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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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Sachs， J. D.， Woo Wing Thye and Yang Xiaokai.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2］Jefferson, G. H., and R. G. Thomas.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4,(8, 2).

［3］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M] ．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4］Tian Guoqiang.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28).

［5］Bai Chong.en, David D. Li and Yijiang Wang.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When Is Up Really Down?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7，(24).

［6］Svejnar J.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Employment. In William A. Byrd and Q. Lin, Eds.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Chou, W.L. and Shih, Y.C.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of Chinese Renminbi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8,Vol26.

［8］张晓朴. 均衡与失衡：1978-1999人民币汇率合理性评估 [J]． 金融研究，2000， (8).

［9］林伯强. 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估计与实际汇率错位的测算 [J] ． 经济研究， 2000，(12).

［10］Cowgill P. A. A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Analysis of Post.Reform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eogia, 2001.

［11］Song Haiyan, Liu Zinan and Jiang Ping. Analyz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Aggregate Investment in the Reform Period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01)，227-242.

［12］Snowdon, B.， H. Vane and P. Wynarczyk. A Modern Guide to Macroeconomics[M]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13］Hamilton, J. D. Time Series Analysis[M]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Lucas, R. E. Jr.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in K. Brunner and A. Meltzer(eds),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M] ．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76.

［15］刘小玄，刘芍佳. 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兼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J] ． 经济研究, 1998，(11).

［16］Wang Xi.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Aggregate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J]．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06， (2).

［17］王曦. 经济转型中的货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 [J]． 经济研究, 2001, (10).

篇2

直接性的行政性调控手段虽然抑制了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限制了市场经济微观部门的投资需求，不同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我国微观主体的投资需求并不是拉动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元凶，这样，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投资需求同时被调控下来，也就重伤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元气，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程。而宏观经济调控的出发点原本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所以，为了更好地完善宏观经济调控，防止政府部门今后可能再次推动宏观经济过热，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急需进一步明确。

一、引发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分析

近两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直在持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公报，200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090美元。而由国际经验可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突破了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该国的消费结构就会升级，人们消费的基本方向由满足温饱转向享受和发展，从而会增加对住房、汽车、高科技电子产品、旅游产品、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在2002年和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6029．88亿元和6510．9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分别为1834．3l亿元和1943．30亿元，在人们的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不同产业之间的盈利机会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企业投资的方向也相应变动，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

产业的升级在现阶段主要体现在汽车业和房地产业等一批产业的蓬勃发展上。当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后，私人购车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扩大，这是促进汽车Tql,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2002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325．1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90．9万辆，增长幅度为38．81％，2003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444．3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119．27万辆，增长幅度为26．85％，汽车工业不仅产值在不断增加，而且产业效益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对于住房的消费需求和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见表l，房地产业在近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

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和电解铝的原材料的需求，同时也拉动了相应上游原材料能源产业和下游服务行业的发展。当跨进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相互作用，两者螺旋式的上升，从而共同推进了宏观经济的加速发展，这种纯市场因素是构成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纯市场力量在此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所起到的拉动作用，然而政府部门的力量才是导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政府纷纷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档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政绩考察的压力，但是它们却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开办国有企业或是上新的投资项目了，因为在已经开放的竞争领域中，国内的民营企业都已颇具规模，政府新建的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和这些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所以，摆在地方政府部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展市政建设工程。另外，某些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应的政府官员可以从中获取寻租的机会，在当前的社会监督机制还不甚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大肆开展低等重复建设，通过投资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建设，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这两方面重要原因共同促成了政府部门的投资过度。

然而很多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能力却非常有限，但是即使这些政府部门面临缺乏资金的实际情况，它们仍然各尽其能地筹措资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投资活动。另外，除了地方政府自身进行的直接的投资活动以外，它们还间接地影响到其它企业的投资活动，吸引其它企业扩大了投资，可以说，政府部门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拉动了本次宏观经济过热：

第一，政府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和征用权是它们开展投资的重要依赖。

地方政府拥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征用权，因此它们能够以非常低的土地价格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农民获取的补偿在很多时候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大批的土地转手就能够以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地方政府由此获取巨大的利差，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就等于获取了大肆开展投资的资金来源。另外，地方政府也可以直接以极低的价格征用来土地，从而大大节约了开展投资项目所需的成本，也就可以顺利地开展更多的基础设施工程，满足它们的投资膨胀。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土地被征用时，一旦应有价值被低估以后，不管它是被转手卖出，或是被地方政府自己作为投资所用，都相当于增加了地方政府本

