因而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将会通过横向的“扩散效应”和纵向的“涓滴效应”自动地、逐步地向其他地区扩散。在技术知识不断溢出、产业结构的空间演变及其所伴随的劳动力回流状态下，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不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不断缩小。当然，反过来适当的扩散可以使得发达地区能够更好地保留并集中收益率较高的第三产业，从而保持相当活力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稳定上升，从而城乡收入差距又会扩大。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政府不应该消极等待发达地区的扩散和涓滴效应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而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激烈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发展。

2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考察

重庆市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市的迅速发展和乡村的相对滞后，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在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发展差距明显，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内部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并存，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发达地区和“两翼”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以及重庆市城乡居民之间矛盾，这两大差距和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一对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会受到另外一对矛盾发展和变化的影响及制约。

2.1 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趋势

为了考察地带内以及地带间（“一小时经济圈”（简称“一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发展差异对重庆市内部区域之间人均GDP差异的影响程度，根据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从1998-2010年的泰尔指数及其构成。用泰尔指数来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T=∑Ni=1YilogYiPi（1）

式（1）中，Yi为i个区域GDP占整个区域GDP的份额，Pi为i个区域人口占整个区域的份额，N为地区数。

Theil系数T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越大。Theil系数衡量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还可被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各子区域内和各子区域间的差异。分解方法是若将区域按照一定方法或目的分为G组，则可利用Theil系数分析区域组内和区域组间的经济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以重庆40个区县之间的总差距为例，利用泰尔指数可以将它分解成为“一圈”、“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三大地带内各区县之间的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的差距，Theil系数T可做如下分解，如式（2）所示。

为了便于分析，泰尔指数值都扩大100倍，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观察出，“一圈”地带内部区县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差距构成了重庆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部分，基本上主导了全市区域经济差距，“两翼”地区近年来贡献率不到15%。

全市的泰尔指数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从1998-2000年，全市差距出现小幅下降，但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伴随着2003年重庆市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的提出，点-圈-线型生产力布局的形成，差距又一度缩小，虽然从1998-2005年全市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变化趋势，但这几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2006年后全市差距又逐年扩大，这主要由于在2006年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重庆市内部地区经济聚集效应逐渐增大，“一圈”地区对周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不断扩大，重庆市总体经济创造能力不断向该地区集中。

地带间差距近年来呈现小幅缩小趋势，绝对值仍然较大。地带间差距从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泰尔指数在5.5附近上下波动，直到2003年开始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1.38），2006年又上升（3.40），这一动态变化过程与全市差距的变化过程相一致。但2007年以来的下降，则在于200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断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使得“两翼”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地带间差距不断缩小。

地带内部差距逐步扩大。“一圈”和“渝东北翼”内部差距扩大趋势尤为显著。这主要由于“一圈”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主导产业以二三产业为主，而且随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由传统的汽摩、装备制造扩展到电子信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新技术、新工艺不断运用以改造现有企业以及诸如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使得其中有些地区因抢占先机而获得更高收益，经济聚集效应不断凸显；对于渝东北地区而言，其地处三峡库区，在长江流域和国家重要资源战略配置中的作用突出，而且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中，技术创新必然会导致差距不断增大。而渝东南地区内部差距变化不大，这主要由于该地区的主导产业主要集中在特色农林产品及农副产品、清洁能源以及生态旅游，工业化水平滞后，产业结构变迁不力，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致。

2.2 重庆市1998-2010年城乡差距的考察

重庆直辖以来，整体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经济增长引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并不是相对均质的，在城镇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高速增长背景下，农村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速却相对缓慢，以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表现出时而强化、时而弱化的趋势。不管城乡经济总量如何变化，理论上二者的劳动生产率应趋于一致。考察重庆市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通常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来测度二元经济结构状况[13]。二元对比系数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其值处于0-1之间，当为0时，表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经济二元性最显著；而为1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同，二元经济完全转变成了一元经济，经济的二元性消失。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则两部门的差别越大。比较劳动生产率为一个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劳动力人数比重的比率。二元反差指数为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值也处于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反差指数越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图1给出了1998-2010年重庆市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两者均不存在单调递减或递增的趋势。总体上看，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以2005、2006年为拐点，经过了由减到增再到减的倒N型变动轨迹。此外，图2给出了不考虑物价的名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体现为以2006年为拐点的倒U型变动轨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体现以2003、2005和2009年为拐点的M型变动轨迹。显然，重庆市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开始伴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的初衷相一致，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转化二元经济结构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摆在更突出的地位，并逐步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增长方式等机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作用。

3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是重庆发展条件最差、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是全国重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地区。2010年，渝东北、渝东南地区的人均GDP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44.8%和42.9%。因此，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要缩小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两大群体间的差距，也要致力于缩小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只有通过统筹“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真正达到统筹城乡的目标。城乡均衡的经济增长才是减轻贫困的最有效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才会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14]。伴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各种效应（聚集和回波、扩散和涓滴）综合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既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也可能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3.1 分析方法与模型设定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收入、教育、医疗、保障等众多方面，但归根结底体现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因此，在考察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时，本文以城乡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带间经济差距的人均GDP泰尔指数设定为解释变量。考虑到随着地带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聚集（回波）效应与扩散（涓滴）效应可能交替变动，故引入区域经济差距的二次项，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呈现倒U型的变动轨迹。众多研究已经证实，城乡收入差距还表现出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故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模型设定形式，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稳妥性，我们选取对数模型。对数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关系，所要估计的结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增长与解释变量的增长间的关系。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重庆市直辖以来经济增长及其重庆市“一圈两翼”地带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选择对数模型是合适的。计量模型结构如下：

lnDis=β0+β1lnTb+β2lnTb2+β3lnPgdp+β4lnPgdp2+ε（1）

lnDis=β0+β1lnTw+β2lnTw2+β3lnPgdp+β4lnPgdp2+ε（2）

其中，ε是残差项；Dis代表城乡收入比，描述城乡收入差距；Pgdp为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Tb为地带间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地带间的经济差距；Tw为全市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全市整体的经济差距。模型（1）描述了地带间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2）描述了全市整体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样本期间选择1998-2010年，原始数据来源于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取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得到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见表2。

