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产业融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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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简介：杨宏恩，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后、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从事国际经济研究；孟庆强，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从事国际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51-07

一、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认识

2013年9月3日，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总理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开启双边合作的“钻石十年”的倡议。2014年8月26日，第十三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正式宣布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这意味着自贸区升级版已经从概念走向实践。毋庸置疑，“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经济意义甚至政治意义极为重大的战略，它应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或者说它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

然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相关问题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与深刻研究，对于什么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如何打造真正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甚至打造真正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深远意义等这些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面而准确的回答。基于此，人们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政策层面上，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通过谈判实现的拥有更加优惠和便利政策的自由贸易区”。本文并不否认通过谈判获得更优惠政策的重要性，然而如果更优惠的政策没有被实际利用，那么，再多的更优惠政策也不能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现了升级。近年来，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优惠政策的利用率较低（仅仅在20%左右）[1]。也就是说，即使通过谈判实现了更优惠更便利的政策，在较低的利用率下也不能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真正升级，当然也达不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目标。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是和如何打造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作者以为，所谓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为“市场充分对接、产业深度融合、政策有效协调”的自由贸易区。由此可以看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基本途径是市场对接、产业融合和政策协调，在这其中，产业融合是核心和关键内容。在此需要描述一下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深远意义，同时通过它来强化作者前述的观点。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意义不仅在于强化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更重要的是在长远来看，它是应对美国的TPP等遏制中国战略的手段。也就是说，在美国通过政治利益拉拢东盟国家的时候，中国通过强化同东盟国家经济联系来应对美国[2]。在此意义上，中国要实现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依赖，最好的途径就是产业融合，或者换一个更形象的词就是“产业钳制”。中国只有对东盟国家实现“产业钳制”，才能让东盟国家自觉地深化与中国的合作，才能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

在此认识基础上，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还应该包括许多具体措施，例如加强国家间产业政策的互联互通、建立优势互补的产业链和生产网络、构造多元化的分工“共荣”体系等等[3]，以达到与东盟不同国家的不同产业双向嵌入并在总体上增加产业依赖性的目的。对于这些具体措施，本文会在后面进行更加详细的阐述。

二、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取得的进展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以来，中国与东盟相互开放市场、推动贸易与投资发展，使得双边贸易和双边投资快速增长[4]。经济联系的加强推动了双方以整合产业链为主要内容的产业合作，产业融合的加深增强了双方的经济依赖性。

（一）双边贸易快速增长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签订大幅度降低了双方的关税水平，尤其是2010年1月1日自贸区全面建成后，双方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了零关税。中国对东盟平均关税从9.8%降到0.1%，东盟6个老成员国对中国的平均关税从12.8%降到0.6%。关税水平大幅降低有力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5]。200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不足600亿美元，东盟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为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2012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已突破4000亿美元，10年增长了8倍，年均增长20.9%。2013年，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占东盟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14%，其中东盟向中国的出口总额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2%，东盟向中国进口总额占东盟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16%。目前，中国已经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二）双向投资成绩显著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相互投资越来越活跃。2002年，中国与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为301亿美元，2013年中国-东盟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100亿美元，10年增长了3倍多。2003年起，中国对东盟投资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56.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5.4%；中国共计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2700多家，为当地创造就业量接近16万人。从投资领域来看，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热力、蒸汽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6]。与此同时，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FDI）自2003年以来也逐年递增，2011年和2012年连续两年达到70亿美元以上，较2003年增加了141% 。截至2013年底，东盟对中国投资累计已接近90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第四大外资来源地，东盟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三）金融合作稳步推进

东亚金融危机后，亚洲金融合作已走过了简短而有实质性内容的发展历程。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健全。在金融危机之后，东盟财长机制、亚欧会议财长机制、“10+3”财长机制相继成立，有效推动了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其次，地区监督机制框架基本确立。《马尼拉框架》作为一个区域监督机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地区金融监控，同时《理解条约》的签署也加强了各国间的信息交换和政策协调。再次，区域性危机救助机制效力日趋显现。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议签署《清迈倡议》，同时确立了东亚区域内的危机救助机制，随后几年中又对《清迈倡议》的制度框架、运作机制、运作效率、资金数额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2010年3月，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签约生效，在共同防范金融危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最后，区域债券市场合作初具成效。这主要体现在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IM）和亚洲债券基金（ABF）两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内国家的资金紧张并提高了各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四）产业合作协调机制已取得初步进展

