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统行业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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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联网金融的概念与特点

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相融合并取得快速发展的新事物，它是金融行业在当今时展的产物，对金融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点：（1）交易效率更高。通过互联网开展金融业务，可充分借助信息系统完成各类操作，客户不用前往金融机构办理业务，且业务办理效率更高，用户享受的服务更多。（2）交易覆盖更广。互联网金融模式下，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客户在互联网上可以寻找其更需要的金融资源，金融服务更直接，客户基础更广泛。（3）交易成本低廉。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中，资金供需双方通过互联网进行资金交易，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等各类资源成本。

2.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如今互联网金融愈演愈烈，互联网金融趋势已经锐不可挡。自2013年以来，国内三大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相继进军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热潮的触发点由阿里巴巴旗下的余额宝点燃起来，腾讯旗下微信平台和财付通亦联合华夏基金推出现金增利货币基金（“活期通”），百度联同华夏基金推出理财计划产品（“百发”）。据统计，2013年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53729.8亿元，同比增长46.8%，整体市场持续高速增长，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

根据《中国互联网金融报告（2014）》显示，2014年上半年，P2P的网贷平台已将近1300个，成交金额已接近1000亿元人民币（与2013年成交金额相当）。《中国互联网金融报告（2014）》预计，到2014年底，全年累计成交金额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

3.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前景看好

互联网金融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加快经济建设，并极大地降低各类金融交易的成本。对于个人而言，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传统金融行业的业务领域界限和专业化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的参与者进入到互联网金融这个领域中，并通过互联网开展金融交易，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和效益。对金融业来说，互联网金融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机遇，但同时也会加快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的调整。对于政府来说，互联网金融还能促进民间金融的规范化运作、解决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从而提高金融普惠性，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影响分析

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给传统金融行业带来了“利”和“弊”两方面的影响，即：突破了传统金融行业的发展壁垒，又给金融行业的竞争格局调整带来了一定机遇。

1.突破传统金融行业的多个方面

主要表现在：（1）突破了时空的概念。互联网金融完全基于无形的虚拟世界，突破了传统金融行业的网点概念、物理概念、时间概念等时空因素，实现了随时、随地进行金融交易的需要。（2）突破了高利率、高成本。目前的利率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网点成本、风险成本和信息成本，这些成本因素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中都会下降。（3）突破资源配置的效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资金供求相互之间的匹配效力，资金闲置率将大幅下降。

2.也给传统金融行业带来了机遇

主要表现在：（1）有利于加速金融体系创新步伐。互联网金融产品推出之后，绝大部分金融机构都推出了相似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竞争性产品，这对于加速金融创新步伐，满足居民和企业多元化金融需求，在供给层面扩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和低价化都具有创新推动意义。（2）有利于加速传统金融行业转型升级。互联网金融改变了金融机构独占资金支付的格局，改变了金融机构的传统客户基础，改变了金融机构的传统单一的信贷供给格局，这些改变都迫切需要金融机构必须加速转型升级才能应对。（3）有利于加速传统金融行业的业务融合。传统金融行业之间以及其与其他行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行业内部混合经营或综合化经营的趋势将更加明显，跨界发展的趋势将更加凸显，金融体系的参与主体将更加多元化，金融服务业的生产边界将大大扩大。金融体系可能演变为横向综合化、全能化、一站式，而纵向专业化、定制化以及一体化的“矩阵结构”。

三、传统金融行业的改进对策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态势和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行业的颠覆性改变和完全性替代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我们应该顺势而为、因势而变、趁势而上，进一步改进传统金融行业的劣势，实现传统金融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1.转变经营理念

由“产品中心主义”向“客户中心主义”转变，摒弃原有的推销式经营模式，针对客户快速变化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创新，针对互联网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结合客户需求开发更多互联网金融客户端，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选择，从而有效占据客户资源。

2.善变战略导向

本着互惠互利、实现共赢的原则，传统金融机构要正确看待互联网金融公司与其关系，更多的是强调合作、减少不必要的竞争，避免形成“自相残杀”的恶性循环局面。传统金融机构要针对当前大数据时代的特点，推进金融机构的数据驱动发展方式，同时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风险管控力度，实现安全发展。

3.谋变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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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网络金融是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经营模式相结合，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现代社会的特殊产物，是一种利用虚拟化网络开展金融业务的现代化经营模式。通过网络金融，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网上银行、网上支付、网上结算等金融业务，还可享受网上证券、网上保险、网络期货等金融服务，这为大众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此外，网络金融具有经济性、高效性和直接性的特点，不仅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还可降低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但与此同时网络金融的虚拟化、一体化和风险性等特征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风险，如果对风险不能及时的防范而任由其蔓延，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只有做好防范措施才能确保我国金融行业的长期发展。我国网络金融存在的主要风险包括两类：由于信息技术投资形成的技术风险和由于虚拟金融品种不同而形成的业务风险。

二、网络金融风险产生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网络金融风险也全球化，对国外和国内都有深远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持续的、系统性的，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金融经济，特别是国有四大行的影响更具有广泛性，甚至会对我国整个网络系统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极可能造成整个网络金融系统的全面崩溃，这一方面要引起我国广大网络金融从业者的高度重视。

首先，我们要研究和分析的是传统金融市场中银行办理业务都是通过实质性的货币，日常生活中我们去银行取的都是实质性货币，也就是我们用的纸币，而我们现代的网络金融市场都是一串串数字，更有具现代高科技的信息，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货币流动，从我们研究的现代金融市场数字化的货币量远远超过了真实的货币流动量，这一方面我们金融市场已经达成广泛共识。

其次，传统的金融商业活动预防风险和失误，防范能够比较及时，补救成本也相对较小，而现代网络金融活动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深远而广泛，因为现代网络金融双方交易和过程都具有隐蔽性，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的多样化和全球化。因此现代网络金融风险的预防难度更大，预防成本更高，如何有效的进行预防，是摆在我们所有网络金融从业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找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最后，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也意味着风险的全球化。网络金融风险的出现和集中将加剧网络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大规模金融集团通过国际交易平台进行一些规模大、范围大的投机活动和国际投资活动，并从中获取利益，这种做法加大了网络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和突发性。当今国家和地区联系日益密切，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对网络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预见性。我们所有网络金融从业人员要切实提高危机意识，风险防范意识，降低我国网络金融风险。

三、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完善网络金融系统的基础建设

发达国家的电子信息系统发展很快，特别的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电子化信息技术发展较慢，在计算机系统方面存在很多缺陷，有相当一部分软硬件系统都是从国外引进，导致我国网络金融系统基础建设不够完善，影响网络金融防范措施的正常进行。因此，我国应格外注重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大量开建电子信息产业，研发出具有我国特点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完善我国网络金融系统的基础建设。我国政府和广大金融系统高科技从业人员要进一步以时不待我的精神完善网络金融系统的基础建设。

（二）加强网络金融系统的安全措施

安全问题是摆在我们广大网络金融系统工作者面前的重要研究课题，而且安全问题一旦发生，影响就是广泛而深刻的，广大网络金融从业者必须认真思考，进而构建最有效的防范措施。首先，应对传统金融机构内部进行控制管理，建立全面、有效的计算机防护方法并加强科技力量。其次，应形成有一定效应的风险防范制度，并建立相应的防范小组进行监督，确保网络金融的安全性。

（三）积极引入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金融风险的发生，对我国金融行业的影响可以说是广泛而深刻的，我们广大金融从业者必须积极引进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吸引外国先进的金融网络管理经验，取其精华，去其槽粕的精神积极吸引外国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有效方法。近年来我国现代金融行业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因此要想维持网络金融的长期发展和有效地防范网络金融风险，就应将现代金融体系与网络金融风险防范进行完美结合，建立网络金融发展的唯一体系和总体规划，将其防范措施作为长期目标。我们广大金融网络从业者要进一步增强危机感，进一步积极引进和完善金融体系建设。

