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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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36]王炳梅，《试论 水利 经济 与发展》，《水利经济》南京 1998第4期第4～7，13页。

[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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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进入都市化时代的美国，对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会学来承担。在中国，由于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或小城镇，“这直接影响了城市社会学等知识谱系与理论工具的传播与应用”，使都市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急需加以填补的理论空白。目前，中国都市文化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学科中，而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有关刊物的文学、美学、文艺学栏目中体现。

文化生态学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Steweardm J ? H ， 1902 — 1972 ）在《文化进化和过程》一书中提出。按斯氏的设想，文化生态学旨在“解释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从1999年起，文化生态学研究进入了“大文化”研究的视野，研究取向集中在城市社会学、传播学以及伦理学等领域。国内文化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带有强烈的区域性特征，体现了当代国内学术界的现实关怀。本文将都市文化的研究延伸至社会语言学，立足闽南文化建设，关注闽南都市群的发展，从语言文化这一微观角度入手，以厦门为个案，对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的生态环境构建做尝试性探讨。

二、厦门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

    厦门是一座富有闽南文化底蕴同时又日趋国际化的都市，外来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融合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良好的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应该是闽南都市社会发展所必须的三种语言文化，即闽南语文化、普通话以及英语文化共存共生、平衡发展的语言环境。据此，本研究围绕这三种语言的发展现状调查展开：

   （一）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闽南都市文化具有开放性、移民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特征。这三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闽南都市群在福建政治、经济的地位和发展决定了其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同时为闽南都市文化增添了魅力。然而，文化多样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需要语言多样性和方言文化的支撑。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在厦门工作和学习的各类人员，包括学生及其他各类人群，共计200 名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和分析，了解了受访者普通话和闽南话的使用情况。问卷共设计50道选择题, 全面了解厦门闽南话与闽南文化生存现状。调查数据见表1。

表1  闽南话的生存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闽南话

43%

    65%

           70%

普通话

   100%

    100%

           10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上述调查表明，在厦门这个迅速发展的著名的闽南都市中，只要掌握普通话，日常交流没有任何困难。虽然成年的当地居民通常能够使用闽南话相互交流，但在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中闽南话的掌握与交流却存在一定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普通话的普及和普遍使用，使得闽南话的使用场合非常有限。这种发展状况不由得使人对闽南语言文化的留存产生一定的担忧。如何正确处理好普通话与闽南话的关系，保持闽南话的活力与闽南文化特色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普通话现在不应该是急于去覆盖方言。在普通话日益扩大使用场合的同时，地方方言也应深入使用到各地群众的生活领域中去，鼓励市民主动大量地去吸收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词语。

   （二）闽南都市社会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现状

闽南都市群的地理位置决定其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实践证明，闽南市民的英语教育程度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闽南的富强，英语教育的强调不是太过了，而是远远不及。本文通过广泛调研、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语言学、社会学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厦门的英语教育现状做出评估，调查结果如表2。

表2  英语教育的现状

 

中小学生

（7-15岁）

大学生

（18-22岁）

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

（30岁以上）

受过英语教育

95%

    100%

           75%

英语表达流利

   16%

    30%

           20%

 注：（1）参与调查的中小学生为70 名；

（2）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70 名；

（3）参与调查的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为60 名。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目前厦门中小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教育普及较广，各类在职人员及社会人员中受过英语教育或者相关培训的比例较高，但真正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比例则都比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英语教育在大中小学得到普及，受英语教育的学生比例达95%以上，但仍旧以应试教育为主，较少注重实际交际能力的培养；此外，厦门作为正大步迈向国际化的都市，其国际化氛围仍显不足，英语的使用场合较为有限，使得英语的使用主要局限在学校课堂。

三、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一） 政府部门的重视

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相应举措。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包括泉州、漳州、厦门三个城市，成立后主要保护闽南方言文学、闽南民间音乐、闽南戏曲、闽南民间舞蹈、闽南民间美术、闽南民间手工技艺、闽南民俗、闽南传统体育竞技、闽南民间信仰、闽南消费习俗等十类项目。福建省非常重视闽南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以加强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以上种种举措说明政府已经将大力保护闽南文化生态提到了议事日程，将极大地促进闽南都市社会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二）2+1模式的语言教育政策

本文认为，闽南都市文化区应借鉴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双语教育机制，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可以采用闽南话和普通话想结合的“双语教学”，激发小学生学习闽南文化的热情。应鼓励并加强2+1模式（普通话、英语加闽南话）的语言教育政策，在中学和大学除了开设语文、英语课程之外，还可开设形式多样的闽南话课程，如闽南话短期培训班、闽南话选修 课等。2+1模式的语言教育，既提高市民的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又保障地方语言文化特色的持续发展，繁荣闽南都市群的语言文化多样性，构建闽南都市社会的良性的语言文化生态环境。

   （三）加强闽台文化交流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台湾一衣带水，具有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 一脉相承、相互交融。近年来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谍展牒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层出不穷，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和政府部门的重视， “五缘”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以及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

   （四）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开设闽南语电视频道和广播，宣传闽南文化；在校园文化活动中，可以举办闽南话歌唱比赛及演讲活动，创设校园闽南文化的氛围；还可以在校园推广闽南戏曲，如歌仔戏的培训和演出活动，使闽南文化成为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闽南文化传播的基础上，以文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文化与产业、城市、环境、社会融合发展，使文化产业成为闽南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亮点。

四、结语

国内都市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学科理论构建、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畴等方面的问题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闽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闽南都市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闽南都市文化开放性、移民化、文化多样性的特点，致力于闽南都市语言文化生态环境的构建，对于都市社会语言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地方政府语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实际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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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幼儿园应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在艺术领域的内容和要求中，又明确指出要引导幼儿接触周围环境和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丰富他们的感性经验和审美情趣，激发幼儿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在这阶段中教师注意收集相关材料，对舞种进行分析，拟订系列活动的实施方案和步骤，为幼儿丰富相关的知识经验，通过谈话、观看图片、录像参观等系列活动，让幼儿认识自己的家乡，初步了解家乡的一些名胜古迹、特色小吃及简单的闽南风俗习惯，借助踩街等民间活动激发幼儿的兴趣。在欣赏闽南舞蹈车鼓婆时，幼儿都能很认真地观看，但由于 DVD的画面不够清晰，而且画面变化速度较快，因此幼儿不能很好地感受舞蹈《车鼓婆》的音乐美和舞蹈动作美，虽然在第三环节跟着图片学习动作时，幼儿能很好地跟着图片学习动作，但是在音乐感受上还不强，以至于虽然教师在下面的环节中借助服饰和推选“小小车鼓手”等形式让幼儿反复练习动作，但幼儿在跟着音乐表演动作时，不能很好地按音乐的旋律、节奏特点做动作。将在下阶段活动中，继续研究在舞蹈教学中如何运用多媒体技术创设教学情境，使得多媒体技术的运用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二、挖掘闽南民间舞蹈中幼儿乐于接受的教育因素

在闽南地区，每逢重大节庆或民俗节日，闽南人民都会组织隆重的庆祝仪式，活动经常以载歌载舞的形式吸引观众，这些歌舞就是闽南的民间舞蹈。

闽南民间舞蹈的内容很多，如开展的“车鼓队”。在幼儿对自己的家乡有所认识的基础上，借助元宵节的喜庆气氛让幼儿认识“车鼓队”，幼儿非常感兴趣，又由于“车鼓队”的表演形式和平日里幼儿的节奏乐有点类似，所使用的乐器音色高亢、响亮，因此，对“车鼓队”系列活动的开展幼儿是乐于接受的，而且非常投入。大班开展的舞蹈《骑驴探亲》，教师把舞蹈内容编成故事引入，充分引导幼儿想象、创编故事情节，并迁移幼儿的生活经验，创编相应的舞蹈动作，使幼儿的表现力、创造力、想象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教师又进一步引导幼儿自己动手制作舞蹈道具，体验制作的乐趣并从中获得成就感，提高幼儿舞蹈的积极性。在舞蹈《骑驴》中，幼儿不但能够惟妙惟肖的模仿出民间艺人表演的舞蹈动作，而且能够迁移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验，创编出了许多具有情节性的动作组合，使整个舞蹈的内容更加饱满，舞蹈的表现更具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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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发展，多元化地域文化有所减弱，甚至有的已经流失。二三十年前不经意都能听到广为流传的朗朗上口的闽南童谣，如今已销声匿迹，能够吟诵出整首闽南童谣的年轻人寥寥无几，更别说孩子，他们甚至连闽南话都说不好，对地方风俗的了解也不多，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看着传统文化消失，我感到心痛。

现代年轻的父母都是新一代的独生子，他们重视普通话和英语，日常交流很少讲闽南话，想让他们教孩子闽南文化是非常困难的。幼儿教师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如果她们对闽南文化感兴趣，就能起到传承作用。可惜我市没有独立课程，让学前教育学生进行系统学习，她们掌握的闽南文化知识不多，闽南文化只存活在老一辈的心里，如果不拯救，这些传唱几代人的闽南方言童谣就会逐渐消逝，这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就会濒临灭绝。

我们应把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作为闽南文化传承者，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让她们将来在幼儿纯洁的心灵深处播下美好的种子，使幼儿在本土文化的熏陶下，激发热爱家乡的情感，成为21世纪爱拼才会赢的新一代闽南人。

结合教学实践，我从以下方面教学生学闽南语。

一、编辑简单校本教材，做到有本可依

泉州地区没有统一的闽南文化教材，因此我们立足本土文化，着力构建校本课程，努力挖掘本土适合幼儿教育的教学资源，发挥独特的教育作用。让这份宝贵的文化资源得到传承与弘扬，让学生做到有本可依。教材中主要包含三大块知识：

1.闽南童谣以闽南方言进行创作和传唱，在韵语与平仄的节奏上充分体现闽南语的精髓，内容上融入闽南方言的词语、俗语、闽南历史等，简单有趣，朗朗上口，极具童真趣味。它是闽南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丰富的知识，而且处处体现着闽南人的生活气息，是闽南地区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素材。

