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状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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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108-08

健康既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又是福利或幸福的首要内容。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成员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健康状况总是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差异联系在一起的。

在国外，SES与健康的关系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SES与健康的密切联系已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术界对此也有所涉及，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足。在此背景下，总结和借鉴国外成果，对于拓展我国的相关研究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的相关关系

关于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早在1950年代就已出现o。早期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将样本按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分组，然后对各组的死亡率进行比较。1970年代以后，严格的经济计量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大量的描述性研究表明，控制住影响健康的其他因素以后，SES与死亡率的相关关系仍然存在。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状况和健康行为

数以百计的经验研究显示，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状况呈“梯度”特征：与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高SES者)相比，社会经济状况差的人(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对于各种各样的健康指标或患病状况，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考察时段，这一规律都成立。总之，SES与健康的正向相关(或与“不健康”的反向相关)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SES不仅与健康状况相关，也与健康行为相关。良好的健康行为在高SES者中更为常见。相形之下，低SES者由于健康行为方面的欠缺，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

(二)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

SES包含不同的层次：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以及地区的。其中，个人与家庭的SES与健康的关系最直接，其次就是社区层次的SES。许多研究表明，个人／家庭的SES和社区／地区的SES都与健康相关。需要指出的是，经验研究中的“社区”范围与生活中的社区范围并不一致。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使用一些统计分区来代表社区，如人口普查中的统计区域、邮政编码所覆盖的区域等。即使如此，除了少数例外，社区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仍是显著的。

(三)社会经济状况，其他因素与健康

在现实中，SES与其他和健康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医疗保险和公共政策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探寻这种交叉关系，对于理解SES与健康关系的性质和制定政策十分重要，故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　SES，年龄与健康

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是即时的，而是持续性、累积性的。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儿童时期非常关键。儿时的SES与健康状况是成年后SES与健康状况的基础。有研究表明，儿时家中发生过经济困难的人，成年后长期患病或自认为健康状况不佳的概率较高；儿童时期健康较差者，成年后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显著较低，健康状况也较差。

许多经验证据显示，SES与健康的关系(即“健康梯度”)在生命周期中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对于其变化趋势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2　SES，性别与健康

两性的健康状况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SES与健康的关系亦然。一些学者发现，男性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或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关系似乎比女性更强。

3　SES，种族与健康

种族虽然是一种人口统计学特征，但与SES紧密相联。一些经验研究表明，不同族裔之间的健康差距部分或主要来源于SES差距。那些既属于少数族裔、SES又差的人，健康方面的劣势尤其突出。

4　SES，居住地与健康

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对于SES与健康的关系也有影响。与居住在城市的老人相比，居住在乡村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SES相关的程度较低。

5　SES，医疗保险与健康

医疗保险在各国卫生政策中居于核心位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医疗保险对健康的影响如何，特别是它对不同SES群体的效果有无区别，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为薄弱，对其效果的争议也最大。一些学者发现，公共医疗保险与较差的健康自我评价和较高的慢性病发病率相关。不过，美国公共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可能表现在健康的其他方面，比如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HRQOL)。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患病后HRQOL改善较快。

除美国外，其他OECD成员国大多已实现公共医疗保险的普遍覆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医疗成本对就医行为的约束。既然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那么可以预期，低SES者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更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低SES者的住院率和与全科医生联系的频率的确较高，但接受手术的比率和与专科医生联系的频率并不显著高于高SES者。这可能表明医疗体系中某些部分(主要是专科医生)未能按照实际需要向全体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简而言之，即使在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也有迹象表明不同SES患者所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非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更加突出。

6　SES，公共政策与健康

公共政策有可能显著改变SES与健康的关系。例如，为了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美国联邦政府于1960年代向印第安人保留区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据测算，60年代以来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婴儿死亡率差距明显缩小，这种变化有40％可归因于联邦政府的上述公共政策。

二、社会经济状况的度两个

SES的涵义十分复杂，很难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对SES的定义进行深入讨论无疑是必要的，不过，经验研究所面临的更加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度量它，或者说选取哪些指标来代表它。

大量的经验研究使用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代表SES，这三个指标可以说是度量SES的三大支柱。但这三个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其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和显著程度可以有很大差异。多数研究者认为SES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使用了多种衡量指标；但也有研究者只使用了单一的衡量指标。一些研究者使用某一特定的数据集检验了不同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发现某种指标更“有效”，

但其结论并不具备普遍性。

除以上三个指标之外，财产(Wealth)也是比较常用的SES指标。不过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财产常常只能用一些容易获得的指标来粗略的代表，如是否拥有汽车，是否自有住房，有几头牲畜等。

为了解决不同指标与健康之间关系不一致的问题，一些学者主张构造复合指标来度量SES。好的复合指标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度非常高。然而，复合指标有两个缺陷：一是缺乏实际经济含义；二是当不同单项指标之间相关度比较低的时候，复合指标的准确度也比较低。因此，对SES的衡量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有学者主张，应根据被研究人群的具体情况，按照SES影响健康的途径和SES与所考察的健康结果的关系来选择合适的SES指标；或者，使用尽可能多的指标来衡量SES并分别讨论它们与健康的关系，此外还要充分考虑未被观察到的其他SES因素的影响。

三、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

纵观SES与健康关系领域的经验文献，不难看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只有少量研究明确使用“SES对健康的影响”这样的表达方式，大部分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因果关系，一律以“相关”指代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SES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还在探索之中，因果关系的方向也还没有定论。