模型（1）和模型（3）显示，地带间和全市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一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说明重庆市在经济高速增长拉动地区间差距的同时，尽管引起了经济出现聚集和极化效应，但经济聚集和极化效应小于经济扩散和涓滴效应，一方面由于近年来重庆市通过“一圈”对“两翼”的帮扶、财政向“两翼”的倾斜、在“两翼”地区建设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以及工商资本的大量进入，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扩散和涓滴到“两翼”广大的农村地区，推动了“两翼”地区的快速发展，缩

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伴随着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两翼”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从而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和人均资源拥有量，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将城市务工所得寄回家乡，都促进了农民增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两翼”地区不断发展过程中，“两翼”地区内部差距也逐步扩大，尤其是渝东北地区内部极化效应自2006年以来逐步凸显（见图3），这主要还是归因于各种促进“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两翼”大农村地区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应遵循比较优势和非均衡发展战略，“两翼”内部也会通过极化和回波效应拉动经济差距，但这样的经济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这样的差距对于“两翼”贫困地区而言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能在2006年出现了“倒

U型”拐点，也正在于“两翼”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内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模型（2）和模型（4）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结果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符号一正一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也随着整体的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也可由重庆市1998-2010年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散点图中所验证，虽然散点图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缓，但依然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见图4）。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理论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通过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现实中对应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孰大孰小难以完全确定，所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效应须由实证分析给出。计量结果表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该结论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启示意义。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扩大区域间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区际间优势互补。切实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使以城市经济为主的“一圈”去反哺“两翼”地区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通过促进“两翼”地区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动态变化来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两翼”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正确认识政府的作用。市场机制具有一定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不会自动缩小地区差距，市场竞争会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加迅速，而落后地区则更加落后。由于回波效应会大大超过扩散效应，扩散效应的发挥则取决于不发达地区的自身条件，因此政府必须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作出努力，扶持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避免地区间经济差距过大。

三是要继续实施城乡统筹战略，打破城乡制度性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注重财政向农村地区居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倾斜，尤其是“两翼”落后地区，要努力提高这些地区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逐步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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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B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促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收入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Alesina和Rodrik运用中间选民定理，论证了收入差距扩大超过一定限度后将不利于经济增长。Alesina和Perotti（1996）以及Benabou（1996）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诱发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就国内而言，已有不少学者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李实和赵人伟（1999）认为，非国有部门收入分配不均等、非农就业机会不均等、政府政策等因素是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倒U型”假说在中国未能得到统计上的支持。丁任重、陈志舟和顾文军（2003）从体制、发展、政策和开放四个影响转型期收入差距的因素展开分析，得出了我国并未出现“倒U假说”演变趋势的基本结论。陆铭和陈钊认为（2004），收入差距的扩大在长期将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倪晓宁和包明华（2006）通过建立包含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等指标在内的计量经济模型，发现我国的地区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陈安平（2009）运用1980-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刘霖和秦宛顺（2005）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发现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互相促进，并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

由于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和样本选择等方面的不同，上述研究成果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同时，更多的是把国家作为一个区域，从国家层面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某个地区或者某个省份的视角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成果还较罕见；其主要是采用定性分析和简单线性回归方法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缺乏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试图运用协整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重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具有以下政策含义：第一，如果经济增长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引起了社会分配的不公，急需政府干预和政策调控，要求政府在注重城镇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更为注重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如果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则应该在保持适度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第二，作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典型代表，该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重庆，对于与重庆具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亦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三，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集移民地区、民族地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等特征于一体的特殊直辖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重庆城乡居民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但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趋向收敛

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9年的354.54元增加到2009年的17 191.1元，增长了47.4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9年的150.18元增加到2009年的4 478.35元，仅增长了28.82倍。由此可见，重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基数较小，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然而，从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速度来看，1979-2009年的30年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81%，同期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95%，两者的实际增速逐步收敛，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同步化倾向，表明近年来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明显的积极变化。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从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来看，从1985-2009年的这段时期内，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如图1所示）。1985年，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12.4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25.24元，城乡收入差距为487.16元。2009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91.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 478.35元，城乡收入差距为12 712.75元。当前重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只相当于1995-1996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落后13-14年。特别是2005以来，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年扩大1 100元左右，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

（三）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上呈上升之势

重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呈扩大之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比在总体上亦呈上升之势（如图2所示）。重庆城乡收入比由1985年的2.50：1上升至1993年的最高点3.72：1，而在1994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后，重庆城乡收入比逐渐降至1998年的3.02：1，但之后又逐步上升，2006年升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4.03：1，此后由于国家相关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实施和落实，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3.84：1。同时，由图2可知，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是重庆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源于历年的《重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在研究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用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收入差距（RUIG），以重庆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总产出水平，并以重庆市人均GDP来衡量重庆经济增长（PGDP）。为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用消费者价格指数（1978=100）对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进行平减，用重庆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人均GDP进行平减。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对RUIG和PGDP分别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变化趋势，记为LnRUIG和LnPGDP。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行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系数分析，将重庆市1985-2009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相关数据代入下述“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