（四）加强网络金融系统的法制体系建设

我国政府一直强调法制思维在我国各行业中的广泛运用，当然，网络金融系统领域更需要现代法制思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国广大金融网络从业者必须具有超前意识，积极提前谋划法制体系在网络金融系统中的运用。目前我国已相继出台一些如《中国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方法》等关于计算机安全方面的相关法律，在刑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对于计算机犯罪的一些罪名，为我国网络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却仍然改变不了网络金融风险防范体系比较落后的局面。为此我国要进一步加强网络金融体系的法制体系建设。

（五）调整网络金融系统的监管策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网络金融系统监管策略存在监管漏洞，不利于我国网络金融系统的安全发展，因此我国广大网络系统从业人员必须积极思考进一步调整网络金融系统的监管策略。首先，我国金融行业要不断完善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法规，对风险管理中的各项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同时要加强国际间的金融风险监管组织的合作，根据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强对监督人员的训练。其次，要对网络金融的内容监察体系进行调整，建立合理、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推动网络金融行业的现代化建设。采取这些方式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网络金融体系的监管，进一步为我国网络金融体系服务。

（六）加强网络金融系统的国际合作

我国对经济发展与网络金融系统的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战略，网络金融系统也不例外，可以说要进一步加强网络金融系统的国际合作。现代社会更加注重合作，我国政府层面也一直强调加强网络系统的国际合作。随着网络金融风险的全球化，某一个国家的力量一般有点力不从心，因此为了更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的扩散，必须借助国际力量，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必须采取合作态度，不能固步自封，这样不利于网络金融系统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多个多家和地区进行网络机构认证服务，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以对方成熟有效的，先进的，被实践证明可行的技术为合作基础。总而言之，加强网络金融系统的国际合作势在必行，对我国加强网络系统的国际合作很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这个电子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网络金融行业的发展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网络金融在为大众带来快捷、便利的网络服务的同时，也为金融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风险。网络金融风险的存在不仅严重影响了网络银行中资金与交易的安全性，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我们应加强对网络金融风险的分析研究，在网络交易过程中做好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以此来保障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并对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曾俊俊.我国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研究[J].中国商贸，2014（09）

[2]龚衍斌.网络金融风险防范措施研究[J].金融经济，2013（02）

[3]王玉秋.我国网络金融风险防范措施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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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6-0079-02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大体可以梳理为以下几大流派：一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归因于货币和信贷的扩张收缩，引起经济的繁荣和衰退。认为货币是影响总需求的最基本的因素。扩张时，利率下降，投资增加，经济走向繁荣；收缩时，利率上升，投资减少，经济则走向衰退；二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乘数―加速模型认为，I增加―产量y增加―I更大―y更大―经济的繁荣；产量Y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总需求和资源的限制会使产量增加困难―I下降―y的下降―经济萧条；萧条持续，产量回升―I的上升―产量增长-经济复苏繁荣―该模型说明乘数和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导致总需求的规律性变动，从而引发经济波动；三是政治周期理论，代表人物诺德豪斯。经济波动是政治因素的作用，新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影响国民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从而使得经济同政治同一个周期发展；四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根源。技术变动会引发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等实际变量的波动，而且技术是最持久的变动因素；经济周期导致的产出波动不是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而是潜在GDP自身的变动，即周期表现为经济趋势本身的波动，不是经济围绕某个趋势的波动，也就是周期不是偏离均衡，而是均衡自己变动。既然本身经济是均衡的，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必要干预经济。代表人物是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普雷斯科特，基德兰德；五是建立在信息障碍条件下的货币周期模型，代表人物―卢卡斯。价格和工资变动的错觉会使得人们提供的劳动力过多或不足，从而导致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性变动；六是心理周期理论 。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乐观和悲观的预期态度会引起经济繁荣和萧条的更替，媒介是投资。但2007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并不能为传统的宏观经济周期理论所解释。例如，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全球融资成本急剧上升并加剧了经济衰退。此后美国政府没有再让任何一家大型金融机构直接破产清偿，反而不惜对金融系统注资超过7 000亿美元之巨，拯救了包括AIG、花旗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重组了美林证券，华盛顿互惠银行等其他一些金融机构。2009年2月到5月，美国政府对国内的主要银行进行了压力测试。检测了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最差情况下，美国银行系统是否仍然安全，需要补充多少资本金。并随即向社会公布了压力测试结果。虽然压力测试的结果在公布之后一直备受置疑，但是今天回头看来，压力测试及其结果的公布极大地缓解了市场对于美国金融体系的疑虑，稳定了投资者的信心，并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为什么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清偿会立即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融资困难并加速经济衰退？为什么美国政府可以允许通用汽车公司破产清偿，但却不能再接受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清偿？为什么调查美国银行系统的健康状况而不是任何其他行业的健康状况、竞争力水平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在避免经济持续衰退、促进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金融系统如此重要？这引起了学术界对金融系统功能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重新思考。显然，金融系统运行是否正常，也是影响一国经济的重要原因。传统经济周期理论忽略了金融系统及其功能。本文试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二、金融系统与宏观经济

现代经济体中金融系统最基本的功能是融资。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拥有富裕资源的人是储蓄者，他们带来了储蓄（S），而需要富裕资源的人是投资者，他们需要投资（I）。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等式就是：

也就是所有的储蓄刚好等于投资。这时，整个经济的整体收入正好等于消费（C）、投资与政府支出（G）的和，总收入正好等于总支出，宏观经济也就自然达到了平衡。

但是，令储蓄转换为投资的现实过程总是存在种种问题与风险。美国学者米什金（Mishkin）指出，在所有的投资和融资过程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系统或金融市场的存在正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种种问题而应运而生的。例如，一个家庭主妇面临借款给钢铁公司让其新建生产线的机会，但这个家庭主妇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去了解钢铁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产品的市场前景等等，更不用说进一步监督钢铁公司是不是将这笔资金用于投资金融衍生品等高风险活动。由于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银行，个体储户不会借钱给自己不熟悉的钢铁公司。反过来，钢铁公司得不到千千万万个如同家庭主妇的贷款，也就无法新建生产线。现代金融机构如银行出现之后，许许多多个体储户把钱放在银行，银行就可以给钢铁公司贷款新建生产线，委派专业人员核查企业的财务状况，了解产品的市场前景和后续监督钢铁公司有没有将贷款挪作他用。这样信息不对称问题就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不仅商业银行，包括证券研究（提供各种报告说明宏观经济、公司、行业的状况和前景）、信用评级机构（提供借款者偿债能力和意愿的评级），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公司的经营，财务等等判断公司前景的信息）等等一系列金融机构、制度和金融产品的存在，都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关。正是金融系统以及各种金融工具的出现，相关制度与产品的正常运作，才使得宏观经济保持了稳定与增长。一旦金融体系出现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一方面企业家无法获得资源进行新的投资，而没有投资就没有新的产能扩张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每一分钱的储蓄对应着相应的产品和劳务，企业家不能获得体现这些产品与劳务价值的资金去投资，也就意味着这些产品与劳务的产出过剩。当储蓄转换成投资的通道不畅通之际，被宏观经济学家视作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等式：I = S