(一)SES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

1　因果关系的有无

过去，认为SES与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只是一种假象的观点曾颇为流行。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在同样的健康或疾病状况下，低SES者倾向于觉得自己健康状况更差或病得更厉害，于是被观察到更高的发病率或就医率。需要解答的问题仅仅是为什么低SES者对自己健康的认知更加悲观。但后来的研究证明，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假象”说的各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假象”说不同，“遗传因素”说不否认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但认为这种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第三方因素――遗传因素作用的结果。很可能有某种遗传因素对个人的SES和健康状况都有影响，于是造成两者相关。这可以用双胞胎数据来加以检验，因为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结果表明，遗传因素确实对SES和健康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但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能完全用遗传因素来解释。

2　因果关系的方向

在SES与健康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孰为因，孰为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哪个方向的因果关系是主要的，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要对SES与健康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进行严格的检验，单凭计量技术是无法做到的，要靠满足一定要求的数据。其中一种是时间跨度很大的时序数据，据此可以分析个人早年的SES对很长时间以后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或者早年健康状况对以后SES的影响。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两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都存在。

另一种可用的数据是发达国家高龄老人的调查数据。由于高龄老人都已退休，又大多有公共医疗保险，所以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会影响收入。这就使SES与健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一项使用美国高龄老人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SES对健康的影响十分微弱。

考察健康状况的变动，而不是健康状况本身与SES的关系，是另一种检验因果关系的办法。一些学者对加拿大劳动与收入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调查初始年份健康状况良好的50岁以上的人，在后续调查中健康状况的变化与其基期SES显著相关。这表明SES对健康具有显著影响。

看来，比较可靠的结论应当是SES与健康互为因果。虽然如此，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更关心SES对健康的影响，因为健康影响SES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SES影响健康则可能反映了社会不公。后者正是“社会肇因”说的内容。

(二)“社会肇因”说

许多研究者试图从个人致病因素(健康风险)方面寻找SES影响健康的途径，比如研究SES与健康行为的关系。但这却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健康风险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在罹患癌症的风险因素与以前染上肺结核的风险因素可以说完全不同，但这两种疾病与SES的相关关系却没有太大区别。可见，与个人健康行为相比，SES才是健康的基本原因。SES制约着重要资源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由此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多种疾病的后果，从而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种观点又被称为“社会肇因”(Social Causality)说。

从“社会肇因”说可以得出推论：与容易防治的疾病相比，不容易防治的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与SES的相关关系比较弱。这一推论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三)SES影响健康的途径

健康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探讨SES是如何影响健康的，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促进社会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增加得很快。

1　SES，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

大量文献表明，心理因素与健康有着直接联系，而心理因素在不同SES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同的。低SES者应对压力的能力较差，容易沉溺于不良健康习惯，从而更易产生健康问题。

为什么对各种压力因素的心理反应模式与SES相关?换言之，社会结构与个人特征是怎样联在一起的?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个人是通过与SES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来对自身福利状况进行认知的。这种社会比较会给低SES者带来一种“相对匮乏”(Relative Deprivation)感，导致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长此以往就会致病，如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等。

2　SES，物质因素与健康

与社会心理因素相比，物质因素对SES与健康关系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容易检验。在各种物质因素中，最令人关心的是与医疗系统有关的因素。不同SES患者的医疗可及性是否相同，在医疗系统中是否得到了同等对待，成为经验研究的重点。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影响患者就医概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疾病严重程度，但收入和教育状况也有一定影响。一些研究发现，患者的SES与被医疗机构收治时疾病的严重程度呈反向相关。即使在完全平等进入的军队医院中，患者的军阶也与决定做手术时的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患者的SES对医生的表现也有影响。在发达国家，不同SES的患者在就医后对医生的满意度没有区别，但就医后的身心健康状况、医生服务质量指标和住院费用有区别。

3　社会心理因素＋物质因素

SES影响健康的途径一定是非此即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在两种不同观点持有者的争论中，双方也都承认另一类因素的作用，只是更强调自己所支持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已。综合考察已有的经验证据，一个稳妥的结论是，SES同时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影响着健康，只是两类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四、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我国的研究现状

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差距的扩大和人们健康需求的提高，健康公平问题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经验研究呈加速增长趋势。但其中以SES与健康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与国外的丰富成果相比还比较少。

1　主要发现

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SES与健康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只与高SES儿童(家庭收入高或母亲受教育程度高)的健康状况显著相关，与低SES儿童的健康状况相关性不显著，说明SES对医疗可及性有影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不同职业地位的人群之间，健康与收入和收入不均的关系存在差别，说明不同的SES指标之间存在交叉作用。

2　主要局限

到目前为止，我国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集中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上，其中部分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类似。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反常的结果，即收入与健康呈反向相关。出现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只关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忽视了SES的其他方面。当然，我国研究者强调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是有原因的。我国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还很不完善，这就使收入成为医疗可及性的主要约束。此外，我国学者十分重视健康不平等问题，现有不少相关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计算健康不平等指标。但健康不平等指标只能显示人群的累积健康指标如何随着累积收入而变化，无法据以分析多维度的SES与健康的关系。

除收入外，考虑其他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收入并不是SES的唯一标志，其他SES指标和健康的关系可能与收入和健康的关系有所不同。其次，我国的收人数据大多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测量误差比较大，而且一般只能得到现期收入，缺乏用于推算长期收入的信息。而其他SES指标，如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相对而言易于准确测量，相应地，检测出来的其与健康的关系可靠性也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SES与健康(包括收入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只有在严格的数据条件下，使用缜密的分析方法，才能确保检测出来的相关关系是某一方向的因果关系。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研究中，相关关系常常被不加讨论地宣称为因果关系。

(二)可能的研究方向

改善人民健康、缩小健康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亟须从各个角度开展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以便为制定卫生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对SES与健康相关关系的检验

