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经济学主要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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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嘉图恶习”及其评价

李嘉图独创性地运用了一般分析体系,这种分析体系基于相对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是演绎推理过程的一个纪念碑。熊彼特把李嘉图这种将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具有独创性,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影响巨大。李嘉图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问题,李嘉图出现问题的地方在于把这种抽象直接应用于现实。

二、回顾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的“三次论战”

经济学方法论是有关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经济学方法论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哲学上的论战,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次: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之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通过论战,经济学方法论不断发展和成熟。

1.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之争。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归纳主义可追溯至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的著作,它把归纳法作为发现规律、建立公理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20世纪出现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的思想来源。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尔萨斯也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经济学中的演绎主义来源于17世纪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笛卡尔,它认为思维的理性至关重要。李嘉图最早抛弃历史描述法,强调抽象演绎法,他把抽象化的理论推理和演绎看做是分解和简化复杂的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力求把复杂的经济活动简化为若干经济变量之间的模型。西尼尔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演绎的科学,是一个从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演绎出的一个体系。

2.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凯恩斯则提出经济学的“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创造性的将“政治经济学艺术”作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一个缓冲器,应用政策经济学即归入此类。

3.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个体主义在经济学中表现为个量分析,而整体主义则对应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个量分析主张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出发理解整体的市场行为,总量分析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是一个整体,整体的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只能从历史的演化中来把握这种特定的联系。

三、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现代经济学主要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数学和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以均衡分析为主要内容和方法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已逐渐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主导思维。在数学媒介即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经济学实现了数理逻辑与经验主义、演绎主义与归纳主义、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的结合。一般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强化了经济学理论的形式逻辑一致性,并导向了经济学的二元化发展(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

1.提出研究的问题。针对特定的经济环境,提出研究的问题及研究这一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

2.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考系。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而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个人选择理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这就是研究现代经济学的平台。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在研究个人选择理论的基础模型中,经济人被假定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的决策就是在给定的价格参数和收入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3.运用分析工具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数学模型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运用数学模型这个分析工具把各主要变量及相互作用机制、方向和作用数量化的基础上,做出其明确的数学表达式。

4.进行数学推导证明并得出结论。进行数学推导也许是现代经济学家最擅长做的一项工作,在一系列假设的前提下(他们力求使这些假设与现实接近或相符),进行繁杂的数学工式方程推导证明并得出结论。

5.实证检验。计量检验是经济学中实证检验的一个主要方法。理论模型为了简化起见,通常把给定的条件尽量简化,在做计量检验时,应该将其他可能影响的因素尽可能地考虑进来,以便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分离出理论模型中所重点考察的因素的影响。

四、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极端化

然而,正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思维的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实证检验和模型构建从而形成了两种主流研究路向。一方面,主流的数理经济学偏重于数理模型方面,形式逻辑似乎越来越严密和一致了,但却因缺乏经验材料的实证而使得理论模型离经验事实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主流的计量经济学偏重于数据统计方面,理论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似乎得到维护,但却因缺乏理论的指导而往往停留在个案或局部材料的经验层面。

五、结语

李嘉图作为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基独创的抽象演绎法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实证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上诸多方法的大融合,它具有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无可比拟的优点,但由于基内在逻辑上的矛盾性,现代经济学家在运用这种方法时将基极端化了,因而这种当前最流行的方法仍饱受诟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必定层出不穷,对经济学的探讨也永远不会停止。

篇2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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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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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论规定着研究的出发点、路径及结论，因而在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论进行考察，对于廓清当前农村经济研究指导思想、技术路线、成效并思考今后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方向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考察

综观我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不难发现实证研究是主流方法。所谓实证研究是指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通过科学归纳，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或规律，然后通过科学的逻辑演绎方法推导出某些结论或规律，再将这些结论或规律拿回到现实中进行检验的方法论思想。体现这种方法论思想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侧重于廓清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而不使用任何价值标准去衡量“是什么”是否可取。

首先，实证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在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主要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状分析、特征分析、模式分析、关系或原因分析、制度变迁分析、行为分析、绩效分析等。另外，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是我国农村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贯传统，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调查分析、调研报告占有相当比重。同时，近些年来，在原来模式分析的基础上，借用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在农村经济研究中逐步引入了案例研究方法，虽然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却昭示了实证研究倾向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其次，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规范研究大都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研究除了实证研究这一主流方法外，也运用了规范研究方法。规范研究是探讨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依据一定的价值判断，给出达到这种价值判断的步骤。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正处在体制和结构转轨时期，对今后的体制、制度及经济运行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设计自然纳入了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范围。但绝大多数规范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规范研究都是对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趋势实证研究成果的进一步理论提炼，从而使规范研究本身带有浓厚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色彩。

二、实证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主流方法的原因分析

（一）理论原因：西方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传统的复归

以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为标志诞生的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实证研究方法论传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以现实世界中大量的经验事实为根据，采用经验描述的方法，探寻事实的本质及各种事实之间的联系，并进而得出也同样属于经验性的结论和规律。尽管古典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也运用抽象演绎的研究方法，试图探寻错综复杂的经济世界各种事实与现象的具有抽象和一般意义的共性本质，但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不能增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反而成了经济学家们建立各自理论体系的根据，最终也未能取得主流地位。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旧古典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论传统。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并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理论，并没有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传统，而是在研究中借用了大量的数学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明显的数量化特征，但同时也使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相去甚远。随着实践的发展以及因新古典综合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而导致的理论“贫乏”，诸多所谓非主流经济学，如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供给学派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经济学分支或学派，虽然理论内容各不相同，但其基本理论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以前经济理论脱离现实的理论假设、研究范式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研究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复归了实证研究的传统。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其实证研究方法传统及其复归，对我国农村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现实原因：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改革仍表现出很大的不彻底性，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改革的滞后及原有制约因素迟迟得不到化解而进展缓慢。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向纵深推进阶段，并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体现在：（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土地制度改革还不深入，尤其是土地市场流转机制和制度还有待于探索和建立；农业经营组织制度还有待于创新和完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科技体制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等等。尤其随着改革的向纵深推进，各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强化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2）“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鼓励并允许对多种改革方式和途径进行探索，从而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一方面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会因对这些新生事物进行不断甄别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3）在改革发展的纵深推进阶段，既要避免改革的负面影响，又要把改革化作发展动力，在改革中谋发展，“鱼和熊掌兼得“，这本身就是极其艰巨的。（4）随着改革发展向纵深推进，所浮现出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竞争等问题日益严重。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解决也增加了改革发展的艰巨性与复杂性。我国广大农村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这种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把探寻改革发展中的“经验事实”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规律作为研究重点，在此背景下，其研究方法必然表现出向实证研究方法的倾斜。

三、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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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6－0015－06

一、问题的提出

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和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是经济学研究中两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且经济学界对这两种研究方法均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对应，是分析经济现象“是怎样”，即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的方法，实证研究的目标被认为是对可以被检验或被驳倒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假设的系统表述；规范研究(Normatlve Research)是指分析经济现象“应该怎样”，即关于价值判断的分析，规范研究致力于对实证研究的应用，其目的就是实际问题，包括对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建议(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相对应，是指运用已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来讨论某一个具体问题，讨论中往往运用了统计分析的方法，也可以视作是对已有理论和模型的检验(钱颖一，2002)；而理论研究则是指理论创新，即在对前人的观点进行吸收与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对新经济现象的解释或对早期经济现象提出更新的解释(杨小凯，1998)。

从我国经济学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我国经济学界也越来越注重用主流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从1993年开始，在我国经济学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既有用计量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也有用各种数理方法进行的理论演绎推理，甚至还有数理的演绎推理加计量的经验实证(杜两省，2002)。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已有理论和模型进行检验，或通过定量研究发现新问题并建立新理论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在通常情况下，我国经济学界将这一研究方法称为“实证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与杨小凯(1998)和钱颖一(2002)所界定的经验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相一致，因而上述“实证研究”似乎命名为“经验研究”更准确。

