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特殊认识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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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和永恒的主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部分特别强调“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这为高校艺术教育指明了方向。

一、艺术教育立德树人功能的历史考证

尽管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在近些年才明确提出的，但是美育和德育确实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无论是在充满人文关怀的东方伦理哲学中，还是在殚精竭虑考虑宇宙本源形而上学中，只要涉及人的存在就不能不论及艺术教育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美育的基本精神是在一代代政治家、教育家的实践中逐步确立的。商周时期，古代先贤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礼”是指道德伦理教育活动，“乐”是指具有审美性质的艺术教育活动，在礼乐文化下，道德和艺术共存一体，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古代教育家孔子指出“诗教”和“乐教”，从大的方面说是指明正确的人生方向，从小的方面说是可以是人心灵平和安宁，他认为理想的人生境界是美与善的统一。中国近现代，随着德育和美育的提出，艺术教育的育人功能也得到了更深入的探索，王国维认为：“美学上的最终目的，与伦理学上最终之目的合”，认为美感教育具有与宗教相同的性质和功用，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口号。

在西方社会，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就美育和德育的关系进行过深邃的探索。苏格拉底以善论美；柏拉图主张“道德与审美视为同一种价值”的统一说；创造了“美育”一词的席勒认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康德认为最高的审美理想是：“只有既符合美的规范观念，又表现了道德理念，才是美的理想”。他认为最能恰当地象征道德观念的直观形象是美，在审美的直观中间接地表现了道德理性的观念。

由此可见，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尽管中西方在表述、内容、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即美育对立德树人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二、艺术教育立德树人的独特优势

随着新媒体等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学生获取信息的来源越来越宽，使得高校德育、美育途径的理解和开展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教书育人、活动育人、环境育人的老思维、老方法、老套路早已跟不上学生的思潮。这就需要更好地运用艺术这个载体，让德育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大学生立德、育人的教育体系中。

艺术教育除了具有审美的本质功能以外，在目标、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与德育有相交融的地方都为艺术教育促进立德树人提供了可能性。

1.情感是艺术与道德的中介

情感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道德心理结构中极为重要的因素。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艺术的情感性是指艺术是情感的结晶，情感是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是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是艺术审美过程共鸣的基础，艺术要想动人以情，贵在情真意切；道德情感是一种高级情感，它同道德认知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了道德活动的发端和整个过程的“剂”，在道德活动中所产生的道德情感体验反过来影响人们的道德活动，具有催化、选择、评价等功能效应。由此可见，情感是沟通艺术和道德的一个“快捷通道”，作为直观的人类感受，艺术的炫技和道德的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

2.审美心理描述与德育内化过程的相通

艺术教育首先应该是审美的教育，其次才能是德育的有效途径。艺术的审美心理结构是由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审美理解和审美评价以一定方式组合而形成的感受、体验和评价的系统；道德的心理结构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习惯四个要素以一定方式组织的知、情、行、意系统。其心理加工过程有着较多的重合和相似，即在个体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循序渐进的渗透，达到人格完善，完成从外求他塑到自求内塑的转变。英国美学家舍夫茨别认为审美和道德都是心理理性的一种审辨能力，“即所谓的‘内在眼睛’。道德的善恶可以在行动中直接地感受到，就证明审美在道德能力上的心理上的沟通”。

心理结构的共通性为艺术教育立德树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保证。因此，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二者的心理过程，有针对性地选择素材进行引导，相互配合、各取所需，实现美育和德育的共赢。

3.德育真善美与美育知情意的目标的统一

按照康德的传统分类，人的精神或心理分为知、情、意三类，所对应的哲学范畴则是真、善、美。德育的功能在于“育人”、“向善”，目的是追求“知”、“情”、“行”、“意”的统一，美育是培养人审美情感、审美判断力和审美想象力的教育，它贯穿情、体现美，以生动逼真的艺术形象呈现“向善”的美好情感。在艺术活动创作过程中，从没有作品到经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而形成作品的过程中，道德的中介作用是明显的。康德说：“审美判断绝大多数都不是纯粹的，而是有依存的关系。”“美是道德的象征。”由此可见，二者在育人的目标和任务上有着相同之处，就是塑造完善的人，具有美德的人，这二者之间的桥梁就是真善美和知行意的统一。

4.二者在育人过程中相互依存的关系

艺术教育和德育虽然属于不同的教育领域，但二者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都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其终极目标都是育人，艺术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需要艺术的滋养和传播寓德育于美育中。别林斯基曾说：“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席勒曾说：“道德的阶段，只有通过审美的阶段才能实现，美是造就完善人格的必经之路。”

道德对于艺术而言是一个必要的因素。艺术教育在育人过程中通过艺术作品感受艺术美，提高审美鉴赏能力；艺术美承载创作者的情感，这种情感一旦被欣赏者的心理接受并产生移情，就起到了教化的作用。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道德的约束，就像相声艺术家姜昆说过的一样：“没有道德支撑，艺术就像瘸着一条腿。”越是有着强烈情感感染的作品，越能体现真善美，越能触动人内心的伦理道德。

艺术于道德而言是加速器。艺术教育的行为是自然接受的过程，任何试图强迫的行为都是徒劳的，道德教育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被动接受。因为艺术教育具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手段和方法可以将德育抽象的价值概念融入其中，在艺术形象的美感中将道德变得具体化、形象化，让受教育者更容易接受。正如卢梭所言：“有了审美能力，一个人的心灵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各种美的观念，并且最后接受同美的观念相联系的道德观念。”

如上所言，艺术教育对于立德树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二者之间的关系，保证艺术教育审美功能的首要任务中，引导学生求真、向善、尚美。

三、运用艺术的真、善、美，提高大学生的知、情、意

从以上的历史渊源、内在可能性和独特优势的考证中，我们看到了以艺术教育拓宽德育途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想将艺术教育对立德树人的价值最大限度地发挥，必须在实践操作层面寻求契合点和可操作性。

1.艺术教育与课程体系

艺术美的根源在人，人之美在德，一个美的形象、美的故事往往胜过百个说教或政治道理，抽象教条对学生来说远不如优美的形象更容易被他们接受并且遵循，将德育抽象的形式融入艺术形象的美感中，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教化德行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艺术教育不仅以独特的空间和时代使命而存在，还以多样的艺术形式为德育提供了富有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教育手段。

高校艺术教育课程设置要根据艺术教育的特点，全面体现学生主体性、尊重学生兴趣爱好等自身特性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教育课程设计，构建以必修课为基础，以选修课为发展的课程体系，让学生通过艺术课程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从而在精神层面树立审美的人生观。

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艺术中往往体现最普遍、最深层的道德，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必将传达的人类最美好的信念。舞蹈作品《中国妈妈》通过讲述在时期一位中国母亲抚养日本遗孤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大爱无疆的母性的光辉形象。整个舞蹈作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真、善、美的直白。通过这样的艺术作品的欣赏，欣赏者能够超越自己原本的道德底线，获得和艺术形象相同的道德感受。

高校应该充分发挥艺术课程的重要作用，建立结构完整、运行完善的课程体系，让学生在课程中产生艺术的情感体验，感受艺术精神，提高审美能力，同时运用美的规律和标准陶冶情操、优化人格、提高素质。

2.艺术教育与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

校园文化是大学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的历史沉淀。校园文化在高校德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有效地将价值观念、道德原则隐藏在自身的形式结构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和道德品质。因此，营造方向正确、健康向上、清新高雅的艺术文化氛围是提高校园文化品质的关键，同时艺术教育处于立德树人的前沿阵地。

营造艺术美的校园文化环境，能够潜移默化地指导学生向着健康而有序的方向发展，长期置身于真善美的环境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校园艺术文化倡导的精神所营造的氛围的熏陶和感染，并将这种精神逐步不自觉地转化为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与单纯的思想教育相比，通过艺术影响学生的效果其作用是长远切牢固的，会让学生受用终生。

我们需要找寻艺术和学生喜好之间的契合点，善用不同艺术形式的特点营造和谐的校园文化。例如开展参与面广、活动内容多、形式不拘的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活动，比如开展十佳歌手大赛、绘画大赛、微电影大赛等活动，并要求这些活动都围绕一定的主题开展，让学生用能够接受的形式在过程中进行德育；开展一些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让学生接受高层次的艺术欣赏，在感知美、鉴赏美的同时感受情感的交流和理解，提高审美水平和艺术修养，使之逐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当然，真正实现艺术教育的立德树人，远不止开好艺术公选课或是做好校园文化这么简单，而是需要更好地运用艺术的真善美，探索一条能够将艺术传递的审美理想、人生观念和精神境界传递给大学生的道路，让大学生通过对艺术的理解一方面达到良好的美育效果，另一方面建立起崇高的品格行为和道德规范。

艺术教育的核心价值和功能是承担“美育”的重任，并影响人的道德世界。让所有人在真善美的熏陶下，有自信、有探索、有担当地朝着审美的最高境界和理想奔去，这就是艺术教育的作用，是美的信仰和理想的精神力量，是艺术教育对于立德树人的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所在。以美求真、以美向善，艺术教育立德树人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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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及其他相关民族政策的扶持下，使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和发展。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中提出“重点支持特殊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地市州盟和30万人口以上、残疾儿童较多的县市区旗建好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配齐特教专业教师，完善配套设施。鼓励和支持普通学校为残疾学生创造学习生活条件，提高随班就读和特教班的教学质量”。这使得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问题。本文主要利用现有文献资料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并从理论视角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与阐述，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民族特殊教育领域的关注。

二、理论视角下的民族教育与特殊教育

学说是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在中国教育实践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理论学说对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指导意义可以从民族学说和人学等两个理论视角进行解释和阐述。

（一）民族理论视角下的民族教育

民族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创立的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民族理论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科学地揭示了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发现了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实质,阐明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现实意义,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统一的共和国的思想（金炳镐，2007）〔1〕。根据民族理论,我们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又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既体现了民族理论的实质,又结合了中国当代民族问题的实际,是对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具体化,因而它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民族学说以科学严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宽广扎实的历史学、人类学基础以及预示人类进步方向的社会发展学说为基础，是民族教育研究的学科理论基础（宝玉柱，2009）〔2〕。建国以来我国民族教育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保障和发展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历史和实践证明了民族理论在实践指导的正确性。

