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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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已连续3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除了经济增速缓慢，全球经济复苏还受到全球协作“反对者”的挑战。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显著抬头，多哈回合谈判何去何从面临重新选择。

针对分歧，G20杭州峰会向外界表明：全球合作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为了重振贸易、刺激世界经济，G20各国应彼此协调，实施结构性改革，并以此为基础达成一项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协议。

此次杭州峰会的会标图案即表征了本届峰会全球协作、破除治理“碎片化”的精神和诉求。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办国，中国会标用20根线条描绘出一个桥形轮廓，同时辅以“G20 2016CHINA”和篆刻隶书“中国”印章。桥梁寓意着G20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之桥、国际社会合作之桥、面向未来的共赢之桥。同时，桥梁线条形似光纤，寓意信息时代的互联互通。图案中G20的“0”体现了各国团结协作的精神。

贸易增长全面战略

在打破全球贸易治理“碎片化”贡献方面，《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其具体内容包括7个方面。

降低贸易成本

G20将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贸易成本并鼓励所有世贸组合成员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根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的测算，TFA全面实施可将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5%，促进贸易发展，帮助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加强贸易投资政策协调

G20保证贸易、投资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并采取促进更加开放、可持续和包容价值链的政策，以鼓励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价值增值。

促进服务贸易

G20成员承诺实施政策以支持开放、透明和竞争市场。这将促进服务提供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服务提供商参与全球价值链，将有助于全球价值链中货物和服务的流动，支持更加有效的生产和贸易，从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增强贸易融资

贸易融资缺口阻碍了贸易和经济增长。贸易融资缺口在最贫困国家尤为明显，尤其是在非洲、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小岛国，这些国家在获取相应知识技能以运用贸易融资工具方面也面临挑战。G20将通过加强贸易融资，支持更多的企业开展国际贸易。

制定贸易景气指数

在贸易增速相关的指标方面，掌握更多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信息对各国都有益。G20有信心“贸易景气指数”将作为贸易的提前预警系统，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提供更实时的贸易发展指标。这将成为G20成员政府调整贸易相关政策的重要工具。

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数字贸易和技术迅速发展引发经济贸易结构的深刻变革，鉴于这种形势，G20成员同意加强电子商务问题的讨论与合作。同时，为了使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获取数字技术，获得更大利益，并帮助其实现包容性贸易增长，G20成员鼓励政府和企业进行对话，找出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研究讨论贸易领域相关政策、标准和模式，并欢迎工商界提出的搭建世界电商平台（eWTP）的倡议。

关注贸易促进发展

G20成员认识到，贸易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贸易和投资可增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支持健全的农业政策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因此，G20将更好地利用贸易促发展。

中国推动“全球化”

尽管质疑“全球化”的呼声被某些政客利用得风生水起，并且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中国政府和G20成员一致认可“贸易对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心作用”。此次G20杭州峰会即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为主题，推动“全球化”在经济增长疲乏下的发展。

篇2

未来世界经济大格局会相对稳定，美国、欧盟、中国“三驾马车”的市场格局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期，但彼此相互关联机制会发生一定变化。美国经济依然处于定海神针地位，总体趋势是稳定上行并会继续巩固高端服务业(金融、会计、评估、咨询、教育等)、高端技术行业(IT、航空、军工、尖端材料等)、全球金融中心和消费中心地位。强势美元和金融监管话语权将成为重要政策选项，财政政策也会继续发挥更积极作用，并由此对世界经济、国际市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欧盟经济虽然面临一系列脱欧的不确定性，但不会是颠覆性的风险，在趋势向稳的大背景下，将会继续保持高端消费品制造优势和高端装备制造业优势，仍然是中高端消费品和大宗商品集散地;贸易保护主义会有所抬头，但欧洲经济已经离不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更不可能离开美国市场;可以预期欧盟经济改革的重点将是着力解决“集中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协调问题。中国经济地位仍有上升空间，但增长动力将由外转内、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产出结构也将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形成错位竟争;由于转型升级将持续5至10年，仍然是全球大宗商品最主要的需求方。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6%-8%区间内横向运行，总体上货币政策将处于守成状态，财政政策将继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篇3

未来，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会是怎样一个地位？有学者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我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如果中国能成为领导者，这无疑是很振奋人心的。但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更好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可能更符合自身实际，也更符合全球治理的要求。在贸易自由化、气候变化治理等方面，中国都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要慎用“领导者”的定位。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分别由美中主导的贸易协定：TPP和RCEP。首先看TPP，美国即将要退出的TPP，其实设计之初不仅是一个区域贸易安排，也是美国借助这个平台制定了新一代的经贸规则，包括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一些措施，从经贸规则角度来看，不得不承认TPP是一个相对高水平的自贸协议。

虽然RCEP从涵盖的总人口来说超过了TPP，但如果从经贸规则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还不能说RCEP是一个高质量的、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安排。像RCEP这样的区域贸易安排，还是要强调成员之间的舒适感，不能让成员感受到压力太大，因为一旦成员压力太大就会导致谈判特别难，而且谈判以后可能还有很多负面的问题。