在此，本文提出并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理论上对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应用中却仍然存在混淆?本文以科学哲学对现代经济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

二、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

科学哲学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对科学及其演化过程中最基本问题所作的系统的哲学思考。20世纪是西方科学哲学迅速发展和成熟的时期，它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经历了实证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库恩的“范式”，以及以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钟群英，2003)。这些哲学思想的发展对现代经济学思想和研究方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厘清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将有助于分析其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以及对本文所提出问题的解决。

(一)早期的科学哲学理论

1.亚里士多德的归纳一演绎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研究应由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他主张，科学家应该从要解释的现象中归纳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包含这些原理的前提中，演绎出关于现象的陈述。科学研究从有关事件发生或某些性质同时存在的知识开始，只有当关于这些事件或性质的陈述从解释性原理被演绎出来时，科学解释才得以完成(约翰・洛西，1982)。

2.牛顿的公理方法

牛顿认为，尽管从试验和观察出发的归纳论证并不能证明一般性的结论，但它依然是事物的本性所容许的论证方法。他一贯强调，通过综合演绎出的推断需要用试验确认，并强调演绎出的推断要超出原来归纳证据的价值。

(二)归纳主义与科学的假说－演绎观

1.约翰・司徒尔特・穆勒的归纳主义

归纳主义是关于发现的前后关系和证明的前后关系的理论。关于发现的前后关系，归纳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是从观察和试验作出归纳概括的问题。关于证明的前后关系，归纳主义则认为，一个科学定律或理论仅当有利于它的证据时，才被证明是正确的。

穆勒勾画出了三阶段的演绎法：(1)提出一组定律；(2)从这些定律的特定组合中演绎出组合结果的陈述；(3)证实。穆勒认为，每个定律都是从单独起作用的有关原因的研究中归纳出来，但是，也允许使用不是从现象归纳出来的假说。假说是科学家在归纳各个定律行不通时可以接受的关于原因的推测。

穆勒认为，如果假说的演绎推断与观察一致，则假说的使用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穆勒对假说的完全证实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他要求一个已证实的假说，不仅它的演绎推断要与观察相一致，而且没有别的假说蕴涵那些应予以解释的事实。穆勒坚决主张，假说的完全证实要求排除所有可能存在的其他假说(约翰・洛西，1982)。

2.杰文斯的假说－演绎观

杰文斯认为，证明一个假说，人们必须做两件事情：一是必须证明它与其他一些得到充分确证的定律没有矛盾；二是必须证明它的一些推断与所观察到的相一致。但是，要证明一个假说具有与所观察到的一致的推断，必须利用演绎论证(约翰-洛西，1982)。

(三)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创始人孔德认为，实证一词有“实在”、“有用”、“确实”、“精确”等意思。所以，他认为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根据，以可以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和知识为内容，排斥了他所认为的虚妄、无用、不精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进而建立以近代实验科学为依据的一种“科学的哲学”，即实证哲学。所谓实在、有用等的实证知识，指的是关于现象范围之内的知识。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事实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与基础，因而一切科学知识就必须局限在经验的范围之内，不能超出经验之外。否则，知识既失去了根据，又没有可能(朱成全，2005)。

在古典实证主义发展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物理学家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他提出了一种理论的“虚构家”观点。科学的理论是有用的记忆法，但科学的进步只是发生在这种有用的虚构被只包含观察

条件的陈述所取代时。尽管孔德和马赫对经济学家的著述有一些影响，但他们主要影响了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即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思想。

1.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主要原则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赫伯特・费格尔(Herbert Feid)、库尔特・古德尔(Kun Godd)、汉斯・哈恩(Hans Hahn)、奥托・诺拉斯(Ottn Neurath)、弗里德里希・魏斯曼(Ffiedfich Waismann)、鲁道夫・卡纳普(Rudoff Carnap)以及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所创建。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激进的经验主义哲学实证，它标志着哲学探索的一个新开端。从此以后，全部哲学分析的目标不过是实证的、经验的、科学的知识所要求的逻辑分析，即符号的、逻辑的实证主义(刘大椿，2006)。

逻辑实证主义者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规定知识的构成，他们的办法是分析判断的逻辑形式。只有分析的(如概念)或综合的(可验证的判断)判断才富有认识上的意义。所有其他的判断都缺乏认识的意义：他们是意义贫乏、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为了实施他们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者需要有认识意义的客观标准，从无意义的判断中区分综合判断。一个早期的结论是可验证原理：只有在可验证的情况下，一个判断才具有意义。

2.逻辑经验主义

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 Empiricism)一方面像实证主义那样强调经验证实，另一方面又像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那样强调逻辑和语义分析。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复杂命题可以还原为简单命题的逻辑函数，而简单命题的真假需要经验证实。简单命题是由词组成的，一个词的意义是通过实指定义由经验确定的。

除了强调逻辑和语义分析，逻辑经验主义和马赫以及马赫以前的旧实证主义还存在其他的不同。旧实证主义允许用以证实的经验是个人的，而逻辑经验主义要求用以证实的经验是公认的。旧实证主义认为物理学中原子、能量等概念仅仅是假设，为的是经济地把许多感觉经验或要素联系起来；而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原子、能量等真实地存在，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经验证实。旧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是错的，而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哲学的任务就是澄清语言用法，从而排除无意义的命题。

逻辑经验主义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是通过语言来陈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假如语言或者构成语句的词语的自身含义不清甚至混乱，那么我们怎么能期望得到有意义的结论?如果我们用以争论的词，如“物质”、“颜色”，不是按照公认的方式定义的，那么，我们怎么能期望争论会得出一致的结论?所以，厘清语言或词的公认定义或字面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人物施利克在《意义和证实》一文中写到：“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全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洪谦，1982)。

(四)证伪主义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实证主义在科学哲学领域内的影响大大降低，而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逐渐受到了学者的重视。

证伪主义是由奥地利籍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创立，后经匈牙利籍英国著名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波普尔看来，他的证伪主义哲学就是认识论。波普尔和拉卡托斯都曾任伦敦经济学院教授，他们所创立的证伪主义，通过教学和著作，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验证伪原则是证伪主义的核心，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编造。对于这种编造的东西，当然要采取证伪、反驳的方法(马涛，吴桂英，2006)。科学的理论或命题不能被经验证实，而只能被经验证伪。波普尔所采用的证伪的逻辑方法是演绎法，或称演绎检验法、试错法、批判法。波普尔的演绎方法论包含两个环节：一个是猜测、假设、猜想；另一个是反驳、批判、证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将他的证伪主义方法称作“试错法”、“批判法”，并明确地指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是他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衡量一种陈述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是一个“分界问题”，而“可证伪性标准就是解决这个划分界线问题的一种办法，因为他说那些陈述或者陈述系统要够得上科学，就必须同可能的观察或想象得到的观察发生矛盾才行”。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的特点是，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看作是推测、假设性的，因而科学也就只能在被证伪中前进。在他看来，就是观察和实验也只是证伪的一种手段而已，可以看作是对理论的批判性讨论或尝试性反驳。

(五)库恩的“范式”

对于证伪主义者所提出的“科学家要勇敢面对带有验证结果的个别理论，如果发生冲突就抛弃理论”的观点，库恩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正如以往反复强调的，没有哪种理论能解决在某一给定时间内所面对的所有问题。而且已经取得的解决方式也常常是不完满的。相反，在任何时候，正是现存理论一致性的不完善和不完美才解释了作为常规科学性特征的许多困惑。如果任何及每一次关于一致性的失败都是理论被抛弃的理由，那么所有的理论都应该被抛弃”(马克・布劳格，2002)。

库恩认为，理论、证据与涉及如何对明显的证伪做出反应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是由学科的范式所决定的。他提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处于一定的范式之中，而任何范式的形成和摒弃都决定于科学共同体的集体信念。波普尔的“经验证伪原则”仅注重理性分析，忽略了社会、历史和人的心理因素在科学划界中的作用。理论的检验和划界的过程，实质上是科学共同体面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和范式进行选择的过程。因此，他认为“证伪主义”理论存在严重的不足。

