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的经济影响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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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给排水节约水资源的重要意义

水资源不仅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当下，在社会日益严重的能源紧缺、水环境污染、能源及水资源利用率低等现实面前，不仅困扰国计民生，而且也是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水利部统计，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缺水范围不断扩大，缺水程度不断加剧，全国670座建制城市中400座不同程度的缺水，110座严重缺水。正常年份全国城市缺水60亿万m3。2000年由于我国北方地区春、夏连旱，严重影响了城市供水。据国家防总办公室统计，今夏已有1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被迫限时限量供水，面对缺水的现状，节约用水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的有关规定，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的设计和建设，应当遵循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项目，依法审批的机关不得批准建设；项目建成后，达不到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要求的，不予验收。因此给排水工程节水更为任重道远。

二、给排水环保节能施工工艺过程中的阶段实施

1.设计阶段

应充分利用管网余压。一般市政给水管网余压在0.2～0.4Mpa之间，可满足地下各层及地上3～5层供水要求，即上述部位无需增压而直接供给。对于超出市政压力供给范围部位则采用增压设备进行增压供水，而该增压也应采用能充分利用管网余压，即可采用无负压变频供水设备。该设备直接与自来水管网串联，无需再建水池；能充分利用自来水压力，节电50%～90%；没有跑、冒、滴、漏现象和定期冲洗水池的用水量，节水13%以上；能避免普通泵体直接从室外管网抽水时使外网压力降低甚至造成外网负压的情况发生；变频调节水泵转速，使水泵始终在高效率工况下运行，节能效果达20%。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管网余压，建筑给水节能效果将十分显著，同时直接供水也能起到不错的节水效果。

2.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有其特殊性，即施工阶段本身耗费水资源及能源就较多，其中节水节能潜力巨大。施工用水在盐碱度不影响钢筋混凝土的前提前应首先考虑附近水域变频直供水，如附近无天然水源的情况下，也应考虑变频供水甚至无负压直供水。施工用水管道管材在埋深不够时应采用钢质管，以避免管道轻易损坏而大量浪费水资源。应建立严格节约用水管理制度，，对浪费水资源的班组应采取一定的经济处罚措施。应加强现场水电工的巡视，对损坏的管道和水嘴等应做到及时修复。对于有条件的施工单位，还应做到用水量自动监控。

3.使用阶段

建筑给水排水的节水节能需要加强与运行管理相结合。节水节能不能仅仅停留在设计阶段，节水节能系统的维护管理必不可少。节水节能需要运行管理单位定期对建筑物相关系统进行维护、检修、监测、保养及更新置换，及时清除系统故障，保证系统处于最佳状态运行。

加强水表对水量的控制作用，增加小区进户总水表，通过与各户水表进行水量平衡分析，以查出漏水隐患。日常生活中怎样节水，关键是要有节水的意识，无论你是贫还是富，都应该有这份心，这份利己、利他、利社会、利子孙后代的心。只要有心，有很多的小窍门能帮助我们节水。比如淘米水洗菜，再用清水清洗，不仅节约了水，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药，洗完菜的淘米水可以冲厕或浇花，洗完菜的清水可以檫窗或拖地等；洗衣水洗拖把，再冲厕所；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然后冲厕所；养鱼的水浇花，能促进花木生长等等。

三，给排水住宅环保节能具体形式及其解决方法

1.充分利用市政管网的水压:城市给水管网的余压，一般可以满足建筑低层的用水压力，应充分利用这部分水头。最好是建筑下部几层采用市政余压供水，上部进行二次加压，上下分区供水，两个分区之间设置联络管，当市政管网停水时，可由屋顶水箱供水。

2.管材的选用：常用建筑给水管材主要是金属管、塑料管和复合管等。近十多年来，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已先后立法或建立行业规章禁止使用镀锌钢管作为饮水输送管，并提出全面使用以塑料管为主体的不生锈、无腐蚀、无渗漏、无结垢的优质绿色管材，从根本上解决自来水管道系统中的二次污染问题。工程内部排水管道常用的管材为塑料管和柔性接口的排水铸铁管两大类。UPVC管比铸铁管外表美观，价格便宜，但噪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较高环境要求工程上的推广使用。

3.卫生器具的耗水：当给水配件前水压过大，卫生器具不能按给水额定流量出流，就会出现超压出流现象，造成水量浪费。因其在使用过程中流失，不易被人们察觉和认识，而这种不宜察觉的水量浪费，因其未产生使用效益，为无效用水量，这部分水量在使用过程中白白流失。在我国现有建筑中，给水系统的超压出流现象是普遍存在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其浪费的水量不容忽视。

4.空调冷凝水的排放：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全球气候日益变暖，在夏季家用空调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最为有效的办法是，在阳台设置冷凝水立管，进行有组织排放，可以采用UPVC管材。对新建的住宅，一定要考虑空调冷凝水的有组织排放，并且不能与雨水管共用，以防雨水管由于某种原因堵塞，或者当雨水排放量大于该立管的设计流量时，可能造成倒流，发生雨水倒灌现象。

5.屋顶水箱：城市给水管网提供的压力有限，而我国由于人多地少，为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楼层都建得很高，建筑给水系统有很多情况下不得不设水池(箱)。建议采用不锈钢、搪瓷钢板或达到卫生要求的玻璃钢水箱代替传统钢板水箱，采用钢筋混凝土水池时宜加内衬。另外，水池(箱)检修孔、溢流管等附件极易封闭不严造成水质污染，在设计上应采取在溢流管上加防护网等措施。水在水箱中贮存超过24h后余氯为零，水质会严重恶化，而生活消防合用水池中水的停留时间大都超过24h。为解决这个问题，除尽量单设生活水池外，应在水池中补充加氯或采取其他消毒方法。

6.屋顶雨水的收集利用: 雨水的利用可分为直接利用和作为中水的补充水源。建筑楼顶设置有专门用于收集雨水的蓄水池，直接或者稍加处理用于冲洗厕所，并且在住宅小区、学校、工厂应发展雨水积蓄工程。在降雨充沛的城市，应采用排水分流制，以便于收集使用雨水。

总结：水资源的日渐短缺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节水已成为巫待解决的问题，而在居住建筑中采用节水节能技术是缓解水资源短缺的重要途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意思的加强，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建筑给排水的角度，提出环保节能的经验，以期和广大同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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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4

一、碳税与碳交易的涵义及现状

碳税是指在能源排放中按每一单位碳含量比例所征收的税。在严格控制碳排放的背景下，对于传统的能源以碳的不同含量来分别征税，以期达到延缓全球变暖速度的效果。碳税机制下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则是碳排放的边际成本与碳税相等。从全球看来，美国、日本以及北欧各国等碳制度研究较早的国家都已陆续建立了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税收制度，并且在一些碳税制度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其碳减排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效。

在我国，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于2010年首次就碳税问题作出专题报告，报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应该首先推出生产型而非消费型的碳税模式，即应先向排放碳的企业征收暂不针对个人。该专题报告不仅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实施的基本框架，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碳税征收的路线图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方面的建议。

碳交易是针对全球碳排放总量而采取的市场机制措施。1997年，《京都议定书》上决定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可交易商品，先严格限定全球碳排放总额，企业可以在碳市场中交易许可证，许可证额度内允许排放温室气体。从而形成了排放权的交易，目的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寻减排新路径。《议定书》同时规定了三种灵活履行机制，分别是：发达国家适用的“联合履行”（JI）、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排放限额交易”（ET）。

我国碳交易方面，实际参与的只有碳交易体系中的清洁发展机制。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首次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其中，深圳市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全国首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中国碳交易的实施拉开了序幕。

二、碳税与碳交易的比较分析

（一）减排成本比较

1.碳税：实施成本低，社会成本高

相比于碳交易机制来说，碳税的实施成本较低。碳税以各国现有的税收法律为基础，其实施方式即为增加一个税种。各国现有的税收制度非常完备，并且已经存在燃油税、资源税等各类针对能源的税目，碳税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征，不必重新设计一种新的制度体系以及配备相关的机构设施。这不仅降低了碳税实施的成本，而且可以随时征收，减少为构建新体系花费的时间。同时，碳税计量较碳交易简单，征收环节非常集中，可操作性强。

但是就社会成本而言，征收碳税有着诸多弊端，例如增加产品成本、通货膨胀率提升；降低居民生活水平等。同时，很多人认为一旦征收碳税，生产企业会将其税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起不到以高税率遏制碳排放的作用。因此，碳税的推行遇到非常大的阻力，不仅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能源部门反对征收碳税，消费产品的个人为避免税负的转移也不支持实行碳税。所以，碳税的征收不仅要考虑其实施有效程度，也要考虑社会成本，研究其会不会对健康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2.碳交易：社会成本低，实施成本高

由于温室效应是均匀分布在全球的负外部性，所以无论碳减排发生在哪里，其收益都完全一致。但是，鉴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各地的减排成本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碳交易核定的总排放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用地域成本差异，使碳减排成本最小化，这无疑做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兼顾。《京都议定书》中设计的三种灵活履行机制确保了在各类不同的情况下，其减排都以最低的成本发生。从微观层面来看，碳额度的交易比较灵活，在核定碳排放额度预计不够的情况下，企业既能选择从自身方面提升创新水平，也能选择到法定的碳交易市场购买需要的额度，多途径的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但是，构架碳交易体系成本却很高。创建一个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对于碳交易体系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首先，使碳排放权变成可交易商品的量化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世界各国碳排放的具体数据，为了保证真实性，也具有监测成本。第二，为了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强制保障措施必不可少，需要设立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产生保障成本。第三，碳市场运作后，为了监测不断波动的碳价格也给交易双方带来额外的成本。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实际上实施碳交易的成本要远高于理论成果，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二）减排效果比较

1.碳税：减排效果不确定性高

理论上，碳税的高低与实际碳减排效果呈现正相关关系，税率越高，减排效果越出色，但就目前而言，两者间没有确定的数量关系，量化困难。也就是说，碳税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可控性，无法确切的将碳排放降到警戒线以下。同时，随着碳税的不断增加，其碳减排效果存在边际递减效应，然而其减排成本却有边际递增的效应，到达一定程度之后，碳税的征收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效果；另外，企业很可能将额外的碳税税负转移给消费者，这使减排效果不可控性大大增加。

纵观碳税制度的实施国家，只有北欧国家由于经济发达，法律完善而使其得以有效实施，剩余国家效果均不佳。所以学界有观点认为，仅仅依赖单一的碳税来实现我国核定的碳减排目标可操作性低，同时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2.碳交易：减排效果不确定性低

碳交易措施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减排效果有保障，并且可以事先预计与量化。碳交易设置全球总排放目标后，根据一系列因素将其分配至各国，国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减排额，将其分配到地区，行业甚至微观企业。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碳排放份额不断进行流转，最终以市场来实现全球减排的目标。同时，辅以完善的监督机制有效管制各级排放主体的遵约状况，保证减排的实施。

《议定书》参与国家承诺于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这就为这些国家碳排放量设定了一个上限。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数据，在2005～2007年期间，碳交易体系使总的碳排放量降低了2%～5%，平均每年减少4 000万吨～1亿吨排放。同时，碳交易制度中的CDM和JI机制帮助了许多不发达参与国进行低碳工程的建设。碳交易措施的减排量是确定的，这对延缓气候变化有很大帮助。

（三）未来前景比较

1.碳税：灵活多变，但前景不足

对比碳交易制度，碳税制度更加灵活多变。碳税作为税种的一部分，其核心控制权在各国政府税务部门手中，税务部门可根据对宏观经济的把握，随之调整征税范围、税率水平等。这样可以使碳税跟着经济走，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化提升其减排效果。