TPP的搁置是不是一定会转化为RCEP的机遇呢？我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RCEP的吸引力确实会进一步提高，但是16个谈判成员各自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推进RCEP谈判仍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国如果想要更好地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首先要有一些更加符合全球治理演变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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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急速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领域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并越来越严重。就投资领域而言，国际投资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增速超过发达国家，国家投资格局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对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带来冲击，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促进国际投资的功能越来越弱。在国际投资格局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改革传统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构建新型国际投资规则体系成为世界各国的强烈呼声，全球投资治理已逐渐成为当今国际投资事务治理的新方式和构建国际投资秩序的新途径。作为国际投资大国，中国是全球投资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全球投资治理必须拥有中国元素。

一、全球投资治理的概念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后，“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并应用于解决国际间的重大问题。在冷战即将全面终结之际，即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政治家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最早提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几乎与此同时，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首次从学术上提炼和建立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他提出全球治理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强调全球治理是“通过运用控制手段追求具有跨国影响之目标的所有人类活动层面――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正如全球化扩展到经济领域演变成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扩展到经济领域则演变成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一样，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治理体系，是多元多层的治理体系，包括民族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等共同组成的多元治理主体，超国家层次、国家层次、次国家层次等多层治理体系。

全球投资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在投资领域的具体表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全球投资治理是一个新的概念，何为全球投资治理呢？参照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笔者认为，全球投资治理是指各国以非歧视原则为核心原则，以实现国际投资规则化、自由化和公平性为目标，通过协商谈判制定一套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国际投资规则，从而促进国际投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投资治理框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

自19世纪中后期起源至今，国际直接投资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国际直接投资总体规模日益壮大。根据《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全球FDI存量达到25.5万亿美元，2013年全球FDI流出量达到1.411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FDI流量2014年达到1.6万亿美元，2015年1.75万亿美元，2016年增长到1.85万亿美元。

长期以来，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将发展中国家远远的甩在身后，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地位正在稳步提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起步探索、稳步发展、加速发展和高速发展四个阶段。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初具规模，并且呈现出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态势。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直接对外投资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截止201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6604.8亿美元。随着中国对外投资额近几年的迅猛增长，从世界看，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国。从国内看，中国吸收投资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据统计，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吸引外资总量，中国正在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三、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及其评价

国际社会为建立国际投资体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例如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世界银行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和多边担保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然而，当前的国际投资规则覆盖区域小、涉及内容窄，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国际投资领域体制建构明显落后，既没有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监管机构。

双边投资协定（简称BITs）是两国在互惠的基础上签订的旨在鼓励、促进和保护签约国之间投资活动专门性投资条约。双边投资协定（BITs）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促进和保护投资双边协定，也即双边投资协定（BITs）；广义的通常还包括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由于当前缺乏一个综合性全球多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投资管理机制，也是最重要的传统全球投资治理体系。

世界银行多边投资治理框架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成立于1966年，它是根据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议公约》（《华盛公约》）设立的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关于直接投资引发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简称“MIGA”）是1988年基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也称《汉城公约》）成立的、具有完全法人资格的国家组织。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第5个新增成员，其目标是鼓励成员国之间，尤其是向发展中会员国进行生产性投资。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投资治理框架下的是1991年1月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的多边投资协议，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领域所达成的唯一一个全球性、实体性的多边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它首次将服务贸易纳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是第一个关于服务贸易的全球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

总体来看，传统的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以双边投资治理协定为主，双边投资治理协定具有保护投资和促进投资的两大功能。当前，全球性的与投资相关的公约或协定局限于国际投资规则的某一领域，并不是一般性的、全方面地处理投资问题的多边投资协定。当前世界缺乏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综合性的、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

四、全球性新型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构建：中国的参与战略

当前，国际投资规则进入重塑期，世界缺乏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投资规则，这给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挑战和机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与经济实力不符，中国一直受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投资规则约束，国际投资话语权不足。美国等发达国家呈现“进攻”态势，企图利用TPP和TTIP等限制中国的国际投资地位，谋取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从而维护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权益，巩固发达国家国家投资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不应该放弃参与权，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中国有意愿和能力参与重塑国际投资规则。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其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事实上，中国已经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订了BIT，但这些BIT普遍对投资的保护程度和自由化水平不高。自1982年与瑞典签署第一个BIT以来，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与131个国家签订了此类协议，其中与100个国家签署的BIT已经生效。但是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并没有签订BIT，这不利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中美BIT谈判始于2008年6月，因美国对BIT（2004）范本的修订，谈判曾一度搁浅。美国BIT（2012）范本公布后，中美双方重启谈判。2014年，中美双方就备受关注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达成“时间表”，同意争取2014年就BIT文本的核心问题和主要条款达成一致，承诺2015年早期启动负面清单谈判。目前中美BIT谈判已经进入文本谈判阶段。

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谈判内容涉及“国民待遇”、资本自由转移、征收与补偿、国际争端解决等多项核心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不过中美双方已经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进行BIT谈判。为了有效应对中美BIT谈判，中国需要全面改革外资管理体制，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引入我国的外资管理办法，合理处理和监管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问题，还有实现市场的对等开放，中国在海外投资寻求更大的市场开放和更多的投资保护时，也需要给对方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和投资者保护。（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王碧B：《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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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开放 经济 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 发展 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 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 金融 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 历史 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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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达到空前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获得了世界经济和贸易自由化的巨大红利，获得了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实现了长时期的高就业、低通胀，享受着高度富足的生活。发展中国家也有了发展的机会，由于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激增，使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国也大受裨益。

