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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工作价值观
工作价值观是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与生涯规划的主要因素,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职业价值观,它更注重自身对工作的期望和工作对自身需要的满足程度,偏重于理论层面,属于职业价值观的上位概念。工作价值观分为内在工作价值观和外在工作价值观,各涵盖7个维度。其中,内在价值观包括:有趣的工作、具挑战性的工作、学习新事物、重大贡献、工作上潜力完全发挥、责任感与自主能力和发挥创造性;外在价值观包括:薪水优厚、工作保障、工作福利、社会地位、与社会接触、家庭时间和休闲时间。
二、中职学生工作价值观教育现状
职业学校对学生开展的工作价值观教育,往往只是学生对于期望中的工作情形的工作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存在着对于薪金、发展空间和工作环境的外在价值观期望过高,片面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同时对于独立性、责任意识、团队合作等内在价值观要求过低的缺陷。它往往从雇员的角度强调每个人的职位都要被尊重、关心,在商业交往中的诚实与道德,每个人的贡献都是有价值的,并应得到应有的尊重的等人本主义观点。或是违反教育规律,片面地强调和企业工作价值观的无缝对接,不能很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就职业教育特性而言,价值观教育在教学内容上还没有突出工作价值观方面的内容;在教学方法上以认知、理解为主,体验、评价和践行不足;在教育途径上仍沿袭课堂教育为主,轻视活动课程和企业实习,价值观教育在文化、专业和实践课程中的渗透并无明确的要求。90后劳动者的工作价值观有了多元的追求,尚未形成先进工业文化理念,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学校在劳动、团队、纪律、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工作价值观教育针对性不够、有效性不足。
三、工作价值观教育在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其中的合理性思想因素及其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它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材料(义利观、德力观、群己观、义生观、德智观),也是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成长和创建所必不可少的资源,更是工作价值观教育的良好素材。语文教学中,应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中积极思想的育人功能,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教学评价等方面作有益探索,以一种内隐、随机的方式实现中职生的工作价值观教育。
1.挖掘教学内容进行工作价值观渗透
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整体上看,其价值取向不一,如儒家崇道德、墨家尚功利、法家重权力、道家推自然等。从体系上看,是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主导、以功利权力为两翼、以自然为补充,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的真善美理想境界。这种多元的价值观表现在哲学范畴上又形成了各色的义利观、德力观、天人观、义生观等。
在语文教学中,可充分挖掘这些内容:如《劝学》中“生非异,善假于物”可延伸为对择业时工作潜力能否完全发挥的思考,即这份工作能否成为个人成长的良好平台;《谏太宗十思疏》中“总此十思,宏兹九德”,可以此探讨作为领导的责任感及创造力;《鸿门宴》中的团队意识、个人在工作中的重大奉献、工作忠诚度;《师说》中的学习新事物、选择挑战性工作、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归园田居》中的与社会接触、个人休闲、薪水优厚;等等。结合现代工业文明,把教学眼光从知识层面延伸到育人层面,挖掘出抽象的书本知识与真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让工作价值观以生活化面貌出现在课堂教学中,避免正面的、生硬的说教,让工作价值观教育与教学内容实现无缝结合,从而实现工作价值观的教学渗透。
2.创新教学方法进行工作价值观渗透
现有中职生主要是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阶段学习成绩不理想者,缺乏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在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技能训练等方面,尤其是文化教育方面。困难明显。
传统文化在中职生学习中更多以诗词或古文形式呈现。在语文教学中,应在充分挖掘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在认知(课堂切入点)、概念(课堂重要点)、情感(课堂关键点)和行动(课堂目标点)四个层面上进行教学方法的调适与创新,综合情境导入、案例教学、头脑风暴、任务驱动、角色扮演、游戏体验、榜样引导等方法,达到“认知有广度、理解有深度、情感有温度、行动有力度”的目标。如《烛之武退秦师》的教学:在认知层面,讲述《迟到的来访者》(迟到三次,气愤地抱怨咨询师不关心自己,因为迟到三次都没有被注意),引导学生对“尊重”有所领悟;在概念层面,通过角色扮演,再现郑王与烛之武对话情境,突出表现文本人物的德力观、群己观;在情感层面,以“你认为谁是解决这场矛盾冲突的关键性人物”为话题,围绕郑王与烛之武,理解“尊重”的工作价值观的内涵;在行动层面,设计一个个人的“尊重”计划,并付诸行动。
3.优化教学评价进行工作价值观渗透
与课堂活动相结合的教学评价方式也是保证工作价值观教育效果的重要环节。作业作为教学评价中的重要一环,在教学实践中略显“虎头蛇尾”,即强调作业的完成结果,却忽视作业的评价方式。