（二）人学理论视角下的特殊教育

人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一种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揭示人和其他动物所共同具有的性质。社会属性揭示出只有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才能相互确认作为人的全部方面。对于人的本质属性的认识是理论非常重要的方面。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揭示出了作为一个人最根本的一个方面。王培峰（2010）〔3〕运用人学视角对残疾儿童少年的属性进行了如下阐释：残疾儿童少年自然属性中存有生命体器官缺损或资质、能力的不足等自然存在的差异，这主要是生物遗传性获得和环境因素的后天性获得；残疾儿童少年的社会属性的差异,如态度、情感、价值观、素质、能力、社会行为等的不同,尽管受其自然存在差异的影响,但不是他们自然存在差异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由社会分工及其活动、劳动(如隔离的特殊教育等)造成的,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既是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表现，又是人存在与发展的一种需要。这就告诉我们残疾儿童的特殊性可以从其自然属性上理解，但同时也要了解社会关系层面赋予残疾儿童的“特殊性”，而后者是影响残疾儿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地区关于特殊教育的观念相对落后

关于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非残疾群体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在我国，对特殊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虽然比起建国初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有区域差异。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几个省份处在中西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公众对特殊教育的认识程度。非残疾群体（公众）对民族残疾群体的观念深刻影响着该群体平等地接受更好的教育服务的机会。因此解决民族残疾群体教育的实际问题，须从改善普通公众对民族残疾群体的看法和观念入手。这里指的“普通公众”也包括民族残疾群体的家长、监护人等与残疾群体密切接触，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角色。二是残疾群体自身对特殊教育的认识。少数民族地区六岁以上残疾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教育文化程度相对落后影响其对自身处境和未来发展的客观评价和主观态度，并在大多数时候易被非残疾群体的观念和看法所影响。

（二）针对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不完善

在我国，少数民族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较为薄弱。这直接或间接导致民族残疾群体成为处境不利的社会群体，进而影响其整体的生活质量。民族残疾群体的生活质量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其接受教育的能力和机会，并在两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对民族残疾群体的社会保障不仅依靠国家层面的政策法规、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政策支持。而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保障机制对民族残疾群体的倾斜或特殊政策较少、针对民族残疾群体的服务性机构（如重度残疾人的社会福利院、庇护安养机构、就业指导机构、康复训练机构等）鲜少、支持性机制（如康复医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扶助救济服务等）运作缓慢，限制了民族残疾群体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三）现阶段我国的特殊教育无法满足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特殊教育需要

针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必然涉及与民族性有关的概念，少数民族特殊教育也不例外。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与非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有着较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其民族性上。其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残疾的诊断与评估的影响；二、双语特殊教育的需要。针对第一个问题，当涉及到民族性问题时，一般常模化的针对主流群体的诊断与评估标准常常无法准确、公正和公平地判断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残疾程度和特殊教育需要。另一个问题是双语特殊教育需要的问题，国家高度重视在民族学校实行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但是目前关于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双语教学尚无系统的研究结论，加之具有特殊教育技能的双语教师的匮乏、双语教材教具的开发编写困难等问题，适合少数民族特殊儿童的双语特殊教育成为了民族教育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四、理论视角下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的特征的讨论

（一）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内在发展动力的双重性

民族学说的基础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告诉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来解释和分析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因此可以将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上述特殊问题理解为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特有规律的现象反映。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现象既能够反映少数民族教育的本质特点，也能反映特殊教育的本质特点。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也符合教育的一般规律。从这种角度理解的话，少数民族教育构成了教育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特殊教育同样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王培峰（2010）认为残疾儿童少年在自然存在方面的特殊性与其作为人之本质的普遍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残疾儿童少年自然存在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运动构成着他们存在与发展独具的内在动力系统要素之一。民族地区特殊教育的特殊问题是在以上两种内在动力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双重性发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二）少数民族特殊教育的内在多元性

用发展的观点正确阐释了民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认为民族的差异、民族文化的差异最终要用民族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去解释。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属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是民族文化在民族教育与特殊教育交叉领域中的集中体现。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民族教育也在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课题。如何看待文化的多样性便是其中重要的课题之一。郭献进（2011）〔4〕认为少数民族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育内容的文化多元性，各类民族学校一方面按照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同时也进行着本民族或其他民族文化知识的教学。而民族特殊儿童除了具有文化多元性以外还具有属性多元性，即残疾属性与文化属性。可以说民族地区特殊教育无论是其教育对象还是其教育内容而言都具有较鲜明的内在多元性，进一步说，是其教育对象的多元性决定了教育内容的多元性。

（三）少数民族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

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发展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互关联的。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观念的滞后密切相关，这就导致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教育发展上的不均衡性。为了削弱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带来的消极影响、保障民族地区发展的平等性，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以法律、政策保证民族之间不产生阶级压迫，以经济、文化上的帮助和民族的自立自强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民族的繁荣和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相互关联性是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政策扶持的重要依据。

作者:伊丽斯克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金炳镐.民族理论发展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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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普遍性知识追求和知识的层级性

1. 知识普遍性是人类知识活动的内在基因

理性地、普遍地认识世界，是从古希腊哲学诞生之日起哲学就为自己提出的根本任务。 [1 ]最早作为知识实践形态而存在的哲学，其本真使命是寻求对世界终极性、普遍性的解答。可以说这是贯穿中西方哲学传统的一条主线，也是最早的科学哲学的基本的知识立场。这一原则被黑格尔（G.W.F.Hegel）称之为哲学的先行原则。即便是某一哲学发生了消亡，但被推翻了的并不是这个原则本身，而是该哲学理论的绝对性和至上性 [2 ]。

知识普遍性的追求也和人性是高度吻合的，体现了人类对于理想状态的生活追求和人们超越纷繁复杂而达致简洁清晰的理性诉求。更现实的则是出于为处理杂多寻找某种类型化的处理的技术需要。柏拉图（Plato）的理念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目的因的强调，可谓是这一原则的典型表达。

针对普遍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形成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认识进路：经验论和唯理论。前者认为，一切知识和观念均来自人的感性经验，是否从经验中来并能经得起经验检验是知识之真的唯一标准；在后者看来，普遍性知识来自严格的逻辑推理，是和经验完全无涉的。但二者在真理立场上是一致的，即都认同了主体对于客观实在的符合关系。康德（Immanuel Kant）用先验范畴这一设定颠覆了传统认识论哲学以客体为中心的观点，以突出主体认识的能动性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在康德这里，真理知识的客观性不再是依赖主体对客体的符合来体现，而是通过满足主体间的共通性、可理解性来达成证明。但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所谓的知识不过是知性范畴对作为神秘之物的物自体所给予的刺激的形式化，这和此前的神秘论哲学并无二致，并没有真正解决思维和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他从思辨的逻辑方法出发，以绝对知识观将逻辑、自然、历史重新统一起来。然而黑格尔的绝对知识观不仅遭到经验主义的排斥，也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的反对。马克思（Karl Marx）从唯物主义的实践立场出发，对知识真理观问题进行了统摄，认为只有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这种认识上的对立。

2. 知识的层级性和相对真理

按照卡西爾（Ernst Cassirer）的理解，知识意指坚固性和稳定性的词根 [3 ]。循此解释，但凡知识，或者能被称为知识的东西，必然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均具有某种公理性质和可接受性。

与柏拉图仅仅将事物之存在或运行归结为理念这一终极因不同，亚里士多德虽然肯定了普遍性知识的地位和意义，但也肯定了具体知识的存在意义，即给意见留下了空间。在《形而上学》中，他将人类的各种知识进行了层次上的区分。在所有这些层级的知识中，处于最高层级的就是事物的基本原理（有关事物终极因的知识）。也正是认识到知识的层级性及对知识层级性的肯定，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承续柏拉图理念论的观点和理论思辨的路径，转而开始重视自然和社会的研究。

在人们日常的交流之中，经常会出现交流受阻的情况。这种阻滞其实就是道出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知识和意见间的差异，也预示了但凡能够进行交流，能够被他人所理解的东西，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真理性。其中，层级越高的知识，其普遍性程度就越高，就越不存在交流困难的问题。比如数理知识，不管人们接受与否，它都是普遍的，它自身就是理由和标准所在，其所体现出来的普遍性并不会因为认知者个人或所属文化、信仰等因素的差异而发生改变。这也是数理知识缘何被誉为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之故。相应地，层次较低的知识由于接近于个人的一种经验体知（意见），其普遍性程度就更低。

但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绝大部分一度广泛深入人心的所谓的普遍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都不过是一种天才式的设想，一种暂时为人们所接受的普遍认可的知识（widely-acknowledged knowledge）。譬如，地心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谓是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普遍知识，但被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日心说所证伪，沦落为普遍认可的知识。但无论是地心说还是日心说，无论后者相对于前者有何革命性的意义，宇宙终归还是那个宇宙，任何一种知识判定并不能影响它的正常运转。这种过程性表明，截至目前，人类所占有的绝大部分知识，都不可以说是绝对意义上的普遍性知识。

二、科学是经由特殊达致普遍的过程探险

在《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Scorates）问泰阿泰德（Theaetetus）知识是什么，泰阿泰德的回答是：知识无非就是感觉（印象）。这个回答自然受到苏格拉底的诘难。对话的结果是，知识并不依赖于对于事物的印象，而在于对印象本身的反思，并且只有通过反思才能获致真知。在苏格拉底和美诺（Meno）的对话中，苏格拉底虽然反驳了美诺将经验性的道德之知作为道德整体之知的观点，但表示自己也不知道美德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继续找寻的问题。美诺的困惑是：既然在美德是什么尚不得而知的条件下，一个人该去寻找什么呢？难道把一个不知道的东西当作寻找的对象？即便找到，又何以保证所找到的东西就是那个要寻找的东西？苏格拉底反问道：一个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东西，还需要去寻找吗 [4 ]？个中的启示是：真理至少在当前尚是未知的；真理和人的认识程度有关；真理是可能的，但需要借助于反思才有可能；真理的获致并不排斥感觉经验，但经验仅仅是获致真理的必要条件。这两则故事充分印证了苏格拉底的无知并非是一种谦辞，亦非是一种技术上的狡黠，而是一种对知识之谓的理性表达。这和他反复呼吁的不加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命题是相呼应的。