童谣是孩子童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把这部分作为重点，我对网上400多首童谣进行精挑细选，根据内容的深浅、篇幅的长短、儿童年龄特点进行分类，从中选取大约一百多首并整理成教材。在课堂上边教边唱，学生兴趣浓厚，诵读声此起彼伏，嬉笑声不绝于耳。她们会利用课余时间一唱一搭，教室中随时会飘出“一的炒米香，二的炒韭菜，三的锵锵滚，四的炒米粉，五的五将军……”“火金姑，跤落涂，坐我船，拍我鼓……”等经典童谣。

2.闽南俗语谚语，是群众所创造的，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语句，简练而形象化，它反映人民生活经验和愿望，诙谐有趣。央视名嘴宋英杰对此大加推崇，认为有些谚语”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我从网上挑选1000条俗话谚语，并根据内容分类整理：如（1）民间气象谚语“春天囝仔面，一日变三变”“干冬至，湿年兜。（冬至与春节晴雨反相）”、”七月厚风台（农历七月台风最多）”等。（2）“食”的养生：“腌腌吃”“旺旺”大：食循，较好食（火君）：冬节有食补，春来会打虎：食补值睡补冬：食菜头食姜，免请医生免烧香。（3）老人家：老人食麻油―闹（老）;食老三项歹，见风流眼屎，说话会答歹，放屁兼漏屎。当学生读到这些俗语时，笑声不断，兴趣浓厚，放假回家学生还会主动收集农村失传的俗语，遇到合适的场合还会派上用场。学生惊讶，这些俗语谚语对生活概括得很贴切，是经验之谈，闽南居然有这样好的地方文化。

3.节日的习俗。我通过网络和农村老人了解每个节日的习俗，并把每个有特色的闽南节日习俗整理成册，在课堂中讲授。如端午节除了包粽子、划龙舟外，闽南还用煎堆补天，吃梧桐叶包的酵果，小孩当天还用艾叶烧水洗澡――预防夏天长痱子，家家户户为了辟邪还在门窗上挂榕树叶。端午节有的吃有的玩，同学听完这些习俗普遍感兴趣。七月初七，在闽南当天要吃“糖果”（用糯米粉加糖制成，还要洒些花生末），新生儿要做“新契”，就是新拜“七娘妈”为“契母”。在“七夕”，还要解去新生儿在端午节系于手腕上用五色丝线搓成的“续命缕”，将“续命缕”和香粉作为一包掷置屋顶上。到十六岁那年的“七夕”要“洗契”。人们把早已准备好的胭脂、花粉、鲜花等物，用红髻索捆扎起来，抛上屋檐顶，责罚喜鹊衔送到天河边，供织女梳妆打扮会牛郎。学生对这些民风民俗都很着迷，表示传统特色民风民俗不能在这代人断链，要延续和发扬。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说：“假如你失去一种文化，你虽然不一定会失去现代化，但你失去的却是一整套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

二、灵活应用课堂教学方式，摸着石头过河

泉州学前教育专业不把闽南语教学作为独立课程，我也没有学习参考的对象，因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校没有设置该课程，安排专业老师授课，我就利用第二课堂时间给学生讲闽南语。我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学生对授课内容兴趣浓厚，好学乐学。我首先利用多媒体教学，看视频动作，听标准发音。对一些特殊名词进行解释。我校学生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教学童谣俗语相对简单，学生学的速度也快，一教即会，不存在语言沟通困难。但随着时间流逝，闽南许多名词古今叫法不一致，不同地方的称呼也不一样，如“漂亮”在闽南称“水”、“水茫茫”、“好叫”、“演岛”，我根据童谣俗语的内容选择。教唱童谣关键是解释几个词的含义，这几个词会了，学生就掌握了。如《老鼠仔》：“老鼠仔，钻壁空，一暝不困，蛲蛲动，一只一只想偷食，人人看见都卜掠。”歌词中，我重点解释：一暝：一夜;蛲蛲动：到处乱窜;掠：抓。利用网络了解答嘴鼓、高甲戏、快板、顺口溜、民间风俗习惯等闽南文化知识。其次感受闽南风情。因为学生来自不同乡镇，我们让她们带来家乡食品：双糕润、酵果、米、肉粽、炸枣、麻糍、春卷、麻枣、碗糕等。要求她们先了解整个制作过程，然后向全班同学介绍操作细节。通过品尝实物，很多同学回家还和家长动手制作。最后收集材料。鼓励她们深入生活，到农村寻找闽南文化的踪迹;探访闽南古大厝;听闽南民间故事;看梨园高甲木偶戏;讲闽南五色话;吃闽南特色小吃。有的学生还找到淡出历史舞台的物品，如石磨、蓑衣、油纸伞、竹蒸笼、竹火笼等，并拍成相片，整理成册与同学共赏。在班级营造语言环境，提倡用闽南语交流，组成闽南语兴趣小组，组织同学根据童谣内容设计表演动作。编排《天黑黑》、《扒龙船》、《挨砻挨欺》等节目参加文艺汇演。

三、教学效果

我校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幼儿教师，据她们的介绍，她们在幼儿教学中会讲一些闽南文化知识，教一些经典的闽南童谣俗语，动手做一些简单的食物，让幼儿带回家给父母品尝，鼓励幼儿用闽南话交谈。本来有近六成的家长反对孩子学闽南语，担心教闽南语会影响孩子今后的普通话发音，但事实证明它能够促进幼儿感知力、记忆力、想象和思维能力的发展，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当孩子和爷爷奶奶手推着手，一起唱：“挨砻挨欺，杀鸡请舅舅，舅舅吃不完，请客鸟――”那熟悉的旋律又奏起来，我们仿佛回到渐渐远去无忧无虑的童年。

闽南语是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它本身是闽南地区、台湾地区的方言，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面对普通话推广普及的冲击，闽南话正面临边缘化，如果不加以保护就有可能消失。厦门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传承保护闽文化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因此2010年在厦门市18所小学、10所幼儿园试点教学闽南语课程，希望我市能在学前教育中进行闽南语教学，将来在幼儿园、小学和初中进行闽南语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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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的经济文化发展强劲为两岸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优越的条件。厦门卫视制作、录播《欢喜大围炉——两岸闽南话春节晚会》的目的，就是让两岸文化水融，共同发展。从2008年除夕之夜起，《欢喜大围炉》作为在海峡两岸同步播出的唯一综艺晚会，成为春节期间，台湾综艺娱乐界最为关注的一大盛会。

凸显“围炉传统，欢喜内涵”的议程设置。春节晚会是所有中国人在新春佳节都期待和关注的荧屏大餐，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扰和限制，两岸文化交流一直无法正常进行。经过精心策划，厦门卫视把实现海外传播的目标，化作“围炉传统，欢喜内涵”的议程设置，牢牢锁定台湾民众的欣赏口味，自2008年起连续五年联合台湾主流电视媒体，打造出一个全球闽南语华人都期盼的春节晚会。五年来的除夕夜，《欢喜大围炉》借助台湾电视同行的各种传播渠道，突破限制，实现在黄金时段的重磅传播，填补了台湾电视台从未播出大陆主流媒体春节晚会节目的空白。台湾权威收视调查机构尼尔森的反馈数据表明，两岸闽南话春节晚会在台湾播出收视表现突出，其中2009《欢喜大围炉》为台湾卫星频道同类型节目中收视率最高。

突出“两岸同根，文化同源”的议程设置。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峡两岸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但由于台湾当局的封锁，造成同属于闽南文化圈的台湾民众，被迫割裂自身和中华文化的血脉传承。《欢喜大围炉》突出“两岸同根，文化同源”的议程设置，以共同的文化背景吸引了两岸受众的关注，引发受众思考，强调闽南文化在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欢喜大围炉》吸引了许多台湾民众，并将收看视作寄托思念和寻求认同的最好方式：“我们说着同一种方言，都听歌仔戏，都‘哈’同样的明星，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欢喜大围炉》散发着传统芬芳的闽南原创节目经过时尚化的包装和明星化的演绎，使台湾民众真切地感受到，浅浅海峡阻隔不了中华民族相同的情感皈依。

坚持“以我为主，精诚合作”的议程设置。在两岸合作的理念下，《欢喜大围炉》节目制作坚持“以我为主，精诚合作”的议程设置，将两岸文化交流的议程、厦门卫视作为主流媒体的报道议程、海峡两岸公众关注的公共议程有机结合起来。从2008年起，在两岸闽南话春节晚会的舞台上，两岸合作的理念也贯穿晚会始终。晚会中大陆词、台湾曲，大陆舞、台湾歌，海峡两岸要素被无缝结构在许多节目当中。节目制作在合作理念下，坚持以我为主导的议程设置，确保《欢喜大围炉》切合台湾民众的欣赏口味，同时又坚持了以我方为主导的宗旨。

路径——三大传播策略，提升厦门卫视的传播力

《欢喜大围炉》的实践证明，加强两岸文化的交流合作，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2008年的《欢喜大围炉》于除夕夜的19:30通过厦门卫视、台湾中天电视台和马来西亚Astro频道同步放送，春节期间又在印尼、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播出，这既是海峡两岸第一次联手制作的春节晚会，又是全球第一台闽南话春节晚会。

细节化有效传播策略。两岸文化交流的宣传媒介在大陆机构众多，厦门并不具有垄断的优势，但厦门卫视的策划团队采用细节化有效传播策略，极富创意地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工作，并得到台湾电视同仁的认可。例如2009年，闽南传统拍胸舞与现代啦啦操相结合的《拍胸啪啦舞》、民间习俗与LED相映生辉的《跳火群》、新编歌仔戏《唐伯虎点秋香》、古诗吟诵与原创闽南歌谣相串联的《闽南童谣串烧》等出现在《欢喜大围炉》。此外，晚会有许多别出心裁的表演，诸如林志玲的上菜秀、新编歌仔戏、歌曲《美丽厦门你真水》等节目都让台湾的观众耳目一新。如今《欢喜大围炉》在整个泛闽南文化圈的民众当中产生了持续升温的期待，这一独享资源不仅成为厦门卫视参与媒体竞争的利器，更是厦门卫视充分掌握话语权的关键前提。