库恩这里所提出的“范式”，是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人们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库恩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范式”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的哲学方法，对该门科学的历史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体(科学共同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具有一致的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认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立的和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

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被忽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作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

(六)历史主义

历史学派抛弃了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抽象的、形式化的方法论准则和理论评价标准，引入了历史分析、时间因素、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强调案例和史实研究，强调新旧理论与经验之间复杂的多边关系和经验证据的相对性，强调科学家本人的心理因素、不确定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通过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分析，可以得出：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一演绎法、牛顿的公理方法、科学的假说一演绎观、归纳主义和实证主义，一直到证伪主义，归纳－演绎法一直是哲学家们所认为的人类进行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程序，只是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哲学家们对归纳一演绎法不断提出了新的认识，并在其完善的过程中提出了上述科学哲学观。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研究从经验观察开始上升为解释性原理，然后再从包含这些解释性原理的前提中，演绎出关于现象的陈述。牛顿则更进一步提出，通过演绎得出的推断，需要试验加以确证。穆勒的归纳主义则要求假说应从现象归纳得出，且只有假说的演绎推断与观察一致时，假说才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实证主义则倡导科学理论的公理化，它要求从公理出发来演绎推导出理论中的全部陈述，或从基本概念出发来逐步推导出所有概念，这就是所谓符号的、逻辑的实证主义。与此同时，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要求从理论外部来检验理论的优劣和可接受性。而证伪主义则更进一步提出，任何理论只有具备了“可证伪性”，该理论才获得了科学的资格。

三、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一)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理论构成的影响表现为科学理论的公理化。理论公理化要求从公理出发来演绎推导出理论中的全部陈述，或从基本概念出发来逐步推导出所有概念。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要求从理论外部来检验理论的优劣和可接受性，它要求对构成理论的前提和理论的推论结果进行经验检验(张高荣，2007)。

自从1938年哈奇森把实证主义引入到经济学方法中之后，人们开始用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来解说经济学的方法论框架和基本结构。逻辑实证主义的引入，使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采用实证化、数量化和形式化的研究方法。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二是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朱成全，2001)。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要求理论的公理化，而数量经济学把各种经济事务的数量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数学推理代替文字分析，完全以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来构建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数理经济学利用数学符号来叙述自己的问题，而借助已知的数学定理来进行经济学理论建立和推导。由于数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符合逻辑实证主义对理论构建要求，因此，它在20世纪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要求从理论外部来检验该理论的优劣和可接受性，因此，经济学迫切需要一种可以用于检验经济理论的技术。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在对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描述总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前提条件下，对它的检验判断不能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方法进行，而只能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资料对理论所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相关的回归分析。实证原则对经济学的可检验性要求，就使得一种经济理论的评价总是围绕着经济计量学的检验结果进行，从而促进了经济计量学的发展。

(二)证伪主义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最早运用波普尔的方法论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先验主义方法论，非常重视对经济理论的逻辑结构分析。在1938年他出版发表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一书中，首次把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引入到经济学。他认为，任何经济学要想取得科学的资格，都必须经受经验检验(傅耀，2002)。㈣“可检验的”一般是经济理论的假定，而不是经济理论的预见，而对所有的假定都要根据从感性观察所得到的资料一一加以检验。哈奇森认为，要获得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无论是同义反复命题还是经验命题，都必须接受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以检验的陈述来表达。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经验科学，其自身有不少缺陷，经济学的前提和基本假设是同义反复。

为了保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哈奇森要求所有的命题在经验上是可以证伪的。他特别强调了经验研究(Empifiel Research)在经济学中的突出作用，这表现在：(1)他把法则定义为经验的概括，且把它当作是“科学所要发现的主要对象”；(2)他把经验规律看作是预测的基础，且是纯理论能够应用于现实的前提；(3)希望获得科学地位的经济学命题必须至少在可以想象的程度上，经受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检验。哈奇森认为，只有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才能规定经济学命题的科学性(朱成全，2001)。

(三)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影响一――经济学的数学化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大量地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理论研究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

经验研究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有三个方面优势：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而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经验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可以把经验研究的分析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钱颖一，2002)。

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

四、结论

从亚里士多德的归纳一演绎法、牛顿的公理方法、科学的假说一演绎观、归纳主义和实证主义，一直到证伪主义，这些科学哲学理论均要求通过经验观察对理论或结论进行经验验证或证实。而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史中，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对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实证主义所要求的科学理论公理化，导致“新古典经济学”中大量借助数学工具来建立理论模型，并利用数学中的公理和定理来对经济模型进行推导。而实证主义所倡导的从外部对理论进行经验验证或证伪，则推动了经济学大量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对理论进行检验。所以，利用经验观察对现有理论或结论进行经验验证或证实的“经验研究”方法，至少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存在，只是当科学哲学发展至实证主义时，经济学受该理论的影响在研究中大量地使用了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这一方面促进了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也导致经济计量学在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篇6

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这两大理论的基础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具有意义的是方法论哲学基础以及广泛应用于研究中的经济学理论。

对于规范会计理论来说：第一，方法论基础，规范会计理论产生的“温床”就是规范经济学。在规范经济学中，以政策行动为中心，对其福利后果进行推理，保证研究过程中的内在逻辑性是它的主导思想，这一主导思想的基础比较多样化。规范会计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以下几个特征：将价值作为判断的基础，它以评价标准来作为进行研究的对象或者是进行讨论的基础，然后又利用这种标准分析现象；研究内容缺乏客观性、重复性。第二，经济学基础，规范会计理论的经济学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激进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以及规范性思想。

对于实证会计理论来说：第一，方法论基础。实证会计是由简森与瓦茨等人提出的，他们以证伪主义作为主导思想。这种会计理论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以下三个特征：价值中立，在进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将个人价值判断排除，通过经验数据来证伪某一个假说。在这种思想下形成的会计理论在内容上是经验的而不是价值的；保证可证伪性，在实证会计的研究初期，最基本的精神是证伪或者是“试错法”；具有客观性的同时还具有可重复性。第二，经济学和财务基础。在早期，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有效的资本市场假设以及资本资产的计价模式等等；从70年代开始，它的研究对象变成选择会计政策，主要的理论基础是：管制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非零值契约成本等。

二、规范会计理论的基本思想

规范会计理论主要是指从会计活动的一系列规则中找到好的会计实务以及概括理论概念，它是运用演绎法、归纳法这两种规范性方法形成的。我们可以将规范会计理论分成很多种类型，下面是其主流理论、基本思想。

（一）会计学理论具有规范性

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由人创造出的信息系统，不像一个客观世界。它的主要特征是会计环境会随着经济因素以及政治因素不断发生变化。会计理论的研究不具有科学研究的纯粹性，它只能通过与法律一样的规范的科学法则来建立。所以说会计学是具有规范性的学科。

（二）会计理论的内涵

会计理论不仅仅涉及到“什么是会计”同时也包含着价值判断，主要诠释了“会计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理论的研究应该将既定目标、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对会计活动提出一些具体的标准，用这些标准对会计实务进行指导、评价。同时也可以将这些标准用作分析会计问题的准则，以更好地处理会计问题。财务会计的概念结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会计目标、财务报表、会计信息等，主要用以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对会计理论的科学性进行判断的标准

我们没有必要将会计理论与会计活动在事实和现象上对应起来。虽然会计理论中理性思维的部分远离经验、不具有可证伪性，但是它以经验为基础，并且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之后的产物，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会计理论也是有科学性可言的。

三、实证会计理论的基本思想

（一）实证性的理论性质

会计研究以会计客观世界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一客观对象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为它是建立在偶然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之上，会计环境中存在着很多非决定论的因素，所以会计理论研究要以纯粹的科学研究方式来进行，同时应该以实证科学为基准来确立会计理论法则。所以说会计学是一种实证性的学科。

