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绩效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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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绩效概念

篇1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 3198.2016.22.049

1 引言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简称VR)技术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技术,其原理是通过计算机技术让使用者从听觉、视觉、触觉、甚至味觉的模拟产生对其真实性的误判断,从而通过视觉、触觉和听觉等获得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虚拟现实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距离其产业革命的时机正逐步逼近。随着谷歌、微软、HTC等科技巨头的介入,虚拟现实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2015年国内多家公司开始布局虚拟现实市场,虚拟现实技术及其相关概念股票在我国的二级市场得到了大量资本的青睐,部分涉足虚拟现实技术的上市公司股价在短期内均出现了较好的表现。

虚拟现实技术细分可包含显示硬件制造、内容呈现平台构建、视听触展示及后台配套设备等关键技术领域,二级市场中涉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上市公司多达三十多家,而目前尚无对该概念上市企业财务绩效分析的相关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层次分析法对现有虚拟现实概念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帮助投资者分析相关上市企业经营状况,理性投资。

2 虚拟现实概念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体系

财务绩效分析方式通常有杜邦分析法、沃尔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本文采用的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将决策目标划分成目标层、中间决策层、方案层等多个层级,通过专家评分对每个决策要素进行评分,并根据评分结果生成判断矩阵,在此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统计软件计算各个层级、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计算样本企业的财务绩效综合得分。国内相关研究中,魏玉平、李旭、常丽娟、孙立国等分别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制造业、商业银行、电子行业上市公司进行了财务综合评价。

评价指标的确定是层次分析开展前的关键步骤,评价体系及指标的建立通常应遵循合理性、实用性、科学性和客观性等原则,本文参照国内多名学者的层次分析指标分别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中的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四个大类和12个细分类指标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具体见表1。

3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层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用分层的思路来逐步解决问题,划分层次并利用各层之间的总分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指标间的相对权重,所确定的权重要能反映出指标间的重要性、隶属关系,由此建立的模型具有层次性、递进性、有序性。在此基础上,将样本的实际值与对应的指标权重计算获得综合得分,以此作为评价评价和选择方案的依据。本文,主要利用层次分析法来评价虚拟现实概念上市公司的综合财务绩效。

运用Yaahp9.0统计软件,将相关专家按两个指标之间重要程度的评分进行评定,专家组按照对该行业的了解首先对各个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分。再采用l-9标度法来赋值,并填入矩阵,就构成了判断矩阵导入到判断矩阵的目标层、中间层、备选方案。写出判断矩阵,同时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见表2~表5。

其中,λmax=3.0537一致性比例=0.0517

通过Yaahp9.0软件,可以计算出各层级之间的重要性比重以及指标相较于决策目标层的权重结果,将上述指标权重汇总得到总体的指标权重,具体见表7。

由表7可看出,在此层次分析结果中,成长能力权重比重较大,为0.3788其中净利润同比增长率权重系数占比达0.2231。因虚拟现实技术属于新型技术领域,前期技术爆发阶段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可观的收入,但是其收入的质量、持续性有待考证,而净利润同比增长率是衡量公司成长性较为可靠地指标,故本文在专家评分阶段侧重于考察上市公司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成长性,并对其赋了较大的权重。

4 虚拟现实概念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实证评价

4.1 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取样本来源为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根据公司年报和对外披露信息中所提及的关于公司(或其子公司)设计虚拟现实设备制造、软件或系统平台搭建、配件制造或控股虚拟现实制造企业的信息,共提取35个样本。样本财务数据均取自上市公司披露的2015年年报。

4.2 数据标准化

本文所选取的财务指标中部分指标为正向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营业利润率等。部分指标为负向指标,如资产负债率。为了不使各类不同指标之间的不同属性影响评测结果,本文通过SPSS19.0软件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4.3 综合得分计算

根据上述权重与样本数据计算的结果,建立评分模型:

Z=∑niWi×Pi

其中,Z是上市公司财务综合评分;W是各项指标的权重;P为去量纲后35家上市公司的指标值。依据上述公式得到2015年35家虚拟现实概念上市公司的财务综合得分及排名,具体见表8。

从计算的得分结果可看出排名靠前的几家公司均是当前A股市场中涉足虚拟现实领域的龙头企业。

具体来看,联络互动于2015年联合美国的Avegant公司了全球首款视网膜眼镜,并2016年宣布联合雷蛇等众多投资方打造VR电影,目前联络互动在国内VR、智能穿戴设备等硬件领域位于行业上游。其2015年销售毛利率达71.51%,净利润同比增长率达91.06%。

暴风集团自上市起便创下连续39个涨停的记录,随后爆出财务数据不佳,股价整理下挫,2015年暴风集团涉足虚拟现实领域,旗下暴风魔镜VR头盔已推出至第五代,公司在采取调整布局结构,提升品牌形象等手段后净利润同比增长率达313.23%,营业收入增长68.85%,重新回到向上发展轨道。

顺网科技目前在国内覆盖网吧约10万家,公司预计从现有B端(网吧端)入手打造现在虚拟现实平台并逐步拓展至C端(内容端)实现虚拟现实从硬件到内容的全面布局。

天音控股财务绩效得分排名靠后,究其原因是2015年4月天音控股子公司天音通信增资暴风魔镜,占股权比例5%。但其传统的手机分销业务受市场整体下滑影响费用增加,利润减少,移动转售业务影响力不足,公司2015年出现了2.27亿亏损。同时,华讯方舟研发的全彩、通透型头载显示设备能够实现虚拟现实头戴显示功能,在VR硬件制造领域排名靠前,但其运营情况并不稳定,2013、2015年公司分别亏损1.6亿和2.7亿,2015年净利润下滑高达1998.08%。

5 结论

通过层次分析法对A股市场35家虚拟现实概念公司的财务绩效分析可看出,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个新的市场热点,大多数公司近年来才逐步涉及,部分科技类和互联网公司倾向于从VR基础设备着手,而部分传统行业企业则更倾向于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进驻虚拟现实领域。真正具有投资价值、持续性和成长性的公司很难仅从股价的变化体现出来。因此透过对以上公司的财务分析,能较为清晰的识别真正具有成长潜质的投资标的,帮助投资者理性投资。

参考文献

[1]李志刚.虚拟现实:布局,在爆发前夜[J].电器,2016,(06):22 24.

[2]林燕云.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上市公司财务质量评价[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8,(11):40 42.

[3]魏玉平,叶姗.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综合评价[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75 80.

[4]李旭.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上市商业银行财务竞争力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3.

[5]常丽娟,贾婷.基于层次分析法(AHP)的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研究[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17 22.

[6]孙立国.电子行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评价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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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企业年金发展受阻的原因分析

(一)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过高,抑制“第二支柱”的发展

第一支柱提供的养老保障水平过高从而削弱了企业建立年金的必要性。在较高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压力下多数中小企业已无力发展自己的年金计划。

(二)财务成本较高

企业年金计入了企业成本,且这部分成本不能全部在税前扣除。如果企业提取年金比例超过税收优惠比例,负担就会进一步加深。

(三)受托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首先,受托人在双层关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在中小企业的实际中往往会出现职能缺位现象。其次在实践中存在着管理者同时行使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职责的情形,这就导致了委托人、受托人之间的相互牵制机制的失效,就为管理者提供了舞弊的机会。

二、创新方案设计―― “ESOP信托基金”模式

我国的中小企业覆盖面广,类型众多。对于处在创业阶段、急需良好的管理人、技术人员作为创业支撑的中小企业,以及知识密集型、需要核心知识团队的中小企业,将以激励为主要目的的“ESOP信托基金”模式作为一种创新设计,具体操作流程:

(一)成立、设置或委托ESOP信托基金会

ESOP信托基金会是一个可以控制企业股份的独立合法实体,它掌握着年金计划的所有资产,并负责基金的管理运作和员工股份购买。其受托管理人可以由银行或信托公司担任。基金会通过购买企业股份的资金向本企业投生产性资金周转(实际以股份换取现金流),随后企业缴费给ESOP信托基金,并在被后者用于偿还银行债务时,这部分资金才被偿还。

(二)融资和偿还贷款

1、公司提供担保,ESOP信托基金会出面,以实行ESOP为名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

国家应对实行ESOP与年金计划相结合的中小企业提供相应的鼓励政策,如出台相关规定调节降低信托基金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放宽实行ESOP与年金计划相结合的企业的贷款条件。

2、ESOP信托基金会运用贷款购买本企业的股份

这部分股份放置在暂时账户中并锁定,购买股份置于暂时账户至贷款还清前的这一段时期称为锁定期。在锁定期间,暂时账户由ESOP信托基金会进行管理。同时这部分股份也作为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担保品。在锁定期间内,暂时账户中股份每年的红利用来偿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国家可以对这部分红利给予免税或减税税收政策。同时,企业也要从员工当期工资中按比例扣除一部分资金用于归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本金和利息。

三、员工确定未来分发的股份份额并分发

在股份的分发上应重点体现激励的作用。股权作为对公司所有权并据以获得分红的凭据,员工退休后享有的这种权利,可以为其提供较高的养老保障。为体现激励性质,下面提出以综合系数法作为股份分发方法的设计:

(1)首先将员工按工龄层次分段,并制定每一个年龄段内的股份分发额,采用超额累进股份分发模式。

设企业依据工龄为员工分配的股份比例占ESOP信托基金所拥有企业股份总额的X,可以得到:

[X=][m (Y

m+a*(Y-p) (p≤Y≤q)

m+a*q+b*(Y-q) (Y.>q)]

注:m为企业为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占ESOP信托基金拥有企业股份总额比例的基值,即工龄为0时也应得到的那部分股份数额;

p、q为股份分发工龄分界点;