不应有的巨额财政收入。这就为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提供了可能，也就成为本不应有的推动宏观经济过热出现的因素了。

第二，地方政府部门仍会常常依赖银行信贷以获取投资登金。

货币供给M2在1998年到2001年这四年之间大约增长了74％，政府部门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61．6％，四年一共累计增长了581．4％，而企业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是10．4％，四年的累计速度只有48．6％，信贷增长明显偏向了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获取的银行信贷支持明显不足。

一般来说，除了一些特殊原因，政府部门不能够直接从商业银行贷款，那么政府部门又是如何获取大量的信贷资金呢?政府部门绝大部分具体的基础建设投资活动，比如供水、电力、供气、电信和铁路等等，都是由相应的国有企业所从事的，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尚未完成，它们和政府部门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地方政府设定投资指标或是发展任务以后，它们一般才是具体的完成者，所以在政府的投资活动中，它们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投资资金时，这些国有企业的资金也就无法到位，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向商业银行贷款而开展经营活动。由于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就是国家，国有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的信用在其背后给予担保，所以，这些国有企业就可以扭曲地使用到政府信用，比较容易获取银行贷款。而且，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即使是商业银行在审批过程中出现某些困难，地方政府也能够给予商业银行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帮助这些国有企业获取银行贷款。

可以说，在这些信贷活动中，虽然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但是政府的信用却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而不计成本地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多时候只是完成行政任务，投资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值对于它们的约束作用也不会很大，那么投资异常膨胀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从事政府项目和政府工程而拖欠银行贷款的情况，并不只是个别现象。

第三，地方政府也希望最大可能地吸引到非国有企业的投资。

在当前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约束下，他们的目标就是发展地方经济，提升自己的政绩，因此，在设定国有企业的投资任务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制定具体的招商引资计划，吸引非国有企业在地方上的投资。

然而非国有企业都是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微观主体，它们的运行机制不同于国有企业，一般只有当投资项目有盈利可能时，它们才会予以投资，所以，为了吸引投资，很多地方政府都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而土地优惠政策是其中最为频繁使用的一种优惠手段。当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获取土地时，投资成本无疑下降了很大一块，这样，一些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根本不会有获利可能的项目也变得极具吸引力，而且有地方政府在背后做支持，只要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这些非国有企业就可以顺利地扩大企业规模，间接扩大了正常的投资需求。

“铁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吸引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的一个案例。铁本公司仅以自身的两亿资金，能够绕开中央投资项目的审批，投资了一百多亿的大项目，如果背后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铁本公司是当地的利税大户，而且能够解决当地的部分就业问题，所以才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关于资金和土地等等方面的优惠，从而可以一路绿灯放行，而使地方政府可以甘冒风险违背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因，无疑就是它们对于政绩的渴望。

第四，政府部门投资的示范效应也吸引了众多企业跟风涌入相关盈利领域。

由于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膨胀，大批基础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项目纷纷上马，由此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等原材料的需求，煤、电、油、运等等能源供给部门出现全面供不应求的情况。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扩张给上下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遇，企业是市场经济这个有机体中最为基本的细胞单位，只要出现市场盈利机会，它们肯定不会放过。

在地方政府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效应”的影响下，众多企业也随之跟风涌入这些出现盈利机会的产业，它们的投资需求也跟着地方政府投资需求的扩张而节节攀升，共同导致不必要的投资过度。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分析大致估量出政府部门力量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大小。衡量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标志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而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政府部门的实际投资，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43499．91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国有投资额18877．35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3．40％，同比增长7．2％；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566．6l亿元，同比增长27．70％，其中国有投资额21661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8．98％，同比增长4．70％。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政府部门在推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力量，见表3，在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可以说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推动的，而在更新改造投资中，中央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和地方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两项，在2002年分别为1953．46亿元和4797．09亿元，在2003年分别为1915．96亿元和6708．90亿元。房地产行业中，2002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04428．1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3874．61万平方米，2003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43741．6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6758．04万平方米。