通过计算可知，1985-2009年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85，显示出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判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因果关系，也不表明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因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容易出现伪相关现象，即使没有任何关系的序列也有可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使得不存在任何关系的变量也显示出显著的回归结果。因此，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首先有必要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各序列是否平稳，进而依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进行协整检验，最后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具体考察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三）单位根检验

单方根检验，又称对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的检验，主要是检验样本序列的平稳性。如果在序列无差分情况下的t统计值小于临界值，则序列无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否则为非平稳序列。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LnRUIG和LnP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知LnRUIG和LnPGDP的ADF检验值，都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两者均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变量LnRUIG和LnPGDP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均为平稳序列。同时，LnRUIG和LnPGD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由于其单整阶数相同，两者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对两个变量的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四）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极大似然法。由于Engle-Granger两步法只需用OLS对变量进行估计，然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平稳，如残差序列平稳，则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如非平稳则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将运用E-G两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对LnRUIG和LnP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可得到以下协整回归方程：

对该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残差U的ADF统计量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平稳。据此可知，LnRUIG和LnP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五）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偏离均衡趋势的现象。而误差修正模型却能够反映变量之间由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动态过程。因此，为了把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联系起来，本文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进一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协整特征。运用Eviews6.0可以建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重庆市人均GDP的短期波动将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方向变化，影响系数为0.485695，但其t统计值不显著，表明短期内重庆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4353，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误差修正项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出现偏离长期均衡趋势的情况时，误差修正项会对偏差进行43.53%幅度的调节，以使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走向均衡。

（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尽管协整根检验结果表明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是否显示出明确的因果关系方向，尚需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判断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Granger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是：一般地，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则x的变化应先于y的变化。因此，在做y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x的过去或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则可认为x是y的（格兰杰）原因。类似地可以定义y是x的（格兰杰）原因。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各变量应为平稳序列，因此，下面对ΔLnRUIG和ΔLnPGDP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当滞后期为2和3时，两者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在短期内重庆经济增长是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但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原因。当滞后期为4和5时，两者之间也仅是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从长期来看，重庆经济增长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关于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许多人认为一定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范围时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些研究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根据本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重庆经济增长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这表明重庆经济增长的受益主体主要是城市居民，其城乡二元经济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态势的持续发展将不利于重庆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重庆1985-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但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

第二，协整检验表明，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方程表明重庆市人均GDP每增长1%，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0.1444%。

第三，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不管是短期抑或是长期，重庆市经济增长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但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由于重庆经济增长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说明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引起了社会分配不公平。如果任由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但会破坏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而且不利于重庆和谐稳定发展。因此，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缩小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重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第一，消除政策性排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重庆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在消除农村居民长期遭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政策性排斥方面有所作为。主要包括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保障农村居民平等接受教育的制度及法律体系，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教育待遇；以完善农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一个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农村社会保障的分配功能，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给予农民在公共物品享用上的国民待遇。

第二，逐步改变“城市偏向”的金融支持政策，扭转农村金融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加强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缩小重庆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探寻一条符合重庆实际的、科学合理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道路，充分发挥城市化与工业化对提高农民就业率及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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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2-0108-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相关数据表明（见图1），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居民纯收入为1）为3.1，比1997年的2.47上升了0.63，与1983年的1.82相比，城乡收入差距更大。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近年来逐渐成为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的热点问题。

为此，财政体制改革也在悄然推进，在财政支出管理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增强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财政“公共性”特征日益突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47820.7亿元，这些民生支出占总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002年的22.7%上升到37.97%①。

不仅如此，2003年至今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财政政策由传统的运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的政策开始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财政支持“三农”政策开始实现战略型转变，并确立了“公共财政阳光要逐步照耀农村”的指导思想。具体表现有：2004年以来，先后出台了以“四减免”、“四补贴”为主要内容的支农惠农政策，农民与政府的“取”、“予”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

图11993-2012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经济发展趋势上述政策作用下，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了何种变化？根据1993-2012中国经济信息网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先是呈下降趋势，1997年达到最低点2.47，之后迅速上升。2002年民生财政实施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趋于稳定，近两年才出现差距缩小的迹象。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是由何原因引起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和GDP增长率考核机制下的民生财政是否有效，应该如何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对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有积极作用，也为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

本文的基本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现有文献的回顾，提出相关假设；第三部分对样本数据及指标构造进行描述性分析；第四部分是回归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得出结论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

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我国逐渐形成了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并行的体制，并且财权不断向上集中，事权逐渐下放，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局面不断加深。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取得了长足的增长。因此不少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增长与财政分权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研究角度以及时间、区间等方面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部分学者研究认为，财政分权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别是我国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是得到了验证。林毅夫、刘志强[1]探讨了中国始自80年代中期的财政分权改革对人均GDP的增长率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沈坤荣、付文林[2]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演化与省际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霄[3]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确实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其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贺俊[4]认为财政分权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是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周业安、章泉[5]利用1986-2004年中国省级数据，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重新进行验证，同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出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有在分权制度化以后才能实现，在分税制实施之前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作用，而分税制实施之后这种促进作用十分显著，同时，财政分权是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