Y为员工的工龄;

a、b为不同的工龄段所对应的中小企业股份分发数额占比。

(2)将员工按岗位类别分段,并对员工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作绩效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

设企业依据工作岗位和员工工作绩效,中小企业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为Z元。

Z=w*v

注:v为根据工作岗位和员工工作绩效综合确定的中小企业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占ESOP信托基金所拥有企业股份总额的比例;

w为ESOP信托基金所拥有企业股份总额。

企业向员工分发股份数额为:Q=X+Z

四、投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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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AS强调,是根据不同的审计目标来划分审计类型和确定应采用的审计准则的。2007版的GAGAS根据不同的审计目标,将审计划分为财务审计、鉴证业务和绩效审计三类。其中,对绩效审计的概念表述为:

绩效审计是指对照设定的标准,例如具体规定,准则或详细的商业实践,在对充分、恰当的证据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提供保证或结论。绩效审计提供客观的分析,管理部门和管理者能够运用这个信息来改善项目的绩效和运行,降低成本,负责监督和采取纠正措施的有关各方使用这个信息易于做出决策,使绩效审计贡献于公共责任的履行。

这个绩效审计的定义,其包含的主要审计目标包括对项目的效果性、经济性和效率性、内部控制、合规性、预期分析五个方面。这五个目标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有的审计项目可能只涉及其中一个目标,有的审计项目会涉及其中多个目标。

在该GAGAS中,又分别对上述五个方面的具体目标作了详细说明,限于篇幅,本文仅对五个方面做简单说明,不再详述。

项目的效果性审计经常与项目的经济性和效率性相关。关注项目效果性和结果的审计以衡量是否达到项目目的和目标为衡量标准。关注项目的经济性和效率性的审计则以达到项目结果时的成本和资源使用为目标。内部控制的审计目标与一个组织设立的,用于对经营效果和效率、财务和绩效报告的可靠性、适用法律和规章的遵循性提供合理保证的内部控制系统相关。合规性审计的目标与法律、规章、合同条款、拨款协议和其他有关规定确立的标准遵循情况有关。预期分析的审计目标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以及被审计单位对这些事件的可能反应提供分析或做出结论。

二、绩效审计概念的发展

美国国会1921年通过的《预算和会计法案》,不仅设立了GAO,而且赋予其对“公共基金的收入、支出和实施的所有事项”广泛的调查权力以及“提出建议使公共基金的使用更加经济和有效率”的职责,从设立伊始,就强调GAO要对公共基金使用的经济性和效率性进行审计并提出建议,远远超出了财务收支审计的范畴,在这个类似GAO的法案中,就赋予GAO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以后的几十年中,GAO为满足国会对政府履行责任的监督需要,在开展财务审计的同时,逐步将重点转向绩效审计,开启了美国政府审计新的阶段,发挥了政府审计的作用,提升政府审计的地位。

1972年GAO制定出第一份GAGAS,在这份准则中,尚未根据审计目标的不同,划分不同类型的审计,只是在对审计这个术语作解释和确定审计范围时,审计的概念包括了财务和合规性、经济性和效率性以及项目结果三个方面。

1981年GAGAS修订版中,在审计范围中按照财务和合规性、经济性和效率性以及项目结果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审计,并将经济性、效率性审计和项目结果审计的现场和报告准则与财务及合规性审计的现场和报告准则相分离,分别作为准则的两个独立章节。特别是在这版准则的一个注释中,指出“一个困扰政府审计工作的问题是缺少标准的术语,尤其是关于审计类型的。”如对在这部分表述的后两类审计即经济性和效率性、项目结果(Economy and efficiency,program results)审计,会使用不同的其他术语,如“效果审计”、“管理审计”、“经营审计”、“绩效审计”、“合规性审计”。审计报告应当使用本准则的上述后两类术语即经济性和效率性、项目结果审计,以免误解。

1988年GAGAS修订版中,第一次在准则中明确使用绩效审计(Performance Audit)这个术语,将整个审计类型分为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两类,并将绩效审计分为现场工作准则和报告准则两个独立部分,明确了绩效审计的目标包括经济性和效率性、项目审计和合规性审计,并在注释中说明绩效审计的概念大于货币价值审计的概念。

1994年GAGAS修订版中,绩效审计的概念和目标仍为上版的口径。

2003年GAGAS修订版中,进一步将绩效审计的目标扩充为项目的效果性和结果、经济性和效率性、内部控制、合规性及提供前期的分析、指导或总括性的信息等五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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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业所要履行的各类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与企业经营服务范围内满足需求的责任联系在一起;Bowe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和义务;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业追求利润同时有义务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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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财务分析是医院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医院的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数据为依据和起点,采用专门的分析方法,对医院经济活动进行系统分析,评价医院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其变动原因,目的是了解医院过去、评价现在、预测未来,帮助医院管理者对医院重大经济事项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所以,建立客观、公正、规范、综合的财务评价指标体系是现代医院管理的必然要求。

一、医院财务绩效评价的概念及构建意义

(一)医院财务分析评价的概念

医院的财务分析评价就是指利用各种评价指标,对医院的各项财务活动进行评价,说到底就是对经济效益的评价。

(二)医院财务分析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及意义

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可以真实而客观地反映出医院的资产运用及财务绩效情况;新医改实施以来,国家对医院的投入也不断增加,医院的规模化发展,也应该以完善、公正的账务绩效评价体系作为保证。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是医院业绩评价的重要依据,医院的财务绩效指标标准进行公布后,可以有效推算出医院财务绩效的管理水平,并从中找到管理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

二、医院财务绩效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医院大多数采用四部循环法财务绩效管理模式,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首先,财务绩效评价制度的有效性相对欠缺。据调查分析,我国大部分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并不科学,相关数据缺乏真实性和全面性,同时在评价分析方法上也缺乏统一性,从而造成的各项指标体系的偏离。还有部分医院在财务绩效评价方面缺乏均衡性,尤其是一些民营医院,只对财务指标重视,从而忽视了医务人员及患者的满意度;其次,很多医院在财务管理监督体制方面还有待完善。医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如果内部控制体系也不完善,就会出现财务监督不到位,财务绩效评价缺失等问题。有些医院虽然构建起了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但其各项评价指标却并不符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大多数是局部的或者事后的,与内部控制的核心严重偏离,这种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如同虚设。

三、财务分析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明确医院账务绩效评价指标

1.评价指标确立的原则

针对医院财务绩效评价应该尊重全面、联系、客观、实际的原则。所谓全面就是指医院的各项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必须包含着医院财务评价的全部内容,涉及医院全部经营发展范围,不仅要涵盖医院的经济获利能力,还包括了医院的持续发展能力社会效率等;所谓联系就是指,每个绩效评价指标之间,必须是有机联系起来的,这是对指标权重进行衡量的主要因素;客观、实际就是指标之间的权重分配应该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减少随意性,尽量站在客观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衡量。医院不同,其指标也不尽相同,指标的权重自然不同。但是需要保证的就是表现出充分客观的一面。此外,指标设定还必须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充分结合起来。

2.各类指标的权重分析

医疗卫生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医院规模的不断增长,实现医疗卫生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应该适当加大对资产质量指标的权重,促进医院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公立医院来说,由于其债务风险大多由政府承担,因此,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可适当降低债务风险指标的权重,可对医院的短期债务风险进行适当考虑。为了实现医院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大化,医院还应该将就诊流程尽量简化,以提升其业务量。以业务量来带动经营利润的提升,因此,可适当增加经营增长指标的权重。随着医保制度的实施,医院的成本管理也更加严峻,成本管理好坏对医院的经营能力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医院还应该加大成本管理指标的权重。

3.评价指标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进行验证,可综合考虑其偿债能力、营运能力、收益能力、成本控制能力以及发展能力。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医院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也具有企业的性质,因此,笔者认为医院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应该选取以下几项:即资产质量指标、经营增长指标、成本管理指标、债务风险指标。

(二)进一步完善医院财务绩效的相关制度

医院作为一个实体经营单位,其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努力配合方可实现。因此,医院应该从全局出发,对各项制度进行完善,以保证财务绩效评价体系的顺利实施。首先,医院应该考虑落实全成本核算制度;其次,医院还应该对财务绩效分析及评价制度进行完善。由于医院级别不同、类别不同,其医疗服务对象及服务目标也不同,因此,医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完善的、符合医院发展战略的绩效分析及评价制度;最后,医院还应该强化财务管理的监督体系,不仅要加强成本管理,还要加强内部审计与监督工作,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财务管理与动态监督。

(三)加强财务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

医院必须注重对财务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全面而科学的绩效考评结果是反馈考评信息,帮助医院实现财务的高效管理,以及实施各项账务管理政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医院应该充分考虑对考评结果的运用,进一步提高财务管理的水平,实现医院内部控制体系的逐步完善,同时也为医院的卫生服务水平提高打下坚实基础。比如对人均门诊消费水平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分析出医疗消费的价格走向,这不仅有利于避免新增项目的乱收费问题,也可有效避免医疗费用的不合理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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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和欧盟国家开始出现蜜蜂大量死亡现象,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蜂群衰竭失调症”。爱因斯坦曾预言:“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最多能生存4年。”这是1994年1月美联社记者关于养蜂业者对欧盟农业部长会议进行抗议活动时的报道所引述。因此有人提出,如果2012年是世界末日,那可能就是蜜蜂消失所致。

中国农科院蜜蜂研究所王强教授指出:“蜜蜂是整个生物链中的一环,而且在生物链的底层,是链接动物和植物的桥梁(图1),如果它消失了,一大串的生物链都要遭殃”。

由此可见,保护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何等重要。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细胞,其生存和发展的模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当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忽视环境保护、忽视社会责任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的绩效评价模式过于注重财务绩效(经济利益),漠视社会责任(包括环境保护)的结果。