（二）会计理论的内涵

因为价值判断中有个人的偏见以及一些感性的主观因素，缺乏客观性、科学性，所以会计理论应该排除价值判断的成份。会计理论应该将会计世界的客观规律阐述出来，而不是单纯地描述“会计是什么”。也可以说，会计理论研究要以会计事实和会计现象作为出发点，并对会计事实和现象的存在做出正确解释，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科学合理地预测。对会计政策进行选择是会计理论内涵的主要内容。在实证会计理论中，最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就是对理论进行检验的环节，这种检验主要有两种：会计的选择检验以及股票的价格检验。

（三）对会计理论的科学性进行判断

对理论进行的研究只能在经验的世界中。科学的会计理论一定要有可证伪性，其建立的基础一定是经验。以目标等概念作为出发点而进行逻辑推理之后的得出的会计理论缺乏可证伪性，我们无法对它进行检验，所以这样的理论不具有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每一个科学理论都经过了漫长的形成过程，同时都有自己存在的理论以及社会基础。不管两个理论会不会被批驳，但是只要有一个理论能够获得经验事实的证实，它与另一个相比就是最好的。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规范会计理论与实证会计理论有各自的优势与缺点，在会计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不能偏废其一，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应用。这种结合主要可以分为阶段上的结合和层次上的结合。

篇7

1.1.1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19世纪中叶，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中流砥柱。从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不依赖于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的研究方法也属于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曾经对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

1.1.2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测与反驳》等著作中，其理论思想是：第一，理论并不来源于经验材料和观察事实，通过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即科学的理论和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则只能被经验证伪（“证伪原则”）。第二，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的猜测，各种猜测或理论相互竞争，新理论经受经验的检验而得到暂时的确认，终被证伪，之后科学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使理论不断接近真理。第三，科学的方法是猜测与反驳，即不断尝试与清除错误，科学的本章就是其可证伪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提出不久就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1.1.3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历史主义）。库恩继承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认为，科学史的特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原状，在此期间某种说法居于统治地位。当居统治地位的学说被另一种居统治地位的学说取代时，旧时期宣告结束，于是转入一个短期稳定的新时期。

1.1.4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批判、补充和修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强调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这个理论被称为“精致证伪主义”。

1.2经济学方法论演进对财务学的启示。我国对经济学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方法论的研究上更是如此。由于经济学与财务学的理论渊源，提高经济学方法论认识水平，对促进财务学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2.1注重对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中，许多原来属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被引入和借鉴。而一定的理论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下得出的，一种理论及其方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们不应该只吸收理论而一概摒弃其方法论。

1.2.2合理选择和搭配使用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析方法。从方法论的具体层次上说，传统上我国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重规范分析，轻实证分析的弊端，今后应当注重两方面均衡发展，使方法论结构进一步优化。

正如张五常所说的：“经济学主要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的行为现象，它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精确推测，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要以理论解释事实，要有抽象的存在，如果推测能力强，问题的局限条件清楚，就会有结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是行不通的。”

2.管理学研究方法论与财务学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的统一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的统一的基础上的。从管理学研究的实践看，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划分成三大部分，其一是以物为中心，旨在提高物质资源利用管理效率的研究；其二是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第三是以组织为中心，旨在促使组织内外环境和谐发展的研究。三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属性，难以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分析是造成管理学研究过程中没有形成统一方法论的主要原因。

由于财务学本质上具有管理学属性，因而管理学研究方法论就从根本上构成了财务学的方法论基础。

22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定量的研究为主，采用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进行研究是合适的。

2.2在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研究过程中会受彼此影响的、并且受某种共同文化影响的人组成。认识社会行动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艰巨的任务。简单地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的外部行为，无法解释人们意识到的各种现实。应该从感性资料的外部标志去认识他人内心世界。

在该类研究的过程中，多采用深入调研、比较研究与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对“客观精神”的分析和理解上的，其本身也保证了理论来源的客观基础。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采用历史个体主义，通过“理解”去进行管理学研究的同时，必须牢记“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者只有在摒弃个人偏好和先验观点的基础上，对现有材料加以分类分现汇总，才可能得出具有客观性的结论。

2.3在第三类以组织为中心，对组织和环境如何和谐进行研究的主题中，群体的行为以及群体之间的互动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同个人不同，虽然群体是由个人组成，但群体的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组织的目标、制度、文化传统、激励惩罚措施等在个体到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深刻的约束和影响。个体的理性选择往往导致群体行为的非理性化。

从社会学、历史学研究领域借鉴过来的“历史比较方法”在针对组织为中心的管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常认为历史比较方法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分析异同，探索社会发展现象的一般客观可能性或特殊性的一种史学分析方法。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揭示和认识各种组织现象的历史成因及组织中的各个群体、群体关系、组织与外部组织的关系等发展中的共性以及各自的特殊性。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使各个组织间、组织群体间的了解和理解，从而为组织间和谐发展提供基础。

3.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现实分析

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财务学研究方法较多地受实用主义影响，信仰存在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就是真理；而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唯物主义，遵循的认识论。西方财务学界受实用主义影响，早期更注重应用理论的研究；我国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更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习惯从财务学本质、财务学职能、财务学对象、财务学目标等基本概念及基本问题开始起步。

3.2财务学研究的外在环境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自1990年12月17日飞乐股份等8家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首次上市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上市交易的公司至今也只有1000多家。特别是有关资本市场的法规建设正在逐步完善，许多法规本身还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中包装上市、财务学作假等案件时有发生，相当一部分投资者缺乏理性，市场融资功能不足，缺乏足够的资源配置引导能力，等等。这就使以资本市场为内容的财务学理论研究缺乏良好的外在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所以，尽管近年来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关于资本市场的数据库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权威的版本，许多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只能自行收集。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实证研究”，一方面使研究者本身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资料收集这一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中存在着财务信息失真等问题，也难以保证研究资料特别是数据本身的准确性，进而影响这些研究结论的验证质量。

3.3我国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时间上远远短于西方财务学界。

一国财务学(包含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美国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持股公司的组织形式算起，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英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形成于17世纪末，即使从1802年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始，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已近两百年。相应地，西方国家进行实证财务学研究已有近30年时间，而我国在这方面工作起步的时间还相当短。从这一方面分析，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处于规范财务学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是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4.现阶段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我们现阶段如何进行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呢？目前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认为财务学理论的规范研究带有研究者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没有事实判断的数据和模型，缺乏科学性，应当迅速向实证研究过渡。本文以下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4.1关于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仍占主导地位问题。原因如下：

4.1.1财务学研究方法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具体说来，规范研究并不排斥实证研究，因为规范研究的结论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实证研究也不排斥规范研究，实证研究需要规范研究的结论为基础和前提。那种只能采用单一方法进行财务学理论研究的主张是有失偏颇的。

4.1.2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且，这项工作需要财务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作为优先完成的工作来做。我国现阶段的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为财务学改革服务，为实践服务。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是各单位正确贯彻执行国家财务学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强化单位内部管理、保证财务工作规范有序进行的重要措施。建立健全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即使就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而言，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规范研究仍应占据主导地位。

4.1.3财务学研究是为了在财务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其研究结论要能解决财务学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财务学实践所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广大财务工作者结合我国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总结各单位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见解和措施。研究这些问题时，应当更多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同时，注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现阶段国情和实际出发，并兼顾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背景。

4.2关于实证研究中注重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的问题。评判一项研究的优劣，主要有三个标准：是否新颖？是否有意义？是否严密?判断是否新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问题是以前没有回答的；第二，研究方法是新的；第三，样本或数据资料是新的。判定是否有意义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能为政策制定服务；二是能为财务实践服务；三是能为其他研究服务。判定是否严密可以从内在的严密性和外在的普遍性两方面加以分析。通常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对照这些标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已经发表的以统计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有关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的质量还难以令人满意。原因主要在于：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处在逐步形成时期，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相关法规尚不健全，许多数据的可比性不强，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实证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较为缺乏，运用“垃圾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文结论很可能也是“垃圾”。为实证而实证的论文对财务理论的创新并无多少作用。实证研究中的实地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应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那种以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应当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发展而逐步成熟。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研究过程中，在坚持规范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注意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和有机结合，重视采用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我国财务实际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美］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2000

