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核心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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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商务对常设机构原则的挑战

从常设机构的发展历史看，不论常设机构概念作任何发展，物的要素（固定营业场所）和人的要素（营业人）始终是常设机构的两个核心要素。而电子商务的出现给这两个核心要素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围绕这两个核心要素来分析跨国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常设机构。

2.1物的要素的分析

（1）在传统的商务活动中，企业开展营业活动的营业场所都有雇员的存在，雇员在营业场所中为企业处理各种营业事务，然而，在电子商务活动中，所有的商务活动都是由服务器或网址自动完成的，不必在来源国保留任何雇员，因此，某一外国企业在来源国拥有或使用的服务器或网址，难以构成一个营业场所。

（2）在线交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其动作媒介不是有形的营业场所，而是虚拟的数字化空间，除了在客户所在国拥有或租用服务器外，不再需要在客户所在国建立任何形式的有形存在。而网址和服务器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很难认定服务器或网址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是“固定的”。

（3）服务器和网址的活动可否作为准备性或辅活动以外的营业活动也难以认定。服务器和网址可以自动完成各种功能，例如广告、收发订单、收款、储蓄和发送数字化资料以及这些功能的综合等。对于税务当局来说，在技术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很难追踪到服务器和网址实际交易的情况，因而服务器和网址的交易活动是否可以作为准备性或辅活动以外的营业活动也是模糊不定的。

2.2人的要素的分析——网络提供商是否构成营业人的问题

根据OECD税收协定范本和UN税收协定范本的规定，该人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以构成常设机构：①在缔约国另一方代表企业进行准备性或辅活动以外的活动，并且有权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并且经常行使这种权利（即缔约人）；②虽然没有缔约权，但是经常在缔约国另一方保存货物或商品的库存，并且代表企业经常从该库存中交付货物或商品（及交付货物人）。

通常情况下，网络提供商在来源国建立服务器提供各种形式的网络服务，特别是进入国际互联网的访问服务。相对于销售商而言，网络提供商是按照自己的营业常规进行营业活动，其地位是完全独立的。有鉴于此，即使某一网络提供商向销售商提供维持网址的服务器，使得销售商得以在来源国开展销售活动，被视为一种活动，那么，该网络提供商也应当为处于独立地位人。根据营业人构成常设机构的理论，独立地位人只有在没有按照其营业常规进行营业活动时，才可以构成被企业的常设机构，此类活动与其自身从事的

网络提供服务完全不同，显然非其行业惯例，而是超出其营业活动常规。

3解决跨境电子商务税收管辖困境的对策

正如有学者认为：“应该突破传统的以非居民在境内具有某种固定或者有形的物理存在，作

为行使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前提的观念，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信息时代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接因素，而不宜试图在传统的那些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内摸索电子商务交易存在的标记。”

3.1虚拟性常设机构

虚拟性常设机构方案从常设机构本质涵义出发，更强调的是在电子商务交易方式下纳税人与来源地国是否构成了实质性的经济联系。随着商业流动性增强，技术进一步发展，常设机构原则的固定营业场所要求反而极大地限制来源国税收管辖权，这违背了“经济忠诚”原则，应对常设机构重新界定，并达到如下效果：（1）在经济忠诚和相当的基础上对全球电子商务进行征税；（2）在（1）的基础上，为了区分商业主流以及辅商业活动提供通用的标准，并使得新的来源征税标准为国际企业界以及各国（净输入国与净输出国）接受。

3.2基于消费地经济存在标准

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ArthurJ.cockfield在其发表的《数字生物圈中的税收政策设计：税法在Internet环境下如何变革》提出了一个“数字生物圈”模型，深刻分析了网络、计算机空间、传统税法规范和税法（基于网络的税法）在网络环境下的互动关系，并指出了未来税法的改革方向——基于消费地经济存在标准（economicpresencetest）确定跨境电子商务的税收管辖权。

ArthurJ.cockfield教授认为，制定跨境电子商务的税法规范，要充分考虑网络、计算机空间、传统税法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未来税法或者税法变革的努力方向应遵循以下原则：（1）确立一个税收体系以便政府能够有效地获得稳定的税收收入并保证公共产品开支；（2）税法改革还要照顾到传统税法的稳定性要求，结合网络的特点，努力维护现行税制；（3）未来税法变革要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一方面不应对在线交易方式征收歧视性税收，另一方面有要强调对在线交易的有效征税，避免利用计算机空间避税的盛行；（4）此外，未来税法的改革应该促进税法的简单化，避免给纳税人带来过高的守法成本，维护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在此基础上，ArthurJ.cockfield教授提出了基于消费地经济存在标准来确定跨境电子商务税收管辖权。该理论主张：不要试图通过认定计算机服务器构成常设机构的办法来解决Internet带来的税法困境，相反，要创建规则以确保电子商务的进口国基于一定的在线货物数量和服务的进口数量（如100万美元以上）有权对相应的纳税人征税。即按照实际的消费数量这一经济的标准来分配国际所得税收管辖权，以替代传统的常设机构这一实体存在标准来适应Internet环境。

3.3观点述评与对策建议

（1）常设机构的概念应予保留，但应赋予其新的实质内涵。

首先，在内涵方面，常设机构概念可以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常设机构概念在国际税法上的意义在于表明非居民的营业活动与来源地国存在着实质性的经济联系。而在跨境电子商务环境下，虽然传统的以物理形式表现出来的实质性联系不再存在，但销售商的活动仍是在来源国进行，与来源国仍然存在着实质性的经济联系。其次，在形式方面，也有其适用性。常设机构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启示我们,现行的作为协调居住国与来源国在跨国营业所得征税权益冲突的平衡器的常设机构概念,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也是随着跨国经济交易活动的范围和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常设机构概念从其历史来看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根据跨国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形式的发展而变化。例如，常设机构概念根据营业活动的形式，不再是仅仅由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场所、机构直接从事营业活动，通过东道国的机构、人员从事营业活动也十分普遍时，常设机构概念的范围也由原来以固定营业场所为核心要素与以人为核心要素构成常设机构并重的局面。网络技术带来的跨国经济活动形式的革命，正是推动常设机构概念发展的良好契机。

（2）降低常设机构的要求，取消常设机构概念中对跨境电子商务活动“固定营业场所”的限制，而将“实质性联系”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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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016

最近20年，在新兴市场中出现了公司税收筹划的新策略，即运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技术信息进行购买、转让、产品交换等交易，具有不可预测的灵活性。这种灵活的交易方式，使产品使用地、消费地和处理地等地点难以确定。

然而，行为发生地是CFC规则适用的基本标准。数字经济模式切断了产生收入的交易行为与交易地点之间的联系。纳税人如果与CFC所在国的关联方进行交易，则可以通过延迟申报交易地点而规避CFC规则的适用。

数字经济使服务贸易甚至货物贸易不再局限于固定地点，从而缩小了销售所得与服务所得的差距。相应地，规范销售所得与服务所得的法律也变得相似。

此外，数字经济之下的课税对象很难界定，产品交易所得、服务交易所得以及权利交易所得难以区分。数字经济的交易特点，对现行CFC规则产生冲击。

1CFC规则的核心法律要素

CFC规则是各国针对本国居民利用低税区的受控外国公司避税的反避税规则。CFC规则的可信要素包括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豁免条件。主体要素主要是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判断；课体要素主要是判断对纳税人的何种所得征税；豁免条件是纳税人所得中无须纳税的那部分收入。

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CFC），是指被本国居民控股达到一定比例，比如美国规定控股比例要达到50%以上的境外子公司，才被美国认定为受控外国公司。

我国税收立法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界定采取双重的严格标准，即我国的纳税居民企业不仅要在外国公司的控股达到50%以上，而且要持有该外国公司10%以上表决权股份，这样才构成中国居民企业对外国公司的控制，该外国公司才成为中国税收意义上的法定的受控外国公司（CFC）。我国这种立法模式，明显是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税收利益持放宽政策，使大部分的外国子公司都不构成受我国征税管制的受控外国公司（CFC）。

无论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控股比例是多少，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设立在低税区，只有这样选址，才能达到最大的避税效果；二是受控外国公司（CFC）是一个实体，有物理存在，有组织机构、场所、工作人员等物理连接点（Nexus）。

CFC规则的课税对象即客体要素十分重要，即对外国受控公司的所得征税，无论该所得是否在当期汇回本国。世界主要的税收大国，都对这样的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消极所得征税，无论该消极所得是否在当期汇回股东所在国或者分配给股东。

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课税对象的消极所得，通常是流动性高的所得，包括保险所得；个人持股公司所得、销售所得、服务所得、与石油有关的所得等一系列的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得。美国CFC规则还规定，与受控外国公司（CFC）有关的一切非法贿赂、回扣等支付，都要向美国联邦政府纳税。新西兰CFC规则，则对积极所得免税，而对消极所得征。在美国，如果一个金融公司有超过30%的毛收入来自非居民纳税的第三方消费者，则这部分收入即被认定为积极所得。

尽管世界各国对CFC纳税豁免的规定不完全一致，但是多数税收国家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积极所得都是给予豁免的。例如，我国的豁免条款规定在《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第84条，除了积极所得豁免，还有微量豁免，白名单。但是，积极所得豁免仍然是主要豁免类型。享有税收豁免的积极经营所得，即真实的生产、经营、销售、金融所得，在CFC的母国不纳税。

对积极经营所得的法律解读有两个层面：一是主营业务，即常规的生产经营所得，受控外国公司（CFC）从事的其营业执照注明的经营范围的经济活动，通过这样的经济活动取得的所得即使常规的积极所得。这样的常规的积极所得是与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所得相对的；二是真实性，对常规的生产经营所得也必须进行法律考察，考察其是否真实发生，考察的标准要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相结合，既要考察是否有真实的营业活动及营业所得，而且要考察期营业活动的目的是否具有真实需要。不具有真实生产、销售需要的经济活动，而仅仅是为了避税，这样的经济活动即使符合营业执照的范围，也不能被认定为真实的积极所得，因其活动目的不具备“真实性”。

2数字经济对CFC规则核心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从电子商务、网络购物衍生而来，可以说是电子商务的最前沿模式。数字经济将信息化技术与电子商务结合起来，使消费者、销售商与厂家中间的购买、供货、生产便得便利。但是，这种经济模式的前卫性，对各国的税收政策、税法理论及税法规则，产生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各国的国内税收法律规则，以及国际税法规则都面临这来自数字经济的修改、调整，甚至是重新立法。从受控外国公司（CFC）避税的角度来说，数字经济似乎对其提供更便捷、更灵活的避税环境，这对规制受控外国公司（CFC）的主要税法规则――CFC规则，便形成挑战。数字经济冲击着现有CFC规则的三大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及豁免条件。

21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主体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增强了企业设立地的流动性，使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不再局限于低税区，这对CFC规则的主体要素产生挑战。

如果是生产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则其设立的时候通常考虑的因素包括：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消费者距离、国家政策的稳定性等。如果是服务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尤其是金融服务型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则其选址通常着眼于税收利益的最大化，考虑的因素通常不包括基础设施水平、消费者距离、国际政策稳定性等非税收因素。

无论是生产销售型的货物贸易CFC，还是服务型的CFC，都可以通过数字化交易手段增强其避税能力。金融服务本身就可以脱离具体地点和身体活动，因为金融服务的数字化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所以，美国的CFC规则对金融服务的所得，通常都看作不征税的积极所得。各国税法也效仿美国税法的做法。

问题的关键是生产销售型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在数字经济的推波助澜之下，具有很大流动性。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使多数跨国公司的生产、销售遍布全球，它们基于逐利与避税的目的，灵活性是其设立公司的时候选址的首要政策。

从避税的角度来说，其设立受控外国公司（CFC）的目标即是消灭能被来源国征税的连接点（Nexus），使其设立在来源国的受控外国公司（CFC）不被来源国征税。

在没有数字交易手段的年代，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选址，只能选择在低税区、避税地，如中国香港、百慕大群岛、维尔京群岛等地；在数字经济年代，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选址就更加灵活了，即使选择在中国大陆等高税区，也很容易逃脱来源国――中国大陆的征税。