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政府部门在投资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但是由这些数据可以大致分析得知，在本次投资需求迅猛增长中，政府部门的推动可以说成为最主要的原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政府部门应当负起最主要的责任。出于政绩的压力和腐败的动机，地方政府部门大肆进行城市规模扩张、提升城市档次，即使面临资金缺乏的现实，它们也毫不节制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开工了一批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从而拉动了投资需求。另外，它们大势铺张地从事大量的低等重复建设所间接带动起来的各种投资，完全超越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的投资需求，这成为导致这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二、历次宏观经济过热主要也都是由政府部门所推动的

除了2002年底开始的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四次宏观经济过热，这里我们再次对它们进行回顾，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起到了最为主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79年，结束于1983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起源于1978年的“洋冒进”，当时引进了22项成套设备，增加了财政支出和外汇支出，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外汇逆差；第二个原因就是在1980年开始实施“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当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以后，它们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兴办自己的加21532业，盲目地上项目，增加投资，掀起了小企业纷纷上马的，致使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同时也由此拉开了各个地方经济的重复建设的大序幕；第三个原因就是，价格体制实施初步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

价格，引起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第四个原因，为了偿还对群众的所年欠债，国家大幅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使得工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包括财政赤字在内的很多因素共同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量，造成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而投资过热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4年，结束于1986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是各地的投资失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化，价格总水平随之提高，原来隐形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但是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信贷资金增长过猛、工资奖金增长过快，依然是造成本次通货膨胀的元凶。国务院在1984年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要注意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等等突出问题，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然而各地盲目上项目的现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第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7年，结束于1990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起因仍然是预算外投资规模增速过快，消费需求膨胀。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地方办企业的热情异常高涨，各地攀比增长速度，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信贷规模过大，导致货币发行过多。虽然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宏观经济过热而采取了限制投资规模的做法，甚至不息停建、缓建一批生产性的建设项目，把该上的项目也暂缓处理，但是地方政府也马上推出相应的对策;这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钓鱼工程，导致预算外投资规模膨胀得非常厉害。

第四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6年。金融体制不合理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原因，主导因素是当时实施的利率双轨制，专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放的几乎都是高利率贷款，企业很难获得低利率贷款。而这些高利率贷款的投向却是风险大、盈利高的投机性行业领域和奢侈消费品领域，比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生产性行业领域的企业很难获取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而且很多银行往往一两个季度就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货币管理失去控制，当需要银行拿出资金用作收购棉花、粮食等用途时，却无资金可用，中央银行就面临着要么打白条、要么发行货币的两难选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各地政府又一次大肆开展重复建设，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42．6％，1993年更是达到了50．6％，投资需求的过度增长导致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涨，继而带动消费晶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扩大。对此，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固定资产投资要量力而行，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在分析了这四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导致因素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导致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共同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地方政府纷纷设立高的经济发展指标，不顾财力、物力的实际现状，盲目地上新项目、开办新企业，强行让企业扩张，争相攀比发展速度，重复设点、重复引进、重复建设。这一方面导致各个地方政府争抢投资的资源和能源，造成原材料产品的供需关系紧张，但是同时又没有合理地利用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一个方面无疑也使财政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导致财政赤字，扰乱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无法达到稳定货币的目标，在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要求下，中央银行最终都会被迫让步，超额发行货币，这就形成我国独特的“投资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现象，从而引发经济过热，迫使经济管理部门实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措施。

三、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就在于让政府部门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既然政府部门的投资渴望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是最主要的扰动因素，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改善呢?而且，由此前的经验可知，在治理此类宏观经济过热时，中央政府最终只有采取“一刀切”的直接性行政手段调控，才能够将过热的苗头压制下来，因为面对占据投资主体地位的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欲望，间接性市场手段是失灵的，唯一有效的选择只能是行政手段。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各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日益壮大，“一刀切”的做法虽然压制住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会对非国有企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从而伤害到经济的元气。

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应当着重的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通过对财政收支、货币供给、税收、利率以及汇率等等变量的改变，最终达到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不是让各级政府部门去审批每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是否合理，以及限制总的投资规模等等这些微观层面的事情。投资项目是否合理完全应当由银行、企业这些微观主体在市场上相互作用来决定的，最终由市场所检验，政府部门应当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政府部门的职能应当合理定位，政府官员越位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解决，政府部门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外，应该从经营性项目中逐步退出来，不应当再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务。所以，相关体制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政府部门的功能其实就在于创造并且维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促使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才使用各种政策调控手段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使得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能够形成合理的互补。但是，如果各级政府政绩考察的指标始终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果法律体系对于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情况始终不能够有效监控的话，地方政府仍然会继续想方设法地强化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能力，类似于这五次宏观经济过热的经济波动仍然还会出现，因此，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就当前而言，政府扩张投资需求所采取的方式比较前四次中采用的方式已经有所变化，以城市档次提升和城市规模扩张为特征的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政府部门不再是单纯地办企业、上项目、搞工程，而是通过运用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和间接使用政府信用进行信贷这两种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投资愿望。因此，这两种手段所凸现出的问题也应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1、政府运用土地审批权所出现的问题。