国家间的产业合作与对接是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企业的合作，还需要政府及行业协会的沟通与协调。目前，中国与东盟为了推进双方的产业合作先后成立了一些产业合作协调机制，这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政府间的行业合作协调机制，如中国-东盟合作行业联席会议机制；另一类是行业协会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如中国-东盟制鞋产业合作委员会、中国-东盟咖啡业合作委员会。产业合作协调机制为双方产业合作提供了交流的平台，解决了市场开放后出现的现实问题，切实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行业合作与产业对接。在产业合作协调机制的推动下，中国东盟双方在农业、生物、食品、能源、中医药、遥感、地震、海洋等领域实施了多个合作项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比如，中国-东盟咖啡产业合作委员会根据中国-东盟咖啡业的发展现状提出取消中国东盟进口咖啡关税的建议。事实证明，咖啡关税的取消不但没有削弱中国咖啡业的发展，反而还促进了中国咖啡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因而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从而使得中国咖啡产业受益。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建设以来双边贸易持续增长、投资不断增多，并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格局，但由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缺乏规划性和组织性，致使出口竞争、引资竞争、生产与消费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双边经济合作的深入和自由贸易区功能的升级。

（一）双方产业合作的结构不合理

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双方产业合作存在互补的基础，但目前双方产业合作的结构不合理。第一，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国别集中度较高。在贸易方面，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老成员国，而与新成员国的合作较少。2012年，中国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5国的进口量占中国自东盟进口总量的比重接近92%，向这5国的出口量占中国对东盟总出口量的比重接近95%。国际投资同样存在上述现象。第二，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产业集中度较高。双边贸易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方面。2012年，中国自东盟进口的电子产品（HS85）、机械类产品（HS84）总额分别为359.2亿美元和161.9亿美元，占中国自东盟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5.3%、11.4%；同时出口额分别为536亿美元和373亿美元，占中国向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0.2%和21%。第三，双方的产业合作没有实现优势互补。东盟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丰富，中国能源矿产资源相对贫乏，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双方的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自东盟进口的资源类产品占东盟出口的资源类产品的比重不足10%，且远低于日本自东盟进口的资源类产品。这说明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发挥东盟的资源优势。

（二）出口商品的竞争

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结构高度相似，出口市场高度重叠。尽管中国与东盟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但由于发展阶段同步等原因，中国与东盟每个成员国之间的产业结构均具有相似性，因而中国与单个东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竞争性。东盟老成员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主要在电子、机械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与中国竞争，新成员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主要在服装、玩具、制鞋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与中国竞争。因此，中国重点出口的加工农产品、纺织品、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等也正是东盟国家具有优势的产品。而且，中国与东盟不但出口结构高度相似，在出口市场方面还高度重叠。欧美、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均是中国与东盟的重要的出口市场。2012年，中国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主要经济体的出口总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0.9%，东盟向美国、欧盟和日本三个主要经济体的出口总额占东盟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8.7%。出口结构的高度相似与出口市场的高度重叠，导致中国与东盟在第三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为了保住自己的出口市场份额，各企业之间不得不相互展开激烈的竞争，竞相压低产品价格，使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福利下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竞争增强了东盟国家对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顾虑，这为外部力量干扰东亚区域合作提供了机会。TPP就是一个例子，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加入TPP的一个设想就是可以通过TPP获得更多的美国市场份额。

（三）吸引外资的竞争

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又均处于工业化阶段，都需要通过吸引外商投资弥补资金不足和提高技术水平，因而引进外资都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最重要发展战略。显而易见，中国与东盟在引进外商投资方面不可避免存在竞争[7]。事实上，早期东盟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具有与中国竞争外资的意味，当前与中国共同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同样具有改善其引进外资不利局面的意图。目前中国的投资结构是制造业为主，服务领域投资比重逐渐上升；东盟国家的投资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且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因而，中国与东盟在引进外资的重点领域方面存在明显的重叠：中国的重点吸引外资的领域是电信、保险等服务业；东盟的重点吸引外资的领域是电信、保险、金融、贸易等服务业。引资领域的重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与东盟在吸引外资方面的竞争。这将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增加东盟对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顾虑，让东盟在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时设置更多障碍；其次是引进外资重点领域的重叠会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产业趋同，这将加剧双方贸易方面的竞争；另外，中国与东盟的外资竞争也给外部势力提供机会，美、日、韩、欧盟甚至俄罗斯均设想通过增加在东盟投资，加强与东盟合作作为其在亚洲的重要战略部署。