究竟哪些人群对健康风险的抵抗力最差，最需要政策援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现有的研究尚未清楚地揭示出SES与健康的关系，需要使用更广泛的健康指标和SES指标以及不同人群的数据，重新、反复加以检验。此外，SES与年龄、性别、民族等因素的交叉作用也非常值得研究。

2　SES，医疗保障与健康

医疗保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它与SES和健康的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效果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而在评价中引入SES视角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及时发现改革中的不足，修正下一步改革方案，我们需要知道SES与医疗保障状况是否相关，以及医疗保障对SES与健康的关系有何影响。

3　SES，城乡差别与健康

巨大的城乡差别在我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根据我国的国情，城乡差别已不能单纯视为居住地或户口登记类别上的差异，而应看作SES的内容之一。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距有多大，SES的其他方面与健康的关系有无城乡差异，居住地重要还是户口登记类别重要，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4　社区／地区SES与健康

地区差异也是我国现阶段的突出问题，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分布状况很不均衡。在更小的范围内，社区之间差异也很明显。研究社区／地区SES与医疗资源和健康有何关系，对于我国建设基层医疗体系、改善医疗服务提供很有意义。我国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这个问题，但它们使用的大多是加总数据，从中无法看出社区／地区SES与个人健康的关系。

篇2

随着一批大型工业园区的建成，广西地区在冶金、石化、机械等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产业上逐步发展和壮大，通过自主创新，打造出一批行业内领先的企业。通过道路铁路的建设，为地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建立桥梁，圆满完成西气东输等国家的战略实施建设。由于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广西地区的农牧业是支柱型产业，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农牧业的发展并没有减弱的趋势，相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产品的质量和销量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除此以外，广西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结合了文明生态的理念，通过技术上的支持和产品上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造福于子孙后代。

2.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及其选取原则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能够充分反映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评价指标在不同的地区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要合理的选择评价指标。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系统性和全面性，评价指标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的总体状况，满足系统论的有关观点；第二，客观性和可比性，评价指标应排除主观上的干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保证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客观性，提高指标的横向可比性；第三，科学性和可行性，指标的制定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又要和当代的实际情况充分结合。

3.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因子分析

3.1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骤

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分量分析法也开始不断发展，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因子分析法，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因子分析法是利用数学公式，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在运用因子分析法时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确定具体的因子模型，只有确定了因子模型后，才能分析全部变量和变差，从中确定公共因子的作用大小，分析变量和变差之间的联系，这往往通过公共性大小就可反映出来。因子分析法能多元分析法的延伸，能够对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做到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法的步骤如下：

（1）建立原始数据矩阵。因子分析法是对相关矩阵进行的数学处理，必须将原始数据通过矩阵的方式反映出来。比如现有A个地区，B个评价指标，于是在建立原始数据矩阵时就需要建立 这样的矩阵。

（2）对原始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常用的转化方法有Z-scorc法。

（3）求出标准化矩阵的相关矩阵R。

（4）对相关矩阵R求解特征值，然后根据所求解的特征值确定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5）计算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利用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根据每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相应的特征数，其大小由指标间的差异确定。

（6）说明因子含义。

（7）估计因子总得分值。

（8）计算总因子得分估计值。如果总得分越高，则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就越好。

3.2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子分析简要计算过程

对广西地区的经济数据分类计算和整理。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利用相关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R的特征值和贡献率如下表2所示。通过表2，我们可以得到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三大特征根，它们分别是6.665，1.755，1.026，选取这三个特征根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5.871%，满足了累计贡献率达到85%的原则，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对主分量编号，分别为F1，F2，F3，针对这三个主分量，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然后对各个因子载荷进行有关处理，比如在结构上进行简化，这样经过处理后的载荷因子在反映数据时更加明显和清楚，在提高简洁性的同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表3中，主成分方差分布在0.725到0.941这个区间内，而主因子能够对这个分布情况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在主成分方差和主因子之间建立了联系，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能够及时对数据进行检验，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的效果。

将主因子对应下的数据和变量数据相乘，就可得到主因子的得分，分别计算F1，F2，F3的得分。然后根据各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相应的加重全数，这样得到的分数就是综合因子得分，减少了因子之间因差异性造成的分数差距，提高了总得分的科学性、合理性。计算公式如下：

F=0.706F1+0.186F2+0.108F3

通过这个总得分的计算公式就可计算出因子得分和K-means聚类，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3.3综合评分简要分析

综合总得分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表4，可以看到南宁市的总得分最高，而贵港市的总得分最低，由此可见，对于广西地区来说，南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最好，而贵港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法，对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分类的标准是严格按照综合得分的高低划分，在第Ⅰ类中只有南宁和柳州两个城市，作为广西的省会城市，南宁的发展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而柳州是重工业基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在第Ⅱ中，都是新兴城市和旅游城市，具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第Ⅲ类，虽然具备发展潜力，但是发展步伐较上面的城市来说不是很快；第Ⅳ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其他城市相比存在不小差距，应找到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的全面、快速、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

4.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4.1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梯度有所变化

在广西地区，传统观念一般认为有三个社会经济发展梯度。第一梯度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第二梯度是具有工业实力，经济逐步发展的地区；第三梯度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梯度也出现了变化。第一梯度凭借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仍然在稳步发展，第二梯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找到了切入点，抓住经济增长点不放，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经济呈现迅猛发展，不断缩小和第一梯度的差距，第三梯度也找到了经济发展之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呈现了良好的势头。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坑洼效应”，有关政府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出台优惠措施，加大人才和资金的引入力度，在减小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这样，广西地区的整体社会经济才能发展。

