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范文
时间：2023-09-11 09: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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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1)
Vt=St／Yt(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篇2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旅游总收入从2001年的744.1亿元增长到2007的2826.90亿元，短短7年之中旅游总收入增加近3倍。全省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296.2亿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49.50亿元，增长幅度之大有目共睹。到2007年为止，全省旅游生产总值已经占到生产总值的4.9％。2007年，全省各类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亿人次，同比增长15.5％，年游客接待量100万人次以上的景区达到了68个。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取得新进展，2007年全省7个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2137.5万人次，同比增长7.2％：实现营业收入46.2亿元，同比下降10.7％：招商项目203个，合同金额67.7亿元，其中外资5.6亿元。2007年，全省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量187240.5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6％：旅客周转量1596.06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6.8％。
(二)江苏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年度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国内旅游收入全省排名第1、第2的苏州(570.34亿元)和南京(526.03亿元)，分别是排名倒数第1、第2的宿迁(17.99亿元)和盐城(56.01亿元)的31.7倍和9.4倍：旅游外汇收入位于全省第1、第2的苏州(88916.27万美元)和南京(80763.71万美元)是位于全省末1、2位的宿迁(1188.18万美元)和淮安(2229.57万美元)的74.8倍和36.2倍。从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发现，在江苏省旅游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研究和协调这种旅游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
(一)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定量研究
区域旅游经济的测度必须基于一定的指标，而且所选取的指标必须能反映各个区域旅游经济的整体状况，从经济角度研究旅游，可选取的指标主要有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及旅游总收入等。指标的选取要保证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区域间的可比性。由于各地级市旅游外汇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基础数据较难获取，本文选取各地级市的国内旅游收入来表征各市旅游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区域差异有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两种。绝对差异表示经济总量方面的差异，会受物价水平、量纲的影响，因而不同时点之间可比性较差。相对差异本身是个比值，没有量纲，因此不受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广泛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差(st)与变异系数(vt)分别测算区域旅游经济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的总体变化情况。
st=[∑(yti-yt)2]1／2 (1)
vt=st／yt (2)
式中，yti是第t年第i个城市的国内旅游收入，n为省内地级市个数，yt为各地级市平均国内收入。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市际差异。为了便于区域之间对比，平均国内旅游收入通过计算各地级市国内旅游收入之和，然后平均而得。1998—2007年江苏省各地级市旅游经济差异总体变化水平计算结果见下表和图。
上表与图显示：1998—2007年，各地级市旅游经济绝对差异呈逐年递增之趋势，从1998年的26.93上升到2007年的178.74，增长了563.72％，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6.37％。相对差异在1998—2002年期间，除了2000年稍有回落，基本呈现出逐年增长之态势，之后的2003—2007年5年中，相对差异稳中有升，但基本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由此可见，近10年来，不管是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都存在扩大之势。如何缩短日益扩大的区域差异，做到区域之间协调发展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对策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旅游协作
要缩短江苏省各区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差异，加强区域之间的协作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区域协作是指江苏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按照一定的章程、协议或合同，将各类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配置、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旅游经济活动。区域协作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共同制定、旅游资源的重组和共享、旅游产品的更新与提升，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客源市场的共同开拓与互换、联合促销，旅游企业之间的优化组合以及区域旅游形象的构建组合等。
(二)挥苏南的辐射作用，带动苏中、苏北的旅游发展
篇3
一、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现状及区域划分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山东省经济发展迅速。2007年，山东全省GDP总量达到25887亿元，排名全国第二，综合实力也跃居全国前列。但山东本身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西部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差异最为严重。西部城市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不仅落后于东部城市，也普遍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虽然从2003年起山东省委、省政府实行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提出东部“突破烟台”、中部“突破济南”、西部“突破菏泽”的发展战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由于差异积累的长期性以及各地同时高速发展，区域差异并没有明显缩小的迹象。以2007年为例，人均GDP最高的东营市达到了90849元，而人均GDP最低的菏泽市却只有7415元，前者竟然是后者的12.25倍。
本文按照地理位置把山东17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具体划分如表1所示。东部地区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按此划分，2007年东、中、西三地区人均GDP为2.76：1.33：1，比1995的3.03：1.33：1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
本文根据1995～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其发展趋势，找出其产生差异的内部原因。
泰尔指数，包括Theil-T和Theil-L两个代表性指标。本文利用Theil-T指标以山东省内各城市为单位构造山东的区域经济差异程度。Theil-T指数可以定义如下：
其中yij是i地带（i=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中j城市的GDP，y为全省的GDP（ ），fij代表i地带j城市的人口数，f为全省总人口（ ）。
如果用Tpi表示i地带内的各市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程度，则 。如果用TBR表示地带间的差异，则。
这样，Theil-T指数就可以分解为：
其中，yi是i地带的GDP总量（ ），fi为i地带的人口总数（）。
三、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公式，把山东省各城市1995～2007年相关数据代入进行计算，得到反映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Their-T指数值以及泰尔指数的分解值，如表2。
（一）Their-T指数的总体差异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1995～2007年这13年间，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时增时减，但从总体来说，2000年之前呈快速上升趋势， 2000年后变化相对平稳，并呈现微弱下降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山东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不同特点，根据总体差异值的变化，我们将1995～2007年这13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考察：
第一阶段：1995～2000年。这一阶段，泰尔指数连续上升，区域差异扩大的势头强劲，尤其在2000年，指标都达到了最大值，这一阶段山东经济的发展总体上来看是十分快速的，GDP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速度，但总体经济发展差异在迅速扩大，充分验证了谬尔达尔的“累计因果循环论”，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越来越好，差的地区越来越差。这一阶段只有1995年是个例外，据作者了解，1996年山东省对全省的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核实调整，所以这个例外应该是统计原因造成的。