按照传统知识论的观点，当主体的认识能真实地反映客体（符合）时，便是知识的获得之日和真理的显现之时。那么，人所确定的客体是现实自在的客体吗？如是，不同的人缘何对相同的客体产生不同的认识（知识）？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也迫使人们正视并承认自身的局限性，进而为科学的存在开辟了空间。人类的有限性决定了作为人的认识结果的知识总是历史的有条件的，知识内容并不具备其概念所意指的绝对的普遍性。科学可以无限趋近真理，但永远无法达到真理。反过来，如果知识都是绝对普遍有效的，要哲学作甚？科学也该寿终正寝了！质言之，科学永远在路上。

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无疑已经取得了一定地位，人们习惯性地将自然科学的认识论规范视作科学的通则，并将其作为判定某种知识活动科学与否的标准。事实上，那种将自然科学单独区分出来并赋予其独特尊严并实际形成对包括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专制的做法，严格来说，是19世纪中晚期以后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19世纪早期的自然科学中，当研究关切到问题中较为一般的方面时，人们似乎并不热衷于用科学一词来标示，倒更乐于沿用哲学这个称谓。典型的如1808年道尔顿（John Dalton）的《化学哲学的新体系》、1809年拉马克（J.B.de Lamarck）的《动物学的哲学》等等。这种时间性已经暴露了自然科学逻辑和其他在知识版图上曾经占据显赫位置的其他理论预设一样，都不过是时空的产物。因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将某种理论视作科学确定不二的阿基米德点（譬如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通则），排除其他理论视角和方法的介入，其实就是对真正科学精神的违背。我们当下所应该着眼的，或者能进行选择的，恰恰是找寻和发现这些普遍认可的知识。尽管此类知识会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以及生活情景的变化而被证伪，但从实践意义上，缺乏了对这类知识的体认，科学无从发展，我们也无从达到终极真理的巅峰。所以杜威（John Dewey）指出，真的科学的重要性往往并不体现为它的结果，而在于求知的方法以及根据已知的不断推求未知的更深的方法。在他这里，这种方法就是试验 [5 ]。科学研究就是以普遍性的知识目标为基点，因循理论观察与试验新的理论新的观察与试验理论修正的开放性、建构性的过程性存在。科学研究的过程并不排斥绝对知识普遍性的设定，但也决不拒绝偶然和例外的出现。因为只有从这些偶然和例外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学意涵中，我们才能窥见真理（普遍性知识）之可能的堂奥，回归到事物的本真。

总之，科学的历程，就是一方面需要仰望星空，永不放弃实现知识普遍性的抱负；另一方面也需要脚踏实地，扎根于具体的生活实践，逐个逐步地通过对问题的解决，实现对本体实在无限去蔽和靠拢的过程。简言之，科学就是面向真理的经由特殊达致普遍的过程探险。

三、强调相对并不意味着走向了相对主义

强调教育学的特殊性，或者突出文化意义上的特殊教育学，在很多学者看来，是走向了相对主义，是对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的自我放逐。事实真的如此吗？要回答这一问题，我們先要从相对主义自身的逻辑和语言悖论入手，去切入这种担忧。

首先，相对主义的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断言本身就是一个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个判定本身已经蕴含了知识普遍性、客观性的要素，或者这一命题本身就是普遍、客观的。换言之，如果连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命题都是相对的，相对主义其实就将自身都相对掉了。其次，如果知识果真如相对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粹主观的，就等于说知识无对错、真假之分。问题是，如果说所有的结论都无所谓真假、对错，那么相对主义自身就陷入了悖论性的矛盾之中，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这一定言式的判断何以为真？相对主义者又该如何让别人相信他的观点是真的？也就是说，如果相对主义的观点成立，即学术研究结论的正确性都是由研究者自身所持的知识立场所决定的，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性标准，那么，从认识论上看，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正确就等于说所有的研究结论都不正确，这和相对主义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观点也是自相矛盾的。最后，相对主义将所有的知识设定为不可比较的，其实就祛除了人对认知的反思和批判的可能。这实际上已经斩断了知识交流的可能。即便存在交流，研究者眼中都是友声，而非异音。从这个意义上看，相对主义作为怀疑论的极端化，与它所批判的普遍主义在知识品性上并无二致，都是独断性的。

诚然，虽然研究者是知识活动的施为者、建构者，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势必具有视角性，但并不意味着研究的结论是相对的，也不意味着支持研究结论的理由或证据是研究者私己发明的，更不能说研究是研究者不顾研究对象的主观臆想 [6 ]。如果科学本身并不具备一个客观性的真理标准，或者压根并不打算去寻找这样一个普遍接受的客观标准，此刻，与其说人们所致力于研究的是共同的对象，毋宁说是对各自的观点和意见的执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虽然社会知识都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相对性特征，但并不能因此就排除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可能。正如科学不是科学主义一样，强调知识的普遍性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就走向了普遍主义，重视知识的相对性亦不因此就是相对主义。因为一旦陷入主义的泥淖，就意味着学术研究的自我封闭及对多元可能的排斥。因而，在学术实践的过程中，对相对性的肯定和接纳，实际上是实现了对普遍主义知识主张的祛魅，进而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趋近了社会实在的本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并不认同解构是对存在（BEing）的权威或本质的一种简单地破坏，而是一种复魅事物本质的努力 [7 ]。

四、教育学的普遍与特殊间的关系辩证

按照现代普遍主义的知识观，只有严格遵循形式逻辑并具有共同的事实经验性基础的研究才称得上是科学研究，依据严格的逻辑推理演绎和经过反复的经验证实所得出的知识才能被称为普遍性知识；至于事物的特殊性，它不过体现了对象属性上的差异，因此并不存在特殊的科学理论体系。即是说，不管对象的差异如何，都可以纳入这个普遍法则的解释体系中，依据统一的方法被分析和研究。

作为近代以来学科制度化产物的教育学，其存在的合法性即是能提供给人们一些有关教育的确定性、普遍性的知识教育规律，而非满足于零碎的教育经验总结，其最终目标是要从林林总总的教育现象中抽象出一般。换言之，如果教育学仅仅是拘泥于片断化的个体经验总结的话，大抵是没有资格成为学科之林中的一员的。但从赫尔巴特（J.F.Herbart）以来西方教育学总体发展路径和实践表现来看，教育学知识的普遍性追求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贯穿教育学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教育学科学化的根本目标，但实践中的教育学却明显地呈现出了多元化特征，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更多的是基于不同文化情景所建构起来的特殊的教育学。也就是说，教育学知识在秉持一元化追求的同时，也呈现了多元化发展样态。这给人这样一种暗示，教育学始终都没有形成类似其他学科那样的共同的知识理据，一直是处在前学科的混战阶段 [8 ]。普遍意义的超文化教育学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枉顾教育及教育研究本来特征的妄想而已。比如第斯多惠（F.A.W.Diesterweg）就曾断言：我们根本不可能提出一种适合每一地区和每一时代的教育学说，万能教育学的倡导者也只不过是一时泛泛空谈一阵理论罢了。 [9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教育学普遍和相对这一对二元关系？

其一，单从科学所固有的归纳逻辑来看，普遍主义所标榜的普遍性知识亦是从林林总总的特殊之中归纳和抽象出来的。当我们在声言知识的普遍性的时候，其实也变相地肯定了特殊性的存在。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就好比哲学中的主观和客观、真与伪、必然和偶然、结构和个人的划分一样，对立的双方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无时无刻不都处在一个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之中，是无法简单地否定一个方面而肯定另一方面的。在此意义上，如果仅仅站在某种单一的理论视角去判定特殊教育学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就如同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隐喻的，在无形之中为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一个本来应该避免的人为障碍，也摧毁了从整体上推动教育学持续发展的实践之基。虽然一种理论预设较其他理论预设有着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效力，但从广阔的实践视角来开，这种普遍性是有限的，它并不足以从整体上解释整个教育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它注定是会被超越的。

其二，从方法论上讲，普遍与特殊的对立关系问题跟形式与实体二元知识传统有关。形式分析所追求的是超越当下和在场的非语境化、普遍性的知识和观念的生产，主要专注于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和方法演绎；与之相异，实体分析总是以当下情境的理解为出发点，它寻求的是经验的有效性，注重事物的内容和实质，方法上突出归纳。但无论是形式分析还是实体分析，一旦人们从对立的立场来把握事物的本质时，此时对本质占有过程，不过是剔除一部分而提炼另一部分的过程，或者，在肯定了某种东西的同时否定了某种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在教育学研究中，集中表现在普遍主义所坚持的理论分析的单一性、抽象性与现实内容的多样性、情景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典型地如，我们究竟应该坚持理论至上还是问题主导的讨论。但正如教育理论一旦面对鲜活的实践时常会遭遇到理同而事不同而陷入窘境一样，一旦我们以不同的理论视角聚焦到相同的问题时，展现出来的会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亦会呈现事同而理不同的情况。

五、走向本土教育实践：教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教育研究的对象永远聚焦于特定文化时空中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的发展这一主题上，教育学因此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文化性格。这种文化性内在地决定了教育学不是一门简单的实证之学，但也不是一门纯粹的辩理之学，而是一门实现目的性和规律性相统一的、具有鲜明时代和文化色彩的实践之学。实践的逻各斯只能是粗略的，不很精确的。谈不上有什么技艺与法则，只能因时因地制宜 [10 ]。因而，强化对本土教育实践的研究，对于实现教育学知识增量式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首先，教育研究的本土实践转向表现为对现代教育研究旨趣的合理性反思及对现实教育实践的关照。长期以来，教育研究者深陷学究的谬误 [11 ]而无法自拔。研究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一系列对教育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由原则、概念、理论组成的 教育通则的发现和阐发上，习惯于从理论逻辑出发给实践问题开出诊释方案，即先设一个框架，然后用它来对教育进行规范 [12 ]，鲜有主动地沉下心去融入实践，重视从实践中获得教育的经验质感，进而从实践出发去开发针对现实教育问题的方案。多数时候，鲜活的事实只是作为一种为佐证某种理论的有效或者正确性的例证 [13 ]。正是由于教育研究疏离于真实的教育实践需要之外，长此以往便强化了一线教师及教育管理工作者对教育理论空疏无用的印象。这在客观上是造成教育学合法性危机的根由，也是当今人们强调教育学实践转向并呼唤教育理论本土原创的动因所在。事实上，这种习惯于从理论逻辑去关照实践的倾向并非教育学这一个例，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通病 [14 ]。

教育研究本土实践转向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克服就教育而论教育，将具体的教育现象作为一般理论的 现实注解的积弊；另一方面，可以促进研究者更多地站在实践本位立场上去思考问题，意识并反思理论自身的不足，积极寻求对理论的修正和改进，进而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形成互动共生机制。