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通过数字化网络交易，很容易把交易所得从CFC转移到中国之外的第三国，即使设立在中国的CFC被认为是常设机构，该常设机构通过网络交易获取的所得，中国也没有根据征税。这大大简化了以往受控外国公司（CFC）转移利润的方法，无须在第三国再设立公司，直接通过网络交易即可逃避税收连接点的追踪。所以，数字经济对CFC规则的第一个冲击，即是解放了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设立地点，从低税区遍布全球。

数字经济对国际税法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现有的避税地名单列举的低税区，已经不足以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在数字经济的时代，很多高税区的受控外国公司（CFC）会浮出水面。数字经济又会使股东会、董事会的设立灵活多样，很多国家的公司法都对股东、董事的议事规则做出灵活规定，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见面会谈，而是放宽到承认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的法律效力。跨国纳税人完全可以利用各国的法律漏洞，通过数字化技术信息手段，改变股东会、董事会的地点，逃避纳税主体资格，从而达到避税目的。

现有的CFC规则对公司实体的物理的、有型的规定，在第一种数字交易之下被完全架空。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主体要素的冲击，必须引起我们重视。

22数字经济对CFC规则客体要素的冲击

数字经济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以往的积极所得一旦通过网络产生，便不容易征税。所以，现有的CFC规则对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的区分，意义不大。数字经济使得以往的分销、零售等中间环节消失，雇用的人员也大大减少，时间、地域、距离的阻隔与障碍，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客服。现在的纳税所得具有极大的流动性，即使是真正的积极所得，也很难被来源国征税，因为在网络上找不到连接点。所以，来源国只能针对本国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征税，但是这个当地的受控外国公司（CFC）很容易在当地不留任何所得。尤其是跨国公司，利用电子数据手段，很容易逃避来源国当地税收。

举个简单的例子，总部设在美国的A公司，通过与全球范围内的学者签订协议，由某些学者提供学术信息，比如法律考试或者英语考试的资料和课件（mp3），但是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美国A公司。

美国A公司在中国的交易模式可以选择两种：一是网络交易；二是租赁教师视频授课。

第一种交易模式，即网络交易。在网络交易模式下，中国的消费者直接与美国A公司通过网络联系，购买所需课件，支付也是通过网络完成。在不考虑外汇管制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支付给美国A公司的费用，中国作为来源国征不到税，因为美国A公司在中国没有常设机构，更谈不上所谓的通过在中国设立受控外国公司（CFC）避税。

第二种交易模式，即美国A公司在中国租赁一个教室，雇用一些当地人员组织教学活动，然后报名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在这个固定的教室里上视频课程。在这种交易模式下，即使经济活动在中国有物理存在，但是美国A公司完全可以要求学员通过网络支付学费，而且学费通常是在开班之前就已经支付完毕。也就是说，所得的部分又流向了美国A公司。中国作为消费地，作为税收来源国很难征到税。因为这种情况下征税的条件是学习班至少开展3个月或者半年，而美国A公司在中国的补习班通常会故意规避这个法定时限，以逃避中国的税收，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此全然无策。

所以，数字经济之下的网络交易，对CFC规则的客体要素也会产生冲击，使CFC规则对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的区分，变得意义不大。按照现有的区分，很多积极所得都会带着避税的目的，本来应该被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在国征税，而所在国却挣不到税。

受控外国公司（CFC）的母国的初衷是把积极所得的税收利益让渡给受控外国公司（CFC）所在国，即来源国，但是数字经济使来源国对积极所得也挣不到税，而积极所得的税收利益流向了跨国公司本身。所以，数字经济之下，现有的CFC规则无法保障来源国对积极所得的征税利益，这是数字经济对CFC规则客体要素的最大冲击。

23数字经济对CFC规则豁免条件的冲击

美国的豁免条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豁免条款，美国纳税人的全球所得中积极的银行、金融或者类似经营所得可以免税。在美国，享受豁免的CFC必须从事积极的经营，获得积极的经营所得。这种假设建立在一种事实与条件标准（A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Test）之上，具体包括：CFC的规模、收入以及雇员人数。

通过上文的分析，仅仅规定对消极所得征税，而缺乏对积极所得征税，会给跨国纳税人创造新的避税机会。世界各国的豁免条款效仿美国而制定。

现有的积极所得豁免条款本身就存在问题，其真实性指得怀疑。例如，美国的CFC规则规定，保险公司对第三方的外购投资即“人为设计的投资”（Making or Arranging for Investments），归属于积极的经营。但是，参与投资的第三方多数情况下是消极的CFC。

此外，如果一个金融公司从其母公司获得资本，并与非关联第三方从事一些重要的交易，该金融公司将会被界定为“积极的公司”。但是，从真实的经济意义角度看，此种交易与《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956节规定的母公司自身从事的“上游借贷”（Upstream Loan）或者直接银行行为相比，并无差别。这种交易缺乏经济实质，其后果是侵蚀税基。[3]

积极所得豁免的前提限定在“事实标准”之上，显然无法与数字交易模式相匹配。CFC通过数字交易，几乎可以不需要当地雇员，也不需要当地组织规模。正如上文中提及的网络交易模式。数字经济使得判断积极所得的真实性，变得更加复杂。网络交易没有当地实体组织，却是真实发生的，也符合主营业务范围，但是很可能因为无法在现行CFC规则豁免条款之下得到认可，而不享受免税待遇。

3我国CFC规则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的策略

数字经济对现有CFC规则的冲击已经露出端倪，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对国家税收利益产生威胁的潜在因素。在数字化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在经济活动如此活跃的时代，国家税收利益的保障是必须考虑、博弈的问题。针对数字经济对CFC规则三大核心要素的冲击，我国作为税收大国，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因应之策。否则，一旦税收利益丧失，国民经济会受到严重影响。

我国现有的CFC规则体现在《特别纳税调整办法》，而且很不完善，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修改意见。各种修改意见都没有考虑数字经济对其的冲击，所以，笔者建议，在完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数字经济因素，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低法律修改的成本，防止出现新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仍然在数字经济问题上存在漏洞的后患。

31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不能局限于低税区

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不能局限于低税区，还要考虑税率比我国高的地区，也可能构成受控外国公司（CFC）。建议我国的《特别纳税调整办法》对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标准降低，降低的方向是效仿国外的单一标准，只规定股权比例，或者只规定控制权比例，建议这个比例达到10%即可，最大限度地囊括所有的CFC。这样，就很容易把设在高税区的子公司也囊括到中国受控外国公司（CFC）的认定范围之内。对“所得”的认定，不再局限积极所得和消极所得的区分，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对消极所得一味地征税，也不能对积极所得一味地免税。

我国在豁免问题上规定粗糙，在细化其规定的过程中，建议对积极所得的真实性要进行细化规定，不能局限于营业执照的范围，即使CFC的经济活动符合营业执照的规定，也要考察其主观目的是否真的与生产经营有关。

对积极所得的真实性的判断，不能局限于现有的物理存在标准，而是要放宽考虑的因素，即使没有物理存在，即使突破传统的事实因素，也可以享受豁免。

32慎重对待股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豁免

我国在对外签订税收协定的时候，对股息、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豁免要慎重。在具体谈判过程中，我国一方面要考虑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潜在的税收损失。

目前，我国对外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超过90个，如果一一谈判、修改，则成本太高，而且会影响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关系，所以我们要在贸易关系与税收利益的让渡之间进行博弈、平衡。

笔者建议在税收协定问题上，我国分两步走：对于已经签订的税收协定，我们不必主动启动修改谈判，除非该协定已经到期，或者即将到期，而且我们有续签愿望；对于尚未签署完毕，或者未来签署的税收协定，我们要争取主动话语权，在打击数字经济避税问题上，保护中国税收利益上持严格态度。同时，我们要建立信息交换机制。这个观点得到国内权威专家的认可。

33呼吁修改避税地名单

我国通过国际会议呼吁修改避税地名单，国际税法应当重新定义“避税地”的概念，因为数字经济之下，避税不需要“地点”，只需要网络。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一旦实现，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收入来源国的税收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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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会计与税收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服务对象不同造成的目标不同     

这是产生差异的根源。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基本准则明确定义：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税收的取得必须依靠税法来作为保障，而制定税法的目标是规范税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通过公平税负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的运行。由于会计与税法的规范目的和出发点不同，如果我们强求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一致，不利于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况且，我国的税收法规体系还处在健全之中，要使会计制度得以很好地贯彻，并与国际会计惯例趋同，必须遵循会计和税收相分离的原则。既然会计与税收的分离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前提。并且税收与会计的分离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一种国际趋势，那么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也是一种必然。分离是为了会计充分发挥自身的多重功能，例如财务功能、税务筹划功能、管理功能等。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投资人、债权人，为其提供按会计制度编制的通用财务会计报告，并为计税提供基础性会计资料。而通用财务会计报告难以满足税务机关的需要，因此需要服务于税务征收机关的税务会计为其提供符合税法要求的税务会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同时也为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决策依据。这些都是税务会计应该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理由，这样既保护了国家利益，也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税务会计资料大多来自财务会计，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再反映在会计账簿和报告中，这就决定了税务会计既要熟悉财务会计又要精通税法。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会计法规与税法规定之间的差异，是广大会计工作者、社会中介机构执业人员、税务人员等面临的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二）计量的标准、依据不同    

税法和会计制度最大的差别在于收益实现的时间和费用是否可抵扣，它又集中体现在会计原则与税收原则的差别上。     

1.税收制度是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混合，而企业会计制度坚持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税法之所以采用一定的收付实现制，是为了税收征管上的更为简便、直观以及收付实现制与现金挂钩，能保证纳税人有立即支付税款的能力。     

2.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这五种方法，而历史成本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是税收征管的核心要素，所以税法中历史成本成了最主要和最坚实的基石。只有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才能做到纳税有据可查，并有效约束计税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维护税收的确定性原则。     

3.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原则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而税法中的配比原则还需要同时遵循相关性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例如：税法中赞助支出、担保支出等视为与应税收入不相关，因而规定不得在税前扣除；税法中提取的各种减值准备恪守历史成本原则，只有在实际发生后才可以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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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 A

1、房产税改革的基本思路

房产税改革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抑制房价，也不可能抑制房价。开征房产税会加大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负担，降低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收入预期，但这仅仅是影响房地产市场需求的一个因素，房地产价格的走势还受到供给和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制约。

1.1、统一房产税的计税基础

现行房产税的计税依据分为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至30%以后的余值和房产租金收入两种，税率也相应分为1.2%和12%两种，纳税人为房屋的产权所有人或者承典人、代管人、使用人。这种规定有助于区分房产的经营性，但对房产的所有人来说多了一条避税的途径，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无租和转租行为，大量税收流失。因此，统一计税基础势在必行，即取消从租计征的办法，一律从价计征。这样做，即还原了房产税作为财产税的本来功效，又增加了房地产持有者的税负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按现行政策，出租房产即要征营业税，又要征房产税，显失公平。

1.2、合理确定房产税要素

在房产税制改革的热议中，关于公平问题的讨论很少。公平是人类亘古常新的话题，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公平的本质反映的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存在于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们，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共同性，才使得这个社会关系维系。因此，税收公映了在税收领域纳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税收公平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社会问题，它对于维护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行是必不可少的。

1.3、减少政府行政干预

房产税改革必须走市场化路线，不能通过行政干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只能重回房产调控的老路。税收是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政府必须根据市场情况分类设置，不能“一刀切”。房产税要依据不同种类的房产设置不同的税率，托底保中调高，放开中高档商品房市场，设置相对高的税率，让市场决定需求。而对于中低收入者，必须设置较低的税率或者免征，保证住有所居。

1.4、考虑存量住房的征税问题

存量房是否纳入房产税征收范围，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房产税改革能否成功。但征收存量房必须考虑到“托底”，即不能将保障居民生活需要的住房（或住房面积）纳入征收范围，否则追求公平的同时就会牺牲更大的公平。在此基础上，对存量房征收房产税，能够打击投机行为，使投资者认识到政府抑制投机是长期的，从而改变其投资预期，调节房地产市场，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1.5、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和信息登记系统