然而，额外开征碳税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碳税的较早征收国荷兰，经济一度受到较大的冲击。研究表明，若是在我国征收20元每吨的碳税，会使我国GDP减少0.015%，就业减少0.008%，出口减少0.548%，而碳减排仅仅为2%左右，若是继续提升标准，追求减排量的达标，碳税会使普通能源的价格提高，企业可能会将额外税负以价格形式转移到消费者中，使人民利益受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有着很不利的影响，因此，碳税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长期国策的制度。

2.碳交易：体系僵化，但前景广阔

碳交易的体系设计比较僵化。首先，减排基准量的确定不准确。由于各国经济差异很大，其碳排放量也必然不同。根据减排基年判断的减排基准量会有较大误差，这可能导致某些国家配额过少，而另外一些国家配额溢出，从而出现浪费资源的情况。其次，制度的适应性与灵活性较差。与碳税类似，最佳配额的确定与经济发展情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受到视野的限制，未来状况具有不可预见性，这使得政府僵硬的配额计划赶不上经济形势变化，产生过少的分配导致高昂的成本，过多的分配导致浪费的情况，经济效率的实现非常困难。

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正在持续加速。对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成为当前全球能源规划中的重要部分。据统计，全球碳交易额2007年为630亿美元，2008年1 263.5亿美元，2009年1 140亿美元，2010年达到1 2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截止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额将提升到3.5万亿美元，涨幅惊人。随着交易额的迅速攀升，交易额最大的石油能源的市场地位很可能将被碳交易市场所取代，其前景十分广阔。

三、相对减排目标下二者的兼容性分析

碳减排的目标被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种。绝对减排目标，就是针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同时严格监督以达到预期的减排效果。而相对减排目标则较为温和，以碳减排与产出值等衡量因素构造相对比例，不以重大经济损失为代价而达到相对减排效果。碳税与碳交易在这两种不同目标之下其效果也大不相同。相比于绝对减排目标，相对减排目标更加灵活具有弹性。但相对减排目标并不严格遵照减排总量，所以其减排效果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双重压力，必须在其中寻找平衡点，所以中国选择相对减排目标更符合现实需要。

相对减排目标的碳交易中，由于不是对总量进行绝对的碳排放削减，所以其减排目标有着动态性，不会出现超出限定排放的情形。同时，科技水平的上升会产生更多减排技术以促进减排。企业在碳税制度下节约的排放额度，并不一定能有很广阔的市场。另外，除了碳交易制度的影响，碳税制度也能制约控制企业的碳排放。此时，碳税和碳交易具有兼容性，虽然在相对减排目标下其兼容性并不是很强，但在完成低碳减排目标上具有较大的兼容并蓄作用，减排效果较好，这对于保持健康经济下的碳减排有着积极影响。

结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碳减排的实际经验观察后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碳税和碳交易的具有各自的适用优势。大中型排放主体由于其监督、交易等不同方面的成本均较大，从经济效率考虑，推行碳交易比较合适。而小型微型的排放主体，由于其实施和监督成本较低，更适用于碳税制度。从经验中可以得出，当单个政策无法有效率的解决问题时，使用多层次的政策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所以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在碳减排问题上，应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

四、我国减排之路的建议

中国在国际上公开承诺大力推行碳减排，以2020年为目标年，我国单位GDP碳排放将会降至2005基准年的40%-45%。作为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如何选择适合自身的减排之路、实现社会经济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认为短期内采用碳税措施，将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完善作为一个长期规划，是碳减排措施在中国实施的最佳选择。

（一）短期采用碳税措施

短期可以实行碳税制度。减少碳排放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两种措施，分别对应碳税和碳交易。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具有最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短期内运用行政力量铺设好碳税制度，以便于在2020年之前完成减排承诺。在短期内，碳税的征收并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支持，只需在我国原有税收体系中进行针对性调整即可运行。但在长期内，由于目前中国税负已经很高，税收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长期征收碳税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不具有可行性。同时，北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十几年征收碳税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碳税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例如确定碳税的征收范围，具有经济效率的税率设置，以及怎样避免其对健康经济发展的冲击等。

在征收碳税时，为了兼顾经济增长的平稳发展，可采用税收中性原则，即在征收碳税的同时，减少其它税收的税率，最终保持税额不变。或者将多出的税收全部以政府支出形式补贴或者投资，保持政府储蓄不变，采用这种形式，补贴的对象应该针对高碳行业、主动减排行业、居民。

（二）转型期采用双策并举模式

有学者研究显示，采用单一的碳税制度可以于2020年使我国碳排放较基准年下降30.85%，明显与我国承诺的40%～45%的减排目标有差距，需要采取进一步的减排措施。但是，不管是单一的碳税制度还是单一的碳交易制度均无法让我国取得合规满意的效果。

通过上述的对比分析与兼容性分析，无疑结合实际国情，将碳税和碳交易在时间的跨度上结合使用是一个较优的选择。鉴于短期和长期所采取的政策差异很大，所以在二者交接的过渡时期内，可以采取改进的双策并举模式。这样既可以在前期发挥碳税灵活多变的优点，为碳减排的建设积累经验，又可以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资金与实践，同时也可以接轨国际碳减排步伐，有助于建立我国碳减排大国的积极形象，此外也不损害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长期实行碳交易制度

中国作为联合国CDM项目的最大实施方，却只有CERs的一级市场，国际买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买入CERs在国际市场进行套利，这只会加大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长期积极参与碳交易体系。

我国可以率先在高碳排放量的垄断行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这有助于缓解经济冲击。由于我国中小企业吸收了90%以上的就业人数，所以在大型垄断企业中试行碳交易制度对整体就业的影响相对较低。而大型企业虽然也受到一些影响，但其巨大的体量决定其对损失的容忍度较高，不会对企业的生存造成重大打击。同时，垄断企业资金丰富，人才众多，能为国家碳减排目标提供强大的创新能力。碳交易制度给予企业较大的灵活度，相比于会造成经济效率损失的碳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碳交易制度无疑将经济损失最小化。最后，我国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而且要大力推动其国际化，争取利益最大化。目前发达国家碳交易制度相对完善，我们需要紧跟世界能源革命，把握先机。根据《京都协议书》，发展中国家在目前的碳减排情况上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我国抓住机会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碳交易体系。殊途同归，无论是碳税还是碳交易，其目标都是保证世界碳减排的实施，可以综合采用两种手段，达到维护全球气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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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碳排放测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测算方法

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使用。本文参照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表1），计算出中国代表性产业的二氧化碳的排量，据以观察国民经济增长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重点产业。本文用于计算碳排量的公式为Et=δfEf+δmEm+δnEn ，其中，Et为碳排放量，δf为煤炭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f为煤炭消耗量；δm为石油消耗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m为石油消耗量；δn为天然气的碳排放转换系数，En为天然气消耗量。

表1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表

资料来源：根据徐国泉、汪刚等人的相关研究整理得出。

（二）数据来源

数据根据1994-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获取，代表性行业选取了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零售贸易、贸易、餐饮业和其他产业。

三、中国碳排放变化特征分析

根据已给出的碳排放测算公式，测算1996-2011年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996年碳排放总量为467646.21万t，而2011年碳排放总量为852116.88万t，年均增速为4.12%，从总体上来看，碳排放量的年均增速呈阶段性上升趋势。

从中国碳排放量变化趋势（ 图1） 中可以看出，1996-2011年碳排放量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阶段增速存在着一定差异，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变化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96-2000年，不稳定快速增长期，年际增长率基本大于5%。这主要是由于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对煤炭等能源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对于建造现代工业的经验不足，政策制定频繁变化，导致碳排放不稳定增长。

第二个阶段为2001-2007年，缓慢增长期，年均增速低于3%。这主要是由于前一个时期盲目加快现代化进程，导致很多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受其影响，各个行业对能源的需求放缓，碳排放的增速放慢。

第三个阶段为2008-2011年，增速反弹回升期，年均增速介于2.5%-4.5%之间。这是由于国家调整了经济发展政策，解决了一些前期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经济增速回升，对能源的需求增加，碳排放稳定增加。

图1 中国碳排放总量及年均增速

四、中国碳排放总量影响因素分解

（一）研究方法

Kaya 碳排放恒等式是用数学分析方法将人类社会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与经济、政策和人口等因素建立起联系。该恒等式显示，碳排放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四个，分别是人口、生活水平、能源使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具体公式为：

其中，P 、CI、EI、G、分别为人口规模因素、能源结构因素、能源效率因素、经济规模因素，C表示的是碳排放量，E为能源消耗总量，而GDP、P则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总量。为了便于分析，各产业间以产值代替规模，统一采用产值作为比较量。为了消除残差对于分析的影响，将该恒等式的残差部分去除。故将该恒等式变形为：

CIt：代表从T -1年到T年仅有单位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变化而其它因子未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基年的排放量变化。

EIt：代表T- 1年到T年仅有能源效率发生改变而CI、G、P 均保持在T年水平条件下碳排放量的变化。

Gt：代表从T -1年到T年仅有经济规模变化而其它因子未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基年的排放量变化。

Pt：代表从T -1年到T年仅有劳动力规模变化而其它因子未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碳排放量相对于基年的排放量变化。

通过变形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这是一种没有残差的分解方法，通过此方法可以得到：

（二）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以及搜集得来的数据，借助相关分析工具，得出中国各产业碳排放驱动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基于Kaya恒等式的中国各产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结果

生产效率因素、结构因素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碳排放量，尽管促进碳减排逐年增强，但是作用有限。1997-2011年相比基期，生产效率因素、结构因素分别累计贡献13.6% （217.54万t） 、43.9% （982.37万t）的碳减排。总体来看，碳减排的效果为：结构因素 生产效率因素。从图2波动下降的态势可以看出，近年来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有助于碳减排。随着劳动力规模的增大，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不利于实现规模经营，不利于碳减排，而经济发展则成为了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997-2011年相比基期，劳动力规模因素累计产生了34.4%（718.24万t） 的碳排放增量，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则贡献了127.6%（7358.74万t）的碳排放增量，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劳动力的增加，碳排放会增加，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仍会成为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

五、促进中国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一） 加快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碳减排

生产率提高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可以促进碳减排，要使国家发展经济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真正得以实现，提高生产率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应加大生产技术的改进，从而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发展规模经济，同时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高产出、低能耗的生产方式，达到碳减排的目的。

（二） 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减少产业碳排放

在确保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布局。当前我国能源消耗仍以碳排放量大的能源种类如煤炭、石油为主，绿色能源如风能以及低耗能产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因此，我国经济在未来发展中应减少对高耗能产业以及高排放能源的依赖，适当向低耗能产业以及绿色能源扩展，尤其是环保产业，一方面发育水平较低，拥有广阔的开发潜力；另一方面还能起到增加碳汇、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减少资源高消耗、投入大的产品的制造，加大高生产率、低资源消耗产品的研发与制造。

（三） 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因此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摒弃传统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模式，在发展思路上彻底改变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发展，片面追求GDP 增长、忽视资源和环境的倾向，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统筹兼顾，促进经济与气候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篇5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053-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07