全球化来势凶猛使全球经济版图逐渐改观，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所谓的“新兴经济”的崛起。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向高盈利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解除了发达国家的环境恶化之忧。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膨胀，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同时为追逐低成本高利润也不可避免地将某些蓝领就业机会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切都是市场力量所驱动，本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理由。但工业化发达国家有些政客对全球化可以说是爱恨交加。爱的是那巨大的红利，恨的是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他们的心态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富足了还想更富足，让他们分担一份结构调整的义务，使发展中国家也有发展的机会，那就一百个不愿意。这就是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基本原因。从战略上考虑，他们担心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受到冲击，从而失去主导权。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世界经济多极化是不可阻挡的。七国集团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何谓全球治理说到底就是七国集团共谋对策防止全球化影响工业发达国家富足而悠闲的生活方式。

篇7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

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给链治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给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

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治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治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治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治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治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

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12年，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闻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

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l、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2、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治理和资金档次。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把握参与和治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

竞争更重要。

3、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给链治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4、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治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对此，一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

二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贸易的现代监管制度。这套制度首先是规则化治理，不能随意改变或任意解释；其次是有明确的执

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治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治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

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化监管体系。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又要保证有效监管，就应加强监管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包括监管的电子和网络化改造。目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技术和网络投资过度，投入了巨额资金改造技术和设备，使监管的技术基础设施达到了国际水准，但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效能很低，出现了硬件过度发展，软件严重滞后，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办法，就是从监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电子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投资和改造，并提高监管部门的应用水平和能力，从而形成有形和无形监管相结合的新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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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318-02

1 传统的国际法治理公共健康实践概述

国际关系学者认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治理方式转折点，因为它建立起了一个国际体制，该体制运行了将近三个世纪。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是该体制即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的主体。

原则、不干涉原则和以同意为基础的国际法规则三原则使得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呈现以下特征：（1）国家是唯一的主体；（2）治理事务主要涉及国家之间的诸如外交、战争和贸易这样的国际事务；（3）国际治理并不介入国家的内部事务。

我们可以从世界健康组织公布的《国际健康治理》（以下简称《治理》）里看出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的公共健康治理特征。该《治理》仅是一套国际法规则，世界健康组织成员国有遵守该《治理》的义务。该《治理》承袭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合作治理公共健康的方式方法。它是标准的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该《治理》目标是“确保最大安全，最小限度地影响世界贸易，防止疾病的全球传播”。它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传染性疾病的国际传播上。它规定的措施包括：（1）成员国应该向世界健康组织报告该《治理》中所列举疾病的爆况；（2）成员国应该在口岸和机场保持合适的公共健康潜质。该《治理》实行尽可能小的干涉世界贸易原则，规制成员国间的贸易和旅游限制，防止传染性疾病在成员国之间漫延传播。该《治理》奉行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原则，只解决发生于成员国之间的传染性疾病传播问题。成员国有权自由处理其国内的与传染性疾病有关的任何公共健康治理问题，不受任何其它成员国干涉。该《治理》仅涉及到几种传染性疾病，即瘟疫、霍乱和黄热病。

遗憾的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的运行及实践发展并未建立起把公共健康作为国际治理重点来对待的国际体制。在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中，公共健康的份量极低，得不到重视。成员国将公共健康政策和技术同国内公共健康系统合并起来，成为国内系统的一个部分。《治理》的历史就是见证。《治理》到今天也仍然只处理1851年首次国际公共卫生会议上所确定的几种传染性疾病问题，它远远不能适应现在的国际情势需要。世界健康组织成员国普遍违反《治理》的事实表明：成员国极不重视《治理》规则。许多公共健康专家承认，《治理》未达到其目的，强调了《治理》的突出弊端是国际公共健康的地位极低。

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和治理模式得不到重视的情形促使人们在二战后寻找新的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理念。世界健康组织《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就包含了这种理念思想。《序言》中的核心原则是尊重人的健康权、人类联合的重要性及呼唤矮正正义，以达到健康权和人类联合的目标。《序言》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之间的区别是显著的。前者在很多方面抛弃了后者的一些做法。前者不再以成员国为中心，而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个人权利和全球各民族的联合上。前者明确规定了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和再分配资源的义务，以克服后者的忽略公共健康权而重视国家贸易的弊端和忧虑。后者的不干涉原则也被前者的要求审查政府行为的原则所取代，以体现尊重公民健康权。前者促进了公共健康治理领域垂直方向治理权力的再分配。后者重点关注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影响，奉行平行分配权力的理念和做法。前者寻求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即个人和种族，参加国内和国际公共健康治理活动的权力。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及其一些要求对后者的平行分配权力体制提出了挑战。根据前者，和不干涉原则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前者奉行自然法的基本人权和普遍正义理念，否认后者的国家同意原则。