对于财政分权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学者认为，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变为“攫取之手”，长期将损害经济效率，并且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将大量可支配财力用于经济建设，会导致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长期不足[6]。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视角研究财政分权的学者对财政分权的效应同样有不同看法。解垩[7]通过对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财政分权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而余长林[8]认为财政分权对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没有起到显著作用；但对缩小我国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并且他认为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缩小城乡公共品供给差异有助于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陈安平[9]利用1994年分税制后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显著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程度较小，且地方政府倾向于增加科学教育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将有可能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使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但是现有GDP为先的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选择必然是重经济建设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轻科教文卫和农业投资。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就可以断定，即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不断增加，由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偏向于增长目标而非减轻城乡收入差距的公平目标，城乡收入差距也将被拉大而非缩小[10]。此外，王艺明、蔡翔[11]基于中国三大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不同财政支出项目的影响方向不同，且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中国三大地区存在差异性。

在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应不同。王少平、欧阳志刚[12]使用 197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造面板协整模型发现，改革初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正，现阶段的效应为负。此外，孙致陆等[13]、陈安平[9]、张嫘等[14]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只是短期效应，长期来看，如果收入差距得不到抑制，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长期的影响。

综合以上学者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由于研究的视角、数据选择和采取的研究方法的不同，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追求本地GDP高速增长的的政绩最大化，即使财政投入总量增加了，城乡收入差距也未必会缩小，只有倾向于农业投入以及科教文卫支出增加的政府支出结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安平）[10]。在2002年民生财政提出以后，各省市纷纷出台相关文件和政策措施响应中央号召，实施倾向于民生和“三农”的财政政策。

鉴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社会性财政支出的增加，使得我国财政分权既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又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地区间的人力差异、经济条件差异以及财政资源的差异，可能会引起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由此引起不同的效应。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地区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将引起财政分权的效应的不同。下面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以上这两个假说。

三、回归模型与数据

1.模型设定及变量描述

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我国自2002年民生财政实施以来，财政分权对以上两个变量的影响效应。Qin等[15]、卢小祁等[16]验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确实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但整个曲线比较平缓；另外，饶晓辉等[17]认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非线性的。因此，在本文的模型设立中，将引入代表经济发展变量的二次项，以更好的拟合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Gapit=a0+a1FDit+a2lnPgdpit+a3lnPgdp2it+a4FDit×E+a5Xit+εi

lnPgdpit=β0+β1FDit+β2Gapit+β3FDit*E+β4FDit×git+β5Xit×ε2

以上联立方程组中α和β分别为模型的参数，ε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各变量的下标i代表各省份，t代表年份。由于Gap和lnPgdp两变量在联立方程组中既是解释变量又是被解释变量，方程系统中存在内生性，为此X变量集中既包括控制变量也包括用于替代内生性变量的工具变量。该联立方程组中还包含两个交互项，即FD×g和FD×E。其中FD×g为财政分权程度与民生财政支出比重的交互项，主要用于检验财政分权与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关系是否受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而FD×E为财政分权程度与东部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设置该变量主要用于验证财政分权在不同地区的效应差异情况。这两个交互项的设置将为验证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提供依据。

此外，方程中FD代表财政分权程度，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其测量指标的选取将决定研究者的实证结果。我国财政体制具有典型的部分财政分权的特征，党的十进一步强调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将在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完善转移支付机制，确保财力与事权统一。因此，这里引用丁菊红[18]在其文献中使用过的财政分权指标，即采用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评估财政分权程度。其中总财政支出等于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总和。这一指标既剔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又排除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影响。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综合了《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的相关数据。其中，1993-2012年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及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中国经济信息网中的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外商直接投资（FDI），是由各地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计算得到的，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方程中各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法如表1中所示：

表1各经济变量的含义及计算方法变量符号变量含义计算方法Gap城乡收入比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FD财政分权程度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人均省级财政支出+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lnPgdp经济发展水平各地区当年人均GDP的对数值E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东部地区赋值为1，其他地区赋值为0Edu教育水平各地区文盲人口数/该地区15岁以上人口总数Inv固定投资水平各地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该地区当年GDP总量Stru产业结构水平各地区当年第一产业生产总值/该地区当年GDP总量Open对外开放水平各地区当年进出口总额/该地区当年GDP总量Fdi外商直接投资各地区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对数值Indu工业化禀赋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该地区当年GDP总量g民生财政支出比重各地区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民生支出占各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注：以2002年为基期，对各地区人均GDP数值进行了CPI换算，以此来排除物价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测量的影响。

四、结果与分析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联立方程组模型，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两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又是解释变量。对于一个多方程系统，如果方程中包含内生解释变量，则对每个方程进行2SLS估计是一致的，但不是最有效率的，因为单一方程2SLS忽略了不同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此时，用3SLS对整个联立方程系统同时进行估计是有效率的。因此，这里将使用3SLS（即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联立方程组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研究使用了stata11.2软件，在对联立方程组回归分析的命令中，选择了first选项，用于显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即内生解释变量对工具变量的回归），根据结果可知，第一阶段的两个方程都很显著（F统计量的P值都很小）。表3给出了方程的回归结果，方程组中的各变量系数多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该回归结果验证了我们先前的假设：

首先，民生财政提出后，社会性财政支出的增加，使得我国财政分权既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又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表3可以看出，在第一个方程中FD的系数符号负，即财政分权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独立性越强，其辖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就越小。而分权程度与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符号，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东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则相对较小。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为负，则说明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比西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更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另外，在第二个方程中，FD的系数符号为正，并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值很小），这说明财政分权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下放政府的财政权力（包括事权和相应的财权），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一点同样在第二个方程的分权程度与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符号上得到了验证。

其次，由分权程度与财政支出结构的指标的交互项系数可知，财政支出倾向于民生支出将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且因地区间的支出结构不同这种正向作用大小也不同。这验证了第二个假设：在财政分权框架下，地区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将引起财政分权的效应的不同。此外，在我国推行民生财政的情况下，进一步放开财政权力，扩大地方政府的自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找到新的动力。