［2］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战，2002（4）

［3］傅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逻辑与评述，华南金融研究，2002（6）

［4］吴水澎.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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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经济学相关概念的使用比例非常高(50%),经济学成为解释会计现象的一种工具,或是用会计数据来验证经济理论的一种手段。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会计学的重要作用。科斯(1990)认为,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部分,在经济研究中,应很好地利用会计数据,因为会计数据能够让经济理论定量化,所以经济学家应学习会计学,理解会计数字的含义。国内管理会计学者除了对纯会计理论进行探讨外,也做了很多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会计理论研究中所应用的经济学理论几乎都是经济学,尤为著名的是“过程的控制与观念的总结”。这一时期,会计学界也引入了西方的一些会计理论,但侧重于从会计角度进行规范论述,并没有涉及过多的经济理论。此时对管理理论、组织行为学理论等却引入较多,如“会计管理”的创立以及会计行为学的研究。笔者认为,《会计研究》1992年第6期发表的《科斯定理与会计准则》(刘峰、黄少安,1992),标志着我国会计学者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开始。此后,有会计学者介绍了实证研究方法,瓦茨、齐默尔曼的《实证会计理论》有了中文译本。《经济研究》刊载的相当一部分会计论文也是实证会计研究的文章,主要是利用国外成熟的模型对中国市场进行检验,其中所用的经济学理论大都来自于国外实证会计文献。会计学者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理论和管制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成果。

近年来,公司治理理论成为会计学者应用的主要理论,在会计论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我国的《会计研究》杂志是一本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刊物,该刊自1981年以来,已刊载一定数量的管理会计方面的论文。我们选取1981～2000年《会计研究》上中与管理会计(包括成本会计、成本管理和业绩评价等)有关的363篇论文,进行有关涉及基础理论研究的描述性统计,剔除管理会计与其他理论结合的199个样本,表2表明,经济学在国内管理会计研究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应用频率最高。

二、借鉴经济学的精度、广度与深度

(一)借鉴经济学的精度———以研究方法为例

会计的研究方法根源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与实证会计研究像经济学研究一样,把规范法和实证法引入会计研究中。下面我们将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及规范会计研究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与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推演进行简单的回顾。最早区分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是西尼尔,而对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做出更严格区分的是大卫•休谟,他提出所谓的“休谟判别法”:从事实性、陈述性的说明不能推导出规范性、伦理性的说明,亦即不能从“是”中推导出“应当”。休谟提出了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的判别标准,即实证经济分析研究“是”与“不是”的问题,规范经济分析研究“应当”与“不应当”的问题。同样,规范会计研究着重于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不限于说明会计“是什么”,因而规范会计研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从逻辑性方面概括说明怎样才是良好的会计实务。规范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演绎推理法和归纳推理法两种。

(1)演绎推理法

它是从一定的会计基本概念出发,推导出研究对象的逻辑性结构。演绎法的推导程序为:大前提—推导结论—验证—具体问题。其主要步骤为:确定财务会计的基本假设或目标;说明会计基本假设或目标对财务会计的指导作用;根据既定会计假设和目标,推导相关的会计基本原则和会计基本概念;以会计基本原则或会计基本概念来指导会计实务,规定会计的具体处理程序。演绎法的优点是,可以保持相关会计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会计理论的构建具有逻辑严密性。其缺点是,推理的正确性取决于假设前提,如果假设前提错误,则整个推理得出的理论结构将是错误的。

(2)归纳推理法

其特点是,通过对大量现象进行观察,然后加以分类,从中概括出有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再把它们组织或表述为理论。归纳法的推导程序为:观察—分类—概括—验证。归纳法的优点在于,它不受预定的模式束缚,把理论概念或结论建立在大量现象的基础之上。但是,该方法的正确性取决于观察对象的代表性。由于选择观察对象的范围和代表性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一定准确。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是以会计假设为前提,推导出会计原则、会计准则以及会计处理程序。7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决策理论及行为科学等新兴学科向会计领域的渗透,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会计为前提,推导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会计确认、会计计量与会计报告的标准。实证会计研究作为一个与传统规范会计研究特点迥异的研究学派,其目的不在于提出会计“应当做什么”,而在于解释会计“是什么”、“为何是这样”,并据以预测未来的会计行为及其影响(罗勇、贾鸿,1998),它是根据实际效用或现实因果关系来选择会计概念、原则、准则和各种程序。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步骤为:(1)提出理论假说和有关假设条件;(2)建立理论模型并得出主要结论;(3)对理论假设模型进行经验验证;(4)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提倡在会计理论中引入实证研究的是美国会计学家M.C.Jensen,他在1976年发表的《关于会计研究和会计管制现状的反映》中指出:“由于规范的理论占优势,会计研究是不科学的。”实证会计研究能解释已存在的会计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以及为什么会计人员要从事这样的工作。自1968年鲍尔和布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发表之后,实证研究成为西方会计研究的主流,也使得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可以表述为:实证研究认为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而这也是经济学大部分以经验研究为依据的研究的基础;以对假设的实证检验代替研究人员的价值判断,对预先提出的理论性假设不是进行一般性的推演,而是采用可观察、可检验的实际证据来进行检验和说明;实证会计研究以定量分析为主,广泛采用精准的计量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实际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这使管理会计研究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二)借鉴经济学的广度———以理论为例

人是行为人,而委托人是行为影响的一方。人根据契约为委托人做事,委托人依据契约对人给予奖励。企业的股票持有者与企业经理的角色是不同的,后者是经营(run)企业并做出决策,而前者是在契约签订生效后拥有(own)企业,对企业有剩余拥有权(residualclaimant)。剩余拥有权会产生剩余控制权(residualcontrol),这是一种可以后发制人的机动权(Berle&Means,1932)。理论说明,委托人和人有不同偏好,并且都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人具有机会主义行为,这将导致道德风险(Moralhazard)、成本(包括签约成本、监督成本、保证成本和剩余损失)的产生。1976年,Jensen和Meckling首次提出成本概念,认为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缘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一事实。标准的委托—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是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即在一个参数化模型中,对产生的分布函数不起作用);二是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虽然有一些间接的信号可以利用)。在这两个假设下,有两个基本命题:(1)在任何满足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而使委托人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合约中,人都必须承担部分风险;(2)如果人是一个风险中性者,那么就可以通过使人承担完全风险(即使他成为惟一的剩余权益者)的办法来达到最优结果。委托问题的产生有四个原因,即授权和控制权分离、不确定性和分散投资风险、科层组织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理性和个人能力的约束(向荣、贾生化,2001)。委托人需要一种控制系统来使人按委托人的目标来行事,这种控制系统包括三个部分:决策权的分配(谁负责做决策)、业绩计量与评价(向谁报告何种信息)、奖励与惩罚(收集到的信息与人报酬之间的关系)。契约和决策的形成需要以信息为基础,而会计和审计正是与这种信息的收集和传播有关,因此,理论可以用于会计和审计研究中,以分析不同管理会计、财务会计和审计程序的效率特点(ChatfieldM、RVangermerch,1996)。对会计领域问题的研究最有影响的学者有:Holmstrom(1979,1982)、Jensen和Meckling(1976)、Watts和Zimmerman(1978,1983)等。理论可以深入到会计学研究的各个领域(JensenMC,1986),其对管理会计的贡献在业绩评价方面更为显著。例如,在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中,用理论来解释会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会计基础与市场基础、财务基础与非财务基础、相对基础与绝对基础等矛盾。

需要说明的是,股东虽然可以通过审计者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内部审计、民间审计都对审查会计信息、降低信息风险承担重要责任,但在现实中,由于内部审计组织不够健全,地位尚不独立,民间审计会受到审计委托、审计费用和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或不愿审查虚假会计信息,甚至出现审计师与企业合谋的问题(陈关亭,2001)。