4.2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搞好战略定位和措施

篇3

在当时的巴西大约有三百万左右的人口，其中包括黑人、黑白混血种人以及纯种白人和印第安人。当时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圣保罗、圣卡塔里纳、圣埃斯皮里托和里约热内卢等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大约有八十万，再加上米纳斯基拉斯当时大约有四十万的人口。由于受到当时所处的时代所限，巴西的社会和世界上大部分殖民地所处的环境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在巴西的北部地区由于蔗糖的大量种植产生了大量的财富，因此这些拥有蔗糖种植园的人就被称为“蔗糖贵族”。在“蔗糖贵族”的庄园领地内几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他们很少接受外部的监督，庄园主对庄园内的一切拥有支配权对奴隶甚至有着生杀大权。这种庄园的内部带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庄园内有着自己的工匠，这些人主要是黑白混血人，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手艺人，这些人主要为庄园生产手工产品。

当时的城市在规模上还很小，市镇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庄园交易方便的需要。后来随着城市人口的逐渐提升，城市所处的地位才愈发的显得重要。总的概括巴西的上层社会就是当时的庄园主社会。庄园是独立的不受中央政权的影响，但是庄园内部各种族之间又是相互融合的。庄园上层阶级由于巨大的财富利益使庄园主的生活是富裕的，而下层的奴隶生活又是悲惨的。这使得在巴西社会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贵族体制的思想和传统。当然任何时代的任何一种社会都会有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存在。在巴西这些人主要是一些商人，虽然当时葡萄牙是巴西的宗主国，控制着巴西主要的贸易和大宗商品，但是当地人还是有许多条走私的途径。除了走私当地人还对巴西的一些矿石进行开采。在这些中产阶级的眼中他们最看重的是商业利益。他们绝不允许商业利益遭到侵犯只要政策对他们有利，这些人既欢迎温和的改良也欢迎葡萄牙王室对巴西的统治。在巴西占人口最多数的是奴隶，巴西在当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这些人主要是黑人被从非洲贩卖到这里。这些黑人奴隶当然是社会生活的最底层。早在16世纪年以前就有黑人被运往这里，由于巴西存在着大量的种植园，因此黑人奴隶主要在种植园里劳作，从事着蔗糖加工和烟草、咖啡、可可的种植。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北部的马拉尼翁和南方的圣维森特。这些黑人对巴西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于黑人奴隶长期在非洲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活。因此来到巴西劳作可以很快适应那里的气候。这些黑人奴隶懂得铁的使用，在经过培训之后也可以成为一名工匠。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非洲就已经懂得牛羊饲养和畜牧业。随着黑人的到来这些人还带来了大量的舞蹈、服饰、音乐和一些风俗习惯，譬如墓葬、饮食等等。既然在巴西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同时生活在一片土地上，那么种族之间的混合就变得不可避免。这其中最主要的是黑白混血人种，他们很少在种植园里干活，大多数人是从事工匠的。在巴西存在着许多和印第安人混合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卡富索，还有一些人已经无法追溯他们的身份这些人被称为帕尔多。

巴西大部分位于热带地区，光热充足、土壤肥沃、在这里主要的经济作物是蔗糖。种植蔗糖的省份主要在北部的沿海地带，除了蔗糖之外，玉米、烟草、可可豆、咖啡以及木材都可以大量出口。在巴西的河谷地带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巴西的畜牧业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包括圣弗朗西斯科河沿岸。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在17世纪巴西的畜牧业已经从圣弗朗西斯科河发展到了亚马孙河又发展到了维利亚斯河，在这些地区饲养着大量的牲畜。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巴西的树木长势非常好，因此木材出口就是巴西最主要的输出产品。蔗糖受到充足光热的影响长势也非常好，在十六、十七世纪也是最赚钱的出口产品。此外巴西还对外出口皮毛、咖啡、和各种矿石在米纳斯基拉斯就有玉、宝石、和水晶出口的记录。当然巴西也需要进口大量商品最主要是进口葡萄牙殖民者的商品。进口的种类也非常的丰富，主要包括醋、铁器、亚麻布、棉、丝绸、油、帽和酒还有来自北美地区的腌制食品、面粉、沥青和松油。同时巴西还从非洲进口一部分产品比如象牙、硫磺、黑檀还有部分药材。之前讲到在巴西有许多种植园的存在，为了种植园的经营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机器存在。但巴西当时的生产能力主要是生产一些小工业，包括一些手工制品和纺织产品。因此机器也需要进口。手工制品除了供应本地区的消费之外还向在美洲殖民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有一定数量的出口。由于巴西盛产矿石因此它的金属制品种类齐全，技艺也较为发达。又由于巴西有大量的渔业资源，捕鱼需要线和网，因此亚麻纺织也比较红火。同时捕鱼还要出海自然需要造船，巴西的造船业也发展的不错。

在巴西的殖民历史中教会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的教会被称为耶稣会。在神父中比较著名的有托梅 ・达索萨、努埃尔 ・达诺布雷加、若塞 ・德安希埃塔他们这些人迫使当地人改信天主教，并创立学校，耶稣会主要通过建立传教区进行传播宗教。由于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因此在建筑风格上也深受葡萄牙的影响，这和拉美其他地区深受西班牙的影响是不同的。巴西的建筑主要是巴洛克式，也有一些是文艺复兴式的这些主要集中在巴西南部地区。教堂建筑是巴西最典型的建筑风格内部有着各式各样的雕刻。著名的教堂都是用里斯本石块建造而成，里面的木板则是采自巴西本土的巴西杉木内饰非常豪华，再加上教堂内部的圣象图案使得巴西教堂美轮美奂富丽堂皇，教会在当时还承担着传播文化和知识的重任，从这一点上教会确实起到了文明开化的作用，不仅仅教授白人而且还教授印第安人工艺和农业技术。但当时的学校大多数还是为富家子弟准备的，许多当地的白人孩子从巴西的学校毕业后会选择到葡萄牙深造。整体来讲巴西的教育还是比较落后的，尤其是相较于他的近邻西班牙殖民地 ，在巴西高等学府是极其匮乏的，甚至第一台印刷机都是在1808年才到达巴西的。巴西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不受限制这也对巴西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塑造作用。