不动产登记制度和信息登记系统是房产税改革的基础性工程，财政部、国税总局已经在10余个省市“空转”房产税多年，应该尽早总结经验，及时向全国推广。要加快对现有的房地产信息进行整合，同时各地要对辖区内的存量房重新核实，确保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这是房产税改革的难点所在，同时也是改革的突破口。只有摸清存量房底数，建立完整的信息系统，房产税改革才能迈向纵深，真正发挥其调节市场、调节收入分配和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

2、房产税改革的核心要素设计

2.1、房产税中纳税人设计

对房产税纳税人的规定，表明了房产税的税收负担由谁来承担，或者说谁应当缴纳房产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该规定明确了房产税的纳税人为拥有房屋产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组织以及外籍个人。根据产权权属主体不同，规定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由经营管理单位纳税，产权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由集体单位和个人纳税。因此，就纳税人的规定相对全面和具体，体现了普遍征收的要求，不需要做调整和修改，只是针对居民纳税人，建立健全房产信息制度，实行房产产权的实名制，以防止逃避纳税义务。

2.2、房产税的征税对象设计

征税对象是征税与不征税的分水岭，体现着不同税种征税的最基本界限，是税收制度中的核心要素。就房产税而言，征税对象就是房产，凡是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都是房产税的征税对象。应改变现行房产税法以是否经营、出租为征收依据的设计思路，确立在规定范围内的房产都要征税的设计理念，体现税收公平的立法宗旨，形成房产资源的“挤出效应”，避免为了投资、投机而囤房的行为，限制不必要的财产占有，节制财富的过度集中，促进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计税依据是与征税对象相关的一个核心要素，是课税对象的计量单位和征收标准，解决了征税的计算问题，是课税对象的量的表现。在计税依据的设计上，对企事业单位的办公、经营性房产应保持现有征税不变，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行业应当予以区别对待。如针对养老服务机构所拥有的房产和收入可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针对居住性房产，应当合理设定一定扣除标准，即现阶段能够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人均面积。超过住房扣除标准部分，就是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按照一线、二线城市房屋平均价格按年征收，分期预缴。

2.3、优化房产税设计

目前，我国在整个税制实际上过多的依赖于流转税，也就是说在所有的交易过程当中它征税，对这种存量的财产实际上几乎是不征税。也就是说，要税制的结构更加合理必须增加更多的财产税，包括全世界在内，城市居民的70%、80%的财产实际上就是房子、住房，所以对住房这个存量征收房地产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房产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住房的使用效率，简单来说，只要你征收房地产税就会使得现有的空房子减少。现在很多城市有很多人在买房子，但是买了房子以后不住，空在那个地方，博取这样一个买卖的差价，但是如果持有的成本增加了，有了房地产税了，每年要交1%的房地产税，就会把它租出去，就会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样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本身也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同时，新增税收用于何处？国际经验表明，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营业税、增值税等间接税应该缩减、控制，而所得税、房产税等直接税可以逐步开征。但现在社会对新增税种有抵触，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使用不够透明，离真正的公共财政还有差距。有人甚至担心房产税成为“苛捐杂税”，会助长“吃饭财政”。试点阶段，房产税主要用于保障房建设，应该说这是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扩容以后的房产税，必须要就其如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出长远的制度设计。

与此同时，研究房地产税立法很重要，因为现在和房地产有关的各项税收，绝大多数都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前设立的，现在房地产市场发展非常快，市场已经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好好梳理和研究，建立一个和房地产市场相适应的房地产税制度。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房产税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涉及房产税的要素外，还包括了税收优惠、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期限，纳税地点、加成征税等程序性要素。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应建立健全有关房产税的各项保障制度，例如，房产信息登记制度、房产评估制度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设计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吕洪良.我国房产税改革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4，03:77-81.

[2]谢建森.房产税改革的政策选择[J].经营管理者，2014，02: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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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5-02

会计的产生早于税收，但在税收产生之后，会计与税收就有了不解之缘。不论是税务征管机关，还是纳税人，税收与会计都是息息相关及密不可分的。现代税收离不开会计，离开会计的税收是无法进行的，因为现代集团化企业的经营规模大、范围广，如果没有会计的核算与监督管理，税收就失去了准确的征收依据；现代会计也无法脱离税收，因为税收是为实现国家职能服务的，是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要征税，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企业要计税、缴税和进行税务筹划，以实现企业的税收利益。税收使征纳税双方的利益连在一起，也使征纳税双方不断发生矛盾。

中国曾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对应的是高度集中的财务管理体制。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所有制形式是单一的，所以当时企业的会计核算是为了国家实施财政收支、财政管理而进行的。再加上当时税制不成体系、简单而又多变，不可能、也无必要对纳税人的会计核算提出像现在这样的具体要求。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所得税为标志的税收不断法制化，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企业会计的不断规范化，特别是国家对会计行业进行的改革，使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正逐步走向与税法适当分离的道路。

一、财务会计与税收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服务对象不同造成的目标不同

这是产生差异的根源。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基本准则明确定义：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税收的取得必须依靠税法来作为保障，而制定税法的目标是规范税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通过公平税负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的运行。由于会计与税法的规范目的和出发点不同，如果我们强求会计准则与税收法规一致，不利于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况且，我国的税收法规体系还处在健全之中，要使会计制度得以很好地贯彻，并与国际会计惯例趋同，必须遵循会计和税收相分离的原则。既然会计与税收的分离是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前提。并且税收与会计的分离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一种国际趋势，那么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也是一种必然。分离是为了会计充分发挥自身的多重功能，例如财务功能、税务筹划功能、管理功能等。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投资人、债权人，为其提供按会计制度编制的通用财务会计报告，并为计税提供基础性会计资料。而通用财务会计报告难以满足税务机关的需要，因此需要服务于税务征收机关的税务会计为其提供符合税法要求的税务会计报告（纳税申报表及其附报资料），同时也为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提供决策依据。这些都是税务会计应该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理由，这样既保护了国家利益，也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税务会计资料大多来自财务会计，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再反映在会计账簿和报告中，这就决定了税务会计既要熟悉财务会计又要精通税法。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会计法规与税法规定之间的差异，是广大会计工作者、社会中介机构执业人员、税务人员等面临的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问题。

（二）计量的标准、依据不同

税法和会计制度最大的差别在于收益实现的时间和费用是否可抵扣，它又集中体现在会计原则与税收原则的差别上。

1.税收制度是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混合，而企业会计制度坚持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税法之所以采用一定的收付实现制，是为了税收征管上的更为简便、直观以及收付实现制与现金挂钩，能保证纳税人有立即支付税款的能力。

2.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规定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这五种方法，而历史成本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是税收征管的核心要素，所以税法中历史成本成了最主要和最坚实的基石。只有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才能做到纳税有据可查，并有效约束计税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维护税收的确定性原则。

3.会计核算中的配比原则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而税法中的配比原则还需要同时遵循相关性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例如：税法中赞助支出、担保支出等视为与应税收入不相关，因而规定不得在税前扣除；税法中提取的各种减值准备恪守历史成本原则，只有在实际发生后才可以在税前扣除。

4.会计核算中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在税法中并不采用。因为这两项原则尽管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给予了明确性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需要较多地利用财务人员的专业判断。税法对计税依据、计税方法的规定具有高度的刚性，它不容许掺杂主观性的判断或估计，否则税收征管的随意性现象就会滋生蔓延，纳税人利用其“判断”延迟纳税，甚至不缴税或者少缴税的现象就难于遏制。所以我国税法对诸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坏账准备金可在税前扣除的提取比例等等都作了严格规定。

二、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意义

以上只是列举了会计和税收中存在的主要差异，是大原则方面的差异，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的细化差异以及需要进行的纳税调整更多，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以下的问题：第一，在复杂繁多的经济业务发生以后，由谁负责识别和处理这种差异，特别是所得税的计税过程是一次性将一年的差异逐项计算并调整。第二，针对这些差异，如何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使两者之间的差异得到事先、事中和事后的控制。第三，由于一些时间性差异所带来的纳税调整过程可能涉及若干个会计期间，应通过何种必要的辅助手段帮助企业记录、调整和申报这些差异。第四，税法中对纳税人会计核算有特殊要求的，例如：营业税纳税义务人兼营不同营业税税率的应税劳务，必须分别、准确地核算不同的营业额，并分别使用规定票据，否则从高适用税率。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必须重视税务会计的工作和重要性，没有设置专业人员负责税务会计的企业，以及在税收征管工作中没有针对这些差异制定稽查工作程序和方法的税务机关，都只会加大会计核算成本和税收征管成本。所以为了适应纳税人的需要，也是纳税人为了适应纳税的需要，税务会计应该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

目前我们对税务会计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研究远远滞后于财务会计，现行纳税调整实际上只是体现调整的结果，没有反映调整的过程，即使有调整的过程，也只是十分简单的计算。税务会计调整核算应该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在进行纳税调整、计算，并做纳税调整会计分录后，在税务会计凭证和账簿中记录反映。这样的调整结果更具有可验证性，能提高纳税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有利于企业进行纳税筹划，也有利于税务机关的稽查工作。所以税务会计的意义重大，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应该各做一套账，不然税务会计就不是真正的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完善的纳税申报表就是在报告时可以详尽披露公司的税务信息，准确、快速的披露这就需要有独立的税务会计做好日常工作。税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首先是各级税务机关，可以凭此进行税收征管，并作为税收立法、修法的主要依据；其次是企业的经营者、投资人、债权人等，可以从中了解企业纳税义务的履行情况和税收负担，并为其进行经营决策、投资决策等提供依据；再次是社会公众，通过该信息可以了解企业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评价企业的社会贡献率、诚信度。

三、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不同

（一）会计目标的不同

税务会计的基本目标是遵守税法规定，即达到税收遵从（正确计税、纳税、退税等），从而降低遵从成本。高层目标是向税务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有助于其进行税务决策、实现其税收收益最大化。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

（二）会计对象不同

税务会计的对象是企业中能够用货币计量的涉税事项。财务会计的对象是能用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即企业的资金运动。

（三）会计核算不同

税务会计的账务核算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的，对于财务会计与税法中没有差异部分，即不需要调整部分，税务会计可以直接利用财务会计的核算结果，直接反映在税务会计报表上。对于财务会计与税法中存在差异部分，税务会计的调整过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1.税务会计不像财务会计在核算时有不同的会计政策可以选择，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税务会计的核算是具有确定性的，这是由税法的强制性决定的。

2.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是在财务会计体系之外，不涉及财务会计有关账簿，不对财务会计资料及核算结果产生影响。

3.对于时间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不需要结转，其余额直接结转至下年度。对于永久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需要结转，余额为零。这是因为永久性差异不具有连续性，只对本期的税务会计核算产生影响，对以后各期的税务会计核算均无影响。而时间性差异具有连续性，对本期和以后各期的税务会计核算均有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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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避税已是不争的事实,探讨避税的成因是税务理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一个课题,这对于完善税收执法,堵塞漏洞,维护国家的税收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哲学的观点,探索事物发生的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

    一、避税形成的主观原因

    任何避税行为其主观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利益驱动。据美国联邦收入局1983年对1034个企业到税收优惠地区从事经营活动愿望所做的调查显示,有934个企业表示愿意到税收优惠地区去处理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原因主要是税负轻,纳税额少。众所周知,价格=成本+利润+税收,在价格和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利润和税收就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也不管税收是怎样的公正合理,纳税都意味着纳税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所以在利益的驱动下,使得一些企业除了在成本和费用上做文章外,也打税收的主意,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企业主体利益的驱使是产生避税行为的前提,避税的形成是物质利益刺激的结果。纳税人由于税收取走了他的一部分收入,使他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因此有着强烈的欲望来减轻自己的纳税义务。而在实现其欲望的种种“选择”中,避税是一种最为“安全”或“保险”的办法。偷税是违法的,要受法律制裁;漏税须补交;欠税要还;抗税要追究刑事责任。

    二、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

    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在国内避税与国际避税中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先来分析国内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

    (一)税法自身的原因。

    任何税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的,税法上的缺陷和漏洞使纳税人的主观避税愿望有可能通过对税法不足之处的利用得以实现。就我国发生的避税活动而言,税收法律方面的因素有:

    1.纳税人定义上的可变通性。任何一种税都要对其特定的纳税人给予法律的界定。这种界定,理论上包括的对象和实际包括的对象的差别极大。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纳税人的变通性。正是这种变通性诱发纳税人避税行为。特定的纳税人交纳特定的税收,如果能够说明自己不是该税的纳税人,那么自然也就不必成为该税的纳税人了。例如,我国营业税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行为按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也就是说,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的单位或个人,只要经营的项目属于国家税法列举的征税项目,就是按其营业额的金额和规定的税率纳税。现在某企业从事销售不动产业务,但该企业熟知纳税人是营业税列举的征税项目的产品,那么,只要该企业能证明它的业务不属于列举范围,他就不是营业税的纳税人。这种不成为纳税人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该企业确实转变了经营内容,过去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由于经营内容的变更,成为非纳税人;二是内容和形式脱离。企业通过某种手法使其形式上证明了不属于营业税的纳税人,而实际上经营内容仍应缴纳营业税;三是该企业通过合法形式转变了内容和形式,使企业无须缴纳营业税。在这三种情况下都是通过改变纳税人而成为非纳税人。其中第一种情况合情合理也合法。第二种情况虽然在情理之中,但由于手法非法属于“不容忍避税”,是反避税打击的目标。第三种情况有时属于“不容忍避税”,列在打击之内,有时是合法避税,只能默认。

    2.课税对象金额上的可调整性。税额的计算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课税对象金额;二是适用税率。税额就取决于金额的大小和税率的高低。纳税人在既定税率的前提下,由课税对象金额派生的计税依据愈小,税额也就愈小,纳税人的税负也就愈轻。为此,纳税人想方设法尽量调整课税对象金额,使其税基变小,如企业按销售收入缴纳营业税时,纳税人尽可能使其销售收入变小。由于销售收入有可扣除调整的余地,从而使有些纳税人在销售收入内任意扣除不应扣除的项目。又如,我国中间产品应纳税额的计算,须计算组成计税价格,而组成计税价格与成本成正比,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人为缩小成本,来缩小计税价格,从而达到减少税额的目的。

    3.税率上的差别性。税额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课税对象金额,另一方面取决于税率,在课税对象金额一定的前提下,税率愈低税额愈小。税率正是征纳双方征纳数额的焦点,称为税制构成要素中的核心要素。税率与税额的密切相关性诱发纳税人尽可能避开高税率。税制中不同税种有不同的税率,同一税种不同税目也有不同税率,“一种一率”和“一目一率”上的差别性,为避税提供了客观条件。

    4.起征点的存在诱发避税。起征点是减免税的优惠措施,是征税的门槛,达不到的不征;达到的全征。由此派生由纳税人尽可能将自己的课税对象金额申报为起征点以下。税收中的减免税照顾,亦诱发众多纳税人争取取得这种优惠,千方百计使自己也符合减免条件。总之,各种税收优惠只要一开口,就必然有漏洞可钻,特别是在执法不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二)非税因素。具体包括:

    1.技术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刺激避税,使其手段更为高明,偷税更易成功;另一方面又是反避税的有利杠杆和武器。技术因素导致避税与反避税在更高水平上对抗。技术因素可以帮助纳税人在票证上作有利的处理以及选择有利的纳税地点等。

    2.心理因素。作为心理因素刺激避税主要表现在两种心态:一是从众心理;二是依靠心理。所谓从众心理是指人的行为受大多数人的行为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从众心理。如果避税成功,又没有相应的处罚或处罚不力,必然使原来不打算避税的人又想方设法避税。从众心理有两种效应,一是诱发避税越来越多的效应;二是诱导避税越来越少效应。这里关键是税收处罚是否得力。所谓依靠心理是指一般弱者都有寻求靠山的心态。这种心理源于人的安全需要,就纳税人而言,征纳双方关系上,纳税人是弱者,征税者是代表政府的强者。因此,一般所见的避税动机是官员依仗强者地位,对纳税人进行“苛索”,一个贿赂,一个苛索,征纳双方勾结,避税势属必然。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

    就国际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来看,其主要表现为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性,人都是机会主义者,差异给纳税人提供避税的机会。

    首先,各国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和运用不同

    目前世界各国对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和行使有很大不同,多数国家同时行使居民和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有的国家则单一行使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也有的国家同时行使居民、公民、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

    在属人主义征税原则下,一国政府要对跨国纳税人来自世界范围的全部所得进行征税,而不问其所得来源于何地;在属地主义征税原则下,一国政府只对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所得进行征税,而不问该跨国纳税人属何国居民。这样就使跨国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内涵和外延在行使不同税收管辖权的国家之间产生了很大差别。

    其次,各国间课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的税制格局。但细加比较,各国的所得课税程度和方式又有很大不同。如有的国家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并举,且征管规范、手续严格;而有的国家则基本不开征财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即使开征,税负也很轻。对个人所得税,有的国家采用综合征收制,而有的国家则采用分类征收制。即使是相同名称的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其具体包括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存在不同之处。

    第三,各国税制要素的规定不同

    首先是税率不同。同样是征收所得税,有的实行比例税率,有的实行累进税率。累进税率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超额累进税率和全额累进税率,累进的级距、每一级次的相应税率以及起征点、免征额和最高税率的规定也是千差万别,高低悬殊。

    其次是税基上的差别。如各种扣除项目的规定、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等的差异,必然会缩小或扩大税基。为此避税者尽可能在两方面利用税基扣除:一是寻找税基扣除项目多的国家作为所得来源国;二是尽可能将扣除项目用足,使具体税基变小。

    第四,各国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方法不同

    为了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其中主要有免税法、抵免法和扣除法。目前各国采用较多的是抵免法,但也有一部分国家采用包税法和扣除法。当采用免税法特别是全额免税法时,就很容易为国际避税创造机会。同样在采用抵免法时,如采用综合抵免限额的方法时,也可能导致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

    第五,各国税法实施有效程度的差别

    有的国家虽然在税法上规定的纳税义务很重,但由于税法实施的有效程度差,征管效率很低,从而使税收的征纳过程漏洞百出,名不符实,使跨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名高实低,这也为国际避税创造了条件。

    最后,其他非税收方面法律上的差别

    一些非税收方面的法律,对国际避税的过程也具有重要影响,如移民法、外汇管制、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投资法、信托法以及是否存在银行保密习惯和其他保密责任等。

    总之,避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客观原因,作为国家的税收立法部门,应该尽可能避免税收立法方面存在漏洞,不给纳税人避税提供可乘之机。而国际避税形成的客观因素,则需要各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国际税收协定,通过国与国之间税务当局的协作,共同达到反避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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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法自身的原因。

任何税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的,税法上的缺陷和漏洞使纳税人的主观避税愿望有可能通过对税法不足之处的利用得以实现。就我国发生的避税活动而言,税收法律方面的因素有:

1.纳税人定义上的可变通性。任何一种税都要对其特定的纳税人给予法律的界定。这种界定,理论上包括的对象和实际包括的对象的差别极大。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纳税人的变通性。正是这种变通性诱发纳税人避税行为。特定的纳税人交纳特定的税收,如果能够说明自己不是该税的纳税人,那么自然也就不必成为该税的纳税人了。例如,我国营业税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行为按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也就是说,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销售不动产的单位或个人,只要经营的项目属于国家税法列举的征税项目,就是按其营业额的金额和规定的税率纳税。现在某企业从事销售不动产业务,但该企业熟知纳税人是营业税列举的征税项目的产品,那么,只要该企业能证明它的业务不属于列举范围,他就不是营业税的纳税人。这种不成为纳税人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该企业确实转变了经营内容,过去是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由于经营内容的变更,成为非纳税人;二是内容和形式脱离。企业通过某种手法使其形式上证明了不属于营业税的纳税人,而实际上经营内容仍应缴纳营业税;三是该企业通过合法形式转变了内容和形式,使企业无须缴纳营业税。在这三种情况下都是通过改变纳税人而成为非纳税人。其中第一种情况合情合理也合法。第二种情况虽然在情理之中,但由于手法非法属于“不容忍避税”,是反避税打击的目标。第三种情况有时属于“不容忍避税”,列在打击之内,有时是合法避税,只能默认。

2.课税对象金额上的可调整性。税额的计算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课税对象金额;二是适用税率。税额就取决于金额的大小和税率的高低。纳税人在既定税率的前提下,由课税对象金额派生的计税依据愈小,税额也就愈小,纳税人的税负也就愈轻。为此,纳税人想方设法尽量调整课税对象金额,使其税基变小,如企业按销售收入缴纳营业税时,纳税人尽可能使其销售收入变小。由于销售收入有可扣除调整的余地,从而使有些纳税人在销售收入内任意扣除不应扣除的项目。又如,我国中间产品应纳税额的计算,须计算组成计税价格,而组成计税价格与成本成正比,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人为缩小成本,来缩小计税价格,从而达到减少税额的目的。

3.税率上的差别性。税额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课税对象金额,另一方面取决于税率,在课税对象金额一定的前提下,税率愈低税额愈小。税率正是征纳双方征纳数额的焦点,称为税制构成要素中的核心要素。税率与税额的密切相关性诱发纳税人尽可能避开高税率。税制中不同税种有不同的税率,同一税种不同税目也有不同税率,“一种一率”和“一目一率”上的差别性,为避税提供了客观条件。

4.起征点的存在诱发避税。起征点是减免税的优惠措施,是征税的门槛,达不到的不征;达到的全征。由此派生由纳税人尽可能将自己的课税对象金额申报为起征点以下。税收中的减免税照顾,亦诱发众多纳税人争取取得这种优惠,千方百计使自己也符合减免条件。总之,各种税收优惠只要一开口,就必然有漏洞可钻,特别是在执法不严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二)非税因素。具体包括:

1.技术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刺激避税,使其手段更为高明,偷税更易成功;另一方面又是反避税的有利杠杆和武器。技术因素导致避税与反避税在更高水平上对抗。技术因素可以帮助纳税人在票证上作有利的处理以及选择有利的纳税地点等。

2.心理因素。作为心理因素刺激避税主要表现在两种心态:一是从众心理;二是依靠心理。所谓从众心理是指人的行为受大多数人的行为的影响。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从众心理。如果避税成功,又没有相应的处罚或处罚不力,必然使原来不打算避税的人又想方设法避税。从众心理有两种效应,一是诱发避税越来越多的效应;二是诱导避税越来越少效应。这里关键是税收处罚是否得力。所谓依靠心理是指一般弱者都有寻求靠山的心态。这种心理源于人的安全需要,就纳税人而言,征纳双方关系上,纳税人是弱者,征税者是代表政府的强者。因此,一般所见的避税动机是官员依仗强者地位,对纳税人进行“苛索”,一个贿赂,一个苛索,征纳双方勾结,避税势属必然。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

就国际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来看,其主要表现为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异性,人都是机会主义者,差异给纳税人提供避税的机会。

首先,各国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和运用不同

目前世界各国对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和行使有很大不同,多数国家同时行使居民和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有的国家则单一行使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也有的国家同时行使居民、公民、所得来源税收管辖权。

在属人主义征税原则下,一国政府要对跨国纳税人来自世界范围的全部所得进行征税,而不问其所得来源于何地;在属地主义征税原则下,一国政府只对来源于本国境内的所得进行征税,而不问该跨国纳税人属何国居民。这样就使跨国纳税人纳税义务的内涵和外延在行使不同税收管辖权的国家之间产生了很大差别。

其次,各国间课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绝大多数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的税制格局。但细加比较,各国的所得课税程度和方式又有很大不同。如有的国家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并举,且征管规范、手续严格;而有的国家则基本不开征财产税和资本利得税,即使开征,税负也很轻。对个人所得税,有的国家采用综合征收制,而有的国家则采用分类征收制。即使是相同名称的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其具体包括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存在不同之处。

第三,各国税制要素的规定不同

首先是税率不同。同样是征收所得税,有的实行比例税率,有的实行累进税率。累进税率又可进一步划分为超额累进税率和全额累进税率,累进的级距、每一级次的相应税率以及起征点、免征额和最高税率的规定也是千差万别,高低悬殊。