在语文教学中,可以通过丰富作业内容、活化作业形式达到对学生进行工作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教师在教学中突出评价方式的方向盘作用。如《鸿门宴》的教学作业可设计:以课文为基础,以文中人物为连接点,画出项羽失败的关系结构图。通过结构图的制作,让学生明白团队与个人的关系以及环节衔接对于一项工作成败的意义。除了创新作业的内容和形式外,教师评价作业的角度也会对学生工作价值观的养成起到引导作用,在作业批改中可增加对学生工作价值观的关注和评价。如: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千秋情怀”,加强学生工作责任感的培养;结合传统文化中的“群体观念”,加强和谐意识、团队意识、与社会接触等意识的养成;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叛逆精神”, 加强对薪水优厚、工作保障、工作福利、社会地位等的理性思考;结合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情调”,加强进取奉献、工作休闲等现代工作价值观的教育。
当今社会,不同国度、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文化的冲突导致了价值观念的混乱,种种价值观的冲突不仅导致许多传统思想、传统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同时也使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与人的心理环境失去平衡,这给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造成消极影响。
培养一个健全的人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文化价值观教育是引导青少年用正确的文化价值标准来看待文化现象,学会选择正确的信仰,学会过现代文明生活,懂得正确理解生命的价值,学会在生命旅程中体现作为一位现代人真正价值的教育。文化价值观教育的紧迫性与操作性,成为当今多元化社会里教育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论题。
一、问题:当前母语文化价值观教育现状之透视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生命基质,处在多元语境下的母语教育,不仅担负着文化传承与创造的作用,还承担着培养具有本民族行为方式和独立思想精神的人的责任。母语教育在文化传承、培育具有独立思想精神的人的方面之作用及功能是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比拟的。黄曼君教授指出“现在的母语教学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如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共生、互补交融的文化格局。” 所以探讨母语教育进行文化价值观培养的问题具有很高的价值。
母语教育“听、说、读、写”的四个环节,阅读的比重最大、地位最为突出。个性、人格、价值取向,这些人性的因素,也与阅读的关系尤为密切。然而在多元文化互相渗透的今天,青少年的阅读活动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文本转向超文本、由现实生活转向虚拟情境,呈现平庸化、直观化、市场化、功利化特征,如此的阅读活动倾向对中学生文化价值取向的形成造成了不良影响。
1.功利性与世俗化之共生现象
青少年思想观念受到当代文化环境的深度影响,产生传统心理与现代心理的急剧冲突。其文化价值观呈现出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选择阅读作品时,以是否接近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心理作为评判阅读作品的依据,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们价值观的形成,进而使之呈现出世俗化倾向,其具体表现为现实性、世俗化、拒绝崇高的态度。
2.现实交往的冷漠与追星崇拜的狂热之反差
调查发现,网络文化正广泛影响着这一代人,其传播成为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冲突的主要诱因。网络极易导致网络交往的热衷化和现实交往的冷漠化。与现实交往的冷漠相对应的是中学生狂热的追星行为。成长网对1200名中小学教师、家长、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初步建立阶段,都不太稳定,“追星”行为对他们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使他们迷失在虚幻世界与流行文化之中。
面对学生狂热的追星行为、功利性与世俗化共生的文化价值观,教师的指导作用该如何体现?面对汹涌生猛的大众文化阅读所带来的功利性文化价值观,我们不能只在川上叹息,而应该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并寻找到解决之方。
香港学者郑楚雄提出当前香港“母语水平低落,归根究底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问题。”大陆的母语教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课堂乃是我们文化中较广泛的社会问题相互作用的结晶点”,无论我们选择什么角度评析当前教育,评价当前母语教学,归根到底都体现了对人的关爱,都表明了对文明人塑造的忧思。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当前的教育,从人文主义的视野观照和反思母语教学,力主用人文精神来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使之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这是新世纪教育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
二、建构:当代母语教育文化价值观的传统寻根