因此,近一段时期以来,由生物学共生理论演化而来的企业共生理论,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想窗口,即如何以共生理论为理念平台,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形成新的战略绩效评价理念,由此实现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以及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共生共赢和持续发展的愿景。本项目即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共生战略绩效”的思想,并试图解析其内在各绩效要素之间的传导机制。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共生共赢和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关于企业战略绩效评价

战略绩效评价,是指结合企业战略,通过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进行综合、全面、动态地衡量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并提供及时反馈信息的过程。

1990年马克奈尔、林奇和克罗斯(McNair、Lynch和Cross)提出了业绩金字塔模型。该模型从战略管理角度给出了业绩评价体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反映了战略目标和业绩评价之间的互动性,揭示了战略目标自上而下和经营指标自下而上逐级反复运动的层级结构。1992年卡普兰(Kaplan)和诺顿(Norton)提出了平衡计分卡(BSC),引入非财务评价指标,从四个不同的视角(财务视角、顾客视角、内部运作流程视角、学习和成长)提供一种考察价值创造评价企业的战略方法,从而克服了单纯利用财务手段进行绩效管理的局限,但是BSC仍然忽视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为推动我国业绩评价体系与国际接轨,1999年6月财政部颁布了《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和《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建立了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基本指标、修正指标、评议指标三个层次的立体评价体系,并将企业的整体素质、内部控制、公众形象、未来潜力4个方面的非财务指标纳入业绩评价体系系统。2006年4月,《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自2006年5月7日起施行。该办法紧密地结合当前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非指标体系对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性,但仍然没有考虑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重要因素。

因此,无论是马克奈尔、林奇和克罗斯提出了业绩金字塔模型,霍尔的质量、作业时间、资源利用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四尺度标准以及卡普兰和诺顿提出的基于财务、顾客、内部运作流程、学习和成长的平衡计分卡,还是《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都是始终围绕着企业经营业绩和财务业绩两大主题,设计和构建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或战略绩效评价体系与框架,都未能真正超越企业经营活动与财务活动的范畴,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对企业持续经营和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对此,企业共生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充分而有力的理论依据。

三、企业共生战略绩效评价理念

所谓共生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有鉴于此,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最基本的组织――企业,其发展模式已成为整个社会和谐与否的重要因素,而战略绩效评价的理念对企业发展模式的正确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应该选择何种战略绩效评价理念呢?

早在1879年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 首先提出了“共生(Symbiosis)”的概念。他将共生定义为:“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德贝里之后,众多的生物学家对生物之间的共生进行了深入研究,柯勒瑞(Ccaullery)在1952年和刘威斯(Leweils)在1973年分别清楚地提出共生、互惠共生、同住现象、寄生和其他有关不同物种生物体间关系的概念,丰富了共生研究,并注入了超出生物学领域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共生的思想和概念已经不再为生物学家所独享,一些源于生物界的共生概念和方法理论逐步被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甚至政治学家初步应用。

袁纯清(1998)提出:共生不仅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共生不仅仅是一种生物识别机制,也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吴飞驰(2002)则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入手,发现了一条人类生存的规律,即共生律:“人总是寻求生存成本最低,生存快乐最高的生存方式,共生总是生存成本最低,生存快乐最高的生存方式。” 萧灼基(2002)认为,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体系之中,经济学上的共生就是指经济主体之间存续性的物质联系。

如前所述,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生物界,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体系之中,经济学上的共生就是指经济主体之间存续性的物质联系。虽然共生理论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的拓展还不很完善,但共生理论仍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企业具有组织的一切特性,其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层级关系,人们依照企业内的分工,依据自上而下的命令进行生产、创造。企业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存在一系列的相互需求、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企业的生存发展依赖着其他利益相关者。通过技术变换,生产出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生产资料,客户予以等价的回报,从而达到生存的共享――交换生存。企业要求生存和发展,客观上要求在供应商提供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企业才能制造出客户所需产品,通过出售产品来获得利润。员工是企业的最基本单位,企业需要员工辛勤的工作来为其创造财富,离开了员工的努力,企业将无法生存,企业也为员工的付出提供补偿。企业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自己和竞争者的行为。企业需要股东注入资金来维持其生存发展的需要。企业需要债权人以获得必要的长期发展资金……

从我国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设计和实际运用来看,缺乏一种和谐的、长远的、多视角的思想,大多数企业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漠视商业道德,丧失职业诚信,缺乏社会责任,违背共生理念。企业在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同时,应当从企业战略出发,重视社会责任,综合考虑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处理好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共生关系,追求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和谐与共赢。优化企业的战略选择,改善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从而形成“企业共生战略绩效评价”的评价理念(图2)。

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一书中指出:企业本质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事实证明,那些与其社会环境关系良好的企业,其资源配置机制相对较为完善。共生理论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讲述的是财务报表以外的故事。共生理论和企业本质理论的交汇点在于,共生理论的作用在于它能引导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机制,从而使得企业这个契约组织得以可持续地运行和发展。因此,共生理论在企业确定自身战略绩效评价体系时便自然成为其价值观和理念平台。

四、企业共生战略绩效评价内容

对于企业战略绩效评价内容,无论是马克奈尔、林奇和克罗斯的业绩金字塔模型,还是卡普兰和诺顿的平衡计分卡,抑或《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等,几乎都是围绕着“财务绩效”与“经营绩效”两大绩效设计的。然而,从企业共生的理念平台出发,这些传统的战略绩效评价内容显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补充和更新评价内容已是刻不容缓。“企业社会责任”便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被推向了前台,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其因履行社会责任而产生的绩效――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经营绩效”共同构成“企业共生战略绩效评价”的内容。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谢尔顿(Sheldon)于1924年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伯文(Bowen,1953)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卡罗尔(Carrol,1979)则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对社会所承担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责任的总和。进入20世纪9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受到了欧美各国政府的重视,并得到了重要国际组织的认可。包括世界银行和欧盟等都给企业社会责任下了定义,其中世界银行把企业社会责任(CSR)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国内学者常凯、王红一和卢代富等也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诸多定义。

诚然,承担社会责任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成本,但从长期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可以提升企业社会形象,又可以优化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并最终提升企业的长期绩效。企业经营的目的是盈利,但只有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才能给予社会最优质的产品,社会才会对企业回报并认同,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企业自身才是最终的受益者。企业越是注重社会责任,其产品和服务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因此,在注重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今天,只有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绩效评价体系,构成战略绩效评价的内容,才能称作“社会绩效”,并与企业“财务绩效”和“经营绩效”共同构成企业战略绩效评价内容三大模块,对企业进行科学的绩效评价,以此引导企业树立共生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依据企业共生理论,笔者认为企业社会绩效评价的具体内容可以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劳动就业、商业道德、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益。

1.劳动就业。劳动就业是企业共生范围中离企业最近的一环,因为劳动就业的主要对象――企业的员工,本身就是构成企业的一部分,企业与员工的共生度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商业道德。在现实世界中,有时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些商人使用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手段大赚一笔的案例。纵观历史上著名的商人群体,不论是山西的晋商还是江浙的巨富,信用都是他们商业帝国的重要基石。今天,不论是多大的企业,一旦丧失商业道德,等待它们的将是市场无情的惩罚,美国安然、中国蓝田都是这方面典型的反面教材。从共生理论的角度看,商业道德是企业和社会共生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界面。

3.环境保护。从共生理论观察,企业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这两类环境又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共同体。一方面,企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会直接导致自然环境的惩罚;另一方面,企业对自然环境的损害会最终导致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企业的惩罚。

4.社会公益。社会公益是企业和社会各成员共生过程中的高级形式,社会公益看上去好像是企业和所应负担的社会责任中最“可做可不做”之事,因为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一般不会要求企业必须捐赠钱物或做出其他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举措。然而,正是这种“可做可不做”的宽松环境才使得那些愿意热心社会公益的企业更能获得社会声誉等无形资产,进而成为一家令人尊敬的企业。

“社会绩效”、“经营绩效”和“财务绩效”三大绩效之间具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其作用机理或传导机制又是什么?笔者认为三者之间具有循环递进的逻辑关系(如图3),即“经营绩效”驱动“财务绩效”,“财务绩效”驱动“社会绩效”,“社会绩效”又将驱动“经营绩效”,如此循环递进,便构成了有助于企业共生共赢的 “企业共生战略绩效”三大内容模块,这将是今后开展企业共生战略绩效研究的核心内容。

五、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的战略绩效评价理念与评价内容,已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和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有必要在共生理论的指引下,把社会责任相关因素全面地引入战略绩效评价体系,在处理好各利益相关者的共生关系的前提下,从财务绩效、经营绩效和社会绩效三个方面来构建新的企业战略绩效评价理念和评价内容,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主要参考文献】

[1] Allan Cowper-Smith, Danuta de Grosbois, The adop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s in the airline industry[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1(1):59-77.

[2] Bonaccorsi, Andre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sizes and export intens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2(4):605-635.

[3] Kaplan R., Norton D, The Balanced Scorecard――Measures That drive Performanc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2, 70 (1):71-79.

[4] Watkins J.P., Towards a teconsideration of social evolution: symbiosi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s Issues, 1998(1):87-105.

[5] Wood, Donna J., Social Issues in Management: Theory and Research in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17(2):383-406.

[6] 消费者驱动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萌芽――第四次企业社会责任调查[J].财富(中文版),2010(3).

[7] 陈宏辉,窦智.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企业社会绩效评价及其应用[J].科技管理研究,2008(5).

[8] 高汉祥,郑济孝.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同源、分流与融合[J].会计研究,2010(6).

[9] 刘建秋,宋献中.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创造研究:回顾与展望[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

[10] 徐光华.企业共生财务战略及其实现路径研究[J].会计研究,2011(2).