综上来看16――18世纪的巴西是典型的葡萄牙殖民地模式的经济，以发展种植园农业为主。各色人种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带来了生产方式而且将基督教也在巴西推行开来，这些构成了巴西在葡萄牙殖民下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参考文献

[1]【美】艾・巴・托马斯著，寿进文译，《拉丁美洲史》[M]，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篇4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1.013

杉树湾村地处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北大门，各类森林覆盖面积14700多亩，耕地2625亩。2014年人均月收入2500元。农业主产玉米、水稻，经济作物以早季榨菜和南瓜、西瓜盛名，素有瓜菜之乡的美称。第二产业以加工碎石为主，辖区内有年产百万吨的碎石加工厂3座。有年产1万吨的榨菜加工厂1家，6年制义务教育小学1所，有896家农户，共农业人口2979人，是一个南来北往的商贾之地。

1制约该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因素来源

1.1自然资源利用率不高、信息滞后

2011年，村政府引进一批核桃树苗和杜仲树，本村的土地资源较多，但只有少部分农民开展了植树造林，其他没有加入该项目的土地大部分是荒芜的，没有人去管理上千亩的土地，也没有人去承包这些土地。原因在于该村地形崎岖，种植物零散不成规模，又由于人们的教育水平低下，大家没有创新或者因地制宜的意识，导致很多农副产品没有形成标准化生产。

1.2乡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农民收入来源单一

2012年，该村进行坡改梯等改造，但仍有许多地方不尽人意。比如用于浇灌农作物的水池修建问题一直困扰着该村的农民，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较好的规划建设。该村没有专业的农业专家进行指导，并且大棚建设还没有达到规模化、科学化、标准化，没有把其效益达到最大化，农民没有预防水灾、旱灾、蝗虫病等各种灾害的知识和设备，农民的最主要收入依然还是来自传统农作物，没有向香菇、西红柿等其他新兴经济作物靠近，收入单一。

1.3农民整体素质不高，改革创新难度较大

调查结果表明，该村农民的素质偏低。这可以说明农民的保守性比较强，接收新兴经济作物比较困难，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难度比较大，该村政府人员需要做的工作量比较大，需要对该村农民集中召开多次会议，加大力度宣传农业改革的相关知识。

1.4社会基础建设发展过于缓慢

该村从2011年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在最近三年时间里，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农村交通不够健全，农业产业链依然没有成型，导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来投资。同时，医疗设备欠缺，街道路灯和文化广场没有较好的规划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

2政府扶持与“三农”政策走进该村的巨大变化

2.1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落后面貌

十报告专题阐述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提出了关于“三农”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该村委会认真贯彻党的会议精神，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完善和强化各项“三农”政策，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以下是该村政府在这两年的工作成效。

2.1.1促进交通发展新常态

2013年5月，村政府响应上级指示，该村开通农运客车，这项工程旨在让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让部分农民有了就业机会。进一步拉近城镇与乡村的距离，方便当地百姓，刺激当地的消费，利用地处交通便利的优势，促进交通的长期发展。

2.1.2积极开展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

2013年，村政府开展了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民群众务农种粮的积极性以及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活农村经济。同时，村政府还召集承包者集中辅导有关农业知识。他们把外出打工的荒废土地租借来大面积的种植榨菜、玉米、西瓜、南瓜等。一则避免了土地的沙漠化，二来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增加了经济收入。

2.1.3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该村建立6个养猪厂和两个蜜蜂厂，并且进行生猪品种改良，生产优质瘦肉型猪肉，适应市场需求，让农民真正做到养猪增收，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建立良种猪场，繁育大量的优质品种仔猪进行生猪品种改良。为此，政府做了规模化、科学化的详细计划方案。利用地理优势突出和饲料来源广、劳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为当地养殖户提供了较好的饲养方案。

2.2着力发展民营企业，强化经济发展增长点

2.2.1企业扩建，提供就业岗位

2014年，重庆市涪陵区鸿企采石场和六池塘采石场在政府的监管下做相应的改造，不仅使安全性大大提高，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一倍，提供大约100个就业岗位。带动餐饮业和服务业的经济发展。另外，坐落在该村重庆市涪陵区国色食品有限公司由于污水排放影响了当地的饮水资源，在当地政府的监管和企业改造之下，成功的解决了污水排放的问题，建立污水处理中心，使当地的环境得到了良好的改善。现在，涪陵区国色食品有限公司从原来的20人规模达到了近200人的规模，不仅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就业难问题，还促进周边村民的部分就业。

2.2.2发挥地理优势，加大创新力度

该村利用地理优势，榨菜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我们走访了重庆市涪陵区国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向我提供了该村7年的榨菜年产量和相应价格曲线图1。

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着价格的变化：一是，产量的差值如果变化较大，会直接影响价格的波动，通常是产量达到了某一值时，价格会下降，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逐步趋于平稳，在前几年的价格变化看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长的。我们考虑市场供应量和产量之后，认为产量在10000吨左右较为合理，这个数据对于该村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信息。