2 全球公共健康“宪法”治理模式的运行机制及其与以前治理体制的区别

2.1 全球公共健康治理

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以“国际治理”为基础，治理活动由成员国自己或者通过国际组织直接进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兴起的是“全球治理”，而不是传统的“国际治理”。传统的“国际治理”体制虽然也有非政府行为体参与，但是这种参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并未实际上赋诸有效的实践活动。“全球治理”则不同，全球治理体制中的非政府行为体实际参与到各种治理活动中来。非政府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间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参与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间接参与方式，即试图通过影响政府、政府间组织和其它非政府行为体的理念和行为，间接参与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活动。

第二种方式是直接参与方式。非政府间组织与世界组织通过订立官方关系而建立起长期的正式关系。直接参与方式的例子大多见于最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公私合作关系。它改变了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的现状。全球抗御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就在董事会中设有非政府行为体代表，这些代表同政府代表的地位平等，有权直接参与决策制定活动。根据这个世界健康组织提议，非政府行为体可以直接参与到全球治理传染性疾病的事务中来。诸如英特网和电子邮件系统技术的发展也使得这个提议更加具有可行性、便利性和快捷性。

非典期间，“全球治理”模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协调各方的功能和作用。世界健康组织也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动措施。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授权或者行政授权，世界健康组织公开旅游预警和建议。“全球治理”模式赋予了世界健康组织独立处理其成员国事务的权力。这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不能做到的。非典和禽流感之后，非政府行为体和世界健康组织治理公共健康的权力又重新进行了分工。特别是在流行病预测方面突出体现了这个特征。在严重流行病方面，成员国报道和合作的程度和水平是空前的。非政府行为体、政府和世界健康组织的团结一致是空前的、惊人的。并且全球合作治理行动没有任何国际法律规范的授权或者责令这样做，这也是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所未能见到的。

2.2 全球公共健康产品

后冷战时代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模式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和“追求全人类健康目标”模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全球公共健康产品（以下简称GPGH）。全球公共健康产品是以健康为基础的公共产品或者服务，全球都可以得到它的恩惠，它是非掩护性的和非竞争性的。遏制和防止全球危险型传染性疾病以及有关诸如全球传染性疾病预测数据这样的信息产品都属于全球公共健康产品。

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寻求减少贸易和旅游问题的障碍，主要是为了满足那些害怕不发达国家病原体侵入的强国利益。GPGH理念在以下两个方面与威斯特伐亚体制的目标有差异。

第一，GPGH的政策目标远远超过了国和国利益本身。它旨在为国和非政府行为体提供全球服务，不旨在国之间的相互交往和抗御外生型疾病威胁及促进出口贸易。它还承诺不仅要使发达国家受益，还要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受益。

第二，二者的运行方式有区别。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国家制定规则约束政府行为。GPGH则不仅允许政府和政府间组织，也允许非政府行为体参与治理活动。公私合作模式就是这种运行方式的代表。

GPGH模式并未否认威斯特伐利亚治理模式体制中的国家利益理念，而是拓展了后者的国家利益的实质内容。前者不仅包括传统的国家利益理念，更反映了公共健康威胁全球化的理念和全球联合起来抗御这种威胁的理念。于是，国家利益关系就有两种关系，即独立国家之间的平行利益关系和有非政府行为体及国际组织参加的垂直方向治理利益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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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助于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回顾了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指出了现行金融治理体系的缺陷，分析了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对全球金融改革的重大意义，认为全球金融治理框架要适应全球化多极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是要构建“5+1”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即美国、欧元区、中国、日本、英国五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指出“5+1”各方要定期召开会议，加大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力度，及时化解各种潜在风险，有效减轻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负面溢出效应。二是要推动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落实，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程度。三是要改进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完善包括SDR定值和发行方式，扩大SDR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矛盾和危机救助中的使用，扩宽SDR作为计价单位的使用范围。四是要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影响力，使之成为全球多边开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完善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方面，徐洪才认为，全球金融监管的目标是建立全球统一、完整、具有前瞻性的监管体系，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审慎监管框架，也包括微观层面的监管制度，形成以三个层次为主的监管体系：一是知识体系，二是统一的监管框架，三是全球性经管主体的协调机制。

建立与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指出，美国积极主导TPP及TTIP的目的在于重返亚太，主导全球新规则，同时抑制中国的崛起，但TPP的高标准很难转化为全球统一标准，发展中国家尤其难以适应。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继续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体制，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自贸区谈判进程，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进程，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稳妥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进程，支持正在形成的新增长极，加大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业2025、现代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坚持以开放理念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在应对世界经贸新规则的试验推广方面，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卢进勇认为，中国应该在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等自贸区培育国际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治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完善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建立起高标准的环境保护、劳工条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提高措施有效性，加强对债券市场的风险防范

摩根大通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滨通过数理模型分析指出，当前结构性债务问题较为突出，强调了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债券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相较于《巴塞尔协议》等银行业国际标准体系，债券市场上的风险防范机制十分薄弱。为加强债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建设，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首先，要坚持去产能，打破刚性兑付，建立合法、合规、透明的破产清算制度。其次，减少企业税费负担，推行低利率和稳信贷的政策组合。最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市场准入标准，鼓励公平竞争，减少行政干预。