美国人类学家怀特(L.A.White)指出,一部文明史就是通过文化方式支配自然力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尤其是文学阅读是一种理想的艺术,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是阅读的目的,可以提升人、塑造人、净化人的心灵。顾晓鸣等一批社会学者倡导“阅读文化论”,认为阅读文化的核心是时代精神。我们可以说,阅读是语言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文化的继承,更是文化的再创造。
读书的人是正在成长的学生,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在情感的氛围、艺术的环境中,无论是思想教育的目的,还是掌握工具的目的都更易于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读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读书活动能透过作品观照作品感受文化的浸染、最终达到内在生命本质的升华之目的。
我们通过阅读指导开展母语文化价值观教育首先要关注在多元文化冲突时代,如何处理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引导青少年用正确的文化价值标准来看待文化现象,看待自己的生活、学会选择正确的信仰,懂得正确理解生命的价值,学会在生命旅程中寻找到作为一位现代人的真正价值。
1.于大众文化浸染中观照经典文化
何为经典?经典是指被时间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品。经典文化包含着人类长期思考积淀下的文化精髓,如深刻的人文关怀、理想的审美追求、圣洁的道德规范、丰富的生命体验、积极的人生蓄积等。由于功利化的过分浸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丧失精神力量的支撑,世俗行为的丑陋,势必折射出精神世界的虚无和颓废。作为人文精神载体的经典,正是我们当下社会所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粮。
从目前的母语教学价值取向来看,存在着这一矛盾:一方面,学生时刻受到大众文化的浸染,其影响渗透于他们的言行举止、改变着他们价值取向,学生对它的态度是“我选择,我喜欢”;而另一方面,传统的课程文化观(如教材文化)集中反映了主导文化、精英文化的文化取向(还有少量的民间文化),课程活动也基本拒绝了大众文化的参与。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关键在于教师。这需要教师在文学阅读指导中营造出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在阅读指导中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美学规范,让学生学会选择积极健康的阅读作品,进而使学生在优秀作品的选择中提高辨析力,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
在阅读指导中,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发挥经典文化中的内在精神,以真、善、美的境界陶冶净化人的灵魂,以精神的自由超越物欲的满足,达到人格精神的高扬之目的。不仅使学生在阅读经典中具有人文理想的关怀,还形成超越其商品性的人文精神终极价值尺度。另一方面,在面对大众文化时,阅读指导应具有一种开放的品格,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具有兼容的胸襟,不墨守成规而勇于更新。
2.汲取传统文化精髓与批判精神的养成
中华文化经数千年至今日,襟三江而带五湖,挟百川而归大海,形成伟大的中华文化的主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崇尚道德理性、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关注社会群体的人文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天人合一’精神、重生命活力与合作意识的积极人生观”。传统文化对人格独立精神也十分推崇,这些是我们教育能够加以运用的优良传统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对当前教育实际产生的影响存在正反两方面。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某些因素对教育现实确实产生了消极影响。教师引导学生在阅读中学会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这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价值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阅读指导中提升学生阅读的文化信仰,培养学生的文化价值观,主要依赖学生在阅读实践中所受到的熏陶感染与潜移默化,这是由母语课程的特点决定的。教师应引导学生充分地读书,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注重让学生在读中感悟,同时还让学生将自己读书的感受写下来。在读与写中将教材中的人文内涵吸收从而内化为自己的文化素养。这是培养文化理解力、培养学生正确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有学者认为,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是个人幸福生活的基础。我们通过阅读指导开展正确的母语文化价值观教育,引导受教育者用正确的文化价值标准来看待文化现象,不仅让他们获得一种情感的体验,更促使他们以理性的思维方式对社会、对人生进行重新审视与评判,进而促进他们文化信仰的提升,从而为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的现代人开拓新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卢文荟.语文教育要适应文化多元的新时代:黄曼君教授访谈录.语文教学与研究,2000:4.
[2]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93.