2.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民生工程

2.3.1教育方面

该村的杉树湾小学，在校人数约500人，开设幼儿园和小学。在校的学生大部分家长在外打工，留守儿童较多，教育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交给学校。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当地政府和校领导，通过地方政策，学校招进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并且学校为幼儿园引进一批教学工具，改造校园的建筑，使学校的基础设施进一步的得到完善，缩小城镇的小学的硬件差距。

2.3.2医疗方面

该村在前几年没有定点的诊所，只有一个私营药房，导致在以前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这几年在村政府的规划下，建立了两个定点医院，农民不仅可以在这里看病，还可以凭借医疗卡享受一定的优惠。另外，该村的乡村医生会每年去涪陵区培训中心进行免费培训，学习更多的医学知识，提高了村医生的就医水平。

2.3.3住房问题

近年来，村政府按照新农村的建设要求，2013年，该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国家给予了住房补贴，绝大多数农民住进新房，这项工程让农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党和国家惠民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解决了农民住房难的问题。

3建议

3.1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推进环保工程建设

该村两个碎石厂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粉尘污染较严重。一方面，建议改进碎石场的机器设备，降低灰尘排放量。另一方面，建议在碎石厂周围种植树苗的同时，政府要坚持抓好环境监管和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有效保护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恢复方案。

3.2保护水资源，修建水库

该村遇到旱灾的情况时，生活用水很紧张。如果修建一个较大的水库，利用地理条件，自然会蓄水。当然，现有的水资源要加强保护，坚决杜绝以污染水资源为代价的企业投产。

3.3加大引进投资力度，发展现代化农业

该村建立的大棚基地和畜牧场，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向外界宣传引资，使更多的投资商前来投资，并且建立健全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以农业促工业，以工业带农业的经济模式，促进该村的经济长足发展。

3.4提高该村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农民也对“三农”政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这就对政府对上级政策对接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提高化解矛盾能力，把工作及时完成，遇到问题及时处理，要坚持依法行政，让权力运行更加规范透明，让农民更加放心满意。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4结论

针对现存的各种问题，我们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处理分析，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建议。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限制，导致调查不够全面，如在社会保障等方面没有涉及。通过此次社会调查可以看出，预计今后5年的发展该村村民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不可忽略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依然是影响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克军.乡村视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3-28.

篇5

1．“两段式”的经济运行。1978年前的30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具有总量小、速度慢的特征。这一时期的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四大指标1978年比1949年分别平均年递增5％、3．96％、10．8％、7．5％。1978年以后的26年为第二阶段，其特点是总量增大、速度加快。2004年的四大指标分别比1978年平均年递增9．7％、7．6％、7．3％、10．8％。尤其近4年的经济增长，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2004年地区生产总值在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旱灾情况下创118350万元，比2000年平均年增长19．6％；农业总产值60001万元，比2000年平均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从2000年开始每年都创历史新高；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6．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6亿元，比2000年分别平均递±曾14．8％和12．3％。以上数字说明洮南经济已经步入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的两段式特征，是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前30年经济形态为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投入产出和结构受计划制约发展平衡，但速度缓慢。1978年以后的26年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及转向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受国家政策和市场影响，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好时期，曾创下了工业企业利润居全省首位的水平。但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徘徊发展的局面，波动较大。第一阶段总量小但稳步发展，第二阶段总量大、发展快但波动大。两段式的发展形态是国家经济形态变化的必然结果。

2．资金速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总量上看，1978年，各项贷款余额为8659万元，到1988年达到了55624万元，是1978年的6．4倍，平均年递增20％。2004年已达到23．6709亿元。资金的高速增长，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第二阶段。最近几年贷款曾受金融政策制约出现了稳定发展态势，但仍具有投入决定产出的属性，呈明显的资金速度型的经济特征。

3．曲折而平行的经济发展形态。1978年以后，全市的经济在出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波浪式曲折发展过程，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农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上升或同――时期下降。这种曲折的平行说明了――方面是生产总值受工农业总产值和第三产业总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说明三个产业紧紧依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抗御市场风险能力较低。

4．工业生产经历了稳步发展、快速发展、徘徊和低谷运行的3个阶段。前30年的工业呈稳步发展，这是全市经济的共性，后26年呈快速发展，是伴随着低谷运行的快速发展，曾经历了几年的速度和效益滑坡时期。稳步发展是受益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洮南作为计划经济时期总体经济的一个点，国家和省地从平衡经济的角度，在行业布局、资金投入、设备材料调剂等方面，尤其是毛、糖、革、纸等行业从全省工业基地角度考虑得到计划经济的倾斜，经济发展呈稳步态势。后26年由于加大了资金投入，工业企业和劳动人数的增加，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好时期。国家抓大放小和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企业的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发展的能力有限，尤其是受工业产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市场占有率较小的限制，多年积弊同时暴发。当市场发生变化时，抗御冲击的能力弱，曾出现过低谷运行的局面。

无论波峰还是低谷，都不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都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因素。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利润居全省前列，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全国市场的毛纺织品抢购风潮和个别地区的肝病暴发，毛纺品、治肝药品供不应求，使得部分企业处于饱和生产状态，严格地说是市场给工业生产创造了一个良机。

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的体改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变化，加之企业设备陈旧、产品老化、管理落后等计划经济遗留的积弊同时暴发。当市场发生变化时，使得轻纺型工业遭到严重冲击，受害重、损失大，出现了几年的低谷徘徊的局面。伴随着改革和扩大招商引资的步伐，洮南工业又早现出新的生机，一些新的产业在洮南落户，填补了产业的空白，成为洮南经济新的增长点。

5．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较低。56年的农业生产经历了稳步发展时期、高速发展时期和波动发展时期。全市的农业1979年以后的5年出现了高速发展时期，5年平均递增19．5％，创发展速度的最好水平。由于受自然因素制约，加之规模的集约经营水平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弱，以后又进入了波动发展时期。