[11] 徐光华,周小虎.企业共生战略绩效评价模式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8(5).

篇7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决定着企业的命脉,财务管理的中心是资金管理。

中国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近年来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与我国经济存在的产能过剩严重、结构调整压力加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是吻合的。进入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资金管理仍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是全体CFO共同关注的话题。对此,我的建议是:拓展利益相关者合作,协同创新业务和财务模式。

协同创新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树立业务、财务一体化的理念和协同创新的意识。

虽然财务管理的中心是资金管理,但是资金管理的问题绝不只是财务人员就能解决好的。现实中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的资金管理都非常出色,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十分重视那些能够根本性决定企业资金管理绩效的体制、流程和模式等因素。

CFO不仅要敢于突破传统财务管理理念和模式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要树立业务、财务一体化的理念和协同创新的意识,要打破财务、业务的传统界限和部门、企业之间的边界,跨越企业边界开展合作和协同创新,从而实现资金管理绩效的战略性提升。

比如,传统的资金管理认为存货储备是必不可少的,存货管理只能通过经济订货量模型和再订货点模型去控制存货上的资金占用,但要实现零存货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很多企业通过与供应商的战略性合作却轻而易举就实现了零存货,而根本不需要再去计算什么经济订货批量,也不必再去核定什么再订货点,所有这些问题都由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式解决了。通过这种管理模式的变革,通过跨越企业边界与供应商的合作,零存货的问题迎刃而解。

再比如说,在分散的资金管理体制下,大型企业集团要降低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成本,只能逐一降低每个成员企业的资金需求,但对一个经营管理多年的企业集团来说,通过每个成员企业降低资金需求能挖掘的潜力可能已经十分有限了,但若将集团的资金管理体制由原来的分散管理变革为资金集中管理,则管理体制的创新就可以将集团成员企业的内部闲置资金充分利用起来,由此所带来的资金需求的节约和融资规模、融资成本的降低才是根本性的、战略性的。

因此,CFO要善于通过引领企业的管理体制创新、商业模式重构和业务流程再造以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管理的难题,而不能故步自封,就财务论财务。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加强,在全球视野中整合优化产业链,已成为各国企业的普遍选择。CFO不仅要思考企业财务如何满足企业优化整合产业链的资金需求,更要深入思考如何通过产业链的优化整合解决企业资金管理的难题。在这方面,CFO大有可为,也应该有所作为。

重建体系

我们应更新营运资金概念,创新应用营运资金绩效评价与财务风险评估新模型。日常资金管理的主要内容是营运资金管理,但是,不论是营运资金概念,还是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以及与之相关的财务风险评估模型,都有待变革和创新。过去,我们习惯于将企业的经济活动分为经营活动和理财活动两大类,其中理财活动包括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这种划分体现的是一种狭义的营业观念,相应的营运资金所关注的主要是经营活动中的流动资金,如存货、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等,因而存货周转率(期)、应收账款周转率(期)、应付账款周转率(期)也就成为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的核心指标。但是,从资金管理来看,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都是企业运用资金创造价值的一种活动,只不过前者是直接创新价值,而后者是间接创造价值。有基于此,我们应拓宽营业活动的范畴,将营业活动界定为企业运用资金创造价值的各种活动,包括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两大类。

与此相对应,营运资金应该是营业活动中流动资产、流动负债之间的差额,在数量上,营运资金=流动资产-营业活动流动负债。在拓展的营业观念下,企业的营运资金在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之间如何配置,完全取决于哪类活动的配置效率更高,而目前对营运资金管理绩效的常用评价指标(如:存货周转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以及营运资金周转期或现金周转期等)既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业务、财务一体化的理念,更没有体现出对投资活动营运资金绩效的评价。

因此,与新的营运资金概念相适应的营运资金管理绩效体系需要重新构建。建议对营运资金首先按照其运用的经济活动领域将其分为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和投资活动营运资金,而经营活动营运资金再进一步按照其与供应链或渠道的关系分为营销渠道的营运资金、生产渠道的营运资金和采购渠道的营运资金。

在此基础上,应用以“营销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生产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和“采购渠道营运资金周转期”为主要指标的“基于渠道的营运资金绩效评价体系”评价企业营运资金管理绩效,借以引导企业通过优化供应链和渠道关系来提升营运资金绩效,从而更好地体现业务、财务一体化的理念。

同时,应构建反映投资活动营运资金绩效的新指标。投资活动营运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应克服以营业收入作为周转额衡量指标的局限性,将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及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等现金流量指标作为投资活动营运资金周转额的衡量指标。

除此之外,已有的财务风险评估模型均将财务风险狭义地理解为企业的偿债能力,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等指标因而成为衡量企业财务风险的常用指标。但所有的财务失败最终都体现为因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的营业活动难以为继,即筹资活动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营业活动对营运资金的需求。因此,财务风险的核心内涵应聚焦于营运资金需求保障能力的不确定性,新型财务风险评估模型应定位于评估企业筹资活动对营运资金需求的保障能力,具体可以从数量保障能力和质量保障能力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篇8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101-10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企业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从无到有,从一开始偶尔的企业家个人慈善之心,到逐渐融合为企业战略的一部分,最终成为所有企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1],在这一变迁中,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也经历了多个阶段,并演化出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热点。这些研究方向和热点时间跨度逾30余年,从较早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与评价模型,[2][3]到被长久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4][5][6] 再到近些年来被重点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关系,[7][8][9]以及最近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决策过程关系,[10]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历程,繁杂的理论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逻辑联系呢?厘清这些问题及其渊源,既是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总结,更是后续研究的必要起点。

为了展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后果”①①本文的“前因后果”有两重含义:一重是从时间和研究历程上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前后所经历的重要阶段(本文从点、线、面的演化角度分为三阶段);另一重含义是从研究的逻辑上看,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前因”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和前置因素,“后果”是指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 ,在学术发展的维度上,我们将基于“点、线、面”的结构演化逻辑梳理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历史脉络,并分析各个方向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每一个阶段的内在逻辑维度上,我们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界定为起点,一部分研究向上推演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另一部分向下分析由于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而产生的相关经济后果,以及延伸出的信息传递的相关现象。

二、“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

(一)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困难

自从Clark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思想,[11]以及Bowen里程碑式的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12]概念以来,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边界,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13]。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因“时”而变。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期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企业社会责任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14],这使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在时间轴上无法固定。二是企业社会责任因“地”而变。同样的企业行为,基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认定[15],这也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复杂性。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因 “人”而变。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认为是企业对社会中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责任[16],不同的人群秉持不同的价值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也自然不同。除此以外,诸如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内涵的重叠[17],以及概念内核的复杂性[18],也都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难以简单定义的重要原因。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

由于以上原因,简单定义企业社会责任被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于是在学术实践中,学者更倾向于采用“评价模型”方式来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边界。

Carroll给出了一个三维的概念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的社会责任被定义为由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四个方面组成的社会行为。[2]“虽然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一直都存在争议,但Carroll的这个定义是最为被广泛接受的一个”。[7]由于模型化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构建易于与共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新兴理论相结合,因此,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模型。徐光华等基于共生理论,在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嵌入企业社会责任因素,构建了包含经营绩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时钟模型”,从企业的微观经营角度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19]李正等从信息披露的角度,界定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六大类共十七小类内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的额外义务,是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一传统原则的修正和补充。[20]最近,肖等则从经济价值创造、环境价值创造,社会价值创造以及透明运营四个维度出发,结合战略理念与管理制度,构建了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钻石模型”。[21]

(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进一步讨论

综上,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及评价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界定的复杂性和模糊性;二是虽然在具体的概念界定上很难有简单一致的结论,但是其核心思想都是反映了企业对社会必要的反哺以及相应的社会效用[15],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道德倾向。从复杂性和道德性两方面看,企业的行为可以总结如图1。

图1左侧象限中的行为指企业违反商业伦理而意图获益的行为:这类行为中,复杂的有利用法律法规的灰色地带进行的违反商业伦理的行为(例如过度避税);简单的则如商业欺诈等行为。左边象限中企业的行为一般不在企业社会责任讨论范围之内。图1右边象限中,都属于企业符合商业道德和伦理的行为:这类行为中,简单的如企业履行符合经营与财务责任的行为,这类行为在具体执行中可能是复杂事件,但在商业逻辑上是简单事件,这是因为不履行这些责任会明确的得到相应的、可预期的惩罚,对应的损失也容易估计;而复杂的则如我们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该责任后,成本不好估计,收益也不确定。

企业社会责任同时具有的复杂性和道德性特征,让学者从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从“推动企业完成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看待这一行为①①利益和投入简单相关的行为,企业会自发地完成或者规避,并不需要学者的“鼓动”。 ,这也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线”――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

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获得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学术关注,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良好的前期财务绩效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保障;二是后期良好的企业财务绩效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理由。

(一)财务绩效影响企业社会责任

把财务绩效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或者前置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企业社会责任成正相关关系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资源松弛理论(Resource Slack Theory)。[4][22]该理论认为,企业投入社会责任行为的多少取决于企业资源的丰裕程度,有充沛物质资源的企业相对于资源枯竭的企业更可能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理论假说由于符合一般直观和常识判断,因而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较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McGuire等就基于财富杂志的企业声誉评级数据,经验性地支持了这一理论。[23]然而这一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争议,比如,Aupperle等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复杂的概念,采用不同的变量表征企业社会责任会对实证结果造成直接的影响。[24]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Orlitzky等回顾了以往的52个研究,综合33,878个观察值,发现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呈现较弱的正相关关系,这至少说明资源不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6]