[3]L.A.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许莉,女,广东梅县人,副教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传统母教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编号:11114)
南京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拥有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发现了2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进入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117项,其中包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南京人民的智慧结晶,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一步推进实施文化南京战略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00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发现了2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很多项目已经濒危,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而逐渐远离现代生活,更是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局面。很多的非遗项目,不抢救保护下一步就是消失。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抢救保护传统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的过程中对如何保护非遗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在经过上级领导的支持和专家论证后,筹建非遗馆展出市级的非遗项目,为市级非遗项目做档案建立基因库的思路清晰了起来。2012年6月9日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成为首家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双博馆,是收藏、展示宣传、保护与研究非遗的专门机构。
在筹建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之前,我馆也一直在尝试探索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并取得了一些保护经验。如省级非遗名录项目《绒花制作技艺》,我馆是其保护单位,为了抢救濒危的绒花制作技艺,馆方抢救性的找到并收藏了一批故去老艺人的绒花工艺品,把绒花制作技艺的实物、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实行了建档保存,找到当时的绒花艺人赵树宪,建立工作室,购买原材料及给予生活补助,鼓励其进行绒花制作及创新。为了宣传推广绒花制作技艺,馆方开创了“展演”的模式,把绒花工作室设置在博物馆的展线上,在博物馆的展览平台上推广,鼓励赵树宪创作作品参加交流活动,其作品先后也获得了不少荣誉。
为了传承绒花制作技艺,我馆也想着尝试着开展了“馆员都是传承人”“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和“非遗夏令营”等活动,传承活动的不断开展,使得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对绒花制作产生兴趣,在绒花制作技艺传承方面传承效果显著,涌现出一批后继人才,其徒弟已能够独立制作绒花。
实践出真知,实践能够积累经验也能发现问题。非遗保护是为了非遗更好的发展,我馆在长期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延续的纽带,一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出现断代那么这个非遗项目便面临着灭绝。传承不止,非遗才能生生不息。但是馆内的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却面临着传承人收徒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传承人年龄大创新意识薄弱,生产的产品通常是款式陈旧无新意被现代审美所淘汰,职业前景不明朗。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遗项目是纯手工制作,学徒时间长,生产所费工时长,并且市场狭窄无法作为一种职业赖以维生,无人愿意学徒。这类非遗项目传承下去所面临的困难是:从业难、收徒难、发展难。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它的传承必须经过传承人的口述,或身体示范,或表演,或利用等方式才能得到实现。为了保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仍在继续;传承人的技艺传承能够进行。我馆承担起传承人的培养培训与提升任务。针对非遗传承中存在的传承人问题,制定了专门的传承人培养计划,《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人培养培训与提升》主要工作为:
一、非遗项目和非遗技艺的宣传推广
面对很多非遗项目现在已经远离人们生活的现状,我馆定期举办的非遗技艺主题性活动。
1、《非遗进校园》《非遗夏令营》《民俗节庆传承人展演》在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重阳、五一、国庆馆内开设专区供传承人现场展演非遗技艺。
2、利用我馆的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账号平台,与用户拉近距离,更加方便,即时、有效地与用户交流互动,同时,非遗文化创新产品和研发结果,供用户鉴赏和交流,多角度推动非遗传承的保护工作和创新发展,促进文化衍生产品的销售。通过推广,扩大影响力。
二、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包装
产品研发创新 通过对非遗的进一步研发,洞悉现有的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改进原有产品、创新新品,提高产品的实用性、艺术性、本真性和独创性,推动非遗传承的保护和发展。
1、包装再创新
针对部分既有的产品和新产品,将设计取向与社会、市场取向有机结合,进行包装再设计、包装配套、包装再利用等再创新研发工作。
通过产品包装再创新,更加清晰地传达文化信息,提高产品艺术价值,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表现产品品质、独特出众,表现市场定位和刺激受众者感官,促进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与销售。
一、宏观居民消费波动的“阶段性消费”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居民消费呈现出的特点是“居民不是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所经历的几个消费阶段,可以看出“1980年左右、1988年左右、1994年左右、2004年左右”,这些时期是国内居民消费的高峰期,而在这些时期之间,则表现出显著的居民低消费率、高储蓄率倾向,从而整个的宏观居民消费曲线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消费”集中释放的现象(见图1)。
余永定和李军(2000)把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描述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居民的消费模式”;叶海云(2000)则根据存在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现象,提出了中国居民的“短视消费模型”。沈悦(2001)则进一步测算出我国居民实际消费支出规模存在周期波动现象,其平均的波长为8.10年。但是,这些研究对于“阶段性消费”现象,给出的解释都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大多是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进行讨论,缺乏把居民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人”来展开的微观行为分析。本文下面所进行的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视角,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呈现出的这种“阶段性消费”特征给出具体分析。
二、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
根据余永定和李军(2000)描绘出的中国居民“阶段性消费”模式图,可以把国内居民“阶段性消费”特征概括为两点:(1)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2)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第一点,阶段高峰表现出“居民消费集中释放”,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