(三)借鉴经济学的深度———以产权理论为例

我们首先对产权、交易等概念的历史演进及重要性做一个简要回顾,然后阐述管理会计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必要性。完全竞争模型被构建出来,该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设,如理、公司的规模不经济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其假定还有一个与产权相关的隐含假定是支撑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价格的市场条件,对它们的利用反映了私人产权的制度安排;要实现完全竞争,所有的稀缺资源必须是私有的、明确的,并被有保障地拥有。这是从完全竞争模型或者近似完全竞争的模型中推导出的结果,也是由私人分散控制资源而引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产权制度隐含在完美的假定中,在对与价格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对产权安排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1934年,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中提出交易的范畴。他认为,“使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有相互联系的单位必须本身含有冲突、依存和秩序这三项原则”,“这个相互的单位便是交易”,“一次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最小单位”,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的物品交易,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未来所有权的让渡与取得,一切决定于社会集体的业务规则”,“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第一次提出交易成本。之后,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即“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将等于社会成本”。后来有学者将其扩展、引申为:如果市场交易费用为零,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将使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如果交易费用不为零,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可以通过明确的产权之间的自愿交换来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佳效率。

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制度对产权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是必要的。科斯定理说明,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可以不断地降低企业内外部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益。然而,交易、契约、产权的关系如何?哪些类型的交易适合于企业合约安排?哪些类型的交易适合于市场合约安排?威廉姆森(1985)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区分了交易类型,认为涉及高度专用性资产且经常重复发生的交易,适合于在企业内部进行。显然,资产专用性对于为何通过企业配置资源给予了很好的解释,但它不能解释威廉姆森提到的作为“卖者”的企业为何存在。

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逻辑演进,管理会计的现代应用必须渗透到制度经济学提及的众多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安排等),否则,“如果没有产权的界定、划分、保护、监督等规则,没有产权制度,产权的交易就难以进行,产权制度的供给是人们进行交易、优化资源配置的前提”。

三、经济学对管理会计的启示

(一)实证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精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研究的启示

无论管理会计(作业成本会计与作业成本管理、综合记分卡、KAIZEN成本计算、产品生命周期成本计算、行为会计、环境和战略管理会计、智力资本管理会计等)的发展趋势如何(余绪缨,2001),无论管理会计研究的内容由内深化与向外扩展如何并举,无论管理会计的选择指标从滞后性向前导性怎样转变,无论管理会计的货币性与非货币性分析怎样结合,现代管理会计的特点、重点及难点研究,都需要计量经济学的背景支持与后台支撑。计量是会计的一种属性,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二)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广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的诠释

传统的管理会计都假定信息是无成本的,或者至少不存在因信息而导致的成本差异。但是,信息经济学理论表明,任何信息都有其特定的成本,信息成本因具体情况而异,信息系统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加以选择。理论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委托人与人获取信息的角度,结合人的行为因素,在管理会计中得到应用。

1.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备选决策方案中做出正确选择

在理论体系中,管理会计信息可以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目标服务:(1)用于优化委托人或人将采用的决策的环境进行事前评估,即修正信息;(2)用于评价决策执行的结果,以便在委托人或人之间按照契约的规定来分享上述成果,即业绩评价。决策前信息和决策后信息的作用以及对委托人和人利益的影响,有助于管理会计人员在备选决策方案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业绩评价与激励人的最优努力相关,而人的努力不能被直接监督,如果没有建立业绩与报酬相联系的、能够反映绩效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就不能激励人为委托人而努力工作。

2.对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出现偏差的原因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管理会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应用都面临现代企业存在的一系列委托关系: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股东与董事会之间的委托关系、企业经营者与会计部门之间的委托关系、股东与审计者之间的委托关系等。从委托的机制来看,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着管理会计理论与实践出现偏差的可能性与原因。

(1)委托人与人的目标、利益、风险不同

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彼此分离,现代企业存在着一系列关系。委托人和人因各自利益、目标不同,所承担的风险也各异,在某些情况下,一方追求效用最大化时,会损害另一方的效用最大化。

(2)契约的不完备与信息的不对称

会计实务的变化难以预料,这不可避免地使会计法规、会计准则的制定存在滞后性。这些法规、准则不可能把会计实务中所有的情况都包括在内,只能对会计的总体目标、总体原则以及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做出规定,而对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的规定则相对灵活,这使人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有很大的变通余地。契约的不完备再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可以利用占有会计信息的优势和契约的缺口,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会计程序及会计处理方法,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对自身的业绩进行夸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三)产权理论(制度经济学)的深度———对现代管理会计的提示

1.从交易费用的定性到定量分析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深度已经渗透到管理会计研究层面能够涉及的深度,如产权理论涉及的交易成本概念就属于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在交易成本理论中,交易成本包括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涵盖了监督成本、信息取得成本、组织制度成本以及不确定性原因引起的成本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机会成本,即选择不同制度形式的生产或消费所损失的机会成本。在成本管理会计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机会成本理论,这里的机会成本是指选择最优方案而舍弃次优方案所丧失的收入,其实质是选择不同企业组织形式、生产要素配置与管理方式的问题,它贯穿于投资决策、生产组织和产品销售等过程,是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机会成本。对企业交易费用、机会成本在定性基础之上进行定量研究,已成为管理会计的核算分析内容。制度经济学研究正在更为深入地展开,将会为管理会计的领域开辟新的研究空间。

2.以资产的流动性划分资产到从专用性角度划分资产

资产的分类一般都遵循一个原则:以资产的流动性为标准,对资产进行分类和管理。按流动性划分资产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信息使用者既不能获得关于无形资产的准确价值计量信息,也不能获得有价值的评估信息。其原因是:(1)存在不能独立存在的无形资产,这些无形资产与企业的有形资产相结合无法分离,而能够分离的无形资产价值又往往是在企业经营有形资产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所以人们难以清晰地界定其范围;(2)流动性划分与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很低,按照流动性进行划分的资产虽有利于描述有形资产的特性,但不能有效地描述无形资产的特征,也就是说,流动性与无形资产的相关程度很低,信息使用者如果仅利用现有的财务报告信息,是很难评价无形资产价值的。资产专用性并不是为描述无形资产而提出的,但从会计的角度看,专用性对资产进行另一种分类,能够从财务报表中挖掘更多信息。我们可以对资产的专用性进行一下回顾。

1985年,威廉姆森将描述交易的主要维度分为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次数。资产专用性,是指为支持某项特殊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专用性资产一旦被用于某种交易,它就无法在不发生巨大损失的前提下转移到其他交易中。由此可见,资产专用性表明资产有专门用途,其收益依赖于它所支持的专门交易。资产专用性包括地点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完全为特定协议服务的资产专用性以及名牌商标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可能完全,在交易过程中就可能因为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在双方进行了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双方的交易关系更加复杂化,进而出了对契约关系进行调整的要求,并因此对组织与交易的匹配关系产生影响。交易发生频率,是指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经常性或重复程度。采用垂直一体化方式,能够提高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和调整性能,但垂直一体化会增加组织管理费用。因此,只有对较高频率的交易实行纵向一体化,在经济上才是合理的。需要补充的是,考量交易的另一主要维度应涉及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对分工水平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随合约自、合约结构的优化、产权保护程度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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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断方法的特点

临床诊断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规范与传统大样本计量实证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差别，其特点如下：

首先，在研究作用和目的上，传统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往往以检验金融经济学理论为主；而临床诊断研究可以验证理论假说，但更主要的是弥补大样本实证研究的不足，从实际参与者中获得有价值的实践信息，提供对企业和个体行为环境的丰富理解，为理论和大样本统计检验提出新的思想、问题和研究线索。

其次，在研究对象数量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实证研究对象为大样本；而临床诊断研究则根据研究目的设置样本，从一两个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对象关注一个或少数案例。字串6