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土地审批权，可以使得它们以很低的价格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征用来土地，通过转手将土地倒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由此增加财政收入，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或是直接降低自己投资项目中的土地成本，以最小的成本扩张自己的投资需求。

但是这种扩张投资的手段存在着诸多弊病，第一，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此涸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仅仅考虑了即时的利益，根本不可能支撑起政府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一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却为今后各界政府提出了难题；第二，就征用土地和转卖土地这两个环节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首先就是在土地的征收阶段，严格保护耕地是征收土地的前提，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约有60％的农民还是依靠从事农业而生存，并且我国的现实国

情就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再肆意征用耕地不只是会断绝一些农民的经济来源，

而且也会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在征收土地时，一般都是一次性支付给当前的土地使用者一定数额的金钱，由于土地的价格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农民获取一次性补偿的数额是否合理很难得到考证。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一次性付清一定的补偿金这种方式对于农民而言也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农民都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不管土地究竟能够给农民带来多少收入，拥有土地依然会是农民最后的心理依靠。我国的农民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当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他们就失去了立身之本，虽然他们可以一次性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不管是突发的意外事件所致，还是不恰当的挥霍所致，一旦这些收入被他们消费精光，或者人民币贬值的情况出现，他们就会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当政府部门需要征用土地时，可以尝试其它的补偿方式，比如说将土地从农民那里租用过来，政府每一个月都支付给农民相应的地租租金；或者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以后，将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名单，每一个月都支付给他们最低的社会保障金，等等。这些做法可以在每一年都给予农民一定的收入，使得他们有一个长期生活保障的预期，由此可以消除社会生活中不稳定的可能。

其次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卖阶段，如何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土地价格这个问题再次被摆到政府的案前。正因为目前政府在批租、转卖土地时手中掌握的权力，才会导致寻租现象的可能，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很难明确界定，比较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根据市场的供给需求情况而制定。所以，为了控制地方官员腐败的现象，在今后的土地转卖或是招租的过程中，一定要摒着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尽量公开竞标，规范、公正地选择土地所有权的受让人，由市场上的供给需求关系来决定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地方政府仍有责任跟踪管理，防止土地在利用中用途、权属发生变更。

2、政府信用不应该再进入信贷活动中。

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让相关的国有企业部门大规模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宋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投资主体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其实可以说就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满足投资要求的，在它们背后，政府信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要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那么就应该让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彻底退出来。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但这不是说政府一定要进行具体的投资活动，政府应该从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地安排公共产品投资项目，当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时，可以尝试与民间资本合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

其实，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供水、电力、道路与桥梁、垃圾处理等等公共事业部门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不仅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急需提高，而且服务质量也亟待增强。而只有当这些部门的投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有企业，能够让民间资本进入以后，相应的困难才可以逐步解决。

篇3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01

一、概念层次

1.宏观经济

就以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一般来说指的是我们全部的国民经济，也可以称为关于我们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也就是指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哦过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各种经济现状的总和。就我们医院内而言，宏观经济便是指医院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整体的经济规划。宏观经济与我们的民生也是分不开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价总体升降，以及我们的总体劳动就业率的变化等情况。在对外方面，宏观经济可包括我国的货币发行规模大小，以及根据世界汇率的变化来控制我国对外汇率的变化，还有便是要严格的控制进出库的规模，严防各种金融渗透等阴谋，来维护我国的总体经济稳定。

2.微观经济

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其是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的，微观经济一般指的是单位的经济体，在某种意义上也能说成是宏观经济的构成单位，一般可包括我们常见的一些经营中的公司，个别的单个企业的总体经济活动。在这些单个的生产单位中，微观经济具体可细化到这些公司中的生产，销售，经营，以及其价格的制定等经济活动。对于我们医院来说，微观经济便是在宏观经济统一的指导之下，各部门之间为了完成整体的经济发展，而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操作，以保证宏观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这也需要我们医院的宏观调控上保持正确的方向指引，已保证整个医院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联