就不再成立，宏观经济就会失衡，于是经济萧条就出现了。

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包括伦敦银行间市场利率在内的许多借贷利率都出现了飙升，许多短期借贷几乎在一夜间消失了，大量实体企业出现了融资困难，导致了实体经济进一步衰退。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表现，直接显示了金融系统融资功能受损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是金融系统功能受到损害并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典型案例。由于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会影响整个市场对于金融系统的信心，影响储蓄向投资的传导渠道，对宏观经济正常运行构成系统性风险，因此美国政府不惜斥巨资拯救其主要金融机构，同时要进行“压力测试”，向社会说明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而通用汽车公司破产，只对宏观经济造成局部影响，这就是美国政府对待金融业与其他行业的态度差异巨大的原因。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从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来看，90年代日本的劳动力供应，土地供应，技术水平与80年代并未出现巨大的差异，但日本经济增长却出现了长期的停滞。原因是日本银行系统处理坏账用了太长的时间，造成了投资者信心低迷，金融系统的“亚健康”状况导致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三、 宏观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应当包含对金融系统的研究

金融系统运行及其功能对于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探讨，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宏观经济模型应当讨论金融市场的功能和稳定性并将其作为研究经济周期的重要变量。因为金融系统本身的健康是宏观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可能造成金融系统出现问题的因素也将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造成影响。例如，对于金融系统的一个分支银行业而言，存在着包括流动性风险、财务风险（高杠杆风险）、信用风险等多种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导致银行业的危机，进而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经济学家需要从理论上去关注银行业出现的中观层面的问题，并将其纳入宏观经济模型加以考察。除了银行业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系统的其他行业有哪些内在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出现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应作进一步研究的讨论与研究。

其次，在政策层面上，宏观经济的决策层应当将金融系统的安全性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例如，是否应当持续性的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或者是否应当加息，不仅应当关注就业、通胀、经济增长等宏观指标，同时也应当关注中观的金融系统的安全性指标，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信贷占GDP的比重等。以2009年中国银行业近10万亿的信贷为例，由于信贷投放过猛，目前中国的银行业整体健康状况已有下降趋势。这种情况下，继续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银行信贷支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使用必须更加谨慎小心。我国政府在实践中已开始关注金融行业的中观指标并将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但如何将其理论化，值得宏观经济学家进一步探讨。

最后，米什金还指出，在储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说储蓄者不知道那家银行是健康的，因此当一家银行破产之际，所有人都会去银行把钱取出来。市场恐慌而引发的“羊群效应”也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通常情况下，是政府提供储蓄保险（如美国政府提供的储蓄保险是，无论哪家银行破产，个体储户的储蓄总能够得到国家全额赔偿）或者是银行国有化（如近期爱尔兰对于国内盎格鲁――爱尔兰银行的处理就是将其国有化，中国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也被普遍视作为国家信用支持），通过国家信用让储蓄者放心，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再重新着手解决银行系统内部的问题。但现在许多国家经济体都负债高昂，希腊等国出现了债务危机，国家信用亦受到质疑。如何解决对国家信用担心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笔者以为，加强市场的信息透明度是一个好办法，美国政府进行的银行压力测试提供了一个良好范本。通过公布更多的关于银行的信息，美国政府解决了区分好银行和坏银行的问题，进而恢复了整个市场对于国家金融系统的信心。因此，金融系统应当定期提供有关自身的更多信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维护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宋清. 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综述与评析［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10).

［2］Frederic S. Mishkin.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risis: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J］.NBER Working Paper，5600. May,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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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

要定义宏观审慎监管，就不得不先说明与之对应的微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是银行监管者为了保证每一家银行机构的稳健运行，而设计了一系列监管指标，这些监管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大额风险暴露以及不良贷款率等，通过监管这些指标来发现对应银行存在的风险，从而保证该银行机构的稳健进行。微观审慎监管主要考虑单体机构是否健康、稳定，认为只要每一家银行机构都是稳定的，整个银行体系乃至金融体系就是稳建的，然而个体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以及个体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少被考虑。宏观审慎监管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来说的，是金融当局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从整个金融体系出发实施的监管。不同于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更加着眼于金融体系而不是单体结构。

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相关理论

（一）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含义

目前在学术范围内关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定量和定性研究仍然非常有限，有关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标准。笔者认为金融系统性风险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指整个金融系统面临风险，丧失其基本功能的可能性。狭义的系统性风险是指一个或者多个金融机构的不理性冲击，给其他金融机构带来负的外部性风险，从而对整个金融机构产生影响。本文介绍的系统性风险是狭义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即银行系统性风险。

（二）系统性风险的源泉

系统性风险的源泉可以从时间维度、集体维度、行业维度三个维度来进行考察。

所谓时间维度的总体风险主要由于金融机构间存在着顺周期性。商业银行的顺周期性主要表现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银行的信贷总量和债券的发行量。造成经济实体虚度扩张，产生金融危机；所谓行业维度的总体风险主要是银行体系内部之间的传染。由于银行之间通过彼此的资产负债表高度关联，形成一张“多米诺骨牌”。一家银行机构发生风险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传递给另一家银行，最终导致整个银行系统发生系统性风险。所谓集体维度的总体风险，是指在银行业系统内，单体金融机构之间由于风险管理的方法雷同和对经济走势判断趋同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例如：当受到外部冲击发生损失时，为了防止损失的扩大，银行都采取紧缩的措施，抛售资产，当大多数银行都采取相同的措施时，资产的价格就会暴跌，从而又会促使更多的银行采取相同的紧缩措施。最终反作用于金融体系并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三、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理论推演

宏观审慎监管的根本目的就是防范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宏观审慎分析识别系统性风险，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运用，三是宏观审慎政策选择。

（一）宏观审慎分析——识别与评估系统性风险

只有有效地监测评估银行体系及其风险程度，才能准确地制定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从而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1.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识别——监测指标

要准确监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需要建立一个监测指标体系。金融体系监管指标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整体金融系统监管指标。主要包括：金融市场融资总量/GDP、货币额/央行货币储备、信贷总量/GDP、贷款/存款、流动性、实际利率以及贷款结构比率等。二是金融机构的指标。主要包括：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盈利能力、管理质量以及市场风险的灵敏度指标。此外，非金融系统的监管指标在市场上的变动，也会通过传染体系对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

2.系统性风险的评估

针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指标分为金融系统监管指标和金融机构的指标，系统性风险的评估相应分为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评估和微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评估。

宏观层面系统性风险评估，主要是通过对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等方面的评估，考察因金融部门间的内在联系和宏观经济的变化而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的发展趋势。

微观层面系统性风险评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应对系统重要性机构、市场、工具进行有效识别，强化这些要素的微观审慎监管。其次，监管评估框架中应加入影子银行体系。最后，应对金融机构间的相互依存度进行定期评估。

（二）宏观审慎监管工具

宏观审慎监管工具应该结合各国的经济环境和具体国情进行设计和选择。最新的银行审慎监管工具是学术界和监管界从时间维度和行业维度两个维度提出的。

1.时间维度——逆周期监管政策工具

（1）根据巴塞尔Ⅲ提出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建立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所谓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资本的充足率，在经济衰落时期，适当减少资本的充足率。

（2）提高拨备计提的前瞻性，采用跨周期的计提拨备的方法。所谓拨备是进行财政预算时，估计投资出现亏损时所预留的准备资金。拨备计提与资本计提的原理相同，在经济上行时期，商业银行不仅要多计提资本也要增加拨备的计提。这样，当经济下行违约率上升时，就可以用多提的拨备来冲抵增加的信贷损失，而不必因经济下行而紧缩信贷，加剧实体经济的下滑。

（3）重视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应用。首先，应合理、恰当地使用公允价值。其次，完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运用公允价值准则进行估值的方法，尤其是针对流动性相对不足的复杂金融产品。最后，增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

2.行业维度——建立针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

在行业维度，FSB提出了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主要包括 ：

（1）提高银行机构的附加流动性和附加资本等要求，加强银行机构的法律结构以及运营方面的监管，降低银行等“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倒闭的可能性。