第二阶段：2001～2007年。这一阶段从总体上来看，差异指数处于相对平稳状态，没有继续前一阶段的快速增长趋势，但仍然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差异水平上。其中2001～2006这6年泰尔指数大体保持稳定，2007年明显降低，达到这7年的最小值，但仍维持在0.14571，比1996年的0.12786大很多。这说明山东省委、省政府实行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差异积累的长期性，政策的效果在短期内又不是那么立竿见影。
（二）通过泰尔指数（Theil-T）的分解，找出山东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
对Theil-T指数按东部发达地区、中部次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进行分解，通过表2和图2可以发现地区间差异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1996年这一数据达到79.9%，2007年是这13年中的最小值，也占到62.6%，这说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内部差异在总差异中所占的比例的变化来看，地区内部差异对总差异所做的贡献比例除了1995年，一直处于增长状态，由1996年的20.1%上升到2007年的37.4%，这既说明了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差异正在变得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同时也说明了地区内部差异变化是造成区域总体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由图2还可以直观地看出，区域间差异指数在这13年内总体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从2000年后呈现出微弱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指数可以以200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前差异指数伴随着一种快速的上升状态，2000年后仍然保持上升趋势，但上升幅度比前一阶段要小。
通过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2007年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并且西部地区的内部差距指数是东部地区的1.8倍，是中部地区的5.7倍，这说明三个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程度相差巨大。
从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在这期间的变化来看，西部地区内部差异上升的幅度最大，由1995年的0.04892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0.10506，上升了1.1倍，尤其是1996～2003年这几年上升速度最快，说明这一阶段西部欠发达地区内部的发展越来越不均衡，出现了不发达中的不发达地区。同时，东部发达地区的内部差异也呈现出快速扩大趋势，虽然其内部差异指数比西部地区要小很多，但上升幅度几乎与西部持平，2007年的差异指数比1995年的上升了1倍。中部次发达地区这13年来内部差异指数总体上呈现出先缩小再扩大的趋势，1999年其内部差异指数达到最小值0.00959，2000年后保持微弱上升趋势，但2007年的差异指数仍然要比1995年略小，这说明中部地区发展相对均衡，内部发展差异在这一期间内变化不大。
四、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从1995～2007年这13年来，山东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总体差异开始先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2000年后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并呈现微弱的下降趋势。通过Theil-T分解可知山东东、中、西三地区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山东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但最近12年来地区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作用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地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作用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是造成总体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区域内的差异组成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内部差异都呈现出快速上升趋势，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这些年来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综上可得，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内部差异变化是造成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盖文启．论山东省东西部地区经济差异变动及发展对策[J]．经济地理,1999(10).
[2]邓苏,张晓.山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与内部构成[J].东岳论丛,2006(7).
篇4
我国在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迅速，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也在逐步进行，在以前的建设关注重点都是城乡的差距，并且也在逐步的改善城乡差距，但是，在现今的社会，随着发展的加深，出现的问题也就更为的基本，农村经济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也就成为了当前阻碍经济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很明显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地理条件因素，中国幅员辽阔，地势复杂多样，在山多路陡的地方经济发展自然要落后许多，当然这也不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唯一原因，还有很多原因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应个简单的讨论的，本文就结合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了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为促进农村的经济水平发展提供建议和意见。
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差异的原因
出现差距的首要原因在上文就已经提到过，是由于中国的地势原因，中国地势复杂多样，也就造成了各个地方的耕地面积、土壤质量、自然资源，各方面都出现了差距，这是人为自身很难改变的状况，所以相对来说就也就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差距的重要原因，其二就是经济基础原因，在我国一些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其发展速度相对来说就更快，发展的相对因素也就更多，也更容易获得发展的机会，就比如东西部的农村发展相比，东部相对来说经济基础要好很多，海陆空的交通发达，区位条件优越，而在西部地区，虽然它的自然资源相对来说要较为丰富，但是由于其经济基础较差，发展速度缓慢，经济相对滞后，这也就是我国大部分较贫困的农村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原因之一，其三就是人口因素，人口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人口的素质成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但是同时在素质教育相对来说的地方，农村发展也就相对来说没有太大的提高，在素质教育较高的地方，人们通常会逐渐的创新劳作方式，提高生产效率，这是不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行的，所以人口因素也就成为了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其四就是政府的政策不同，政府政策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政府的支持也是影响乙方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决定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发展沿海地带，这也就是现今东部地区发展如此迅速的重要原因，而如今政府也逐渐的开展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西部的经济也就逐步的开始得到改善，以上的四个因素都是影响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区域差距的重要原因，接下来就为改善差距提出几点相关的建议。
二、改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建议
（一）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差异较大，所以单靠较差的一方自己进行改善和促进的较为困难的，所以应该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渐的推动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并且也逐渐的克服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条件不一致带来的劣势条件，区域之间的合作能够推动的也不只是劣势的一方，带来的更多是双方的互相促进，例如说在适合种植某方面的地区和适合加工出售的地方，就可以进行一个完美的生产加工销售的一条龙服务，这样不仅解决原材料和加工的问题，更多的是通过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由此看来根据农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条件不同，制定相关发展政策，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来不断的缩小差距，促进着各地农村经济的增长。
（二）合理解决人口问题
人口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是控制总量，二是提高人口质量，三是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的控制总量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农村传统的封建思想，有很大范围的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没有生出儿子就一直生，这样的思想为控制人口数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其二是提高人口素质，在这方方面更多要提的是素质教育，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接受义务教育，对知识有一定的认知，并且逐渐的培养出创新型人才，为农村发展提供自身的价值，其三就是合理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方面我想即使是不用过分强调大家也知道如何解决，其解决办法就两个方向，一是留在农村，逐渐的深化农村的发展，二就是流向城市，在城市中消化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力，这三个方面都是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重要办法。