（四）双方最终消费品市场均主要依赖发达经济体

目前，尽管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规模扩张速度很快，但双边贸易的主要产品主要集中在中间品方面，而最终消费品的比重相对较低，最终消费品出口主要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8]。2012年，中国自东盟的进口商品中消费品的比重仅为5.61%，而原料、资本品和零部件所占的比重为67.61%。从国别来看，中国自越南进口的商品中消费品所占比重最高，已超过20%，从其他东盟国家进口商品的消费品所占比重均低于10%，从菲律宾进口的商品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甚至不足1%。2012年，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商品中消费品的比重为20.09%，而原料、资本品和零部件所占的比重为71.10%。从国别来看，中国向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出口的消费品的所占比重较高，分别为28.78%、28.75和22.56%，向新加坡、泰国和印尼出口的消费品所占比重相对较低，分别为15.26%、16.23%和16.78%。中国与东盟之间商品贸易结构表明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中间品领域，而消费品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这说明中国与东盟在深化合作的同时仍不能摆脱对国际出口市场的依赖，特别是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市场的依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与东盟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欧美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大幅下滑，最终使中国与东盟的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发展放缓。

四、推动中国-东盟双方市场对接和产业融合的建议

如上所述，尽管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促进了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规模及双向投资规模的扩张、行业合作与产业对接，但是目前中国与东盟合作还存在产业合作不合理、出口竞争与吸引外资竞争加剧、生产与消费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均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为了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健康发展与升级，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政府间政策协调

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关键是双方政府产业部门的对接[9]，而双方政府产业部门对接的核心就是协调和制定有利于双方产业合作的政策。对此，双方政府首先要在现有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或健全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政府间产业合作机制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目前可以把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作为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中央级别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同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建立其他的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然后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机制之下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在这方面，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机制可以作为参考范例。其次，在具有政府间产业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双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据现实产业与政策状况对双方产业政策进行沟通、协调、修订与制定，同时共同制定并组织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内的主要产业合作规划，避免产业发展趋同和竞争，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及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产业合作。

（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的作用

行业协会在贸易产生和持续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要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的重要桥梁作用。首先，加强双方行业协会的沟通。中国的行业协会应积极主动地加强和东盟国家行业协会的接触，这可以通过举办行业论坛等方式来进行。比如，针对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商品大量涌入会冲击本国商品的顾虑，中国行业协会应当主动与东盟行业协会沟通，了解双方的异同，找出行业和产品的对接点，合理控制出口增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10]。其次，完善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委员会。比如成立中国-东盟电子产业、机械产业等产业的合作委员会，以化解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竞争。再次，充分发挥双方行业商（协）会的灵活性、桥梁性等优势，通过加强信息交流、举办展览、召开会议、组织企业家相互考察等一系列工作促进产业合作。最后，以行业协会为主要载体培植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作为专业的服务对外贸易企业的企业，它可以弥补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的服务缺位，在自身利益激励下，通过高效率的公司化的服务模式，为外贸企业提供专业的、全面的、针对性的服务[11]。

（三）以互联互通为契机提升中国在东盟产业布局的能力

中国东盟互联互通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双边提供了海陆交通线，这必将成为企业未来投资的重要区域[12]。因此，中国与东盟应在充分分析不同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建设沿交通线的经济走廊，从而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与融合。为此，在中国境内的产业布局，应以加工工业为主；而在东盟国家境内的产业布局，应以采矿业、集约化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电子产业、机械制造业等为主。建设经济走廊的过程，也是产业转移的过程。因此，中国应以此为契机加大对东盟投资，提升中国在东盟国家的产业布局能力。由于东盟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中国应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产业对接模式[13]。具体来说，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东盟国家可以采用扩散对接模式，向这些国家转移已淘汰的产业，例如把低端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越南、柬埔寨等东盟落后国家转移。对于经济发展较发达的国家可以采取连锁对接的模式，向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把中国的竞争优势相对较弱的产业与东盟竞争优势相对较强的产业连锁在一起，以提高中国竞争优势较弱的产业的竞争力。例如，在新加坡的投资应该主要在高新制造业、新能源和现代服务业等行业，在泰国的投资应该主要在汽车零部件等机械制造业及电子产业，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应该主要在电子和清真食品。