（2）完善事前危机应急计划，改进危机应对机制，强化信息共享安排，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提高金融机构处置危机的能力。

（3）加强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管理，设立中央交易对手，实现场外衍生品交易的集中清算和处理，以降低场外衍生交易产品发生损失的风险，降低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运用

宏观审慎政策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1.根据宏观审慎分析结论与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对监管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并进行统一协调安排，维护金融系统的长期稳定。

2.宏观调控部门应当与金融监管当局及时共享宏观经济运行信息和金融监管信息，协调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两者之间应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机制。

3.宏观审慎政策应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汇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有效的配合，而不是仅指金融监管政策。

四、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宏观审慎框架的建议

（一）推进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机结合

想要更好地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必须要有良好的微观审慎监管基础，否则只能成为空谈。因此，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是密不可分的，是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必不可少的两部分，综合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既能防范个别金融机构的风险又能防范整个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二）完善银行内部控制体系

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风险，比如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以及外汇风险等，由于引发这些风险的机理不同，想要有效地控制好这些不同种类的风险，必须采用不同的控制措施，这就需要商业银行有一个坚实的内在基础，也就是所谓的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商业银行在其内部建立合理的制度及控制风险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效地防止风险的产生。

（三）推进全面监管国际合作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涌入了我国，使得国际金融市场与国内的金融市场联为一体，这就有可能将国外的金融风险传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为金融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有效防范此类潜在的危机，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加强与其他国家银行监管当局、国际性及区域性金融组织的合作。加强国际交流、政策间的相互协调，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共同减少和防范监管套利的出现，从整体上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监管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杨柳.基于巴塞尔协议的我国商业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体系构建[J].甘肃金融，2012（01）.

[2]赵光毅.解析宏观审慎监管[J].金融博览，2011（03）.

[3]苗永旺，王亮亮.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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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金融系统得到了蓬勃发展。计算机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金融系统活动当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电子信息化也成为现代金融发展必然的趋势。但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交易的可控性，使交易风险大大增加。任何一个精通计算机或网络的人都有机会对金融系统进行蓄意破坏，人为的干预和破坏都会对金融系统带来重大的影响。在金融系统中，运行的数据基本上都是以资金信息为主，由于其庞大的用户基数并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了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存储和保护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金融信息往往涉及到国家、集体或个人的利益，一旦有数据损坏或者非法数据访问，都将造成不可弥补的经济损失。因此，金融信息安全正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

1.金融信息安全现状

金融业的发展使得银行间竞争加剧，各大银行一边加大对金融信息化的投入，一边通过改善银行服务质量来提高竞争力。从整体上来看，金融信息化是大势所趋，也是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核心所在。但是，计算机网络的扩大和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金融安全的问题。根据笔者的总结，国内金融行业所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在金融业改革当中，金融信息化和信息网络化是关键， 通过深化金融信息化和信息网络化工作进一步提高金融行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而其他行业和领域也逐渐向金融方面倾斜，开始与金融产生互动和联系，对金融的依赖也与日俱增。随着传统金融行业向信息化迈进，金融系统内部开始大量采用计算机存储和传输数据，信息开始走上电子化的道路。我国在近年来金融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活动也日渐频繁，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金融系统的复杂性，金融行业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信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旦遭到蓄意入侵或非法破坏，将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在此情况下，如何保证金融数据的安全，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二、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业也开始逐渐融入世界，并与国内外相关行业产生交流。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金融系统必然与外界产生联系，而金融信息化则进一步推动了金融信息系统与国内外网络的互通互联，而这也给网络上的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犯罪分子制造计算机病毒，并利用网络传播开来，针对金融系统展开有目的性的攻击和入侵，从而窃取用户数据信息，盗取用户账户资金牟取利益。在未来金融的发展中，对金融网络安全的保障将是一项重要命题。

三、金融行业在不断进行网上业务的拓展，网银、手机银行等新业务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于其便利和快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使用网银或手机、电话银行，这样足不出户便可以办理业务。但是在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隐患，比如信用卡号失窃、用户信息泄漏等，这些都对用户的资金安全造成了影响，也影响了金融界的声誉。为了保障网上交易安全，在设计和运用金融信息系统时，应充分考虑对网上交易活动进行全程监控，包括事前监控预警、事中保护反击、事后审计分析。

四、金融信息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金融资产，如何对这些金融信息资产进行有效管理也是金融信息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金融信息化的过程中，金融业积累了大量的金融信息，这些金融信息是金融业的无形资产，我们称之为金融信息资产。海量的金融信息资产不仅对从业者带来了巨大挑战，也对相关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如何对这些信息资产进行了科学合理的管理，如何对它们进行配置使其发挥最大效应，同时还要对它们的安全进行充分保护。

2.金融信息化的发展阶段

商业银行的信息化并非遵循统一的模式，而是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业务创新的需要来实施的。在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信息化的过程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金融的信息化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过程，在国外银行的信息化常历经脱机业务处理、联机业务处理、管理信息化与业务虚拟化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充分体现了国外银行信息化的整体过程。而在国内，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也逐渐推进金融信息化的建设。

以银行业为例，我国银行业信息化的起步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利用微机模拟，在部分程度上减少银行业务中的手工操作部分，以达到自动化和电子化的目的。不过总体而言，其应用水平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仅仅是为现代金融描绘了雏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信息化建设进入第二阶段，国家开始进行银行网络化建设。主要内容是数据集中和网络建设。数据集中方面，建立各级数据中心，专门用于存储和处理银行数据信息，将银行的业务数据逐步集中到数据中心来。网络建设方面，实行计算机联网，从全国级的网络到省域网络、城市级网络逐一加强基础实施和软硬件建设。发展到第三阶段，信息化的核心在于实现科学管理和决策，建立健全完善的风险防范与控制体系。由于银行的自然属性，它必然是通过承担一定风险来获得相应回报，而银行如何控制和管理风险来赢得利润至关重要，将决定一个银行的经营情况。

第三阶段主要是数据运用。近年来，银行业有一个词反复被提及，那就是“数据大集中”。自工农中建四大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掀起以数据大集中为主线的信息化建设浪潮以来，国内各银行的数据集中工程建设不断深入开来，也引发金融业信息化建设的。数据大集中是未来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据大集中为金融业的集中管理提供了基础，由于有效地实现了账务数据和营业机构的分离，银行开始实现从以账务和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变。这样既有利于银行业务的开展和创新，也又有利于科学决策和运营管理。然而由于银行数据信息的集中，风险也被集中起来，同时，银行内部的效率和管理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如何在数据大集中的情况下有效地进行风险监控和防范成为了从业者和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3.金融信息风险的防范

保障金融信息安全是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监管者，均有责任和义务来采取措施保障金融信息安全。一般而言，主要从保密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可用性三个方面来防范金融信息风险。

一是保密性。建立健全完善的安全保密机制，利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对用户的信息进行加密，防止非法访问和入侵。

二是完整性和准确性。保障金融系统的有效信息不被恶意篡改和破坏。

三是可用性。要使金融系统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为合法用户提供服务，同时能够判断和识别非法用户的请求。

在进行金融信息安全防范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以上三个原则。在进行信息系统设计的时候尽量考虑采用成熟的计算机技术，在硬件和软件上保障系统的安全；同时，对人员进行培训，建立完善的安全保障机制和人员管理措施，减少人为的威胁和隐患，以确保金融信息的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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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4－0070－0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百年未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同时也催生了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在危机后各国开展的金融监管改革大讨论中，“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一词的使用日益普遍，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及相关国际组织更是将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新一轮金融体系改革的法律路径加以确认和推行。那么，什么是“宏观审慎”?它的内涵是什么?其作用范围及政策工具包括哪些?这些问题，既是各国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时必须首先厘定的政策问题，也是当前金融学研究必须破解的理论问题。本文从考察“宏观审慎”术语的起源与演进入手，对宏观审慎的涵义与特征进行分析，进而对其作用范围及政策工具进行阐述，以此参与目前国际国内正在进行的宏观审慎问题讨论。