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环境压力备受关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约束性指标。为完成这一目标，“十二五”规划确定了省际减排任务，并成功控制了国家层面与地区层面的碳排放。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又进一步做出了至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65%的减排承诺。为降低减排的经济成本，国家发改委已宣布2017年启动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权的市场化以激励低耗能企业约束高耗能企业的方式推动减排，必然会使我国各省区市因产业结构与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而承担不同的减排压力。因此，在宏观经济整体增速放缓以及“北上广”集聚效应增强的大背景下，“十三五”期间中国省际碳权分配不仅涉及国家减排目标能否成功向区域分解落实，更涉及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区域的社会与金融稳定。从区域碳权分配看，其重点在于公平性与效率性原则的选择。本文力图研究“十二五”期间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对比分析公平与效率原则在中国省际碳权分配中的适用性。这不仅有助于明确“十三五”期间中国省际碳权分配这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亦将丰富低碳经济理论，助推中国的低碳发展战略。

1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碳权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原则的选择问题。相关文献可以分为单一公平原则、单一效率原则、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结合三类。

Kverndokk S[1]认为依据人口规模分配碳权符合公平原则。Van Steenberghe V[2]采用合作博弈论分析各国在长期内依照公平原则的碳权分配，提出祖父原则下的碳权配额高于减排能力原则下的配额。De Brucker K et al.[3]认为利益相关者管理方法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困境问题。徐玉高等[4]计算了全球五大地区基于人口与GDP指标下的碳权配额，指出人口指标分配有利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祁悦等[5]在综述碳权分配原则、标准和模式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不同原则的优劣，并提出中国基于历史公平与人均原则最为有利。邱俊永等[6]选取国土面积、人口、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与化石能源探明储量指标，基于基尼系数测算了G20主要国家碳权分配的公平性，并提出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戴君虎等[7]运用动态人口算法、静态人口算法与“人年”算法分别计算了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指出“人年”算法保证了每个人在每年拥有相同的碳权配额，更符合公平原则。朱潜挺等[8]提出最优的全球碳权分配模型应基于平等原则综合考虑世袭、支付能力与人均累计等因素。

然而单一的公平原则忽略了效率因素，造成效益受损。林坦等[9]运用DEA模型测算出欧盟国家碳权分配效率较低，并基于效率原则利用ZSG-DEA模型调整碳权分配后提高了分配效率。与林坦类似的，郑立群[10]基于ZSG-DEA模型将DEA-BCC模型下的中国低效率碳权分配进行调整，获得统一DEA有效边界的分配方案，达到了碳权分配效率最优。为避免单独从效率角度考虑碳权分配会导致结果有偏，一些学者兼顾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Yuan et al.[11]基于聚类分析方法，运用单一公平原则、单一效率原则以及两者的结合，测度各区域在2020年的减排潜力，提出应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减排潜力下，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陈文颖等[12]模拟了全球碳交易情况，提出按人口分配碳权是最优选择。郑立群[13]通过构造分配满意度与公平偏离指数，基于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构建了从单要素角度对各地区碳减排责任进行分摊的模型。王倩等[14]指出当前碳配额免费分配的祖父原则貌似公平但却有违环境贡献的效率原则，提倡配额分配的拍卖方式与行业准则。于潇等[15]基于非参数化标准DDF模型，对2020年碳总量减排目标分解时，指出第一阶段应采用公平原则，第二阶段应采用效率原则。

王倩等：公平和效率维度下中国省际碳权分配原则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现有文献对中国省际碳权分配效率与公平原则的选择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是未建立“单原则分析-双原则结合-确定原则选取”的研究范式，同时缺乏对中国现阶段区域碳减排情况的经验证据。

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对公平与效率原则进行理论分析，基于2011-2014年除外中国30个省市区的数据，从全要素角度，运用双导向共同前沿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法分别计算省际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总量效率值。通过测算相应的技术差距比，计算各地区基于效率最优的减排能力，分析公平与效率原则的适用性。最后分析公平与效率原则兼顾下的中国碳减排方法，为“十三五”减排目标设定及配额分配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Fig.2Potential carbon intensity reduction of each region in ‘the 12th Five Year Plan’ based on the best TFCi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结果》可知，海南等级为良好，仅优于和新疆的合格等级。可见，海南虽然低碳竞争力排名第一[18]，环境友好程度也较高，但是完成基于历史排放确定的减排计划也较为困难。安徽作为农业大省，通过打造“农业改革试验特区”等手段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有效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耗。2012年安徽能源强度排名第二十二位。由此可见，在减排指标确定之前，两个地区的碳排放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十二五”期间减排指标的确定时已经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经济发达地区的减排指标普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7%），而经济落后地区的减排指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以体现公平分配的原则。但是，减排指标的确定仍忽略了各地区在减排技术效率层面（可减排空间）的差距。虽然海南与安徽能够在已经达到前沿面的基础上通过其他手段进一步减排，从而完成规定目标，但相比其它减排空间大的省市，这两个省承担了更大的减排压力，削弱了这两个省维持碳排放效率与控制碳排放量的意愿。

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地区减排潜力较高，即其减排能力提升的空间较大。如图2所示，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广西、贵州、宁夏、新疆等地2011-2014年间的碳排放效率点均处于X轴的下方，说明他们的碳减排潜力较大。由表1可知，这些省市区技术差距比较低。组前沿表示 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前沿，基于组前沿计算的各省市排放效率仅体现了某一省市与同一地区其它省市相比的碳排放效率，而共同前沿则是全国的碳排放效率前沿，基于共同前沿计算各省市碳排放效率体现了某一省市与全国其它省市相比的碳排放效率，也间接反映了若采用全国最优的碳排放技术，其效率提升的可能。由于效率测度都是以某一群体的最优者作为前沿面，再通过各省市与最优者的距离测算效率，因此可以通过组前沿与共同前沿的均值判断各区域碳排放效率的差异。例如，内蒙古、陕西、青海与新疆等地，组前沿效率较高，而共同前沿均低于0.5。这表明黄河中游与大西北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与资源禀赋等原因与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碳排放效率较高区域存在差距，导致组前沿效率被高估。由此可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相似，碳排放效率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以2011年青海为例，组前沿与共同前沿下TFCi分别为0.740与0.305，表示采用大西北的最优碳排放技术，效率能够提升0.260，而采用全国最优碳排放技术，则能够提升0.695。区域碳排放技术是该区域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综合体现，短期内难以快速提升，因此各地区虽然具有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潜力，但是“十三五”碳减排指标不能完全依照文中计算的最大潜力确定，而应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行业排放额度”等公平原则进行分配。特别是，自1993年实施西电东送以来，贵州、甘肃与内蒙古等西部地区由于“西电东送”工程，将电力资源输送至电力紧缺的广东、浙江等地区，从而导致西部产生碳排放，而东部经济获得发展，形成“能源东送，污染西移”问题[19]。单纯的考虑效率原则，又会忽略东西部地区碳排放与经济产出不匹配问题。而中国电价未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更加重了“西电东送”工程下，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利益转移。因此考虑到环境破坏的后果，获得收益的东部地区应对西部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或者针对“西电东送”工程实现碳排放的豁免，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分别表示基于TFCt最优的各省市2011-2014年碳减排指标完成潜力。从TFCt最优的角度来看，X轴上方地区仍为海南和安徽；X轴下方云南与青海的减排潜力降低，其原因是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增长潜力较大，可见在碳强度减排指标的要求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完成碳减排指标的措施之一。

由此可见，确定区域碳减排指标时，既应考虑海南、安徽碳排放效率较高地区的情况，又应关注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山西、陕西与新疆等地。为解决高效率地区与低效率地

年的效率值和技术差距比。

区的减排冲突，在省际碳减排指标的制定中应兼顾公平与效率原则，同时提升低效率地区的技术创新与进步，缩小各区域组前沿与共同前沿的效率差距，提升各地区减排能力。

5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碳权分配

基于上文对各地区减排潜力测算，为解决安徽、海南等高效率地区与新疆、陕西等低效率地区的指标设定矛盾，本文提出了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双原则。在我国减排的最终落脚点是企业，因此本部分详细研究减排省市区与减排企业碳权分配的双原则，为中国“十三五”省际减排目标的设定与全国碳市场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篇6

摘要：为了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陕西省碳减排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选择能源消费、生产链、消费需求视角，基于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采用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和EIO-LCA模型分别测算陕西省2007和2012年30个细分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分析各细分部门的2007和2012年的碳减排变化。结果表明，直接碳排放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基础性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较高；间接碳排放中，建筑业、其他服务业隐含碳排放量较高，而“流出”间接碳排放对最终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贡献最大；在碳减排政策设计中，上述部门应该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

关键词：陕西省；碳减排；EIO-LCA模型；产业结构调整；投入产出分析

发展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陕西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省，发展绿色环保的低碳经济是必由之路。《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中，陕西省的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下降15%。陕西省目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经济发展与碳排放需求持续上升。为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是重要途径之一。因此，系y测算陕西具体产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分析各部门的碳减排潜力，对于有针对性地设计碳减排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测算、碳强度因素分析、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碳排放测算方面：一种是以生产者视角的碳排放清单核算框架为主，此方法主要是利用IPCC核算体系，对各部门的直接碳排放进行测算，但这类方法存在“碳泄漏”及排放公平性问题；另一种是基于需求者视角的隐含碳排放测算，主要利用投入产出法核算整个经济系统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即进行“碳足迹”追踪。国外学者运用碳足迹研究了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际贸易的隐含碳问题，Shui等利用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软件计算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隐含碳排放量；国内学者计军平建立了EIO-LCA模型分析了温室气体排放在部门间的分布结构；唐建荣等对江浙沪地区隐含碳排放进行了估算，石敏俊等应用2002年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定量测算了各省区碳足迹。碳强度因素分析方面，徐国泉等采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分析了1995～2004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中国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崔佳运用LMDI法将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分解为技术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因素和产业结构因素，并结合相关数据对中国碳排放强度驱动效应进行测度；张旺等利用LMDl分解研究了北京能源消费排放增量增长的驱动因素；雷厉通过构建“LMDI分解模型”，认为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碳排放格局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张雷等试图通过产业一能源关联和能源一碳排放关联两个基本评价模型，解析中国碳排放区域格局变化的原因；杜婷婷等以库兹涅茨环境曲线（EKC）及衍生曲线为依据，对中国C0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时序资料进行统计拟合得出中国经济发展与C02排放的函数关系；赵爱文等选取1953～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了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在分析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效应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微观的具体行业部门的碳减排问题力有不逮。投入产出模型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结合即经济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EIO-LCA）是分析计算微观部门生产全过程隐含碳排放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拟运用IPCC碳排放核算办法及EIO-LCA模型，分别从消费、需求等角度对陕西省各细分部门的直接和隐含碳排放情况进行测算，并对比分析2007和2012年各部门碳排放的结构变化，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对各部门的碳减排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碳减排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决策支持。

篇7

国内环境与经济问题研究起步较晚，理论方面始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源消费与环境约束的研究。王海建[1-2]分别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将耗竭性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讨论人均消费与环境质量的相互关系和稳态增长解。彭水军和包群[3]通过将环境质量引入生产与消费函数，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李仕兵和赵定涛[4]将污染、环境质量分别加入生产和效用函数中，推导出了平衡增长的最优路径。

实证研究方面，首先是我国碳排放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研究。彭佳雯等[5]发现1998-1999年和2006-2008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呈现扩张性负脱钩状态，2000-2005年期间为弱脱钩状态；此外，东部地区的脱钩现象较为显著，且有从分散到集聚的态势。魏下海和余玲铮[6]采用MoranⅠ指数作为空间依赖性检验标准，发现我国29个省市的人均碳排放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