（四）以 “两国双区”产业园区模式培育相互衔接的产业链

推动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的最高级形式是实现双方的产业钳制，而“两国双区”模式的产业园区是实现双方产业钳接的有效途径[14]。“两国双区”模式是中国与东盟正在探索的产业合作的新模式，其典型案例是位于中国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和位于马来西亚的马中关丹产业园这两个姊妹园区。这两个产业园区的建设依据中马两国的比较优势，打造优势互补产业链，并逐渐形成贸易结构不同的产业梯次转移体系，最终形成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下面以燕窝为例来说明依据两个产业园区实现产业对接的策略。中国拥有庞大的燕窝需求市场同时拥有先进的食品生产技术，而马来西亚拥有相应的原材料。依据中国与马来西亚各自比较优势，可以考虑把燕窝采购营销中心设在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燕窝采购营销中心的主要业务是毛燕采购和出口分类处理。为了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还应在钦州保税港区设立燕窝保税仓，主要负责毛燕分拣及进口保税，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燕窝食品的生产和加工设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另外，还应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内建立燕窝和食品检测重点实验室与燕窝食品科研中心，以提高产品的质量。通过两个产业园区的合理分工，实现优势互补，打造完整的燕窝食品加工产业链。

（五）通过科技合作提升中国与东盟产业自主升级的能力

在推进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对接与合作的过程中，还应提高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自主升级能力[15]。很显然，如果中国与东盟之间仅是向对方转移各自的落后产业，那么中国与东盟将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并且这种低端产业的流动仍不能解决中国与东盟的出口竞争，并终将在某个适度水平上停止转移。因此，中国与东盟不应只谋求产业转移，而应在产业转移的同时谋求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升级。实现产业升级的途径之一是提升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而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科技成果转移给对方。但对于对方共同提升产业自主升级能力而言，根本的途径是双方进行针对性的以产业共同升级为目的的科技合作。1994年，中国-东盟科技合作联委会正式成立，推进中国和东盟科技合作一直是该机构的重要内容。尽管该机构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距离双方产业升级的要求远远不够。我国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寻求与东盟各国政府的科技合作，通过政策或机制的创新为深化科技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另外，中国应该对东盟中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给予技术援助，以提高其产业自主升级能力。通过这种形式的援助，可以向东盟国家表明：中国追求的不是让东盟国家成为中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消费市场，而是“共存共荣”的命运共同体。

（六）提升中国作为东盟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

中国与东盟的最终消费品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加剧了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竞争和作为整体的脆弱性，不利于中国与东盟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16]。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具备了作为东盟国家消费品最终市场的能力。尽管现阶段中国在东盟最终产品出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与美国和日本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中国进口东盟最终消费品所占东盟出口消费品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日本和美国呈下降趋势。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东盟最终消费品市场的能力，中国应该通过完善国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内收入分配制度来提高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以提高中国作为东盟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让中国经济的发展红利惠及东盟。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还可以使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要成为“东亚的中国”，而不是让东亚成为“中国的东亚”，以消除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的顾虑，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参 考 文 献

[1] 张蕴岭等：《FTA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基于对中国企业的问卷调查》，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

[2] 赵亮、陈淑梅：《我国区域贸易协定的现状、特征及顶层设计探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3] 丁平、周经：《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与挑战》，载《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6期.

[4] 余振、葛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效应：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载《财贸经济》2014年第12期.

[5] 刘亚萍、李丽、石宪莉：《CAFTA地缘优势下的广西与云南旅游竞争力比较研究》，载《商业研究》2014年第12期.

[6] 左宝琪、梁茂林、刘雪娇：《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效应分析》，载《对外经贸》2015年第10期.

[7] 张彦：《经济相互依赖视角下中日与东盟经贸关系比较研究（1990―2011）――基于贸易和FDI的数据分析》，载《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10期.

[8] 赵江林等：《中国崛起与亚洲地区市场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9] 许宁宁：《中国―东盟产业合作现状、趋势及建议》，载《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6期.

[10] 陈琪、周舟、唐棠：《东盟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顾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

[11] 王鑫：《我国外贸商业模式的重要创新――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载《管理学刊》2015年第4期.

[12] 梁颖：《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路径与策略》，载《亚太经济》2014年第1期.

[13] 郭宏宇、竺彩华：《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载《国际经济合作》2014年第8期.

[14] 黄建英：《新的战略支点视角下的中马钦州产业园发展思路研究》，载《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1期.

[15] 胡新天等：《广东―东盟优势产业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载《南方经济》2010年第11期.

篇2

全国绿色食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是指以绿色食品生产为基础，融合绿色食品种植（或养殖）、加工、休闲、消费、旅游于一体，充分展现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及标准化生产模式，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规范，运营良好、效益显著、示范带动性强，经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予以认定公布的绿色食品产业园区。

篇3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篇4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