在这一支线上,最近的理论趋向于认为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在当中有一些中间体承担了中间变量的角色,企业的财务绩效推动了中间变量,中间变量再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2]我们认为,这一中间变量的理论从根本上说依然是沿袭了资源松弛理论的逻辑,只是在资源的种类和产生作用的机理上有了新的拓展。具体而言,Surroca 等认为,企业的财务绩效会推动企业四类无形资产(研发、人力、企业声誉以及公司文化)的增长,而这些无形资产又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进步,进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22]

(二)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

前述财务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中,虽然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但是“资源松弛理论”依然占据主流,实证的结果也相对较为一致。然而,在问题的另一侧,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则有较大的争议。这一方向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由于完成了社会责任,因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多样资源,进而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这一理论中,由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与利益相关者概念吻合度较高,因此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5][26][27][28][29]另一类以理论(Agency Theory)为基础,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经理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例如建立经理人自身的名誉等)而让股东“买单”的行为,因此最终会导致企业财务绩效下降[30][31]。基于上述两个理论分支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也差异很大:既有得到正相关结果的,也有负相关的;有正二次曲线相关的,甚至还有负二次曲线相关的。[31]由此也可以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可能比较间接。

这一支线上最近的文献进展也大都围绕“间接影响”这一思路展开。Cheng等认为,融资约束程度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的中间因素。[9]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财务绩效和融资约束有直接的关系,融资约束较低的公司在遇到有合理利润的项目时,才有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投入,进而改善企业的财务绩效;[9]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也有直接的关系,这样融资约束就搭建了链接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桥梁。这一中间变量作用也可以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得到解释: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程度,进而降低融资的成本;[32]同时,更好的社会责任行为会导致更良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而这又能有效地降低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性,进而降低资本成本。[8][33]这样,融资约束就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中间传导因素。在国内,刘计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经验结论。[34]最近,Eccles等又找到证据表明,有良好社会责任记录的公司,相比其他公司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流程,同时也有更好的财务绩效。[10]

(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线性关系的进一步讨论

企业财务绩效既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因”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果”(如图2所示),这一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加上企业社会责任在度量上的模糊性,是两者线性关系很难在计量层面找到一致证据的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着间接关系,[9]也导致计量上很难达成一致结论。

更进一步的考虑两者关系,我们至少还会产生两个疑问:一是企业财务绩效所代表的资源松弛程度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重要因素吗;二是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正相关或者负相关的影响之外,还会有别的“溢出效应”吗?为了进一步回顾现有文献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进一步扩展,回顾一个包含了多种线性关系的“面”的逻辑结构。

四、“面”――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方面,财务绩效虽然反映了公司的资源松弛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但不是全部重要原因;在经济后果方面,由于中间变量的存在,其溢出效应导致财务绩效显然不会是唯一的经济后果。

(一)多维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

除了经济资源以外,制度环境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认为企业资源与社会责任的正相关关系会受到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的影响,这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差异猜想(IDH,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或者制度理论(IT, Institutional Theory)。在这一支线上,首先是由Campbell正式提出了理论框架,构建了以国家法律、行业自律、独立第三方监督、社会道德水平、工会组织以及交流通畅程度为要件的制度影响框架;[35]在此之后,Matten等着重从国家的维度分析了不同国家间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差异及其理论原因;[15]最近,一些着眼于发展中国家以及跨国界的研究,则为这一制度差异理论提供了检验性的证据。例如:Julian等分析了加纳的制度环境,认为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加纳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可能导致越是有财务资源的公司越可以通过贿赂等非法渠道获得所需的商业利益,而无需通过社会责任的履行来“讨好”利益相关者,进而合法地获得商业利益,因此,在加纳,资源约束理论所得出的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的结论会由于其制度环境而变为负相关,而最终的经验证据也支持了这一点;[36]类似的,Muthuri等考察了在肯尼亚的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研究发现,总部在海外的肯尼亚跨国公司相对于本土公司收到更多其母国制度压力,进而更有履行社会责任的倾向。[37]

如果上述制度环境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外部环境,那么公司治理和管理环境就是相应的内部环境。已有研究表明,公司的治理环境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Hillman等认为, 董事会的多样性有助于增强公司与外界交流的通畅性,以便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作出更及时和准确的反馈。[38]在管理层面,Joshi等也观察到,多样性较高的管理团队更容易产生创新的解决方案。[39]以上证据也支持了Bear等的结论,即多样性的人员组成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质量,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质量。[40]Walls等基于环境绩效,做了一个包含所有权性质、董事会构成以及管理层特征的综合测试,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治理环境影响的框架。[41]

(二)多维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

由于中间因素影响以及多个市场的交互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较为多样,但基本可以分为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和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两个大类。

1.企业社会责任在资本市场的经济后果

同企业的经营行为通过财务报告进行披露一样,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主要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而作用于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反馈方面,研究主要以社会责任披露为自变量,而因变量主要集中在资本成本和公司市场价值变动这两个方面。

在资本成本方面,遵循着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逻辑,大部分研究都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能够缓解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而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Dhaliwal 等实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研究发现:前期权益资本成本较高的公司在当期倾向于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而在本行业中较好地完成社会责任的公司,在首次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后能显著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8]由此可见,公司较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会受到资本市场认可的,并会被看成是公司诚信与责任感的一种表现,从而降低公司随后的资本成本。

在公司市场价值方面,基于不同市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陈玉清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信息,构建了企业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贡献对股价的解释力较弱。[42]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不同的社会责任会对公司价值有不同的影响。[43]而基于发达国家市场的研究大都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对股东财富有正相关的影响。例如:Godfrey发现慈善能够有效增加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信度,进而增加股东财富;[44]Al-Tuwaijri等曾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以及资本市场反应做过一个综合的实证研究,该研究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作为内生变量,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披露程度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三者间有相互交错的正相关关系。[45]

导致上述不一致结论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不同的体制制度、文化取向以及资本市场成熟度等等,但有一个是直接原因,那就是信息质量的差异。国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质量不高是资本市场反馈不明显的直接原因。例如,宋献中等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向专业学者就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进行了问卷调查,就发现企业会计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决策价值和公共关系价值都不高。可见高质量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是资本市场给予对应反馈的一个必要前提。[46]

2.企业社会责任在商品市场的经济后果

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通过宣传与反馈而作用于商品市场,并产生经济后果。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而言,企业社会责任与商品市场的研究成果则较少。目前大部分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为一个企业构建某种无形资产,进而带来经济利益。例如Surroca等基于资源驱动的视角,综合考察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后的经济后果,并识别出人力资源、创新和研发、公司声誉以及公司文化这四类最终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的无形资产。[22]此外,也有研究表明,社会责任的履行能为企业构建社会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并最终带来经济利益。[47]

在研究方式上,除了基于跨年度大样本数据以外,考虑到商品市场受到较多因素干扰的特点,也有研究者借助某些特殊事件的偶然影响来考察企业的应对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例如,山立威以2008中国汶川地震作为特定考察事件,通过对汶川地震后我国A 股上市公司捐款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司捐赠行为存在提高声誉以获取广告效用的经济动机。[48]除了借助某些特殊事项以外,构建实验也是一种常被采用的研究途径。例如,Balakrishnan 等基于实验发现,当企业福利上升时,受雇员工对企业的反馈也会增加,并且,反馈行为无论是否直接影响相应员工福利,这类反馈行为都会显著增加。[49]由此可见,至少在企业内部的劳务市场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经营效果有着正相关关系。

3.多维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的进一步讨论

上述呈现多维“面”结构的企业社会责任动因与经济后果整体框架可由图3表示。在资本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如何测度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在进行信息质量判断时主要还是从信息有用性方面进行考虑,而忽视了可靠性以及其他特性。例如,Abbott等基于财富500强企业年报内容分析,建立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测度方式,而该

研究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反馈而做的,因此只反映了信息对投资人的有用性。[50]宋献中等基于内容分析的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和决策价值进行了整体评价的研究;[51]该研究虽然照顾到了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但依然是建立在默认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为真,或者至少公允的基础之上的。在商品市场及其经济后果这一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相应经济后果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因其天然的基于商品市场的“付出”性质(社会责任行为本身,例如捐赠等,一般是基于商品市场发生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身必然对当期经济后果有着直接的负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可能通过各类不同的商品市场间接地导致正向的经济后果(也就是中间变量)。我们认为,由于前一类负相关的作用是当期并且直接的,而后一类作用是延期并且间接的,这导致两者作用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的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多重因素的叠加,这也是两者关系统计显著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此外,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影响也并非完全独立,他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就像财务报告不是投资者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也对投资者有重要作用一样,依附于企业年报的社会责任信息以及单独的社会责任报告也不是投资人获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唯一渠道,透过商品市场,投资人同样也有可能得到相关的信息。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反应可能是来自于商品市场的某个信息,而不是社会责任报告,即商品市场的社会责任信息溢出。类似的,基于资本市场披露的信息也可能影响到该公司在商品市场中的行为和境遇。

五、思考与展望

综上,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点”,即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回顾得出“点”(如图1所示)的复杂性与道德性,进而由此引出“线”(如图2所示),即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线性关系。在回顾线性关系时,我们又借此看到单独并直接讨论线性关系的缺陷,进而引出“面”(如图3所示),即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心,多维度的因果联系框架,最终基于现有文献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前因”与“后果”。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认为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空间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研究内容观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及相应的资本市场反应方面,而且,在这条线上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股价反馈一侧。而基于目前的经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披露作为一个直接反映管理团队道德水平的信号[7],在资本市场上可能与融资成本有着更直接的关系,而与股价以及公司的财务表现的关系则是相对间接的。因此,我们认为,后续研究一方面可以向上游拓展,在管理团队道德的形成以及决定因素中探寻驱动、关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更深层次的因素;另一方面,向下游延伸,对于社会责任与资本成本方面的结合,无论从结合时间方面还是从资本结构等方面都还有更细化的空间;此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所在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均有密切的关联,因此,跨国对比研究以及针对新兴市场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从各个维度更好地认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2.从研究对象所处领域观察。相对于资本市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则显然不足。并且我们认为,基于商品市场的研究相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具有更基础的性质,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一个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是市场对其在商品市场表现的一种评价与预期,如果说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持有肯定态度,那从根本上是因为资本市场预期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商品市场能为企业带来正向的经济利益流入。我们认为,在商品市场上,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基于什么途径和机理转化为经营绩效(经济后果),而这些途径和机理又是否受到时间、地域、文化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目前依然缺乏足够的经验性研究,这类问题在后续研究中依然具有广泛的探讨空间。