其次，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体现了对本土文化的关照和本土教育知识的肯定。胡森认为：教育作为一个实践的领域，其真正的本质在于地方性或民族性。教育毕竟是由与此所服务的具体国家的文化和历史传统形成的。 [15 ]与此同时，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产生土壤。无论是从夸美纽斯的神启，赫尔巴特的科学，还是杜威的民主，我们均不难窥见这些理论产生背后的历史文化基因。

相对于中国本土教育研究，西方教育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教育的本土经验和西方独有的思维方式而建构起来的，所对应的是自身的文化和实践。如此，一旦将西方教育理论全盘照搬照套于中国教育实践，忽视中国教育自身的文化独特性，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與其说是源于一般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毋宁说是深层次上的文化间的冲突和隔阂以及更深层的本土教育研究意识的匮乏。从价值层面来讲，西方教育理论本质上就是西方社会独特文化观、价值观的承载和体现，本来就不应该被拔高为普适意义的理论。这提醒人们，在中国教育领域全面强化与国际接轨的当下，对于唯西方理论是瞻的自殖民化现象，理应保持一份理智和警醒。接轨虽然符合了国际学术的大潮流，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促进中西教育之间互动交流的功效，也是让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实现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战略举措，但需要明确的是，接轨到底是接谁的轨，以何种方式接轨。如果缺乏必要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缺乏对理论产生背后的立场问题的反思，那么此种意义上的接轨无异于拿来主义，无法摆脱西方理论的中国诠释的嫌疑，也无助于文化自信目标的实现。更甚者，还会造成中国教育在国际舞台上彻底丧失话语权，对教育学术的正常发展造成不该有的戕害。

最后，教育研究的本土实践转向是推动教育学术创新的重要一环，符合了当前学术的主流趋势。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特殊意义上的本土教育学的构建。此种特殊，在于其所直面的对象是本土教育现象，是相对于独特社会文化现象而言的对象上的特殊，所以并不能构成否定能解释一切教育现象的普遍科学教育学之可能的充分理由，更非对教育学科学性、普遍性追求的淡化。本土教育学虽然呈现出了相对性意义，但这种相对性并不是以多样性的声张来拒斥普遍性的追求。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对一个命题的认识越是自由，就越接近必然 [16 ]。本土教育学通过对教育的文化理解的强调和肯定，从多元维度打开了教育事实的扇面，丰富了人们对教育和教育学本来面目的认识，开放性地逼近了教育本体，为普遍科学教育学之可能创造了条件。从科学进步意义上看，本土教育学通过对本土教育特殊性的强调和本土教育知识的合理性体认，从整体维度上突破了传统僵化的以普遍主义、客观主义为表征的狭隘科学知识观的藩篱，从内部打通了影响人们正确认识教育学科学性的观念死结，实现了认识上的思维跃迁。总之，教育研究的本土实践转向是推动教育学术进步的重要一环。它既是对既有的狭隘教育学科学认知的解构，在实践中也是对普遍科学教育学的建构。它从本土文化和历史维度重新去切入教育，是以多元性去敞现、丰富教育学知识的普遍意涵的必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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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教学本质探究30年。必须结合其产生的时代背景。首先，我国历经“十年”浩劫、全面拨乱反正后。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促发了人们大胆探究。其次，人类在哲学层面上的有关教学的思索推动了教学理论的发展。再次，教育领域正本清源，为教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事实的依据和理论上的准备。横向比较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几种典型的教学本质观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新世纪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教学本质观的内涵比较

(1)“特殊认识说”。该观点认为教学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该观点起源于凯洛夫的观点，解放初期在学习苏联教育学基础上，我国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指导，通过不断的研究、探讨而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2)“实践说”。该观点认为教学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指教师作为实践主体对学生客体进行转变、塑造的过程；另一种是指师生共同的实践活动或行动过程。

(3)“交往说”。该观点认为“教学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强调教学交往是双向建构、双向整合，强调交往是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交往本质属性是客观性与主观性、交互性的统一。有人指出“教学过程的本质是在特定情境下，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活动”。但在随后的研究中，由于思考的角度及所持的立场的不同，人们对教学与交往关系又表现出不同意义的认识和定位。如有“教学交往实践说”，“特殊社会交往说”，“知识交往说”等。

(4)“规律说”。通过对教学过程规律的考察，该观点指出教学过程的本质，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体现为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统一的规律；从师生关系看，体现为学生主体地位与教师主导作用统一的规律；从外部的客体的东西如何转化为内部的主体的东西的角度看，体现为内化与外化统一的规律。

(5)“教育说”。此观点把教学的属概念确定为“教育活动”，并在界说“教学”时突出强调了师生的双主体地位。一种通过对本质与概念、教与学的矛盾的分析。指出“教学是师生互动中文化提升信息主体化的教育”。一种通过确定教学目的、分析教学与他物的联系和自身内部的联系，指出“教学是教师和学生通过交往方式在与课程内容之间能动而现实的双重双向对象化的过程中发挥和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教育活动”。

(6)“反映说”。根据皮亚杰的双向建构论，以及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启示，该观点指出“教学的本质是在社会一定价值引导下师生主体问通过体验、交往和生产而自主、客观建构以系统知识技能为核心的经验和意义的一种特殊的反映活动”。

(7)“综合说”。该观点具有折中倾向。一种观点认为，教学本质应该是它的社会性本质，它体现为：特殊的社会活动本质、特殊的认识过程本质、特殊的个性发展本质。另一种观点认为，教学的三个基本要素使教学具有了以下三个规定性：特殊的实践活动、特殊的认识活动、特殊的交往活动，据此提出“教学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认识、交往活动的综合体”。

(8)“生命说”。该观点认为教学过程本质讨论的意义是为教学价值提供前提。“认识说”为传授知识、发展智力的教学价值提供了前提，但却不能为实践理性、伦理美德等主导的教学价值提供前提。由此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师生创造生命意义的生活过程”，提出“教学意味着‘生活”’的命题。

(9)“发展说”。该观点认为教学过程是促进学生发展的过程。典型的表述如“教学过程的本质就是受教育者在教师的引导下，有计划有目的地积极主动地发展自己，使自身的发展水平逐步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过程”，等等，注重教学中的学生存在与发展的整体性。

(10)“传递说”。该观点认为教学就是传授知识经验的过程。一种观点着重教学内容。认为“教学是传授知识技能”。“教学就是经验的传递”；另一种观点认为“教学是教师有目的地传授和指导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的教育活动”，试图兼顾教授与指导两个方面。

(11)“学习说”。与传递说相对，该观点认为教学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的学习活动。如“所谓教学就是学校实现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是指学生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掌握系统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同时发展智能和体力，并形成一定思想品德的活动”。

(12)“价值增殖说”。该观点认为教学过程本质是教师受社会委托，为取得学生的教育价值增殖，和学生共同开展的价值构想、价值调节、价值实现的活动过程。在教学活动中，第一位的是价值主体是社会，第二位是学生。总体上看，学生的教育价值目标从属于社会教育价值目标。

(13)“层次类型说”。其包括多方面本质说和多层次本质说。其基本观点是：教学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形式、多序列、多矛盾的复杂过程，教学过程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结构，主张用系统论的观点，从整体性和全过程上对教学过程的各个侧面进行客观的、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分析研究。

(14)“统一说”。认为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统一的活动。对教学本质有三点基本认识，即“教学活动的双边性和教学过程要素的多项性”，“教学认识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教学过程的质的规定性，教学过程区别于其他社会过程的本质所在”。

2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教学本质观的立论依据比较

(1)“特殊认识说”。它以认识论为指导，把教学过程看作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认为教学认识是一种具体的认识形式，在教学中的认识不同于对人类历史的总认识，而是学生个体的认识，但也不同于其个体的认识，它具有间接性和教育性，体现在教学任务、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以及认识主体、客体和认识活动等方面的特殊性。而且学生品德、智慧、身体等的形成和发展都以对知识的掌握为基础。通过认识过程实现。

(2)“实践说”。它以哲学实践观点来看待教学过程。教学是教育实施的基本途径，也应体现“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这一本质特征。它具有变革一切人的能力的成长、潜能的发挥，以及变革人格的价值，首先是作用于、服务于“学生发展”的教育实践。其次教学活动应满足实践活动的基本特性，即客观现实性、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3)“交往说”。它的立论根据既取自于实践论，也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还吸收了现代与后现代实践观的合理成分。此外，它还受20世纪60年代前联邦德国出现的交往教学论学派的影响。有人根据“教育形态交往起源说”提出教学是“师生间的特殊的交往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师生交往活动”。

(4)“规律说”。它关注教学活动的内在规律性的探讨，并从三个角度、三个层面探讨教学背后的隐藏的规律：心理学的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统一的规律；师生关系的学生主体地位与教师主导作用统一的规律：知识技能与学生习得的外化与内化统一的规律。

(5)“教育说”。该观点把教学的属概念确定为“教育活动”，并在“教学”时突出强调了师生的双主体地位。

(6)“反映说”。它坚持反映论，但认为皮亚杰的建构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具体阐明了主体反映客体的复杂的微观机制，同时借鉴胡塞尔等人的现象学哲学观，从“主―客”模式向“主―主”模式转变。“反映说”关注：在哲学层面上，教学首先是一种反映活动或认识活动；教学是在教师主体和知识客体的相互作用与学生主体和知识客体的相互作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展开的；体验、交往和生产是师生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教学是以认知性建构为核心的，而且是自主建构与客观建构的统一：师生的教学客体既包括居于主导地位的系统性的知识技能。又包括非系统性的知识技能。

(7)“综合说”。该观点具有明显的折中倾向。无论是哪一种综合，都是吸收其他教学本质的可取点进行综合的，它关注的是不同视角的融合，尽可能地全面把握教学的本质。

(8)“生命说”。它认为教学过程本质讨论的意义是为教学价值提供前提，为实践理性、伦理美德等主导的教学价值提供前提。由此它把教学过程看成是“师生创造生命意义的生活过程”，提出“教学意味着‘生活”’的命题。

(9)“发展说”。从哲学的发展的观点的角度出发，它批判了过去把教学过程单纯看作是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观点，认为教学过程是促进学生发展的过程。

(10)“传递说”。该观点基本上是一种描述性的认识。它从教师的角度看待教学。强调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注重教师所传授内容及文化知识、经验对社会与个人发展的意义。