最后，对于其他经济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从表3中能够看出，多数变量在5%水平上都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也符合理论和实际。其中，第一个方程中教育水平（Edu）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这里的教育水平使用的是文盲率，是一个负向指标，该系数为正，说明教育水平越高，文盲率越低，将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全国范围内实行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将有利于改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外商直接投资（FDI）变量既有利于缩小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Inv）的系数表明，加大地方投资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直接作用是加大差距，其原因可能在固定投资往往是集中于城镇地区，地方固定投资越多，城乡经济差距就越大，进而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此外，对外开放水平（Open）越高，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其原因也在于城乡经济结构不同，城镇地区的涉外经济较多，开放程度加大有可能会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也会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工业化禀赋（Indu）和产业结构水平（Stru）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间接地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五、结论与启示

自2002年以来，我国的工作重心由原来的单纯发展经济转向建设和谐社会。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无疑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一大难题。在实施民生财政的背景下，分析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既为我国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找到了理论依据，也为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改变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尴尬局面找到了新的思路。

首先，财政分权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实施民生财政的同时，加大财政分权力度，减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经典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更加了解其辖区内的居民需求以及发展状况。通过下放权力使地方政府能够依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需求，合理安排地方财政支出，将有利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此外，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加大科教文卫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地方政府只有搞好辖区内民生问题，才能吸引更多外来资金和人才，进而促进本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其次，财政分权还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以GDP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下，地方政府有着追求经济发展的“天性”，加大财政分权力度，将更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本身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因此，通过扩大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够间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最后，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二者之间成倒U型曲线关系，这说明随着的不断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并且存在一个最大值。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发现，当经济发展水平取值余额为2.022，相当于人均GDP水平达到7.553万元时，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值。根据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4.498万元，这也就是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没有达到拐点。单纯地依据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推断，近几年内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而自2002年民生财政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趋于稳定，近两年有逐步缩小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实施的民生财政政策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差距陷阱”起到了积极作用。

因此，在实施民生财政的同时，加大财政分权力度，下放相应的财权和事权给地方政府，让其有充分的自主性，依据各自条件，发展经济的同时搞好辖区内民生问题。这将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够缩小城乡居民差距，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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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总量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来衡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一直在攀升，由1978年的11970.81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09407亿元，增长了16.5倍；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6年的11759元，增长了33.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6年的3587元，增长了25.8倍；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拉大，1978年为2.57倍，1985年曾一度降低到1.86倍，后一直拉大，至2006年高达3.28倍。可见，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收入差距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收入差距之间密切程度到底有多大，可以通过相关系数来进行测定。相关系数一般用r表示。r为正，表示正相关；r为负，表示负相关；r越接近-1或+1，说明相关系数越密切，反之，越接近于0，说明相关系数越弱。

假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y，国内生产总值（GDP）为x，其相关系数计算表和计算结果如下：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知，相关系数为0.8688，说明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有高度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二、经济总量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上表资料的观察和分析，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其表达形式为：

式中：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估计值；表示GDP的估计值；a表示没有GDP的影响时，其他因素对的平均影响；b表示GDP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均变动值。

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为2.1957倍；当GDP增加一百万元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平均扩大0.000005949倍。

三、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可见，经济总量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高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尽管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GDP的变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微乎其微，在追究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历史根源时可以不予考虑，但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经济的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影响是存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肯定的，必须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

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存在。过去形成的 “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和“市民住城镇、农民不进城” 的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城市和农村分割、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人口比例不协调，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农业经营规模小、比较利益低、投入少，广大农村在生产、投资、收入、交通、住房、医疗卫生、通讯、生活环境、消费、基础设施、文化设施等方面还比较落后，农民的收入普遍较低，致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存在。

二是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明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结构单一，在城市主要成员是工人、知识分子，在农村主要是农民，虽然各种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但由于总体收入水平很低，城乡居民差距显得不是很大。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城乡居民所处的地域、行业不同，掌握现代知识、创新能力不同，经济形式、分配形式、就业方式等多元化，城市和农村社会成员急剧分化，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更加明显。

三是经济制度不完善加深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长期以来，由于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就业政策等不完善，国家在收入分配、户口、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明显倾向于城市，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而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民家庭经营很难形成规模效益，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深。

四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过去的发展中过于注重经济上量的积累，强调GDP的单纯增长，对于社会发展兼顾不够，造成“一头重、一头轻”、“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和谐现象。如城市就业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农民子女上学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城乡居民福利保障不平衡，部分农村居民生活仍然困难，还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势必制约经济的发展

可能进一步加大城乡经济差距。目前我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传统的城乡二元逐步走向多元化，城乡分割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本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城市少数富裕人手中，引人关注的农村和社会弱势群体由于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信息资本乃至体制资本的局限，逐步失利。我们看到的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繁荣，经济越来越发达，而与之相对比的是，广大农村人口老龄化，留守妇女、儿童增多，大量土地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农业增收难，农村经济发展迟缓。

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环境。个人收入分配是各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具有很强的社会敏感性。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社会心态的平和程度、社会关系的协调程度和社会形势的稳定程度。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必然引导人们把精力、时间和智慧放在追逐个人财富和如何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忽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做出危害他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情来，从而破坏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引发社会矛盾，继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经济和谐发展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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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093-03

[基金项目] 2006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区域竞争力与区域关联 性的系统分析”(批准号:06JL02)､2006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江 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批准号:JJ06208)