一、“宏观审慎”的提出与演进

“宏观审慎”一词并不是次贷危机后新出现的概念。它作为一个金融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清算银行(BIS)及巴塞尔委员会的相关文献中已有记载。1979年10月，英格兰银行在向BIS某工作组提供的一份背景资料中，首次就“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作了对比说明。该文件指出：审慎监管措施主要关注于单一银行层面的稳健经营和对存款人的保护，这可被描述为银行监管的“微观审慎”方法。但这种方法需要与更广视角的审慎考虑即“宏观审慎”方法相配合。宏观审慎考虑的是市场整体而非单一银行的承受力问题。其后，“宏观审慎”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经常出现在BIS的内部文件中，如欧洲货币理事会的工作报告《衍生品市场的市场规模和宏观审慎风险衡量的相关问题》(1995)等，但并未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就实质而论，“宏观审慎”作为一种金融监管方法而提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系统性风险的存在。在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的经营模式和运行特点发生了巨大变化，系统性风险日益增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促使监管者从更深层次考虑金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对于专注单一机构稳健运行的微观审慎方法，宏观审慎为监管者识别、分析、监测和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宏观审慎”术语不仅在BIS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被广泛运用，而且也逐渐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接受和采用。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00年提出了一套关于金融体系稳健的宏观审慎指标(MPIs)，以便为推进金融部门评估计划、开展宏观审慎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宏观审慎作为一种重要监管理念和方法被正式引入金融监管的政策框架，则是国际社会在吸取本次金融危机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全球蔓延，充分暴露出国际和各国金融体系的诸多缺陷，引发人们对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深刻反思，同时也促使各国政府在当前政策安排中强化了宏观审慎的地位。正如《特纳报告》所指出的，“缺乏宏观审慎监管视角，未能规定和使用宏观审慎方法应对系统性风险，是导致本次金融危机的极为重要的诱因之一”。可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重大教训之一是，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系统性角度防范金融风险，而宏观审慎政策正是针对系统性风险的良药。有鉴于此，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政策举措，迅速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例如，二十国集团(G20)从伦敦峰会公报及宣言开始引入“宏观审慎”术语，在匹兹堡峰会最终会议文件中就正式采用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提法，到首尔峰会上则明确提出了制定“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巴塞尔委员会推出的《巴塞尔III》则创造性地设计了若干具有宏观审慎特征的监管工具，突出体现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覆盖”并重的改革思路。由金融稳定论坛(FSF)重构而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更是通过一系列专题报告和建议文件，总结了国际和各国层面关于有效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最新进展，并为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学者也就宏观审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开展了研究并形成了一些理论成果。可以说，在后危机时代，“宏观审慎”已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以及金融学界在金融监管改革热点讨论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

二、宏观审慎的涵义与特征

虽然“宏观审慎”在本次危机背景下成为一个时髦术语，构建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现已成为国际金融组织热议的话题，但是，综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什么是“宏观审慎”，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同使用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

(一)BIS关于“宏观审慎方法”的定义

历史地考察，对宏观审慎问题关注最早、研究最为深入的当属BIS。早在2000年10月，时任BIS总裁的Andrew Crockett在一次演讲中对“宏观审慎”的涵义进行了这样的诠释：“宏观审慎”是宏观金融管理当局为减少金融动荡产生的金融成本、确保金融稳定，而将金融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监管的监管模式。宏观审慎方法区别于微观审慎监管，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将金融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加以关注，旨在降低金融衰退对宏观经济产出造成的损失。其二，注重对金融机构集体行动的监管，以识别金融系统的集合风险(内生性)。随后，BIS政策风险与研究部门负责人Claudio Borio在《构建金融监管的宏观审慎框架》的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宏观审慎监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间维度，即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审慎框架，鼓励在经济增长期间建立缓冲，以降低经济衰退时的影响，充当稳定器的作用；二是跨行业维度。即关注系统内金融机构的相似的风险暴露及这些机构间的关联性。为此，应当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加强监管，以防范金融系统整体的风险。2010年2月，BIS高级官员Herv6 Hannoun在题为《迈向全球金融稳定框架》的讲话中对“宏观审慎”的定义进行了归纳。他

指出，在BIS，我们将“宏观审慎”定义为：运用审慎工具，以促进金融系统整体稳定而非单一机构的稳定为明确目标的监管方法。换句话说，宏观审慎方法关注的是相对于单一金融机构而言的金融系统的整体，并根据金融机构的集体行动来处理整体风险。

(二)FSB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定义

FSB在吸收IMF和BIS的研究成果，总结国际最新实践的基础上，将宏观审慎政策定义为这样一种政策，即主要运用审慎工具，通过(1)抑制金融失衡的积累并构建防御设施，以减弱下行的速度和强度及其对经济的影响；(2)识别和处理共同风险暴露、风险集中、关联性及相互依存度等，防止风险传染和扩散并危及整个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由此抑制系统性的或系统范围的金融风险，从而限制关键金融服务提供的中断可能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影响范围。

(三)国内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定义

国内有学者认为，宏观审慎管理主要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初衷，将金融体系视作一个整体，研究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联系以及金融体系内部的相互关联性，通过定性定量分析以及早期预警、宏观压力测试等手段，监测评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识别金融风险在金融体系的跨行业、跨市场分布状况以及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对金融风险的放大，并有针对性地对监管准则、标准或指标进行调整，以期达到金融稳定并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最终目标。

分析起来，上述三个定义虽然角度不同、表述各异，但都包含了“宏观审慎”这一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二是以金融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及其与实体经济的相互作用为考量范围；三是以审慎工具为主要手段对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进行识别和监控。基于此，笔者认为，“宏观审慎”是相对于“微观审慎”而言的一种监管方法，是指将金融系统视为一个整体，运用审慎工具对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识别、监测和处置，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集中，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虽同属于金融审慎监管的范畴。但它与微观审慎之间在监管目标、监管对象、功能作用上存在一定区别，因此具有自己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其一，宏观审慎的监管目标，不在于防范单一金融机构的危机，而在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而避免其对宏观经济产出造成的损失。其二，宏观审慎关注的焦点，不在于单一金融机构的运行及风险状况。而是将金融系统视作一个整体，并从系统角度来考量系统性风险的变化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强调对整个金融系统运行的宏观风险和金融市场状况的关注。其三，宏观审慎的功能作用，不在于通过对单一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等的衡量和监测，以确保单一机构的稳健运行，而是运用审慎工具，从宏观层面识别、分析、监测、控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金融机构的共同风险暴露及相互关联性等，由此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集中。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宏观审慎的作用范围及政策工具

研究表明，宏观审慎的重要使命在于应对系统性风险。它作为一种监管方法、一种政策视角，都须以微观审慎监管为基础，是微观审慎监管的补充，并与其他维护金融稳定的公共政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就作用范围而言，宏观审慎监管旨在解决金融系统的两个维度的风险：一是时间维度，指风险如何随宏观经济周期变化而累积，与之相关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应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二是跨行业维度，指在给定时点上风险在金融体系中的分布，与之相关的政策问题是如何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集中。

(一)时间维度及政策工具

时间维度关注的是金融系统的风险如何随时间而演进，如何通过金融体系内的相互作用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被放大，有时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因此，实施宏观审慎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降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这里所说的顺周期性，是指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而放大经济周期的现象。在经济上升期，随着信贷供给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杠杆和期限的错配，金融体系趋向于过高的整体风险暴露。而一旦周期逆转，经济衰退将导致大范围的金融困境，随着大量的去杠杆化、信贷供给和关键金融服务的减少，这种困境会被进一步放大。