其次是从产业角度研究碳减排。现有文献仅有通过三次产业划分来观察产业调整的碳减排效应[7-8]，由于分类简单而导致内部排放效用相抵的情况，分析结果不甚理想。

第三是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郑春芳和赵亚平[9]认为如果欧美等国实施碳关税会增加我国高碳行业产品的出口成本，促使我国制造业出口额下降，进而改变商品出口贸易结构与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我国出口环境。张茉楠[10]则认为碳关税的征收对我国外贸产业虽有以上威胁，但效应并不全是负面的，碳关税形成的强大倒逼机制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外部动力刺激我国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最后是应对欧美碳关税的策略。韩景华和张智慧[11]提出推进低碳技术合作与发展，改变进出口商品结构以引导出口贸易升级。朱阿丽[12]提出在国际层面开展“环境外交”，国内层面建立“碳税”自我约束机制的策略方法。不难发现针对碳关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主要为规范经济分析，实证研究较少。由于缺少现实数据的深入剖析，提出的碳关税应对措施针对性与可行性较弱。

2我国产业实施碳减排的实证分析

将国内产业细分为九个部门，研究不同部门产业增长与碳排放间的联系，针对电力、交通、制造、采掘及商业为主的其他第三产业等五个减排重点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减排策略。

2.1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2.1.1 数据来源

魏一鸣等[13]学者利用Divisia分解法测算我国一次能源利用过程中CO2的排放量，将其运用于能源消耗相关碳排放研究，得到较好效果。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各产业碳排放量时沿用能耗测算方式，具体方法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温室气体指导方针，如公式（1）。其中，Ct代表该行业t时期的碳排放总量，ECi，t代表t时期第i类能源的消费量，EFi代表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Oi代表能源i的碳氧化率。能源碳排放系数与碳氧化率采用任洁和陈东景[14]根据《2006年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与2003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各类能源碳排放系数的修正结果，见表1。

碳排放总量数据选取美国能源情报署统计的我国CO2排放总量实际数，美国相关碳排放数据也源自该处。为保持实证分析部分借鉴美国产业、贸易数据的对称性，中美两国碳排放总量均取1980-2010年度数据，共31对，由于我国2010年碳排放量数据缺失，本文以基于碳排放量对数序列为因变量、年份为自变量的三次幂拟合回归预测该值，方程形式选择基于我国30年碳排放量图型及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启发，拟合优度为0.977 5，预测我国2010年度碳排放量为85.24亿t。

本文GDP数据采自EPS数据平台。为去除物价水平带来的影响，选取实际GDP作为解释变量。鉴于GDP平减指数比CPI具有更广泛的计算基础，本文以2005年市场价格作为基准的GDP平减指数，计算实际GDP。中国产业增加值数据采自《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分行业能源消耗量数据采自《2011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进出口额数据采自WTO官方网站，中美间货物进出口数据采自国别贸易报。基于比较方便并减小计算误差，未特殊说明本文所有价值单位以十亿美元计，重量单位以百万t计。

2.1.2Tapio脱钩理论

脱钩分析是一种衡量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之间均衡增长关系的分析方法，由脱钩弹性系数表示。Tapio[15]在其论文中将脱钩弹性分解为产业发展弹性与产业排放弹性两部分，并衡量了欧洲1970-2001年间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沿用Tapio的分析思路，将产业碳排放脱钩弹性计算公式划分为能耗碳排放弹性与产业能耗弹性两部分，公式如下：

式中，C代表碳排放，VA代表产业增加值，EC代表能源消耗，t代表时间期。e （C， VA）表示产业碳排放脱钩弹性，e（C， EC）表示能耗碳排放脱钩弹性，e （EC， VA）表示产业能耗脱钩弹性。根据弹性的大小及变量增长率的不同可将脱钩分为八种状态，不同状态代表行业增长与环境压力间不同的连带关系。此外，本文还将此种方法延伸用于我国对美货物出口增长与碳排放量间的脱钩关系，以期考量受关税影响出口方面的碳排放特性。

2.2各产业碳排放与增加值脱钩性研究

依据我国能源统计年鉴各类能源消耗量产业统计分类，兼顾各产业增加值及碳排放程度，将我国产业分为九个子类。其中第 一产业概括为一类，称为农业；第二产业中工业划分为三类，分别为采掘业，制造业与电力、

煤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单独划分一类；第三产业划分四类，分别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生活消费行业及非属以上行业汇总的其他行业。2009年各产业碳排放与增加值脱钩性研究结果见表2。

以上脱钩分析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碳排放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研究，理想的强脱钩状态出现于能源消耗增加但碳排放量减少，主要用于考量能源消耗结构；第二层次是能耗与增加值间的脱钩研究，理想的强脱钩状态出现于经济增长但能源消耗减少，主要用于考量经济增长的能耗技术；第三层次为碳排放与增加值的脱钩研究，理想强脱钩状态出现于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量下降，主要用于考量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间的连带关系。

从能源消耗结构看，采掘业与电力行业的能源使用结构最不理想，使用正向高碳排能源转移；农业、制造业与零售餐饮业能源消耗结构保持稳定，碳排放量随能源消耗同步上升；建筑行业、交通行业、生活消费品及其他第三产业碳排放量与能耗之间存在弱脱钩，说明以上产业碳排放增速不及能源消耗增速，能源消费结构正在改良。这里的零售餐饮业指批发、零售与住宿、餐饮业，由于篇幅限制简写为零售餐饮业。

从经济增长能耗技术研究来看，采掘业的分析结果最令人担忧，为强负脱钩，说明该产业萎缩同时能源消耗却在上升；交通行业的脱钩研究结果也不理想，虽然行业经济总量在上升，但能耗增速却显著高于经济增速，即行业能源利用技术水平在下降；农业、电力行业、建筑行业、零售餐饮业的能耗与增加值处于增长连结状态，即行业能源消耗随经济增长稳步上升；生活消费行业与其他第三产业能源与增加值处于弱脱钩，说明以上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正在改进。

综合碳排放与行业增加值总体脱钩情况发现，农业、制造业、建筑业、生活消费行业与其他第三产业等多数行业的碳排放水平均得到一定控制，处于弱脱钩状态；交通业与零售餐饮业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稳步提升，能源消耗结构与利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电力行业碳排放与增加值之间为扩张负脱钩，主要问题为能源消耗结构不合理；采掘业发展途径最不理想，无论能源消费结构还是能源利用效率均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整体发展与碳排放量弱脱钩，即可以做到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总量的适当控制，但由于我国各行业尚未达到强脱钩状态，不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降低的双重目标。

2.3各产业碳减排重要性分析

通过产业碳排放与增加值的脱钩可知我国各行业减排问题关键所在，但由于精力与经济增长外在目标的限制，我们不能够对所有产业等量齐观地采取措施，而会将减排力量用于主要产业之上。通过2009年产业碳排放总量比、经济增长贡献率与碳排放强度三个指标衡量九大产业的减排重要性（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制造业与电力行业年碳排放量约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5%。为了减排的同时不影响我国经济正常增速，减排重点产业选择还应兼顾各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自制造业与其他第三产业。碳排放强度衡量了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间的均衡关系，单位增加值碳排放最多的行业是电力行业与制造业。因此，从碳排放与经济增量两方面共同衡量，我国碳减排应主要关注制造业、电力行业与其他第三产业。

此外，由于美国碳关税是国内减排措施的递延，因此关税的征收也会倾向美国碳排放结构，对美国各产业碳排放量考量可以为我国有目的的减排提供标杆。美国能源情报署将碳排放总量分作六个部门统计，分别是生物质能源消费部门、商业部门、电力部门、工业部门、居住部门以及运输部门。表4为以月为单位的六大行业1973年1月-2011年10月碳排放量描述性统计表。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是工业部门，其次是居住部门，再次是电力部门与运输部门，构成美国碳排放总量的四大版块。经过40年的变迁，美国产业已逐渐从第二产业主导转向第三产业占有绝对优势，工业碳排放比重也伴随着工业占比逐年下降。截至2011年10月，碳排放量比重最大部门已被电力部门取代，其次是运输部门，排在第三位的才是从前碳排放主力工业部门，居住部门的碳排放量下降，已接近商业部门，而由于美国农业比重一直较小，碳排放量始终处于六大部门碳排放量排名末位。总体来看，只有工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在逐年减少，居住部门碳排放量波动性很大，每年末及下一年初都会出现周期性的碳排放量增加，电力部门与运输部门的碳排放量大幅度增加，生物质能源消费部门与商业部门碳排放量则小幅上扬。

从美国各产业中电力与运输部门是目前碳排放量最大的部门，可减排程度高，将会成为“碳关税”征收重点。此外，结合各行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采掘业、电力行业与交通运输业脱钩情况不理想，也应受到关注。加之各行业碳排放重要性分析结果，我国碳减排重点关注产业应为：电力行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采掘业与商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2.4重点产业碳减排的途径分析

2.4.1电力行业

电力行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虽小，但碳排放量极大，碳排放强度远高于其他产业。从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性来看，碳排放总量增速高于产业增加值增速，由于产业能耗弹性处于增长连结状态，但碳排放与能源消耗间呈现扩张负脱钩，所以电力行业碳排放量过高主要源自能源结构不合理。表5为我国与日本发电来源结构对比表。

我国电力主要来源于煤炭火力发电，供电总规模近90%；而日本电力主要来源于核能，煤、油、气、核四大电力来源也较为平均，共同支撑全国约94%的电力供应。目前世界范围来看电力生产来源主要分为四类：其中火力发电碳排放影响最为严重，且产生大量粉尘，资源消耗巨大，也是我国电力生产的主要来源；水力发电需淹没大量土地，受季节影响较深；风力发电主要产生噪声、视觉污染，发电量不稳定；核能发电的以上污染虽小，但安全性有待提高。从碳减排以及保护环境整体角度讲，更推崇风能及核能发电。日本核能发电比例约为中国核能发电比例的13倍，这部分电力鲜有CO2排出，代表着新能源发电的地热、风能以及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也远高于中国，说明电力能源开发方 面我国已落后。此外，即使同为火力发电，煤、油、气的发电过程CO2气体排放系数也各不相同，三种化石燃料煤的碳排放率最高，而我国的电力来源却又主要依靠于煤。

电力来源能耗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电力行业碳排放负担的主要方面，但硕大火电产业背后，能耗技术徘徊不前更使该问题雪上加霜。以生产单位千瓦时电力煤耗衡量能源利用率，多余煤耗意味着多余的碳排放。直至2009年我国火电供电技术仍不及日本1990年水平，每提供1 kW·h电量消耗煤炭比日本多33 g，参考《2006年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的计算方法，我国2011年1-11月全国主营业务收入2 000万元以上火电企业发电34 612亿kW·h，进而推算2011年由于火电能耗技术原因我国多排放CO2约8 500万t。

因此，对于我国减排重点的电力行业来说，减排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是能耗结构调整，在此基础上兼顾能源使用效率提高。初期调整火电能源的使用构成，提倡天然气等能源，逐渐降低煤炭的使用比例；中期主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长期应从火力发电转向风能、核能为主导的新能源发电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电力行业高碳排问题，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2.4.2交通运输业

现阶段我国交通运输业碳排放总量与经济贡献率并不占有主要地位，但随着经济发展、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其重要性与日俱增，且美国现有碳排放量中交通运输业占有很大比例，势必会加强此类行业的监管。目前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环境并不乐观，主要问题出自能源利用效率方面，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间呈现扩张负脱钩。我国与日本各种交通方式运输能耗对比，客运方面汽车运输单位能耗远高于日本；货运方面，汽车、铁路与水运均处于劣势，交通运输产业能耗提高还有很大空间。交通运输行业碳排放控制的关键在能耗效率的提高，重点在公路运输上。