[作者简介] 张 文,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

尹继东,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工业经济与战略管理｡( 江西 南昌330031)

一､江西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分析

1.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根据有关经济理论,相关分析模型选择“城乡居民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其变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协调水平;选择“人均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它剔除了人口规模对GDP的影响,从而其变化能较好地反映出江西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相关统计数据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根据江西人均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江西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其中,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X代表人均生产总值,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即常数和X对Y的边际贡献率),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1.824+9.13E-05X(输出结果见表1~表2)｡[2]

2. 回归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649,复相关系数R = 0.805,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为中上,表明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动可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动的64.9%;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证实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均生产总值对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显著性作用,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9.13E-05)为正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同向变动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基本符合江西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中期,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经济发展快于农村,从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生产总值每增加1000元,就有可能平均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0.0913倍,显示了江西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

二､江西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关系分析

1. 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选择“城乡居民收入比”为因变量,它的变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协调水平;选择“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自变量,其变化能反映出江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水平｡相关统计数据也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同样,根据江西城乡居民收入比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X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 = 3.369-0.021X(输出结果见表3~表4)｡[2]

2. 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575,复相关系数R = 0.758,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为中等,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动可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动的57.5%;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证实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显著性作用,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0.021)为负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反向变动的负相关关系,这也基本符合江西经济发展的实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逐步降低,同时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每降低10个百分点(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平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比0.21倍,显示了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三､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发展作用计量分析

1. 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选择“人均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其变化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江西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程度;选择“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自变量,它的变化能反映出江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水平｡相关统计数据同样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根据江西人均生产总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人均生产总值,X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 = 16026.344-219.413X(输出结果见表5~表6)｡[2]

2. 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775)和复相关系数(R = 0.880)比较接近1,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较高,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动可以解释人均生产总值变动的77.5%,总体回归效果较好;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也证实了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人均生产总值有显著性作用,应当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219.413)为负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反向变动的负相关关系,这也符合经济学理论和产业发展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促使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平均增加人均生产总值219.413元,显示了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四､结论与建议

1.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在江西经济和财政现已达到一定规模基础上,必须改变增长优先的思路,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为此江西应该大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有效统筹城乡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和就业观念教育,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市场就业机制,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 积极发展城乡非农产业,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江西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途径｡江西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能够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有江西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农村非农产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实行就业导向的产业政策,尤其是要注意培养支持和改造具有竞争力优势､能扩大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积极发展就业弹性大､环境破坏小､资源消耗少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江西要进一步推进行业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积极推动劳动力密集型的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江西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则必须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提供就业机会为导向,以培育新经济增长极为支撑,以大城市为依托､小城镇为支点,形成辐射作用大､集聚效应强的城市群以及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

江西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也必须能够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效率为目标,建立政府扶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优化农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内部吸纳剩余劳动力,同时大力发展以转移农村劳动力为目标的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繁荣农村市场,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3. 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环境｡江西为了有效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必须深入清除阻碍城乡统筹就业的二元结构体制和扭曲市场的歧视性限制政策,进一步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公共利益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逐步使城乡居民具有同等自由迁徙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工进城务工和外来人员跨地区就业的门槛,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和农民工维权保障机制,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建立就业渠道和就业空间得到充分拓展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3]

同时,江西农村劳动力数量大但素质相对低下的严峻现实,使得各级政府必须加强统筹教育资源,加大农村教育培训投资力度,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从而推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促进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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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注意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有其历史性的政策原因。在1952年-1978年，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政府选择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通过吸收农业剩余，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对城市进行补贴。主要实施机制可以概括为“一个制度、三套马车”：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制度和户籍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一段时期里，国家以低价在市场上获得农产品。到1953年，当收购变得越来越困难时，国家开始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并于1958年完成了这一制度安排。的建立为实施政府的经济与行政计划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形式。在这一制度下，政府垄断了农产品的全部收购，并通过城市票证制度控制了食品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由于这个制度压低了城市的生活成本，政府必须实施相应的政策以限制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由于控制劳动力流动是推行发展战略的关键，一个正式的户籍制度于50年代后期得以建立，对全体居民划定了居住和工作的法定区域。

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央政府通过GDP增长率来考核地方政府的业绩，因此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当地的经济。而经济的增长又主要来自于城镇地区的非农产业，因此，在地方财政支出当中只有很少的部分是面向农村的。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地方政府的政策倾向。由于中国的地方政府以追求地方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因此，各地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可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图2所示，政府农业支出的份额（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始终大大低于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表明投资政策系统地不利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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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成都市从2004年开始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并将其作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成都模式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探索。成都市城乡统筹在若干重点领域取得大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开始得到有效遏制。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多种手段，成都逐步建立健全了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差距逐年缩小。2011年全市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8年的2.61∶1缩小到2.42∶1，成都在有效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2012年2月成都商报报道，2011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32元，增长14.9%，增速比上年加快3.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9895元，增长20.6%，增速比上年加快5.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从上年的2.54∶1缩小到2.42∶1，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据悉，2011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成都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称，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后盾是“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成都经济，统计显示，2011年，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54.6亿元，比上年增长15.2%，增速提高0.2个百分点。

蒲明利用成都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和《成都市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成都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研究表明：与全国的情况不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成都居民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成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改善了总体的收入差异。提出要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胡运禄研究和探讨了四川省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不断扩大的成因，并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的对策。饶晓辉在计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方法对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

