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安全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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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 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 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主权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 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总结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PM2.5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 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群体性事件，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群体性事件，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 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Welsh H A.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Comparative Politics 1994-4： 381-382.

[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77

[3]otspeich R.Crim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Europe.Asia Studies，1995-4：558

篇2

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把握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主动权

20__年以来，全县各级党委、政府，县直各单位秘书网网址：，特别是政法部门和广大政法干警紧紧围绕服务经济这个中心，以保一方平安为己任，以创建全区最安全的县份为目标，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各类案件持续下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连创隹绩，先后获得崇左市“20__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范县”和自治区“20__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9月20日，又被自治区政法委、综治委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十百千’工程县级一等奖”。在此，我谨代表县四套班子和全县人民，向奋战在政法综治工作一线的政法干警、武警官兵和综治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有些治安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意识，真正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来抓，并在实际工作中注重把握和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第一，把握好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维护大稳定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更加注重各项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发展，而且要看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不仅要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且要看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看能否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所谓大稳定，是指在努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同时，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维护大稳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和必要前提，各级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和充分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正确对待稳定与发展的关系，真正树立起“不搞改革是保守，不抓发展是倒退，不保稳定是犯罪”的意识，切实肩负起发展经济和维护稳定两种责任，努力形成在发展中确保稳定，在稳定中加快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第二，把握好树立正确政绩观与抓好大综治的关系。应该认识到，抓发展抓经济是政绩，抓综治抓稳定也是政绩。发展是稳定的基础，只有发展了，才能造福广大人民群众，有效预防和减少矛盾。稳定是发展的保障，只有稳定了，才能为发展搭建广阔的平台，二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决不能一手软、一手硬，抓了发展，丢了稳定。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对各级党委、政府维护稳定的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必须把稳定和发展纳入到一个整体中来考量，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紧紧抓在手上，体现到决策里，落实到行动中，不断探索维护稳定的规律，创新维护稳定的机制，提高维护稳定的能力，努力构建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政法部门积极努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大综治格局，以大综治确保大稳定。

第三，把握好坚持牢固群众观与实现大防范的关系。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群众，一切工作也必须依靠群众。抛开了群众利益，我们的工作将没有任何意义；离开了群众支持，我们的工作就不会做成。建设平安宁明是一项关乎群众根本利益的工作，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着力构建坚持主力军防范与全民参与相结合、加强社会面控制与增强防范意识相结合的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大防范体系。综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防范，而群众是防范的主体。各级各部门要本着珍惜民力，用好民力的原则，从各自实际出发，想实用的办法，出实用的招数，增强群众防范意识，提高全民防范水平，努力做到爱惜民力与使用民力相统一，发动群众与保护群众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把群众的力量引导到参与防范、促进稳定上，把我县的综合治理工作推向一个全民防范的新阶段，牢牢掌握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动权。

二、深刻认识建设“平安宁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崇尚和谐，企盼平安，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在解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和谐稳定。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要把“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强调。总书记指出，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建设平安宁明，对于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与“稳定压倒一切”思想，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实现宁明的全面、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稳定是任何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平安是每个公民最为朴素的愿望。当前人民群众一盼富裕，二盼平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拥有一个稳定和谐、安居乐业、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平安社会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建设平安宁明，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创造一个文明法治、平安稳定、谅解宽容的和谐社会，保障人们在政治、法律、体制、机会、权利和分配上的公平，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这不仅是事关全局的大事，而且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抓社会稳定就是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事为民所办，确保一方平安，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而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是优化宁明投资环境，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当前，我县正处于全面建设宽裕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确保社会的平安稳定就显得更加重要。只有通过建设平安宁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让广大人民群众和投资者有安全感，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提供保障，才能更好地抓住机遇，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加快我县现代化建设步伐。

三是解决发展中各种问题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了宁明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但是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当前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加之我们正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刑事犯罪高发期、对敌斗争复杂期，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还大量存在，而且还会不断增多。这些问题的存在，客观上都影响着我们建设平安宁明、构筑和谐社会工作的开展。要通过建设平安宁明，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犯罪活动、努力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安全、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有利于全方位、系统性、更好地解决好我县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为加快发展创造平安社会。

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全面领会宁发[20__]13号《关于建设“平安宁明”的决定》文件精神，明确目标任务，增强责任意识。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妥善协调各方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富裕与安康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与稳定是领导政治责任”的观念，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共同推进平安宁明的建设，努力实现“四个确保”：确保政治稳定、确保社会治安状况良好、确保经济运行平稳健康、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从根本上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开创和谐稳定工作新局面。

三、严格工作责任，确保社会综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一）切实加强创建活动的组织领导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讲，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检验一个地方、一名干部的政绩，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看社会稳定。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主要领导，都要切实承担起肩负的责任，从思想上把政法综治工作高度重视起来，从行动上向政法综治工作全面倾斜。各级各单位要把开展创建活动、维护稳定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的总体规划，切实担负起“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把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和水平作为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这里我再明确一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必须对本地区本部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要负责具体组织、协调本地区本部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为强化领导责任，7月28日和8月10日，县委、县政府以两办的名誉分别印发了《关于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查究的实施办法》（宁办发[20__]41号）和《关于进一步强化建设平安宁明活动领导责任的暂行办法》，（宁办发[20__]43号），两份文件已对各级各部门及领导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责任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希望大家回去后，好好看看，认真贯彻落实，时刻把社会治安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切实负起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共同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各项任务完成好。

（二）严格督查，兑现奖惩，促进工作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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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_年全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政法综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平安斜桥”“法治斜桥”的工作部署，着力创新社会管理，着力夯实基层基础，提高我镇综治工作水平，保持我镇社会的持续和谐稳定，为我镇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着力排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

1、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工作。认真落实《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进一步完善监测预警机制，发挥基层综治工作站的作用>！

2、健全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以我镇实行的“三五”工作日制度完善定期排查、下访接访、领导包案等制度，及时了解掌握和有效调处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3、建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重点加强部门的衔接，规范综治工作重心联合调解程序。构建部门协作调解工作机制，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高效化解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交通事故、两新建设等突出矛盾和纠纷。

4、完善预防和处置机制。建立完善群听性事件苗头隐患排查、研判、报送、预警等制度；完善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指挥机制。提高预防，处置的能力和水平。

二、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注重社会管理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

1、加强和改进新居民服务管理工作。围绕“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实”的工作要求，完善落实“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实有人口管理模式。依法打击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2、抓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解决刑释解教人员中“三无人员”的救助帮扶问题，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防止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

3、健全青少年违法犯罪防控体系。落实闲散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子女，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帮扶、教育管理。

4、严密高危人员管控。摸清精神疾患人员，吸毒人员等重点人群的底数，有针对性的落实教育管理措施，加强服务救助。

三、加强社会治安打击防范工作，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1、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依法严厉打击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财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深入开展打击“黄、赌、毒”的各项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传销，非法集资等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2、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发挥视频监控技术在社会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积极稳妥的推进“技防进农家”工作。加强村级巡防队的建设，落实监督措施，充分发挥其在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

3、广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在深化平安镇、平安村（社区）、平安单位创建的基础上，要组织平安市场、平安铁路、平安医院、平安校园、平安家庭的创建活动。

四、强化基层基础，夯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1、加强基层综治网络建设，抓好基层综治站及综治干部队伍建设，配齐配强专职人员，发挥综治组织统筹、协调等职能作用。

2、深化镇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任务，规范制度机制，充实工作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巩固嘉兴市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争创省级“示范综治工作中心”。

3、完善综治例会制度，坚持每月不少于一次的综治工作例会，分析综治工作形势，研究解决矛盾、问题办法。

4、完善考核机制，进一步完善对村、社区综治工作考核办法，充实考核内容，推动综治工作制度化、规划化建设。

5、严格执行责任查究、一票否决等制度。

五、加强（市长电话）办理工作加强（市长电话）

1、健全落实工作责任制，构建大格局，全面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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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况变化，我局及时调整综治领导小组，继续由局主要领导任综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做到组织健全，人员到位。同时，县委、县政府对我局下达综治责任书要求，并结合我局下属单位具体情况，增加防汛抗洪、安全生产、安全供水等内容，对基层单位下达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与双文明同考核、同奖惩，形成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身上有指标；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履行职责，增强了基层领导抓好综治工作的责任感。

二、深入宣传，营造良好综治氛围

组织开展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工作，对于动员社会各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县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农业局党委安排部署，我局认真开展综治宣传月活动，为经济建设和水利事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局不仅大力宣传中央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和《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把综治宣传的重点落实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上来。围绕创建“平安同志”，结合行业特点，转变作风，扎实工作，抓好水利法律法规宣传。今年纪念“3·22”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的宣传主题为“人水和谐”。这次活动旨在深入宣传水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水的进程，进一步增强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的意识，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月日至日，县汛前各方面工作进行检查落实，督查内容包括“九查”：查《防洪法》、《防汛条例》执行情况；查防汛组织机构是否成立；查防汛责任制是否落实；查水利工程情况；查各乡镇管辖的小（二）以上水库及重点水电站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和应采取的防汛措施；查防汛物资的准备和抢险队伍是否落实；查险病水库的加固处理及计划完成时间和已除险的水库运行效果；查包库领导及技术负责人、度汛方案、防汛措施、防汛预案的落实情况；查河道设障是否清除。使今年防汛工作早动员、早安排、早行动，做好“防大汛、抗大灾”的准备工作。

（二）从月日起三天内，组织水利干部职工收看《人·水·法》专题系列片。同时，在乡镇赶墟日人多时，利用车载广播宣传水法规，提高全民对水法制的认识。

（三）月日，召开有关领导和取水大户参加纪念“3·22”世界水日座谈会，大家都各自发表了自己对水利法规贯彻落实和水资源有效利用的看法感想，收到良好的效果。

（四）认真学习新《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综合治理的自觉性，努力推进全局人员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进程，不断提高了依法办事能力。

三、依法治水，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展。

（一）抓住重点，维护正常水环境：

对所有的取水户的取水许可证进行年审，年审率达100%，发放新取水许可证7本，审查批复了四座电站的取水许可预申请；认真开展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加强河道监督做好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严格河道采砂范围，按照《省采砂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限制距桥梁、岸边及水工程的距离，对越界采砂的组织及个人，给予处罚。加强对采砂船只的管理，要求采砂船做好防漂船预案。加大水利执法力度，实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抓好“两费”征收工作。查处五起往河道违章弃土及调解一起水事纠纷。对拒不缴纳水资源费的企业，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二）清查“四无”水电站，服务水电生产：

根据水利部《关于清查“四无”水电站，确保安全度汛的紧急通知》省、县专题会议精神，县的水电站进行全面大清查，查出各种不同情况“四无”水电站36座，56台装机14785千瓦，根据安全隐患的轻、重、缓、急，采取相应措施，要求限期整改，促进小水电开发规范化运行。省、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开展农电安全大检查，通过企业自查，我局抽查，听汇报、实地查、现场查、问规程等办法，发现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为水电安全生产营造良好环境。