3.从研究范式观察。国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更多还是集中在规范和理念的探讨上,而将社会责任绩效指数化,并将其作为一个类似利润一样的反映企业经营的某一方面效果的指标,进而研究指标与其他企业经济指标之间关系与机理的实证研究还相对较少;此外,基于商品市场研究偏少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基于商品市场的企业行为信息大部分属于企业内部信息,相关数据采集困难,进而在客观上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在这一情况下,我们认为实验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能帮助研究人员暂时摆脱目前数据缺乏的困扰。其中,实验的方法能有效控制实际环境中的复杂因素,帮助研究者在混沌的环境中逐步打开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黑匣子;而案例研究能够将研究对象焦距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帮助研究者从企业内部角度理解社会责任在企业中的作用以及对企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Horrigan 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Debates, models and practices across government, law and business[M]. 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0: 10-19.

[2]Carroll A.B.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9,4(4): 497-505.

[3]Carroll A.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J]. Business Horizons,1991,34(4): 39-48.

[4]Waddock S.A., Graves S.B.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financial performance link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4): 303-319.

[5]Margolis J.D., Walsh J.P. Misery loves companies: Rethinking social initiatives by busines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3, 48(2): 268-305.

[6]Orlitzky M., Schmidt F.L., Rynes S.L.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J]. Organization Studies,2003, 24(3): 403-441.

[7]Kim Y, Park M S, Wier B. Is earnings quality associated wit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2, 87(3): 761-796.

[8]Dhaliwal D. S., Li O. Z., Tsang A., Yang Y. G. Voluntary nonfinancial d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initi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86 (1): 59-100.

[9]Cheng B,Ioannou I,Serafeim 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cess to fin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1): 1-23.

[10]Eccles R G,Ioannou I,Serafeim G.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on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and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Science, 2014, 60(11): 2835-2857.

[11]Clark J.M.The changing basi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16,24 (3),209-229.

[12]Bowen H 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M].Iow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2013: 22-37.

[13]Maignan I, Ralston D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urope and the US: Insights from businesses' self-present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3): 497-514.

[14]Carroll A 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olution of a definitional construct[J]. Business & society, 1999, 38(3): 268-295.

[15]Matten D., Moon J.‘Implicit’ and ‘Explicit’ CS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 comparative understanding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8, 33(2):404-424.

[16]徐光华,沈弋. 企业共生财务战略及其实现路径 [J]. 会计研究,2011 (2):52-58.

[17]Matten D., Crane A. Corporate citizenship: Toward an extended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5(30): 166-179.

[18]Moon J., Crane A., Matten D. Can corporations be citizens? Corporate citizenship as a metaphor for business participation in society [J].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2005(15): 427-451.

[19]徐光华,周小虎.企业共生战略绩效评价模式研究 [J].南开管理评论,2008(5):19-26.

[20]李正,向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 会计研究,2007(7):3-11.

[21]肖,许英杰.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经济管理,2014(9):67-78.

[22]Surroca J., Tribo J.A., Waddock S.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intangible resourc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5): 463-490.

[23]McGuire J.B., Sundgren A., Schneeweis 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financial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8, 31(4):854-872.

[24]Aupperle K., Carroll A., Hatfield J.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fitabilit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5, 28(2): 446-463.

[25]Cochran P L, Wood R 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27(1): 42-56.

[26]Fombrun C.J., Gardberg N.A., Barnett M.L. Opportunity platforms and safety nets: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reputational risk [J].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2000, 105(1): 85-106.

[27]Hillman A.J., Keim G.D. Shareholder value, stakeholder management, and social issues: What's the bottom lin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 22(2): 125-139.

[28]Freeman R E, Harrison J S, Wicks A C. Managing for stakeholders: Survival, reputation, and succes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87-89.

[29]Freeman R E, Harrison J S, Wicks A C, et al. Stakeholder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0-124.

[30]Navarro P. Why do corporations give to charity[J]. Journal of Business,1988, 61(1): 65-93.

[31]Brammer S., Millington A. Does it pay to be different?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8, 29(12):1325-1343.

[32]Jones T M. Instrumental stakeholder theory: A synthesis of ethics and economic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2): 404-437.

[33]Simnett R., Vanstraelen A., Chua W.F. Assurance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 Accounting Review,2009,84(3): 937-967.

[34]刘计含,王建琼. 企业社会责任与资本约束――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评论,2012,24(11):151-156.

[35]Campbell J.L.Why would corporations behave in socially responsible ways?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7,32(3):946-967.

[36]Julian S D, Ofori-dankwa J C. Financi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penditures in a sub-Saharan economy: Th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 hypothesi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34(11): 1314-1330.

[37]Muthuri J N, Gilbert V.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Keny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1, 98(3): 467-483.

[38]Hillman A J, Cannella A A, Paetzold R L.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role of corporate directors: Strategic adaptation of board composition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0, 37(2): 235-256.

[39]Joshi A., Roh H .The role of context in work team diversity research: A meta-analytic review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9, 52(3):599-628.

[40]Bear S, Rahman N, Post C. The impact of board diversity and gender composition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 reput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 97(2): 207-221.

[41]Walls J.L, Berrone P, Phan P.H.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s there really a link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2, 33(8): 885-913.

[42]陈玉清,马丽丽. 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市场反应实证分析[J]. 会计研究,2005(11):76-81.

[43]万寿义,刘正阳.制度背景、公司价值与社会责任成本――来自沪深300指数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2013(16):83-91.

[44]Godfrey P.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philanthropy and shareholder wealth: A risk management perspectiv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30(4): 777-798.

[45]Al-Tuwaijri S. A., Christensen T. E., Hughes II. K. E. The relations among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pproach [J].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004(29): 447-471.

[46]宋献中,龚明晓. 公司会计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的价值研究――基于内容的专家问卷分析[J]. 管理世界,2006(12):104-110.

[47]Beddewela E, Fairbrass J. Seeking legitimacy through CSR: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and corporate responses of multinationals in Sri Lanka[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36(3):503-522.

[48]山立威.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11):51-60.

[49]Balakrishnan R., Sprinkle G. B., Williamson M. G. Contracting benefits of corporate giving: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 86(6): 1887-1907.

[50]Abbott Walter F., Monsen R., Joseph. On the measuremen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lf-reported disclosures as a method of measuring corporate social involv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79, 22(3):501-515.

[51]宋献中,龚明晓. 社会责任信息的质量与决策价值评价――上市公司会计年报的内容分析[J]. 会计研究,2007(2):37-43.

Abstract:

篇9

一、研究背景

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企业的伦理表现和社会行为就已经随着一系列的国际企业重大伤害事件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而在我国,社会责任和道德准则等理念则是改革开放后,由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所带来的,所以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等先进理念在中国的兴起和传播比西方晚了近二十年。根据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6跨国公司中国报告》,多数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等先进的理念,但依然存在少数跨国公司人员在华行贿、非法避税、涉嫌垄断、劳工标准偏低、产品安全不达标等不当行为。

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实施成果社会绩效的关注,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让人喜忧参半。一方面,最新修订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正式生效,其总则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明确为法律条文;同时一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企业对充分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绩效的“企业公民”概念十分陌生,或者仍然没有正确的认识。中华慈善总会2005年的《中国企业公民发展现状调查报告》显示,300家受访企业中只有54%的企业听说过“企业公民”这一术语,其中外资(合资)企业对企业公民这一概念的认知度接近70%,而更多国内企业对此认知比例还不到一半。目前只有约35%的企业刚刚开始进行企业公民建设,而仅有8%左右的企业对此有年度发展计划,7%的企业有长期发展计划。

二、研究目的与流程

1、研究目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中国的企业国际化、多元化步伐不断加快。截至2004年底,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就有501家企业有不同程度的国际业务。在这501家企业之中有397家实施多元化经营,占79.24%。所以探讨企业经营策略和企业规模与社会绩效的关系刻不容缓,而国内到目前为止此类系统的研究很少。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第一,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多元化两种策略对企业财务(包括财务绩效和负债比率)的影响,进而探讨与社会绩效的关系;第二,探讨中国企业组织规模对企业财务(包括财务绩效和负债比率)的影响,进而探讨其与社会绩效的关系。

2、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通过研究动机与目的的探讨,确定研究主题。在主题确立后,着手进行相关文献的探讨,包括企业国际化相关文献搜集与探讨、企业多元化相关文献搜集与探讨、组织规模相关文献搜集与探讨、企业财务绩效及负债比率相关文献搜集与探讨以及企业社会绩效相关文献搜集与探讨等。并通过上述相关文献的回顾构建本研究的概念性框架与研究假设,同时通过对符合要求的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和样本资料的整理,最后对于研究结果提出结论与建议,并提出本研究的一些局限和不足以及后续研究的几点建议。

三、研究架构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一共有三个自变量:国际化、多元化和组织规模;两个中间变量:财务绩效和负债比率;因变量为企业社会绩效。(见表1)