二、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一） STR模型

非线性时间序列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的机制转换模型—Markov转换模型、TAR模型以及STR模型。三者之区别主要在于如何处理机制转换结构中的信息。其中Markov转换模型在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是由马尔科夫链决定的，但不能对机制转换的原因进行解释。决定机制转换的变量在TAR模型中是可以观测的，而机制转换的门限值却不可直接观测。Markov转换模型和TAR模型描述的运动方式不是平滑转移的，而是要求从一种状态迅速转换到另一种状态。与前两个模型不同，STR模型的转换变量是可测的，它刻画的经济时间系列(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变化过程是从一种状态缓慢或者平滑的转换到另一种状态，即回归系数是缓慢变化的。STR模型是对平滑自回归(STAR)模型的改进和推广。具体的STR模型一般表达式如下：

（1）

其中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行为的成果，而解释变量包括了直到k阶的滞后变量及m个其他解释变量，也可以只包括直到滞后值，转换函数中的St也可以包含在之内，；转换函数是关于开关变量St的有界连续函数，，随着St的变化，在0到1之间平滑的转换；斜率被称为平滑参数，反映的是“0”状态过渡到“1”状态的平滑性和转换速度的大小，c是阀值参数。

1993年Granger等根据转换函数的不同形式，将STR模型大致分为两大类—LSTR模型和ESTR模型。将转换函数表达式为Logistic函数的称为LSTR模型，而ESTR模型的转换函数为Exponential函数。

Logistic函数：

Exponential函数：

在LSTR模型中，转换函数的开关变量St的单调上升函数。与LSTR模型相比，ESTR模型的不同体现在转换函数为偶函数形式，当开关变量在点c附近取值时，关于点对称，反映出了开关变量对目标变量的一种对称性。当时，模型的非线性部分逐渐消失，退化为线性模型。

（二） STR模型的建模步骤

STR模型的估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模型形式的确定、参数的估计。其中确定模型形式包括确定模型滞后阶数、线性检验和转换函数的选择。事实上STR模型的建模过程相当复杂，对于线性检验，Luukkonen、Saikkonen和(1988)提出了基于三阶泰勒展开式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求转换函数围绕的3阶泰勒级数近似式。

（4）

对式(4)中的，首先线性检验的原假设为：模型为线性模型，备择假设为STR模型，即，Luukkonen等人(1988)首先提出了构建服从卡方分布的LM统计检验，经过大量的随机模拟结果分析显示，在小样本情形下，该统计检验势明显比服从F分布的LM统计检验有所提高，具体步骤如下：

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形下，做对的回归，得到残差平方和RS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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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经济连续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显著增加，但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对经济增长究竟有怎样确切的影响？很多研究显示经济增长对缓解贫困有利，但是单纯的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以减小贫富差距，是否真的能反过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如今大规模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经济增长有利？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来调节城乡收入差距并最终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否能把政策的作用量化？带着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对现有相关城乡收入差距及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再建立回归方程，用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解决以上问题。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很多学者开始着眼于中国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并且发现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分解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本身也与各地区城乡人口构成比重及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相关。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是构成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Sicular T.，Yue Ximing，Shi Li & Bjorn Gustafsson，2005；陈建东，2006）。而中国如此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可以归结为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积累差距和生产能力差距以及政府的政策差异所致。很多实证研究还发现，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中国不断加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政府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有很大关系（陆明，2004；2006）。中国的城市倾向性政策是多维的，主要表现在持续减少的对农业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截，政府对农产品的限价，政府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向城市倾斜的金融体系，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区别待遇等。针对这一系列城市倾斜的政策体系，很多学者也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He & Louis（2007）指出1993年~2005年间，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要低于服务部门；建议政府取消现有的对服务产业发展的制约并且放松劳动力地区迁徙的限制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实证研究方面，以往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达成一致。有些学者发现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如Alesina & Rodrik(1994)、Clarke（1995）等。有些则发现此两者间是正相关关系,如Forbes（2000）认为很多之前的研究之所以得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间的负相关关系都是用的外生的解释变量，或者简单地把解释变量认为具有外生性。如果加上一些其他变量，或者地区虚拟变量，所得结果就有可能不显著。他使用初始不平等指数、收入水平、男性和女性资本以及地区和时间地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得到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有一部分学者没有就两者关系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如Barro(2000)的研究结果发现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相关，而发展中国家则为负相关。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对于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都没有完全明确。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证实收入不平等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不利作用，但是实践中两者的确切关系还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结论究竟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去减少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如通过再分配政策给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补贴、推进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等，但是这些政策在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同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一致？或者说是否都对经济增长有利？下文将用实证的方法加以分析，得出确切的答案。

二、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了全国31个省从2000年～2010年这10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在计量模型中，本文将选取“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基尼系数”这三个指标来作为本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其中，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由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来衡量。既然是相对收入水平，本模型中将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来代表这一指标。而城市化水平我们则用在城市中各部门工作的农业人口数量来代表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剩余劳动力情况，也即代表城市化水平。另外，由于我们的计量模型中的两个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分别测量全国范围内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而各省内部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收入不平等则没有考量，所以本模型还选取了基尼系数，来作为整个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控制导致省内收入不平等且影响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至此，本计量模型的主要回归方程如下：

Growthit =β1+β2·dit +β3·ruralempit+β4·giniit +μi +ξit（1）

其中，Growth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省际GDP增长；dit 代表i省在t时期的农村人口收入相对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值；giniit 是i省在t时期的省内基尼系数值；ruralempit 代表i省在t时期有多少农业人口工作在城市的各个部门中；模型中的误差项μi 和ξit 分别是省际时间不变随机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时间、省际混合影响。