异地新闻本土化传播策略。厦门地域不大，而且又不是国内的娱乐重镇，但厦门卫视的策划团队采用异地新闻本土化的传播策略，紧扣时代主题，使《欢喜大围炉》实现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新突破。《欢喜大围炉——2009两岸闽南话春晚》通过把一系列感动中国的符号，将北京奥运会、“神七”、汶川地震、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两岸联手面对金融危机等事件艺术性地融入晚会，为2008年留下温暖的记忆。为了满足两岸观众一睹“神七”航天员风采的愿望，节目组策划由台湾小朋友代表台湾民众采访航天员的活动。当台湾小学生演讲比赛一等奖获得者杜菲比采访“神七”宇航员，以及三位航天员用新学的闽南话向台湾同胞和闽南观众拜年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时，立刻拉近了两岸民众的距离，使得台湾观众对大陆电视媒介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围绕主题动态编排传播策略。《欢喜大围炉》从筹备、录制直至最后播出，往往需要长达数月的精心筹划和准备。厦门卫视根据晚会进程不断抛出各种议题，晚会亮点、明星热点、节目看点等全方位内容在台湾各种主流大报上不断曝光，使得《欢喜大围炉》在台湾民众当中持续升温。2011年《欢喜大围炉》录制期间，台湾主流媒体《中国时报》《苹果日报》《now news》和台湾华视、台湾东森电视台等媒体特派记者来现场采访，厦门卫视实现了横向带状覆盖，使《欢喜大围炉》持续热度不减，留住了增量受众，创造了收视高点，已然牢牢占据台湾新年舆论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台湾主流媒体由最初接受厦门卫视邀请参与报道，转为现在主动申请来厦门进行实地报道，同时参与报道的媒体类型也不断拓宽。

方法——三大运营机制，铸就厦门卫视的影响力

《欢喜大围炉》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宣传手法，充分发挥两岸文化交流地缘近、血缘亲、文缘深、商缘广、法缘久的“五缘”优势，加深了两岸民众的感情，凝聚了两岸民众的认同。

篇6

满语情态动词语义研究

汉字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关于那乃语的系属定位研究

朝鲜语词类体系的历时考察

专有名词语的语用修辞研究

呼图壁芳草湖正繁户方言调查

中世朝鲜语语头子音群研究

谈西北回族花儿的语言特征

乌德盖语及其汉语借词的特点

语法与四个世界关系之断想

印尼城市中文名的命名研究

西方传教士汉语闽方言教育史略

金门县烈屿乡闽南话的语音系统

两岸闽南话极量程度副词分析

洪水论与语言地理分布发展类型

满文中的满汉合成词的存在形式

移民文化对宁夏话形成发展的影响

满文中的满汉合成词的存在形式

东干语与北京话及西北方言的比较

《菲英汉综合字典》中的闽南话音系

研究海外汉语方言外来语的一些思考

通古斯语支跨境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展望

16～18世纪朝鲜语舌尖塞音腭化研究

敦煌石窟蒙古文题记的佛教文化特色

京郊密云檀营的满族文化与满族语言

粤东客家话软腭音龈腭化的音变起点

朔城区方言的入声舒化和舒声促化现象

朔城区方言的入声舒化和舒声促化现象

蒙古语族语言语音演变的共同性规律

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综述

论满语中[r]与[l]的语音特征与区别特征

人口较少民族濒危语言文化抢救的科学价值

朝鲜王朝司译院类解书《汉清文鉴》研究

中古入声韵在《资治通鉴音注》中的演变

东南亚西南官话的分布和印尼“先达国语”

多语多方言环境下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方言取向

试论词汇研究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

重论在全球视野下粤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

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的内容及其书写格式

马来语中所见海外闽南语借词的对音类型

新加坡“中英对译人名”中的汉语方言信息浅析

勿洞容县白话与广西容县白话声母、韵母比较

香港粤语范围副词“晒、添、埋”语义指向分析

东方孝义《台日新辞书》的音系及其相关问题

从澳门地区及街道名称看当地的缩略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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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属于心理学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对象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认同”(identity)指“承认、认可或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具有“归属感”的涵义。现代意义上的认同研究一般包括个人认同和群体认同两个维度。而群体认同则包括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等。语言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对某一语言承认、认可的过程或趋同的结果，包含很多因素，比如情感、认知、行为倾向等，因此语言认同包含语言认知认同、语言情感认同和语言行为倾向认同。我们认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是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不仅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族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族群寻求认同、确立自身合法地位的重要手段，并在某种意义上关乎着族群的生存，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在。

社会学研究表明，个体融入群体及群体的协调维系，都与语言认同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不同个体构成群体、群体的和谐达成，都有着语言认同的促动。语言情感是使用者内心对语言的稳定、深刻而持久的评价，包括正面评价(如喜欢)和反面评价(如害怕、困难、不喜欢)。正面评价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接受和喜爱，是非消极性的情感，反面评价反映出语言使用者对语言的排斥、害怕和恐惧，是消极性的情感。语言情感是一种语言在使用者内心的体验，是某个群体接受或学习一种语言的动力之一。因此，我们认为对语言情感认同的研究，可以了解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了解某种语言在学习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透析语言使用者产生该情感的认知因素。对语言情感的研究学术界一直很关注，也有不少成果，但在研究的内容和方式上存在一些盲点。有些研究者将语言情感与语言态度混淆使用，在研究中忽视情感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忽视了情感与认知的关系。我们认为，语言情感是一个过程，要以认知为基础，认知产生情感，对事物的感知影响着情感。同时我们也认为，情感还受行为的影响。以往对语言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从人类学及人口学的角度探讨华裔的融入程度和华人的属性认同;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调查不同方言区民众对普通话、方言的情感认同、少数民族对民族语言的情感认同、不同族群的文化认同的研究;但是，在语言情感的研究中还鲜有将母国语言和居住地语言、他国语言的情感认同放在同一层面探讨的。众所周知，菲律宾与中国往来甚早、历史上贸易往来频繁，根据菲律宾移民局2012年的统计，在菲律宾国家中，华人血统约占百分之二十;以菲律宾现有的人口来说﹐有华人血统的可能超过一千万人。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关系，在菲华人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属于闽南人。华侨到达异国，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他们积极主动地融入居住国的文化，进行自身的本土化过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在菲华人经历了受排挤、菲化的过程，之后日渐融入菲主流社会，在形式上成了菲律宾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在东南亚的华侨已经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第四代了，并已经在社会和文化上分别融入了各自所处的社区和民族群体，虽然他们有一部分还会说方言或普通话，但他们所讲的方言可能已经被当地语言涵化了。方言一向被认为是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因此，认同方言也就是认同民族语言。对于菲律宾华裔来说，汉语就是菲律宾华裔的母语，闽南话是他们的母言，对闽南话的认同其实也就是对民族认同的一个标志。根据我们调查得知，闽南话是菲律宾华人社会的通用语言，也是菲律宾主要的商业语言。菲华后裔在语言学习中大多先学会说闽南话，菲律宾的华裔文化和风俗习惯也大多靠闽南话来保持。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东南亚华裔对母国语言包括汉语和闽南话的情感认同意义重大:了解华裔对祖籍地语言情感的认同，可以揭示华裔对祖籍国认同与祖籍地认同的联系和差异;研究华裔的语言情感认同，可以了解这个群体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对某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探究这个群体对民族传统和族群认同度;了解东南亚华裔的语言情感认同，可以有效地针对华裔的语言情感，有的放矢地开展汉语传播，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菲律宾的华裔结构和华裔融入居住国的过程在东南亚具有代表性，青少年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风向标，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语言情感认同是研究华裔语言情感认同的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因此我们选择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菲律宾特殊的语言环境，大多数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从小都接触闽南话、汉语、英语和菲律宾语言;因此，为了有所比较，我们将以上四种语言的情感放在同一平面做比较研究。在研究方式上，过去对语言情感认同的研究，大多运用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如最典型的做法是问卷调查和变语配对研究。问卷调查一般采用由被调查者自己填答问卷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式在与被调查者的接触中调查的目的已经有所暗示，调查结果缺乏客观性，结果的深度不够。而变语配对法则受到测试样板语言能力差异的干扰。我们认为，当下更应该在语言现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的思维优势，用更合适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阐释。

心理学的“自由联想”被称为“联想实验的基本方法之一”①，是通过调查潜意识对外在刺激的反应来获取个体头脑中的认知信息。将联想到的词联系起来，就可能完成对一个人心理情结的了解，也证明了人们所无法直接接触的潜意识的存在。②这种方法是一个人在某个节点上对词汇的激发与激动，表面上看反映了一个人的词汇储备量，实际上是从潜意识里激发出来的对人的心理现状及生活现状的写照。这种测试方式可以摆脱传统的“问卷调查”方式的缺点，摆脱已定的概念形式，更深刻地挖掘受试者未被人发觉的内心深处的认知反映，推测思维主体由此得出的选择性行动。因此，本文将通过心理学的词语自由联想方式获得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闽南话”、“汉语”乃至“英语”、“菲律宾语”四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有效地了解菲律宾华裔青少年这一群体对这四种语言的情感认知，分析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对某种语言的情感特征，探究这个群体对民族传统和族群的认同度。

二、调查过程与数据分析

我们把初到福建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作为调查对象，包括厦门海外教育学院14人、福建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29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43人。分别以“闽南话”“汉语”“英语”“菲律宾语”作为目标刺激词语，并设置“运动”“美食”“海洋”“报纸”等非目标词语作为干扰词，要求被试在刺激词呈现后立即把他想到的任何词记录下来，数量不限，每个刺激词间隔20秒。为了尊重联想的规律，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被试者的书写速度，我们允许被试者用最熟悉的语言(可以是英语、汉语或者菲律宾语等)书写。本次实验共回收样本86份，借助excel统计方式进行统计分析。