“从众消费”行为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现象,是指“消费者接受到他人的产品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的信息后,改变了自己对产品的评价、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努力使得自己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这一消费行为在中国消费者身上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大范围且显著化”,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谦逊、内敛、谦让、低调”。儒家认为“谦逊、内敛”是为人的内在品质,做人的一条基本要求;“谦让、低调”则是外化的待人做事的基本态度;谦是道德之心的把持者,是任何德行的入德之门。而老子的“无为”思想在操作上也体现出鲜明的“内敛”取向,倡导“以谦逊的态度,自守其德,修养自身”。在这样的文化长期熏陶下,中国人的性格普遍有一种潜在的“内敛性”,不喜欢个性的自我张扬,以及行为的超前尝试。
但是,同时中国人最看重的一样东西是“面子”。“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面、命、恩)中最有力量的一个,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最细腻的标准。Yau(1988)提出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中,关系导向方面主要由4个价值构成,而“面子”则是其中首要的一个构成内容。Qian,Razzaque和Keng(2007)认为,中国文化规范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中国文化中突出方面主要包括了:家庭导向、关系、缘分、面子、人情和互惠。根据Li(1999)的研究,中国文化重要的价值主要包括“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长生命与同化”;多做“得面子”的事情,避免“丢面子”事情的发生,维持自己的“面子”成为中国人行为的一个价值取向。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中国人不喜欢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和周围群体。
这样,一方面注重恪守为人“谦逊、内敛”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自己“面子”的维护,在这两方面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影响下,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选择了“中庸”的行为方式,即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既不发生行为的超前尝试,也不让自己的行为落后于大众。根据Hofstede(1993)的研究,“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群体意识较强,重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愿意服从群体的利益和群体规范”。李东进等(2009)也把中国文化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特点总结为:注重面子和群体导向,中国人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和产生归属感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服从群体规范¨儿;并且指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不同道德规范是“群体导向”产生的根源。
于是,以“群体导向”来安排自己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微观个体的消费行为上那就是:个体消费行为的随大流、从众化,很少发生超前消费尝试,也不愿落后于大众消费潮流,形成了鲜明的“从众消费”特征。根据Pool(1998)提出的人们服从群体规范,进行从众消费,有三种动机:准确动机、自身相关动机和他人相关动机。准确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合适的、成功的行为提示;自身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个体采取从众的行为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他人相关动机下进行从众消费是因为他人和他人可能带来的结果(包括奖励和惩罚)。所以,消费者个体的“从众消费”行为最容易发生在购买那些“产品或品牌的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产品身上;当购买的产品是体现一定身份或地位的商品而不是必需品,或者当产品是在公共场合消费而不是在私下消费的时候,参照群体对购买者的影响更大,从众消费行为更为显著。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宏观消费的几个典型高峰期,可以看出每一个消费高峰期的出现正是伴随着在发生整个社会流行的一些消费。诸如:1980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自行车、缝纫机、机械手表)”的添置;1988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老三件”向“新三件(黑白电视机、单门冰箱、双缸洗衣机)”的转变;199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当时全社会正流行家庭高档耐用品(彩电、双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空调、摩托车、电话、录像机、组合音响等)的添置;2004年左右的消费高峰期,整个社会由温饱迈向小康,出现了购房热、购车热、旅游热、电脑热。从罗列的这些购买商品上,可以看出大多数商品正是“社会可见度高、品牌差异可感知度高”的商品,引发了整个社会鲜明的“从众消费”热潮,从而出现了这些典型的宏观消费高峰期。
三、微观行为分析: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
对于“阶段性消费”特征的第二点:阶段周期内呈现出长期的“居民高储蓄倾向、低消费倾向”,可以从微观层面消费者个体的“保守消费”行为来进行分析。所谓“保守消费”是指“居民的当期消费支出常态性的低于其当期的收入水平,在消费支出安排上持有一种保守、谨慎的心态”。这一消费行为也是中国现实市场中消费者个体普遍存在的现象,且有着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根据文化差异理论,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是高语境文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低语境文化,两种不同语境的文化下,在思维方式、社会取向、风险感知和风险承担、责任、冲突等方面都具有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权力差距、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女性化、规避不确定性、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等这5个文化价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着很严重的“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厌恶倾向”,小农经济下人们追求的是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不喜欢追求冒险或者刺激,在观念中重视整体、集体主义,并不注重个性化需要的追求。中国人容易产生对自己现在生活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生活的不安全感,对后代生活的不安全感,从而寻求保障、建立保障的心理特别强烈;而当前国内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制度性缺失加剧了居民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感知压力,促使人们依靠个人的储蓄努力来为自己建立一个长久的保障。
另一方面,以儒、道、墨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道德学说特别强调“节俭”,认为这是人类美德善政的具体表现”。孔子在《论语》中提倡“节用而爱人”明确地把节用爱人作为治国的重要内容;墨家则把“节俭”与“兼爱、非攻”一起视为其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更有无数的格言:如“俭,德之共也”(《左传》)、“俭开福源”(《魏书》)、“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资治通鉴》)等,强调居家节俭,把节俭视为持家的主要标准和生活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