1.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

就我们的经济学来说，整个的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因为在我们的经济领域中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这些维持市场运转必须的环节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即包含了微观经济的成分，又会是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之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是特别完善的今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两只手相辅相成，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处于较为基础的位置，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所带来的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国民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整提经济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来讲，整个的宏观发展与个科室之间共同构成我们整个医院的经济状况。

2.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交融

由市场经济的整体性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并没有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可谓是互为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以我们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就可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交融之处。我们医院也是同样的问题，必须在我们整体的宏观经济大方向的指引下，微观上个部门之间沿着大方向走，共同促进我们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只是宏观经济上来调控如何指定方向，而没有微观经济的各部门实施，也是不能促进整体的发展。说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相互交融切不可分割的。

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互偿性

1.微观经济是构成宏观经济的基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宏观经济是由微观经济所构成的。因为就是有了微观经济中各个具体的生产单位的具体工作进程，才共同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宏观经济中的整体国民经济。然宏观经济虽说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是国民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不过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体现在各个具体的经济领域中的，而在这些经济领域中，也是由各具体的生产单位具体的完成和构成，所以说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构成的基础，没有微观经济，也就没有宏观经济的存在性可言了。当然同样的角度适用于我们医院内部，没有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的实施工作，来保证我们医院的整体运转，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宏观经济整体的发展，所以说在我们医院中也是由各部门之间的微观经济为基础，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大环境宏观经济。

2.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尽管是由微观经济中的各个具体生产单位为基础来构成的，然而并不是说微观经济单方面的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发展，因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具有互偿性特点，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微观经济作为基础构成了宏观经济，同时宏观经济也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宏观经济为微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的外部环境。并且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具体的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宏观环境的发展需求来指引和要求微观经济的具体发展方向。就我们医院的整体经济发展而言，只有宏观经济上确定了我们的发展道路在哪，我们应该怎样去发展，以及为微观经济体提供大的环境，微观经济上的各部门之间才能具体的实施工作，保证整个医院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总结语

宏观经济与客观经济既包含着不同的研究对象，探索范围，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关联性。一般来说微观经济是以单个客体，或是某一单一的单位结构作为研究的对象和目标，而宏观经济一般研究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所以，经过本文分析我们能过看到，不管是国名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内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也为客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正确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联及其存在的互偿性，恰当处理其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力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彭源长.推进电厂转型提高经济效益[N].中国电力报，2011.

[2]张义省，周军.白庄矿强化四个管理提高经济效益[N].经理日报，2010.

[3]王淑辉，曹培杰.提高经济效益 推进技术进步[N].黑龙江日报，2011.

篇4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运作情况，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认为宏观经济不是微观经济的简单加总，研究宏观经济要从宏观经济总量出发研究，这也就产生立一系列宏观经济的概念和指标。宏观经济的概念和指标比较抽象，多数学生感觉看不见、摸不着，容易造成误解和困惑。

（二）教学内容体系难懂

宏观经济理论是一门有争议的理论经济学，流派颇多，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国流行的本科教材多以西方萨米尔森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主编的经济学教材为依据。为了体现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完整性，我国教材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上，吸收西方其他宏观经济流派的理论内容，希望能够把西方其他宏观经济流派的理论融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形成一套能够全面反映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教科书。但是这也增加了老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难度。宏观经济学体系庞杂，争论颇多，虽然在本科生教学中教师主要讲解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为了让学生全面了解宏观经济学，还是会涉及到众多经济学派，由于学派之间的学术排斥和对立，造成学生的疑惑与费解。

（三）学生学习主动性较差

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主动性较差，主要因为：（1）认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国家宏观经济问题，与自己以后的工作和学习相关性不强，学好宏观经济学对就业和生活关系不大，学习积极性不高。（2）在学习宏观经济学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深入理解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该学科对以后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基础作用不大，认为应付考试过关即可，故没有下一番苦工奠定一个良好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决心，学习过程草草了事。（3）由于宏观经济学理论概念抽象、体系庞杂、争论颇多，学生对宏观经济理论理解混乱，更无法运用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浓。（4）本科生宏观经济学一般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很多学生思维方法和学习习惯还停留在中学时代的上，不会自我学习。学习方法单一，仅限于课堂上听教师讲解。因为上述原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为学习不努力，课前不预习，上课不思考，课后不复习和进一步阅读相关书籍，被动地接收老师传授的知识。