6．居高不下的各项贷款余额。全市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从1950年的13．1万元，发展到1996年的19亿元，平均每年递增22．6％，到2004年的23．67亿元，平均增长2．7％。一是说明总量增长较快，二是说明较多的贷款中已形成一部分的呆滞和死化。

7．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不足，结构偏低。1949-1996年投资总和仅为9．14亿元。48年中唯有1993年突破1亿元(电厂投产因素)，占国民收入的27％，其他年份多数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48年合计的固定资产占国民收入的12．9％。按宏观经济的积累和消费的25：75比例关系衡量，洮南的投资结构是偏低的，欠帐较多，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998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是每年创新高，首先是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资金，修建了洮南城市道路及绿化等工程；其次，调动各部门财力实施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措施；三是通过招商对城市环境开发建设。到2004年，当年投资总量已达到6．87亿元，占生产总值的29．6％(现价)。在结构上处于平衡发展的行列。

8．农业、工业、商品零售业前48年三分天下，后8年工、农并重，第三产业优先发展。到1996年，48年总计的农业总产值57．5亿元，工业总产值57．8亿元，仅差0．3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4．6亿元。如果扣除物价因素，也基本上是等量水平，具有鲜明的主体产业三分天下的属性。1997年以后的8年，工、农、商品零售业总产值分别为389737万元、309649万元、569301万元，可以说工业、农业并重，第三产业优先发展。

9．第三产业增加值、牧业总产值由结构偏低到攀升。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1986-1996年期间总量为10．3亿元，同期

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3亿元，比重为24％。世界范围内都以三户增加值作为衡量经济的主要指标，按省和白城市的要求还有差距。牧业产值48年总量为10．1亿元，占同期农业总产值的17．7％，按市政府规划也有一定的距离。1996年牧业产值7174万元，2004年达到20768万元，平均每年增长14．2％。第三产业增加值2004年达到39217万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3．1％。

二、经济运行状况对今后工作的启示

上述主要经济指标反映出洮南市经济的良好势头，同时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影响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还很多，不可预测因素在增加，内部制约因素进一步显现。为保持洮南市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提高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充分利用国家各项政策的同时，要分析研究和开发市场，提高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制定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全市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三个发展”和“两个转变”。即：稳步发展农业、快速发展工业、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实施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粗放农业向集约农业转变，促进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总体产出水平。

1．调优农业，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避灾农业和适应农业，加快发展特色农业，全面启动农产品加工业，突出发展以奶牛为主的现代牧业。战略性的调整生产资料投入结构，提高畜牧业整体产出水平。积极发展经济林业，不断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传统粗放农业向现代集约农业的转变。

2．调整结构，快速发展工业。根据现有工业基础，利用当地资源培育重点骨干企业，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做强新兴支柱产业，兴建高科技工业，开发高精尖产品，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改造进程，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发展拳头产品。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加快资源型工业向科技型工业的转变。促进工业、企业的发展。

篇6

中图分类号：F2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1-0070-04

人口是一个地区社会生活的主体，也是构成一个地区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人口变化是引起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系统研究人口变化特征将对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克拉玛依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部，是一座以石油、石化产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克拉玛依市于1958年建市，总面积7733平方公里，下辖克拉玛依区、白碱滩区、独山子区、乌尔禾区共4个区，其中克拉玛依区为市政府所在地，也是全市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的中心。

本文根据克拉玛依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下简称“六普”）和克拉玛依市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下简称“五普”）为基础，对这十年间克拉玛依市常住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迁移等方面内容进行梳理，并就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为进一步开展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资料。

一、克拉玛依市人口变化状况及特点

（一）人口数量变化

1.人口总量快速增长

2010年克拉玛依市常住人口为391 008人，与2000年270 232人相比，十年共增加120 776人，增长44.69%，年平均增长率为3.76%。[1][2]10人口增长率和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于全疆平均水平26.52和2.08个百分点。[3]

2.向中心城区集聚明显

与“五普”相比，2010年克拉玛依区人口比重上升了13.03%，占克拉玛依市总人口的64.80%，人口向克拉玛依区集聚明显。集聚的原因，除了克拉玛依区作为主城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商贸较为发达外，也与许多机关企业搬迁至克拉玛依区、造成人口集体迁移有关。

因单位搬迁造成人口集体迁移，是克拉玛依市这座以石油产业发展而成的资源型城市人口变动的特色。例如白碱滩区，白碱滩区长期以来就是石油开采和石油工程技术服务的主要区块，在其区位上设有大量新疆油田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而自2000年开始，新疆油田公司下属的二级单位机关开始陆续搬迁至克拉玛依区，单位统一安排员工的住房和落户事宜，这就形成了白碱滩区人口集体向克拉玛依区迁移的现象。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白碱滩区居住着克拉玛依市将近1/4的人口，而2010年白碱滩区人口比重下降了13.03%，占克拉玛依市总人口的12.90%。[1][2]10

（二）人口结构变化

1.男女性别比趋于常态标准值

性别比国际通行安全标准是103―107，[4]14在这一范围内表明男女两性人口较为均衡。根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克拉玛依市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203 310人，占52%；女性人口187 698人，占48%，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108.32，比2000年 “五普”的113.23降低了4.91个百分点，男女性别比趋于常态标准值，但仍然高出全疆平均水平（106.87）1.46个百分点。[1][2]13[3]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集体户的性别比由“五普”的442.55降低到312.12，减少了130.43个百分点。[1][2]4这说明十年来克拉玛依企事业单位从外地招录的大中专毕业生中女性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女性人数增长，也与女性就业较为集中的服务业在克拉玛依市发展较为迅速有关。