（三）发挥国家职能加强宏观调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政策扶植是促进一方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各项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宏观调控，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加大对各地农村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通过宏观调控来逐渐的减小农村经济发展逐渐的减小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当然国家还可以适量的引入高新科技，利用创新的技术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带来质的飞跃，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保持农村经济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持经济发展速度，逐渐的缩小由于其他原因带来的差距。结语：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差距的现象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依然存在的，这并不是我们通过这些办法就能一下扭转局面的，毕竟在发展的过程中，条件好的地方发展的速度自然更加快速，我们也只能依靠着这些政策和手段，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逐渐的缩小差距，在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中，正确对待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在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下，针对性地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逐渐改善差距情况。
参考文献:
篇5
一、第三产业的内涵
第三产业是指除第一产业（广义的农业）、第二产业（广义的工业）以外的其它各行业，它以服务产品的运动为轴心。在我国，第三产业具体包括如下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
二、河南内部区域的划分
在本文的研究中，根据河南省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特征，考虑到地理上的连片、经济社会发展的类似、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分工的要求， 主要基于河南省中原城市群、豫北、豫西豫西南、黄淮四个经济区第三产业发展差异的研究。
（一）中原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共9个省辖（管）市， 14个县级市， 33个县。区域土地面积5.87万平方公里，占河南省的35. 1%；2011年末总人口4235万人，占河南省的40.4%。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中部，各城市之间距离较近，距离中心城市郑州大都在100公里以内；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铁矿石、铝土矿、钼矿等储量居河南省前列，工业门类齐全，发展基础较好；公路、铁路交通便利，河南省90%以上的高等院校和一些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研院所聚集此地，区位优势显著。
（二）豫北经济区
豫北经济区由安阳、鹤壁、濮阳3市组成，土地面积1. 39万平方公里，占河南省土地面积的8. 3%； 2011年末总人口为1114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10.6%。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北部，与山西省、河北省和山东省相邻，油气、煤炭资源比较丰富。
（三）豫西豫西南经济区
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包括三门峡和南阳2市， 土地面积为3. 71万平方公里，占河南省土地面积的22. 3%； 2011年末总人口为1390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13.3%。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西部西南部，与山西省、陕西省和湖北省相邻，工业有一定基础，煤炭、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
（四）黄淮经济区
黄淮经济区包括驻马店、商丘、周口和信阳4市，土地面积为5. 67万平方公里，占河南省土地面积的34.1%； 2011年末总人口为3749万人，占河南省总人口的35.7%。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与湖北省、安徽省和山东省相邻，以平原为主，河网密布，农业发展条件优越，但矿产资源比较匮乏。
三、河南省四大经济区域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河南省四大经济区域由于区域面积和人口数量有着巨大的差异，本文为了便于进行横向对比，以其第三产业人均生产总值作为参考指标，如图1所示。
图1 2007-2011年河南省四大经济区域第三产业人均生产总值
我们从图1中可以看到，中原城市群的第三产业人均生产总值基本上是黄淮经济区的3倍。说明黄淮经济区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要明显落后于中原城市群；相对黄淮经济区，豫北和豫西豫西南经济区第三产业发展趋于平稳，两者相差不大。
形成河南省第三产业发展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众多，与河南省各个区域的具体状况有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形成河南省不同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各个区域所具备的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动力的差异性，其中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
四、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互为因果关系。由于人均 GDP 综合反映了社会生产率、生产总量、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比例、人口、收入水平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总体状况，所以，人均 GDP 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Fuchs （1980）研究结论得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和人均GDP 之间存在着显著并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随着人均GDP 的增加逐渐提高。我国的李江帆（2004）也曾对92个国家的进行了两者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比重与人均 GDP 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正相关关系。笔者在对河南省各区域的第三产业进行对比分析后，也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将随之上升的这一规律。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需求的提高，服务需求增大了，将拉动产业结构做出相应的变化。而人均 GDP 是影响服务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当人均 GDP 迅速提高时，人们对服务产品的需求会逐渐大于对实物产品的需求。服务需求提高了，自然会刺激第三产业快速地发展。
（一）数据采集
根据河南省统计局《河南省统计年鉴》提供的统计数据整理和计算得表1，
表1 ：1992年—2011年河南省人均第三产业
增加值与人均GDP指标
（二）对人均GDP和人均第三产业增值进行相关分析
用SPSS软件对我省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人均和GDP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关系如下表2、表3所示：
表2：
表3：
表3显示了人均第三产业增值和人均GDP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1%的显著水平的双尾检验概率值，叉积离差阵和协方差阵。从表中可以看出，社会零售总额与居民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8，双尾检验的概率值为0，小于1%，即相关程度是显著的，叉积离差值为3.541E8，协方差为1.863E7；因此可以说，河南省从1992年到2011年人均GDP、人均第三产为增值之间有着明显的线性关系。
笔者对2011年河南省四大经济区的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河南省四大经济区域中，中原城市群人均GDP是38140元，豫北经济区人均GDP是27950元，豫西豫西南经济区人均GDP是25987元，黄淮经济区人均GDP是17653元。四个经济区域中，人均GDP最高的中原城市群比人均GDP最低的黄淮经济区高二倍多，两者差距较大。同期中原城市群、豫北经济区、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和黄淮经济区的第三产业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11488元、6411元、6186元和4030元，明显体现出河南省人均GDP 高的区域是第三产业较发达的区域，反之，则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充分说明了河南省这四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河南省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忽略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了河南省第三产业区域发展战略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通过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使我们更加明确河南省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第三产业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河南统计局.河南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2012.