(11)“学习说”。该观点依据对学生及其活动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强调学生学习对于教学的本质意义。从学生的角度审视教学，把教师的指导作为一种必要条件，教师通过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方向、支持与评价而获得教学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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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

新课改中的诸多教育思潮认为教学并不是一种认识活动，而提出建构、交往、实践、生命活动等概念，认为应该“从更高的层次――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 [1]对教学活动本质的不同主张往往是产生争论的重要思想根源。

自从教育学心理学化后，教学一直被看作心理活动，又主要限于认知活动。而从前苏联教育学开始，对教学活动用“认识”来概括，特别是我国教育理论界，对“认识”一词，明确的取其哲学上的意义即人脑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反映，它概括心理学上的认知、情感、意志过程，而不等于心理学上的认知过程。可是人们在理解教学认识时，经常出现偏差和误解，概括起来说，主要存在三种简单化倾向：哲学代替论；心理学窄化；固定模式化。[2]新课改理念提出了建构、交往、实践、生命活动等多种教学本质，否认教学的认识本质，其中就存在着对教学认识的简单理解和错误解读。“教学跟一切事物一样，它的本质是有层次性的，有浅层次的本质，还有较深刻、更深刻的本质。”[3]把教学归为认识活动就是在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指导下，对教学活动的特点规律进行深入分析，使得教学活动从根本上与其他以实践为主的社会活动区分开来，是教学论的一个重大进步。哲学将人类活动分为两大块，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教学作为一种活动，作为实施教育的基本途径，其基本方面和主要特点，是教师指导学生掌握知识，认识世界，发展自身，理所应当是认识活动。教学作为认识活动好比生产活动是社会的基本活动，不管认识方式如何变化，都抹杀不了其认识本质。

教学认识相对于人类一般认识活动来说，又是特殊的，它是学生个体认识。学生个体认识不同于科学家、艺术家、成年人等个体认识，更不同于人类历史总认识。它们之间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新课改理念或者夸大这种特殊性，只讲学生个人的知识而不讲人类总体知识，过度强调学生主体性；或者抹杀这种特殊性，呼吁教学与生活的同一，教育“回归生活世界”。[4]这些理解都未必没有偏颇之处。教学一从人类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时，就有着其自身的独立性，可以说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它有着实践性质、生命活动性质，也时时刻刻存在着生命的交往，但是真正使它有别于其他活动的是教学的认识本质，使它有别于一般认识活动的是教学中教师、学生的关系是围绕着教学内容展开的，把教学活动看作一种特殊认识活动是其科学化进程中的重大一步，并且在今日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2 知识的确定性问题

知识的确定性问题直接影响到人们是否可以认识它以及怎样认识它的问题，在哲学的层面，也就是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分野。可知论认为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即认为人的意识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而新课改中某些理念承袭了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认为没有普遍的真理，否认客观知识的存在，强调多元性，异质性，反映了一种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哲学认为世界是可知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片面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否认认识过程的主观能动性是机械的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否认认识对象的客观性是典型的唯心主义，两者都是需要批判和否定的。[6]关于“真理的辩证统一原理”很早就论述了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但并不否认随着事物的发展以及从整个客观世界来看知识具有的主观性、相对性。

在教学领域，作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课本，一方面，文本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所表达的内容具有真实可靠性，认识只能是对具有确定性的文本的认识；另一方面，任何认识都有特定的“先见”，这种“先见”不是纯主观的，是学习者所处的特定历史时代赋予的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认识主体无法自由、自主选择，因而，认识不能随心所欲。

3 怎样认识更有价值

我们肯定了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并认为存在着确定性的知识，那么怎样认识更有价值呢？教学认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过程，面对新课改理念的冲击，教学认识论在认识方式上可以进一步完善。

3.1引导学生自己去认识

教学认识有三个基本特点：间接性，有教师教，发展性。[7]这正是教学认识特殊性所在。教学认识中学生认识的主要方式是掌握，首要特点是以教师传授书本知识和学生掌握为主，教师传授的和学生掌握的主要是间接经验，教学认识也主要是一种间接认识，即学生在教师的传授下掌握知识。新课改理念认为这样的做法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应该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自己去学习，教师应该充当的是“引导者”而不是“权威者”的角色。

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是课程论中一对基本关系，它们的由来与对立已久。直接经验和与间接经验的划分并不简单等同于哲学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划分，直接经验完全可以是理性的、理论的，而间接经验也完全可能是感性的和经验水平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概念主要属于教育理论范畴，如果更进一步地划分它们的话，这两个概念都不仅仅表明经验的形态，而且表明它们的来源，因此又可分为“直接认识与直接经验，间接认识与间接经验”。[8]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区别就在与是否存在认识中介。

学生学习的知识主要是间接经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直接经验不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不如精心挑选的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只能通过间接认识获得间接经验吗？诚然，有了书本和教师，学生不必“事事躬亲”，能够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知识，可是这样随之出现的问题就是学生认识的不完整性以及内在认识动机的缺乏。学生完全可以在老师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自己发现科学结论和定理，这些结论和定理实际上早已存在于人类已知认识成果中，学生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直接认识获得了间接经验。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杜威的活动课程，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布鲁纳的发现法，都鼓励学生的发现学习，它们在实践中都取得一定的成功。

3.2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教学认识论更多关注学习的结果，而且是易评价的结果。虽然它强调在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结论，而且要使学生知道结论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和成立的，不过其出发点仍然在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学生了解结论产生和成立的条件也主要是为学生对结论的掌握服务的。新课改理论提出要关注学生作为个体的自我实现，也就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自我满足，这给予我们很多启发。

教学的本体功能是培养人，培养人就是要关注人的发展，关注所提倡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是一个变化过程，教学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关注这个过程。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了概念、原理、结论，这是就结果而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了什么，经历到了什么，情感上得到什么提升，这是对过程的关注。新课改中“三维目标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也是反映了教学不仅要关注结果，同时也不能忽略了过程，忽略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体验。

有人认为，学习者和知识之间应该要建立意义关系，“在意义关系模式中，学习者对知识的学习应是在精神上走出自身的局限性而获致普遍性，同时又返回自身的双向历程”[9]，这里的“意义”反映了“知识与人的关系”，认为知识对于人，不完全是客观中立的，在某种意义上知识是可以实现学习者的自我生成，意义建构的，这是教学的人本主义和生存论的视角，其中表现出的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值得我们反思。

在石里克看来，“认识的真正性质是一种记号或标示”，“认识过程的价值不在于它是由什么构成的，而是在于它能够干什么”。[10]我们再看认识论关于“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其中都表明了认识过程也值得我们关注。

在教学领域，强调关注认识过程并不意味着对结果的忽视，相反知识掌握仍然应该是教学的首要目标，但是首要并不意味着唯一。掌握知识也有着广泛的内涵，“知识不仅仅指认识的成果，而且也指认识的过程，它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知识的内容反映着关于外部事物运动发展的本质与规律，知识的形式蕴含着人类独特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模式倾向。”[11]知识的掌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知识记忆与背诵，甚至外显为分数，它既要求掌握知识的实质内容，又要求外化知识中的内在形式，转识成智，转知成德。所以，在关注认识结果的同时，关注认识过程，对于教学认识无疑是一种发展。

有人说，以马克思哲学认识论为指导思想的教学认识论已经到了“终结”的境地。[12]在新课改教育理论的冲击下，教学认识论也显露出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教学认识论不仅不会终结，反而以其自身理论为基础，吸取新课改教育理论的可取之处，能更进一步的发展，获得新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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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华.评教学“回归生活世界”[J].教育学报，2005，(1).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唐安奎.我国教育学研究确定性追求的反思―与石中英先生反本质主义教育学主张商榷[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8]丛立新.课程论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9]李召存.课程知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石里克著，李步楼译.普通认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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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伦理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之中。

教育共同体固有的伦理特性使得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广泛存在着道德与利益、善与恶、应有与实有、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等矛盾冲突[2]，唯有将伦理教育融入特教师资培养的各个环节，才能培养出既有较强实践操作能力又有高尚职业情操的新型特教师资。为此，我校特教专业的老师们通过编撰专业伦理教材，进行职业伦理的理论教育，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特殊教育工作的地位、性质和意义，了解特殊教育工作的平凡与伟大之处，提高他们对本专业职业道德规范的认识；通过观摩特教影片、参观特教机构、为特殊儿童送教上门、到特殊班级当义工、去偏远地区的特教学校顶岗支教等活动，引导学生体验从事特殊教育工作获得的职业幸福感和荣誉感，在陶冶其专业道德情感的同时锻炼他们的职业道德意志，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

（二）建立康复训练室、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康复机构和特殊儿童家庭四位一体、统一协调的实践教学体系。

我校特殊教育专业不仅强调学生专业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而且重视其专业道德的教育与养成；不仅注重发挥传统的校内康复训练实训室和特殊教育学校的育人功能，而且积极拓展校外特殊教育康复机构和特殊儿童家庭这两大专业实践基地。这种四位一体、统一协调的实践方式，为学生创造了更多接触特殊儿童、了解特殊教育现状和亲自进行相关专业实践的机会，使他们的专业情感和专业实践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提高。因此，本模式是探索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师资养成性教育的一次尝试，对于开办特殊教育专业，但是没有直属于自己的临床教学实验基地的特教师资培养单位来讲，这种模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公益性、经济性和灵活性，是优质高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可采纳的重要模式[3]。

（三）依托基地，服务社会。

特殊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纵观特殊教育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个别化、生活化、支持、生活质量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我国特殊教育也在朝这些方向发展，由于多种原因，社会对特殊教育的关注和支持力度逐步加大。新形势下，传统的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人才培养模式早已不适合特殊教育实践的需求。因此，临床操作能力强，能思考和处理多种教学情境，满足特殊儿童多样化教育需求，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的新型特教师资是特殊教育师资培养追求的必然目标。我校特殊教育专业特别注重发挥各类实践基地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鼓励师生大胆地“走出去”，把众多实践基地作为平台，在增强自己的专业实践能力，提升自己专业情感的同时，通过师生双方的实际行动服务社会、回报社会。

二、服务型实践教学体系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解决实践教学中，重实践能力培养、轻职业伦理教育的问题。