2.4.3制造业

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碳排放量也是各行业中最多的。从目前发展趋势看，碳排放与制造业发展间已出现弱脱钩关系，即制造业碳排放增速没有产业增加值增速快。

以钢和水泥为例，中国钢与水泥单位可比能耗均大于日本，但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已从1990年的每t钢煤耗997 kg下降至2009年的679 kg，水泥也从日本单产煤耗的1.63倍下降至2008年的1.23倍。

2.4.4采掘业

无论从碳排放贡献率还是经济增长贡献率，采掘业均不是碳减排控制的重点，但它却是我国目前低碳经济发展进程中表现最堪忧的产业。采掘业不仅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间呈现扩张负脱钩，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间甚至存在强负脱钩，使得该产业增加值下降，碳排放量却在上升。庆幸的是采掘业在我国产业中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但经济增长需要采掘业的健康发展做后盾，因此采掘业碳减排理应引起重视。

采掘业关系煤炭、石油等燃料能源的提供，关系钢铁、铝、铜等制造业的原料来源，其影响力延伸至经济行业各个方面，因此减排也需从我国整体减排视角着手。产业内部主要关注燃料能源开采、金属生产锻造以及含碳氢化合物的提取等温室气体重点排放行业的工作效率，充分利用煤矿中的甲烷气体；外部方面提高各行业资源使用效率以减少采掘需求，通过碳税、碳交易等途径促进低碳开采企业发展及高碳排企业转型。

2.4.5其他第三产业

被归为其他类第三产业的行业碳排放强度很小，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动力。由于其产值较高且对GDP增长贡献较大，行业微小调整都可引起减排的规模效应。目前，以商业、技术服务产业为主的其他类第三产业碳排放总量仍很小，且碳排放总量与产业增加值间是弱脱钩关系，即相比而言，其他类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带来较少的碳排放增量，因此针对该类产业，我们倡导做好承接其他产业（尤其为第二产业中采掘、制造等行业）转移的准备，通过产业间调整实现减排。

3开放条件下出口产业减排与抗关税能力

贸易出口产业作为行业重要组成部分，是此次“碳关税”征收的主要对象。

贸易减排应对“碳关税”的重点在货物贸易。目前具有全面碳关税征收计划的只有美国，因此本部分出口货物减排分析也以美国为例。选取2009年-2010年美国自中国进口货物增加值前十五类商品作为研究对象，覆盖我国出口美国货物总额的96.44%。

从美国进口我国主要产品产值及增长情况来看，倘若“碳关税”对我国出口美国贸易构成冲击，出口下降最大的仍应当是抗冲击性较小的金属制品、化工与运输设备等，而纺织、机电类产品的需求下降不会很大。我国制造、采矿业出口依存度较大，若商品碳排放密度很大将来“碳关税”征收会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出口商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统一减排管制难度大。

2010年我国对美国货物出口贸易与碳排放脱钩性良好，这与金融危机使得2009年出口下降货物囤积有关。2010年出口的货物部分由2009年生产并排放污染，以至贸易额增长同时碳排放增长很小，为避免此类影响，本文选取2009-2010年间跨越贸易增长与下降的一个时期研究脱钩关系。皮革、箱包、鞋靴等轻工业制品贸易与碳排放强脱钩，机电、纺织以及各种设备贸易与碳排放量弱脱钩，说明以上行业出口增长时，国内相应产业碳排放总量增长不及出口快，是可以促进减排的对美贸易行业。玩具、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纸业、木制品等行业出口与国内产业碳排放强负脱钩，塑料、橡胶制品出口贸易与国内产业碳排放扩张负脱钩，说明以上行业环境污染比贸易增速更快。尤其金属制品与化工产品，当美国实际开始增收“碳关税”时，由于相对价格升高，出口量会迅速递减，但国内碳排放水平却不会随之下降。我国应尽早提高这两个产业的出口抵御风险水平并降低其碳排放密度。从行业出口价值占对美国出口总价值比重以及抵御风险情况看，机电行业是我国产业中较为推崇的出口产业，其出口增长时行业碳排放量不与之同步上升，“碳关税”开征前应鼓励该出口行业的扩张。

4政策建议

4.1采用新能源，发展碳减排技术

新能源消耗过程多不排放碳，由新能源代替一次能源可大大降低碳排放浓度。支持减排技术与倡导新能源相辅相成，广义上说新能源也是减排技术的一部分。减排技术前期研发资金需求大、效率低，后期使用阶段效益才会凸显，技术发 展存在障碍，我国可通过创立碳基金并提供有导向性的碳减排投融资支持，或由国家集中力量开发减排新技术。此外，技术引进也是短时间提高减排技术的有效方法。

4.2重视重点产业减排

我国碳减排应重点关注电力行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采掘业与其他类第三产业五类行业。电力行业减排重点在能源结构调整，初期主要进行火力发电燃料能源替代调整，中期提高发电技术、减少单位发电能耗，远景为新能源发电对火力发电的替换，实现发电零碳排。交通运输业减排重点在能耗技术，主要减排范围是公路运输，可引进国际领先节能减排环保技术。商业为主的其他类第三产业应保持良好低碳增长势头，做好采掘业、制造业等高碳产业转移承接工作。

4.3健全碳税与碳市场机制

健全碳税与碳市场机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可促使我国建立低碳、绿色产业结构，具体可通过增收碳税和健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完成。应根据各行业的碳排放强度制定有导向的碳税水平，减排同时兼顾经济发展，对于碳排放较大却关系经济增长的产业施以适当高于减排技术改造成本的碳税，促进其技术革新及低碳转型；对于碳排放量巨大且具有可替代性的行业施以重税率，加快其产业转移；对于碳排放量较小的替代型产业以及新能源技术产业适当减免碳税，鼓励发展。此外，增收的碳税可以作为环境友好型企业的补贴，使低碳产业优势更加明显。碳排放交易机制方面，可由自愿性改为强制性，让高污染企业对外部成本负责，实现减排单位市场自由流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使清洁能源行业以及能效高、低排放企业可以通过排放权交易市场，激励企业自行减排。

4.4调整货物贸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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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欧盟碳交易体系形成以来，碳现货价格剧烈波动，增加了碳交易市场主体的风险，为了降低和分散市场和交易风险，碳交易中的各种金融工具陆续产生并应用，并且在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而积极的作用。而碳交易市场上金融工具运用的核心又是碳排放权的定价问题。总体来说，对于碳排放权价格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Nordhnus(2001)等提出了涵盖人类活动、空气、气候、海平面、经济活动等因素的整体碳交易评估理论模型。Capros(1999)等分析政策因素如财税政策、能源政策等对碳价格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影响。Alberola 等人(2008) 证明了只有在极端的温度变化事件中，例如：使四季平均温度都发生彻底改变的事件，温度才会对碳价格形成影响。T.Bole(2009)运用WICCH模型，基于减排成本、各国GDP以及环境容量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碳减排成本及价格的预测方法 。黄桐城和武邦涛（2004）从排污治理边际成本以及边际收益两个方面对排污权定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微观市场定价模型。仇胜萍和李寿德（2002）从环境因子的经济以及非经济视角，分析了排污权的定价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以及解决对策 。胡民(2007)和林云华(2009)分别用影子价格模型对排污权的定价进行了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碳排放权的合理初始定价及交易价格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在实际碳交易中，一些模型中的计算或度量过于复杂和不可测，并且要求交易双方具有较好的数理基础，方法的实际应用受到了限制。由于没有统一的定价方法，也导致了碳现货价格的剧烈波动，增加了交易主体的风险。

因此，本文提出一种简单实用的针对企业之间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方法。在这种定价模式下，企业之间的碳排放定价就只需对一个常数进行谈判，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简化了定价的流程和程序，有利于在实际的交易中广泛应用。

二、以两企业为例的碳排放权定价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刺激手段，由于技术水平，能源结构和利用率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碳减排成本不同，形成碳排放权的价格差，从而形成最初的碳交易动机，即出售方可以从交易中取得经济收益，有减排承诺或者有减排限制的经济主体如果本身碳减排成本较高就可以通过交易来降低成本，同时达到削减排放量的目的。

具体来说，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减排承诺和减排成本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为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碳排放的交易提供了现实可能，由于发达国家能源效率较高，新技术已经普遍被采用，并且已经经过一轮减排，排放基数已经较低，容易遭遇减排瓶颈，所以通常发达国家的企业的碳减排成本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企业。部分企业可以利用减排成本优势进行碳排放权的出售，而另一些处于成本劣势的企业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购买排放权。但在排放权的定价方面却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这也是导致碳现货价格参差不齐的原因之一。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通过图示来对两个单位GDP碳减排成本不同的企业进行经济研究（见图）。

篇9

许多学者对碳减排成本和配额分配进行了详细研究。高鹏飞等(2004)对2010－2050年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的碳边际减排成本是相当高的且越早开始实施碳减排约束越有利。王灿等(2005)分析了部门碳减排边际成本曲线，发现重工业、电力、煤炭部门是减排成本相对较低的行业。随着减排率的提高，所有部门成本急剧上升，重工业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相对较大。韩一杰等(2010)在不同的减排目标和GDP增长率的假设下，测算了中国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所需的增量成本，发现GDP增长速度越快或减排目标越高，减排增量成本也越高；但由GDP变化所引起的增量成本变化远小于由减排目标调整所引起的增量成本变化。巴曙松等(2010)发现各种主要能源消费的碳减排成本之间存在差异性，提出施行燃料转换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减排政策选择。也有一些文献研究了省区减排成本和配额分配问题。褚景春等(2009)以综合能源成本为准则，对省区内外的各种资源进行筛选，得出总成本最小的电力资源组，然后将减排成本计入综合资源规划，使系统排放量达到最优水平。Klepper, G. 等(2006)研究了不同地区的减排成本、区域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李陶等(2010)基于碳排放强度构建了省级减排成本模型，在全国减排成本最小的目标下，得到了各省减排配额分配方案，但其各省减排成本曲线与全国类似的假设，与现实情况有些差距。以上文献均是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单约束，通过估计碳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来分析减排配额的。但“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的双重约束目标，为完成此双重强度约束目标，国务院《“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11］26号)(下文简称《节能减排方案》)对各省设定了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各省也相应制定了经济发展的年度规划目标。如何在双重强度约束下，实现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最优分配，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基于以上想法，从全局最优的角度，建立在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目标约束下的省际经济增长优化模型，考察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及省际经济增长扩张约束对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找到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比较各种情景下的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析全国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对全国生产总值的脱钩状态，并对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最大降低幅度进行了预测。

二、优化问题及模型

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发展经济是当今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因此，本模型的目标函数为最大化各省区生产总值总和，约束条件为全国及各省的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目标约束，以及经济增长扩张约束。根据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可建立如下两个优化模型。

(一)如果2010－2015年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至少降低16％和17％，各省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与2005－2010年变化幅度相同，各省经济增长遵循历史发展趋势并兼顾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并且各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等措施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各省区能耗强度的降低目标，那么就有关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应该如何优化分配问题，可建立如下模型来考察。

利用模型Ⅰ可分析以下两种情景：

情景1：2015年全国能够完成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的目标，各省能够完成《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各省2010－2015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以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2011年各省经济增长速度作为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约束上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2010－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的预期目标，本情景以7％作为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下限。

情景2：为适当减缓因经济发展过快而造成能源的过度消耗，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情景中各省经济扩张约束上限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其他假设与情景1相同：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16％和17％；各省能耗强度能够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各省2010－2015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率与2005－2010年相同；2010－2015年各省经济年均增长扩张下限为7％。