其次是税基上的差别。如各种扣除项目的规定、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等的差异,必然会缩小或扩大税基。为此避税者尽可能在两方面利用税基扣除:一是寻找税基扣除项目多的国家作为所得来源国;二是尽可能将扣除项目用足,使具体税基变小。

第四,各国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方法不同

为了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其中主要有免税法、抵免法和扣除法。目前各国采用较多的是抵免法,但也有一部分国家采用包税法和扣除法。当采用免税法特别是全额免税法时,就很容易为国际避税创造机会。同样在采用抵免法时,如采用综合抵免限额的方法时,也可能导致跨国纳税人的国际避税。

第五,各国税法实施有效程度的差别

有的国家虽然在税法上规定的纳税义务很重,但由于税法实施的有效程度差,征管效率很低,从而使税收的征纳过程漏洞百出,名不符实,使跨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名高实低,这也为国际避税创造了条件。

二、避税形成的主观原因

任何避税行为其主观原因都可以归结为一条,那就是利益驱动。据美国联邦收入局1983年对1034个企业到税收优惠地区从事经营活动愿望所做的调查显示,有934个企业表示愿意到税收优惠地区去处理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其原因主要是税负轻,纳税额少。众所周知,价格=成本+利润+税收,在价格和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利润和税收就是一对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也不管税收是怎样的公正合理,纳税都意味着纳税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所以在利益的驱动下,使得一些企业除了在成本和费用上做文章外,也打税收的主意,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企业主体利益的驱使是产生避税行为的前提,避税的形成是物质利益刺激的结果。纳税人由于税收取走了他的一部分收入,使他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因此有着强烈的欲望来减轻自己的纳税义务。而在实现其欲望的种种“选择”中,避税是一种最为“安全”或“保险”的办法。偷税是违法的,要受法律制裁;漏税须补交;欠税要还;抗税要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其他非税收方面法律上的差别

一些非税收方面的法律,对国际避税的过程也具有重要影响,如移民法、外汇管制、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投资法、信托法以及是否存在银行保密习惯和其他保密责任等。

总之,避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客观原因,作为国家的税收立法部门,应该尽可能避免税收立法方面存在漏洞,不给纳税人避税提供可乘之机。而国际避税形成的客观因素,则需要各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国际税收协定,通过国与国之间税务当局的协作,共同达到反避税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樊虹国,满莉。新避税与反避税实务[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9.5-6.

[2]刘隽亭,刘李胜。纳税、避税与反避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7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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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收法治中的程序问题：理论分析随着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和理论的发展，宪法的程序属性得到了进一步揭示，人们开始强调宪法作为“形成法律的法律”这一程序性特征，“程序性宪法”、“程序”、“程序正义”得到普遍关注。[13]而渊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税收债务关系说，昭示了税收的正当性在于建立在被征税者同意基础上的税收立宪契约。为忠实地表达人民的意志，需要为征税权的设立和运行提供符合税收正义要求的根本程序规则。因此，按照代议制的一般原理，构建符合程序正义要求的税收立宪程序成为各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这表现为有关税收立宪、修宪采用比普通法律制定和修改更为严格的特别程序，税收法定主义，以及有关税收立法程序等内容在各国宪法上受到普遍重视，以维护税收秩序。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更是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正当程序对实体正义的审查职能，这尤其表现在关涉公民财产权的有关税收实体立法的正义性必须符合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制定符合正义要求的税收法律，实现税收良法之治，税收立法活动应当遵循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税收立法作为分配税收负担和税收权益的资源配置活动，其程序活动的特点在于各种税收价值的选择和相互竞争的各方利益的权衡，这使得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成为税收立法程序关注的焦点。尤为突出的是，囿于税法的技术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各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授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和制定税收法规的职能，而且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的制定中扮演着突出的作用，税收法案的提出和立法准备阶段基本上都是由行政机关操作的，形成了较为突出的行政运作机制。[14]为克服间接民主制和行政主导的不利影响，需要突显税收立法过程中参与机制对课税权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张扬程序民主性，保证税收立法过程中竞争性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就有可能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也更易于对立法结果的接受，实现多元税收民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行政程序对参与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对税收活动的巨大实质性影响，在税收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参与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美国立法机构在起草法律时并不总是举行听证会，但根据联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必须举行立法性听证，以便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因此，通过公开立法、立法听证、专家论证、征求意见等制度，实现税收意义上的参政权，可以更全面、客观、公正地把握民意，避免或减少征税权对人民权益的侵扰。同时，重视税收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无论对议会立法还是行政立法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体现为赋予公众在税收立法中享有知情权、建议权、参与权，承认合理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在人类进入社会法治国时代，税收成为介入私人经济、供养社会国家、提供福利给付的基本手段，征税行政权的大量、专门、及时和裁量行使不可避免，以现代程序控权模式为特征的新一代税收法治应运而生。“国家命令公民纳税和地方当局让利，与一个持枪强盗逼人留下买路钱之间的区别何在？就在于国家的行为是以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形式和条件为前提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的”。[15]由于税收实体正义标准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只有祈求程序正义，希望通过“看得见的方式”作出实体征税决定。现代税收程序制度通过选择机制、抗辩机制、参与机制、角色分担机制，保证了参与、公平、中立、公开、自治、理性等程序最低限度公正的实现，在税收法治建构中发挥着中心的作用。税法的生命在于运用，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问题，税收程序是税收法治建构的起点，是税收法治运行的动脉，正当程序是税收法治效益化的保障。以正当程序理念为核心的现代税收程序是实现法律对征税权控制的最佳角色，以“程序制约权力”的程序控权论是对传统的“权力分立与相互制约”的实体控权论的创新，在中国建构自治型程序控权模式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税收正义的实现仰赖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纳税人基本权的切实维护，而税收程序性权利则是纳税人基本权的核心内容，[16]税收正当程序成为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基本通道。税收程序的法治化、自治性和合理性，使征税过程获得正当化，并且有助于对实体税法疏漏的补充和修正，从而使征税决定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得以树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征税权的有效监督和纳税人权利的切实保护，需要公正和有效的税收司法保障，税法司法状况是检验一国税收法治的标尺。税收司法程序的核心目标是为纳税人提供权威、公正、多渠道、高效率的司法救济保障。法治发达国家都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对税法规范实行合宪性审查，赋予纳税人宪法诉权，站在的高度解决税收争议。在税收普通救济中，注意扩大救济范围，尊重当事人对救济途径的选择权，增强和保障救济机构的中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拓宽争议解决方式，降低救济成本。为了保障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确立纳税人诉讼，允许以纳税人身份对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不公平税制和违法支出税金行为向法院提讼，以全面保护纳税人的税收基本权益。

四、中国税收程序法治化：建构思路在进入税收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税收法治成为构建法治社会的突破口。[17]但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本应成为税收法治建设中心的程序建设，例如，税收立法和执法中重实体轻程序，税法实施环节缺乏有效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保障机制，重管理程序轻控权程序，税法实效、税法遵从和纳税人权益保护亟待改进等诸多问题。为因应快速转型的社会变革、日渐提速的税制改革和迅速发展的法治建设，应当在税收法制程序化的理念下，将税收程序作为税收法治建设的关键和切入点，努力推进税收程序法治化进程。通过税收立宪，在宪法中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税收法定主义等宪法原则，明确规定税收立法程序、财税体制、纳税人民主参与权和民主监督权等内容。在税法通则等法律中，确立税收公平、量能课税、合比例等税法基本原则体系。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确立立法公开、听证、参与原则，建立税收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分析制度、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立法草案公告制度、评议和答复制度、审议抗辩制度、审查制度、公布和备案制度。在税收征纳程序中，通过制定和完善税法通则、税收征管法以及其他行政程序性法律，对凡是涉及影响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征税行为，都应当为其提供正当程序保障，主要是程序公开制度（公开税收法律文件和行政措施等征税决定的依据、告知、表明身份、阅览卷宗）、程序公平制度（回避、征税机关的中立和独立、平等对待程序当事人、禁止单方接触、听取意见）、程序理性制度（法定顺序、遵循先例、说明理由）和程序效率制度（简易程序、选择条款）。尤为重要的是，要强化为纳税人服务、增强程序抗辩性、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等程序性权利、确立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正。在税收救济程序中，开放宪法诉讼和违宪审查制度，增强

宪法税收条款的司法化。拓宽救济渠道，废止税收复议前置和先缴税后救济制度。健全和追究税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高税收程序的刚性。在税收行政复议程序中，要增强裁决机关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增强复议程序的开放性和参与性，提倡辩论、质证等言词审理方式。在税收行政诉讼程序中，要提高管辖级别，实行审理程序的繁简分流，防止地方政府对税收司法审查的干预（“将案件就地消化”），将抽象税收行为和征税行为的合理性纳入审查范围，减少税收行政诉讼的职权主义色彩，增加举证责任和证据失权等规定。扩大税收国家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另外，试行税收调查官制度和调解制度，建立纳税人诉讼，进一步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多样、有效的救济途径。

参考文献

[1][德］阿图尔·考夫曼等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2]陈清秀著：《税务诉讼之诉讼标的》，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567页。

[3]葛克昌著：《国家学与国家法》，台湾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88—89页。

[4]黄俊杰著：《纳税者权利保护》，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5页。

[5]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第2版，第22—62页。

[6]栗劲、李放主编：《中国实用法学大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1页。

[7]徐亚文、廖奕：《政治文明与程序》，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3期。

[8]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1期。

[9]关于税收程序构成、特征、类型的详细研究，参见拙著：《税收程序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页。

[10]根据美国学者和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正当程序条款包含“实质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两项内容，前者要求任何一项法律都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后者“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11]“权利”是与“特权”相对的概念，前者是指通过个人的劳动而产生和获得的财产以及为权利法案所确立的自由，后者是通过政府而获得或者直接由政府所给予的利益。关于美国正当程序革命的有关情况，参见王锡锌、傅静：《对正当法律程序需求、学说与革命的一种分析》，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3期。

[12]陈瑞华：《程序正义的理论基础——评马修的“尊严价值理论”》，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13]季卫东：《宪法的妥协性》，载《当代中国研究》第55期。

[14]在日本税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税制调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在组成、审议程序、意见被采用上的非民主性，引起一些学者的广泛批评，并主张应从宪法论、人权论的高度来完善税制法案的立案起草过程，引入“正当法律程序”。参见［日］北野弘久著，陈刚等译：《税法学原论》（第四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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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文献可知，虽然我国的企业税收筹划工作起步较晚，然而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也获得了一定的机遇，并且也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在诸多条件的支撑下，我国企业的税收筹划也获得了一系列成就。首先，企业的税收筹划取决于会计核算质量，我国在当前已经开始积极推行会计资格的准入制度，这就提高了会计的准入门槛，人才方面获得了一定的保障；其次，激烈的经济市场竞争迫使企业需要更多地依赖国家政策的扶持，这样才能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愿望越发强烈。虽然这样的条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仍然难以回避税收筹划中需要面临的问题。

2.企业纳税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大量文献的查阅和相结合做出总结，能够归纳出当前的企业财务管理税收筹划工作存在着几个方面问题。

（1）观念意识淡薄企业的税收筹划最先来源于国外，因此国外市场对此的重视要先于国内。尽管如此，税收筹划在我国也已经有着2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人们的观念意识仍然存在一些偏差，对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开展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实际上税收筹划是影响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因素，只有将其嵌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中，才能帮助企业做好决策。

（2）税收筹划目标过于单一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税收筹划是一种合法、合理的规划，但它绝非是一种违法行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因执行人以及相关方案制定的个人意志的影响，使其出现一定程度的违法倾向，诸多企业均认为税收筹划的目的就是帮助企业减轻税负，因此将税收筹划的目标仅仅定位在税负的最小化方面。鉴于我国现阶段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成熟阶段，因此减轻税负成为了被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然而这就成为了一个误区。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过程，很受多种税收政策的影响，因此，仅仅将目标定位于减轻税负显然有着局限性。