四、防汛抗旱，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省、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做好省、市防汛抗旱会议的精神，我局从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和高度，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灾、救大灾”的思想，早动员、早计划、早安排，做到宣传动员到位、领导责任落实到、安全检查充分、执法保障有力、物资储备充足、设施及时维护、度汛方案审批、安全预案完善、水库除险加固，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蓄水调洪、错峰减灾的作用，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首先，加强领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制，明确行政首长、包库领导、单位责任人、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职责目标任务，并将各项责任制贯穿于防汛工作的始终。在年初下发了做好今年防汛工作的有关文件，调整充实了防汛领导小组，并将小（二）型以上水库包库领导防汛责任人及抢险队伍负责人，县政论公开栏上公布。月县防汛工作可视电话工作会议，县长郑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各防指成员单位负责人，各乡（镇）长、水管单位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了会议；通过对年气象、水文、水情、水库运行情况进行总结回顾和对年形势进行分析预测，进一步落实了各防指成员单位责任，为防汛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其次，拉网式安全检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我局从月日开始，组织全体技术人员分两组，按照“查全、查细、查实，抓早、抓实、抓好”的要求，县小（二）以上水利工程、在建水利工程、骨干电站及低洼易滑坡地带等重点部位及低洼地段，靠山边民居、学校、重点堤防等薄弱环节进行了拉网式的安全大检查，对查出的隐患，发出了限期整改通知给有关乡（镇）领导、水利工作站站长或业主。做到了整改措施得力，时间要求明确，为安全度汛创造了条件。积极组织人员开展汛中安全检查及“安全生产月”活动，对去年完成的16座水库的除险加固进一步检查落实，查隐患、找问题，堵漏洞、抓整改，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第三，坚持24小时值班，落实防汛各项预案。一是把防汛工作重点放在“防”字上，重点水库与乡（镇）组成防汛联防，县落实了11支850余人以武警、民兵、应急分队为骨干的防汛突击队，储备了编织袋3万只、水泥500吨，救生衣500件、救生艇35艘、抽水机及水泵70余台等防汛物资。配置了海事卫星全球星电话各1部，救生衣500件，完成了洪水预警系统工程的维护。二是对城区还进行洪水警报器进行了试鸣，市民防范洪水意识。三是根据汛前检查的结果及时对水库度汛方案及各种预案进行了完善，增强了调度方案和各项防汛预案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编制完成了“县抗旱预案“，县水资源开发利用，现有水利工程不同于旱等级可供水量、城乡农业、生活工业生态及其他等用水进和了水量供需平衡计算。县可能出现的旱情人畜饮水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制定了干旱措施，明确了抗旱职责，提高了抗旱可操作性。

第四，加快防洪工程建设。省、市国债项目建设要求，月日完成了金溪流域防洪一期工程（同志河段、城区、朱口防洪堤）今年任务的工程施工设计，工程招投标工作，月日工程正式动工，截止目前1.659千米也洪工程已动工，完成堤长砼0.5万m3，完成工程投资334万元（含房屋拆迁）。完成朱溪河道清水工程河道清障2.80千米，完成投资80万元。

第五，夏汛冬防，搞好岁修和水毁工程修复。省、市冬春水利工作会议精神，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工作方向，认真实践”三个代表“，以水毁工程修复、水库除险加固、节水灌溉、乡镇供水为重点，抓基础、抓重点、抓动员、抓关键、抓质量，全面完成冬春水利建设任务，完成土石方64.5万方，占任务的111.21%；完成投工35.7万工日，占任务的111.56%；完成投资2598万元，占任务的118.63%；新增节水灌溉面积0.47万亩，占任务的235%；改善灌溉面积2.3万亩，占任务的115%；改造中低产田0.2万亩，占任务的100%；修复水毁工程64处，占任务的106.67%；新建乡镇供水2处，占任务的100%；较好地完成了夏汛冬防的目的。

第六、防旱抗旱，确保乡村用水。县1-6县降雨仅1004毫米，与多年平均降雨1465.4毫米相比少31%。据统计，中型水埠、小（一）型将溪水库蓄水量分别为613万方和185.5万方，占正常蓄水量的59%和59%，小（二）型水库只有3座正常蓄水，其他水库蓄水不足正常库容的一半。当前水库蓄水量普遍不足。为此，我局加强领导，树立防大旱、抗大灾的思想，制定相应的防旱抗旱对策和措施，全力做好抗旱各项准备工作，完成打井18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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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形势严峻，恶性事故屡有发生，特别是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的发生，严重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影响着电力工程建设的健康稳定发展。

江苏公司目前处于基建高峰期，有7家开工在建单位，呈现工地数量多、施工地点分散、监管难度大、人员管理难的特点，困扰着江苏公司的基建安全管理。本文通过引入物联网[1]技术，利用互联网发展而带来的智慧化方式，在安全管理上创新突破，推行电力工程建设现场安全智慧化管理，实现基建安全的有效监管。

二、安全智慧化管理常用方式

工程管理借助于信息化技术发展，通过对有用信息资料的高效收集，运用信息化手段，将更多人工智慧、传感技术、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技g植入到建筑、机械、人员穿戴设施、场地进出关口等各类物体中，实现工程安全管理中人与工程施工现场的整合，使之智慧化。目前常用方式主要有：

2.1门禁系统

主要有智能指纹考勤机、人脸识别系统、数字化门禁系统等，设别本工地管理人员、组长、工人等出入工地，记录考勤及出工情况，非本工地人员进出工地需在大门保安处确认身份并登记方可进入，保证人员进出施工现场的合规流动，防止外来人员非法进出入现场，给安全管理带来不稳定因素。

2.2报警系统

报警系统是确保施工周界安全及内部出现不安全现象时的第一道防线，当入侵发生时，提供早期报警，为值守人员及警力的快速反应赢得时间。通常防范系统依托红外对射探测器构成“电子围墙”，在设防状态下，报警系统与闭路电视监视系统联动，若有非法进入，探测器立即发出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显示相应区域的报警显示，保安通过地图识别报警区域确切位置采取相应行动，必要时可联动110发出报警信号。

2.3视频监控系统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可实现对建筑工地全天候不间断有效监控，工地上发生的各种事件被完整记录，监控人员可对视频进行回放、查看，可及时发现各种安全隐患及违规操作，并通过系统及时提醒相关人员立即进行纠偏。

2.4无人机巡检系统

运用GPS定位技术，设定好巡检路线，用无人机定点、定时对现场安全预控区域进行巡检，发现问题预警并及时将信息传输给安监管理人员。

2.5定位追踪及扫码系统

通过在工人帽子安装追踪芯片（或者其他方式），可了解施工人员现场的及时工作信息和状态，并通过电脑显示屏及时查看，全方位掌握工人作业区域动态。安全员在施工现场检查员工时，只要扫一扫他们安全帽上的二维码（“一帽一码”），即可知道该员工的姓名、工种、工点、技术等级、安全培训等信息。

三、实现电力工程建设安全智慧化管理思考

基于以上智慧化管理方式，结合江苏公司基建工程点多、分散及安全监管人员少、安全监管手段单一的特点，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工程施工安全推行“智慧化”监管，提出以下管理思路：

3.1建立工地可视化远程管理系统[2]

针对江苏公司工程建设点多分散的特点，在每个工程建设点安装全息监控系统并进行数据整合和传输，建立施工单位、项目公司、江苏公司三级联动架构，有效实现视频数据共享，通过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江苏公司可掌控现场的施工情况，远程监控现场施工过程，强化对前端的安全管控。

工地可视化远程监控管理系统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远程预览、远程云控制球机转动、远程接收现场报警、远程与现场进行语音对话指挥等功能。工程现场可根据不同的施工阶段和工程实际需要，设置不同的施工重点监视区域，例如：地基基础阶段的监控（深基坑支护、基槽开挖等），大型模板、脚手架、大型起重机械安装、拆除，大型设备及构件起吊等。

3.2建立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系统

各基建单位参建人员采用统一的门禁方式进出施工现场，采用屏显实时显示不同工地当前施工现场总人数、各个工种人数以及当前刷卡人员的姓名、职位及进出的类型等详细信息。通过建立人员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可了解各工程建设点的施工人员数量及资质情况，能够掌握工程现场所配备人员能否满足施工要求的第一手数据，做到对施工进度的运筹帷幄。同时为了有效利用资源，根据信息库资料建立专业监理互查人员库，实现江苏区域监理的互查机制，防止同一工地安全监督疲劳。

3.3构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管控平台

基坑支护、土方开挖、模板工程、起吊及脚手架等分项分部工程危险源点多、线长、面广，单靠人力巡检排查，工作效率低，而且难以做到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管理，容易出现监管漏洞，应建立管控平台，实现智慧管控。以建立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为例：系统建立后可实现塔吊及起重机实时监测，其中塔吊监测包括防碰撞计算、起重量限制、力矩限制、高度限制、变幅限制、角度限制、风速报警、主轨道防倾斜、实时显示与声光报警等；升降机监测包括运行状态监控、人脸识别功能、主轨道防倾斜、数据管理功能，可有效地对塔吊、起重机及其他设备在安装、运行、拆卸等过程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实时监测，从技术手段上保障了对塔吊、起重机使用过程和行为的及时监管，切实防范、管控设备运行过程中的危险因素和安全隐患，减少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此外，它还能够对操作人员进行人脸识别，对无证上岗人员进行预警。

3.4建立工程结构安全施工实时监测系统

建设工程结构安全施工实时监测系统包括对建筑工地环境监测，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钢结构应力应变，地基监测，基坑支护等数据的监测。传统的监测手段主要是人工现场监测，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较低，不能集中管理，尤其在恶劣的环境下人员工作效率低，监测效果差。建设工程结构安全施工实时监测是在建构筑物施工过程中，采用监测仪器对关键部位各项控制指标进行监测，并在监测值接近控制值时发出报警，用来保证施工的安全性，同时也可用于检查施工过程是否合理。

系统将各类监测点的信息汇集到统一的监控平台，实现各个监测点的信息共享，实现对整个用户单位管辖范围内所有建筑工地统一管理。

通过这些智慧化手段的组合运用，可促使江苏公司更好地对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监管，更好地落实企业安全责任主体，促进项目公司自我监管水平提升，实时掌握工地现场信息，实现工地“智慧化”、安全“精细化”的全息化安全管理。

四、结束语

通过引入物联网技术，在施工现场安装各类传感装置，构建智能监控和防范体系，将科技技术力量与安全监管制度紧密集合，能有效弥补传统方法、人员少和技术在监管中的缺陷，实现对“人、机、料、法、环”的全方位实时监控，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控”；同时，为基建安全监督管理引入新理念，进一步落实企业安全监管责任，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整治”，真正体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使安全管理模式逐步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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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档案立法的权利

《立法法》第六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据此，社会组织和公民有权参与档案立法。但参与立法活动并不意味着人人成为立法者，直接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立法的方式为通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出立法建议、通过各种媒体或者著书立说、发表文章或者参加座谈会、研讨会、讨论会等各种形式对具体的立法内容提出赞成、批评和反对的意见等。

二、对国家档案事务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机关的一切行为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档案事务也不例外，社会组织和公民享有对国家档案事务发表自己观点、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可通过来访、来函、来电、发送电子邮件乃至著书立说等多种方式行使这一权利。