1.刺激词“闽南话”的联想分析(1)数量分析扣除字迹不清或语义相近替代，(如“非常难”“很难”取一个代替，“奶奶”“我的祖母”取一个代替)。这样对“闽南话”的刺激联想实验共获得209个数据，其中包含80个词语。我们首先对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进行统计。因为我们认为，并不是所有被联想到的词都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认知情况。同样是联想，“第一个被联想到的”和“第二个被联想到的”、“第三个被联想到的”对于认知的关联性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显然更有价值，在联想者的心理结构的重要性更高些。在86份样本中，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有40个。其中“第一次被联想到的”包括:家庭成员“爸爸”“妈妈”等7人次，“家”的概念包括“家”“家人”“家乡”等9人次，与“中国”概念有关的2人次，与“华人”概念有关的4人次。我们将被联想到的词分成两类:消极意义和非消极意义，所谓消极意义就是削弱对某个主体的认同感，非消极意义包含积极意义和中性意义，就是增强或保持对某个主体的认同。对“闽南话”的联想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有四个，非消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词数量比是36:4。(2)“加权”分析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揭示被试者整体的认知情况，我们认为仅仅考虑“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显然还是过于片面，因此，我们试图用“加权”统计法进行统计，将受试者的认知情况全面地反映出来。具体做法是:设定“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权重为2，“第二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权重1.9，这样依次类推，第三个为1.8，第四个为1.7。例如，“家人”这个词“第一个被联想到”4次，得4×2分，“第二个被联想到”2次，得2×1.9，“第三个被联想到”1次，得1×1.8分，“第四个被联想到”0次，得0×1.7分，“第五个被联想到”1次，得1×1.6分，那么“家人”的权重得分就是15.2。我们对在刺激词“闽南话”的刺激下被联想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词语进行加权统计。我们发现:在对“闽南话”的联想中，包含特殊积极情感的“家”的概念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里”“家乡”“家人”“家乡话”“父母”等，其数值总数是83.9。通过刺激词联想到的地名有“晋江”“厦门”“中国”“泉州”;蕴含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的有“(很)想学”“我会说一点”“我会说”“(很)有趣”“(很)难”。其中，“听不懂”“(很)难”具有消极意义，非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和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比是334:19.4。

2.刺激词“汉语”的联想分析对刺激词“汉语”的联想，我们共获得295个数据，共包含97个词，第一个被联想到的词语有29个。其中“(很)难(学)”被第一个联想到的次数最多，达到20次，其次是“中文”“中国”“中国人”。在以上词语中具有消极意义的有“(很)难(学)”“复杂”两个。非消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词数量比是18:2。以上词语具有消极意义的有“复杂”“(很)难学”，消极意义主要集中在学习的难易上;“丰富”“国际语言”“需要”“重要”等均具有非消极含义，含有对语言地位、学习重要性等的评价。被联想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非消极意义的词语数量与消极意义词语的数量比是20:2。刺激词“汉语”获得的加权总数值是364.5，其中含有消极语义的数值是64.2。非消极语义与消极语义之间的权重比值是300.3:64.2，二者接近5:1。

3.刺激词“英语”的联想分析对刺激词“英语”的联想共获得213个数据包含92个被联想词，我们同样做了同义归类，如“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世界通用语言”所表达的意思一致，我们选择了“世界通用语言”，这样共获得第一次被联想到的词语40个:以上词语中“复杂”和“很难”具有消极的意义，主要是学习的难易上的情感，具有非消极意义的有“国际语言”“国际(化)”“(世界)第一语言”“不难”“不太难”“喜爱”“好”“世界通用语言”等。在加权统计中，具有消极意义的词语消失了。以上的词语我们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表示学习的感受，如“不太难”“(比较)简单”“容易(学)”“有趣”“喜爱”;第二类表示语言的地位，如“(世界)第一语言”“(世界)通用语言”“全球化的语言”“国际(化)”“(很)重要”等;第三类表示与语言有关的因素如“语法”“书”“美国”等。关于“英语”的联想共获得289.1，消极意义的加权数值为0。4.刺激词“菲律宾语”的联想分析华裔在菲律宾生活，主观上需要积极融入菲律宾社会，菲律宾语是生活中必须要使用的，因此我们还对“菲律宾语”做了测试，共获得180个数据包含74个被联想词，第一个被联想到的有。我们获得权重数值239.9，其中具有消极意义的4，占1.7%，具有非消极意义的权重值是235.9，占98.3%。

三、数据分析获得的启示

根据以上的测试和统计，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刺激词“闽南话”“汉语”“英语”“菲律宾语”被联想的权重值分别是351.4、364.5、289.1、239.9，对“闽南话”“汉语”的联想值远远超过对“菲律宾语”的联想，这是否可以说明，受试者对汉语和闽南话具有更开阔的想象空间?这种开阔的想像空间根源是什么?是对祖籍地或祖籍国的向往?是受长辈的影响?还是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在对刺激词“菲律宾语”的联想中出现了“印尼”“西班牙”“普通话”“汉语”等的字眼，这种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第二，语言的情感是复杂的。假如我们将语言情感分成若干维度:亲切度、全球影响度、易懂度、个人喜好度，根据词义的情感内涵，我们把联想到“家”“父母”“故乡”等概念的视为语言的亲切度，把联想到“有用”“国际语言”“世界第一语言”“国际化”“全球化的语言”“需要”等概念的视为全球影响度，把联想到的“(很)容易”“好学”等概念的视为易懂度，把联想到“丰富”“有趣”“有意思”等概念的视为个人喜好度。那么四种不同语言的四个不同情感维度的权重值分别如下表:以上统计显示，英语属于全球影响度高的容易获得的语言，汉语属于亲切度高的有归属感的不容易获得但具有一定全球影响度的语言，菲律宾语属于亲切的容易获得的全球影响度低的语言。在四种语言中，闽南话的亲切度最高。在对“汉语”的联想中，“(很)难”是一个被高频联想到的词语，但是又联想到“必须学”“很重要”。在对“英语”的联想中，“容易”“好学”被高频率联想。即便被试者认为闽南话和汉语的易懂度低，但调查的结果显示被试者对这两种语言具有较高的喜好度。我们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该从根源上去寻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寻找适合语言特征的教学方法，将“难”变“不难”甚至变“易”，减少学习者学习汉语和闽南话的主观障碍。全球影响度反应语言的全球声望和地位，我们注意到，在对“汉语”和“英语”的联想中，“重要”“世界语言”同时被联想到，说明汉语和英语都具有一定的全球影响度，但在对“英语”的联想中，“国际语言”“世界第一语言”“国际化”“全球化的语言”等词语被联想到的频次远远高于“汉语”，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华裔青少年的心目中，汉语和英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英语的全球影响力明显高于汉语?学习者普遍认为英语易懂、易学、有趣，这种心理认知是否会促进学习者对英语的接近?亲切是情感认同与归属感构成的重要因素，这就意味着，华裔与汉语、闽南话相关度最高的是他们的情感认同，语言的归属感是促进青少年学习该语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统计显示，华裔青少年对汉语和闽南话的亲切度高，这可能也是他们学习汉语的内在动力之一。这是否可以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习英语的工具性动机更强，而学习汉语的内在融入动机更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被试者对汉语的个人喜好度最高，我们认为这也是学习者接近汉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理结构包括三个系统: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其中认知是情感的源泉，以情感为导向;情感是行为活动的源泉，以行为活动为导向，这三个系统互相作用、互为前提、共同发展;认知改变情感，情感影响认知。同样，情感对人的行动可以起到积极地增力作用，也可以起到消极的减力作用。积极地情感能提高人的积极性，消极的情感会削弱人的活动能力。一般来说，正面认知产生积极情感，积极情感产生积极地行为，但是也有三者不和谐的情况。华裔在接触和使用汉语的过程中对汉语产生了一定的理解和积极情感，这些情感影响着华裔的行为倾向，在联想中，出现“喜欢”“必须学”“我想学会”，说明不管是从对汉语的情感还是从社会价值的角度或者是学习者的态度，华裔都对汉语的学习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和正面的行为倾向。但是对汉语又有消极的认知，如汉语“很难”。显然，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对汉语和闽南话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系统中出现了不和谐、不平衡的情况。如果消极的知再加强，可能就会影响学习者的情感，甚至行为倾向。那么汉语国际教育中如何减少学习者的消极认知、增强积极认知，减少不平衡现象，这是当前应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第三，在关于刺激词“闽南话”的联想中，与“家”有关的概念如“家”“爸爸”“妈妈”“奶奶”“爷爷”以及“朋友”“亲戚”“华裔”“菲律宾华人”被多频次联想到;被调查者虽然生活在菲律宾，但是在对“菲律宾语”的联想中出现“家”的频次很少，由此我们认为:闽南话是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主要家庭语言，在菲律宾华裔青少年的心目中，闽南话与故乡、亲人等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在语言上能找到家的情感归属，他们对闽南话的认同是主动的积极的情感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基于一种很深的“家”的概念。即便很多被试者“只会说一点”闽南话，但他们“很想学会”。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具有较强的故乡情感认同，对祖籍国和祖籍地语言具有较强的忠诚度?方言是民系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民系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游汝杰，2009)我们认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在对闽南话的联想中高频次地联想到家的概念，说明他们具有较强的闽南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对“菲律宾语”的联想中，也出现了“我们的母语”“家”等的概念，虽然权重值不高，但我们可以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甚至是第四代华裔，在语言的认同上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也是他们融入居住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对“闽南话”刺激词的联想中，出现了“(菲律宾)华人”“泉州”“厦门”“唐人街”“石狮”“晋江”“中国”“福建”“闽南”“华人区”等词语，而且，“中国”和“福建”被高频次地联想。我们认为，在菲律宾，在唐人街，闽南话是常听到的语言，闽南话似乎是福建乃至中国的指称，甚至可以认为，闽南话不止代表闽南，甚至代表福建或者是整个中国。闽南话在海外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实验中“(很)想学”“我会一点”“我会说”“(很)难”“重要”也被多次联想，这反映出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具有学习和掌握闽南话的愿望。在对“闽南话”和“汉语”的联想中，与经济类有关的词语如“贸易”“生意”“商人”“国际语言”等被多频次同时联想。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除了特殊情感之外，华裔青少年想学习闽南话的目的是希望今后与中国与闽南有更多的合作与往来，他们学习闽南话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今后的发展考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除了特殊的情感之外，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习汉语包含两个动机:汉语的国际地位很高，是今后世界通用的语言之一;学好汉语有助于今后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与祖籍国进行贸易往来。闽南话和汉语是东南亚华侨生活中的重要语言之一。因此，基于东南亚与闽南特殊的关系和华裔对闽南话的特殊情感，是否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闽南话的作用，发挥闽南与东南亚特殊的优势，在对其进行汉语教学中是否应该充分发挥华裔青少年对闽南话的情感认同和对闽南话的忠诚度，把闽南话作为在东南亚进行汉语教学的一门重要的中介语，促进家乡情感的培养。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意义不仅仅在于传播汉语知识，也不仅仅是传播中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构建新的情感共同体。利用语言的认同感促进在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的汉语传播，促进各国华裔对母国的理解和支持，促进汉语的国际推广，推动母国在世界上各国的沟通与交流，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