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动态分析 演化类型
问题的提出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就是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对明确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与战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面，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的使用比较广泛。
马力等（2006）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惠俊刚等（2007）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及杨凌示范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聚类分析。徐新等（2008）运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2007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并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作了分析。王晔等（2009）运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甘肃省14个市（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区域划分和评价研究。
已有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主要是静态的评价，侧重于某个年份横截面的发展水平的对比，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变化特征，缺乏对某段时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变动情况的研究。另外，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全面真实状况。
本文试图以广东省2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比较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选择不同时段的同类数据源，采用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时序动态评价方法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综合评价，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类型划分并分析其类型变动情况，以期得到有益的政策启示。基本思路是先选择2000、2007、2009年作断面分析，然后通过3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作动态分析。主要数据源自《广东省统计年鉴2001，2008，2010》。
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
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不仅是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各方面的综合发展状况，而且还表现为该地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应能综合反映该区现有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发展前景。为此，根据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可量化等原则，本文构建出由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和经济外向度四个层次的12项指标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评价模型与程序。本研究选取主成分分析法来评价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分析法是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评价具体过程为：一是构造样本矩阵Xij。其中i代表城市，总数为21个；j为评价指标，总数为12个。二是样本矩阵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后矩阵X’ij。三是求协方差阵Rjk。四是利用雅可比法求解主成分。由Rjk解特征值λj及相应特征向量Ijk并得方差贡献率。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确定主成分数，然后计算第k个成分的载荷Pkj。五是计算各城市不同年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值Vi即。运用主成分分析模型计算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然后计算出各时间段综合评分值的变化，最后结合评价结果及相关背景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与分析
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以上的要求选取主成分，然后计算每个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分值，并将综合评分值进行归一（见表2）。其具体计算过程由统计软件SPSS13.0完成。
（一）综合评估
根据表2结果并结合相关背景材料分析可知：第一，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2000年， 2007年，2009年的评价结果都表现出这一特点。超过8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1个，2009年有2个；超过60分的城市2000年没有，2007年有2个，2009年有3个；超过40分的城市2000年有2个 ，2007年有6个，2009年有7个；40分以下的2000年有19个，2007年有15个，2009年有14个。可见，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前景乐观。第二，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排名靠前的基本上是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得分靠后的城市基本上居于粤东、粤西和粤北。3年的排名尽管有变化，但这一格局没有变。这种差异性还表现在绝对发展水平的差距上，排名第一和最后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于悬殊。
（二）等级划分及变化
为了进一步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类型及其变化，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别对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分析了类型变动情况。具体方法过程如下：首先是对各年数据做主成分分析，获得各年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各主成分得分。其次根据主成分分析中得到的主成分对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层聚类，聚类方法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距离测度采用Euclidean distance，分别计算并建立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欧氏聚类系数矩阵表（因表格较大，省略）及聚类谱系图（因图幅较大，省略）。第三是根据上述结果归纳总结出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及异动情况（见表3）。前两步运用SPSS软件由计算机自动得出结果。
根据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优秀类。这类地区经济实力雄厚，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突出。第二类为良好类。这类地区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明显，潜力和后劲大。第三类为中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居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问题突出。第四类为差等地区。这类地区经济实力较差，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比较2000、2007、2009年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级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广州、深圳是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且比较稳定的地区，而韶关、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肇庆、云浮等在广东省各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且多年变化不大，其它城市则处在较大变化之中。
（三）演化类型
为了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本文设计了两个指标来分析。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用某城市某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除全部城市同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值来计算，一般以考察现状年为本底。另一个指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长强度（Y），用某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某时段综合评分增加值除全部城市同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分平均增加值来计算。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考虑的目的在于以现状为基础考察其动态变化轨迹。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分别选择本底年和参照年，计算出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和增长强度（Y）。以相对强度（X）为横轴、增长强度（Y）为纵轴、（1，1）为原点建立坐标系。根据坐标图分析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类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X）大小将广东省21个城市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1），第二类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的城市（X
据此，可将广东省各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类型分为四种类型（见表4）：第一种为快速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基础良好，且目前建设力度很大的城市。处于第一象限。第二种为稳步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超过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实力雄厚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优良。处于第四象限。第三种为潜在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高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目前虽然存在明显问题，但发展潜力较大。处于第二象限。第四种为缓慢增长型。这种类型城市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强度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增长强度也低于广东省平均水平。这类地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比较艰巨。处于第三象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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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4-009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4.010
An Analysis on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YANG Liang1，2， DING Jinhong2， GUO Yongchang3
（ 1.Department of Geography，Xingtai University， Xingtai 054001， China； 2.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3.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Department，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structed coupling index system reflecting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study the coordination of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time using method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time perspective show，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tained a positive interaction since 200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gradually moving from the amelioration phase to coordinated adapt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pace perspective show，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between
them in China present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lays obviously decreasing tendency from the East to the Midwest， while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displays the shape of “U”. Looking from the coordination level， the provin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 the shape of “the rugby”， the provinces belonging to the better coordinated and the serious imbalance are few， while most of provinces are intermediate types， such as the mild imbalance and basic coordination. The coordinated degree in Eastern provinces obviously surpassed the Midwestern provinces.