三、对个人所有档案依法处置的权利

根据法理，所有权有四项权能，分别是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依照法律规定，社会组织和公民对自身所有的档案享有处分的权利，主要包括一是公布档案的权利。公布属于使用、处分(有时还有收益)的范畴，其档案公布权是拥有档案所有权之后的当然权利。《档案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档案，档案的所有者有权公布”，对档案公布权进行了明确的确认。二是向国家档案馆寄存或者出卖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权利。社会组织和公民出卖自己所有的档案同样属于处分的范畴。为确保那些属于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但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安全，考虑到国家档案馆作为专门保管档案场所的地位和与之相配的人才储备、专业设施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等一系列条件，《档案法》第十六条赋予了所有权人向国家档案馆寄存、出卖该类档案的权利，并规定了鼓励措施。

四、对自身移交、捐赠、寄存给档案馆的档案享有优先利用的权利

根据《档案法》第二十一条，社会组织和公民对其向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的档案，享有优先利用的权利，并有权对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馆藏的丰富，离不开各单位和个人向档案馆移交、捐赠和寄存其产生或者拥有的档案，赋予他们对此部分档案优先利用的权利和提出限制利用意见的权利，既鼓励和保护社会组织和公民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行为和热情，也有利于档案馆丰富馆藏。

五、利用档案的权利

包括利用已开放档案和未开放档案的权利。《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组织持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利用档案是实现档案价值的基本途径，围绕档案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档案立法、档案行政执法、修建档案库房、配备专业设施、档案整理、保护以及数字化等等，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能更好地提供档案利用。档案利用权是公民和社会组织在档案事务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权利。有些档案未到开放期或者虽到开放期但由于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或者其他原因不宜向社会开放，而一些社会组织和公民又有利用需求，则可以依据《档案法》第二十条、《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向档案馆或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提出利用申请，由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提供给申请人利用。

六、提起涉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十一条和《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等规定，若社会组织或者公民认为行政机关涉及档案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利向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社会组织和公民在档案事务中享有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履行一定的义务。总的来说就是自觉守法。具体来说这些义务主要有：

一、保护档案的义务

《档案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这项义务不是仅指向自己所拥有的档案，而是泛指一切档案。社会组织和公民应时刻注意遵守这项要求，同各种危害档案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

二、妥善保管自身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的义务

对于这类不属于国家所有但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社会组织和公民拥有所有权，是否妥善保管，本是其自主决定范围内的事情，但因这类档案牵涉公共利益，《档案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对这类档案的保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所有者规定了妥善保管、在保管不善或者保管条件恶劣时交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代为保管、收购或者征购的义务。

三、行使档案公布权不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义务

《档案法》第二十二条，《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在赋予社会组织和公民公布自身所有档案的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在行使这一权利时所负有的义务，这些义务有：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不泄露国家秘密，不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这些义务就是档案公布权行使的边界，一旦超出这个边界，就不再是“权利”，反而因违法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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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6-0047-12

作者简介：戴勇，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博士 （上海 200241）

一、引 言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食品安全治理最近几年来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并且随着公共治理理念的提出，研究重点逐渐由行政监管转向了公共治理，强调高效、垂直、集中统一的行政监管机构，强调食品产业链“从农田到餐桌”监管过程，强调透明性和公众参与的监管主体等理念。公共治理模式成为目前的重要研究方向。目前的研究体现在以下方面：

分散的监管权力配置结构、监管独立性的不足、过于依赖行政方式的监管风格以及孱弱的监管基础设施建设，是制约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绩效提高的四大结构因素1。因此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的治理模式的设计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研究十分必要，宋强提出了大食品安全的综合治理思路，包括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综合协调功能，明确食品安全机构的监管责任，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运行效率，促进国家食品安全监管公共治理模式的形成，由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构成监管主体2。政府在依法履行监管职能、创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同时，应注重发挥消费者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方向。

在此基础上，如何设计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保障社会化监管等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由于食品安全事件是市场失灵的结果，因此作为公众利益人的政府，实行食品安全管制是弥补市场机制失灵的有效手段，其中信息的供给是重点。周应恒等指出食品安全问题根本上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市场扭曲失灵的问题，增加食品安全信息供给是解决食品安全市场失灵问题的重要手段1，由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在考核方式和信息传递等方面存在着激励失灵的问题，因此需要建立制度和信息结合的治理方式2，如政府应加大信息披露的补贴3。

同时食品监管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因此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选择是消费者、生产商、政府等利益团体博弈的均衡解，吴元元提出了声誉机制，借助无数消费者的用脚投票将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执法4。杨光飞认为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微观层面上表现为我国食品行业责任伦理的缺位以及相关监管部门行政伦理的缺失，需要重视经济伦理观念和市场实践的有效结合。5

围绕着治理机制的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公共政策手段包括经济公共政策如强调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弥补作用、重视分析政策的经济影响以及社会公共政策如强调教育和知识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作用、分析社会共同监督食品安全的公众参与机制和方式6。在食品安全治理的行政监管政策研究上，目前的研究大多从企业行为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经济激励政策，社会政策的研究则相对关注不足。研究中虽然涉及了消费者、社会组织等在食品安全保障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食品安全保障的社会参与机制等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综上所述，由于食品的信任品属性，食品安全问题存在着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的特点，单独的政府和市场本身无法完全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通过社会共治的方式去弥补单一监管机制的缺陷。但目前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的研究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内容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是研究对象的局限。对食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消费者行为、企业行为的探讨上，对社会组织、政府管理的研究仅仅局限在体制和法规等范围7，没有深入的讨论社会共治主体在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中的定位和作用。二是食品行业分类众多，既有大型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化食品加工制造业，又有小企业小作坊式的农副产品加工业，这却是我国食品行业的常态，对这些小企业的食品安全监管研究还很薄弱，这也造成了目前社会共治模式的探讨缺乏针对性。三是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以新技术和微生物风险为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参照，没有意识到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事件主要是基于食品供应主体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四是对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方面技术与制度结合的研究很少，缺乏改进监管工作绩效的基本依据和路径研究。因此，对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制的重塑及相关治理政策的完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

二、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型设计

（一）食品安全共治的关键要素：供应链的视角

大量产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为研究食品安全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但是对这些事件的解读往往针对的是单一事件，而且解读的角度可以从质量、公关、财务等方面多角度展开，王常伟、顾海英对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了供应链区分，认为供应链环节、主体等才是区分食品安全事件的有效维度8。基于供应链的视角，我们容易发现食品安全与供应链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食品行业是供应链高度分散产业，分散的全球供应链意味着风险控制的难度增加和事件处理的时间增加以及相应的后果严重，因此供应链的成员、层级、决策方式等供应链的内部构成将影响着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导致食品行业风险的识别、风险管理、信誉管理等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较弱。（2）食品安全与供应链利益相关者关系密切。除了供应链的内部结构之外，食品安全还与消费者、行业组织等其他供应链外部成员密切相关，从食品安全事件的后果和损失中我们发现这些成员构成了事件后果和损失中较大范围难以简单量化的损失，如社会影响、环境破坏等对于安全治理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借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来定义，其范围要比股东、投资人等狭义的利益相关者要宽泛一些，可以更好的反映食品安全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其中，大部分食品安全事件都与政府的监管不力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花生酱事件虽然是由微生物感染引起的，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监管不力的责任不可推卸，中国的三聚氰胺奶粉则与政府部门管理混乱、导致供应商的道德风险的监管不力密切相关。（3）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带来供应链持续发展的要求。食品安全的大部分案例从事件发生到治理完成，短的需要赘鲈拢长得往往横跨数年，甚至反复发生，如蒙牛几年内发生了几十次，因此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需要建立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在供应链环境下，食品企业的研发、制造和销售都需要整个供应链的配合，供应链的结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对食品行业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食品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适应供应链结构，保证供应链主体作用的持续有效发挥，即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理念的引入对于食品安全的治理机制完善十分重要。

（二）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特点和要求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SCM）是指通过系统地协调跨组织的核心业务流程，对组织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的三重目标进行战略的、透明的集成和实现，以提高企业和企业所在供应链的长远经济效益。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关键。Monks and Minow定义治理机制为用来保证企业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价值的决策结构1，考虑到供应链的视角，我们将可持续供应链治理机制定义为焦点企业通过对内部部门、供应链成员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管理，将供应链的市场参与者和非市场参与者整合在一起以构建企业可持续能力的决策管理与实践过程2。

一个有效的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机制应包括治理系统设计、政府及公众参与、志愿者组织和信息技术保障的共同作用3，其中包括了市场交易型、社会关系型、政府监管型等多种治理模式。

不同的治理模式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描述其特征，一个是合作还是非合作，另一个是正式还是非正式。关于合作，企业可以运用其市场地位和力量保证可持续战略的推进，或者在非合作的情形下，焦点企业依靠共享、合作的方法去定义治理参数和实施对供应链伙伴的决策影响4，在可持续供应链的研究中，合作和共享的机制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5。在可持续治理的框架下，社会化的作用加速了供应链之间的信息交换，成为平衡传统力量的新的合作机制6，这就使得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机制的合作性特征愈发明显。关于正式和非正式，正式的治理机制的决策需制定遵循清晰的规则和过程1，包括政府机构制定的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化流程、冲突解决机制条例等，正式制度往往与激励和惩罚相联系。非正式制度是在社会交往中长期形成的，对行为产生广泛约束但未成文的行为规则，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主要体现了社会力量对企业决策行为的影响，其对行为选择只具有自律性约束力和道德约束力。

因此在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要求下，我们对于食品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机制的设计希望将供应链利益相关者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通过正式/非正式，合作/非合作的治理模式的选择，实现市场、政府、社会等多方影响下的均衡，以体现供应链主体共同作用下的治理模式特点。

（三）供应链可持续治理分析框架的构建

围绕着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要求，Li等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治理模式的思路，以快速时尚产业为例建立了可持续治理的框架2。考虑食品安全的治理需要，本文将在其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治理模式延伸到制度设计和保障手段，建立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型（如图1所示）。

1.目标：基于可持续供应链的三重底线：经济、社会、环境，我们将食品供应链的治理目标同样设定为这三个方面。

2.主体：根据利益相关者影响的思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界定治理主体，我们将直接参与供应链的企业称为内部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制造商和零售商，将不直接参与食品供应链但对供应链产生影响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设定为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社会组织、消费者，其中的社会组织指的是与食品供应链相关的第三方机构、NGO组织，例如认证、检验、鉴定等组织。

3.结构：不同供应链结构下供应链内部主体之间的地位和力量的不对称程度对治理产生了不同的影响，Gereffi等归纳了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制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方式3。在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治理中，基于合作性的区分，我们选择市场型、领导型以及关系型三种供应链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市场型结构主要反映基于供应链的合作，是一种依托市场的团队式供应链，领导型结构强调供应链核心的作用，关系型结构则是一种弱联系的供应链结构，这三种供应链结构在食品供应链中普遍存在。