一种语言的失却，不仅是一种文化和民族特有的认知途径和思维结构的失落，而且是包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内的相对性的消失。这就是所谓“苹果人”和"香蕉人"现象的本质。很明显，语言承载文化，在对汉语的联想调查中，有关文化的内容很少被联想到，这是否是汉语国际教育目标的导向结果?长期以来，汉语的国际教育的目标是对汉语进行教学，让学习者具有一定的汉语沟通能力并以此进行中国文化的传播。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应该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广阔的视野，不仅仅是让学习者具备一定的汉语能力，而是能使学习者在语言习得的基础上更好地与中国沟通，包括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与中国有关的事物，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和谐发展，构建中国与世界各国健康、积极的关系。全球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更加宽容和多元，各国间互相理解、沟通与融合。国家之间要相互理解，就意味着国家之间联系更密切，经济往来更紧密，人员交流更频繁。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摒弃了武力和战争，未来权力与地位之争是话语权力之争。几个强国推广自己的语言给周边国家，形成几种语言和文化融合、共现是主要的一种竞争形式。汉语的对外推广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融合理解的一种手段。而这种融合文化因素是关键。因此我们认为在对东南亚华裔青少年进行汉语推广的过程中，是否应该充分利用语言情感和心理文化因素，在语词教学中渗入更丰富的文化因子，提炼更浓厚的华人族裔情感，宣扬他们先辈遗传下来的故土情怀;通过把语言教学同中华文化的传承更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华裔青少年汉语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将“难”变为不难，甚至变“易”，让学习者在爱好、兴趣和需要中获取良好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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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2-121-126

文献学就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开展文献学研究，对于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利用，都有重要的价值。因此，文献学被认为是治学的基础、资料的源头、深入研究的门径。而就侨批而言，其本身就是一档华侨史的珍贵历史文献，因此，加强侨批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就应该引入文献学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的科学方法，使侨批的收集与研究上升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只有这样，侨批才有可能变纯民间收藏爱好而为严谨治学的一门科学。

侨:当指华侨；

批：闽语，就是书信之“信”。

侨批之“批”字作“信”解，据考乃源于唐、宋时期，闽语方言则完好地保留了唐宋时期的这种音读与字义。在福建的方言中，闽东一带是以福州话为代表，而福州话是将书信的“信”字，读作【piē】，音同“撇”字；在闽南的方言里则读作了【puē】，而漳属的少数地方如诏安县等地，则有读作了【pēi】，音同“胚”字，其实所指的都是书信的“信”字。这种方言的音读及字义，迄今为止仍然还为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继续沿用着。

但是，海外的闽南人却将这种“批”孵化、发展成为一种融合了海内外交流的书信与金融汇兑两种功能的特殊载体，并经由海商及水客驿递之分散、单独的作业，逐渐演绎、发展为了一种行郊作业——批郊。及至清末（大约是在清光绪中期），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终于发育成熟，成为了海外华人世界中的一种全新的商业业态——侨批业，扮演了汇通国内外侨胞与侨亲之间书信往来与金融汇兑的重要角色。“闽南侨批”，实际上就是伴随着历代闽南人出洋拓殖与创业而产生的这种特殊邮传载体，而伴随着侨批业的日渐兴盛与发展，“批”字于是被海内外华人华侨赋予了银、信合一的新概念、新内涵。

由于闽商在东南亚一带的地位和影响均比较大，因而“闽南侨批”还可以纳入闽商历史文化的研究范畴。

一、“闽南侨批”的发端较早

随着福建华侨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历史文献被纳入了发掘、研究的范畴，其中很重要的一类文献，就是福建省民间的家族谱牒。迄今为止，据所发现的民间谱牒中，就有石狮大仑《蔡氏族谱》载有明代闽侨汇款的记录：

明嘉靖年丁卯四十六年，景思秩也，周夫为兄，均有骨肉厚爱……娶妇后，遂往吕宋求赀，迭寄润于兄弟，二兄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宇，俾有宁居。

显然，这段文字是迄今所发现最早的有关华侨汇款的记录，也是我们研究早期侨批发生、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记录。

因此，有关华侨史记录的民间家族谱牒，还应当继续深入发掘和仔细排查。

迄今为止，闽南侨批的存世品种表明，无论其是在海内外，其商业业态均比较饱满、涉及的商业范围更为宽广：

1、有证据表明，闽南侨批在清末就已经是规范化、成规模地运作，“批郊”作业就是这种商业运作的成熟表现；

2、闽南侨批较好地承续了明末清初以来国内钱庄、民信业的经营风格与传统，并且还能够结合国际时势变化，推陈出新，显示出其商业谋略与发展皆与时具进；

3、闽南侨批各信局较好地保持着与国内继兴之银行、邮政等机构的合作，并且还能够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凸显自己熟稔的商业运作手段及特色—即诚信经营、服务侨客（眷）；

4、侨批之载体形式更为丰富：除了传统的信汇形式，闽南侨批还有大量的票汇、电汇等文献载体，其服务内容与载体形式均较为繁富。

我们从现有的福建侨批存世量与其分布情况来看，综合考察各地的各种文献记录、历史影响以及研究成果，闽南侨批、尤其是泉州的侨批，都占有较大的优势，因而福建侨批的收藏研究中心与重心皆在闽南。

现在所发现的存世闽南侨批实物（包括海外来批及国内侨眷之回批），粗略估计约有3万余帖；如果再将带有侨批信局作业时钤记的有关汇票、支票等金融票据，以及历代信局经汇作业时给具的票根、信局作业之帮单、信局的账本等等相关的文献形式，总数当不少于5万件；此外，还有各信局的牌匾、营业执照、印鉴，以及信局和批脚作业时所用的其它实物，如称银两时应用的衡器，盛装银、信用的各种行头，批脚的证件等等，那么，有关侨批的实物文献载体，其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相应的浚深和扩展，传统的侨批文献就不再局限于批信实物一种单一的类型，而是涵括了以上各类载体。

目前，闽南一带的侨批实物文献最为丰富，基本上涵盖了以上的各类文献形制，同时，闽南还保留了泉州的王顺兴信局旧址、漳州的天一总局旧址及厦门鼓浪屿的“海天堂构”，之三者，浓缩了闽南侨批的历史发展与辉煌成就，可以说已然就是闽南侨批的历史丰碑！

二、闽南侨批文献遗产的收集和整理

闽南侨批之于档案文献遗产，主要有以下几点的意义：

可以藉此对华侨的历史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对侨批的历史作用给予正面和积极的肯定，这对今后侨资的态度与作用，必将起到正面和积极的影响；

侨批的文史释读与文化弘扬，扩大、浚深了华侨史学的研究范畴，使得侨批作为侨史文献的载体形式之一，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与借鉴，大大地丰富了华侨历史文献的内涵与外延；

侨批可以凭藉自身的侨史文献功用和价值，积极申报成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进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使之成为中国的、乃至于世界的文化遗产；

因此，闽南侨批已越来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与重视，将其视为闽商文化的载体形式之一，并及闽南文化暨华侨史之重要历史文献。

1、侨批文献的收集

以往的侨批收集、研究，注重其邮政信息，主要途径即通过竞技集邮的平台来展示侨批文献；如今强调的则是侨批的档案文献典藏与文史研读，因而对侨批文献的系统性、完整性就有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单个侨批的完整，也就是批封与批信要求完整，不要人为地舍弃掉批信（笺），不要嫌弃批笺给集藏所带来的诸多不便；二是争取完整地收集一个家族的全部批信，这样就可以完整地保留了一个族系的历代往来批信，这既包括了海外寄回来的批件，也包括了国内寄往海外的回批。

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在收集侨批的过程中，也应该讲究各个侨批信局的系统性收集，例如著名的“天一（银）信局”，关于该信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所使用的印鉴和诫戳，其形式和内容上也都是有所区别的，因此，能够力争收集到天一信局的不同戳记的侨批，也是每一位集藏爱好者一直在努力的；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同一信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使用的戳记侨批，视作该信局的不同“版本”，如天一厦（门）局、天一安海局、天一菲（律宾）局、天一新（加坡）局等等，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在邮政史上的考察，同时也是针对该信局历史概貌的揭示与综览。

以上只是针对实物侨批而言，但是在侨批文献的具体品种方面，还有几个要点值得注意：

1）来、回批都要重视，特别是回批；

2）信局制用的支票、汇票，以及有信局作业印迹的银行汇票；

3）海内外信局给发的收银信单据（凭证）；

4）信局的流水账簿、印鉴、证照、牌匾及工作证、员工名册等档案资料等；

5）信局的各类广告；

6）考虑到侨史文献的整体保护与研究，有必要完整地起获某一个家族系列的侨批暨侨信，使其内容得以互相参证；

7）侨批业主的家族谱牒：这是进行文史研究的重要历史典籍！

8）充分考虑到实物文献资源的局限性，故而有必要尽可能地摄录历代侨批史遗存，如信局的旧址等等。

侨批研究，一定是要先拥有相当规模的实物侨批藏品，以及藏品有着较好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否则研究工作必将难以为继；而大量与系统地收集侨批，则是今后开展侨批研究、交流及学术探讨的重要基础。我们注意到，广东省汕头市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新的表率，带了个好头，他们采集到了大量的潮汕地区实物侨批（总量达3万多帖，其中亦包括了侨批的影像光碟资料），从而为学术研究与文化阐扬奠定了厚实的文献基础。

2、侨批文献的采集渠道和方法

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潮汕的做法，在现代条件下，将侨批资料的收集分为实物收集与影像收集两类，而两者都要予以重视。

实物侨批是必需的，是一个研究机构所必需葆有的学术资源，而且还需要一定的收藏规模；而影像资料则需要认真审视和科学地取舍，首先是要审定所需图录存档的侨批资料的真实性，判定其史料的价值，然后才决定收藏并图录，以补充自有资料的缺或，作为另一种载体形式而予以借鉴、参研。将目前已经发掘出来、且经过了甄别和整理的实物侨批资料，应是我们首先要去做的学术准备工作，毕竟资料的汇集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关于实物侨批文献的采集，具体来看，有下面几种可操作的方法：