我国传统的特教师资培养往往极其倚重理论知识的传授，除了重庆师范大学、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等极个别学校外，国内高等特殊教育师范生的培养大多采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模式，学生在校期间接触特殊儿童的机会很少，虽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实践活动，但是这种所谓的专业实践往往是走马观花式的，直接导致特殊教育的临床教学和管理经验匮乏。而在比重极其有限的实践教学活动中，常常存在重视实践技能的培养、忽视伦理教育的问题。我校特殊教育专业的服务型实践教学体系为师生双方创造了广泛接触特殊儿童、体会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种种独特际遇的机会，在与他们互动的过程中很好地培养专业道德情感，磨炼职业道德意志，最终转化为积极的专业道德行为。

（二）缓解特教机构师资短缺、专业理论水平不足的问题。

我国现代特殊教育起步晚，发展水平较低，至今不少特教机构（尤其私立的康复机构）仍然面临着资金不足、师资缺乏、办学经验不足、专业技术缺乏等问题，本市的特教机构在这些方面的问题更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我校特殊教育专业从2010年3月起至今，组织、协调本专业骨干教师，为本市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和聋儿康复中心进行教师培训，共计200余学时，主题涉及“智障儿童的评估及智力品质的培养”、“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干预方法”、“行为矫正的原理与方法”、“手语及其在特殊教育中的应用”、“游戏及其在特殊教育中的运用”、“感觉统合训练”等。这种以高等特殊教育专业为主体，通过特教师生与基层特教机构的频繁互动进行学习和研讨的方式，不仅提高高等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学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基层特教机构师资不足、理论知识缺乏的弊端，在优势互补的诸多活动中，开创了良性互动的局面。

（三）缓解特殊儿童家庭的压力。

家庭是特殊儿童生存和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场所，家庭教育的成效将极大地影响其他任何形式的教育。任何家庭都面临着或多或少自身很难意识和解决的问题，特殊儿童家长、家庭面对的压力和挑战尤为大。目前社会提供给特殊儿童家庭的支持系统还很不完善，社会对于这类儿童的关注程度还不够高。特殊儿童及其家长在康复治疗、教育训练、法律援助、政策支持、资金援助等方面得到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某些特殊儿童及其家庭处于被动、回避、等待及无奈的状态。在服务型实践教学体系观的指引下，我校特教专业的师生本着服务社会的原则，免费送教上门，对特殊儿童进行个别辅导，为其家长提供教育咨询和教育技能培训，缓解特殊儿童家庭的压力。

（四）解决康复训练机构、特教学校、校内康复训练室和特殊儿童家庭很难协调一致的问题。

在我国目前特教实践中，康复训练机构、特教学校、校内康复训练室和特殊儿童家庭几乎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虽然偶有沟通，但是这种交流缺乏系统性，很难做到围绕共同关心的特教问题，开展多主体间充分的交流与合作。在服务型实践教学体系中，我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师生成为积极的活动者，我们开放校内康复训练室，为特殊儿童家庭提供训练场地，为特殊学校及康复机构提供康复训练与教学设备，并提供专业训练技术及教学理论支撑。对特殊儿童进行诊断与评估，针对评估结果，实施个别辅导教学，并为特殊儿童接洽适合于该儿童的康复机构或特教学校。他们组织策划家庭学校的联谊活动，邀请康复训练机构与特殊教育学校共同参与，相互之间进行专业问题的探讨，构建四位一体、统一协调的教育模式，促进特教事业的共同发展。

三、服务型实践教学体系的实施效果

特殊教育专业学生通过特殊教育从业人员伦理教育，各项实用、高效的教师通识性或专业的职业技能训练，掌握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和相关的特教康复及管理人员应具备的各种教学能力和技巧，把所学得的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有机结合起来，使学生将专业知识和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转化为具体的职业行为方式，并使之趋于规范化。

（一）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得到明显提高。

特殊教育学生能够进行接案，熟练地运用诊断评估工具，有效地组织教学活动，正常开展个别与团体教学。学生运用独特的构思，设计出盲文摸读辅助教具、自闭症儿童结构化教学沟通板等一系列教学用具，获得特殊儿童的喜爱和家长及学校的一致好评。熟悉特殊儿童的各种类型，根据不同障碍类别进行专业护理，并给予特殊儿童家长正确的指导。学生通过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升到理论层面，形成科研论文，并对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反思。学生多次参加省级和校级职业技能大赛，屡获嘉奖。

（二）师生的职业情感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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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否应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目前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将某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应用到或移植到农村教育领域中来，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中的理论，正如将统计学引入到教育领域而成为教育统计学一样，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研究要“综合应用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研究视角和路径。本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助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但也应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研究对象，从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入手，构建农村教育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育是否特殊到足以需要一种有针对性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从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有其合理性；但我国的农村教育亦有其特殊性，从体制来看，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城乡间发展的不均衡，农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尽管在国家教育政策文本或经典教育学教科书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于农村教育是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教育的表达，但实际上，无论在观念层面或在实践层面，农村教育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教育的教育”［3］。从文化上看，基于农业文明的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外，人口分布情况、地理和民族差异等等因素造成了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且这一特殊性无论合理与否，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并非城乡教育发展“同质化”。所以，农村教育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作为农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必然有其异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研究需要立足于农村教育的现实。理论的生成不是由“一般到个别”，而是正相反。正如不是先“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再“创造”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农村教育实践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认识，并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整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学科优势进行视阈融合，形成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方法论”［4］，据此形成属于农村教育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将起到丰富和完善整个教育学学科的作用。对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目前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不仅仅是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领域，研究者只是将某一理论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者需要深入其中，探究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理论。首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自秦汉以降，管理地方越来越重视教化的作用，“到明中期地方乡绅、族长成为教化的主导力量，与此相适应，乡约、族谱便成为教化的主要形式。”［5］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十分迅速，城市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变化是巨大的。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农耕文化传统，其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和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本身是否合理，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弭的，理论研究者不能无视这种差异。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在体制上强化了城乡本就具有的这种差别。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的叠加影响，农村的社会与教育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这也是理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现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6］，“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7］。城乡一体化为农村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说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现实，一厢情愿地进行抽象的批判和理论构想，对改善农村教育的现实并无裨益，这种流于清议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反而往往是有害的。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由于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原因，农村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场域，更主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简言之，农村教育有其特殊性。至于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农村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农村教育的内涵。包括其本质、规律、价值取向等问题，这是建设农村教育理论的合理性前提。

二、问题域：“教育的农村问题”抑或“农村的教育问题”

顾名思义，农村教育理论的价值是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由上文，建设农村教育理论首先要为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立法”，即在内涵上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假借农村教育之名做泛性的一般化的研究。更进一步，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也在外延上明确了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如果对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域：一类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一类是“教育的农村问题”。所谓“农村的教育问题”，是指将农村教育问题视为整个农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此类研究比较侧重于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探究农村教育问题背后的动因，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与其他农村问题之间的联系，试图从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农村教育。关注此类问题的大多是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学者。其研究的合理性是注意到农村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制约性，也关注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理论视角比较开阔和丰富，其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比较规范、严谨，其研究结论也具有说服力。其局限则是相对忽视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从外部而不是从教育自身出发来探讨农村教育问题，视教育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手段与途径，造成农村教育改革路向的偏差。所谓“教育的农村问题”，是指基于教育自身的视角，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农村学校）从农村大环境中剥离出来，做相对独立的剖析，关注相对微观的学校教育内部的问题，对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描述较为具体细致，有助于对农村学校教育问题认识的深入。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多具有教育学科背景。其研究的合理性是充分尊重了教育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对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架构等方面问题更为关注。其问题则是容易导致相对孤立地研究农村学校教育现象和问题：一方面，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别。

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农村”与“教育”（学校）之间的分离。建构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将农村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农村，又有教育。既要立足于农村，把农村教育问题视为农村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又要立足于教育，凸显出农村教育之于农村社会和城市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看，一种是由教育自身原因引发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领域。此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领域内部矛盾发展变化使然，例如教师体罚学生，虽然问题也有社会背景，但主要是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不必扯上什么社会原因，把责任推给社会。这类问题是教育矛盾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也必然是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一种是由社会原因所引发的教育问题，这类问题表现为教育问题，实际是农村社会（以及整个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这一问题不仅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得以反映，所以，这类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在农村教育的框架内单独解决，而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对于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这类问题并非不可以研究，但需要更加审慎，不能流于空洞的情绪化的议论。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在农村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来展开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教育理论也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教育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由于社会其他领域问题与教育问题发生切实的影响。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影响了教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需要把教育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去研究。教育理论之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社会活动中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教育活动的矛盾运动发展，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提。所以，需要将“教育的农村问题”与“农村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教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就变成了一般教育理论的应用地，但是如果我们从城乡关系、社会转型等大的背景去思考问题时，就会发现农村教育有许多自己独特的‘问题型’”［8］5－10，由此所生发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三、落脚点：如何建设农村教育理论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农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许多新问题需要理论研究加以应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8］5－10在学前教育、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义务教育、教师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设想，农村教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农村教育理论的建设的路径，应是在对当前农村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通过理清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探索农村新教育理论构建问题。其目的是通过理论研究，系统总结之前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今后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一）在对已有研究的研究中确立学术生长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研究，提高农村教育研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力，有必要对30年来农村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10年，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继续发展。适时进行理论总结，探究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线索，对农村教育研究做相对全面的理论梳理，以形成对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全面概括。其二，对30年以来农村教育研究所取得的经验与成绩进行总结。农村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与理论研究者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的背后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此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成功之处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三，对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当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农村教育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力的不足需要反省。所以，有必要对当前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原因所在，以求在今后的研究中克服。

（二）基于农村教育现实，明确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都有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问题。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离不开农村教育实践与理论中的现实问题。农村教育研究是研究农村教育中的问题的。所以，基于农村教育的问题意识，是农村教育研究的合理性前提。即只有研究的是农村教育的问题，才能称作是农村教育研究。这就需要找到农村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找到了农村教育的特殊矛盾与问题，才能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深入认识农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也就能够确定农村教育研究的边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演进路径和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造成了农村教育问题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中国教育中的普遍性问题。当然，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但由于教育发展与研究价值取向中的城市本位的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和农村教育研究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作为中国教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教育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从理论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这种局面，对于农村教育是不利的。农村教育中的问题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本文力图通过文献梳理与调查研究，从理论上阐明农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以确立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与现实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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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用型英语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

我院英语教育专业应以“基础扎实，突出应用、优特色、强能力”为培养原则，紧密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和特殊学校对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着力培养具备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较强的人文素养、专业技能熟练，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及博爱情怀的面向普通小学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应用型英语教育专业人才。