4.影响因素：我们依托供应链的结构设定，考察对该结构下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从内部参与主体特征（供应商能力和核心企业的领导性）、交易关系特征（供应链网络和交易复杂性）、外部参与主体的特征（消费者需求特征、政府监管能力和NGO能力）三个方面设立治理影响因素，对不同影响因素作用下的治理机制进行研究。

5.治理模式：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的设计，我们可以归纳出适应不同供应链结构、影响因素主导下的供应链治理模式。

6.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设计：根据不同的治理模式，我们梳理出主要的治理制度，并从以下几个方面M行制度设计：①责任认定：层层追溯、相互制约的违法企业责任认定和惩罚。②监管激励：依托政府立法监管，鼓励社会组织及消费者参与监督。③市场声誉：利用市场和社会治理形成的声誉体系，形成食品行业的行业自律。④信息共享：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公共治理中加强透明性和公众参与的要求，构建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参与的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共享机制。

7.保障手段：在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我们考虑技术保障手段来保证治理机制的实现，包括：①建立社会共治信息的云平台，畅通公众参与渠道；②推行可追溯系统标准化建设，利用可追溯系统，建立责任认定，辅导企业实施可追溯系统；③建立食品信用档案，实施均一化的信用评级标准；④教育培训：加强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育和发展第三方检测等社会中介组织，提升其自身能力和公信力，引导公众积极、理性、合法、有序地参与食品安全社会管理。

三、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基于SSCM的食品安全治理分析框架，并参考Bush等关于可持续治理模式的研究1，我们提出如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如图2所示）。

（一）治理模式Ⅰ：核心企业 CSR主导型

该模式的供应链呈现出核心企业领导型的供应链特征，供应链围绕着一个领导企业展开，往往是食品的制造商或者零售商，如食品跨国公司主导的供应链模式。这种类型的供应链治理主要受到了核心企业可持续治理能力的影响，核心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可持续性是该类型食品供应链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呈现出内部治理的特征，该模式治理的主体是供应链核心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通过对核心企业CSR实施的监督来实现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影响。核心企业是连接供应链内外部的桥梁，对政府、消费者及社会团体传递来的治理要求进行转化，通过公司CSR的表述一起传递到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

两类社会共治主体是该治理模式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首先是政府，政府部门通过对核心企业CSR的监督，以及相应的行政干预、法律诉讼实现对企业内部CSR实施的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建立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俗继逑担来监督和引导企业完善CSR。其次是消费者，消费者对核心企业CSR报告的关注，CSR实施后产品的消费响应对于企业推行CSR具有积极的作用。

该治理模式的主要制度设计可以体现为政府规制为主，市场声誉为辅，政府应充分发挥立法作用，完善食品企业CSR的法制建设，如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环境标准 ISO14001，对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起到强有力的引导、管理和监督作用。将相关的CSR融入食品企业管理规定，引导和推动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合理的食品企业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和相应的信用档案，客观公正地评估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管理和监控。

（二）治理模式Ⅱ：供应链交易主导型

与模式Ⅰ不同，治理模式Ⅱ的供应链呈现出规范的供应链结构特点，供应商、制造商以及零售商在外包的基础上形成了合理稳定的分工，供应链之间的合作规范有序，如工业化流水线下的食品加工业，由于长期稳定的供应链的交易关系，使得企业之间形成了可以依赖的信任合作基础，因此链内的合作治理是该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在这种模式下，供应链的交易机制、成本成为影响治理模式的主要因素，一方面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发挥作用，通过市场价格等交易要素的传导可以实现治理信息的链内企业的传递，另外一个方面，稳定的供应链伦理的形成将会为该类食品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构造良好的氛围，这是一种依托市场规范、供应链内部交易关系的治理模式，与此相适应，外部的社会共治主体中社会组织和消费者主要起到对于交易合作关系的监督作用，通过监督形成有效的供应链内部治理机制。

社会组织如媒体，可以通过对可持续发展合作成功的典型供应链企业进行宣扬，营造良好的供应链伦理道德氛围，消费者作为供应链的客户端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倒逼供应链的可持续治理。

在该模式下，供应链可追溯系统将成为非常重要的保障手段，对于食品安全的责任认定和交易成本的激励惩罚将起到关键的作用，由于供应链企业间成熟规范的合作关系，对于可追溯的实施难度也会下降。

（三）治理模式Ⅲ：利益相关者主导型

该模式食品供应链治理的难度在于大量的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在中小型企业为主体的食品供应链中，如农副产品加工，该供应链结构既不存在具有领导地位的核心企业，又不存在规范有序的供应链合作层级，而是体现出一种网络状的供应链结构，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是十分紧密，是一种松散型的结构，因此内部的交易因素不足以发挥治理的作用，不仅是核心企业层面的CSR，也不仅是供应链内层面的协调合作，而是一种更广泛层级的供应链内外的相互作用，外部关系主体是该类供应链的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介入并贯穿供应链始终是该类供应链治理的关键要义，这是一种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力量的多元化的平台型治理结构。

在该治理模式中，外部利益相关者不仅仅是简单的监督作用，而是主导了整个的供应链治理，作用如下：

1.政府：政府可以依托诚信系统，建立法律框架体系，建立标准化的可追溯流程是部门监管的重要方法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食药监、质检、贸易等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可追溯流程的标准化建设降低安全交易风险。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对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的引导和扶持，鼓励第三方机构为企业可追溯系统的实施提供基础性的平台架构。

2.社会组织：第三方组织如检验检测、咨询、教育培训等社会组织在该治理机制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独立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是监管资源的有效补充，GFSI（全球食品安全倡议） 就是一个全球食品贸易的认证机构，美国FDA在2010年对进口食品安全监管上专门引入了第三方审核机制。在欧洲，DNV、SGS、英国食品标准局的食品欺诈检测机构FFAU（The Food Fraud Advisory Unit）等处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方机构和非官方组织，拥有丰富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和强大的食品安全标准检查能力，在食品安全的治理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许多第三方主导的认证成为全球食品安全的重要标准，如Global GAP就是适用于全球范围农产品认证的自愿性私人标准。

同时社会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作用同样重要，一方面媒体的报道对于食品安全的信息披露、监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中新媒体例如微信对食品安全的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另外一方面媒体为迎合公众需要产生的畸形的报道也是需要规范和引导的。

3.消费者：消费者的参与也是社会公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的态度、觉醒、消费者的评价排名以及消费者协会等相关机构对于食品安全执法、源头发现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消费者通过与制造商的合作联盟，建立生产者―消费者联合型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到生产决策中，西方社区支持农业组织（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CSA） 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截至 2007 年美国的 CSA 型组织便达到12549个。近年来，我国都市中蓬勃兴起的“租地种菜”联盟也是生产者―消费者联合的新尝试1。

利益相关者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制度设计丰富和多样化，政府的立法监督、信息披露―传播―反馈整合基础上的信息共享、根据可追溯系统的责任认定机制、市场声誉机制都是有效的制度组合，可以充分发挥利益相关者对于食品安全治理的主导作用。

该治理模式主要依托信息共享平台和可追溯系统来实施保障。首先是依托可追溯系统，建立基于RFID/条形码的可追溯技术和包含item级/ batch 级以及case级的可追溯层级系统，利用可追溯系统实施one up one down 的食品可追溯。其次是依托信息共享平台，首先构建信息生产的编码系统，实现有效追溯信息的记录与分级，第三利用编码系统，基于条码标签/RFID建立信息披露准则、传播途径，最后考虑大数据技术下的消费的信息反馈与评价。从信息共享、技术集成等方面构建这样一个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关键控制点的方法实现对信息各阶段的监督控制。另外，教育培训也是该治理模式的重点，通过教育培训激发消费者意识和社会媒体组织的规范性运营。

（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比较

我们将上述的治理模式进行比较（表1），发现三种社会共治模式，具有不同的特征：

首先，核心企业主导型，是一种链内核心企业（in chain）为权威力量的治理模式，其对供应链相关成员的合作型要求有所降低，对其的治理是政府立法监管为主，社会监督为辅的正式的治理机制。

其次，供应链交易主导型是一种依托供应链交易规则沿着供应链结构层级传递（of chain）的治理模式，供应链的正式合作关系是该治理机制的基础，政府通过交易规则的监督，社会力量通过供应链伦理，用脚投票等方式影响到了供应链内部治理的伙伴选择、流程、绩效。

第三，利益相关者主导型则是一种链外治理力量渗透到链内的模式（through chain），该治理模式强调社会力量对供应链从投入到产出的全程的贯穿式介入，利益相关者成为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非正式的社会道德，是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的结果。

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案例研究

根据上述的食品安全共治模式，我们将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验证。在食品安全的研究中，零售端的食品安全尤为突出，因此我们以零售链为例（retailer chain）进行研究。我们考察三种常见的零售链：

（一）自有食品链

该供应链主要依靠零售企业为核心，如连锁店的大型零售商，他们往往在销售品牌食品的同时，也会生产销售自有食品（Private-label），根据统计，自有食品的销售往往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 在欧洲部分地区，市场份额占到20%左右。这里我们以英国的Tesco为案例来分析该类企业是如何依托CSR管控自有食品安全的。

Tesco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①经济责任，向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或者服务；②环境责任，关注环境保护，避免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等；③伦理责任，确保食品质量，确保消费者身体健康，及时召回缺陷产品；对员工提供安全保障和相应培训；其中转基因食品、杀虫剂使用和重金属超标以及有机食品的关注是CSR中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托Tesco的社会责任体系，Tesco开发了3800自有品牌产品。Tesco公司对于所有的自有品牌产品，严格甄选合作伙伴，由经验丰富的技术经理专门负责管理与指导，对供应商的生产、加工制订了一系列的社会责任标准和行为准则。产品上市后通过专业审核人员的供应商监督、技术经理对工厂的无预警随机拜访等等，帮助供应商提高其生产质量或其他技术能力，使供应商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同时，Tesco委托国际知名的独立检测机构及政府检测机构对产品定期进行监督检测，确认产品符合BRC（British Retail Consortium）及Tesco内部的要求如TNC（Tesco Nature Choice）、TFMS（Tesco Food Manufacturing Standard），对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监督。同时，供应商需按要求在生产质量管理系统中建立产品追溯体系，以确保制造商的原辅料的来源及实际生产过程可追溯。其中，英国政府通过对BRC标准的支持，要求Tesco定期公布社会责任报告，促使Tesco通过强化CSR的实施来保障食品，消费者通过对CSR的关注，影响到了企业食品安全的治理。

从上述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Tesco自有食品链的监管中主要依托了Tesco的CSR，将其标准流程作为供应链食品安全管控指南。

（二）品牌食品链

该供应链指的是依托供应链关系，零售商负责销售制造商的品牌食品。考虑到研究主要是以零售端为对象，因此我们选择零售端和制造商（供应商）的合作型案例。其中合作社作为新鲜农产品供应链中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被广泛的使用，我们以荷兰草莓生产合作社的案例来分析，在该案例中草莓供应商（农户）和零售商建立了纵向一体化的股权结构安排，研究表明依托供应链层级的合作社模式比单纯依靠市场治理的合作社模式取得更好的食品安全绩效1。