(二)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共同决定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最大降低幅度是多少，以及全国能耗强度降度最大时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又是怎样的？此问题可转化为情景3。

情景3：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相同，全国能耗强度降低率为可变参数。其他假设与情景2相同：2015年各省能耗强度能实现《节能减排方案》中的下降目标，2010－2015年各省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2010－2015年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下限为7％，上限在情景1基础上 同比例缩小。可利用以下模型分析。

三、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样本期为2005－2010年，基期和分析期分别为2010年和2015年。因西藏能源消耗数据缺失，模型中暂不考虑。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消耗，本文主要计算了各省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主要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排放系数分别为2.69kg/kg、2.67kg/L、2.09kg/kg(采用IPCC推荐值)。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所有省区生产总值总和与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不等，本文所说全国生产总值为所有省区(除西藏外)生产总值总和，所说全国能耗强度为所有省区能源消耗总量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所说全国碳排放强度为所有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全国生产总值之比，所说全国能源碳强度为所有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所有省区能源消耗总量之比。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2005－2010年各省区生产总值(2005年不变价)。从历年《能源统计年鉴》可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耗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量与它们相应的排放系数相乘，可分别得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而可得样本期每年全国及各省区能耗强度和能源碳强度，可得样本期内各省及全国能源碳强度的变化率。能耗强度的降低率来源于《节能减排方案》。由于2010年各省区各种化石能源消耗量数据目前没有公布，无法算出2010年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在此假设2010年各省化石能源消费结构与2009年相当，则各省2010年能源碳强度与2009年能源碳强度相同。情景1中参数标定见表1，其他情景中参数的具体变化见本文分析过程。

四、情景优化结果分析

下面利用所建模型来分析三种情景中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优化分配。

(一)地区GDP优化分析

优化结果显示三种情景下模型均有最优解，说明从全局最优角度看，在全国及省际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约束下，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能够找到各省区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进而可分析三种情景下各省区经济增长最优分配值的异同(见表2)。

情景1优化结果显示，2010－2015年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0.2％，经济区域中，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各省经济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京津、北部沿海、华东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均低于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但均在9％以上。说明若各省能够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经济区域就能够协调发展，尤其是东北、中部和西南地区经济能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从省区看，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其中山西年均增长率为8.5％，没有达到本省经济增长扩张上限；贵州、青海和宁夏的年均增长率为7％，取值为经济增长扩张下限，经济增长速度最慢。其他省区经济年均增长率取值为各省经济增长扩张上限，经济发展较快。说明如果经济发展保持目前势头，现行的全国及各省能耗强度约束对山西、贵州、青海和宁夏的经济发展较为不利，对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较为有利。

为了维持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能源过度消耗，需要适度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情景2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经济扩张上限，为保证2010－2015年间各省年均增长率不低于8％，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扩张上限缩小比例不超过4.504％。优化结果显示，同比例缩小上限约束对各省及全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当各省经济扩张上限缩小比例为4.504％时，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下降了1.2个百分点。从经济区域看，京津、华东沿海、南部沿海、中部、西南、东北、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程度依次增大。从省区来看，河北、内蒙古、云南、甘肃和新疆经济增长率为7％，最优值从经济扩张上限降到经济扩张下限；辽宁年均增长率为9.1％，没有达到经济扩张上限。除此之外，其他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4.504％，最优值为经济扩张上限。

情景3优化结果显示，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为17.27％，与此同时全国碳排放强度降低了21.07％。与情景2对比，全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从经济区域看，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分别下降了2.9、1.7、1.2和2.8个百分点；其他区域没有改变。从省区来看，河北、山西、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最优值仍然是经济扩张下限；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和陕西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最优值从经济扩张上限降低到经济扩张下限；辽宁年均增长率从9.1％下降到7％；广西年均增长率从扩张约束上限下降到7.3％，接近经济增长扩张下限。说明进一步降低全国能耗强度对东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阻碍作用。

(二)地区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优化分析

各省GDP优化值乘以相应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可分别得到各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值。图1和图2分别为三种情景下各省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量的变化情况。

图1　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能源消耗的增加量　单位：10000 tce

从图1中可见三种情景下，山东、广东、江苏、河北、河南、辽宁等省区能源消耗较大，北京、上海、江西、海南、贵州、青海、宁夏等省区能源消耗较少。情景2与情景1相比，北京、上海、贵州、青海和宁夏能源消耗量没有改变；其他省区均有不同幅度的减少，其中能源消耗变动幅度排在前十一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甘肃、新疆、云南、江苏、广东、河南和山西。情景3与情景2相比，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地区能源消耗进一步减少，其中河南、四川、重庆、黑龙江和辽宁的能源消耗减少幅度较大；其他省区的能源消耗没有改变。同理可分析各省区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三种情景中二氧化碳排放变动均较大的省区有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广东、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从图2中可看出，情景2与情景1中各省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减情况与能源消耗的增减情况一致。二氧化碳排放变动幅度排在前十一位的省区依次是内蒙古、辽宁、河北、山东、山西、新疆、甘肃、河南、云南、江苏和广东。但其省 区排序与能源消耗变动大小的省区排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不仅受能源消耗量的影响，而且还受能源碳强度的影响，即各省能源碳强度不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与能源消耗的变化不一致。情景3与情景2相比，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变化的省区和能源消耗没有变化的省区相同；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省区与能源消耗减少的省区也相同，但省区排序有所不同。

图2　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量　单位：10000 t

结合情景2与情景1中的经济增长优化结果可知，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动较大的省区比较容易受经济扩张约束上限变化的影响。缩小经济扩张上限，虽然放慢了全国及一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结合情景3与情景2中的经济增长优化结果可知，当2010－2015年各省能源碳强度与2005－2010年的能源碳强度变化相同时，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动较大的省区比较容易受全国能耗强度变化的影响。为了实现全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配置，各省区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本省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合本省低碳发展的路径。

(三)三种情景下全国节能减排成本与脱钩状态分析

我们把各种情景下全国总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优化结果进行对比，当GDP改变量与能耗改变量为负值时，令GDP改变量与能耗改变量比值为节能成本；当GDP改变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变量为负值时，令GDP改变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改变量比值为减排成本。由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化分配可看出，情景2在情景1基础上同比例缩小了经济扩张上限，减慢了某些省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利于节约能源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其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别为0.963万元/吨标准煤和0.310万元/吨。情景3在情景2基础上考察了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在此种情况下，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分别为1.010万元／吨标准煤和0.339万元/吨。两种对比结果显示节能成本和减排成本均较低，说明适度放慢经济发展过快省区的经济发展和进一步加快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虽然对全国及个别省区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对全国总体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起着较强的抑制作用。

本文采用Tapio脱钩指标，将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分解如下：

其中分别称为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能源消耗弹性脱钩指标和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采用2010－2015年年均增长率。由三种情景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化分配，可计算出三种情景下2010－2015年年均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能源消耗弹性脱钩指标、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见表3)。结果显示，能源消耗在情景1中处于增长连接状态，在情景2和情景3中处于弱脱钩状态，且能源消耗脱钩指标值越来越小，说明能源消耗和全国生产总值的弱脱钩程度越来越强。能源碳排放在三种情景中虽均处于增长连接状态，但能源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值越来越趋于0.8(增长连接与弱脱钩状态的临界值)，说明虽然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消耗之间还处于增长连接阶段，但越来越趋于弱脱钩状态。二氧化碳排放在三种情景中均处于弱脱钩状态，而且碳排放弹性脱钩指标值越来越小，说明二氧化碳排放与全国生产总值的弱脱钩程度越来越强。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根据所分析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从全局最优的角度，建立了两个在全国及省际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约束下省区经济增长优化模型。分析了三种情景下各省区经济增长的优化问题，比较了各省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优分配路径的异同。发现三种情景下均能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目标、单位GDP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约束目标。若2010－2015年全国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与2005－2010年能源碳强度降低程度相同，则全国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最大降低幅度约分别为17.27％和21.07％。

篇10

化石能源消耗导致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和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全球性重大议题。削减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当前国际社会的共识。然而，传统上国际理论界倾向于关注碳排放总量（及生产层面的碳排放），而对消费层面碳排放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公众）已经成为碳排放的一个主要群体。消费者（公众）的直接能源消费和间接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在全社会碳排放总量中已经占重要地位。消费者消费碳排放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消费者降低能源消费，实现消费碳减排成为中国当前重要的现实课题。事实上，降低能源消费，削减消费碳排放也已经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2015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采取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公民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配合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按照规定对生活废弃物进行分类放置，减少日常生活对环境造成的损害”。2015年11月16日，环境保护部了《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再次强调“绿色生活方式既是个人选择，也是法律义务，使公众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的保护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氛围”。，近年来理论界开始重视和研究消费碳排放及其削减问题。但是，对于消费碳减排的干预政策这一核心论题，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系统深入的基础研究。相应地，探索消费碳减排干预政策的客观规律成为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管理领域一个迫切的基础理论课题。在这一现实背景和发展趋势下，王建明博士、教授的专著《消费碳减排政策影响实验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针对购买购置、使用消费、回收处理三环节，采用实验研究考察消费碳减排政策影响的实际效应，检验态度变量的中介作用和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为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政策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验证据，丰富了消费碳减排政策影响研究的范式。

本专著共七章。第一章是全书的导论和前提，先分析当前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和消费碳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提出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第二章、第三章分别从计量分析和理论探索视角分析全书的两个基本概念：消费碳排放和外部干预政策。第二章先对消费碳排放进行总体测算，再考察消费碳排放的结构特征和区域差异，以便为进一步分析消费碳减排的外部干预政策奠定基础。第三章先对行为干预的相关理论进行回顾，其次对外部干预政策的内涵和分类维度进行分析，接着分别探讨信息干预政策和结构干预政策对消费碳减排的影响作用，最后探索社会文化情境对消费碳减排的影响作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从三个维度对外部干预政策（包括信息传播政策和经济激励政策）的影响效应进行实验研究，这是本书的重点和核心。其中，第四章以购买购置环节的消费碳减排为例进行实验分析，第五章以使用消费环节的消费碳减排为例进行实验分析，第六章以生活垃圾的回收处理为例进行实验分析。第七章是全书的结论和建议，提出推进消费碳减排的外部干预政策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思路，最后总结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未来进一步研究领域进行展望。

本专著的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为研究外部干预政策对消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提供了第一手基础实验数据，并设计政策效应评估的基础性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2）为政府相关部门（发改委、环保局、宣传部门、教育部门、街道办等）评估消费碳减排干预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3）为政府相关部门设计和有效实施干预政策以转变消费行为模式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基本构架、制度设计和主要思路等）。

本专著主要采用现场实验和统计分析技术。（1）本专著进行了三次现场实验。第一次实验招募400个被试者作为对象（分为四个实验组），主要检验绿色信息政策对产品购买中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影响。第二次实验招募1316个被试者作为对象（分为四个实验组），主要检验绿色信息政策对产品使用中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影响。第三次实验招募1231个被试者作为对象（分为两个实验组），主要检验经济激励政策对产品回收中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影响。（2）对大样本实验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检验，以客观测度干预政策、文化情境对消费碳减排的主效应、交互效应和调节效应。运用组间设计的实验设计检验特定干预政策的影响效应，运用2×2组间因子设计检验不同干预政策间的交互效应，运用2×2组间因子设计检验社会文化情境对政策干预效应的调节效应。