第三，在数据收集方式上，传统实证研究通常被动地依靠公开标准化的数据；而临床诊断研究的数据收集更为主动，需要获得与样本或事件相关的非公开信息，包括公司内部文件、管理报告、会议记录等，还要访谈事件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

第四，在样本分析方面，传统的统计检验研究注重样本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数学处理，难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而临床诊断研究不仅进行数据分析，还包括对样本事件的背景、发展演变过程调查访问等，深入考察不能量化的因素的影响。

第五，临床诊断应用时可以同时采用事件分析和长期业绩法，以考察样本企业事件的短期市场反映和长期实际运行结果。

临床诊断方法的关键在于选择研究对象。一方面要尽可能减少统计学角度的样本有偏问题；另一方面，不宜选择太早的样本事件，避免企业内部调查和访谈时当事人难以回忆事件背景细节，使临床诊断的内部调查信息内容和价值打折扣。

在我国的应用价值

与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带动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消化吸收和繁荣一样，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工商管理教育的兴起促进了对金融经济学理论、实证研究方法的引进、消化和吸收。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大样本计量检验实证研究开始活跃，实证研究的学术规范正在形成。到目前为止，产生了一批以国内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成果。字串8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是在法制规范不完善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包括：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非上市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占绝对控股地位；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充分，大样本计量检验研究依据的公开信息非常有限；3．股票市场庄家操纵市场的行为比较普遍，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脱节严重，股票价格变化不能反映企业价值；4．证券市场发展和规范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发展环境变化快。多种因素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客观上制约了传统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加上一些误用，使人们产生实证研究有迎合大样本计量检验方法、流于形式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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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客观性，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对西方现代哲学体系所崇尚的客观性形成了颠覆性的挑战，但是客观性作为科学的一种本质属性始终以主流姿态影响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客观性不仅有利于我们确证科学的可靠性和确保实践的坚定性，而且有利于我们秉持执着的信念不至于陷入怀疑论和相对主义所宣扬的不确定性。教育经济学作为教育学和经济学两门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要努力增强自身的实证倾向，向科学的客观性靠拢，以提高教育经济学的价值、政策影响力和现实解释力。实证主义的目的就是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实证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寻求客观性的过程，实证分析对客观性的追求和所采用的客观分析方法对教育经济学满足其客观性的需要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路径。

1.2 学科发展的需要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基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经验归纳或二者的结合来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如古典经济学是围绕其“估价理论”和“一般均衡”假设为基础，综合逻辑推理和经验归纳建立其精密的理论体系的。教育经济学目前的理论多是经济理论在教育领域的迁移，且一些结论缺乏经验和证据的支持，教育经济学要想成为一门理论严密、论据充实、说服力强的社会科学就必须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实证分析要求一切以经验为依据，规律的探寻要来源于经验的归纳，还要经得起经验的检验。实证分析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以及多采用的自然科学式的观察、实验方法可以为教育经济学理论提供相对合理的假设和数据支持，这将有利于教育经济学显示出更多的说服力和更小的主观性，进而促进教育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1.3 政策制定的需要

按照的实践论观点，理论的价值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上，教育经济学要努力进行规范分析以增强其服务实践的能力，否者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丧失其存在的意义。而实证分析是规范分析的前提，缺乏实证分析的理论将会导致规范分析的无力和失误。此外，抛开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否有必要为实践服务的争论，教育经济学也需要进行实证分析来增强自己的信度和效度，因为，一旦欠精确的教育经济学理论被政策制定者纳入其政策分析视野之内，将会对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失。

2 教育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困境

第一，理论假设客观性的证实困难。一方面，当前公认的教育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是教育的经济价值和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和经济存在影响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证实，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教育经济价值的核心论证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了诸如筛选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等的一系列挑战。新时代，教育的经济价值需要更有力的实证支持，尤其在各影响向度的程度方面，如教育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个人就业、教育在当前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教育是否有利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实现了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等。另一方面，教育经济学的内容过分依赖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如估价理论、外部性、一般均衡等），这就涉及到经济学假设客观性的证实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经济学在客观性方面的发展，比如经济学方法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动态。如此，将加大教育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困难。

第二，进行实验研究的困难。首先，教育（下转第59页）（上接第4页）经济学的许多变量难以做量化考察。如在教育的投入方面有：教师的经验和努力程度；学生的兴趣、情感和态度；学生之间、教师之间以及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互影响等。在教育的产出方面有：如何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如何区分不同学生的质量；如何量化学生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在教育供求方面，制度对就业的影响如何量化；期望和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最终的就业选择；劳动力市场上不同质量毕业生的加权问题等。其次，教育经济学的变量难以操纵。社会科学大都涉及人的研究，人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将无法准确地进行实验操作，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经济问题，学生发展的不成熟性和教育过程的复杂性都将使操纵变量的难度增强。最后，相关变量难以控制。例如，如何排除天赋、家庭背景、文化、制度和时间选择（即期和长期）对教育产出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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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实证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实证研究是法学学科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它主要的特点是需要研究者亲自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观察以及总结。 

经济法实证研究是结合两个事物的特点而形成的，需要研究者根据当前发生的经济事件本身出发，搜集相关信息，然后对事件进行研究，找出其中在经济法方面的问题，并对应法律的相关规定给出相应的解释。 

二、经济法学实证研究的意义 

新兴起的经济法学，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济法学是一门集经济、法律与管理的综合性学科。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主要还是从理论方面入手，而单纯的理论研究对于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又“心有余力不足”，理论指导只是单纯的以传统经验出发，并没有根据当下经济环境与问题发生的北京结合起来，脱离实际过于空泛，对于解决当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所产生的经济纠纷显得过于落后。那么实证研究可以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摘取典型的经济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结合经济法的相关规定，给出一个实际性的解决建议与措施。 

三、在选题上，经济法学实证研究要符合我国国情 

当下的经济法学实证研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并且被学者用以日常的研究。那么在选题方面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一定要在跟紧时展的脚步同时，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情。以当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的领域为出发点进行选题研究。例如：普遍为消费者关心的问题，商品质量、售后维权等。有些社会突出问题实际上多与经济纠纷有关，那么以这些热点的社会问题作为研究方向，首先在取材上较为便利，热点问题在社会上被人们广为关注，当下发达的自媒体也使得群众对于当下的热点社会问题，能够自由的发表自己的看法，结合事件的社会影响度以及大众评价，可以作为实证研究中的重要参考资料，再结合经济法学中的相关理论，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问题，提出既符合经济法学相关规定，会顺应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相关论点，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四、论证与实证研究 

在法学实证研究中，相对于问题的提出，怎么去论证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才是最主要的。当下实证研究中的论证总是不能脱离陈旧的观念而独立进行思考，大部分的论证还是以既定的理论作为依据，缺乏创新性。那么在进行经济法学实证研究时，论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案例自身、既定经济法条例依据、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文化舆论背景等。论证时要区别于传统的论证思维，以现实中的实际出发，结合社会中的具体案例、热门案例进行实时性、有根有据的实证研究方法。 

经济法学实例研究方法的具体的实践包括：对具体的社会热点进行论证、对社会中具体存在的经济学案例进行论证、对有爭议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论证等。 

五、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实证研究在经济法学的发展研究过程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和方式，它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与潮流，以当下发生的典型或非典型的经济事件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实际发展的国情，使各种经济问题解决起来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更加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一条系统完整的解决措施。使经济社会能够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消费者或者经济主体能够知法守法，并且为这个新兴的经济学科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从经济学的角度推动我国法治社会的向前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参 考 文 献 ] 

[1]李友根.经济法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及运用[J].重庆大学学报，2012，14（5）：56-58. 

[2]贾怀志.浅谈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J].赤子，2014，22（2）：46-52. 