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应习文指出，应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失衡问题，推进全球经济治理。首先，重新审视扩张性需求政策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作用，将推动结构性改革作为长期的政策重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主要来自经济结构失衡，扩张性需求政策仅能在内起到逆周期作用，而真正使全球走出危机还要依靠结构性改革。其次，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在全球化框架下实施反垄断，打击裙带资本主义。最后，要重新考虑教育的作用。提升教育水平，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力收入占比。

创新国际融资模式，打造多层次金融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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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球贸易不仅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羁绊，而且还遭遇着“逆全球化”的频繁袭扰，同时还承受着价值链与供应链断裂的深度考验。正是如此，已经连续五年陷入低谷的世界贸易至今还看不到一丝复活翻盘的希望，并最终有可能滑入倒退的寰场U救濒临险地的全球贸易，必须对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贸易治理模式进行变革与再造，而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切换关口，扮演全球最大贸易国角色的中国更应该彰显出足够的定力以及成熟的智慧与技巧。

看不到希望

唱衰、唱衰、再唱衰；看空、看空、再看空……，贯穿2016年的是国际权威组织对全球贸易连绵不绝的沉重预判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维持着3%以上的增长步伐，但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这起灾难性的经济事件标志着全球贸易二十年迅速扩张周期的结束。2011年至今的全球贸易年均增速只有1.3%，跌至二十五年多以来的最低谷。为此，OECD警告，全球贸易已经罹患重病，甚至可能遭遇“心脏骤停”。

在OECD之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也在名下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贸易降已经降至5年来的新低，而且这一判断结果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证实。在先前将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速预期从3.9%下调至2.8%的基础上，日前WTO在最新的贸易展望报告中又将该指标从2.8%下调至1.7%，并指出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是连续第五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值得注意的，在前后两份报告中，WTO都没有预测全球贸易会出现反弹，如此态度为该组织多年来之罕见。

作为对OECD、WTO报告的跟进与策应，欧洲中央银行在最新推出的官方报告中指出，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世界贸易平均增长速度大致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但是进口增速与全球GDP增速之比在过去五年里停滞不前，并且可能会继续维持现有的水平。报告指出，全球（不包括欧元区，因为欧元区可能更惨）贸易弹性在过去三年中降至0.9，而金融危机前的1995年至2007年为1.8。与WTO 如出一撤，欧洲央行判断，未来几年内全球贸易可能持续疲软。

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进行的动态监测更能揭示全球贸易的最新生态。监测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长出现停滞，而且在2016年的前三季度中，有8个月出现下滑。报告指出，过去12个月，全球贸易量仅增长1.5%，远远低于7%的长期年均增长水平，也低于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从区域来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都陷入低迷，像日本、美国、欧元区、中东欧、南美地区的进出口均出现环比下降。

的确，拉长时间概念不难发现，从1990-2007年，全球国际贸易增长年均速度高达6.9%，而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5年，平均增速也保持了3.1%，然后，受到过去一年世界贸易增长骤然沉降到1.2%的结果影响，全球货物贸易金额（以美元计）猛烈收缩了13%，而且今年萎缩的幅度可能还会更大。盘点过往，如此低迷的全球贸易在先前50年里仅遇到五次，分别是1975年、1982年、1983年、2001年和2009年，但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连续5年低于3%。

被视为世界贸易晴雨表的全球航运业如今的凄惨状况也许更能说明问题。日前，韩国最大的航运公司韩进海运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而韩进海运的破产只是当下航运业困境的冰山一角，作为全球最大的航运巨头马士基也陷入自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困境之中。数据显示，马士基的盈利自2012年以来就持续下跌，去年马士基的净利润仅为7.9亿美元，比上一年暴跌84.27%。而今年上半年，马士基的净利润再度同比暴跌88.04%，仅为3.12亿美元，创下了次贷危机以来最差的业绩。另外，作为中国航运业龙头的中国远洋已经在亏损的道路上“先行一步”，2016年上半年创纪录的亏损了72.09亿元。航运业困境正传导到上游造船企业。作为造船大国的中国首当其冲。在去年超过20家大中型船企宣布破产的基础上，如今又有包括东方重工、正和造船、明德重工、舜天船舶等多家船厂先后申请破产重组或宣告破产。

身陷四面楚歌

是贸易疲软拖累了全球经济增长还是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抑制了世界贸易的增长，这就好比是哲学上的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问题永远无解那样，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二者之间的存在着非常紧密的正相关逻辑，尤其是在全球经济目前陷入低迷甚至萎缩状态下，世界贸易增长很难获得更加有力的能量撑托与支持。

观察发现，今年以来，受制于经济步伐的放缓，美国2016年前7个月的进口总额为15609.99亿美元，同比减少642亿美元；同期出口总额为12710.60亿美元，同比下降4.78%。而且这样的现象发生在美国身上极其罕见。同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前8月进出口各自下滑13%和8.7%，其中出口为连续第11个月负增长；同期欧元区进出口分别下滑4.3%和2%。另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6前9个月中国进出口贸易同比减少6.3%。与此同时，印度和韩国的货物贸易出口双双出现连续21个月的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占比中，贸易已上升到近30%的份额，其停滞与倒退必将成为全球经济脚步前行的沉重包袱。也正是基于此，OECD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1个百分点，分别下调至2.9%和3.2%。