①征购

市场化征购，这是如今文献征购的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一道常规的文献采集方法。

侨批的载体形态，也可以归之于民间文书一类，故而也受到了公藏机构的关注，例如福建省图书馆等，但他们主要是从大文献的视角出发，只是将侨批纳入民间文书的大体系中，构建民间文书的文献建设，而不是单一地为侨批收藏而收藏侨批。但是，对于专业的侨批文史研究来说，则遵照一定的体系、成规模地开展侨批文献资源建设，那就一定是将侨批文献作为了主要的征购对象，而且是系列化、规模化地开展此项专项文献的建设。

要想规模化、系列化地建构侨批文献专业资料库，自然是离不开征购一途，根据各公藏机构以往的文献采集策略与方法，有两个征购的途径，一是走向市场，在各地收藏交流市场开展征购；而是通过各地的渠道，向已知的存留有此类文献的家户协商征集，这两种方法可以同时或交互着进行，但必须保持连续性，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文献建设的持续建构，也才能保证系列化、规模化的文献建设要求。

② 图录

有偿征集固然是一套可资为用的策略或方法，虽则行之有效，但也无法保证专藏机构得以实现完全架构侨批文献的理想。

就侨批来看，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集邮人士早已经介入了侨批的收集、研究，并且许多人的侨批集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同时在集邮领域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国内外的集邮竞技平台上屡获大奖，极大地提振了侨批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因此，侨批收藏研究已经成为了这部分集邮人士的人生追求与感情寄托，轻易不会出脱自己的藏品，但是他们的藏品都是经过了市场考验与竞技集邮的洗礼，其间不乏珍品、孤品级的侨批实物文献，对于这样的情形，则应该要有一套相应的文献采集策略，图录、出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源，以实现其文史研读的功用。

我们还可以文献学为样板。如今，中国传统古籍已经渐次引进了数字化手段和技术，开始了古籍的数字化建设，这对于浩瀚的中国文化典籍而言，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毕竟古籍传承到了今天，由于种种原因，版籍的传统保护方法已受到了很大的挑战，而数字化建设则无形中开拓了这些版籍的保存方式，延伸了版籍的生命周期，从而使得这些文化载体的生命得以继续传承，并且还能逐渐光大与阐扬。

目前，全国性的古籍普查工作已经展开了，其主要工作就是在传统古籍的保存、保管方式中，新增加了文物化和档案化的管理方法，其中很突出、也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为古籍定级，包括了文物性的版本定级与档案化管理的破损定级，制定了古籍保护的一整套科学保护措施，并形成了制度化的管理方法。仅仅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古籍保护中的许多举措，很多都是可以直接导入到我们的侨批文献收集和保护中来，例如古籍特藏破损定级的标准，修复建议，藏品的保护，书影的制作，等等，这应该也是我们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和文化释读的每一位参与者应该考虑的另一个重要课题了。

除了实物侨批资料之外，还有许多侨批文献载体形式较为独特，比如旧时信局的牌匾，信局使用的印鉴、戳记，信局员工常用的分发批信的运载工具、证明文件，现存老侨批工作者的家访影音录像资料，历代侨批信局的遗址（迹），诸如此类史信，就更有必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加以收集、保存了。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的是，那些历史上曾经从事过侨批经营活动的老人，是侨批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很有必要加强对他们的访谈工作，应该对访谈内容进行全面的记录，包括其影音的全程记录，这事应该要尽早去做，要与时间赛跑，毕竟这些老人，个个可都是些宝贵的“活文献”。

除了这些资料以外，其它还有可资为用的文献形式，举如旧时侨批信局的老照片，批信局兼营或混业经营的一些广告宣传单，涉及到侨批经营者的家族谱谍，各时期报刊等媒介的有关报道，批信局合作、合伙经营的股份证书或契约，等等，都应当纳入我们的收集与研究的范畴，有实物的就收集实物资料，没有实物而有其它影像信息者，就采用复制的方法来收集，极力扩大侨批文献的资料来源，使得侨批的释读不仅仅局限于侨批的批信载体本身，还将扩展到了侨批文物上去，这才是文化的侨批所应具备的全面素养。

这些实物侨批资料，还只是民间的存在形态，但这种民间存留的文献，一直都是处于分散化的状态，更缺乏专业的保管，有很多已经发生了霉蚀、虫蛀等破损情形，其文献的存留生态可称“堪忧”，因此，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请有志于该项藏事的专业机构，要加紧、加速民藏状态的实物侨批文献的征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侨批文献处于相对沉睡状态中，这就是各地各级档案馆所珍藏的历代邮政档案和海关档案资料，其间记录、附着有大量的侨批业原始档案信息，甚至是各地信局的原始文案、印鉴及其它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及文献载体，有很多都是以往侨批研究者所未曾见识过的，这也导致了以往对侨批的释读存在着诸多的分歧，甚至是误解、误判及误读。如何让开发利用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和积极面对的一颗重要课题：在政策法规允许的条件下，图录并出版这类侨批史的档案文献，则对目前积极开展的侨批史研究与侨批文化释读来讲，善莫大焉！

3、侨批文献的鉴定

侨批文献难以鉴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年代不好判定。许多早期的侨批，其目的就是驿递功用，并不是要刻意为后人留下什么可资纪念或怀念的信物，也没有一定的递解程序和规则，这在批封与批信上，都可以看得出讲究简洁、实用，并且还出于运作与保密的考量，有意掩饰一些递解方式和程序上的信息，时过境迁了之后，这些信息就变得晦涩难解了，尤其是具体年代的识判；

二是具体承解的信局。早期的水客批封，还有后来特殊时期的信局作业，都没有留下递解责任者的详细信息，这也就要求我们要做更多的排查与检索识别工作，方才有益于作进一步的解读；

三则是一些侨眷在解读海外寄来的批信时，由于存在多次拆读和保管的缘故，有许多的侨批封和批信装错了，出现了批封与批信不符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来比照与复原，这当然是离不开广泛的原始资料的集藏；

第四点就是有很多侨批的相关资料，如侨批信局的印鉴、图章和证件（书），信局作业的账本（簿）、单据，还有批信局之间、批信局与银行、邮电部门之间的往来信札、电文及公函等，这类有助于侨批研究的资料，都是需要研究者们认真收集与审视的，其间所涉及的政治、法律、金融、邮政等等素材，无一不是需要做过细的文史整理工作，这些都是今后在侨批的研究中亟需加强的重要内容，而鉴定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沙汰谬误，去伪存真。

第五点就涉及到了作伪的问题，这主要是在侨批收藏的市场化经营与运作过程中，有许多的侨批被少数经营者篡改了，这方面的伪作，具体表现形式就有加盖著名信局的印戳，刻意伪作信局的文字宣传诫戳，以及伪造时间、地名戳记等等，种种不端，导致了收藏交易市场上流通的侨批与侨批资料，都需要我们去仔细地予以甄别。

所以，为了保障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专业研究机构还应当聘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如文史学者，民俗专家，特别是在侨批的收藏研究上已经取得实绩的集邮界人士，等等，充任侨批研究的专家委员会之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阐扬侨批文化，“闽南侨批”的文化研究与阐扬，自然也当如此。侨批实物的图录工作，是一项基础性的收集与研究课题，也是一项必须进行的学术文化准备工作，否则，学术交流将会陷于“重要性”与“意义重大”一类的空泛之谈，这就有违其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最终目标，而流于一种泛议或口号，这对提振侨批文化不仅无益，而且还是有害的；同时，图录并长期地保存这些珍贵历史文献，也是对历史负责之举，是对历代华人华侨及侨批之于闽南、之于福建历史贡献的肯定，海外华人、华侨也是翘首以待与热切期盼的。

只有经过大量的、系列化的实物文献采集，并及经过仔细的甄别和整理，侨批资料才可以成为可资为用的文献资源。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纸质文献载体，侨批也只是外在形式与使用功能上，有别于图书版籍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流传及递嬗方面，侨批文献虽然是后起的一个门类，但是它前承了中国历代文书的历史发展，后启了中国近现代海内外交通之端，特别是海内外邮电发展、金融汇兑、文化交流等等诸多方面，还是一种客观的促进作用，因而这一档珍贵历史文献，我们应该倍加珍重，有人誉称其为“中国近现代的敦煌文书”，溢美之词及于言表。

我们完全可以了冷静与客观地看待侨批文献，更由于它是我们家乡的一档珍贵文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容一些，淡静一些，就先把侨批视作乡贤们的一档历史文献来珍惜，来爱护，来收藏，来研究，那么，多做一些博大与宽泛的收集、深入及缜密的考证工作，毕竟这也正是我们发扬尊重历史、敬仰先贤、爱护文物、阐扬地域文明的精神。

四、综述

在侨批收藏和研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上述的这些理念或方式方法，还有许多需要根据侨批的特性，做出因地制宜、因具体品类而重新定义的问题，这就是相关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了。

除了上面所谈的集中文献采集渠道与方法，还有在文史研读、文献披阅过程中的新发现，这就不是侨批实物征集的范畴，而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而逐步钩沉、发掘出来的，例如：

其一，除了实物侨批之外，还有很多文献资料也都记载了有关侨批的史实，有的尽管只有零星、片断的记录，但是，对它们的收集整理与综合研读，就能够发现许多对侨批研究极为有价值的线索，举如民间宗族谱谍中就有其族裔出洋，并往来沟通的重要信息；民间钱庄的私钞上，也会留有信局的印章或印鉴；早期海内外报刊对于华人生活的一些报道，也都有或多或少地介绍侨汇的情形；国内的许多统计年鉴，对于海外华人、华侨汇入的款项，也有一定的统计数据报告，等等，这些资讯，对于侨批史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对早期的侨批信局作跟踪与观察，常常让人感到有关史料的严重不足，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因此，我们把侨批的收集与研究范畴拓展到相关的文史资料上去，这样才能更为广泛地获取更多及有效的信息。现在我们重视侨批文化，重视侨批的收集与研究，那就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侨批实物一个方面，而是要将所有涉及到侨批的历史资料，今后都必须纳入到收集、整理与研究的范畴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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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 K.L.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