（3）税收筹划方法不到位公司在所得税缴纳方法有合法与违法的区分，因此，首先应该正确区分税收筹划与偷税漏税行为，虽然此两种方法都可以实现企业纳税压力，但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4]。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企业要想是实现良好有序的发展必须对纳税方法进行清除的分析，分析不同的方法，根据企业本身特点采用特定的方法。在符合国家政策及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一般内容包括：

（1）首先了解国家税收政策，通过对旧政策以及现有政策的对比，在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配合地方政府的文件进行筹划；

（2）预先了解纳税环境，在研究环境的同时，内外结合全方位考虑应有的各种因素，以便更好制定科学的筹划内容

（3）确立纳税目标，纳税人要根据自身经营的范畴，从长远考虑把握实际，保证税收筹划切实可行；

（4）初步制定方案，制定详细的税收筹划；

（5）正式方案的确定，针对制定的方案进行合理化修改，以保证筹划的高质量；

（6）建立反馈信息采集系统，通过以往经验及回馈信息总结经验，出现对先期目标有偏差的情况要及时分析处理，以免在以后的纳税过程中出现状况。而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与纳税能力必然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关于税收筹划方法选择的多样性。当前中小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对选择何种税收筹划方法缺乏科学而详细的评估，导致有些中小企业选择了一些不合适自身的税收筹划方法，难以实现税收筹划的目标。

二、新企业所得税纳税途径思考

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纳税是较为普遍与正常经济现象，但企业以国家经济主要实体形式出现，所得税对企业与国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企业纳税行为确保国家与企业同一时间获得收益，并且在企业纳税不违法的情况下，以上这些都被视为企业纳税工作核心要素。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基础是遵循国家税法相关规定，新企业所得税法当中和纳税筹划有联系的为纳税人认定，优惠政策，税率与税前扣除，所以企业纳税途径为：第一，结合新企业所得税当中指认纳税人做企业所得税纳税。新企业所得税当中针对纳税人认定大致划分为下面几点：首先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当中纳税单位为法人，以此作为基础，企业所得税途径可分为：一面企业设置分支机构的时候，假使设置为分公司就可以将纳税信息进行汇总，但假使设置为子公司，就需要单一纳税，所以假使企业在子公司当中有亏损企业集团存在，能够凭借将子公司变成分公司的办法做汇总对企业所得税进行缴纳，这主要是依照各分公司收入，成本互相补充，特别是亏损情况较为严重企业集团，对缴纳税收进行汇总，让企业有效期内扣除成本费用相对提升，进一步辅助企业达成亏损的时候不纳税，盈利的时候少纳税的目标。另一面，新企业所得税法把法人规范成居民企业与非居民的企业，当中，居民企业将纳税义务全权承担，非居民性企业承担纳税义务是有限的。该认定针对外资企业也是适用的，外资企业能够结合多种办法实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非居民性企业纳税身份进行选择，达到减少企业所得税的目标。第二，凭借企业税前扣除做企业所得税纳税工作。税前扣除纳税途径是以企业成本费用最大值为基础的。新企业所得税当中有关税前扣除说明的比较清楚：首先，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计税工资相关制度进行取缔，把企业合法真实工资支出予以扣除；其次，新企业所得税针对于企业公益性的捐赠扣除为年度总利润百分之十二以内，也逐一扣除；再次，新企业所得税法当中对企业内确实要做加速折旧固定资产尽量尝试将其折旧年限缩短或对折旧进行加速的办法。所以该规定内容能够变成企业财务制定基础，企业凭借对新企业所得税规定进行准确把握制定出较为成熟财务相关制度，进一步达到企业成本费用最大化扣除目的，从而降低企业所得税。第三，税收相关优惠政策也作为企业企业所得税纳税关键性因素。新企业所得税法里面对国家重点扶持与鼓励发展产业有明确规定，比如像农林牧副渔等可以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先进技术为百分之十五优惠，企业研发新科技，新产品费用还能够得到加计扣除的照顾。所以企业能够依照新企业所得税法里面对优惠政策规定款项与认定条件，做适当调节，赶上税收政策优惠的快车。同一时间，除上述明令规定税收优惠相关政策以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残疾人就职也予以了鼓励，对收纳残疾人或一些其他同等人员支付工资税务上可加计扣除。国家鼓励发展产业开设企业也能够按投资额相关比例上抵扣纳税额度。而且在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等有突出贡献的，新企业所得税法都有做部分税额抵免的说明。所以企业能够在次基础上结合各类办法比如像结合岗位所需为残疾人安排就业等，进一步体会所得税减少亦或抵免优惠政策，能够对企业所得税进行有效降低。税收筹划作为企业对自身权益进行维护复杂系统决策过程，和政府还有税务机关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企业应当统筹系统综合考虑，让避税也变得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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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家中，公民意识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和必备要素。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说明增强公民意识已经从知识界的呼吁变成党和国家的意志。民主政治的推进重在制度建设，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公民意识的支持。现代公民意识的发育还不完全，公民意识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方面都有待加强和重视，表现在基层选举、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各个方面。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必须重视公民真正的健全发展，为公民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供社会各方面的保障，从而使之成为现代公民，培养公民意识。

一、公民意识的概念与内涵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

现代公民意识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密切相关。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得以形成、维护和发展的有力保障。离开了现代公民意识，就不会，至少难以产生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现代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前提。同时，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无疑地促进着现代公民意识的提升。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共依的、共存的，在交融中相互促进的关系。我认为，现代公民意识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主体意识。即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主人身份的认同，换句话说就是主人翁意识。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理念是在民、人民，它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国家权力合法性在于公意。

（2）权利义务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公民的权利是第一要素，义务是第二要素，是为权利的取得而付出的代价。明确了这一点，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为自己是一个纳税人而感到自豪和光荣，国家也应该为每一个公民或者说纳税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①

（3）公平正义意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平等的正确理解是：平等是相对的，绝对平等的结果是不平等；平等是一种比例平等，而不是机械平等，是权利平等而非事实平等，是机会、过程的平等；要正确对待结果的不平等。国家和政府所要做的是尽量为公民创造平等的机会，使每个公民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4）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公民在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有义务遵从法律和各种公认准则。制定法律和规则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民的利益。

（5）国际化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每个人都不可能超然世外，公众应思考如何将自己跟世界联系起来，将日常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联系起来，民主自由法治平等这些全世界公民共同追求和必需的要素也日益国际化，这也将成为未来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除此以外，公民意识还应包括民主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等。民主参与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公民有序的参与是成熟民主的标志。至于监督意识，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公民的监督意识是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有利于规范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建立廉洁、高效、服务人民的政府，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民意识的价值

1.公民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

“保护、促进公民权利”始终是法治国家权力产生、配置、运作与调整的正当性法理依据。而这种“权利意识”正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核心。西方法学家们在构想法治国家制度的理想方案时，大都是首先将自身与其他人定格为“国家的公民”，进而在这种主体自觉的思想前提下形成“民主观念”、“平等观念”等“公民思想”，以此作为法治国家理论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没有“公民意识”的主体自觉和思想观念，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国家理论。

2.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制度的人文基础

古希腊时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不仅论证了“法治优于人治”的道理，而且意识到了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这种论断具有两项理由：（一）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二）又，人要运用每一种机能或每一种技术，必须先行训练并经过相当的复习，使各各为之适应。那么，他们在作为一个城邦的分子以前，也必须先行训练和适应而后才能从事公民所应实践的善业。”②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制度建立与形成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无不重视公民教育，并致力于公民意识的培养。以法国为例，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思想家孔多塞就提出国家应担负起公民教育的重任，建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他主张废除传统的宗教教育，代之以宣传资产阶级道德观念，讲解宪法和《人权宣言》，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③孔多塞的公民教育思想在后来拿破仑执政时期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实施，为法国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制度的建立、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773年，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应波兰政府之约，起草了《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专门提出了“公民教育”的主张，“明确指出共和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培养忠诚的爱国者”。④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甚至提出了“教育万能”的思想。依据这一理论，公民意识教育是法治国家赖以建立的决定性因素。

三、公民意识的体现

如果说公民意识带有抽象的色彩的话，那么现实生活中能够得以体现的或许是另一个名词――纳税人意识。现代法治社会，公民意识主要体现为意识、主人意识、规则意识、权利意识等，而核心是纳税人意识。在法治国家中，民主的制度的核心要素是财政立宪，而财政立宪所保护的核心又是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或者说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公民意识的作用体现为了纳税人意识，法治国家的建设与民主的文化氛围与传统密切相关，这些传统最终都可以通过公民意识体现出来。这里所谓的纳税人意识并不是指纳税人的意识，而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于“纳税人”这样一个概念的认识。⑤法治制度下的纳税人概念首先蕴含了一种民主的含义，即国家是为纳税人而存在的，是为了给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而存在的，因此，国家应当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重要事项都应当由纳税人决定。其次，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的含义，纳税人所承担的纳税义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其最终依据是宪法，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收支的控制权也是以宪法作为最终依据的，的精神实质――控制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扎根。最后，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法治的含义，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是通过制度下的法律具体确定的，法律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基本行为规则，法律的原则和制度能够具体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法律能够为每一个人所尊敬甚至崇拜。

四、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民意识的培育可以分为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是从公民自身来说，要有意识地树立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平正义意识、责任和守法意识等，树立健全的公民意识；客观方面是从国家社会的外部环境保障而言的，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护市场主体的利益；二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规范公共权利的运作；三要依法治国，确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培育公民意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从目前我国公民意识的发展来看，民众的公共道德意识、法律与责任意识、主体与权利意识等仍然不强，公民意识的培养任重而道远。如果公民意识的培养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那么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公民社会不只是宏观的政治、经济体制达到了公民性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形成了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的社会。无论从何种角度，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国要确实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营造有利于公民教育的社会环境，形成确认和强化公民意识的制度保障系统，真正正确地认识、积极而负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使公民成为大写的“人”，为法治实践做出努力，实现和谐社会。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在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的同时，实质内涵也赋予了公民的权利，那就是国家的主人的权利，也即是政府应当为公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的义务。

②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6，（第1版）：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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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81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15-0123-05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凸显，环境保护税逐步提上日程。早在2007年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曾明确提出“研究开征环境税”，自此，关于环境税的研讨一直没有间断。经过近十年的研究，环境保护税进入立法阶段，而所公布的《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也充分体现了十年酝酿的成果。总体来看，此次《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征求意见稿》基本上完成了排污收费制度向环境保护税的平移，即费改税，此次改革能够实现排污费制度无法实现的目标，预期带来以下制度红利[ 1 ]。

第一，堵塞排污费征管漏洞。一方面，排污费制度属于行政手段，征收排污费不具有刚性，部分企业出现漏报、少报、不报或者欠缴的现象。相比较而言，环境保护税的征收主体是税务部门，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力征税，具有强制性和固定性，企业偷逃税、滞纳税款将依据《刑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予以处罚，解决了排污费征收非刚性的问题。另一方面，环境保护税由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和支出纳入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需严格依据《预算法》执行，法律中对违规违法行为制定了惩处措施，从源头杜绝了排污费层层截留、腐败等问题，较好地填补了排污费管理中的漏洞。

第二，差异化税率可有效促进企业治污和减排。《征求意见稿》比现行排污收费制度拉大了差异化税额的跨度，对严重污染行为加大了加倍惩处力度，对治污减排企业规定了税收优惠期限，倒逼企业时时控制污染物排放浓度，有效促进企业治污和减排。

第三，一步到位式费改税举措较分步推进更为严厉。之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排污费改税应采用先易后难的办法，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税对象开始，循序渐进逐步扩大范围，分步推进费改税。但是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采取一步到位式费改税，比之前预想的分步推进方案更加全面和严厉。

虽然环保税的立法有利于加快费改税步伐、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维护社会公平，对于开启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是环保税作为一个新立税种，有其开征的特殊目的，很多方面不同于现有税种，而且新税种开征会面临各种未知的税源流失问题，这里既有纳税人主观偷逃税款的原因，也有环保法税制设计本身存在缺陷的因素。目前提出的《征求意见稿》仍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未能得到完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税源流失和责任界定不明。因此，为了能够使环保税完成国家赋予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在环保法立法环节应格外慎重，本文分别从税收法定、税制要素、税收管理、税收配套改革等方面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以期环保法能够顺利推行和实施。