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由于多哈回合推进的停滞，全球不同的经济体都纷纷选择了构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RTA），据世贸组织的数据，截止目前，在WTO备案的各种自贸区协定多达277个，虽然在各自范围内RTA的确促进了区域内生产和供应链整合，但这种“碎片化”的片区贸易模式也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转移，并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除了以上双边与多边RTA之外，还有两个跨区域性自贸协定，即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而且无论是TPP还是TTIP，都表现为非常强烈的的排他性特征，并必然抵消由于区域贸易协定所带来的“额外收益”。

与贸易“碎片化”相并行，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也纷纷抬头作祟。据WTO的统计报告，自金融危机以来，仅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就采取了1583项的贸易限制措施；而按照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全球贸易预警》显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去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每4天推出一项。重要的是，在频繁使用关税与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制裁手段的同时，为了避免贸易报复，不少国家还有意识地将保护主义不断渗透到技术性贸易如法规、标准、政府采购与与合格评定程序等措施之中，无形之中抬高了针对贸易自由化的诸多门槛与成本。

深入研究发现，维系原来世界贸易增长的全球价值链即“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经济关联其实已开始松动，国际产业的分工与格局可能发生了动摇。消费国通过增大财务杠杆进口生产国产品，生产国通过贸易加工能力吸收资源国的原材料，资源国通过原材料变现能力购买生产国的产品，同时后两者为前者提供债务融资需求。这种价值大循环促成了过去30年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但是，目前美欧等发达国家高负债导致杠杆收缩，“重返制造业”战略的启动导致外部需求显著减弱，而作为全球最大生产国，中国的出口结构正从加工贸易品向高端设备与服务升级转型，对初级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进口需求不断减少，其作用于全球贸易增长的创造效应开始趋缓。另外，受制于美元升值与全球“去杠杆”之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纷纷跳至低谷，资源国的进口能力也日渐疲弱。价值链的断裂弱化了全球不同经济体的彼此依赖与互促共荣关系，并形成对世界贸易量的钳制与冲击。

“逆全球化”是笼罩在世界贸易上空的又一大阴影。依托着全球化，过往30年世界贸易以超出GDP增速的两倍前行着，但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均衡分配，80%的发展中国家、80%的中小企业、80%的妇女和年轻人没有参与到全球化之中，自然就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红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之间以及各国贫富悬殊逐步拉大，世界基尼系数达到0.7左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6“危险线”。正是如此，英国民众支持“脱欧”，德国和欧洲国家的成千上万人日前走上街头反对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重要的是，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被政客所利用，为了取得票选资源，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总统候选人都公开主张和倡导贸易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逆全球化”情绪被反复强化，全球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所面临的压力与风险不断加大。

刷新全球治理

应当说全球贸易显著跌宕的背后是世界贸易规则与贸易关系的急剧调整，以及一个国际贸易秩序的再度构建，而在这一调整与重构过程中，全球化的协调治理显然未能跟上步伐，如世界贸易组织的功能日渐式微、多哈回合屡遭波折等等。显然，在坚持回到全球化至少是贸易多边化轨道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全球经济治理尤其是贸易治理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以使国际贸易的制度安排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基于建立一个包容与开放性世界经济生态的总体方向，在承认区域化经济价值的同时，力促其与全球化协调互补和共振是必须强化的重要机制。为此，一方面要尽早实现世贸组织所推动的《服务业协议（PSA）》、《政府采购协议（GPA）》及《环境商品协议（EGA）》的新突破；另一方面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确保其与多边规则一致性，尽快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根据WTO的测算，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可令成员国的贸易成本平均减少14.5%，可使全球商品出口平均每年增加1万亿美元，每年为全球GDP增长率贡献0.5个百分点，并可创造2000万个就业机会。资料显示，目前已有50个成员国完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国内批准程序，如果三分之二以上的WTO成员通过国内核准程序，协定便可生效。

针对经济处于逆周期以及贸易自由化进程因保护主义袭扰而有所变慢的现实，通过投资便利化也许可以获得“弯道超车”的效果，至少可以促进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粘连度，从而增大彼此合作的空间，推动双边贸易的繁荣与升级。从目前来看，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多已老化，需要翻新、更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落后，需要补短板，全球约有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缺口、项目准备不足；与此同时，全球跨国公司尤其是美欧企业集团均持有大量现金，且中国M1（狭义货币）与M2（广义货币）的剪刀差达到了13.9%，中国企业持有约6万亿元人民币的活期存款。这些资金正在等待或寻找投资机会。只要国际社会为资本流动降低门槛与创造更宽松的商业条件，跨国投资定会拉动全球贸易再度进入快道。