一　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检讨》，《中国社会》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 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residential Speech：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 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C. North）（注：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 1994，pp.359-368；Lee J.Alston，Thrainn Eggertsson，and Douglass C.North（eds.），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 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　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　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受贸易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 Hansen）对拙作的书评（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6.1.Spring 2002，pp. 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　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家西门（Herbert 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Herbert Simon，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in Robin M.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eds.， Rational Choic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40；Karen S.Cook and Margaret Levi，eds.，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宗教信仰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　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近世海洋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到复杂纷纭的中国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　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机制，地方的社会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　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 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篇10

中图分类号： TU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前言

观演建筑是指那些与音乐、戏剧观演有关，并对音质有较高要求的厅堂建筑。如音乐厅、歌剧院、大剧院、戏剧场、多功能厅、演艺中心、文化艺术中心等公共建筑。这类建筑具有其特殊性，其功能组成主要分前场与后场。所谓“前场”是指与公众直接对话接触的区域，例如前厅、休息厅、观众厅、走道、舞台、乐池等观众可以直接进入和接触的区域；“后场”是指后台、侧台、化妆、排练厅、道具、服装间等一系列演出保障用房及区域。

介于此类建筑的特殊性，恰当地抓牢几个设计要点，才能将其多属性、多专业的特性有机地组织起来，我的总结是：“视觉设计”、“声学设计”、“协调融合”、“以人为本”。

一、视觉设计

视觉设计心理研究表明，视觉系统就像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精密装置，奇妙的功能令人对造化之功赞叹不已。人的视听功能有特定的适应性，有了生物节奏的规律，于是才可能有悦目的效应。视觉有许多产生舒的本能反应，例如：图像的节奏感、秩序感，适当的色彩关系，因为吻合人的生理需要而产生的愉悦。

室内设计中对图形的应用和色彩的选择最大程度上决定了空间的视觉特质，从而带给受众群体直接的感受。观演建筑一般都会是当地比较瞩目的代表性建筑，如上海大剧院、苏州科技文化艺术中心、青岛大剧院、厦门海峡二期闽南剧院等，其不仅体现了当地文化发展的需求，更是当地文化精神的代言，作为观演建筑的室内设计更是肩负着文化挖掘的重任。例如厦门海峡二期闽南剧院的室内设计中，设计思路始终与当地的文化相呼应，对厦门“鹭岛”的解读，以及对当地地方戏曲民间艺术等元素进行发掘，并通过提炼和深化，巧妙地与建筑元素结合，形成基于地方文化又符合时代特征的设计符号，贯穿于室内公共空间的设计语言，给当地观众以新的文化诠释，也给外地观众以地方文化的展现。

（附图一）闽南剧院大厅设计中顶面的肌理、栏杆形态都和当地的文化元素的挖掘有关

（附图二）闽南剧院大厅栏板形态来源于唯美的舞蹈艺术

梵高说：“没有不好的颜色，只有不好的搭配。”而在最能体现人感性与敏感的特性并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室内设计中,色彩几乎可被称作是其“灵魂”。由于现代色彩学的发展，人们对色彩的认识不断深入，对色彩功能的了解日益加深，使色彩在室内设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色彩，是室内设计中最为生动、最为活跃的因素。色彩依明度、色相、彩度、冷暖而丰富多彩，而色彩间的对比调和效果更是千变万化的。

室内设计中按照不同空间的使用特性，或激情、或冷静、或温和……,观演建筑室内设计的色彩把握更是极为重要，空间性格的属性、导向功能、节奏等等都是我们可以通过色彩进行演绎的。

（附图三）闽南剧院大厅色彩的运用，以及材质肌理与当地元素的关系

（附图四）闽南剧院观众厅色彩与材质运用

二、声学设计

观演建筑与其他建筑的显著区别就在其“声”，即声学的超高要求上。特别是音乐厅、歌剧院建筑，音质设计在工程建设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由于功能上的要求所决定的。

“声”——声学设计，观演建筑的音质要求，主要根据该建筑的声学特性，各有其侧重点：以音乐演奏（唱）为主的建筑，要求声音丰满而不混浊，有足够的响度（音量），不改变演奏（唱）者原有的音色，并适当加以美化，均匀的声强分布，足够强和覆盖面大的反射声，从而获得较好的亲切感，低噪声和无音质缺陷；以语言听闻为主的建筑除同样要求有足够的响度、均匀的声分布和低噪声外，侧重于语言的清晰、可懂、音色纯真、饱满。观演建筑有多种分类，如音乐厅（又分交响乐厅、室内乐厅）、歌剧院、多功能剧院、话剧院、地方戏剧院、排练厅（又分音乐用、戏剧用）等不同类别，而不同类别的厅堂对声学的指标也都有区别。按照不同类型的观演建筑确定其相应合理的设计参量指标，以此作为设计依据，才能达到预期的音质效果。

观演建筑最基本的评价参数是混响时间、早期反射声、响度、声场分布和声扩散以及允许噪声等。

如在厦门海峡二期闽南剧院中的理论参数指标分别为：

中频满场混响时间RT：1.5±0.1s

低频比重BR：1.1~1.3（提高低频RT可增强音乐丰满度）

侧向反射系数LFE4：15%~35%

声场力度Gmid：2.5~4dB

初始时间延迟间隙tI：≤20ms

表面扩散因子SDI接近于1

本底噪声：NR-25

每座容积：7~9m3/人

在演出时观众厅内任何位置上不得出现回声、多种回声、声聚焦和共振等可识别的声缺陷。

（附图五）闽南剧院观众厅声场分析

三、协调融合

观演建筑有关视觉、听觉方面的设计直接影响其专业功能与技术等级，为此在进行设计建造之前，必要明确功能要求，投资情况，将来经营方式，对各功能特点，观众厅类型，设备设置和等级；对各项指标、附属建筑的布置等进行科学论证，详尽分析，提出设计要求和条件，才能提交设计单位按程序进行设计。一个成功的观演厅堂，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

1．具有良好的视听条件

看得满意、听得清楚，是观众、听众对观演建筑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观演建筑设计成败的关键。室内设计必须根据人的视觉规律和室内声学特点，解决视听的科技问题，因此观演建筑室内设计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2 ．创造高雅的艺术氛围

欣赏各式各样的艺术表演，既有娱乐性又具教育性。精彩的艺术表演应与高雅的空间环境相协调，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剧院、音乐厅，都从内到外倾注了建筑师和艺术家的高度智慧和心血而成为建筑艺术精品留传于世。我们当然不苛求建筑环境艺术气氛完全和演出艺术作品内容一致，但在广义上说观演建筑室内设计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使形成一个高雅的艺术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

3 ．建立舒适安全的空间环境

许多演出往往长达几小时甚至半天，观众也常达千、百人之多，因此要求室内具有良好的通风、照明，宽敞舒适的流动空间和座席，安全方便的交通组织和疏散，使观众能安心专注地观赏演出，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实现以上的要求，除了做好视觉设计、声学设计之外，必须在设计时密切地结合如舞台设计、照明设计、智能化音视频设计、机电消防设计等一系列专业设计，并且使其融合协调。

舞台是表演艺术的第一载体，是观众厅内空间构图的中心，它的高、宽尺寸决定了观众厅的规模；箱形舞台的大小尺寸，甚至影响到剧场的体型；同时，也是舞台内的声场与观众厅的声场的耦合处，如同咽喉，对观众厅的音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台口宽度、高度和主台宽度、进深、净高均应与演出剧种、观众厅容量、舞台设备、使用功能及建筑等级相适应。同时，吊杆设置、各种幕布的配置、假台口、转台、车台、升降台、伸缩舞台等，均是实现舞台效果的必要条件。

照明设计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观演建筑中，照明设计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观众厅的照明

观众厅的顶棚形式应考虑能隐藏光源和声学上的特殊要求，因此，常作成一系列锯齿形状的吊顶，把灯具隐蔽在朝向舞台方向一边，并能利用智能调光控制模块设计出在不同场景产生合适的照度和光照形式。观众厅的照明是集功能要求和艺术性的综合手段，厅堂的装饰材料与色彩通过恰当的照明方式、照度、色温呈现给观众，不同的场景带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同时也是对演出效果的保障。

（附图六）闽南剧院观众厅照明模式

2 ．舞台照明

舞台照明是通过面光、耳光、追光、脚光、天幕灯等专业照明手段提供特殊的艺术效果，表现出形体的立体感，产生戏剧的情绪和气氛。

除了以自然声演出的音乐厅外，目前所有的观演大厅都具有智能化音视频系统。各种智能化电子设备随着科技的发展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可以通过各种设备进行补偿和制作，使音质和影像获得意想不到的、特殊的效果。同时结合建筑声学设计，选择室内装饰材料应既能满足声学要求，又有良好的艺术效果，把装修艺术和声学技术结合起来，充分体现观演建筑室内艺术的特征而别具一格。

观演建筑因其空间较为复杂、人员较为集中，故对消防安全的要求特别高，合理的防火分区设置、科学高效的智能消防手段、健全的疏散逃生指示、安全规范的用材与施工等均是应当严格注意并实施的。

室内设计作为设计的总体协调环节，必须了解并尊重其他专业设计的重要性，起到切实的协调融合作用，结合运营管理的需求推进整体设计，充分发挥各专业的技术优势，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优秀的观演建筑。

四、以人为本

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 是指人性化的意思，建筑为人所用，必须是以人的各种需求作为本源。所有的设计本身均服务于人，公共空间的人性化设施、标识系统、无障碍设计、以及满足不同人群的其他辅助设施及服务都是在室内设计中去体现和考虑的，所有之前提到的视觉设计、声学设计、舞台设计、照明设计、智能化设计、机电消防安全设计等都是应该以人的需求和感受出发，创造于人，服务于人。只有这样，创造出来的成果才会是经济的、合理的、舒适的。这里特别说到的是后场的人性化设计。观众席的舒适一定我我们关注的，但演员的使用空间是否设计合理，在观演建筑里却显得尤为重要。舞台的设计必须合理，有利于演员在最短的时间走到舞台；地板必须是有弹性的，避免演员受伤；舞台或部分舞台可以提升，允许演出在不同高度同时进行；舞台侧翼或上空要有足够的空间，可以适应大型演出或能布置多重布景；更衣室、淋浴间、休息室便捷合理；排练厅的合理设置……在一个设计优良的观演建筑中，舞台和演员构成了一半，观众构成了另一半，他们的二者相互融合使得演出超越现实，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