Keywords：social security；economic development；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gree；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反映在利益关系调整的公平性上[1]。作为社会“稳定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贫困差距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责任，是调节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基本杠杆[2]。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 他阐述了通过“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个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3]；庇古根据边际效应基数论，提出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福利越大的基本命题[4]。国内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穆怀中提出了社会保障水平发展曲线假说，指出社会保障水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先是上升较快，达到一定高度或超过适度水平上限后开始放慢增长速度，持续一段时间后将会逐渐回落并接近其适度水平[5]；杨翠迎、何文炯提出了社会保障发展系数（CSS），阐述了社会保障水平同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6]；郑智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研究了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进而阐述了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7]；谭伟、吴永求认为城市化水平、人均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额、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8]。陈寿江、李小建提出上行及下行概念，以县域尺度研究了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水平与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9]。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差异造成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省际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省域层面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到底呈现什么样的协调关系？是不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就高，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就低？为了弄清以上问题，有必要从省域层面开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事实上的参考和依据。
二、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1.指标体系的构建
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质与量相统一的概念，社会保障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10]，既不能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否则就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也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否则阻碍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就是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既充分体现经济发展成果，又不超越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11]。从投入产出角度看，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指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支出的多少，体现了经济发展（GDP、财政等）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水平；同时，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和待遇水平最为直接地反映出政府及社会在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产出水平。基于此，本文从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三个维度――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覆盖水平和待遇水平出发，在遵循目的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并在借鉴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12～14]，构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
本文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覆盖水平以及待遇水平3个层面，使用10项指标来反映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其中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保险覆盖率借鉴了贾智莲的计算方法[15]。人均GDP是一个包含综合信息的指标，能表达出多个经济相关的维度信息，用人均GDP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较常用的方法[16～18]。通过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两大系统，共同构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的指标体系（见表1）。
2.综合水平计算方法
本文研究的时间序列为2003～2011年，由于这一时期是改革后第三次较明显的经济波动期，同时又是社会保障改革全面展开的关键时期，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2）、《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2012）和分省市的统计年鉴等。
为消除数据量纲不同造成的影响，需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是uij′=uij/Max（ui），其中uij′为标准化值，uij为实际值，Max（ui）代表不同年份或不同地区第i指标的最大值。各指标权重赋值采用德尔菲法，通过征询不同专家的意见，依据各指标代表的含义及重要性、基础性程度，综合权衡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见表1。根据各指标的权重及标准化的数据，通过逐级加权求和计算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计算公式为：
三、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分析
1.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时序耦合
从时间序列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变化可以更清晰地揭示两者相互作用的阶段特性。如表3所示，2003～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2003年的0.45稳步上升到2011年的0.71，协调等级从轻度失调逐渐向良好协调演化，表明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保持良性互动，两者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
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从2002年的2632.2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1109.4亿元，年均增长17.3%。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社会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从覆盖面来看，截至2011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84亿人、3.2亿人、4.73亿人，比2002年分别增长了246.3%、481.8%、403.2%[20]。从待遇水平来看，2005～2012年，国家连续8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12年全国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721元，是2002年的2.8倍[21]。由协调等级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断趋向协调适应，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得益于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居民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高低，因此，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保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根本。
2.中国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省际格局
（1）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明显高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阶梯”分布格局。2011年全国人均GDP达到35181元。其中，天津、上海、北京3个直辖市位居前三，分别达85213元、82560元、81658元。东部沿海地区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实力，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等省份紧随之后，人均GDP水平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62290元、59249元、50807元、50760元。山东和福建的人均GDP水平也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人均GDP大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人均GDP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单元中，西部地区占了6席，分别是广西、、四川、云南、甘肃、贵州；中部地区占了3席，分别是河南、江西、安徽。其中贵州省人均GDP水平最低，仅为16413元，约占天津市的1/5。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特点，不同省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2）社会保障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呈现了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格局――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而中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从社会保障水平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值为0.547，东北地区为0.572，西部地区为0.505，而中部地区平均值最低，为0.458。其中，上海、北京、青海
社会保障
水平指数列居前三，达0.776、0.771和0.672。按照社会保障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0名省域单元中，中部地区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中。社会保障水平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经济落后的地区，其社会保障水平并不一定低，比如、甘肃等省区（见图2）。
从社会保障支出来看，201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是经济不发达的青海，其次是和甘肃，而排名靠后的则是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最高的也是青海，其次是辽宁和甘肃，而排名靠后的仍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鉴于中西部地区财力较弱，中央对中西部省份社会保障投入力度远远大于东部地区。2005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全国社会保障的投入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保持在80%左右[22]。从养老金支付水平指标来看，区域之间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2011年，全国人均养老金为18700元，有一半省份的养老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个省份中，除由于近年西部大开发带动的人均养老金水平快速提高的新疆、青海、、内蒙古、陕西五省份和中部省份山西外，其余9个省份都位于东部地区。从省际的比较来看，江西的人均养老金水平最低，为13831元。的人均养老金水平最高，达到33106元，是江西的2.4倍。按照人均养老金水平高低排序的后11名省域单元中，中部地区占了5席，除了山西外其余中部省份都在其内。