通过第二章六个部分的文献回顾,结合本研究的目的,本文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1)国际化程度与企业财务绩效负相关;(2)国际化程度与负债比率正相关;(3)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社会绩效正相关;(4)多元化程度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5)多元化程度与负债比率正相关;(6)多元化程度与企业社会绩效负相关;(7)组织规模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8)组织规模与负债比率正相关;(9)组织规模与企业社会绩效正相关;(10)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绩效正相关;(11)企业负债比率与企业社会绩效负相关。

四、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1、研究对象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策略、多元化策略以及企业组织规模对企业财务绩效以及负债比率的作用,以及各自变量和中间变量对因变量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故研究对象选定为在沪、深两市上市的所有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企业。文章通过检索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2004年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总样本为1377家公司,扣除其中国外销售额为0的企业876家,以及企业年报数据空白、不全或者数据缺失的公司7家,共得到494个研究样本。

2、数据来源

本研究计算国际化程度、多元化程度、组织规模、财务绩效、负债比率的数据均来源于上海wind咨询有限公司开发的wind数据库,测量社会绩效的年报均来自中国证监委指定的深沪上市公司公告信息和市场数据披露的证券专业网站巨潮网站。

五、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1.5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在对各假设进行检验时,主要采用相关分析方法。相关分析是研究变量间关系密切程度的一种常用统计方法。线性相关分析研究两个变量间线性关系的程度。相关系数是描述这种线性关系程度和方向的统计量,其值在-1—+1之间。偏相关系数描述的是,当控制了一个或几个另外的变量的影响的条件下,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性。相关分析中,用t值来检验相关系数的统计意义,检验的零假设是:总体中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为零。当t>(α为显著性水平)时,拒绝零假设,即相关系数具有统计意义。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1、研究结论

根据研究结果,将研究假设的实证结果汇总整理如下,并进一步归纳说明本研究的具体结论。(见表2)

(1)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因子。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财务绩效的三个前因变量(国际化程度、多元化程度、组织规模)之中,国际化程度对企业财务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组织规模对企业财务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中国企业在涉足国际化经营之时,一定要谨慎从事。

(2)负债比率的影响因子。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负债比率的三个前因变量(国际化程度、多元化程度、组织规模)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与负债比率有显著的正向或负向的相关关系。这一方面可能说明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化、多元化运作时,财务方面较为保守、稳健,企业资产规模的增加主要依赖于权益而非负债;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国际企业与西方跨国企业相比,融资成本较高,没能娴熟的运用财务杠杆产生税盾效应,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财务绩效。

(3)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因子。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社会绩效的五个前因变量(国际化程度、多元化程度、组织规模、企业财务绩效、负债比率)之中,组织规模与企业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际化程度、多元化程度和负债比率这三个变量与企业社会绩效的相关性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这就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资源和能力从事社会公益活动 ,善尽社会责任。同时也说明企业和经营状况越好,越能够和愿意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反过来,企业从事社会绩效表现的相关活动,也会增加其组织较大的利益。

2、管理建议

wood(1991b)指出,提高企业社会绩效意味着改变企业行为以为社会和民众制造少一些的破坏和更多的有益产出,同时他还提出了提高企业社会绩效的一些知觉性和定义性障碍(perceptual and definitional barriers),同时着重识别和阐述了其中四个主要障碍,他们是:经济与伦理的概念性分歧;伦理和社会控制问题;社会控制和政府规范;伦理的文化基础。

结合wood(1991b)的观点,本研究认为,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在实施国际化、多元化策略,增加企业规模的过程中,应该谋求企业经营业绩于社会责任,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企业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1)以“社会期望”为前提谋求企业与社会的和谐;(2)以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为准谋求企业之间的和谐;(3)以人本管理为依托达到企业与员工关系的和谐统一;(4)以生态优先为基准谋求企业与自然的伙伴关系;(5)以与全球经济接轨为基础实现企业组织个性化;(6)以“权威声誉、伦理声誉”营造社会绩效伦理行为的氛围。当所有企业作为整体披露对社会的责任时有助于提升社会道义,社会性质能够凝聚企业的力量,社会氛围可以为了现存社会运转而铸就企业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霍尔斯特·施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企业伦理学基础[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2]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0).

篇10

论文摘 要:企业社会责任近年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 CSR) 的研究也成为学者们研究和讨论焦点。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CSR的研究文献的回顾,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以及财务管理目标、可持续发展、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述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概念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社会,是由Sheldon于1924年首次提出的。迄今为止,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我国学者刘俊海从公司法学定义了企业社会责任责任:所谓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以最大限度在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唯一存在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市场经济百科全书》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作的定义是企业为所处的社会福利而必须关心的道义任。

二、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

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理财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结果,是财务决策的准绳,也是评价企业理财活动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

宁永志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的财务目标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矛盾。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更好地实现企业的财务目标。”而刘培红也认为:“企业实现经济利益与承担社会责任有暂时的冲突,但是从长远来看,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的。”赵卫华说:“社会责任财务管理目标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一)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务管理目标的变化,社会责任在不断的变化。(二)社会责任和财务管理目标对立统一的关系。(三)二者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四)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刘兴贺认为:“从表面或短期来看,社会责任的承担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股东财富,而逃避社会责任,甚至伤害社会利益,反而会提高企业的价值,但从长远来看,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致的。”

三、可持续发展与企业社会责任

面临21世纪的市场发展趋势,企业如何能实现不断持续发展的目标,已经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课题。

李培林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是指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经营过程中,以社会责任为出发点,满足企业利益相关者合理要求,实现企业与社会永久性和谐发展的生存状态。张燕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只有企业承担应有社会责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企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冯巧云认为:“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赢得较好的声誉,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使企业得以保持生命力,保持长期可持续地发展。”马红岩说:“现代企业只有较多地关注其社会责任,才能够获得持续发展。只有自觉地承担起企业应负的社会责任,才能做到感恩社会、回馈社会,才能保证企业树立以人为本、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理念,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四、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也是社会责任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搞清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对企业的各利益相关者具有现实的意义,也有助于企业管理者更主动更有战略性的管理和从事企业社会责任。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研究。李兆华、卢丽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年度分布、行业分布、地区分布综合分析了财务绩效对社会责任的影响,认为:“虽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短期内有可能会降低企业的当前财务绩效,但从长期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带来多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必将有助于提高企业的长期财务绩效。”李承源以营销理论和经济理论为基础,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对企业财务绩效有影响,且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将会使企业各方面绩效显著提高,最终落脚于财务绩效的提升。温素彬、方苑按照资本形态的不同,构建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模型。以2003-2007年中的46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从当期看社会责任与企业当期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但是从长期看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对其财务绩效是有正向影响的。闫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其财务绩效的关系是正相关远远超过负相关。”

结束语: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第一,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第二,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管理目标相互促进,长远看是一致。第三,只有企业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社会责任,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短期内负相关,但长期内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正相关远超负相关。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正确认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不要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看做一种消极的负担,而要将其视为企业发展的机会,把握好承担社会责任的尺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获得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温素彬,方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10:150-160.

[2]王建琼,何静谊.公司治理、企业经济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经纬.2009,2.

[3]赵卫华.财务管理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J].商业文化.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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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财务绩效考核的现实意义

对于企业而言,作为企业中唯一的综合价值管理部门而言,财务部门在企业生产经营和日常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作为归属职能部门的财务人员来说,财务人员在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财会人员在企业中职位的提高,要加快实现财会部门职能,提高企业财务人员在企业价值的增值中的作用,实行企业财务人员的员工绩效和激励制度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通过建立科学可行的绩效管理体系,走出目前企业的财务人员在绩效管理中的缺陷、全面了解财务人员的工作绩效、准确运用考核结果、适当采取激励措施,才能留住公司发展的人才。这对于在激烈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企业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相关概念

(一)绩效的概述

管理学领域中的绩效指的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在不同层面进行有效的输出,绩效包括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两个部分。而在财务部门方面看,组织绩效是在财会部门个人绩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一定的时期内,绩效能够根据相应的员工岗位和部门职责把财务目标划分的下属各个部门、岗位和个人,这些财务目标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保证,个人绩效目标的实现为组织绩效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二)绩效的考核与管理

1.绩效管理的概念。所谓绩效管理,就是指利用持续开放的这一沟通过程,构成组织目标的预期利益和产出,从而实现组织的目标,绩效管理的行为是推动团队和个人共同实现目标。

2.绩效考核与绩效管理之间的关系。绩效考核与绩效管理的不同点在于绩效管理是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它会包含在企业管理中的各个方面,绩效管理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法,绩效管理更是一种管理的思想,融入到任何时间的企业生产经营之中。而绩效考核作为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绩效考核无法代替绩效管理。绩效管理支持了绩效考核系统的有效运行,绩效考核保障了绩效管理的完善。

三、财务人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财务人员绩效考核指标的设计原则

根据财务部门的绩效工作和财务人员的职责,企业可以确定好本部门的绩效指标。而企业绩效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做少而精,也就是以战略为中心的关键绩效指标(KPI)。

所谓关键绩效指标,指的是通过设置、取样、计算、分析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关键参数,量化管理指标是衡量流程绩效众多目标中的一种;它的主要作用是评估和管理被评估对象的绩效,是一种定量化或者行为化的标准体系。关键绩效指标是通过把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逐层划分到下级各个部门、再到员工个人而形成的,把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起来,不管是从过程方面还是从结果角度看,都强调员工的工作产出对企业价值增值所作出的贡献。

(二)设计关键绩效指标的程序

1.清晰的把绩效考核对象的增值工作产出值反映出来;

2.提取各项工作产出的标准绩效指标;

3.根据相对重要性的等级进行各项增值产出的划分;

4.能把绩效考核对象的实际绩效水平追踪出来,方便了考核对象的实际表现和要求的绩效标准之间的比较。

根据上述关键绩效指标的设计程序,我们可以把基于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的绩效考核体系设计步骤用图1的方式表示出来。[1]