如果对回归方程右边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视而不见，将会导致严重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偏离。而对于本模型，政府的决策以及其财政支出是完全独立于模型之外的，可以作为很好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各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本回归方程中的dit ，代表农村人口的相对收入水平，不能被简单的看作是外生变量，我们选用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由农村人口的转移性收入来反映,在回归模型中用trsincit来表示）作为其工具变量；而对于本模型中反应城市化水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各部门的迁徙，我们也选用了政府的几项有代表性的花费，包括政府对农业（在回归模型中用agriexpit来表示）、教育（在回归模型中用eduexpit来表示）、医疗（在回归模型中用healthexpit来表示）的财政开支，代表政府的“城市化政策”联合作为工具变量；同样，省际基尼系数也不能简单地视作外生变量，我们将政府的总花费，去除在“城市化政策”中涉及的部分，所剩部分（在回归模型中用otherexpit来表示），来反映政府对其他资源的控制。于是有了如下工具变量回归方程：

dit＝a1＋a2·redistribution policyit + eit（2）

ruralempit＝b1＋b2·urbanization policyit + eit （3）

giniit＝ c1＋c2·other government expenditureit + eit（4）

根据2000年到2010年的数据（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1》、《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2001－2011》中所列的相关原始数据计算得出，限于篇幅不单独列出），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运用2SLS回归法，并在2SLS的第二阶段运用固定效应回归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dit（hat)＝24.7232＋0.9928trsincit（2）

（21.89）（9.49)

R2 = 0.2877

ruralempit（hat)＝－8.9930－0.3830agriexpit＋0.5278eduexpit＋

(－2.97) (-3.27)(6.22)

0.5608healthexpit （3）

(2.15)

R2 = 0.7059 F = 170.44

giniit（hat) ＝34.1438＋0.2507otherexpit （4）

(46.16) （5.44)

R2 = 0.1170

Growthit = －7.3408－0.0153dit（hat)＋0.0592ruralempit（hat)＋

(-0.93) (-0.34) (8.17)

0.4468giniit（hat) （1）

(2.21)

R2 = 0.2583

其中，括号内数据为T检验值，可以看出在方程（2）、（3）、（4）中的所有T检验值的绝对值都较大，各系数的显著性较高。方程（1）中，ruralempit（hat)和giniit（hat)的系数的显著性也较高，但dit（hat)系数不显著。方程（1）的拟合优度有0.2583,说明经济增长的变化中有25.83%可由该模型右侧变量的变化来解释。

三、计量结果与结论

从模型所得各系数的正负值可知：增进城市化水平，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到城市部门工作，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而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单纯的增加农村人口的收入是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这个结果很有趣，无论是增进城市化水平还是增加农村人口收入，都可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但这两种方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却截然相反。而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当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年内每增加1个单位，将促使当年的经济增长0.45个单位。这个结果同样很有趣。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倾向于显示收入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本模型的结果却显示2000年～2010年的这10年间，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却促使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试图去阐释收入不平等究竟对经济增长有何作用，但由于使用的样本数据和统计方法不同，仍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幸运的是，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确切关系并不是本文的研究目标，也不会影响到本文的主要结论——用不同的方法缩小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大相径庭，只有不断地增进城市化进程，才能长久地促进经济增长。

结合模型的4个方程来看，地方政府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花费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相反，农村人口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得到的转移性收入增加，长期来看将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也通过对具体政策的作用量化，为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Alesina,A.&Rodrik,D.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65-490

篇12

第一，经济增长会扩大收入差距。LundbergandSquire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得出收入不平等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也会促进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张雪玲基于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和长期中二者均呈现正相关,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即随着经济发展，收入不平等会加剧。

第二，经济增长会缩小收入差距。陆铭等通过分析得出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始终呈现出负的影响。经济增长缩小了收入差距。因此，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反过来促使收入差距缩小,从而可能实现平等与增长相协调的目标。

第三，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间是非线性关系。Kuznets最早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当经济发展超过一定水平后，经济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陈昌兵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经济增长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影响收入差距，其会通过人力资本途径缩小收入差距，而物质资本途径却增加了收入差距。王少平等通过分析得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由正向逐渐平滑转换为负向，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郭娜等利用非线性协整模型，得出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由促进转变为阻碍，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表明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关系，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吕炜和储德银从理论上分析二者间是倒U型的关系，并得出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张涛等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显著存在，而且当人均实际GDP达到20000元左右时，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增加而逐渐下降，与跨国面板的实证结论一致。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区域差异较大，有一些文献分区域对我国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陈安平基于实证分析，得出在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存在着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多样关系。王亭喜等基于实证分析，得出在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了居民收入差距，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纵观以上主要文献，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但没有给出实证结果，也没有指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系数差别。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本文使用门限面板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样可以区分出不同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从而详细分析二者间的关系。由于二者关系可能存在区域差异，可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更好地反映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

二、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并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除外）的1998—201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很好地验证了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对于全国而言，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作用在增强，直到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6.7751时，经济继续发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会扩大收入差距时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大力推出“惠民生”的措施，而且这些政策要向农村地区倾斜，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6.7751时，经济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应该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以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共存的格局，进而促使整体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态势。因此，在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时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出台不同的措施。

第二，东部地区呈现典型的倒“U”型，经济发展处于低位时，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经济发展处于高位时，经济发展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与全国的情况类似，也是需要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即经济发展处于低位时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和采取措施降低收入差距问题；当经济发展处于高位时，重点是大力发展经济，此时经济发展会自动缩小收入差距。另外，东、中、西部地区中，只有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是显著的，而且是正的。说明了东部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扩大了收入差距，可能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