总体来看，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在全国表现出不平衡性。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社会保障改革的步伐也最快，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成熟。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水平偏低，财政供养人口比例偏高，大量就业集中在政府部门，因而，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较高。而中部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成“塌陷”态势。
（3）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类型划分。
将社会保障水平指数（SSL）和经济发展水平指数（GDPP），采用Zscore法标准化处理，生成两个新变量数据列ZSSL、ZGDPP，ZGDPP表征样本点在散点图中偏离GDPP 样本的中心位置程度，ZSSL表征样本点在散点图中偏离SSL样本的中心位置程度，那么符号正负实际表征的就是两者偏离程度的协同性。以ZGDPP为X轴，ZSSL为Y轴，绘制出不同省份的人均GDP和社会保障水平的象限图，如图3所示。
根据象限图，将全国内地31个省级单元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划分为4种类型，具体来看：①第Ⅰ象限，即高级协调型，以北京、上海为代表，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比较高。②第Ⅱ象限，即社会保障过度型，包括青海、新疆、等8个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③第Ⅲ象限，即低级协调发展类型，包括除山西外的所有中部省份、广西、贵州、云南等13个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保障水平也较低。④第Ⅳ象限，即社会保障滞后型，包括广东、浙江等5个东部沿海省份，该类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社会保障水平比较低。
从象限图来看，我国一些省份的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不相匹配的现象，为了能够对我国各区域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有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选取典型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总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低于经济落后地区，尤其在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和财政社保支出比重两项指标上，以青海和上海为例，2011年青海省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为14.6%，财政社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为16.9%，分别高于上海市5个百分点和6.2个百分点。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是发达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GDP和财政支出总额大，导致了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相对偏小；二是由于国家近几年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一定程度提高了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当然，经济落后省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
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很大，表明社会保障支出的财政负担也很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看，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为社会保障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3.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空间耦合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尽相同，为进一步明晰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点，从机制上揭示社会保障与区域经济耦合的规律性，本文以中国内地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对2011年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情况做了进一步研究。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2011年各省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并绘制出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分布图（见图4）。由图4可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东部地区，除河北、福建、海南轻度失调外，其余各省均实现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但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北京、上海、天津达到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属于基本协调发展类型。
第二，东北地区除了辽宁达到基本协调发展外，其余省份轻度失调；中部地区全部处在轻度失调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多数省份属于失调类型。除了内蒙古为基本协调，贵州、云南为中度失调类型外，其余均为轻度失调。
第三，从协调等级来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省域特征呈现“橄榄型”，良好协调和中度失调的省份较少，其中，良好协调的有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度失调的只有贵州和云南；绝大多数省份属于协调等级的中间类型――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其中，属于轻度失调的省份个数最多，达到20个，基本协调的个数次之，有6个省份。从地域分布来看，基本协调及以上类型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省份大部分属于轻度失调。
总体来看，2011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情况不容乐观：超过2/3的省份处在失调状态，除了贵州、云南为中度失调外，其余都为轻度失调；两者协调的省份基本上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北京、上海、天津处于良好协调发展，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达到基本协调。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空角度研究了我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状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2003～2011年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不断提高，两者关系从磨合阶段逐渐趋向协调适应。第二，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从东部向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阶梯”分布格局；而社会保障水平整体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U”型分布格局。第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高，如北京、上海等地区，但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如青海、甘肃、等，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并不低。第四，从耦合协调度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度的省域特征呈现“橄榄型”，即良好协调和中度失调的省份较少；绝大多数省份属于协调等级的中间类型――轻度失调和基本协调，且东部地区协调度明显优于中部、西部地区。
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整体处在协调发展阶段，但从区域来看，大部分省份仍然处于轻度失调状态。长期来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两大系统的失调，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通过分析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以及两者的演变关系，本研究为各省份认识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因地制宜地推动社会保障与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本研究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形成的机理尚未进行分析，还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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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需求越来越突出，旅游经济发展迅速，学者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越来越广泛。韩春鲜[1]、方法林[2]基于旅游资源优势度的视角分别对新疆和江苏的旅游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庄汝龙等[3]对浙江旅游经济发展时空差异进行研究；苏建军等[4]对中国旅游投资与旅游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差异进行分析。本文对近15年来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演变的研究以期为入境旅游的发展提供一种理论视角和实践依据。
1、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演变
中国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31个省市区入境旅游收入与全国入境旅游收入的平均值的比值来反映。这个值可以称之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值，其数学表达式如下式所示：
式中： 为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梯度值； 为地区 旅游收入； 为省份个数。其中， 表示该省旅游发展水平与全国旅游发展水平持平； 为高度发达型；在区间（1.5，2.0]之间为发达型；在区间（1.0，1.5]之间为较发达型；在区间[0.5，1.0）之间为欠发达型； 为落后型。计算所用到的各省市区入境旅游收入基础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1个省入境旅游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比值结果显示，全国入境旅游经济发展不均衡，区域间入境旅游发展水平差异大，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的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年，广东、北京、宁夏的入境旅游收入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90倍、5.99倍、0.01倍，最高的广东相当于排名第二的北京的1.49倍，相当于最低的宁夏的890倍；2005年，广东、北京、宁夏的入境旅游收入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75倍、4.39倍、0.002倍，最高的广东相当于排名第二的北京的1.77倍，相当于最低的宁夏的3875倍；2010年，广东、上海、宁夏的入境旅游收入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39倍、3.18倍、0.004倍，最高的广东相当于排名第二的上海的2.32倍，相当于最低的宁夏的1847倍；2015年，广东、浙江、甘肃的入境旅游收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74倍、2.94倍、0.01倍，最高的广东相当于排第二的浙江的2.63倍，相当于最低的甘肃的774倍。总的来说，在近15年来，各省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且发展最好的始终是广东，发展排名末位的由宁夏变为甘肃，“东部强、中部良、西部弱”的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表1）。
2、入境旅游经济发展保障措施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作用，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立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指导，科学规划，强化管理，加大扶持力度，全方位促进入境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入境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