要应对和处置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带来的风险，单纯靠微观审慎监管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从国际实践来看，要构建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重点在于实施各种逆周期缓冲机制，以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累积。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已创设了一些逆周期性的政策措施，其中主要包括。

1、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巴塞尔III》规定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利用工具的改进来度量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典型例子，比如，采取降低风险加权资产的顺周期性，以降低最低资本要求的措施；通过逆周期资本缓冲的不同形式，实施特定的宏观审慎覆盖；鼓励机构通过限制资本分配的方式进行缓冲的积累等。此外，还有永久资本留存缓冲、最低限度的杠杆比率、新的流动性标准等，也有助于抑制顺周期性。

2、用作抵押的证券保证金和扣减率。为了限制经济繁荣时的杠杆积累，降低市场低迷时的系统范围风险，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提出了关于保证金要求与扣减率的建议，探索了多项设计保证金和扣减率的逆周期变化措施，以减轻证券融资市场中杠杆的顺周期性，并弱化随之而来的去杠杆化带来的系统性影响。

3、预期损失准备金。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等组织推出的有关贷款损失准备金的会计准则，提供了前瞻性的计算贷款损失的方法，对于抑制顺周期性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除此以外，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国内立法和政策层面也采用了一些逆周期的政策和法律措施。我国也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写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

(二)跨行业维度及政策工具

跨行业维度反映的是在特定时点内金融系统的风险分布和集中状况。由于“合成谬误”和“羊群效应”的存在，金融市场的风险具有“内生性”特征。金融机构在同一时点的共同行为，将导致金融系统的集合风险的急剧增大。这些风险既可能由系统内各金融机构的共同或相似的风险暴露而引起，也可能因机构间业务交叉而导致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直接关联而引发。防范和应对这类系统性风险，无疑是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使命。

从跨行业维度来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降低系统性风险的集中，控制金融机构的相似或共同的风险暴露及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其重中之重在于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监管。所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是指由于规模、复杂度与系统关联度，其无序破产将对更广范围内金融体系与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的机构。从国际实践来看，这一维度的政策工具还处在开发之中。现有的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强化资本与流动性监管框架。《巴塞尔III》除了提

高了单个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以增强其损失吸收能力，从而减少倒闭的可能性及溢出效应之外，还规定了一些降低系统性风险集中的要求，比如，对交易及衍生品活动、复杂的证券化业务和表外资产负债表风险暴露等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鼓励银行采用中央交易对手进行场外衍生品交易；解决过度依赖短期批发融资导致的融资风险的流动性要求；对金融部门间的风险暴露设置了更高的资本要求，通过降低机构层面的风险。以促进解决系统性风险及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等。

2、构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针对这些“大而不倒”的机构在系统性风险积累及金融体系稳定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一些国际组织出于宏观审慎的目的，开始着手构建专门的监管框架和标准。例如，FSB提出了关于解决其道德风险和外部风险的政策框架，并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有效处置政策建议及时间表》等，强调对有问题的机构进行有序重组或撤销，以减轻其倒闭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的影响，同时加强对这类机构的监管并及早干预，以降低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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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洗钱及恐怖融资风险评估战略》中简要阐述了洗钱风险评估的意义及其主要内容。该战略指出，理解国家及地区的洗钱风险对指定反洗钱的政策、有效地执行反洗钱制度起着战略指导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反洗钱政策制定部门识别不同洗钱风险的风险级别和危害程度，使得资源投入与危害程度相符合，而且其评估结果可以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相关金融机构、相关司法部门制定反洗钱的政策的基础。

一个较全面的洗钱风险评估内容应该包含以下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对洗钱的中内、规模及相关犯罪趋势等方面的评估，我们可以称之为反洗钱系统的外在风险。二是对反洗钱系统的缺陷、制度的评估，我们可称之为反洗钱系统的内在风险。

我国反洗钱工作起步较晚，且整个监管体系、监管理念及对洗钱概念的相关司法解释与国外很多国家都不同，因此在借鉴其他国家洗钱风险评估工作经验的同时，还需要结合本国及湖北地区的实际特点，建立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评估理念及方法。

洗钱风险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洗钱上游犯罪的存在，区域洗钱上游犯罪的数量和发案率直接影响该地区金融系统面临的洗钱风险。我国反洗钱法规定洗钱犯罪的直接上游犯罪有七种，包括：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犯罪、走私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贪污贿赂犯罪，这七种上游犯罪衍生出了下游的洗钱行为。由于以下三点原因，我们将我国“洗钱风险评估”工作的“洗钱”定位在洗钱行为的概念上来研究，其研究对象包括“自洗钱”行为。第一是有上游犯罪行为则一定会有一定的概率发生下游洗钱行为，但不一定会犯洗钱罪，洗钱罪和上游犯罪行为之间并非因果关系。洗钱罪难以界定，目前湖北洗钱定罪案例仅1例，数量太少，所以应选择从洗钱行为上来研究。第二是反洗钱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利用反洗钱体系来预防打击洗钱的上游犯罪，如果只研究“他洗”的洗钱行为及犯罪，则不够充分，无法评估其潜在的洗钱风险，对反洗钱工作的规划指导性意义缩小。第三是国际同类研究都以洗钱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此种定位有利于与国际同类做比较。根据上述思路，本文采取计量方法对对湖北地区的外在和内在风险进行评估。

二、湖北金融系统外在洗钱风险评估

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省份，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反洗钱工作的形势具有许多区域特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经营跨境汇兑业务和非法信贷业务为主的地下钱庄活动远不如沿海地区活跃，而西部地区频繁发生的以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为首的恐怖组织活动也较罕见。本文将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犯罪这几种上游犯罪的相关洗钱行为产生的洗钱风险进行洗钱风险趋势分析及洗钱风险程度分析。

为了过滤数据采用方面造成的误差，我们采用相对发案率来衡量湖北地区相关洗钱风险程度。

发案率=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相关案件的发案数量/该地区的人口数量；

相对发案率=A地区发案率/B地区发案率

（一）贪污贿赂犯罪

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及湖北地区贪污贿赂犯罪风险趋势较为平稳。这里我们以2009年全国范围人口数量和湖北市常住人口数量为基数（2009年全国人口为133450万，湖北人口为6141.88万），测算湖北地区相对全国的洗钱风险程度。湖北地区贪污贿赂犯罪风险程度为全国水平的1.2倍，风险程度相对较高，此类风险应加以关注。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湖北统计年鉴》

（二）金融犯罪

全国范围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这两项罪名被纳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数据显示，统计显示全国地区破坏经济秩序相关风险趋势显示上升势头。同样以2009年全国范围人口数量和湖北市常住人口数量为基数，测算湖北地区相对全国的洗钱风险程度。湖北地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犯罪洗钱风险程度为全国的0.67倍，风险程度相对一般。

资料来源：《中国法律年鉴》，《湖北统计年鉴》

（三）犯罪

湖北是国内重要的过境地区和消费市场，犯罪的形势十分严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吸毒人员总量偏高。全省注册吸毒人员由2006年的3万多人增加到2010年的近7万人，总量排全国第9位；二是外流毒贩活动猖獗。仅2007年全国就抓获湖北籍毒贩2026人，仅云南就抓获907人；三是制毒案件急剧增加，且逐年上升，侦破的制毒案件位连续数年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广东、四川；四是犯罪案件频发，贩运活动十分猖獗。近年来，全省破获的犯罪案件始终维持在2600起以上，并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大案要案的比重越来越大，重特大案件比重由2007年的7%上升到2010年的12%；五是涉毒资金数额巨大，因吸毒每年流失社会财富逐年增长，2010年达40多亿元。据湖北省公安厅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07年至2010年间，破获犯罪案件10360起，涉案金额达13.6亿元。从上述种种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湖北地区犯罪风险高于全国水平，应该加以关注。