荷兰的某草莓供应商建立的合作社有354名成员，以自有品牌的方式销售产品，年销售额为3亿欧元，其中75%的销售是通过直接与零售商签订合同完成的，零售商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了合作社的治理。合作社负责生产基地建设、技术和信息提供、农产品检验。在合作社内部，投票权按照一定的产量比例进行分配，该合作社投资建立了自己的物流公司，提供包装、配送服务，每年都有针对新规则、新设备、新产品的成员培训，建立了食品安全的保险制度。该合作社成员的治理程度较高，通过社员大会与信息披露制度，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通畅，合作社与成员之间形成了监管机制、检验检测机制、信息共享机制、产品追溯机制等，是保障合作社质量安全控制的关键所在。

合作社与零售商的对接是以草莓为媒介，以合作社、零售商为实施主体，基于供应链实现。合作社通过合同向零售商供货，能够获得稳定的收益和持续发展的空间。零售商直接从产地采购，能够稳定货源，降低采购成本，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这种稳定的供应链结构通过零售商的股权投资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该治理机制主要通过合作社的制度安排，通过纵向一体化的股权结构有效降低供应链内部交易成本，依托供应链内部层级的交易型治理机制能够很好的保证食品质量和安全。其中外部的治理力量主要通过对内部交易治理机制的监督和强化来实现有效的食品安全防范，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主要通过GlobalGAP认证来实现监督，消费者则通过对产品的购买来表达意愿，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社食品安全控制主要依赖于供应链内部结构的治理，食品安全机构的支持力度高，治理机制比较正式化。

（三）松散市场链

在零售链中，还有一类属于依托批发市场、交易市场的一种供应链，在该类供应链中没有严格的层级体系，供应链伙伴关系不紧密，属于一种松散的市场的食品链，这种供应链由于缺乏来自供应链内部治理力量的约束，主要靠社会共治完成即利益相关者主导，我们以水产品中的小规模渔业为例，来探讨该类供应链的治理。

小规模渔业是全球重要的海产品提供方，占据了全球渔产量的50%，由于小规模渔业的规模小，尽管小规模渔业中有零售商的直接采购，但依托交易市场如水产批发市场进行交易是其零售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销售几乎全部是在现货市场完成的。与小规模渔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环保问题一直是小规模渔业的重点，但同时食品安全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最近这些年多尺度的治理模式（Multi Scale Governance）逐步成为主要的模式，如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渔业1案例的研究，从中可以发现多尺度的治理方式下政府、利益相关者、消费者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其中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治理模式如下：

首先，隶属于农业部的全国渔业和水产业委员会（CONAPESCA）整体负责渔业的食品安全问题，旗下的国家渔业研究中心（INAPESCA）负责科学和技术的部分，议会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保证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政府决策、提供食品安全建议给政府部门。其次，利益相关者通过NGO等社会组织的安排参与到渔业计划、生产、物流配送、市场交易等供应链环节的决策与监督。第三，在市场交易方面，主要通过产品的质量检测来防范食品安全。第四，消费者可以通过追溯系统查询产品信息来源。

这种多规模的治理模式在层级上可以分为基层和上层。在基层通过渔民合作社建立自治机制，并在渔民合作社的基础上逐步汇总，形成地区性的渔业联合会，然后再汇总到全国层面的渔业联合会，其中最大的一个，包括32个地区组织，2685个合作社。多参与主体互相联系、合作管理是多尺度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

我们注意到，在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的渔业治理模式中，NGO发挥了重要的作用，AGS（Alto Golfo Sustentabl）就是一个多利益相关者的NGO，其成员包括工业和手工渔业部门、虾营销公司的代表，以及国家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致力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食品的安全，帮助政府推行了梭子蟹渔业管理计划。主要作用包括：①NGO深入参与到渔业供应链从投入到产出的全程（例如生产计划、物流）的整个环节，为企业提供决策建议。②NGO不仅帮助小规模渔业建立了从底层的合作社到上层联合会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帮助这些合作社获得了参与当地渔业规划的决策权力。③NGO帮助建立了水产品信息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供应链的信息共享，如统一的市场信息平台，建立供应链成员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信息沟通渠道，值得注意的是，NGO等利益相关者建立了社会学习机制，通过学习教育、贯彻食品安全的要求。通过设置基金，鼓励食品安全的研究。④食品安全标准的建立，NGO大力推行MSC（The 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标准，帮助建立海产品可追溯性产销监管链体系，例如建立了下加利福尼亚龙虾的MSC认证。

墨西哥加利福尼湾的渔业治理模式可以看成是一种基于NGO的利益相关者主导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的治理作用，在政府制度、渔业市场和第三方标准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桥梁。

三种不同零售链的案例丰富了前述的治理模式理论模型，对其总结如表2所示。

五、结论与建议

论文通过对食品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研究来解决社会共治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机制问题，基于主体-结构-影响因素-治理模式的供应链可持续治理框架，设计了核心企业CSR主导型、供应链交易主导型以及利益相关者主导型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

从基于供应链可持续治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不同的供应链结构下，社会共治主体发挥不同的作用，三种治理模式从法律监管、交易流程完善和信息平台提供三个方面提出了治理的目标和方向，政府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规范和激励社会共治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基础性的引导作用，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的作用应该着眼于以下方面：

（一）完善的立法体系：为监督执行提供法律基础，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因此我们应该以食品安全法、消费者保护法等基本法的构建和完善为依托，建立法律框架体系，在基本法的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如第三方组织介入的可执行条例。另外一方面，完善信息披露系统，强化对核心企业CSR的监督要求，建立社会信用档案，完善监督机制，积极鼓励和倡导社会媒体包括新媒体通过大数据、即时通信技术等新型技术加强监督，关注舆情监控，推动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可追溯系统的建设。

（二）标准制定与流程完善：实现政府制定标准，依托社会组织实施

在内部交易为治理主体的供应链中，政府应通过流程的规范来引导交易中的食品安全。全球可追溯的标准和流程的主要制定者GS1就是一个非政府的第三方组织，当然我们国家目前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组织，发挥不了完全的标准及流程功能，但是我们可以两步走，一方面，政府通过食品可追溯标准的制定和导入的行政治理方式影响食品供应链决策，另外一个方面，利用社会中间组织的监督职能，建立完善的召回及追溯实施流程规范，政府应通过社会服务购买、税收减免、转移支付等方式，大力培育召回检测、信息、可追溯实施辅导等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鼓励担任可追溯流程的实施方。

篇8

根据半年检查考核和日常监控掌握的情况，现将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通报如下：

一、综治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情况

上半年，全市各地区、部门和单位进一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的落实，各区与乡镇街道办事处、乡镇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和嘎查村、村和居委会与居民住户；各区和乡镇街道办事处分别与区直属和驻区各单位层层签订了2004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书。海勃湾区不断加大对发生重大治安问题的地区和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制的力度和领导责任查究力度，对去年综治工作实绩考核较差的4个单位，严格行使了综合治理“警告”和“一票否决”权制，保证了各部门、单位综治工作的健康有序进行。海南区积极推行治安防范经济担保制度，区委、政府增拨4000元经费对2003年度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担保责任制的3个企业兑现了奖金，区属西卓子山街道办事处也与辖区内较大的独立法人单位签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担保责任状，并逐步推广。三区对政法综治经费（包括群防群治经费）投入逐年增加，上半年共到位18.1万。其中，海勃湾区7万，乌达区6.5万，海南区4.6万。

二、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工作情况

上半年，各区适时组织开展各类严打整治专项斗争，确保社会治安秩序的持续稳定。今年1-6月份，全市共立各类刑事案件944起，同比上升5.6%，其中，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上升9.3%，盗窃案件同比下降5%，一般以上交通事故同比下降28.9%，火灾事故同比上升34%。海南区、乌达区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分别上升了64.1%、23.6%；海勃湾区同比下降6.5%。全市共破获刑事案件55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98名，劳教以上打击处理245人，打掉刑事犯罪团伙23个，成员78人，收缴罚没财物折款661余万元。查处赌博、买、传播物品案件20起，没收赌资15.58万元，收缴、盗版光盘330张，打击处理221人。查处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56起，涉嫌越界开采的小煤矿47家，破获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违法犯罪案件8起，抓获涉案人员35人，逮捕9人、刑事拘留8人、行政拘留20人；收缴炸药200余公斤，雷管214枚；扣押各种车辆381辆；封堵废弃井口102个，炸毁盗采井口24个。依法查处不符合《食品卫生法》及有关规定的单位、摊点229个，查获非法提炼地沟油、加工食用胨的黑窝点5家，没收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6.42吨。

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

上半年，各区、各部门、单位继续坚持“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三区和市政府办公厅、统战部、建委、教体局、发改委、海勃湾矿业公司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归口领导小组牵头单位分别开展了调研活动，及时上报了调研报告。今年1-6月份，全市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289起，调处1238起，调处成功率为96%；发生群体性不安定事件及苗头73起，其中事件54起，同比上升1倍；苗头19起，同比下降73.7%。

四、安全创建“三个延伸”活动开展情况

上半年，各区和各大系统认真抓了“三个延伸”创建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检查督促工作。海勃湾区把创建“安全企业”作为“三个延伸”活动的突破口，把创建的立足点放在了为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服务上，重点抓了“黄化”、平沟煤矿、千钢等企业的安全创建工作，结合各类企业安全工作存在的常见病，指导千钢公司制定了反“事故隐患计划”；乌达区、海南区以创建“安全工业园区”为载体，把安全创建活动延伸到民营企业，优化了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治安环境。市卫生等系统把安全创建工作作为领导的任期目标之一，列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对领导干部考核、奖惩的重要条件，根据本系统的行业特点，把创安活动的实际效果作为对职工、科室、单位和部门考核、评比及奖惩的一项重要内容，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下发了《乌海市卫生局创建安全系统实施方案》，与局直属各单位层层签定了安全创建（含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管理、安全生产）责任书，各基层单位、科室又分别划分了安全创建责任区，定期对安全创建工作进行认真督促检查，并定期对安全创建的情况进行通报。海勃湾区综治委积极开展送法进社区活动，将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婚姻法、刑法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配以漫画、插图制成展板进行图解，形式新颖、简明，使抽象的法律条文变的易于接受，受到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市公安局按照标识统一、配置统一、内务管理统一的要求已建成58个规范化社区警务室；市司法局制定了法律进社区工作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季度工作安排和考核细则。

五、防范体系建设情况

上半年，全市各地区、部门认真落实社会治安防范体系建设意见各项措施，按照自治区综治委年初提出的“巩固、完善、规范、提高”的要求，全面构筑完善专业化、规范化的社会治安“打防控”体系，市公安局以构建覆盖全市的四级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积极组织筹建以信息指挥系统、侦察打击系统、防范控制系统和警务保障系统为主体的110指挥中心大楼、规范化治安堵卡点、治安岗亭和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统（电子警察）等六个“打防控”体系工程项目，目前，各项目建设任务已接近尾声，9月份将全部投入使用；同时，市公安局经过大量工作，上半年，在全市网吧内安装了实名制系统。市电业局、金融等系统采用双光速红外线报警、声像同步电视监控等最新技术防范设施，逐步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内部治安防范网络体系。