（2）突出旅游企业主体作用
旅游企业是旅游功能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区域旅游经济的基本单位和微观基础，因此加强旅游企业的主体作用即旅游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是提高区域旅游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从而加快入境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是指通过兼并、联合、自我发展等形式，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壮大企业经济；横向一体化是指企业现有生产活动的扩展，如饭店之间的收购、战略联盟等。
（3）加强旅游环境优化作用
良好的旅游地环境是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不断促进旅游地环境的优化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对入境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旅游地环境的优化需从提高景观的审美性与促进布局的合理性两方面下手。提高景观审美性包括物质景观以及社会文化景观的美感塑造；促进布局的合理性包括旅游产业的地区选择最优、旅游企业的地点选择最优、旅游线路及各种设施的空间配置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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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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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与主要影响因素
（一）我国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我国很多地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存在不同，同时也影响到了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导致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将我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那么就可以看出三者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别，我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也就很高；其次为中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比于东部发展较为缓慢，落后于东部，其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与东部相比也较为滞后；最后为西部，西部地区属于我国经济发展最为缓慢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差，也就导致其学前教育发展水平较差，很多适龄儿童都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也有些和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如果从具有指标看，就会看到，我国东部地区无论是在幼儿入园率上，还是幼师数量上都有具有明显优势，不仅比其他地区高出很多，还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很多，对于中部地区来说，由于地方财政支持力度较为薄弱，也就使公办幼儿园数量难以得到提升，而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较大，对于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就会很大。
（二）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同，也就导致了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出现差别，总的来看，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一般在于学前教育供求情况。如果从供给上看可以得知，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决定财政拨款的多少，以东部地区为例，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人们生活质量较好，生活中各种基础设施也很完善，政府在其他方面上需要投入的资金也很少，这样一来就有了足够资金用于支持学前教育，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差，需要财政拨款的地方也很多，要是故意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就会使本身就有限的财政资金更高减少，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压力也很大。从需求上看，主要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地区人力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东部地区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就带动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使得适龄学前教育儿童也就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因此对于学前教育资源的需要也在增多，政府为解决适龄儿童入园难问题也就加大了对学前教育的投入。
二、提升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措施
在我国，影响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特别是东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差距较大，导致两地区在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很大，不仅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影响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人口结构。财政资金投入也会影响教育资源的实际分配情况。因此，要提升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应从改变政府投入模式、加大教育经费以及做好贫困补助工作等三方面入手。
（一）改变政府投入模式
通常情况下，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到办学体制，两者具有紧密联系。一般而言，政府所提供的财政支持仅局限于公办幼儿园，尤其是重点幼儿园是其主要投资对象，因此，过度投资于公办幼儿园，使其总体建设越来越好，但非公办幼儿园其建设情况则会越来越差，这样一来就使少数幼儿园无论是在入园率上，还是在教育质量上都会得到提升，但毕竟是少数，同时这样的投入模式也不利于学前教育机会的增加，使学前教育机会受到限制。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一定要转变这种投入模式，不仅要对公办幼儿园给予财政支持，还要对民办幼儿园给予财政支持，平衡两种不同归属幼儿园的款项，不断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与基础建设，从而全面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
（二）地方政府应适当加大学前教育经费
对于学前教育来说，政府对其发展影响较大，因此，地方政府一定要予以教育经费支持。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适当的教育经费进行改革。地方政府应成为学前教育的主要从投资体，并根据当地实际经济情况给予财政支持。所以，对于上级政府部门来说，在对学前教育进行投入以前，一定要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当地适龄儿童数量作为主要参考对象。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适当加大对其投入，以便转变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和人口结构不同而出现适龄儿童受学前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情况。
（三）做好贫困补助工作
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地区都有经济条件好和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存在，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和幼儿园根据自身情况做好贫困补助工作。对于政府来说，应设立学前教育专款，主要用意补助经济困难家庭和弱势家庭的适龄儿童，让他们与其他儿童一样享有受学前教育的权利，对于幼儿园来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每年定期收入免费学前教育儿童，确定数量，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幼儿园在社会中的形象与地位，还能使幼儿园发展得更好。此外，政府和幼儿园也可以通过宣传形式，让社会爱心人士赞助贫困适龄儿童，通过他们的帮助是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中，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前教育机会，还是能受教育儿童数量得到提升。
结 论
在我国城乡生活水平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也就使学前教育发展情况出现了不同，学前教育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有很大影响，尤其是教育备受重视的今天，学前教育也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出现的差异，这样也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情况。为此，本文研究了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合理有效解决办法，希望能够被相关人士采纳。但其中一定会有不足之处，希望能够得到专业教师或学者的指引，以便完善论文。
篇11
一、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县域经济发展内涵
经济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整体性与协调性的概念，笔者认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是经济适度增长且具有可持续性、经济结构合理、经济增长成果能够为惠及民众。
现有的研究文献，对于经济正常成果惠及民众等方面常有忽略。发展区域经济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区域经济总量的增加，为增长而增长，而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如果只一味追求区域经济增长，人民不能享受区域经济增长的成果，即背离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目的，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增长也将因此受到来自经济和社会多种因素的约束。因此，应该把增长成果分享纳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之中。
（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目前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选取反映区域经济状态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得到各指标的权重，然后计算出评价对象区域的各指标综合得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值；另一种方法是根据所选择反映区域经济状态的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法将各区域分为几类，据此判断评价对象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评价方法能否正确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关键在于所选择的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的指标或者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选择要遵循精炼、明确、可比等基本原则。本文也以这些基本原则为导向，构建相应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江苏县域经济发展特点，构建由经济总体发展规模、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成果分享水平3个方面共11个核心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
图1 江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确定指标体系权重
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在指标权重确定中应用较多。由于江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较多，且权重确定合理性直接影响着评判结果，综合德尔菲法简单易行，且能综合考虑研究领域内各专家的意见和层次分析法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素，在各因素之间进行比较和计算，进而得出不同方案的权重的优点，共同确定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各指标权重（见图1）。