三、金融系统洗钱风险评估模型湖北地金融系统内部风险评估

（一）金融系统总体内在风险评估思想及模型

1、风险评估的思想

金融系统反洗钱机制从宏观上看包含两个子机制：一个是客户尽职调查，另一个是可疑交易分析。且每一个子机制同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完备性，二是制度的执行情况。金融系统内部的洗钱风险评估其实就是评估各子系统机制的可靠性。可靠性程度的分析可采用指标评分方式进行评估，指标完备性可自行设置，或者根据FATF最优标准设定。假定可靠性满分为100，如果其中一个子机制的评估分数为x，另一个为一，那么我们可将它们未达标的差距定义为它们的风险程度，则上述自己只的风险度分别为100-x和100-y，其风险概率分别为和。整个系统

的风险概率为，整个系统的风险度为。

2、金融系统内在洗钱风险评估模型（见图1）

假定评估出银行业系统、保险业系统、证券业系统客户尽职调查的完备性、执行性的评估分数以及可疑交易分析的完备性、执行的完备性、执行性的评估分数，假定各个评估分数为上图所表示的符号。

首先，以单一银行系统为例，分析其内在风险模型。假设风险度范围为[0，100]，银行系统客户调查机制的产生风险的概率为：

则此环节的风险度为：

这部分风险对应客户尽职调查环节失效的部分，面对此部分的风险可疑交易环节会失效，这部分风险也一直存在系统内部。对应的，银行系统客户尽职调查机制中无风险的概率为：

无风险的测度为：

在客户尽职调查环节有效的情况下，我们进行可疑交易分析，此时，可疑交易分析机制的风险概率风险的概率为：

风险度为：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银行系统洗钱风险概率如下。

单一银行系统洗钱的风险概率=

=

单一银行系统洗钱的风险度=

=

同理，可以得到单一保险系统的风险度=

=

单一证券业系统的风险度=

=

根据交易资金必定先进入银行系统再进入保险业系统或证券业系统的交易特点，得到子系统的联合风险度为：

银行保险业系统的联合风险度==

银行证券业系统的联合风险度==

根据资金流在金融系统内的流通特征，整个金融系统的洗钱风险程度介于银行保险业系统的联合风险度与银行证券业系统的联合风险度之间，即：

通过风险模型得到风险度结果，宏观分析总结如下：

（1）整个金融系统的洗钱风险度取值范围为：

（2）单一银行系统的洗钱风险相比银行保险业系统的联合风险度、银行证券业系统的联合风险度，要高，但银行系统洗钱风险度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整个金融系统内在洗钱风险的高低程度，因此银行系统反洗钱防御机制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占有核心地位，保险业系统和证券业系统在反洗钱系统中能起到二次防御的作用。

（二）湖北地区银行系统内部风险评估

1、湖北地区银行系统反洗钱体系客户识别制度完备性分析：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体系客户身份识别制度的完备性分析关系到金融机构对洗钱风险的防范能力。根据2008-2010年对湖北辖内的31家银行机构的内控制度进行现场调查，按指标进行了评分，从各银行连续几年的评估结果平均得分来看，达到80分以上的有2家银行机构，占比为6.45%；达到及格分数60分以上的银行机构有19家，占比为61.3%；未达到及格分数的有10家，占比为32.26%。测算整体内控评分的加权平均值，经估计，湖北地区银行机构的反洗钱尽职调查内控制度整体水平的评分记过为69.5分，内控风险程度为中等风险。

2、湖北地区银行系统反洗钱体系客户识别制度执行分析：一个完整的客户身份识别操作包括登记、核对、了解、留存四大环节。这四个环节是互有交叉的。在2008-2010年的检查结果中我们发现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的执行环节违规率达17.12%，说明银行系统刻画尽职调查的执行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

（三）湖北地区金融系统洗钱风险整体分析

根据金融系统总体内在风险评估模型我们可以得到湖北地区银行系统洗钱风险度：

其中为银行系统可疑交易分析工作执行环节的有效性，根据以上定性分析记过，如果假定为20%，那么湖北地区银行系统洗钱风险测度为81.04，显示银行系统蕴含较高的洗钱风险。

与银行系统相比，保险业和证券业系统的反洗钱工作起步晚，反洗钱工作的有效程度不会高于银行业整体水平。如果假设保险业和证券业系统的洗钱风险度与也都为81.04。那么银行保险业系统的联合风险度=65.67，于是湖北地区金融系统洗钱风险度在。银行证券业系统的联合风险度==65.67

于是得出湖北地区金融系统洗钱风险度为65.67。

四、结语

根据前面分析所得的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一是重点关注地区内洗钱风险趋势上升或洗钱风险程度较高的相关上游犯罪。对于湖北地区来说应该重点研究犯罪、贪污贿赂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指导相关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门重点监测。

二是从模型看出银行系统洗钱的风险程度从宏观上直接决定着整个金融体系的洗钱风险，建议将监管资源配置的重点放在银行机构的监管上。

三是银行机构可疑交易分析工作环节的薄弱性严重影响了湖北地区金融系统反洗钱防御体系的有效性，整个银行体系洗钱风险在此环节的漏洞体现得尤为突出，主管部门应该将辖内银行机构的检心放在可疑交易分析识别工作制度完备和执行上。

参考文献：

[1]唐旭，师永彦，曹作义.中国洗钱风险评估研究[J].金融发展评论，2011（5）：140-143.

[2]童文俊，金融业反洗钱监管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管理观察，2009（6）.

[3]汤俊，王国红.湖北反洗钱机制区域风险特征研究[N].湖北经济学院报，2012（1）.

[4]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中国法律年鉴[M].中国法律出版社，2010：198.

[5]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504.

[6]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课题组.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问题探讨[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0（2）：108-111.

[7]人行营业管理部反洗钱处.反洗钱工作简报[N].区域性金融系统洗钱风险评估与研究，2010（6）：17-34.

篇8

【关键词】

系统论;农村金融系统;农村金融改革

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将农村金融置于宏观经济背景,从经济系统论角度展开的研究还不多见。有鉴于此,笔者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将农村金融改革置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系统和农村经济系统之中,对农村金融改革问题展开讨论,进而提出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思路。 

二、农村金融是一个系统

宏观经济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农村经济可以看作是宏观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农村金融可以看作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的二级子系统)。

1、农村金融是两个子系统的交集

在宏观经济系统中,农村金融处于农村经济子系统与金融子系统的交集之中。

2、农村金融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

农村金融系统,按照不同的层次划分,包括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以及微观层次的金融需求主体系统,其中,宏观层次的金融监管系统和中观层次的金融机构系统构成农村金融的供给系统,金融机构系统是农村金融系统的主体。

三、农村金融系统特性及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现状

1、农村金融系统特性 

(1)农村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与相关性。整体性是农村金融系统的首要特征,要充分注意农村金融系统各组成部分或各层次的协调和连接。同时,农村金融系统中的各部分的特性和行为具有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确定了农村金融系统的性质和形态。

(2)农村金融系统的环境适应性与动态性。各种环境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农村金融系统特性的改变。为了保持和恢复农村金融系统原有特性,农村金融系统必须具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为此,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农村金融系统,随着环境的变化,需要在变化了的新的环境下找到新的均衡,具有动态性。 

2、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现状 

(1)农村金融改革缺乏整体构想,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推进性被忽视。 就现有的农村金融系统而言,首先由于在整体性上存在结构与功能的不对称,其次由于各组成“部件集”之间的相关性没有得到协调,因此导致农村金融系统的功能无法很好的发挥。 