图1 基于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的设计程序

四、有关财务人员绩效考核的指标

(一)财会部门主管关键绩效指标的设计

不管是财务主管、会计主管或者是审计主管,体现这些主管的绩效指标的最关键因素在于这些部门的部门绩效。主管直接领导部门下的员工,员工能否在自己的岗位上保质保量地完成各自的任务,是确保本部门绩效的关键部分,部门的绩效直接决定了部门主管的绩效。同时,作为部门的主管,对下属的领导能力,自身的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部门的管理能力等都是主管绩效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设计关键指标时,对主管的考核还要包括主管的培训、协调能力等。

(二)财会人员关键绩效指标的设计

财会部门是企业众多部门当中比较特殊的部门,财会人员在企业中具有特殊性,任何一点疏忽都会对企业造成巨大的影响,比如,在工作中出现违规行为,出现差错、或者疏忽等,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影响,造成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可控性为考核的合理公平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因此,在设计财会人员的关键考核指标时,要基于其所在的岗位职责,还要考虑到指标的可控性。

(三)财务总监关键绩效指标的设计

根据之前所说的财务总监的主要职责,设定以下财务总监绩效考核指标(如图4-2所示):[2,3,4]

表1 财务总监绩效考核指标

五、绩效考核的实施、分析评定与应用

(一)绩效考核实施

实施绩效考核就是对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测定和记录。具体可分为:

1.把绩效考核的目的、内容和考核办法告诉被考核者。

2.对绩效考核的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训,统一考核的标准和尺度,使考核工作人员尽量减少主观考核误差。

3.统计、收集考核所需资料。

4.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各种信息之后,绩效考核者对照考核内容、标准、程序的要求,对被考核者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

5.在对被考核者进行初步考核后,考核工作人员要对考核结果进行分析、统计和审定,并初步确定考核结果。

6.最终,考核工作人员将考核结果报上级主管进行审批。

(二)绩效考核分析评定与应用

在绩效考核结果确定后,应将考核结果反馈给被考核的员工。被考核者与其主管等都应对考核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使被考核者进一步了解组织对自己工作的看法和评价。同时,还需针对绩效考核中发现的问题,采取纠正措施。

考核工作完成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将考核表、考核报告等收集、整理、归档,并根据考核结果,落实被考核者的晋升、薪酬、奖励、培训、工作调整等事项。[5]

参考文献

[1]刘颖,杨文堂.绩效考核制度与设计[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

[2]许海玉.财务部门岗位绩效考核与薪酬设计模板[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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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的良好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以及社会稳定有着重要影响,所以我国农业企业的发展状况备受关注。从改革开放至今,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企业绩效评价体系也不断改革、完善,当前采用的财务绩效评价主要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资产运营能、企业的偿债能力以及企业的发展能力进行系统分析、评价,以此来评价企业的经营情况。近年来,我国农业企业普遍存在经营规模下,发展不稳定的现象,而传统的绩效评价体系已经正确地反映农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能力,不能有效解决农业企业绩效下滑、虚假会计信息等问题,更加阻碍了农业企业的发展和利润的获取。所以我国农业企业急需确定一种合理有效的绩效评价方法。EVA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思腾思特公司提出,其以股东价值论为核心思想,其唯一目标就是创造更多的财富,该理论被提出后对企业财务评价到来极大影响,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反映企业真实经济收益的评价方法。

一、EVA概念介绍

经济增加值(EVA)是世纪年展起来的公司业绩评价方法,由美国咨询公司Stern Stewart提出并注册了商标。EVA的理念是权益资本也有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只有在经营利润超过了所有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时才会为股东创造财富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利润一经济利润。一个公司只有在其资本收益超过为获得该收益所投入资本的全部成本时,才能为股东带来价值。从本质上来讲,EVA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英国经济学家冯歇尔认为,企业要得到长远发展,则其获取的利润不能少于其投入的全部资本。企业的经营成本从经济学角度计算包括两个层面,显性成本和内含成本,投资者所期望的最低报酬率即为内含成本。只有当企业的总收益大于总投入成本时企业才能获得真正价值。所以EVA理论的本质强调的就是经济利润。会计学中的剩余收益是指净利润超出股东所要求的投资报酬的部分,这就是企业获取的真正价值。其实,EVA理论就是从会计学中的剩余收益演变而来的,相比会计利润指标, 将EVA 作为业绩效评价指标更有经济意义。EVA是从企业的全部投入资本角度出发的,最终得到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增值部分。而且EVA的计算方法可以对一些被歪曲的会计信息进行纠正,以便更科学、更客观地评价企业绩效。

二、EVA与传统财务评价体系

(一)传统财务评价体系

传统财务评价方法是在各个财务指标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企业的资产运营能、企业的偿债能力以及企业的发展能力进行系统分析、评价,这种评价模式的核心为净资产收益,相关计算公式为“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100%”,其中所有者权益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企业只能通过增长净利润来提高净资产收益率,如此一来,净资产收益率最终还是归结到利润上。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调整会计政策来调节财务报表数据,对财务报表中的利润进行粉饰,导致企业财务信息失真。另外,很多财务管理者热衷于短期财务成果,急功近利思想严重,过于倾向于短期投机行为,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和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弱化了企业的长远发展动力。

(二)基于EVA的企业财务评价体系

基于EVA的企业财务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考虑股权资本成本,这样才能反映出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完全弥补了传统财务评价体系的不足。基于EVA的企业财务评价体系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基于EVA的企业财务评价体系可以客观地评价企业财务信息,真实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EVA是一种与股东财务有着直接相关性的业绩评价指标,可以客观准确地衡量企业业绩,并站在股东的角度定义经济利润的概念和范围,只有当企业盈利超过总资本投入时才是真正的盈利,EVA的增加就意味着企业创造价值的增加。其次,基于EVA的企业财务评价体系有利于实现全面管理。基于EVA的评价体系对企业资本预算、业绩评价以及企业员工激励报酬的结合可以将管理者利益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这样可以有效提高管理者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管理者的思维和行动。

三、基于EVA的农业企业评价体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农业企业资本市场尚不完善,此时采用基于EVA的企业财务绩效评价指标有助于企业实施战略目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将EVA指标引入农业企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中,并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构建基于EVA的农业企业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不仅要求新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可以充分发挥优势,还能够弥补企业当前财务业绩评价存在的缺陷,使农业企业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以此来改善我国农业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促进农业企业快速发展。构建基于EVA的农业企业财务评价体系要以EVA为考核标准,形成以EVA为核心的农业企业财务评价体系总规划,并补充必要的评价指标。

(一)目标管理体系的构建

将EVA进入农业企业财务评价体系需要对企业各个领域、范围内现有的管理机制进行改革,并准确定位切入点和关键点,并按照EVA模式设置以EVA为核心的企业业绩考核指标体系,改变以往财务目标表达方法多而乱的现象。

(二)合理设计激励制度

在传统的年薪制度中,考核方法仅仅以利润为标准,而没有考虑资本成本,缺乏公平性,因此构建EVA的财务评价体系就需要设计以EVA为核心的激励制度,让管理层人员想股东一样思维和行动,致力于创造企业价值。

(三)整合、完善组织结构

整合组织结构就是分析、研究当前的企业组织结构、流程,发现问题后进行改正,或者设计新的流程。构建基于EVA的组织结构流程必须要对当前的组织结构进行整合,明确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战略,定位企业的投资决策和资源配置中心。构建服务于EVA为的组织结构可以让企业管理更具有透明度。企业引入EVA制度后要求企业内部形成相互交流、互动的渠道,各个部门单位都将工作中心放在创造企业价值上。基于EVA的评价体系的构建需要遵守产权和权责清晰、明确的原则,要遵守政企分开的原则,同时还要进行科学管理。因此要求对企业股东大会、懂事、管理层人员的职责进行重新界定,实现权利、责任以及利益的内在统一,保证企业法人能够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保证企业法人财产能够进行独立支配,保证企业法人组织结构的协调性、制衡性。

四、基于EVA的评价体系的构建的进一步完善

(一)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

合理、完整的EVA财务评价系统离不开有效的信息系统支持,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可以为EVA财务评价及时提供动态的、有价值的财务信息,以反映企业经营的真实特征和状况,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决策性依据,同时发挥客观性影响作用。企业信息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必须是有数量限制的高价值信息,信息量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信息量过多不仅要消耗更多的资源,还会对信息的筛选带来一定难度。

(二)实时调整体系指标内容

企业的经营环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外部环境,同时还包括企业经营、策略、规定等内部因素,不论是外部因素还是内部因素都会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造成确定性影响,企业只有在适应环境的情况才能正常经营、稳定发展。所以企业的财务评价指标也要根据内外部因素进行实时的动态调整,尤其在不同经营阶段要对关键绩效指标进行调整,或者新增新的指标,或者取消影响较弱的指标。

(三)分阶段、分步骤推行EVA的财务评价体系

相比传统的财务评价系统,EVA的财务评价体系涉及的范围更广,需要对企业的法人组织结构、财务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统筹规划,所以推行EVA的财务评价体系要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可以选择管理水平高、产权和权责明确的下属公司作为试验点,从推行过程中发现问题、改进方法,优化体系指标,建立EVA的财务评价模型,并对模型进行不断调整,促进评价体系的逐步完善和稳定运行,并走上正轨。

五、结论

以上是基于EVA的农业企业财务评价体系的相关探讨。随着我国农业企业的发展,会计制度不断革新,财务数据日益丰富,单纯的非财务指标绩效评价已经不能满足农业企业的发展需求,应该结合农业企业的特点,构建更完善的财务绩效评价体系,选择更适合农业企业的评价指标,对农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信息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提高农业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促进农业企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宋金斐.基于EVA的农业上市公司绩效评价研究[D].沈阳理工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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