二、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适当限制地方授权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有权限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的适用税额。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污染物减排的特殊需要，增加同一排放口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应税污染物种类数。可以看出，《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给予了地方政府足够的自，可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裁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上浮税额和计税依据的范围，使地方政府能够在环保税整体运行框架下随实际情况灵活变动。

但是这种税率上浮和税基扩大的做法也存在很大问题。第一，从税收法定角度来看，2015年3月15日新修订的《立法法》中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 2 ]，其中将税率法定单列出来予以强调，这是因为对于一般税种而言，税率是税收的核心要素之一，一定要法定，不能具有灵活性；但考虑到环境保护税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要职能，属于职能异化的税种，因此在税率设置上可兼具一定的灵活性。第二，从税收公平视角来看，由于各地区情况的不同，税额上浮额度在地区间有差异，导致污染企业向税率低的地区流动，不利于税收横向公平。第三，地方有权增加应税污染物种类数，这意味着地方可以扩大税基，调整计税依据。

总体来看，地方授权的相关规定优势在于地方可以因地制宜，但是授权裁量过大的情况下也会带来很多弊端，需要对地方授权进行一定的限制。

三、税制要素类改革与优化

税制要素的设计是一个税种的核心，是一个税种体现其职能、发挥其作用的关键。《征求意见稿》中税制要素已然考虑了学术界多年的研究成果，体现了社会各界的需求，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有待优化。

（一）扩大征税范围

从法律名称来看，环境保护税法这一名称覆盖面较广，从理论来看可覆盖排放污染物、污染类产品、二氧化碳排放等内容，但是《征求意见稿》中仅规定对排放污染物征税，整体的税制架构和实质应为“排污税”[ 3 ]。基于环境保护税名实相符的考量，环保税下应设置三大税目：一是污染物排放，促进节能减排；二是污染类产品，引导环保产品消费；三是二氧化碳，促进生态平衡。具体做法建议如下。

1.增设污染物排放税目

（1）排污纳税人宜分步覆盖，实现相关税费统筹安排

2015年1月1日实施的新环保税法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排污费”。其中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包括直接排放者和间接排放者。在现实操作中，直接排放者适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缴纳排污费，此次费改税后应缴纳环保税。而间接排放者中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按照《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缴纳污水处理费[ 4 ]；向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排放垃圾按各地相关规定缴纳垃圾处理费。有一种观点认为《征求意见稿》中仅对直接排放者征税，纳税人覆盖范围过窄，而间接排放者通过向“城镇污水处理厂、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场”交纳“过路费”而“免税”，因此应将间接排放者也纳入征税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此种方案将涉及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的“费改税”，难度较大，建议目前暂时仅对直接排放者征收环保税，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统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和环境保护税，扩大纳税人覆盖范围。

（2）适当扩大污染物征税范围

《征求意见稿》对排污费征收范围进行平移，征税对象主要包括四类污染物，即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建筑施工噪声和工业噪声，而且将“其他污染物”缀于其后，为以后增补未知的污染物留有余地。其中在税目税额表中，大气污染物列示有44项，水污染物包括第一、二类污染物共计61项污染物，并规定同一排放口中的化学需氧量（COD）、生化需氧量（BOD5）和总有机碳（TOC）只征收一项；每一排放口的应税水污染物，区分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按照污染当量数从大到小排序，其中重金属污染物按照前5项征收环境保护税，其他污染物按照前3项征收环境保护税。总体来看，环保税未能摆脱排污费征收范围过窄的局限。

结合全国大气污染以雾霾为主的现象，北京市已于2015年9月15日通过实施差别化费率对挥发性有机物征收排污费，成为全国首个针对挥发性有机物收费的地区，直接剑指雾霾元凶。因此建议环保税中增加挥发性有机物这一税目，倒逼企业改变生产工艺和原料，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2.逐步整合环境类税收，增设污染产品类税目

第一，目前我国已在消费税中对成品油、木制一次性筷子、电池、涂料等污染产品征税，建议今后可从消费税中剥离出来，纳入环保税的征税范围中。第二，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消费税等税种与二氧化碳税的功能交叉重叠，若单纯把二氧化碳纳入环境税的征税范围而不改变其他税种，显然存在不妥之处，因此，暂不考虑把二氧化碳纳入征税范围。今后将消费税中相关税目剥离出后改征环保税。

3.条件成熟时增设二氧化碳税目

由于二氧化碳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污染物，导致发改委、财政、税务部门之间存在不同认识分歧；此外考虑到碳税的国际谈判等复杂因素，此次《征求意见稿》并未将碳税纳入征税范围。但是从长期来看，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大将引发全球温室效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因此今后开征碳税是必要的，同时开征碳税时还需要将资源税、消费税中的税目进行整合，避免重复征税。

（二）细化计税依据

环境保护税法具有特定调节目的，即促进节能减排，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税制设计上进行体现。《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差额税率，总体上体现了“多排污者多缴税、少排污者少缴税”的原则，但是还需要细化。

1.细化设计建筑施工噪声计税依据

《征求意见稿》中对工业噪声按照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分贝数确定税率，但是对建筑施工噪声却依据建筑面积每平方米确定税额。由于建筑施工多为露天作业，周围无遮挡，因此建筑噪声多具有突发性、不连续性、波动性等特点，不太容易监控测量，故而按照建筑面积较易征管，但也意味着无论纳税人是否作出减排努力都是一样的征税标准，无法有效促进建筑噪声纳税人减排。因此建议建筑施工噪声分两种情况征管：其一，建筑噪声纳税人能够准确提供施工高峰期、噪声排放量较大时的噪声测量记录的，比照工业噪声按超过国家标准的分贝数确定税率；其二，建筑噪声纳税人不能提供准确噪声测量记录的，按照建筑面积征收。同时出台相关税收优惠，即对纳税人工程作业时购置低噪声施工机械、购置安装消声器等设备、购置安装临时隔声屏障等，可给予一定的税额减免，促进纳税人减排噪声。

2.细化固体废弃物计税依据

《征求意见稿》中对固体废弃物按照排放量确定，但是固体废弃物征税范围中的煤矸石、粉煤灰等可以资源综合利用，为了促进排污企业就地资源综合利用，建议明确固体废弃物纳税人仅按固体废弃物的实际排放量征税，对资源综合利用的固体废弃物不予征税。

（三）提高税额，设置差异化税率

1.提高税额标准

2014年发改委公布的《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008号）中，调整提高了排污费征收标准，与此同时，各地根据情况对当地排污费征收标准也都进行了调整，如北京市2014年1月1日执行的排污费新标准是现行全国标准的7～8倍，天津市2014年7月1日执行的废气、废水征收标准是全国标准的5倍，河北省2015年1月1日执行的废气、污水的收费标准是全国标准的1倍。

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将2014年调整后的排污费征收标准进行平移，对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征税1.2元，水污染物每污染当量征税1.4元。这种平移的优势是不会增加企业负担，但平移排污费标准总体来看税额设置过低，无法反映污染物治理成本。据统计，2013年我国排污费征收数额为216.05亿元，而2013年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总额为9 516.5亿元，征收到的排污费仅占污染治理投资的2.27%，即便《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税额标准较2013年的征收标准提高了1倍，也远远无法弥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低税率将导致企业宁可纳税也不愿运行治污设施减排。

尽管《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适当上浮应税污染物的适用税额，但是基于税收横向公平原则考虑，对环境造成污染程度相同的行为或产品应负担相同的税负，不同地区之间的制度不应该存在差异，避免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通过较低的环境税吸引污染企业投资建厂，导致污染集中向税负较轻的地区转移。环境不是属于某一个地区的，大自然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整体，我们不能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牺牲某个城市的基础之上。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提高税额，加大企业环保费用支出，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企业运行减污设备减排污染。

2.设置差异化税率

为促进企业减排，《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50%以上，且未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可在一定期限内减半征收环境保护税”。但相对来说减排50%的要求较高，为了更好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建议参考天津排污费征收标准执行差别化税率，即：纳税人排放污染物浓度值低于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90%～100%之间（含100%），按规定税率计征；低于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80%～90%之间（含90%），按规定税率的90%计征；低于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70%～80%之间（含80%），按规定税率的80%计征；低于规定排放标准60%～70%之间（含70%），按收费标准的70%计征；低于规定排放标准50%～60%之间（含60%），按收费标准的60%计征；低于规定标准50%（含50%），按收费标准50%计征。

四、税收管理类改革与优化

税收征管决定了一个税种能否充分体现税制设计的初衷，发挥税种应有的作用。由于环境保护税法征管涉及环境保护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协同合作，环境保护税法还承担除财政职能之外的环境保护职能，因此环境保护税法应细化两部门的征管协调机制，明确环境保护税资金的归属和使用方式。

（一）细化征管协调机制

基于充分信任纳税人自行申报质量的角度，《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协同、信息共享”的征管模式基本符合实际，毕竟企业最了解自身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种类。但是在这种征管模式下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建立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协同、制约机制

由于环境保护税计税依据的特殊性，排污量的计量和判定需要专业化的技术条件和知识，不易为一般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掌握，税务机关想要短时间培训出懂环境监测的税务人才存在一定的难度；此外，我国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还不完善，对污染物的监测数据需要专业技术部门的核实，因此计税时只能依靠环保部门或第三部门专业审核后的数据确定，这就强调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需要协同征管[ 5 ]。而《征求意见稿》中也明确了环境保护部门有履行对应税污染物监测、监督和审核确认的职责，但对两个部门如何协调、如何监督并未出台明确规定[ 6 ]。具体表现为：第一，《征求意见稿》将纳税人分为重点监控纳税人和非重点监控纳税人，对于重点监控纳税人需以环保部门审核后的数据作为计税依据，但是税务机关如何确定环保部门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没有提及，一旦环保部门涉嫌少报、瞒报、错报排污企业的实际监测信息，会直接导致环保税税源的流失，税务机关缺乏质疑的话语权和监督权，将不能保证税款的足额征收。第二，《征求意见稿》中对非重点监控纳税人需税务部门和环保部门联合核定，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不一致情况，以哪个部门核定为首要参考值、两个部门如何协调等问题还需要出台相关细则，以保障两者之间的通力合作，形成一个透明的相互协作机制，共同完成环保税的征收管理。

2.明确环保部门的核定依据

《征求意见稿》仅仅明确了环保部门的核定责任，并未明确环保部门的核定依据，建议依据2014年发改委公布的《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008号）中规定的核定依据进行明确：（1）对已经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且通过有效性审核的纳税人，应严格按照自动监控数据核定计税依据。（2）所有具备安装条件的国家重点监控纳税人，需要完成主要污染物自动监控设施的安装并正常运行；2016年底前，所有国家重点监控纳税人实现按自动监控数据核定计税依据。（3）对排放污染物种类多、无组织排放且难以在线监控的纳税人，应按照环保部规定的物料衡算方法和监督性监测数据，严格核定排污费。（4）不具备在线监控的纳税人可选择具有专业环境检测资质的第三方负责安装、运营和维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根据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中的监控数据申报纳税，第三方应对该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责任，如有虚报、瞒报，应在征管法中增加相关的惩罚措施，如需承担未交、少交税款50%以上3倍以下罚款等。

（二）明确税款的归属和使用方式

1.明确税款的归属

《征求意见稿》中没有环境保护税税款归属的规定。一般来说，环境税的归属问题应该在合理衡量中央与地方两个层次的环境税税收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来考虑。我国实行分税制是为了有效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的关系，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由于财权、事权的不对等显得相对比较紧张，尤其是“营改增”的开展，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权更加紧张。中央财政经过几十年的连续增长，治理环境的支付能力明显强于地方政府。因此，环境税既不应完全归属于中央，也不应全部归属地方，可将其暂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2.明确环保税使用方式