二、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对策

1.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较好的掌握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对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教师在教授宏观经济学时，第一堂课应该把学好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介绍给同学，以提高学生们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首先，宏观经济学是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理论分析，它提供了人们了解、研究和分析宏观经济的基础工具，学好宏观经济学为以后学习财政理论、货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等理论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学生们宏观经济学基础没有打好，以后在学习涉及宏观经济的许多理论时会出现对这些理论认识不清、理解不了、难以进行更深入地学习和研究的情况。所以一定要让学生们认识到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地位和作用。其次，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宏观经济问题，仿佛对一般个人的经济生活现实指导意义不大，学生们意识不到学习宏观经济理论对他们显示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所以学习积极性不高；同时宏观经济理论较为抽象，学生们对宏观经济理论理解不到位，更谈不上应用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所以学习兴趣不浓。要想提高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教师应该把宏观经济理论的应用简要介绍给学生。告诉学生们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宏观经济范围内，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和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宏观经济是繁荣期还是衰退期将大大影响着学生就业情况，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影响每一个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物价水平高低影响着每一个居民的生活等等。如果学生们能够运用自己学习到的宏观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对学生们的毕业后的就业、买房、结婚和理财等一系列经济生活问题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通过介绍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价值让学生们了解宏观经济学，提高学生们学习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和积极性。

2.宏观经济的概念和指标比较抽象，教师在开始讲授宏观经济学时应该把为什么宏观经济理论要应用这些抽象的概念和抽象概念表达的具体经济现实介绍给学生。

要介绍给学生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的运作情况，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认为宏观经济不是微观经济的简单加总，研究宏观经济要从宏观经济总量出发研究，但是宏观经济总量是无法直接在现实经济中观察到的，这就要求定义一些宏观经济总量的概念和指标，并通过宏观经济统计来求得这些指标，用以反映宏观经济总量。宏观经济学第一章国民收入核算讲授的正是宏观经济理论中与产出水平有关的宏观概念和指标，但本人在教学过程中认为这一章仅仅讲授与产出水平有关的国民收入核算概念和指标是不够的。本章的目的是为学生在接下来的理论学习中提供一个宏观经济概念基础，应该把宏观经济中的其他概念和指标也放到这一章讲授。教材如此安排是因为秉承了国外凯恩斯主义学者编写教材的习惯，因为凯恩斯和早期凯恩斯主义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时只讨论产出问题，不讨论物价等问题。他们的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只研究一个国家产出和国民收入如何决定，故没有讨论物价等问题，给出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概念即可，没必要给出与物价水平等宏观总量有关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讲授的宏观经济学包括讨论物价水平和失业等问题，应该在讲授宏观理论之前，把这些概念都介绍该学生，并且这样也有利于介绍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具体做法如下：首先介绍给学生微观经济学主要讨论的是价格和产量问题，宏观经济学同样也讨论产量和价格问题。但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是某一具体产品的价格和产量，价格和产量在市场中可以直接观察到，但宏观经济讨论的是总产量，它在现实经济中无法直接观测到，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反映的是该国一定时生产产品的总和，但是由于产品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在数量上加总，例如不能一个鸡蛋加一斤猪肉，这样就要求创造一个概念来反应一个国家的总产量，经济学家们认为一个国家产出的产品虽然在数量上无法加总，但是可以在价值上加总，于是提出了国内生产总值等国民收入核算概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价格也是一个问题，微观经济学中价格反映的是某一个产品的价格，可以在经济中直接观测到，但宏观经济讨论价格是所有产品的价格，这就要求创造一系列反应价格水平的概念和指标，于是有了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GDP折算指数等概念和指标。与失业有关的概念也应该在这一章介绍，并且应该介绍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是相联系的，因为一个国家在资本和技术短期内一定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有就业来决定，失业率高则国内生产总值小，失业率低则国内生产总值大。如果处于充分就业水平，则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处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同时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处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该国也就处于充分就业水平。那么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也就等于研究失业问题，即如果该国经济决定的国民收入小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该国必然存在失业问题，解决国民收入向潜在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收敛的经济政策也同样解决失业。

3.宏观经济教学内容体系繁杂，学生学习起来晦涩难懂，其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教材中涉及的内容不是出自一个理论体系。

宏观经理学流派颇多，各自有各自的理论体系。本人认为教师在讲授宏观经济学理论内容时应该按照个宏观经济流派的各个体系来分开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