（附图七）闽南剧院VIP化妆间的人性化设计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观演建筑的设计内涵是以实际需求为准，而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审美思想，或是一场华丽的比拼，对核心需求的理解与最终慎密的设计同等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一场唯美的“视听盛宴”。

【参考文献】

[1]. 赵伟军. 《设计心理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10

[2]. 吴建好. 关于室内设计中色彩的环境与功能的探讨[J].人文社科.2008.12

[3]. 孙强. 论室内设计中人性化空间的创造[D].合肥工业大学.2006

篇11

在《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的依据”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美术的观念和方法趋于多元，一方面美术的种类继续分化；另一方面美术各种类之间综合化的倾向也在逐渐加强。”尽管时代的发展促使美术种类的丰富多样，但细分出的每个独特的种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共通之处。如漫画与其他美术种类之间就存在着叠合现象——一幅运用国画形式创作的漫画，我们既可以看成漫画作品，也可以看成国画作品。不过，作品间客观存在的叠合现象也有利于美术学科各门类、各学习领域之间的有机融合。根据这个特点，在漫画教学中，我们可以利用主题性的创作课程将漫画与美术其他门类综合起来进行实践探索，由此提高学生良好的美术素养及综合探究能力。

艺术源于生活，而漫画创作素材源于作者在生活中的细致观察。在执教《漫画造型》课时，我们首先要求学生在生活中注意观察、深刻感受各式各样的人的特点，如健康长寿的老人、挥汗如雨的工人、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并将其写生或拍摄下来，接着让学生欣赏一些漫画家的肖像漫画及漫画造型作品，引导学生将欣赏的漫画作品与在生活中拍摄或写生的人物进行对比，从中去发现漫画造型的主要特点——夸张变形。那么，应如何对人物进行恰到好处的夸张变形呢？这时，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去观察、感悟人物的特点、表情及动态，让学生在找出表现对象的主要特征的前提下，进行准确的夸张变形。具体可让学生用线描的方法漫画人物肖像或动态。在学生有了初步的漫画造型基础后，可让他们了解漫画泥塑的表现特点与制作方法，进而塑造出表情丰富、动态夸张的人物形象。此外，有些剪纸和水墨画中的人物造型也有漫画夸张变形、简洁明快的表现特征，因此，也可以让学生利用剪纸和水墨画的表现形式塑造出富有漫画特征的人物形象。显然，在《漫画造型》课中，教师引导学生采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来塑造人物形象，能让学生在丰富多样的课型中轻松愉快地学会漫画人物造型，而最主要的是能改变传统漫画造型授课方式较为单一的缺点，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综合运用美术知识、技能的能力得到提高，同时促进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在漫画造型课中，教师不仅需要注重美术学科各门类的交叉互动，同时也应重视美术各学习领域为一体的综合实践探索。《漫画造型》课属于“造型·表现”学习领域，但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了欣赏名家创作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漫画作品的环节，如漫塑、剪纸漫画、水墨漫画等，同时，让学生通过收集、欣赏、评析漫画作品，从中充分感受艺术家的表现个性与情感，体会作品中独特的漫画造型特点，从而在深受启发的情境下设计、制作出形式多样、富有个性的漫画造型。从这点看，这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漫画造型课，显然已不是单纯的“造型·表现”课，而是融“欣赏·评述”“设计·应用”为一体的“综合·探索”课。

二、在漫画教学中积极开展与其他学科的整合教学

学科间的优化整合是美术新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新课标“综合·探索”学习领域指出：在教学中要“使学生学会在新情境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自觉主动地融合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互相融通，彼此联系，逐步建立合理的认知结构，发展发现问题并进行深入探究的能力以及形成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充分说明，在教学中不同学科内容相互融合、互为渗透的重要性——应对不同学科内容进行高度的整合，同时也强调教师应积极探索学习内容与教学方法、改进和丰富教学手段。

儿童漫画创作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它在创作中常与其他学科内容渗透、融合，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个特点，让漫画创作与其他学科内容“共舞”。基于此，我们把儿童漫画与语文、品德与社会、英语、科学等其他学科进行适当、合理的整合，这样做不仅能利用这些学科的丰富内容进行儿童漫画创作与教学，而且也能使儿童漫画成为这些学科教学的辅助资源，以此设计出诸多课例。如《漫画成语》就是漫画与语文学科相结合的课例。成语是汉语词汇的精华，它具有形象鲜明、生动凝练的特点，不仅是小学语文重要的学习内容，也为漫画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进行《漫画成语》教学时，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深刻理解所要创作的成语的内涵，从中提炼出表现主题后，再进行创意表现；而不是让学生依葫芦画瓢——图解成语。如创作一幅《一飞冲天》的成语漫画，不能只是让学生停留在描画出成语中原来所指形象的层面上，即画一只鸟儿展翅一飞，直冲云霄，这样的画面表现只是图解而已，无创造性可言。因此，教师首先应提炼出“一飞冲天”的表现核心——一下子做出了惊人的成绩，紧接着让学生以当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鲜事物作为创作素材，充分发挥想象力，从而创作出生动有趣、与众不同的作品。如一学生描绘出我国“神舟九号”从地球上成功发射升空的画面就很特别，这样的作品就具有创造性。除了《漫画成语》课外，我们还设计了《漫画寓言故事》《漫画歇后语》《漫画插图》等课型。另外，我们还与语文课老师长期合作，让学生“记（画）漫 画日记”和“看漫画写作文”。对于“记（画）漫画日记”，学生的兴致很高，他们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记录自己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学生通过坚持不懈的训练，不仅能养成记（画）漫画日记的习惯，而且能使他们的观察能力、写作能力和创作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而在“看漫画写作文”课中，我们采用“欣赏漫画→评述漫画→理解画意→抓住主题→发挥想象→展开描写”的步骤，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观察赏析和创编写作能力。

儿童漫画教学（创作）与语文、品德与社会、科学、英语等学科内容均有联系，且漫画是这些学科教学很好的辅助资源。在进行儿童漫画与其他学科融合的教学设计时，不能盲目和随意，只有根据儿童漫画教学的目的与要求，在准确寻找出其与所结合学科的切合点的基础上进行有机的融合，才能真正做到学科间的优化整合。

三、在漫画教学中重视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

新课标“综合·探索”学习领域还指出：“从美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来看，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信息化进程的飞速推进以及人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需要用美术以及美术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的方法来解决各种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而这种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础需要通过中小学美术课程来获得。”根据新课标的精神，我们以学生的校园、家庭和社会生活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性的儿童漫画教学活动，如《趣画闽南俗语》《创作时事漫画》《道德行为规范漫画》等，具体通过活动策划、美术创作、创意设计和综合展示等内容与形式展开，希望以此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以《趣画闽南俗语》主题单元为例，我们利用本地文化资源，针对闽南语（特别是闽南俗语）随着社会发展的潮流有日益被冲淡的趋势和失去的危险的现状，开展了“收集闽南俗语”“讲述、表演闽南俗语”“趣画闽南俗语”“设计装帧闽南俗语画集”“综合展示闽南俗语”等活动，其中的“综合展示闽南俗语”活动包括“展示《趣画闽南俗语集》”“小品表演—闽南俗语”“趣画闽南俗语作品展”等内容。这些活动内容都围绕“闽南俗语”来设计，但各有侧重，既包含了活动策划、访谈调查、创意设计、平面设计、表演展示等实践活动形式，又从“思考”“体验”“实践”“表达”等角度提出综合性的学习活动建议。通过参与一系列项目内容的学习，不仅使学生发现和感悟闽南俗语之美及主动地会说、爱说闽南俗语，而且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从而达到了传承闽南文化的目的。

篇12

2、引导学生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

参加人员：四年级一班全体同学

活动过程：

1、由主持人谈谈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

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通话应该是每个人不陌生的，但是近期，国家调查显示，中国人只有一半能说普通话，同时有四成人看不懂繁体字，但仍有0.92%的人坚持使用繁体字书写。这是26日在人民大会堂揭晓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的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约为53%，8%的人从出生就开始讲普通话。场合越正式，普通话的使用频率越高;其中在家讲的最少，在单位最常用。目前，方言还是家庭成员最主要的交流语言。多数人学普通话最主要的困难是“周围的人都不说，说的机会少”和“口音不好改”。此外，全国95.25%的人平时主要书写简化字，3.84%的人简化字和繁体字同时使用。

2、讲不好普通话很容易闹笑话，请看一下这些笑话。

例一：广西某高校新来一位口音很重的校长。一天，他走进办公室严肃地对秘书说：“我要杀一个人!”话音刚落，旁边一宁夏籍的女助手被吓得花容失色。弄了半天，原来校长“杀”(sha)“查”(cha)不分，其实是想说“我要查一个人”。

例二：区直某单位一位负责上传下达的男秘书普通话不标准，经常“上”(shang)“下”(xia)不分，每次碰到开会通知，大家都听不清他到底是说“上午”还是“下午”。于是便出现这边秘书使劲强调“上午”，那边同事猛问“什么，下午?”常常惹得办公室里一阵哄笑。因为这种“耳误”，有人把本来上午开会听成下午开会，误了大事被批评。

与闹笑话相比，林先生可为普通话说不好付出了惨重代价。林先生在南宁某建筑公司工作，讲一口“粤味普通话”。XX年，林先生承接了一个企业建筑工程。企业的老总是天津人，普通话非常“正”。结果两人上桌一谈，林先生错漏百出的普通话说得对方一愣一愣的，老听不清楚，林先生自己也急出了一身大汗。最后，对方老总“忍无可忍”，提前退席，建筑工程的事情也随之泡汤。

让学生自由发言，谈谈自己对于说好普通话有什么看法。

小结：其实以上几位同学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虽然闽南话和普通话一样都能作为一种人与人交流的工具，但是它们的适用范围不一样。闽南话只适用于闽南地区，而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故而在不久的将来，为了能与更多的人交流沟通，我们更应该学好普通话。

3、 绕口令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