2应用型英语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

高职高专应用型人才应该是知识、实践动手能力及综合素质相互协调发展的，具有较高素质的新型的应用性人才。他们应具有“够用、实用”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实践动手能力是应用型人才区别于其他类型人才的重要的能力特征之一。因此，我们要围绕以培养能力为中心，实践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为目的。此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避免“重专业技能，轻综合素养”，在培养娴熟技能的同时，还要注重学生自我发展能力及综合素质的培养。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文理学院英语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专业知识。专业知识指的是掌握英语语言基本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要了解教育（着重特殊教育）科学基本理论知识，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指导实践。第二个方面是专业技能要求。专业技能涉及运用知识的能力，熟练掌握英语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及手语翻译能力及盲文；使之具备一定的从师任教技能，学生可通过多种实践教学环节来获得这些技能。第三个方面是综合素质要求。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科学素质，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文化素质；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并具有博爱精神；具有现代教育理念，掌握基本的计算机知识和应用技能，达到规定的等级要求，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和信息处理的基本方法与科研方法，具有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具有一定的第二外国语的实际应用能力。

3应用型英语教育专业课程结构体系的设计

课程结构与体系是课程教学计划的核心课程，在设置该课程体系中我们加强了通识教育，进一步拓宽了专业基础，以适应社会对应用型人才质量的需求，不断地去“调整、改革、创新”原有的课程资源。为此，我们按照平台-模块二级指标体系设置模块化课程。一级指标中设有四个平台课程体系：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实践课程；二级指标（四个平台课程体系下）中设有五个模块化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限选课程和任选课程。该课程体系中，课程板块对应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资格证书与岗位能力需求相一致。学生毕业时可同时获得学历毕业证书、教师资格证书、手语初级及中级证和其他从业资格证书。

3.1理论课程三个模块：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选修课程。

（1）公共基础平台课程。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体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信息技术基础、国防教育就业指导，必修27学分。

（2）专业平台课程。专业课程板块包括专业基础课程、核心课程、方向课程三个模块课程。在这一模块中开设了基础理论课和英语专业课程的内容，同时，还增加了部分特殊教育方面的课程。其目的是让学生除了掌握较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外，还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必需的特殊教育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为教学实践提供有关专业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为此，开设了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英语视听说、英语写作、英汉互译、英语语法、听力、口语、普通话及教师口语、特殊教育概论、特殊教育英语阅读、特殊学校英语课程与教学、基础手语、美国手语及盲文等十九门课程，共修78学分。实践项目融入这三个板块之中，并贯穿整个教学。

（3）选修平台课程。选修平台课程包括限选课程和任选课程。其中任选课程包括专业和公共任选课程（博雅课程）。限选课程模块开设了英语口译、英语教师口语、语言学概论和第二外语等九门课程，学分为17学分。任选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二十余门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为学生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辅修不同的课程，从而发挥各自的特点和潜能。至少选修1分，其中专业选修课程17学分，公共任选课程10学分。

3.2实践课程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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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技能的内涵

 

职业技能，指学生将来就业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1]。具备良好的职业技能是就业的根本，调动学生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尤为重要。特殊教育是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的，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其目的和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要求和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发展潜能、增长知识、获得技能、完善人格，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2]。根据特殊教育的目标，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专业应培养具备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知识和能力，能在特殊教育机构及与特殊教育相关的机构从事特殊教育实践、理论研究、管理工作等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特殊教育专业学生需要学习特殊儿童心理和教育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受到从事特殊儿童教学和研究的基本训练，具有进行实际教学及理论研究的基本能力。基于上述认识，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技能的内涵是指为了从事特殊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管理等工作，所需要的特殊教育专业技术和能力，需要掌握的具体职业技能有：特殊教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评估各类特殊儿童的基本方法;进行特殊教育教学、科研或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我国特殊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及发展动态;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二、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内容

 

(一)专业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技能

 

知识技能是专业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提出的“培养师范生指导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的教学能力”对特殊教育教师提出挑战，要求其要有专业的知识结构和知识技能才能胜任特殊儿童的教学工作。为了顺应当前融合教育发展趋势，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专业应重点培养面向特殊教育实践需求，拥有现代特殊教育理念，既懂理论又有实践操作技能，并具有创新精神的“应用技术型”特殊教育专业人才。特殊教育专业学生除了应掌握特殊儿童的心理、教育和康复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外，还应精通某一特殊专业方向的教育教学及康复训练技能，如手语与盲文沟通、言语与说话训练、辅具的使用与维护、行为改变技术等。

 

(二)诊断、评估，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技能

 

诊断、评估，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是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职业技能。特殊儿童的诊断和评估是运用一定的技术和方法对疑似特殊儿童进行各种必要的检查和测验并作出结论的过程，采用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等方面的检测方法，对儿童偏离常态的方面、性质、程度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作出判定，诊断和评估的结果将应用于后续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的过程。对特殊教育教师来讲，为特殊儿童拟订个别化教育计划是诊断和评估结果应用最重要的方面。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专业的教师要让学生熟悉和掌握各类诊断和评估的途径和方法，如观察、访谈、行为评定、测量工具的使用等，学习如何利用已获得的有关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数据和资料，在此基础上确定儿童的特殊教育目标，制定出符合儿童身心发展水平和教育需要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三)选择、编制教材的技能

 

由于特殊儿童的个体间差异较大，一般来讲，特殊教育学校没有固定教材，需要教师根据国家颁布的课程标准，以及每个学生的评估结果、身心特点，围绕特殊儿童的生活经验、实际生活环境和需要自行选择和设计教材。教材的选择和编制是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必不可少的一项职业技能，选择和编制合适的教材关系到教育目标的达成，也关系到后续教育训练计划的制定，教材的选择和编制要从特殊儿童发展的实际可能性出发，与特殊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使特殊教育的功效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组织、实施教育训练的技能

 

熟练地组织与实施特殊儿童的教育训练是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应重点掌握的技能。由于障碍类别和程度、发展过程以及环境等因素的不同，特殊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相对滞后于普通儿童，类化能力较差，其教育训练需要反复进行。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就要练就扎实的教育训练技能，运用特殊教育的理论知识，根据特殊儿童内在的能力设计教育训练计划，以保证他们得到最适当的发展。

 

三、高等师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策略

 

(一)构建以职业技能培养为核心的特殊教育课程体系

 

合理、科学的课程设置是提高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根本保障。以职业技能培养为核心的特殊教育课程体系应分为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专业实践课程四个模块：专业基础课程是指教育学、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等教育心理理论知识和技能;专业核心课程是指特殊教育专业基础理论与技能，包括各类特殊儿童的教育学和心理学、个别化教育计划、特殊教育教学活动设计、各科教学法、盲文、手语、行为改变技术、康复等[3]，包含了特殊教育需要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教学设计能力和职业技能;专业方向课程主要是针对特殊教育学校的需求开设的课程，如自闭症儿童的教育康复、脑瘫儿童的教育康复、情绪行为障碍儿童的教育康复等课程[4];专业实践课程主要是对所学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的演练，包括实习、实训、见习、寒暑假社会实践等。四个专业课程模块均指向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技能培养的要求，不仅强调了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要注重特殊教育理论素养的养成，而且强调了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要具备教育行动的能力。

 

(二)职业技能培养与课堂教学改革相结合

 

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要与特殊教育专业的课堂教学改革相结合，不仅要求相应学科的教师调整和增加与特殊教育职业技能训练相关的课堂教学的内容，改革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还要把职业技能的培养目标和内容有意识地渗透到课堂教学之中，为学生创造职业技能训练的机会和条件。可以采用以下教学方法：一是讨论法，教师设置特殊教育热点问题，调动学生参加讨论，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习惯;二是参与教学，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体验未来教师岗位的角色行为，也能检验学生知识的理解与应用情况;三是读书法，教师提供特教方面的阅读材料，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文献导读，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四是参观法，让学生深入特殊教育学校或机构等教育一线，通过义工服务方式直接接触特殊儿童，增加认识特殊儿童的体验;五是案例教学法，选取来自特殊教育的典型案例进行教学，让抽象、枯燥的理论变得形象生动;六是实习法，让学生通过3～6个月的长时间实习，参与对特殊儿童进行的直接教学活动，提高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加强学校与实践基地合作

 

特殊教育专业与校外实践基地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特殊教育学校和组织机构的教育实际情境、教学资源等均可作为课程教学资源加以利用，并方便学生进行志工服务，学生通过直接观察，积累特殊儿童具体的行为表现，能够丰富感性经验，通过对教学过程的观摩，了解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如何进行教学，从中可以汲取切实可行的教学经验[5]。深入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机构、康复训练机构进行专业见习与实习是培养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技能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学生业务能力的主要途径之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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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 area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hat construction in xinjia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xinjiang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construction in the idea know,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and so on also exist certain shortage,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leadership, establish corresponding incentive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team and innovation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system to make young students mastering marxism basic theory, sets up the correct GuoGuGuan, view, religion, history, culture, and strives to safeguard the unity of the motherland, and opposes ethnic divisions.