本专著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从理论上探索了外部干预政策对消费碳减排的影响机理，为干预政策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模型、路径和方法。（2）通过大样本政策实验，为测度干预政策的影响效应和文化情境的调节效应提供了第一手实验数据。（3）提出了消费碳减排的两维度三阶段干预政策构架，为政府制定有效干预政策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导。

本专著提出了若干创新性理论观点。（1）消费碳排放的基础研究应成为中国理论界重视的一个重要议题，它对于中国进行国际商务和气候问题谈判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导意义。（2）加强对消费者消费模式的干A和引导，促进消费者降低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费，实现消费碳减排是中国当前重要的现实课题。（3）中国区域间消费碳排放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经济发达地区消费，经济欠发达地区承担”的格局。（4）消费碳减排行为的外部干预政策分为两大类：前置政策和后继政策，或者分为信息政策（心理政策）和结构政策两类。（5）在购买购置环节，理性诉求比感性诉求的传播效果更好，利己诉求比利他诉求的传播效果更好。（6）在购买购置环节，宜优先采用理性信息诉求和利己信息诉求向消费者进行绿色信息传播。（7）在使用消费环节，大尺度信息诉求相对小尺度信息诉求更能促进消费者对信息传播形成积极的态度，也更能促进消费者的节能型使用行为。（8）在使用消费环节，宜优先采用大尺度信息诉求向消费者进行绿色信息传播，同时结合利己信息诉求，这样传播效果更好。（9）在回收处理环节，垃圾按量收费政策的实际效应一般不会因为收费标准的高低而产生明显差异。（10）在回收处理环节，垃圾按量收费可以在部分城市（或城区、社区）先试行，特别是针对以年轻人、低学历者、高垃圾问题感知者为主的社区。（11）必须针对各微观主体设计针对性、独特性、具体化、精细化的外部干预政策。（12）消费碳减排的制度设计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类。（13）绿色信息传播者要特别关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改变绿色信息传播的格局、逻辑和模式。这些理论观点散发着学术的清香，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体现着学者的力量。

本专著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外部干预政策对公众消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71203192）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诉求内容、诉求方式对能源节约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主效应、交互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Y15G030053）”和浙江财经大学杰出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B类）的资助。我认为，本专著试图从消费视角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策理念，选题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结构逻辑严谨、数据分析规范，是消费碳减排实验研究领域的一本基础性、创新性、前沿性著作，对消费碳减排政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大价值。希望王建明博士在消费碳减排领域进一步加强原创性研究，为促进消费碳减排作出更大贡献。

注释：

篇11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

――Based on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

SHAO Hanhua， LIU Yaob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Abstract：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2000 to 2014 in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panel smooth transition regress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carbon emi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nancial development generally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however， the reduc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arbon emission transitions smoothly between high and low regimes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ransition variable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energy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refore， the results underscore the need of enhanc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green finance and structural reforms 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 and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Key words：financial development； carbon emission； PSTR； nonlinear relationship

1 引言

伴随着过去三十余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承载能力已趋极限，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成本是十分巨大的。要实质性改善我国环境不仅仅要依靠更强有力的末端治理措施，还必须采用一系列财税、金融等手段改革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1]。在资源配置中，“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引导社会资金从“两高一低”行业退出，更多地投向绿色环保产业，促进绿色清洁生产。与现有大多数研究从经济结构、能源消费、城镇化和贸易开放等角度来考察我国碳排放影响因素不同，本文拟从绿色金融视角来研究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并在PSTR模型的非线性分析框架下，深入研究中国不同省际地区发展特征差异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在地区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为促进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2 文献综述

自从温室气体排放引发全球气候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以来，学界围绕碳排放核算、碳排放权利分配以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在环境压力驱动影响因素的STIRPAT模型分析框架下，国内外学者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贸易开放和城市化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 [2～5]。近年来，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消费者和企业的融资约束，刺激消费投资增长，从而扩大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使得碳排放量显著增加。Sadorsky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使得消费者可以更容易地获得信贷，从而刺激消费者购买汽车、空调和冰箱等耗能大件产品，增加碳排放[6]。同样，金融发展也可以提高企业融资可得性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购置大型设备、新建生产线和扩大生产规模，这些必然会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7]。

另一方面，Shahbaz等认为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为环保产业项目和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应用提供资金支持等渠道，引导经??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从而实现碳排放可持续下降[8]。特别是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大背景下，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企业节能减排项目提供多样化的融资工具，同时，企业也有很强动机通过清洁生产来提高社会责任形象，以便更好地融资。因此，从理论上看，金融发展既可以通过引致需求、扩大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产生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增加的规模效应，也可以通过调整结构、促进清洁生产、产生金融发展减少碳排放的结构效应，即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实证方面，一些学者利用时间序列模型或面板数据技术，对金砖四国、土耳其和南非等国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碳排放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影响，甚至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也表现出不一样的影响关系 [9～12]，即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复杂。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外实证研究大都使用线性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对两者可能涉及到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不够，所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特别地，现有研究使用的大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即使面板数据模型也是在线性分析框架建立的，没有考虑到地区差距视角下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复杂性。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禀赋结构存在较大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这些异质性影响，从而呈现出非线性效应。因此，本文将从省际间异质性视角出发，基于2000～2014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利用能够根据地区属性差距进行内生分组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在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整体基础上，深入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不同省际特征差异对两者关系所产生的非线性影响，以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在区域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

3 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3.1 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基于不同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地区差异下我国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采用González等提出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 [13]进行实证分析。

式（1）中，yit和xit分别是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即碳排放和金融发展；转换函数g（qit；γ，c）是一个取值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函数；qit、γ、c分别是转换变量、平滑参数和位置参数；m是位置参数的个数，通常取值为1和2。当m=1时，转换函数含有一个位置参数：

此时，模型（3）为三区制的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转换函数关于（c1+c2）/2对称，并在该点取得极小值，处于中间区制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PSTR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非线性转换机制，常用的方法是在γ=0处进行泰勒展开构造辅助回归式：

因此，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相当于对式（4）中H*0：β1=…=βm=0作为原假设进行假设检验，然后可以通过构造如下统计量来检验：

如果“线性检验”拒绝原假设，则需要进一步检验是否存在一个或至少两个转换函数，即“剩余非线性检验”。类似于“线性检验”，同样通过泰勒展开构造辅助回归函数，利用LM、LMF和LRT进行检验，直至不能拒绝原假设H0：r=r*为止，此时r*就为PSTR模型转换函数最优个数。

3.2 数据变量说明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西藏除外）作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相关变量选取计算情况如下：

（1）被解释变量：碳排放。以单位GDP二氧化碳（CO2）排放量表示。目前尚无权威机构关于省际层面CO2的数据，本文借鉴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制定的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参考方法，构建CO2的核算公式，为：

式（8）中，Ei表示各种化石能源消费量；CFi为低位发热量；CCi为单位热量的含碳水平；COFi为能源的氧化率水平；44/12是CO2分子与碳原子质量比。

（2）解?变量：金融发展。选取经典的金融相关比率，即用存贷款余额总量/GDP表示。此外用私人部门信贷总量与GDP比重，即金融效率，作为金融相关比率的补充指标，该指标被广泛应用于金融发展的衡量。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尚未公布私人部门信贷数据，借鉴张军和金煜[14]做法，私人部门信贷为：[（1-国有固定资产投资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贷款余额。

（3）转换变量。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迥异，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禀赋结构和对外开放等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会使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在不同省份呈现出异质性差距。因此，结合现有研究，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作为转换变量，检验不同经济特征差距对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产生的非线性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的测度，分别用各地区人均GDP对数值、二产比重、煤炭份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占比表示。

4 实证分析

4.1 非线性检验

在对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估计之前，首先需要确定在不同的转换变量影响下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由表1可知，除了模型E和H外，其他模型在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拒绝两者关系为线性关系的原假设，说明模型E和H是不含有异质性的线性模型，模型A至模型D、F和G存在明确的非线性特征；对模型A至模型D、F和G进一步进行非线性剩余检验，发现LM、LMF和LRT检验统计量在10%水平下均不能拒绝r=1的原假设，因此模型A至模型D、F和G均适合采用单个转换函数的PSTR模型。最后，通过AIC和BIC准则确定模型A至模型D、F和G转换函数的最优位置参数个数均为1。

4.2 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网格搜索法寻找平滑参数γ和位置参数c，通过求解相应回归模型残差平方和RSS最小时的参数值γ和c对模型进行最优参数估计，相关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知，所有模型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均显著，其中线性部分系数β1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有利于降低碳排放。而非线性部分系数β11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减排效应随着转换变量增加而减少，地区经济的异质性，即转换变量的存在使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系数被分成高、低不同区制，影响系数在区制间平滑转换，具体来说：

（1）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A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574和0.240，位置参数c为10.016，说明当人均GDP对数值低于10.016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574，而当人均GDP对数值高于10.016，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334，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结合转换函数图1可知，大部分样本观测值处于高、低区制之间，分布在位置参数c两侧，金融减排效应从低区制下开始，以c为中心向高区制地区平滑转换减弱，转换速率为4.252。

（2）经济结构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B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317和0.182，位置参数c为0.342，说明当二产比重低于0.342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317，而当二产比重高于0.342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135，意味着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的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结合转换函数图2可知，大部分样本观测值都位于高区制，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1，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135% ，金融减排效应相对于低区制的省份降低了0.182%。 2014年仅有北京和海南处于低区制，经济结构中工业比重最低，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0，金融发展降低碳排放的效应最大。当利用金融效率指标金融发展变量时，同样发现金融效率改善降低了碳排放，并且这种效应随着工业比重提高而弱化，但平滑速率有所降低（见模型E和图3）。

（3）能源结构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C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353和0.400，位置参数c为0.708，说明当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低于0.708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353，而当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高于0.708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047，意味着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提高降低了金融减排效应。特别地，当地区煤炭比重到达高区制，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会增加0.047%。这说明对于以煤为主的省份来说，金融发展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反而增加了碳排放。结合转换函数图4可知，转换函数的数值基本处于0.15之上，说明模型基本处在一种高区制转换状态，其中450个样本观测值中已经有8.82%的样本位于高区制。当利用金融效率指标金融发展变量时，同样发现金融发展降低了碳排放，并且这种效应随着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提高而弱化、消失直至转变为金融效率提高1%，碳排放增加0.538%（见模型F和图5）。

（4）对外贸易与金融减排效应。模型D的结果显示，β1和β11的系数分别为-0.579和0.208，位置参数c为0.66，说明当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低于0.66时，模型趋向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为-0.579，而当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高于0.66时，模型趋向高区制，金融减排效应通过平滑转换函数作用最终减弱至-0.371，这意味着对外贸易弱化了金融减排效应。 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发展中国家环境监管标准普遍较低，发达国家通过进出口贸易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国内一些研究发现我国贸易开放存在“污染避难所” [15]。因此，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方式使得金融减排效应大打折扣。

结合转换函数（如图6）进一步发现，76.9%样本观测值都处于低区制，贸易比重要显著低于门槛值，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0，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579%，金融减排效应最大。也就是说，对于我国大部分省份来说，当前贸易比重还没有能够显著降低金融减排效应。但是，也有59个样本观测值处于高区制，贸易比重高于门槛值，转换函数g的值近似等于1，金融深化率每提高1%，碳排放下降0.371%，金融?p排效应最弱。