六、有关材料报送情况

上半年，按照要求报送述职报告的单位有：

市公安局、市卫生局、市经委、市建委、市国土资源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交通局、监察局、组织部、电业局、安全站、地税、总工会、宣传部、妇联、邮政局、计生委、市检察院、司法局、农牧业局、水务局、人行、文化局、海矿、政协、民政局、综合执法、工商局、人寿保险公司、团委、教体局、统战部、乌达矿业公司、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报送半年总结的单位有（不包括半年抽查单位）：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政协办公厅、市中级人民法院、工商银行、残联、林业局、教体局、司法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老干局、规划局、交通征稽分局、技术监督局、国税局、气象局、审计局、防范办、交通局、检察院、机关工委、药监局、安全站、科协、监察局、人防办、党校、人事局、工商局、国土资源局、人行、发改委、广电局、农行、烟草公司、统计局、供销社、编办、民政局、科技局。

七、存在的问题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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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师为本，建构四种生活方式

育人、育脑、育心的特殊性决定教师的职业生活方式的独特性。我们要倡导并努力践行“运动的、阅读的、研究的、合作的”四种职业生活方式，打造教师职业生活姿态，高雅而文明地行走于现实大地上。

1．运动

身心健康是1，其余是0。只有当l屹立不倒时，后面的0才有意义。各学校要积极发挥工会的作用，建立运动俱乐部，利用工作时间和周末时间组织教师开展丰富多彩的健身活动。

2．阅读

从全民阅读方面来说，校长不读书，教师不会读书；教师不读书，学牛不会读书；学生不读书，社会不会读书。从教书育人方面来说，学生从心底是不会欣赏和接纳一个只会做题讲题的教师的，反过来说，一个只会解题、做题、讲题的教师是不会在学生成长历程中留下生命印痕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生命的长度是无法改变的，但生命的宽度、深度和厚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读读文学类，读读哲学类，读读学科史，慢慢地，你会不期而遇地碰到最美的自己。陈平原在《读书是件好玩儿的事》里这样说，“我主张读少一点，读慢一点，读精一点。世界这么大，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不懂得，不欣赏，一点也不奇怪。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不着急，用一生，慢慢读”。我们的学校也不用着急，在浸润式静养式阅读工程中，在校长和管理人员读书的示范和引领下，慢慢地把读书变成一件好玩的事。

3．研究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课不变。这样的工作状态会让我们成为温水里被煮的青蛙，在自我陶醉中失去了发现美的眼睛和感受美的能力，慢慢地失去了当初参加工作时的梦想和激情，渐渐地把工作当成了一种劳绩，职业倦怠感日增。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问题与工作相伴随行，研究它、解决它，自主式的、互助式的，在智慧性的工作中，我们会发现奇妙的、惊奇的、不一样的世界。一要建立常态化的“三级论坛”：局组织校长（股长）论坛，教研师训中心组织学科论坛，学校组织教育论坛。二是建立常态化赛课或者比教学机制，以赛促训。校级和县级有机衔接，全力推进生本教育和种子课堂建设。三是积极开展课题研究。各类学校不要盲目追求“高大上”的“被课题研究”，要根据自己的教育理想和办学方向确立个性化课题；教研师训中心要切实发挥课题研究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杜绝大一统和一刀切的课题安排。四是纵深推进校本教研。要大力开展“基于学校、为了学校、在学校中”的校本研究。校本教研是学校科学稳健发展的永动机。校本教研要紧紧围绕课程、德育、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等节点展开探讨，以求改善教育教学质量和促进学校发展。五是建立回签制度。学校对各项活动和工作，在活动结束时或学期结束时，要组织参与人员对过程和结果进行诊断，明确保留点，优化遗憾点，在年复一年的改进中积小变为巨变，从而有效预防在简单重复中走向集体平庸。六是要嫁接而不复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借鉴不是复制而是嫁接。复制生硬，是物理变化，会水土不服，会中途夭折。嫁接是在找准结合点上进行，是化学反应和深度融合。七是建立县级教学成果表彰制度，每两年评选一次。

4．合作

一所学校科学稳健发展，需要的不是英雄个人，而是英雄团队。工作在一起生活几年、几十年，是一种缘分。幸福是人类至高无上的追求。幸福快乐，人人向往之。按照三八法则，人们每天8小时在上班，8小时在家里，8小时在睡觉。因此，上班的8小时和在家的8小时对人们的幸福感和愉悦感同等重要。当我们的工作单位人际关系复杂，钩心斗角，需戴上盔甲处处提防时，我们有安全感吗？当工作、生活和家庭遭遇困难时，同事都是打酱油的看客时，我们会有温暖的家的感觉吗？当我们工作的环境中小圈子林立时，为了一丁点的利益而彼此攻击时，我们心里会愉悦幸福吗？天下熙熙，天下攘攘，然而人生的终点不过是一杯黄土。合作的前提是信任和大气，放下彼此心中的隔阂和偏见，打点起真诚、友善和互助的行囊，在同向同行和同心同力的“大气”中，携手走向教育的远方。一是要民主治校。对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制度要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轮酝酿，杜绝拍脑袋决策，以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各学校（幼儿园）要设立家长信箱和学生信箱，及时收集和了解家长和学生的合理需求和建议，让家长和学生的声音表达在校园里而不是校外网络上。二是充分发挥教代会的作用，重大问题决定要提交教代会讨论表决。三是推行捆绑评价。各学校可根据学校实情，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捆绑评价，避免单干和单打独斗，打造学习和工作共同体。四是要大力弘扬正气，唱响主旋律。发现重于观察，戴上信任的放大镜和宽容的显微镜，去发现校园里优秀的团队和个人，分类分层地建立专业荣誉制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系列；优秀教师和教学新秀系列；优秀班主任和师德标兵系列；优秀管理人员及管理团队系列；教育奉献奖系列等），浓墨重彩的宣传和表彰，最大限度地提升教师的成功感和职业幸福感。

三、以校为本，创建内涵校园

1．平安校园

校园安全事件不仅极易被炒作而让学校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给学校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杀伤力，更重要的是，校园安全事件往往会给教师、学生和家庭带来终身性打击和心灵伤痛。人没了，何谈人的发展，发展的前提是平安。为了杜绝校园里的极端的小概率安全事件的发生，一是高度重视人防，谨防校园安全隐患的蝴蝶效应。从理论上说，任何事件都是可以预防的，关键在于是否发现、重视和及时整改，校长是校园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二是严守各种安全操作程序，不偷减环节，不自欺欺人，不抱侥幸心理。三是初高中要建立有效的管制刀具清查和学生矛盾排查机制，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幸福校园

我们习惯于用学生未来的幸福来扼杀当下的快乐。人生是一个不能彩排的连续过程，每个阶段的失误都可能影响终身，高考之前的十五年教育尤为重要，它具有启蒙性和奠基性，在学生生命历程中植入一粒粒种子，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之路上发芽、开花、结果，是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幸福教室的愿景是“快乐的童年，有故事的学校生活，培养有想法的人”；目标是“扎实学习，快乐成长，师生和谐，教学相长”；生态是“民主、平等、和谐”。幸福教室的建立中要关注以下几个节点：一是重视教室里的师生心理感受。简洁美观而突出展示的物理环境布置是必要的，但师生的心理感受才是幸福教室的建设重点：二是重视班级自治。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是管理者，人人是服务者的班级建设中，强化班级凝集力，达成“因我的存在而让人感到幸福”的目标。三是重视班本课程。班级是学生成长最重要的地方，要根据学生心理年龄特点，设置学段系列化、阶梯化的班本德育和活动课程。四是建立导师制，实施全员育人。所有教师要切实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通过“1+N”导师制，把教书和育人融为一体。

3．书香校园

良好的学校生态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校园里是否弥漫着书香和琅琅书声。一是阅读书目。朱永新、窦桂梅、李希贵都是学生阅读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他们从适切性角度提供了中小学生阅读书目，可以借鉴。二是建立班级图书角。以学校、家长和学生共建的方式，建立班级图书角，配齐必读书籍。三是开设阅读课程。各学校可根据校情每周开设l~3节阅读课，在师生的同读、同写、同谈中，把校园阅读推向高位，在经典阅读中提升语言运用技能，丰富学生的生命体验。四是设立读书节。通过读书节集中展示读书成果，评选书香学生、书香班级和书香老师。

4．文化校园

特色是个热门话题和高频词汇。我们要理清学生特色和学校特色谁更重要的问题。在梳理我们的教育思路时，是为了学生办好学校，还是为了学校而教好学生，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事实上，为了学生办好学校才是正确的选择。在学校特色建设中，一是要广泛发动，提炼校园文化内核。基于师生的兴趣、需求和理解，挖掘本土文化元素，提炼出校园文化内核，以此为原点，扩展开来，设计活动、开发课程，经过3~5年的实践期，力争形成学校特色，达成一校一品，一校一韵，避免千校同面。学校特色的形成一定是基于学生的特色和多元的课程来呈现的，没有学生的特色和丰富的课程作支撑，学校特色便是水中月、镜中花。二是学校特色创建是一项慢的工程，不是一年半载能够形成的，需要时间来积淀、发酵、放大、甄别和筛选。持之以恒、常抓常新，方是孕育学校特色之正道。三是学校特色就是学校文化。特色一旦形成，便成了学校文化。文化是一种场，看不见摸不着，师生在场中耳濡目染，言行得以改变，素质得以提升；文化是一种基因，基因可以遗传、转录和表达，以文化人，以文化心。这样，从校园里走出去的师生就会带有浓郁的特属学校的文化印记和独特气质。

5．开放校园

校园是象牙塔，有别于社会其他组织，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学校封闭起来，独立于社会之外。相反，为了赢得学校的发展空间，我们要主动打开思想和视野的大门，提升办学品位，展示办学成果，求得地方党委、政府、社区和家长的认同、支持和尊重。一是要引领教师勇于自我否定。在常态化的反思、学习和研究中，主动敲碎个人的果壳世界，不断拓展自我认知边界，积极提升自我效能感。二是多元展示办学成果。学生在学校里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高低是家长最期望知道的，学校要利用校园开放日、亲子活动和家长会等平台，充分展示学生的发展和多彩的校园生活。积极改造家长会，让家长会远离批评和指责，多一份精细和理解，多一些学生发展成果的展示和家庭教育的建设性意见，努力寻找家校教育的最大合力线。慎重对待请违纪学生家长到学校，更不要把家长当成学生，盛气凌人的教育。三是多向当地党委、政府和社区汇报。学校建在地方和社区，有许多困难是教育局和学校自身无法解决的，要依赖当地党委政府和社区，在积极丰动的汇报、交流、互动和配合中，求得深度理解和实质帮助。

为确保绿色质量建设的执行力，特提出几点工作要求：

建立低碳督导检查评价机制。局机关各部门督办检查评价学校工作时，要统筹兼顾，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学校工作的干扰。一是综合检查、痕迹检查和不打招呼检查。综合检查是指安全、教育、督导和信息化等可合并进行，各司其职；痕迹检查是把所有的检查结果纸质化，一式多份，校长签字确认，作为绿色质量建设过程性评价的依据；不打招呼检查是看学校的教育常态。二是所有局机关和二级单位到学校检查督导评价时，原则上不在学校就餐，确需用餐的，一律在学校食堂进行。三是督导评价时，尽量减少对纸质资料的要求，以过程性常态资料为主，以避免学校人、财和物的浪费。