二、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目前，学术界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中，系统评价法主要有模糊一致矩阵评价法（FCM）和模糊综合评判法(FCE)，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法等。模糊综合评判法从层次性角度分析复杂事物，符合复杂事物的状况，同时也便于赋权；模糊综合评判法是通过建立层阶结构模型，从层阶结构模型最底层因素开始上推，最终得出各个因素的变动对层阶结构模型最上层的影响。因此，笔者将该方法作为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模糊综合评价主要有五步骤。
1.建立层阶结构模型，即指标体系。
2.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3.按照实物正态分布特征，建立五级模糊评语集T。
T=［t1 t2 … t5］
4.确定评价单元和标准值。
评价单元为评价对象所在区域。评价单元通常选定为具有相似特征的特定区域，如本文提出的“县域”；标准值的确定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评价目的决定了标准值选取范围和选取时间。如为了查看被评价县同其他县在整体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可将标准值的范围定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省，乃至全国。
5.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
对于定性指标隶属度的确定，可多次反复征询经济专家或具有丰富经验的经济工作者意见，按照隶属度集确定其模糊隶属度值。定性指标隶属度集（见表1）。
6.进行模糊综合评判
将定性和定量指标的隶属度值分别同其权重相乘，自评判矩阵最底层开始上推，直至得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总评价值。
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江苏省共有包括江阴、昆山、连云港等在内的51个县。江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不同指标实际值是通过江苏省统计年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三年平均值确定的。为了反映江苏省各县在全国县域序列中的位置，评价标准中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按照全国平均最高和最低水平确定。利用模糊综合评价中的隶属度函数，可以确定各个单项指标的隶属度。将隶属度与其对应权重相乘，可以得到分项指标隶属度。根据以上计算得出江苏县域经济总体得分排名（见图2）。
图2 江苏县域经济总体得分排名
四、评价结果与分析
从综合评价结果来看，江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以下几个特征：（1）苏南、苏中、苏北区域分化明显。综合评价总体排序中，以昆山、江阴等为代表的苏南县域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高，平均得分为0.4以上。其中，昆山、江阴、张家港和常熟四个县市的总体水平最为靠前。而以江都、启东和如皋等县为代表的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则明显低于苏南地区，平均得分在0.2以上。而以大丰、邳州等县为代表的苏北地区，则无论是经济发展总量，还是经济成果共享，其得分都明显偏下，且同苏南和苏中区域差异明显。（2）区域内部发展状况不均衡。昆山、江阴和吴江、太仓等都隶属于苏南地区，在这一区域中，昆山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成果共享水平也较高。而吴江和太仓等县则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昆山市。同样，苏北地区的泗洪、丰县和响水等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明显低于大丰、邳州等县。此外，在经济发展不同方面，各个区域的县域差异也比较明显。如昆山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总体得分在0.9以上。而其他无论是苏南区域，还是苏中和苏北区域的县域对外经济发展水平都明显偏低。（3）部分县域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根据以往的统计数量来看，苏北区域的灌南县、阜宁县等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且排序位列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行列中的底部。但随着今年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灌南县和阜宁县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在综合评价中，灌南县已经位列苏北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中间位置。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县的经济发展排序还会进一步提升。
在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中，江苏经济发展区域差异非常明显。针对以上评价结果，笔者认为：（1）要继续实施以促进经济发展速度、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推动就业水平与质量的提高，提升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力度。（2）实施先进带后进的发展策略，帮助苏中，尤其是苏北区域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要将苏南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经验应用至苏中和苏北地区，促进苏中和苏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对口支援、异地联合办厂等方式进行。（3）加大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对于苏中和苏北地区，可以通过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增长，促进这些区域县域经济发展规模；而对于苏南地区，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等政策，引导该区域经济的健康和优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炳军，吴辉.河南省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7(2).
[2]姚磊,汪兵.湖北省地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9).
[3]陈艳红.模糊综合评价法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中的应用.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2).
篇12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一、引言
珠三角是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全国三大GDP增长区域之一。十二五期间，国家意将其打造成更具综合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为深入了解珠三角各地市经济发展的现状、规律及特点，本文选取了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多项指标，运用对应分析方法进行分析，为政府部门制定合理的经济决策提供参考，实现珠三角经济快速平稳增长。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一)研究方法
对应分析方法最先由Richardson和库德Kuder于1933年提出，后经法国统计学家Jean-Paul Benzecri和日本统计学家Hayashi Chikio进一步论证与完善。对应分析综合了R型和Q型因子分析的优点，从R型因子出发，直接获取Q型因子分析结果，克服了样本容量大时做Q型分析的计算困难。更重要的是，对应分析运用降维的思想，将R型和Q型分析中变量点和样本点的载荷反映在相同的公因子轴上，以直观简洁的低维图形描述变量和样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变量选取
为了全面反映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选用了以下9项重要指标来研究：①人均GDP(X1 /万元)；②产业结构(X2 /%)，即第三产业比重；③消费结构(X3 /%)，即城镇居民消费与可支配收入之比；④分配结构(X4 /%)，即城乡居民收入之比；⑤城市化水平(X5 /%)，即城镇人口比例；⑥开放度水平(X6 /%)，即对外贸易依存度；⑦投资水平(X7 /%)，即外商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例；⑧创新能力(X8 /%)，即R&D研究经费；⑨金融发展水平(X9 /%)，即存贷款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2011》。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SPSS 17.0 的输出结果，卡方检验值显著，表明行向量与列向量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进行对应分析。从惯量贡献率来看，前两个公因子的贡献率百分比分别为91.5%和6.1%，累计贡献率高达97.5%，已能代表变量和样品中几乎全部的信息。
图1：珠三角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因子载荷图
从经济变量点和样本点的关系来看，可将珠三角内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进行如下排列：第一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广州、深圳、佛山。这三个地市的经济发展在创新方面极为相似。2011年被评为中国创新型城市的广州和深圳，在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科技文化、人才培养、资金投入等方面一直处于领先水平，这有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和创新发展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潜在增长点。以机械装备制造业和建陶行业为主的佛山，2011年工业总产值高达17800亿元，位居全国第五。在壮大实体经济的同时，佛山通过引入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的项目，向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并不断完善行业创新服务体系和技术创新平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第二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地区)，珠海、惠州、东莞、中山。这四个城市在人均GDP、投资水平、城市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四个方面有类似之处。就经济总量和金融发展水平指标而言，四市处于中等水平，然而，从投资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指标看，四市处于较高水平，甚至都超越了某些第一类别地市，可见这些方面仍有待发挥的潜在经济优势。第三类(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地区)，江门、肇庆。两市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指标上都排名较后，没有明显优势。
从经济指标的位置来看，除了开放度外，其他经济指标都较为集中。可见，开放度并不是影响珠三角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决定性因素。珠三角地区作为沿海开放的前沿阵地，加工贸易的发展壮大，已成为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市具有较为类似的进出口结构和开放度，因此，开放度对各地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并不明显。
四、简要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经济发展迅速的珠三角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广州、深圳和佛山较为领先，而江门和肇庆相对落后。十二五期间，为了提升珠三角的整体竞争力，各地市需要结合自身特点进一步发展。首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紧抓科技创新不放，除了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外，找准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和关键环节，培育高科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建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平台，加快创新科技向生产力的转换。其次，中等水平的地市推动金融改革发展的力度，加大对重大项目和中小企业的融资力度，提高当地金融机构将本地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市可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人才转型等方式，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以民生为重，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终，实现珠三角内部健康、平稳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242-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