5 结论性评述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压力，积极发挥金融资源配置在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是“十三五”时期发展绿色金融的题中之义。基于此，本文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这种金融减排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转换变量，在高、低区制之间进行平滑转换，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特征。具体来说，上述转换变量的位置参数值分别为10.016、0.342（0.348）、0.708（0.677）和0.660，这些参数值将每个省（市）分为高、低区制，金融减排效应在低区制最大、在高区制最小，即在人均GDP水平较高、工业比重较高、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较高和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金融减排效应下降。特别地，当一个省份能源结构煤炭比重达到0.708时，金融发展不仅不能降低碳排放，反而会增加碳排放。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篇12

关键词 低碳农业；农业碳排放；方向距离函数；影子价格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10-005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10.009

近年来，由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了社会各部门的“低碳”热潮。发展低碳农业，在农业领域推行温室气体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举措，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尽管农业较之其他产业部门减排的空间较小，但是其减排的意义和正外部效应远远大于其他产业部门。农业既是重要的碳排放源，也具备强大的碳汇功能，同时又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其农业碳排放问题更需引起人们的关注。有研究显示，中国农业碳排放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7%[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绩效，但高增长很大程度却是以高碳排为代价。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迁大背景下，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研究和分析低碳农业发展绩效是科学制定低碳农业发展政策，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进的重要选择。

1 主要研究进展

从现有文献来看，农业碳排放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少学者从系统测算农业碳排放量[2]、多方位分解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3]及深度探索农业碳减排机制与政策[4]等角度入手，在农业碳排放研究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在农业经济绩效评价方面，根据是否考虑环境因素分为传统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和环境因素规制下农业经济绩效研究两个阶段。前者的实质是农业经济效率问题，即农业资源（如资本、劳动力、土地）开发利用的效率。传统的农业效率测算仅考虑了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条件，而忽略了环境因素的约束，在当今大力提倡低碳农业的背景下，如果只追求农业经济增长而不考虑环境损失，将会扭曲农业发展绩效[5]。基于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传统农业效率研究转向环境因素规制下的农业经济绩效探索，试图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农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框架，并据此进行农业边际减排成本分析。杨俊[6]考察氮、磷和化肥需氧量三种污染物规制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李谷成[7]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王奇[8]将农业生产中的氮磷流失作为一种要素投入测算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并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分析；吴贤荣[9]将农业碳排放纳入到农业经济绩效核算体系之中，对农业碳排放效率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

上述学者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业经济绩效的研究成果，对帮助理解低碳农业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我们拓展低碳农业的研究视角提供了全新思路。但也存在两点不足：①低碳农业绩效评价中环境因素的衡量标准混乱；②农业碳减排多停留定性分析层面，政策制定缺乏量化依据。对此，本文试图作出如下改进：①以农业碳排放为非期望产出来反映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损失问题；②引入影子价格方法，测算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定量分析。基于此，本文将环境因素纳入到经济生产体系，构建含有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经济核算框架，借助方向距离函数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做出评估，并利用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方向距离函数

传统的经济生产系统包括要素投入和产出两部分，而现阶段如何将环境因素整合到经济核算体系的分析框架被学术界广泛关注。在传统农业生产中，投入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产出是包括农林渔牧在内的农业生产总值。此外，还伴随着如废气、废水、废弃物等不利生态的农业面源污染产生。

现有文献对这类环境污染因素的处理方法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利用环境生产技术[10]，将

环境污染与传统农业生产纳入到一个核算框架，视环境污染为非期望产出，通过设定同等投

入条件来追求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望产出减少的最大可能。本文沿用该方法，设定农业碳排

放为非期望产出。

假定x=（x1，…，xN）∈RN+表示投入要素，y=（y1，…，yM）∈RM+表示生产的期望产出，c=（c1，…，cL）∈RL+为非期望产出，则环境生产技术的所有生产可能性集可表示为：

P（x）={（y，c）：x [WTBZ]can produce [WTBX]（y，c）}（1）

要衡量效率水平，意味着在既定投入要素的条件下，我们需要获得更多期望产出，并要求非期望产出越少越好。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思想，用λ值的大小来确定不增加投入要素的前提下追求期望产出的最大扩张比例或非期望产出的最大缩减比例。设产出增长方向向量[WTBX]g=（yy，-gc），基于产出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可以表述为式（2）：

Dc（x，y，c；gy，-gc）

=[WTBZ]max[WTBX]{λ：（y+λgy，c-λgc）∈P（x）}

4 实证结果分析

运用Max DEA 5.0软件计算方向距离函数值，得到2011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测算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

4.1 距离函数值与低碳农业绩效分析

各省区距离函数值计算结果见图1。北京、天津、上海三地距离函数值均为0，即这三地农业生产处于生产前沿面上，低碳农业放绩效水平较高；河北、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重庆、四川、陕西及青海等省区的距离函数值均在0-0.5之间，没有达到最佳绩效水平，有一定的减排空间；广西及地处西部的宁夏、甘肃、贵州、山西、新疆、、云南等省区的距离函数值超过0.5，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存在较大的减排潜力。

若按距离函数值将中国各省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用数字1-5表示，距离函数值等于0的省区为1区，为高绩效区，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大于0而小于或等于1为2区；大于1而小于或等于3为3区；大于3而小于或等于5为4区；大于5为5区，1-5区绩效水平依次降低，具体划分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1区的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均位于东部沿海，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4区及5区的距离函数值比较大，说明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低，存在一定的减排潜力，它们大多位于西部的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都比较低，因此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提高农业正向产出水平，减少农业碳排放量，达到低碳农业发展目的。

4.2 影子价格与边际减排成本分析

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反映的是农业碳减排的难易程度，即在一定投入和生产技术条件下，各地区进行农业碳减排的经济成本。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越高表明该地区农业碳减排成本越大；反之亦然。由图3可知，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分别为2.509亿元/万t、2.447亿元/万t、2.402亿元/万t、2.396亿元/万t、2.381亿元/万t、2.376亿元/万t、2.369亿元/万t。这些省区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所代表的生产技术相对于其它地区更先进，进行农业生产的低碳绩效也更高，它们要继续减少农业碳排放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更大，若配以过高的农业碳减排任务必然会导致这些省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大幅减少。

结合农业碳排放强度分析，如图4可以看出，各省区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一般地，农业碳排放强度越低的省区，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越高，农业减排成本也越大，即继续进行农业减排的难度更大。上述影子价格处于全国前列的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农业碳排放强度均处于较低水平；而、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及贵州等省区农业碳排放强度较高，它们的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则相对较低。尤其是和青海，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分别为0.087亿元/万t和0.399亿元/万t，不到1亿元/万t，农业减排成本较低，应当委以农业碳减排重任，且对农业经济影响不会太大。

从全国来看，总体减排成本随时间推移则略有增加。2009、2010及2011年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分别为1.834亿元/万t、1.867亿元/万t和1.914亿元/万t，呈逐年增大趋势，大部分省区也具有这样的影子价格递增特征，表明全国总体农业碳减排的难度在不断加大。重视农业碳排放的约束，大力提倡低碳农业发展，切实落实政府制定的减排目标，实施减排任务的硬性规制将显得十分必要。

4.3 低碳农业绩效与边际减排成本聚类分析

基于距离函数值、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高绩效低成本”型，即距离函数值、三年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值均小于各省平均值，和“高绩效高成本”型、“低绩效低成本”型、“低绩效高成本”型，具体分类结果详见表2。

内蒙古、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北、湖南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这些地区低碳农业绩效相对较高，且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在继续推动其农业发展的同时，应尽量多地分担国家减排任务。尤其是黑龙江、安徽、湖北、湖南4个农业大省，农业产业化程度普遍

较高，经济效益普遍较好，导致其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高；同时，这些地区林地覆盖面积甚广，植被光合作用引起的

碳汇能力强，借此进行农业减排相对容易，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浙江、河南、广东、海南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这些地区大多属于经济发达区，现代农业发展势头好，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农业产业也较为发达。尤其是北京、天津二市，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生产技术比较先进，为了提高产出同等条件下农用物资投入较少，故农业碳排放总体水平较低。但要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加强低碳农业发展，实行农业碳减排措施难度并不小，从各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来看，该10省市边际减少单位农业碳排放所对应的农业总产值减少幅度较大，即农业碳减排所要付出的成本偏高。

江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从区域分布来看，除江西外，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一方面由于我国西部大多属于土质较差旱作区，水资源相对匮乏，大部分是中低产田，且畜牧业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方式较为粗放，生产能力较差，大量农用物资的投入使得农业碳排放水平较高。江西是农业大省之一，但由于水稻种植规模较 大，常年保持在全国前几位，而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所产生的CH4气体排放较多，造成碳排放水平较高。因而这些地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不高，但它们的农业减排潜力巨大，且成本不高，应充分利用其地域广阔的优势大量进行植树造林，促进林业发展。

山西、福建、山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山西、陕西2省受制于黄土高原寒冷干燥的特殊气候，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率偏低。

福建地处沿海地带，在夏秋农业收获季节多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造成大量减产；山东地处

华北平原同时临海，多低洼地和盐渍地，减产风险较大。这两地

在生产资料投入不变条件下，非期望产出不变，但期望产出降低，进而引致低碳农业绩效偏低，而治理成本偏高。广西、重庆、四川3地水稻种植比重较大，农业碳排放较多。以上地区农业减排难度较大，应充分调配其产业结构，在减排总目标下各产业间实行合理均衡分配。

算框架的基础上，利用方向距离函数估算了中国31个省（市、区）的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并利用碳排放影子价格对各省区的农业边际减排成本进行了分析测算，得出以下结论：

（1）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处于高绩效区，距离函数值均为0，农业生产处于生产前沿面上，低碳农业放绩效水平较高；除此之外，其他省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相对较低，存在一定减排潜力；而山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和新疆处于低绩效区。

（2）海南、福建、山东、辽宁、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区三年平均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处于前列，减排成本较高；而、青海两地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最低，分别为0.087亿元/万t和0.399亿元/万t，农业减排成本较低。

（3）全国农业碳排放平均影子价格呈逐年增加趋势，意味着农业碳减排的难度在不断加大；且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与农业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即农业碳排放强度越低的省区，则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越高，边际减排成本越大，进行农业碳减排面临的困难更大。

（4）基于距离函数值、碳排放影子价格的数值差异，将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内蒙古、黑龙江、上海、安徽、湖北、湖南等4省1市1区属于“高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江苏、浙江、河南、广东、海南等8省2市属于“高绩效高成本”型地区；江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5省3区属于“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山西、福建、山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等5省1市1区属于“低绩效高成本”型地区。

5.2 启示

上述研究有着以下启示：①过去单纯依赖农业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或农业碳排放强度等指标来衡量各省农业碳排放水平、进行农业碳减排探索不尽科学，政府应该关注其主要目标，综合低碳农业绩效水平和边际减排成本，科学制定发展政策。若以农业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则应适当减轻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较高地区的减排任务；若以减排为主，则可以让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较低的地区在农业碳排放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如以、青海为代表的“低绩效低成本”型地区，其农业碳排放距离函数值较大，而农业碳排放影子价格较低，说明该地区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低，农业边际减碳成本不高，应适度提高国家农业减碳分担的份额。②政策制定不能走向“一刀切”的极端，需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以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减排的综合效应为目标，进行灵活调配。如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低碳农业绩效水平较高，在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下减排的潜力不大，但长远来看，各省区都需借助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尽量减少农业碳排放，进而增大农业碳汇功能，达到对工业碳排放进行吸收、均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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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Provincial Lowcarbon Agriculture Performance and

Estimation of Marginal Abatement Costs in China

WU Xianrong ZHANG Junbiao ZHU Ye TIAN Yun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