篇12

对于计量科学的精确性、绝对性的探讨由来已久，当前学术界的争论只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化。早在1939年，Keynes就指出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理论的先验正确性问题00，二是线性假设以及滞后期与趋势决定的主观随意性问题,®三是计量经济学的结构不变性问题。认为这三个问题造成了计量经济学经济分析的局限。相对于凯恩斯，Lawson的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极端，Lawson学建模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当前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尤其是VAR系列模型在研究现实经济机制方面作用甚微，模型未获得关于经验现实的真正洞察，其预测结果不具备经验充分性。

 

而Juselius则更倾向于为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尤其是VAR系列模型进行辩护H，认为计量经济学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在面对当前危机时应做一些转变H。并指出正确设定的、具有经验充分性的协整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实现这一转变15。作为计量经济学的拥护者，Hendry同样对计量经济学进行了辩护，指出虽然计量经济学方法确实可能会产生谬误回归，但这种谬误可通过检验进行回避与拒绝63;Hendry提出根据数据生成过程进行建模的理念，指出计量经济学应根据DGP过程进行经验建模，进而保证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

 

国内学界对计量经济学基本持肯定态度，李子奈认为，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建立、估计与检验过程来说，其方法具有坚实的统计、逻辑基础，符合科学研究的发现过程67。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实质上就是回归分析，是证实与证伪、归纳与演绎、检验与发现、相对与绝对相结合的过程。并探讨了计量经济学模型政策评价、结构分析、预测与检验功能上的局限。洪永淼认为计量经济学模型面临三个主要问题：非重要因素的影响问题、观测数据问题以及样本外预测问题°8。但计量经济学理论本身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与全面，只是由于经济系统的时变性、不可逆性以及经济数据的缺陷导致了计量经济学的分析、预测没有物理学那样精确，这也是计量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最大的区别。

 

那么计量经济学究竟是怎样的科学?它是否具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不足与局限?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就要从其模型方法的概率和统计学科基础进行探讨，从其表述语言、方法论及功用层面进行基础研究，以提高其应用研究的科学性，使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也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二、计量经济学的语言分析：模型语言经济学表述的非充分性

 

经济学语言学转向引发人们对语言在经济分析中作用的广泛关注，进而产生一个问题，计量经济学的主要语言是什么?计量经济学语言具有什么特征?其在经济分析中又处于什么地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什么是计量经济学的语言以及计量经济学语言的方法论地位来着手。

 

要探讨计量经济学的语言，离不开对计量经济学的界定及其基本分析结构的探讨。计量经济学是通过模型来表述经济现实的，基于统计、概率方法的模型构建是计量经济学经济表述的主要手段与方式，也是计量经济学进行经济研究与分析，以及作用于应用实践的基础途径。从学科的自我表述与实践应用两个层面来说，一方面，以概率和统计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主要表达方式，也就是计量经济学的“语言”另一方面，从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分析结构来说，模型是计量经济学分析的基本结构，是计量经济学描述、解释经济现实的主要手段，也是计量经济学进行学科表述与对外自我表达的主要途径，可称为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语言”。以概率和统计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既是方法又是语言，在计量经济学经济分析中处于核心地位。作为经验实证的计量经济学，其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来说是经验实证的模型方法，其语言也必然离不开经验实证的方法论基础地位，是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

 

那么，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在经济学研究中处于何种位置?其经济学的表述充分性如何?是否能够替代自然语言?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明确经济学学科本质与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模型语言的方法论地位。作为社会科学的‘‘皇冠”，其特殊的学科性质决定其不等同于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同时人类社会也不等同于实验室。经济现实的复杂多变性，人性与人类心理的不可预测性，使得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一个异常复杂的有机体，这些必然复杂化经济学的表述及其语言，单一的基于以概率和统计的模型语言难以完成这一任务。此外，从经济科学理论表述层面来看，经济理论并不必然由数学或统计学来证明。经济学的语言是多元而非一元的，数学、统计语言是经济学分析语言中不可替代一种，是“多元”中的‘‘一元”，但并不必然比其他语言更重要。当然，这也解释了计量经济学以概率和统计为基础的模型语言在经济分析语言中的地位。

 

计量经济学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是计量经济学科学化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体现，但同时也难以避免其自身与生俱来的方法论局限：

 

首先，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面临经济研究中价值判断理念的计量化问题。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对

 

①李子奈在他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功能与局限”中均有提到这一观点。

 

经济现实的表述是建立在表示现实经济活动结果数据的概率分布假定基础之上的，模型语言对经济现实中不可度量的社会关系、政策和心理等价值理念的处理是通过主观假定赋值或虚拟变量来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对价值判断的这种表述稍显随意、主观，是不精确的;此外，很多价值判断理念难以通过统计语言或概率分布来表述。因此，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存在着价值判断理念计量化的问题。经济研究是以人及其构成社会的经济活动与关系为核心的，而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表述不仅是‘‘量”的统计，还包括‘‘质”的描述。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对经济现实的解释与描述是通过变量与现实经济因素的映射来完成的，因此，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是建立在模型方程涵盖待解释经济变量这一前提之上的。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模型是否可以包含所有经济因素，也就是经济因素都可以通过适当量化的形式纳入模型语言的表述范围吗?答案是否定的。很多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政策、环境因素以及微观计量模型中的心理因素，都很难一一映射为计量模型中等价的变量形式。虽然虚拟变量是一种选择方式，但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虚拟变量通常是简单的‘二进制”，这种“是与否”的极端表述方式很难精确描述经济现实的渐变过程与渐变效应。

 

此外，即便勉强将价值判断理念通过主观赋值的变量进行计量化，还存在现实经济因素与观测数据统计方式的非‘‘一一映射”问题。很多模型表达的变量或符号在现实经济中有多个对应统计方式，而每种方式的选取都代表着不同的样本数据，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涉及到国家开放程度这一政策理念及其模型对应变量的选取。究竟用什么代表开放程度，现实中选取模型样本数据时就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有的研究者将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GDP占比作为一国开放程度的度量标准，有的将对外政策的颁布作为开放程度的度量。这种变量的选取通常以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更优作为条件，可以说这种选取模式是稍显主观随意的，并不具备严格的科学性。

 

其次，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难以完全取代经济学表述中的自然语言，一元的模型语言难以对经济学进行全面、充分表述。第一，能够表述经济世界的是语言性的词语而不是人为创造的符号、模型，计量经济学的模型语言并不比自然语言更接近经济现实，同时，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所描述的逻辑建构具有其本身的局限，不能完全取代经济学自然语言的使用。虽然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中的数学公式与统计推断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话语，但这种“话语”本身也有语言问题，爱因斯坦指出“就数学定律指涉现实而言，它们并不确定;就其确定性而言，他们并不指涉现实”。数学哲学的观点展示出数学、统计的模型语言，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语言，其所构建的‘‘经济世界”并不比自然语言的更准确，也不比自然语言的更接近现实世界。第二，人们生活的世界是词语的世界而非函数的世界，对语言最重要的沟通与交流功能来说，经验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作为交际语言并不具备足够的充分性。虽然其在统计推断与函数符号表达上具有严谨性与便利性，并因此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科学性，但对于语言最为重要的交际功能，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并未表现出任何超越其他语言范式的优势，尤其是在与公众交流时。用函数与符号表达的数学语言是自然科学的通用语言“对自然科学家而言，它就像过去拉丁语对学者一样，而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它不幸是希腊语”10,因之其模型方程与符号的表达范式可能更容易使人们感觉它只想通过深奥的数学让人肃然起敬，而不是更有助于交流。

 

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不论计量经济学模型语言多么严谨、精确，也不可能做到对完整社会关系进行精确表述，这取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设定的非精确性与局部性，因为任何模型都不可能把整个社会复杂多面的关系全部纳入模型体系，无论从技术层面来说还是从方法论层面来说，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计量经济学的数理基础：非精确数量关系的度量

 

由于计量经济学以概率和统计作为其学科的数理基础，其结论是基于样本数据(总体样本的一部分)的推断做出的，而非真实的针对总体样本进行的精确运算，因而其结论并非是确定的、精确的。而计量经济学中以概率为基础的随机检验的不对称性与非精确性、概率约化方法下统计推断的非确定性，都导致了计量经济学度量精确数量关系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