Keywords: xinjiang univers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中图分类号：G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

（一）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特殊性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自古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要道，加之众多民族在此生息繁衍，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的在此碰撞，多元文化共存、交融与互补一直是新疆历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显著特点。特殊的区域环境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疆显得尤为重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新疆不仅具有一般的教育功效，而且对巩固祖国统一、边疆稳定，建设强大经济国防和文化国防，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向心力和抵御外部势力的渗透力、确保祖国边疆安全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特殊性

新疆各高校都是多民族学生共同学习生活的地方。除了汉族学生之外,不少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占有相当的比重,一般为50%左右,有的高校高达90%以上。学生因民族成分不同，民族传统文化不同，其教育的承受力、知识的接受力、理解能力、转化力与内地大学生有着很大的差距。

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虽然具有多民族性,但从他们的民族文化背景来看,既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又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即汉文化和具有伊斯兰教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无论在语言、风俗习惯,还是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远远超过其他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教育对象。正是由于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使各族学生在学习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而且一旦出现,显得特别敏感,如果处理不及时或处理不当,就会引发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冲突,从而影响学校的稳定,甚至有可能被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利用。

（三）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特殊性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伟大事业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新疆高校来讲，除了要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要重视民族、地域特点，形成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思想政治教育学界针对新疆实际情况,先后提出了“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也相互离不开)教育、“四个认同”(祖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教育、“五观”(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教育、“、反渗透”教育等一系列具有新疆思想政治教育特色的概念和内容,这无疑是新疆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创造和贡献。

为发挥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作用,1983年新疆大中专学校就恢复了“”期间中断的地方性课程,组织专家编写教材,正式开设新疆地方史、民族理论与政策、无神论教育课程,并列入公共必修课。近年来为增强教学实效性和针对性,又对该类课程进行系统整合,编写出版地方性教材,目前在大中专院校统一开设《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政策纲要》。地方性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设,更加符合新疆各族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加符合新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

二 新疆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新疆高等院校开设地方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对于帮助各族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自觉地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进一步审视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情况,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和问题。

（一）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仍不到位

新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地方课程虽然是根据新疆不同时期的形势需要而开设的,这对新疆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极具针对性的。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许多人还是认识不到位,重专业课教学,轻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没有认识到地方课程在新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核心地位,进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设置，经费投入,师资建设,课时安排等方面措施仍不到位。

（二）思想政治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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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教学生动化、形象化。

与其他教学形式相比，美术教学在形象性和生动性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例如，对于聋哑儿童，由于其听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均受到较大的限制，于是视觉感知便成为其理解周围事物的重要途径，而美术教学中可以运用图片的形式来讲述相关的知识，一个个的画面有效地弥补了聋哑儿童听觉上的不足。不仅如此，当学生想和周围人或是老师交流、沟通甚至是讨论时，除了传统的哑语之外，学生还可以通过图画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大大丰富了聋哑儿童的表达方式，也加强了他们与正常人群沟通的能力。

2.良好的心理教育功能。

众所周知，一件优秀的美术作品，很容易引起观赏者的共鸣，进而进行发散式联想，对其心灵产生影响甚至是震撼。特殊教育受众是弱势群体，他们由于生理心理上的缺陷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表现为自闭症、妄想症等等。在这样心理因素的影响之下，特殊教育的教学效果要大打折扣，而美术教学可以展示大量表现真、善、美元素的作品，教师可以以这些作品为突破口，将学生的思维引向美好且积极向上的方面。

3.有效地多感官协同训练。

美术教育一般包括了赏析和创作两个部分的内容，而当中又涉及到色彩、搭配、比例、构图等一系列的因素，通过赏析可以很好地训练学生的思维和理解表达能力，而创作更可以将学生的手、脑等多个部位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对于智力有缺陷的学生，这些训练对于开发其智力和激活大脑部分功能而言，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特殊教育中开展美术教学的方法

1.加强理论教学的融合。

基本的美术理论是美术教学的基础，但是考虑到特殊教育的受众在理解和表达能力上的缺陷，美术教学的教学目的应该更多地放在感知和感官的训练及开发上。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将大量的美术基本理论融合到趣味化的教学之中。例如，可以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描绘一定的场景，待大家绘画完成之后在课堂上集中进行展示，再一起评选出大家觉得“最好看”的作品，在这里要注意，我们不要用深奥的理论去引导学生，标准就是简单的“觉得最好看”就行了。之后我们再组织大家讨论，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那几幅画得“最好看”，是不是在色彩搭配、画面比例、布局等方面有一些优势?在这样的引导之下逐步将色调、构图等美术理论引出，学生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和自然。

2.以学生为中心。

由于特殊教育学生的特殊性，所以在美术教学中我们更需要将学生的需要放大，更多地关照他们的心理状态。我们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围圈的座位布置形式，教师站在中间讲课，以拉近和学生的亲近感，同时还应该对学生的作品多鼓励多引导，必要时可以采用“角色互换”的方式，让学生轮流在圈的中间和大家交流，这样的教学方式更容易使学生敞开心扉，加强与周围人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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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特点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学历教育应包括研究生、本科和专科三个层次，但在中国内地高职教育的发展主体为专科层次，一般修业年限为3年，有少数5年制。2011年9月29日印发的《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高职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并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这是我国迄今对高职培养目标最为权威的表述。其中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目标为培养第一线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简称“双高”。从培养目标可以看出，相对于培养学术型人才的普通高等教育，高职教育特点在于侧重实际应用，注重实务，强化职业技术与技能的训练。

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儿童学校教育的开始。虽然国家在高职招收师范专业的政策方面已有规定限招，部分已停招，但我国仍有不少办学条件达标并已取得不错成绩的高职院校，他们在培养当地市、县以及偏远乡镇地区的一线幼儿园、小学、中学教师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莱芜职业技术学院、南充职业技术学院、汕头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技能型人才而非技术性应用人才，强调人才培养的综合性教育技能和教育者的主动创造性，培养能够从事幼儿园保教一线工作的专门人才。

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理论课程特点与现状

科学的理论对实践不仅有指导作用，而且可被传授习得，理论在实践的运用检验中也不断被修正和完善。前教育专业理论课程对于学生来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指导实践，而且对认识儿童、了解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树立科学的儿童观、教师观、教育观等方面有更重要的意义。

但现实情况是理论课程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占据一定比例，但在高职人才培养特点和学生特点等情况之下，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理论课程的学习也未能取得指导学生实践的良好效果。

三、学前教育专业理论课程存在的问题分析――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根据对我校五百多名实习学生的调查，结合教师的教学经验，现总结出我校学前教育专业理论课程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期为我国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1.学生对理论学习缺乏兴趣和重视

理论本身就是概括、抽象的，许多学生会觉得上理论课枯燥乏味，加之高职专科招收的学生多数文化基础不扎实、学习习惯和主动性差，对理论课很难提起兴趣。高职院校的优势并不在学术理论，而在于技能，往往学校值得骄傲的成就便是专业技能方面的成果。加之技能课程本身对学生也存在吸引力，勤加练习以后参加比赛、技能展示、作品展览乃至工作面试等都可以使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因此学生在技能课程如音乐、舞蹈、美术等的学习上较于理论课程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长期以来，学生从心理上逐渐不重视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愿意去追求技能方面的优势。

2.对课程性质缺乏科学认识，过于理想化

在对我校已实习的514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就《学前教育学》课程意见调查中发现，学生非常希望能够增加理论课程中的实践课时量，许多学生希望能够将理论学习放到幼儿园见习、观摩等活动中去。“校、园”合作是我校学前教育专业的一大特色，目前我校与眉山市区近十多所幼儿园建立了长久合作关系，学生大二开始每学期就有两周见习时间，然而期望理论课的学习完全放在幼儿园的见习和实习中，未免理想化。课程的性质应是其特殊矛盾所决定的，反应所承担的特殊任务、解决的特殊问题，相应的就有其依托的特殊形式和采用的特殊方法。因此，对于理论课程的任务、目标、教学方法等问题，还需要师生共同探讨。

3.修业时间短造成理论学习粗浅且不系统

高职院校实行弹性学制，但大多数专科学校实行的是“2+1”模式，即2年的在校学习，1年实习。两年内修完所有课程，时间的短暂势必造成学业任务繁重。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除修英语、计算机、普通话等公共必修课程之外，还要修学前儿童发展心理学、学前教育学、五大领域教法课、幼儿保健与卫生等专业理论课程，钢琴、美术、舞蹈、音乐等技能课程。修业时间短，学生所修理论课程被高度压缩，造成理论学习浮于表面，难以深入。如我校学前教育专业没有更多的时间开设教育学与普通心理学基础理论课，但无基础理论知识学生又很难理解和学习其他理论课程，因此弥补的办法是在相应知识里面增加普通心理学与教育学知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救学生知识上的欠缺，可是学生所学知识上只能到处浅尝辄止，难成体系。

4.缺乏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科学认知

在访谈和调查中发现，我校许多已毕业学生和实习学生认为所学理论知识与脱离了实际，工作中不适用。反思在近几年的理论课教学中，由于多媒体设备、实训室的完善，老师在课堂中可以采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如视频教学、案例分析、举例说明、课堂讨论、课堂模拟教学等，课时结构上也不断增加实践课比例。许多教师并没有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只是理论与实践在比例和形式上的结合，更需要二者之间的融合与渗透。

除此之外，学生在对实践与理论关系的认识上更需要持科学的态度。许多学生将教育见习、实习作为理论的验证，只认识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在校所学理论无法完全应用于实践中时便产生理论无用或理论与实际脱离的观点，而没有意识到实践可以检验、修正和推动理论的发展。

四、转变高职专科学前教育理论课教育的几点策略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下列几点策略中去思考如何转变理论课程教育，以促进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发展。

1.走进学生内心，因材施教

教育必须先了解学生、关心学生，针对不同类型学生因材施教。尤其是在高职院校中，学生本身在学习方面的不自信和不自觉，使教师对学生的尊重和关爱尤显重要。教师应多关心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多交流沟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将学生的身心发展、素质教育放在首位，注重学生的道德素质的培养。并且课堂中上不能只在意传授给学生知识，应将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当作重点，制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手段与方法、布置作业与任务、设计学生评价都需考虑学生的水平和特点。

2.凸显理论课程知识的专业性

由于高职教育学生修业时间短、学习任务重，妄图使学生掌握所有“基础”理论知识，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些学科知识含量高而技术含量低的知识在课程内容中要敢于大胆削减，知识的取舍尽量向专业性方面靠近。课程内容上少一些理解、死记硬背记忆的东西，多增加训练学生知识迁移和运用能力的知识。教学安排上避免均衡用力，处处浅尝辄止，应抓住专业特点，重难点突出。

3.厘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科学建构知识

理论来源于大量的个别实践，概括体会出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积累与归纳形成理论原型，在实际的运用中，理论接受检验与批判才能得到发展，新的实践活动又推动着实践的再发现。这既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也清楚说明了实践与理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一味增加实践量或删减理论课时比例都是不可取的，只有厘清实践与理论的二元关系，找到两者之间的切合点，才能使理论与实践真正融为一体。学前教育专业可以幼儿教师职业领域、问题和任务为中心组织课程内容，安排教学活动，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4.加强与其他课程的联系，凸显理论课程的指导作用

教育理论知识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不仅只体现在对学生见习和实习的指导，还可以表现为对技能学习和教法训练的指导。从该角度看，学前专业理论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形成密切联系不仅可以避免重复教学，还可以加强知识之间的迁移与运用，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但注意课程之间的联系不仅只是教师之间听课、交流、备课等联系，更需要学生探索其内在联系，对不同课程所教内容进行知识的认知建构和融合渗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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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德恩.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关系[J].职业技术教育，1998（03）.

[3]刘德恩.追问职业技术教育[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