修正全球化的传统指导模式已变得时不我待。过去30年中，经济全球化的指导模式是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以“彻底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基本信条的“华盛顿共识”决定的，而事实证明，实行“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改革的绝大部分国家，经济上均遭受重创，并且引发了种种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由于老的全球化模式存在着普惠性和共享性不足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的致命缺陷，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小微企业日益被边缘化。据此，在全球化的“下半场”，必须重点放大全球化生态中资源配置与产品流动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程度，实现财富在不同经济体以及不同阶层利益的均衡分配。这就需要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增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产品标准、市场准入等规程厘定上壮大中小企业的参与权。与此同时，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应当全力支持与帮助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关企业建立起包括计量、标准、认证等在内的全球质量基础设施，拓展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与深度。

还需明确，以互联网技术、智能生产技术为核心的全新技术突破极有可能引致全球贸易技术成本的大规模降低。目前来看，以新技术为核心的跨国公司已然形成，这种新的分工体系推动了原来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强化；全球化的微观组织也由传统跨国公司逐步转变为以平台服务为主的新型跨国公司。为此，有必要创建一个类似马云所说的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e-WTP），借助于这个宽阔平台与国际贸易网络化，全球贸易品的流动与交易将显著拓展，过去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成为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使资源有可能成为可增值的资本。重要的是，全球电子商务平台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其目的在于降低各国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这样就使现行贸易体系下难以参与国际贸易的中小企业能够参与进来，分享全球化红利，实现普惠发展。

中国角色与再定位

从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到跃居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既是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更是贸易全球化的直接推动者。据IMF数据，从2009年至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都在25%以上，而且中国的出口占全球的份额已经上升至13.8%。另从WTO的统计结果看，2016年上半年全球出口贸易量和进口贸易量分别增长0.7%和0.2%，而同期，中国进口贸易量与出口贸易量分别增长3%和0.6%，明显好于全球平均水平。显然，中国在世界贸易大盘中起着“压舱石”的作用。

然而，需要警觉的是，由于在高端领域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互补正在变为交叉甚至重叠，同时低端层面的轻工纺织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更为激烈，中国所承受的双向贸易摩擦与日俱增。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前8个月，中国共遭受来自20个国家（地区）发起的8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103亿美元，案件数量上升49%，涉案金额上升94%。面对这种超乎寻常的压力，中国显然不能简单地屈服和退让，而是要在彰显出高超的协调与应变智慧的同时，继续高扬起自由贸易的大旗，而且还必须充当一个出色的旗手。

篇11

一是支持沿海地区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发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对外开放门户作用，率先对接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的经济区，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

二是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建设贸易强国。促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提高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比重。

三是扩大经济金融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提升利用外资综合质量，完善跨境投资布局。鼓励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境外融资。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

二、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

一是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以及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

二是建立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推动个人境外投资，健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

三是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高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放宽境内机构境外发行债券以及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和交易人民币债券。

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以经济和人文合作为主线，将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发展规划合理对接，建设一个更大范围的国际经贸合作框架，推动国际经济贸易和投资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二是建立健全一带一路双边合作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框架方案，推动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基础、各类基金引导、企业和机构参与的多元化融资模式。

三是加强与国际组织和金融组织机构合作，积极推进亚投行、金砖银行建设，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一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框架。

篇12

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概念。2005年2月23日，IMF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词。他说，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

对照IMF的说法，近代以来共出现过三次全球经济失衡。首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1971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国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向其它国家输出美元，当时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进入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大幅贬值，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占GDP比重维持在零水平上下波动。第二次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一度到达-3%至-4%，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则在此次周期中成为最大的顺差国。“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至90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再次回复到零水平。第三次始于九十年代中期，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和净外债余额攀升，顺差国转移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2007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必须指出，这三次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国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都是主要表现。

二、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有关情况

第一，美国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和庞大的净对外债务余额是本轮失衡的突出特征。当今全球经常账户赤字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其经常账户赤字约占全球赤字总额的3/4。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8026亿美元，与GDP之比为-6.02%，2007年略有下降，但仍然达7180亿美元。同时，美国净对外债务余额也在不断增加，1996-2010年，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从3600 亿美元升至4.3万亿美元，净对外债务余额与GDP之比达30%。

第二，中美贸易失衡是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也持续扩大。按照我国海关统计，2008-2010年我对美顺差分别为1709亿美元、1433亿美元、1812亿美元，比1993年的6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27倍、23倍和29倍，相对2004年的877亿美元也增长了1.9倍、1.6倍和2倍，扩大趋势十分明显。据美方统计，中国自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2008-2010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2680亿美元、2269亿美元和2731亿美元，分别占美国全部对外贸易逆差的33%、45%和43%。

第三，2007年后全球经济失衡出现拐点。主要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在2006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好转。2007-2009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分别为-5.18%、-4.91%和-2.95%。同时，美国贸易逆差从8201亿美元降至5036亿美元，减少40%。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达到峰值，为10.61%，2008-2010年持续下降，分别为9.4%、5.96%和4.99%。贸易顺差从2007-2008年的2643亿美元和2981亿美元下降到2010年的1831亿美元。

三、对全球经济失衡成因的分析

当前，西方学者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三种。一是“储蓄说”，东亚国家储蓄率高而美国储蓄率低，美国利用美元优势向世界无限制借款。美国尤其强调德国和东亚国家的高储蓄大量流入美国，推动股市繁荣，造成美国储蓄率下降和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说”，东亚国家通过压低汇率和资本管制，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美国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欧盟和巴西等指出更强势的人民币汇率对全球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三是“分工说”，经济和外包全球化使工业国家将制造业转移或者外包给成本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扩大了全球贸易不平衡。我们认为，这三种解释都有片面性，认识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多重视角。