(2)农村金融改革与城市金融改革严重的脱节。 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展开的,然而金融改革首先在城市进行,这就必然造成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的脱节。农村金融改革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 

(3)改革的推动者和行为主体的行为没有协调。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金融机构本身创新的动力和创新的主动精神缺乏。现有农村金融监管力量,往往出现职责上的分工问题,或者造成监管漏洞,监管不到位,或者监管过度。 

(4)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协调,农村金融改革与环境的适应性被忽视。 农村金融产业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图3-1),并通过这些效应对农村经济各构成要素的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由此形成了农村金融产业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联性。

就现阶段的中国农村政策金融的功能设定而言,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功能设定具有同质性,而实际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政策金融需求是不一致的。

3、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缺陷

(1)农户作为最基本的生产单元,造成了农村金融供需间的不平衡。其一,中国农户数量巨大。其二,中国农户平均经营规模微小。其三,中国经济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这些使中国农村金融问题表现出资金运行流程更复杂,绩效更不容易显现,缺陷更容易放大,是实现制度创新的任务更艰巨的根本原因。

(2)政策性银行难以承担农村政策性金融的重任。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狭窄,业务功能单—地退化成“粮食银行”,政策性金融功能明显不足。

(3)国有商业金融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功能趋于弱化。近几年,国有商业金融机构大收缩了在农村的金融业务,致使大部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单一化、农村金融市场垄断化趋势日益明显。基层金融机构网点不足造成农村资金严重外流。

(4)农村信用社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对于农户的信贷需求而言,这几年农村信用社的供需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农村信用社运行仍然享受政府的隐形担保;所谓民主管理形同虚设;服务内容、方式和手段不适应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于自身财务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农村信用社商业化倾向严重。

四、中国农村金融系统改革的路径选择

进行农村金融系统的改革与研究,应该从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环境适应性以及动态性等特征来展开。这就要求将农村金融监管机制、供给机制、需求机制等联系起来放入一个大系统中进行分析和综合研究。

1、农村金融改革要适应需求主体的地域性和层次性特征

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边远地区,应选择“供给领先”模式发展这些地区的农村金融。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走“需求追随”模式发展道路。而在中部农产品主产区,需要从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出发,有选择地发展多层次的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以满足农户和其他经营主体多层次的资金需求。

2、合理界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边界

我们要合理界定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边界,将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划归农业发展银行,包括其承担的农业开发性贷款等政策性较强的贷款,拓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将其从单纯的“粮食银行”转变为综合型政策性银行。

3、实现农村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和农村金融事业的协调发展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探索建立多元化金融组织机构网络。此外,包括农村信托公司、投资咨询公司、企业财务与家庭理财公司等不同的金融或非金融组织和团体都应得到适度的发展。

4、整合县域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并将其培育成一个多元化的金融市场

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可以实行股份制改造,逐步向农村商业银行方向过渡。中西部地区可以继续发展和完善信用合作制,在吸收新增民间资本充实资本金的情况下,向规范化信用合作社或农村合作银行的方向发展,或实行股份合作制。

(1)加快培育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培育各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创新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要逐步放松利率管制。要特别注意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问题,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合法化。推动农村资金拆借市场的发育,为农村信用社融通资金提供便利。鼓励金融创新、产品创新。

(2)给农村大量存在的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

非正规金融在扩大农村生产经营资金、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提高资本效率,尤其是在促进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对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作用也很明显。

篇9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

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

篇10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篇11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献评论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篇12

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但是在中国的金融领域却蕴藏了巨大的风险隐患，不良资产经过大幅度剥离后依旧居高不下，尽管难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而且已经开始了具体的实施，微观层次上的金融治理结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从目前的实践看，推动转型的创新主体依旧是政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在这背后所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因素，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民营资本乃至民间金融的自发发展使得政府必须主动地推动这一制度转型的进行，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转型具有适应经济发展内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国经济已经紧紧地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也脱离不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那么东亚金融系统真的会向着美英模式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演化吗？也就是当前两种模式的金融系统真的会走向趋同吗？而中国金融制度的转型必须适应这种趋势吗？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如果从金融系统、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对于金融系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即mckinnon，shaw学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结构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开始强调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专着《金融理论中的货币》则提出金融系统对于一个社会能否有效的配置和运用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金融系统的存在是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必要条件；goldsmith(1969)则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国数据来说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出了有关衡量金融发展的主要指标和基本命题，最后的结论是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帕特里克则提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类型：需求追随型和供给领先型，并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转化；mckinnon(1973)、shaw(1973)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很强的正向关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针对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加快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抑制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麦金农—肖的研究框架下，许多论文对于麦金农和肖着作中没有加以详细发挥的命题进行了严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尔（basantk﹒kapur,1976）、唐纳德﹒马西森（mathieson，1980）、马克斯韦尔﹒j﹒弗来（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应用于劳动力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稳定化过程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动态特征，考察了各种金融自由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率的绩效，开始把外贸自由化和外汇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来。从现在的眼光来看，第一代金融发展理论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个良好的金融系统的确需要适当的金融自由化。。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代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增长理论应运而生，其理论架构上侧重于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机构的分析。本斯文加与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与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与卡普尔（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别从提供流动性、信息成本优势、空间分离与有限沟通以及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与约束的角度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布特与萨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与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则对于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过程与存在意义做了深入地探讨。格林伍德与约万诺维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与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与泽尔乌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与津格尔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论与实证上具体研究金融系统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三种促进机制，实证上分别检验了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股票市场和银行相结合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发展与行业成长的关系，以及金融发展与企业的财务融资结构的关系。由此开创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内生金融增长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所探讨的只是稳定状态下的金融系统发展，而对于金融条件发生变化时的金融系统动态变迁路径没有进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结合东亚发展模式与金融系统的实际，又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理论分支——金融约束理论。赫尔曼、默多克和斯蒂格利茨（hellmann,murdock,stiglitz,1997）提出对于东亚金融系统颇具解释力的金融约束理论。该理论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泰勒、范温伯根等（taylor,1983；vanwijnbergen,1983；buffie,1984；lim,1987）提出金融自由化将导致利率上升、生产成本上升和经济产出下降，并肯定了非正式市场在企业融资方面的重要性；丹尼尔和金宏宝（bettyc﹒danielandhong-bumkim,1996）从现金支付经济中金融二元结构的视角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要重视非正式市场的力量。斯蒂格利茨等强调了金融管制体制重构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同于金融抑制（financialrepression）的金融限制（financialrestraint）带来了东亚的繁荣。不过其金融系统的整体设计不够完整，存在诸多盲点：如关于取缔强制存款的政策、外汇管制及汇率干预政策、外资及银行的引进政策等。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金融约束给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再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规避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经济发展。该理论也因为其过于强调银行在金融系统中的作用和操作性不强，而随着东亚经济的沉浮经历了鼎盛到停滞的过程。“东亚奇迹”时，东亚金融系统被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东亚金融危机后则几乎被完全否定。世界银行（2000）认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所导致的金融部门脆弱性是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这主要归因于资本市场的薄弱。并提出发展资本市场的几个先决条件：包括发展基础设施、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等。

金融系统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探讨是这个领域的新进展。根据llsv(1997,1998,2000),他们认为整个金融系统提供的服务如何，金融相关合约的界定是否有效取决于法律体系的状况。指出习惯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小股东的保护，因而有利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而民法起源的国家更注重对信贷者的保护，因而有利于以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的发展；bernardshull（1999）从美国法律起源的角度论证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演变；vladimirpopov（1999）指出俄罗斯将所有权分给企业职工并发放凭证这种私有化的方式适于证券市场发展的性质，实质上指出俄罗斯金融系统的演变是俄罗斯政治改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