建立一票否决和责任追究机制。出现下列问题时，对学校绿色质量评价一票否决，对校长（园长、二级单位责任人）和相关责任人实施责任追究。1．出现重大责任事故的（校园安全，因违纪而被纪委、监察部门调查处理的）；2．出现课程设置和学业考试弄虚作假（以查实为准）的；3．教师中存在有偿家教（以查实为准）的；4．质量建设出现重大问题；5．出现大面积不和谐因素影响学校稳健发展的。

建立学校管理人员动态管理机制。为了学校科学发展和内涵发展，校长带领的管理团队要敢作为、善作为，防止慢作为和乱作为。教育局将出台《学校管理人员聘用管理规定》，建立“能者上、庸者下、劣者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建设风清气正的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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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的自主意识不断觉醒，需求不断多元。为了人的全面综合发展，除了完成大一统的国家课程、狠抓学生学业成绩之外，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多元选择的课程，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是我们这一届教育一班人应该深刻思考、努力探索和奋力践行的。

一、以生为本，践行生本、课程、服务教育理念

1．大力推行生本教育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潜能无穷和充满无限可能的，教育的本质是为了人的发展，即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让每个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从这个角度上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教育不应当像工业一样实行标准化和模式化的流水线生产，而应该像农业一样，适时、适性地因节律而动地静等花开。

(1)生本德育与惩戒。德育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各学校要积极探索德育“三化”（生活化、课程化和仪式化），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校园生活中。生活化中，创设情景，引发学生参与的兴趣；课程化中，赋予价值和意义；仪式化中，制造关键事件，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伟大的事物能够拥有一种伟大的时刻，获得神圣、庄严与尊重。

学生是成长中的个体，其认知和行为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若学生什么都懂，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能按要求做到位的话，还来学校干什么呢？其实，学生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待学生身上问题的理念和态度出现偏差。若总想用处罚和清除等简单思维来对待学生身上的问题，教育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学生是家庭的最大希望和财富，给家庭一个身心健康而有为的孩子是教育的使命和担当。对于违纪学生，学校和教师负有教育的责任，学生理应承担违纪成本，即适度的惩戒。但如何教育和惩戒学生是一个智慧性的话题，是教育人要与时俱进反复探索的课题。我认为，惩戒要遵循如下原则：一是要实施爱的惩戒。教育的任何行为和举措都要符合道德伦理，教育既不能挥舞着爱的大旗体罚学生，更不能以爱的名义放纵学生。违纪必惩戒，但惩戒要有选择性和弹性，体现个性化，其目的不是震慑、不是绑架、不是杀鸡给猴看，而是为了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引发学生自内而外地生长。二是永远不要把孩子逼到墙角。教育一定要留有回旋的余地。对学生负责，就应该为爱而严格，更可以为爱而包容。教师要用大度化解学生的叛逆，用宽容为他们构筑成长空间。未来充满着变数，我们不能因为孩子的身上存在着不足、错误和毛病，而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更不能随便轻易对某个孩子的未来做出一个肯定性的负面性结论。对于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只能心疼不能头疼，要千方百计从他们身上发现闪光点，立足于“争”，着眼于“拉”，着手于“帮”；而不能立足于“整”，着眼于“批”，着力于“推”。这样的教育与惩戒不仅能转化和发展学生，融洽师生关系，更能保护从教者的自身安全，让每一个从教者的教育人生一路安好。

(2)生本课堂与生成。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教师既放心又可以自我安慰，放心的是课堂上该讲的我都讲了，该练的全都练了，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当考试出现问题时，我都已经讲过和练过N遍了，问题是学生的。学生为什么要上学？上学就是打开他们个人的经验世界和他人的经验世界与书本世界发生联系，并培养其逻辑思维能力。对于课堂教学，一是要建立学生个人经验世界与他人经验世界和书本世界的互通、互动的立体通道。显然，灌输和机械训练阻隔了个人经验世界和他人经验世界和书本世界的互动。因此，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展示互动、质疑问难和教师点拨是生本课堂的五大特征元素，各学校要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灵活选择，自由组合。幼儿园要去小学化，利用活动区角，通过互动游戏、角色扮演和亲子互动，实现做中学、玩中学和演中学，以达成幼儿发展的五大领域目标（健康的、社会的、语言的、科学的和艺术的）；小学阶段，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相对较弱，生本教育中的教师引领相对重要；初高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明显增强，五大元素在课堂中体现得就要更加充分。但不管如何选择，有无学生参与学习过程，即是否从“多讲多听”转向“多做。多说”，是判断生本教育的根本标准。二是把学科教学设计成种子课而不是知识课。当我们用告知灌输的方式，满足于知识结论的传输，概念、性质、方法的机械套用时，就是学科教学的知识课。知识课由于忽略了知识的生成过程，直奔知识主题，看起来很快，但不是真快，省略了学科的内涵，当下知识课的快，将来可能会慢，是没有生长的重复。在自然界中，我们经常看到，在合适的条件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能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种子虽小，但它是全息的，包含了以后长成生物体的所有信息，种子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具有生长性的。那么学科教学中种子课是什么样的呢？根据种子课具有生长性的特征，围绕核心概念而展开的教学就是种子课。即以核心概念为中心，创设学科教学情景，架设由面及里、由浅入深的思维台阶，突出核心概念和主干知识的形成过程，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种子课是精耕细作，用生长代替重复，看起来是慢，但现在的慢是为了将来的快和后发优势。是把知识堆砌在一起，搬运到孩子头脑的硬盘中，还是把知识镶嵌在学科情景中，让学生学会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知识课和种子课的区别所在。三是设计“一问抵多问”的主问题。现实课堂教学中，另一种悲剧性表现手法就是用满堂问替代满堂灌，认为在满堂问中学生参与了，也就突出了学生主体地位。但由于满堂问过于关注知识的获取和掌握，问的大多是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用碎片化的知识问题遮蔽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所谓主问题，是引导围绕核心概念和主干知识而设计的需要深入文本研读品析、思维加工的重要问题、中心问题和关键问题。可以说，“主问题”是课堂教学中能从文本研读品析、思维加工和学生整体参与的角度引发大家识记、品味、理解、思考、讨论、探究、创编、欣赏等活动的重要的提问或问题。四是关注学生的“相异构想”，引发由“误”到“悟”的学习过程。即先呈现自己的最初思维，进而引发学生之间的思维产生碰撞，在呈现中暴露思维，在碰撞中完善认识。此时，学生感受到学习是一个研究探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获取答案或结果。

教研师训中心要进一步优化课堂评价标淮，引领课堂教学的生本化。一要突出情景创设，把知识镶嵌在具体情景中，赋予生硬的知识和抽象的概念及符号以温度，从而持久激发学生学习的内趋力。二要突出核心概念、主干知识形成的过程性、探究性和体验性。三要从关注教师的教转向关注学生的学。观课议课时，不仅要关注教师的教有多高位，更要关注学生的独学、互学、展示、质疑和表达有多精彩。四要建立1:2评课议课机制。评课议课时，提出一条优点时，必须提出两条建设性意见，以保证反思评析的点做到“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择其一点思深讲透”，并有效防止评课议课被风化。

(3)生本作业与评价。“边际效应”告诉我们，当其他投入固定不变时，连续地增加某一种投入，所新增的产出或收益不全一直成正比，达到一定值后，产出反而会逐渐减少。作业是为了巩固，考试是为了诊断，一定量的作业和考试是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根据“边际效应”，训练数量和考试频度不仅需要适度适量，而且要分类推进和增加。为了保证学生在高考时有一个好的成绩，十五年教育需要一贯制，但十五年一贯制不等于十五年普高制，教育的每个学段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价值追求。幼儿园重在游戏和体验；小学阶段重在构筑快乐的童年和培养良好的习惯；初中阶段以激活潜能、培养学习兴趣、体验成功为主，让学生以好学、乐学的心态进入高中；普高要以学业成绩为主，在曲线工程、幸福教室、生本课堂和五个研究中，达成扎实学习、快乐成长目标愿景；职高要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学生“就业+高考”双向成才模式。

实施作业转型。家庭作业转型不是不布置家庭作业，而是控制纸质作业，减少机械重复训练，杜绝惩罚性作业，拓展家庭作业类型（阅读类、游戏实践类和制作劳动类等）。学生学习上的问题主要是习惯和阅读方面存在问题，阅读是最好的补课，要让阅读成为每个学生的必做作业。同时，小学和初中严禁周末补课；家庭作业要做到“四必”，即有做必收，有收必查、有查必改，有改必评；严格实施一科一辅。

控制考试频度。一是控制考试频度。小学、初中实行每学期两考，即期中考和期末考，初中九年级考试次数可适当增加，其中，学年期末考试由教研师训中心统一命制试题。二是教研师训中心对小学和初中实行“1+X”学年末统一检测，“1”为定点检测一个学段的一个年级即六年级和九年级，“X”为随机检测的年级和学科，不预告；“1”由教研师训中心组织，学校间交叉监考，1之外的由学校组织考试，学校内交叉监考。“1+X”检测由教研师训中心统一组织阅卷，“1+X”之外的由学校交叉阅卷。三是教研师训中心要不断提升命题质量，命题要忠于文本和课标，严禁随意拓展和盲目拔高，杜绝偏、怪、难，引领全县教师走上文本与课标研究大道。

实施绿色评价。评价就是方向盘和导航仪，评价什么，我们将看到什么和收获什么。一是多维度。按照“建设成为受人尊重的学校”的原则，选择影响学生终身发展的重要维度，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维度不求面面俱到，只求重点突破和成功转型。二是绿色化。学业成绩仍是绿色质量评价的维度之一，不同阶段的学校被赋予不同的权重，但不是唯一指标。教育局要通过这一评价体系，引领学校立德树人，深化课改，确保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谐发展。三是绿色质量评价主要评价学校“全体发展、全面发展”的整体办学水平，不评价个人。绿色质量评价等级与教职工表彰比例挂钩。教师个人由学校制定多系列的评价体系自主评价，择优按比例报教育局表彰。

2．课程理念

在管理层面中，很多学校存在着把课程等同于学科教学的认知偏差。课程有着三维目标，但学科关注的往往是知识和认知目标。因此，判断一所学校是否真正践行了新课改，标准就是学校能否从课程的层面来研发、设计、开设和教学，没有学校层面的课程改革就没有新课改。一是开齐开足国家课程。通过校本研究的不断深入，力争用两年左右时间，把体、音、美、科学、综合实践、信息技术、劳动技术等小学科教学做到“三专”（专职、专业和专用教室或场地）。为保证开设质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侵占这些课程。二是用课程理念谋划各种学生活动和德育活动，如科技体育艺术节、读书节、校园开放日、国旗下讲话等活动，赋予特定的价值和意义，重视学生的参与率和参与度，让学生在玩中、做中、乐中和演中深化认知，拓展素养，从而在仪式化中把每项活动变成学生自己的节日。三是着力开发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各校根据校情、教师资源和地域文化，充分依靠学生，发动学生，开发和开设校本课程，组建各类学生社团，以走班上课为平台，建构学校新的管理文化，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一定的选择机会。四是职业教育中心要启动课程改革。除上述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的要求外，中专各专业要围绕“重实用、多实训和强素质”的目标来优化基础课和专业课的课程设计，杜绝满堂灌和被动式吸收，把课堂的时空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参与体验、动手实践中获得丰富而有个性的成长。五是建立学生成果展示新常态。在学校展示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等成果的基础上，教育局每年组织一次成果展示和评比。