《征求意见稿》附则中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不再征收排污费。原由排污费安排的支出纳入财政预算安排”，这种表述暗含着环保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进行统筹安排，与此同时原排污费安排的支出也由财政预算支出统筹安排。但是2015年新实施的环保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排污费应当全部专项用于环境污染防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者挪作他用”。此外，从国际上普遍做法来看，环保税收入多为专款专用，专门用于环保部门的治理排污，改善环境[ 7 ]。尤其当前环境恶化趋势越来越严峻，环保投资总量不足，建议将环境税收入全部作为环保的专项资金使用。环境税收入归属中央的部分用于全国性环境问题及具有明显外溢性的跨区域自然环境的治理，例如荒漠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等。地方集中的环境税用于本地区的环境、生态保护工程以及环保公共设施建设等，资金主要用于治理污染源，如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投资、治污设备或技术的研发，为环保科研部门提供科研经费，探索高科技治污的新办法，以加强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提高环境监察能力。资金的使用应该采取更加严格更加完善的制度，避免骗取环保资金行为的发生，使之真正用到对环境治理有益的地方。

（三）明确环保税稽查与举报内容

环保税的稽查是影响环境税是否能够公平实施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完善稽查制度，将违规人员绳之以法才能树立起环境税的威严，才能促使其更好地实施下去。由于环境税计税依据的测量存在特殊性，因此税务机关对企业缴纳环境税的行为进行检查存在着较多的技术障碍，而环保部门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优势，因此，环境税的稽查应该由环境保护部门负责。这样形成一个征收以税务为主，稽查以环保部门为主，税务与环保部门互相监督、互相补充的机制，稽查数据依据源于企业自行申报和政府设立的重点污染源排放监测站数据共同验证，尽可能在源头堵住偷排偷放、瞒报数据等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税务与环保的互相监督机制可以借鉴我国土地增值税和车辆购置税的经验，例如企业的环保不合格，税务可以通过税收方面的权利终止其生产经营行为，而环保部门可以依据企业是否拿到税务部门开具的环境税完税（或免税）证明而管控其排污行为。

此外，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他们对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深恶痛绝，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对于群众举报的偷排及偷逃环境税的行为，环保部门应该作深入调查，对于确实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应该对其施以严重的惩罚并进行社会公示，此举同时也能对其他偷排企业起到警示的作用。

五、外部环境与配套措施类改革及优化

外部环境与配套措施是实施一个税种的必要因素。但从环境保护税来看，计税依据是排污量，而排污量的测量依赖于环境检测仪器设备。2012年以来环境检测仪器设备销量呈高位增长态势（图1），但总体来看企业现代化的自动检测设备覆盖面过窄，且主要限于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多数小型企业无力购置运行检测设备，同时申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导致申报数据缺乏可信度。如果单纯依靠环保部门审核，将加大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工作量，并可能导致选择性执法问题。从长期来看，环保税的有效执法依赖于完善的环境检测制度和准确的检测数据，必须在环保税法中规定相关的配套设施建设要求。

（一）扩大污染物排放监控设备的覆盖面

对于环保税重点监控纳税人，强调必须安装运行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并以设备测试数据作为申报依据。为了减轻纳税人负担，主管税务机关需加强对企业购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税额抵免优惠政策的落实力度，扩大环境检测仪器仪表等设备的覆盖面。对于非重点监控纳税人，有能力的支持自行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无购置运行能力的，可选择委托具有专业环境检测资质的第三方负责安装、运营和维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环保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法规规定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权利义务和惩处细则。

（二）加快落实监测网络和监测数据信息体系

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提出“建立监测网络和监测数据信息体系”。监测网络中包括环境质量监测和重点污染源排放监测。建议出台相关规定，约定国家和各地区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对重点污染源排放监测站（点）监测数据定期通报当地主管环保税稽查部门，作为环保税交叉稽查的依据，降低污染物单一申报数据造成的偷逃税概率，增加税务稽查依据。

六、结束语

环境税的开征对环境改善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开征环境税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立并完善环境税制度设计、征收管理、税款使用、配套设施等诸多方面的制度体系。环境税税收体制应该是一个动态调节、长效的机制，这一税收体制能够在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节，有助于长期高效地改善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环境税税收体制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不断优化的体制，需要政界、学界、实业界乃至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并完善。

【参考文献】

[1] 吴健，陈青.从排污费到环境保护税的制度红利思考[J].环境保护，2015（16）：21-25.

[2] 贺震.环境保护税怎样征收更合理[J].环境经济，2015（7）：16-17.

[3] 科学设计环境保护税，引领创新生态文明制度：访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J].环境保护，2015（8）：16-20.

[4] 谭雪，石磊，陈卓琨，等.基于全国227个样本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治理全成本分析[J].给水排水，2015（5）：30-35.

篇12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税收一体化趋势也更加明显。国外个人所得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但我国的社会经济现实也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某个国家的经验，必须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国际趋势与我国社会经济现实进行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少走弯路，设计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而可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一）公平和效率：加快向混合所得税模式的转换

目前，世界各国对个人所得税的课税模式有三种：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和混和所得税制。普遍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或混合所得税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纯粹的分类所得税制。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这种课税模式在我国的实践表明，它既缺乏弹性，又加大了征税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多，这种课税模式必然使税收征管更加困难和效率低下。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条件尚不具备，完全放弃分类所得税模式可能会加剧税源失控、税收流失。所以，在现阶段采用综合所得课税为主、分类所得课税为辅的混合所得税模式比较切合实际。鉴于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要强化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功能，应尽可能多地将应税所得列入综合征收项目。除税法明确规定的所得（如利息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外，其他所得全部列入综合征收项目，实行按年综合申报纳税，以年度为课征期，符合量能纳税的原则。同时，要对不同所得进行合理的分类。从应税所得上看，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等宜实行分类所得征税；属于劳动报酬所得和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承包承租、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财产转让等项目，宜实行综合征收。实行混合所得税制，既有利于解决征管中的税源流失问题，又有利于税收政策的公平。

（二）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力求收入相同的家庭缴相同的税

个人所得税的最基本目标是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水平的差距上，这也是个人收入差距的最终体现。因此，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完全可以集中到对家庭收入的调节上。选择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可以实现相同收入的家庭缴纳相同的个人所得税，以实现按综合纳税能力来征税；并且可以以家庭为单位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有关规定去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目标。如对老年人个人所得税的减免，对无生活能力的儿童采用增加基本扣除的方法等。而现行个人所得税从收入角度来设计以个人为纳税单位，它不能对特殊的项目采用因素扣除法，因而不能起到预定的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分配的作用。当然，我国的核心家庭与西方的核心家庭结构不完全一样，设计税率和纳税单位选择的转换会面临很多实际问题，如西方的核心家庭是三口或四口之家，而我国的家庭结构要比西方复杂得多，至少存在3种结构，包括几代同堂的情况。为了征管的方便和有利于公平合理，设计税率时般以三口或四口的核心家庭为基本出发点；对于一个家庭生活有两对夫妇（即典型的三代同堂家庭）以上的可以采取分拆方式，即纳税单位不是以生活在一起的家庭为单位，而是以婚姻关系为基本单位，即以对夫妇为一个纳税单位。扣除费用额的确定，要以定率和定额相结合的扣除法，即综合扣除和分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体现我国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家庭的调节，根据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实际收入额确定扣除额并实行指数化。据统计，2000年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人均收入为7524.98元，据此可确定当年个人的费用扣除额为8000元（因为2001的数字可能高些），这是每个家庭成员的扣除额。如果是三口之家，则年度扣除总额为24000元；四口之家则是32000元，依此类推。对联合申报和单身申报税率的设计，要根据税负水平作测算后确定，原则上应对联合申报优惠一些，以利于实现纳税单位的转换。但不能差别太大，破坏了税收的中性原则。

（三）公平税负，设计合理的税率

税率是税制的核心要素，个人所得税改革，始终离不开税率这个最重要、最敏感的因素。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有三种，即5%-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工薪所得）、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承包、承租及个体户所得）和20%的比例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最低是5%，最高是45%.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大部分为工薪族，这样的个人所得税率设置确有不合理的地方。因此，税率的设计，要体现对中低收入者的照顾，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应考虑到与我国企业所得税的衔接，最好与将来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致，不能导致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明显减少。对其他征收项目的所得，适用的税率应该比现行的20%要高，可以比综合项目的最高边际税率略低一、二级，最高边际税率不能过高，级距不能太多，以免损失效率。为此，可以设计这样的级距和边际税率：2000年，我国年人均收入达到9484.67元（取整数10000元）的家庭为高收入家庭；收入在13390.49元（取整数15000元）以上的家庭为最高收入家庭。在这个基础上，将特别高收入家庭分为三等，分别为家庭年人均收入30000元、60000元、100000元；这样，上述年人均10000元、15000元、30000元、60000元、100000元5个人均收入水平点，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可作为个人所得税税率级距的临界点。以一对夫妇抚养一个孩子和赡养一个老人的四口之家为例，级距临界点分别为8000元、28000元、88000元、208000元，税率表如下：

注：本表所称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扣除了法定的扣除额后的余额。各种不同家庭（包括单身）可依此类推规定不同的税率表。

对实行分类所得税的其他项目，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实行25%的比例税率，不能扣除任何费用，按次纳税。通过减少累进税率级距，合并或降低部分税率，区别对待不同所得，用较高的税率对高收入阶层，用较低的税率对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这样才。能既有利于组织较多的财政收入，又可以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

（四）逐步调整纳税人的认定标准和范围

现行税法依据住所和居住时间两个标准，区分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税收权益。我国要坚持居民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并行的应用原则。在我国拥有永久住所，或没有永久住所但在我国连续5年每年逗留180天以上者，从第6年开始，确定为永久居民，就其来源于境内外的全部应税所得（不论是否汇入我国）承担无限纳税人责任。在我国境内没有永久住所，但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连续或累计逗留180天以上者，为我国居民，就其来源于境内外应税所得承担纳税责任；但境外所得按汇入原则承担纳税责任，即汇到我国的部分才要纳税，没有汇入的部分不纳税。在我国境内没有永久住所，且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我国境内逗留不超过180天者，为非居民，只就来源于我国境内所得承担纳税责任。

从纳税人范围看，应该将其自然人性质的独资、合伙、合作经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纳税人界定不清的问题。

（五）与国际接轨，减少税收减免范围和项目

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扩大税基，把原先一些减免的项目纳入了征税的范围，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税源流失，杜绝征收漏洞。根据我国国情和税收实践，可保留的减免项目应包括：（1）失业救济金或其他救济金、抚恤金、保险赔款；（2）法律规定予以免税的各国使、领馆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所得；（3）按国际惯例，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定的各种协定中规定的免税所得；（4）经国务院、财政部批准免税的所得。除此之外，要适应个人收入来源多样化的新情况，调整应税项目，扩大税基，合理确定免征额，严格控制减免税。

（六）建立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的配套措施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低效，偷、逃、避税现象十分普遍，税收流失严重，其前提就是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存在税基隐性、征管不到位、打击力度不够等问题。对此应从源头上抓起，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但是这个问题并非税务部门一家所能解决的，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各种配套措施来进行，具体有：

1.税款的缴纳。采用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相结合的方式缴纳税款。具体是：平时由支付收入的单位扣缴税款，年度终了后综合申报；原先已预缴的税款可予以抵扣。对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没有扣缴义务的纳税人可采用以上年收入为依据按月预缴税款，年终汇算清缴的办法。

2.征管措施的完善。一是要强化代扣代缴，普遍建立和健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双向申报制度，不断提高纳税人的自觉纳税意识，增强法制观念。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对偷逃个人所得税的典型案例，坚决予以曝光，一抓到底，以增强税法的威慑力。三是源泉监控。除税务机关加强征管外，银、税、企、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加强协调、相互配合、堵塞漏洞。

3.其他配套措施的完善。一是尽快建立财产登记制，以界定个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便于税务机关通过财产来确定其收入，加强对财产税和将来开征的遗产税的税源控管；二是完善存款实名制，不仅在各银行之间联网实行存款实名制，而且要在实现银税微机联网的基础上，实现存款实名制，以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三是实行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号码固定终身化制度，并在条件具备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即在存、取款和债券、股票交易时均需登记居民身份证号码，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收入创造有利条件；四是尽快推行非货币化个人收入结算制度，改进现金管理办法，尽量减少现金流量，广泛使用信用卡和个人支票，使个人的主要收支活动，尽在税务机关的掌握之中，彻底摆脱现在税务机关对此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