1. 储蓄―消费失衡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内在基础。根据“储蓄缺口=经常收支缺口”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外部不平衡是内部不平衡的反映。美国1966-2009年储蓄缺口累计达8.1万亿美元，与同期经常项目逆差基本相等。美国总储蓄不足主要是因为政府储蓄长期为负，目前财政赤字超过11万亿美元；美国居民储蓄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下降，相应地美国居民消费率持续提高，消费信贷超过2.5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东亚经济体消费率普遍偏低，日本比欧美低10个百分点，我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东亚储蓄率高达30-50%，出现了储蓄盈余。综合来看，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是贸易逆差的内因，东亚地区储蓄盈余是顺差的内因。由于市场经济是消费决定生产，“买”决定了“卖”，如果美国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东亚就不会提供相应的产品,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

2. 国际分工格局是推动国际经济失衡的外部条件。近年来国际分工发生新变化，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分工：一是产品内分工或垂直专业化分工，发达国家的制造与服务环节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既导致顺差的国际转移，也增大了贸易失衡规模，大量“中国制造”其实是“东亚制造”、“外资制造”和“加工贸易制造”，2008年我国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顺差分别占顺差总额的130%和65%。二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工。美英的金融与服务业优势与部分国家的制造业优势相结合，世界出现了美英输出金融服务产品、东亚与德国等出口制成品的分工模式，货物贸易逆差大国同时是服务贸易顺差大国。这种国际分工既有互利、自愿的一面，也有不对等、不均衡的一面，发达国家占有绝对优势、位于国际分工高端，发展中国家位于低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下，相当于发达国家主动失衡、发展中国家被动失衡。

3. 国际货币体系是产生国际经济失衡的体制性因素。美国贸易逆差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而不必担忧支付问题，主要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全球贸易的2/3以美元计价，全球累积的外汇储备约2/3是美元，这些美元又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债券，相当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也就是“国际资本流动失衡”。比如，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扣除美国对华投资后，我对美“资本项目逆差”超过1.1万亿美元；同时，美国对外净债务高达4.3万亿美元，占GDP的30%。这样，出现了全球商品流与资本流的“双循环”及“国际环流”：即美国贸易逆差东亚和石油输出国顺差的“商品流”；美国出售各类债券和吸回美元其它国家消化外汇储备和购买美国债券的“资金流”，形成了“美国生产美元、别国生产商品、二者相互交换”的格局，这实际上是“穷帮富”的循环。

4.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也是产生国际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当前的贸易、资本失衡也源于世界总供求不平衡。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结合，世界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发展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需求偏低，世界总需求相对不足。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国家20%人口和最贫穷国家20%人口的收入差距，1960年为30倍，现在扩大为85倍左右。国际缺乏像国内一样的收入调节与再分配机制，即使要求仅占国民总收入（GNI）0.7%的官方发展援助，多数发达国家也到不了位，如美国2008年外援仅268亿美元，不到国民收入的0.2%，只占其国防开支的1/24。贫富差距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不得不倚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消费，使商品、资源、资金和人才都流向美国。

四、对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走势判断

2007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再平衡的积极迹象。但是，由于美元为本位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位于全球经济失衡中心的美国难以真正承担起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责任。原因如下：

1. 美国不可能纠正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经济以“消费导向型”为主要特征，居民消费是美国经济的支柱。2007年，美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是69.8%。金融危机后，投资减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反而进一步上升。2008年达到70.1%，2009年达到71%。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居民储蓄率为5.2-5.8%之间，2010年一季度下降为3.4%，二、三两个季度也不过上升为6.3%和6.4%。美国政府提高储蓄率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一种愿望。消费―储蓄结构的根本性调整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2. 美国不可能改变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服务业占美国国民经济的80%，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美国经济的特殊现象。美国提出所谓“再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贸易翻一番的出口战略，试图改变这种经济结构。但是，美国依靠调整经济结构来恢复增长的努力是十分困难的。其原因在于，美国难以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解决供给来源，而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国内劳动力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也绝非易事，除非美国大幅度放宽移民政策，大量吸收国外劳工。

3. 未来几年美国财政赤字不可能真正削减。削减财政赤字要付出社会成本，如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减少工资和福利，要承受罢工和社会动荡的风险。而这都是美国政府无法承受的调整成本。美国不可能为了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退出刺激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预测，美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在2015年前呈上升趋势。

4. 美国利用美元贬值化解不平衡已成惯性。综合三次全球经济失衡来看，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现在的60多年中，美国贸易账户变化已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

五、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当前，各国围绕全球经济再平衡责任分配、量化指标选定以及推进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的讨论正在推进的过程中。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考虑，我们要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

第一，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参考性指南制定工作。纠正外部失衡需要二十国集团各国共同努力，量化指标的制定要考虑各国所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要强化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要求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过结构改革解决自身在增长就业和贸易失衡方面的问题。科学评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外关联效应，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良好形象的高度出发，主动承担与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