各学校要利用3个学期的时间，积极稳健地完成校本课程和学生社团建设。课程改革中，我们既要有先破后立的勇气，更需要有先立后破的智慧。同时要坚守问题工作法研究解决所遭遇的问题，不折腾、不动摇，杜绝“运动式”，防止一遇到问题就撤回到原态起点的现象发生。

3．服务理念

教育的本真目标是为了人的发展。因此，学校的责任就是要建立良好的教育生态，让生态里的人在行为自律的同时，能够自由地呼吸、自主地成长。然而，在教育现实中，教育仍然是灌输和命令、说教和钳制，缺乏必要的对话和协商、宽容和民主。学校真正要建构起“对话、协商、宽容和民主”的和谐生态，教育者就应该有服务的理念。

一是建立同心圆。同心圆分为四层，从内至外依次是学生、教师、管理者和校长。从服务同心圆的角度上讲，工作中自外向内服务，校长经营学校的重点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师生4的合理诉求和经营人心。用圈子来表达的话，学生、教师和管理者都是校长圈子里的人，校长要形成包容学生、老师、家长和管理者的大圈子，而不是只有身边人的小圈子。

二要“跟我上”而不是“给我上”。学校的管理人员尤其是校长不要把自己看成官，而应该是教师团队中平等中的首席，铁肩上负载的不是名利和权利，而是责任和担当；校长要成为“学校发展”的外交家，而不是吃喝玩乐的交际家，要成为引领学校发展的行家里手，而不是发号施令的指挥者，要求教师做到的，校长和管理者必须先做到，教学上，除校长外，其他管理人员一律要专业归位。制度是刚性的，人文是柔性的。校园里，教师喜欢的是民主和平等的氛围，厌恶的是等级森严的所谓行政做派，校长要在制度和人文的融合中，引领教职工一心一意为学校的发展出力，简单纯粹地为学生的成长加油。

三是与教职工共同勾画学校愿景。我们生活在“比”的世界里，有的人比出了满足、快乐和幸福，有的人比出了自卑、抱怨和失衡。为了价值引领，各学校每年都应该组织“在升官发财的同学、朋友和亲戚面前，教师拥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资本？”主题教育论坛，在讨论、争论和碰撞中，达成“在学生今日之爱戴和未来的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人生”的职业定位。

四是教育者要善于归零。我们都在教育岗位上工作劳累了多年，出过力，流过汗，为学校的发展、学科的建设和学生的成长做出过贡献，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铁打的学校，流动的学生，若我们以过去的贡献而自居，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说轻点是伤害了现在的学生及家庭，说重点是影响了未来发展的人才储备。教师这个职业吃的就是良心饭，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要常常思考“若是我的孩子，该如何办？”。教育不应该成为追逐名利（如有偿家教）的功利场，而应该是追求教育理想的理想国。

五是教育者要服务于学生的发展。学生的发展有迟有早，有快有慢，满怀期待，尊重节律，静等花开，是教育的应有旋律。面对个性特长各异的学生，我们要抛弃唯学业唯分数论，建立多元化和发展性评价，多一把评价尺子，就会多一批好学生。有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对于学生而言，成功才是成功之母。能为学生搭建成长的立体平台，提供成长的公平机会，给予成长的适性支撑，就是服务学生的发展。

篇11

深入贯彻落实各级关于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精神，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群众积极参与”的要求，依法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治理责任和治理措施，确保重大事故隐患得以及时消除，推进全区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工作开展，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二、工作原则

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按照属地管理和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政府挂牌督办制度。对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事故隐患由区人民政府挂牌督办。对其它方面的重大事故隐患，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挂牌督办，并制定相应治理方案，及时消除重大事故隐患。

三、治理期限

年7月1日至12月31日。

四、治理对象

区政府确定的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事故隐患（见附表1）。

五、工作要求

篇12

>> 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预警机制设计 加强虚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创新研究 试论社会食品公共安全防范及预警机制 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 完善公共安全事件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体系研究 拓展城市公共安全研究 社会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新路径 公共安全账单 《关注公共安全》 海棠通信：推进公共安全信息化 城市公共安全信息资源建设 论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公共安全信息沟通机制的构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研究 基于SWOT分析的校园公共安全管理研究 公共安全的研究领域与方法 城市边缘社区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风景区公共安全管理研究 高校公共安全风险管控机制构建研究 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改进研究 “仇恨”型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11215）。。公共安全预警信息若采用集约的模式，如何设置统一主体，它与分属于各部门、各领域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工作如何衔接和规范，这些工作都需要逐步规范和统一。

（四）规制模糊，缺乏法律支撑

除了突发事件和应急事件预警信息外，我国现有的法律规范并未旗帜鲜明地对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工作进行规范，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工作的发展。一是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赋予公共管理机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法定职责和义务。从社会管理角度而言，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应当是公共管理机构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维护的题中之义。因此，对于负有公共安全管理职责的机构、部门、行业应当具有及时向民众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法定职责和义务。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现实存在的抑或是潜在的公共安全风险的发现、捕捉，及时研究风险的特征、危害以及规避风险的方法，应当成为公共安全管理机构、部门重要的日常性工作。现有的法律对公共管理部门安全预警信息工作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实施规范，使得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工作，在实践中成为公共管理机构可以自由选择的义务，即做与不做、做多做少由公共管理机构自己说了算。二是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形式（格式）在法律上缺乏规范。不同领域和行业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采取什么形式（格式），在法律上应当予以明确规范。这样既避免了法律纠纷，又有利于增加预警信息的权威性、公信力。实际工作中，警方提示、消费提示、消费警示等尚未规范的形式（格式），消解了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在民众中的信任度。三是公共安全预警信息主体我国也没有在法律上予以规范。即哪些机构具有预警信息主体资格，以及主体的级别与权限如何设置等问题法律并未予以明确，实际中常导致主体相互冲突作者认为，按《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的权属于卫生行政部门。可现实中工商部门也多有类似的消费警示信息，在的主体上也比较混乱。同时，现行法律对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的级别没有作出限定，包括县一级在内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都有权警示信息（参见：陈凤英.农夫山泉有点“冤”背后的制度缺陷. http：//.cn/c/20100107/071816892321s.shtml/20111225）。。

四、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机制的完善

依据目前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存在的缺陷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安全预警信息要求，科学重构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机制迫在眉睫。

（一）建立集约式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平台

既然集约是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基本要求，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考虑如何建立这个集约平台了。显然，集约的关键在于寻找一个合适的支点。从我国现有的众多公共管理部门、机构来看，我们认为公共安全预警信息，以公安机关为支点建设平台再合适不过了。也即以治安预警情报为核心，打造公共安全预警信息集约平台。作如是考虑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公安机关治安预警信息是公共安全信息预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正处于由小康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刑事治安案件的高发期，严峻的治安形势对公共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治安预警信息成为当前公共安全预警信息中最重要的、也是民众日常最为关注的信息。因此，以治安预警信息为支点建立公共安全预警信息集约平台，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发挥治安预警信息的社会效应，更有助于以治安预警信息带动其他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社会效用的正常发挥。其次，治安预警信息工作有着相对成熟的信息研判以及机制。情报信息工作是公安机关的基础业务工作，公安情报信息工作有着相对于其他公共管理部门情报信息更为成熟的工作机制、业务处理流程以及专门的情报信息处理人才，因此可以发挥公安情报的优势，将治安预警信息处置扩大拓展为以治安预警信息为支点，充分容纳其他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专门性预警信息处置工作，形成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集约化，提升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整体社会服务能力。最后，治安预警信息已为民众所熟悉和广为知晓。说到底，为民众知晓才是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根本。因为治安预警信息已为社会、民众广泛知晓，所以以治安预警信息为支点，建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处置和平台，也是最经济的，在社会效果上也最为可靠。

（二）加强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法制规范

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是一种无偿提供给社会公众的公益性信息。为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提供法律支撑，有利于促进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工作自身的规范化，更有利于消除实践中公共安全信息工作的制度障碍。当务之急是作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在法律上界定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性质、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所涵盖的领域。公共安全预警信息虽然具有公益属性，但其的形式（格式）和内容处置不当，便可能产生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法律纠纷，这种情形往往会影响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重要的是它使得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工作陷入了“合法性”的论争漩涡中。为了既避免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在法律上引发纷争，又突出安全预警信息的公益性质，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将此前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统称为“公共警告”[9]，建立以公安情报为中心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平台，进行统一，在法律上赋予其足够的权威性、合法性。二是制定、出台专门的法律规范，赋予公共管理职能部门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义务和职责。即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从法制层面明确公共管理机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监测和提供的义务，明确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主体和级别，改变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由各个公共管理部门自行决定与不、以什么方式、包括何种要素等混乱状态，从而使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工作走上规范化，具有更明确的可操作性。三是从法律上规范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程序。即从信息流程和公共管理流程来设计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在各个公共管理机构纵向和横向之间流动的方向和程序，规范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来源、研究、传递、审核的相关工作程序，设计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形式、内容，以及媒介的选择等。

（三）建立以公安机关为纽带的预警信息联动处理机制

既然我们选择以治安预警信息为支点构建公共安全预警信息集约机制，那么就必须建立以公安机关为纽带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多部门联动、协调处理机制，后者是前者的前提。从专业化的情报信息处置流程看，建立以公安机关为纽带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联动处理机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建立负有公共安全预警信息职责的机构与公安机关之间的预警信息提供与共享的工作协作机制。即负有公共安全预警信息职责的公共管理机关是公安机关集约预警信息的信息来源，除开治安预警信息外，其他预警信息则有赖于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及时供给。二是负有公共安全预警信息义务的公共管理机构内部，亦应当形成一套预警信息发现、生成、研究、整理、传递的信息工作机制。现代社会风险频仍，及时对社会进行预警，遏制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危害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在此前提下，公共管理机构内部形成一套预警信息处理机制十分必要。预警信息要求相关部门在工作中要有敏锐的信息发现能力，能够拓宽各自领域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来源，及时通过相关信息研判，判定安全风险存在的可能性、危害性，从而快速整理和传递给集约信息平台进行。显然，这项工作的完成需要专业化的预警信息工作机制。三是建立公安机关和负有公共安全信息义务的管理机关之间的预警信息双向反馈机制。即公安机关将有关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后，就的效果及时向有关的预警信息提供者进行反馈。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后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只能由相关的公共管理机构进行监测和评定，相关机构应当将预警信息的社会效应监测情况，向公安机关、公共安全预警信息中心及时反馈，以促进预警信息工作的改善提高。

（四）完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