2.家庭规模缩小，人口老龄化加速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市家庭规模缩小，三人户、二人户、一人户分别占36.25%、33.59%、15.98%，与2000年相比，三人户比例减少10.47%，二人户、一人户比例分别增加4.83%、7.15%，四人户和五人及以上户比例变化不大。[1][2]22

从家庭户类别看，由夫妻和子女组成的二代户是现代家庭的核心，占51.47%，一对夫妻或者单身人员组成的一代户占44.95%，与2000年相比，二代户比例减少14.26%，一代户增加12.27%。[1][2]22

家庭规模缩小的同时，人口老龄化也在不断加速。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市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41 244人，占总人口的10.55%； 65岁及以上老年人29 834人，占总人口的7.63%。2000～2010年十年间，克拉玛依市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19 042人，年均增长6.4%，高于总人口增速2.64个百分点。2000年老年抚养比（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名老年人）为4.88，2010年为7.63，老年抚养比增加2.75个百分点，进一步说明克拉玛依市人口老龄化步伐加速。[1][2]84

3.汉族人口增长较快，少数民族占比历次最低

克拉玛依市全市人口中，汉族人口319 265人，占总人口的81.65%，各少数民族人口71 743人，占总人口的18.35%。与2000年相比，汉族人口增加108 285人，增长了51.32%；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2 491人，增长了21.08%。[1][2]8值得注意的是，“六普”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重为历次普查最低，这与省外流动人口增加、新疆省内流动人口减少有一定关联。

4.人口金字塔属于成年型，劳动力人口仍占据主体

2010年全市劳动年龄人口（指男16～59岁、女16～54岁）为278 522人，占常住人口的71.23%；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为190 127人，占常住人口的70.36%。十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46.49%，高出常住人口增长率1.8个百分点。由此看出，全市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数量呈缓慢增加趋势。[1][2]80-84

2010年人口金字塔可以看出，塔底10～14、5～9和0～4岁年龄组人数收缩，呈内凹状，出生人口明显下降。塔形下端少儿人口和塔尖老年人口呈明显缩减趋势，塔腰成年人口则向外扩张，呈典型的纺锤型，塔顶、塔底宽度基本一致，在塔尖处才逐渐收缩，属于成年型的人口金字塔。

（三）人口素质提高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市具有大学（包括大专）学历的人口82 665人，占总人口的21.93%，比2000年增加51 589人，增长了一倍以上，比全疆人口文化素质平均水平（10.64%）高出一倍以上，克拉玛依市人口文化素质提升较快。[1][2]21

十年来，克拉玛依市政府对教育事业投入持续增加，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受大学扩招影响，克拉玛依市高考录取率比十年前有很大增加，这促进了克拉玛依市人口素质的提升。克拉玛依市独特的产业结构也增加了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十年来随着以新疆油田公司为代表的驻地央企及地方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从外地招收的大中专毕业生数量也在逐年增加。

（四）流动人口比例大幅度上升

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克拉玛依市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人口）为125 496人，占总人口的32.10%，与200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加65 729人，比重增加10个百分点。[1][2]6其中，省外流动人口占克拉玛依全部流动人口的60.81%，省内其他地区流动人口33 250人，占流动人口15.30%，本市跨区、街道、乡流动人口15932人，占流动人口12.7%，与2000年相比，省外流动人口增加了2倍，省内其他地区流动人口增加了1.73倍。[1][2]6-7

流入人口仍以省外为主，这反映出省外劳动力比本省劳动力更加符合克拉玛依市经济结构的要求。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户籍人口外流的趋势也比较明显，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离开本市半年以上的户籍人口31 826人，占户籍人口比重达9.88%，即每十个户籍人口中有一人离开本市半年以上，流出方向以新疆其他地区为主。这说明全疆各地州市都处于经济社会大力发展、大建设时期，对人才需求呈现相互竞争的态势。

二、克拉玛依市人口状况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分析

（一）人口集聚与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品质提升互为因果，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是关键

2000年克拉玛依市引水工程完工，对城市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引水工程之前的克拉玛依市的城市功能很不完善，起作用仅仅是油田生产作业区和各个生产单位的后勤基地，2000年引水工程完工之后，市政府加大了对环境治理、居民区改造、扩大绿化、完善公共交通、提升医疗和教育水平等一系列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使得整个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城市品质大幅度提升，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经商、就业。同时，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也保障了克拉玛依市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根据《克拉玛依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克拉玛依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2万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083.5亿元，年均增长16.3%；克拉玛依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331.3亿元，年均增长9.7%。[5]

克拉玛依市处于大建设、大发展阶段，外来流动性人口增加，他们是城市的建造者。但是，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医疗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以及部分用工单位拖欠工资、工伤赔偿等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由此可能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由于流动人口分散居住，应通过居民社区属地管理。一方面可以强化对辖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外来人员的居住条件、企业用工、医疗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提出规范要求。与此同时，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水电、文教、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以适应、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创造一种能容纳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性别、不同职业人口的社区环境。

（二）家庭小型化，扩大了市场消费潜力

根据克拉玛依市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家庭总收入22 582.2元，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17 295.4元，较‘十五’末增长了50%，年均增长8.5%；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0 296元，较‘十五’末增长了89.7%，年均增长13.7%。收入增长、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减等因素迅速提升了克拉玛依市的社会消费能力，2010年克拉玛依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4.8亿元，比“十五末”增长了88%，年均增长13%。”[5]

家庭户的增多有利于以户为单位进行消费的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比如建材、家具、家电、汽车等等。一人户、二人户比例的上升，人们更加自由，追求享受，注重生活品质，带动珠宝、电子产品、奢侈品等产品，以及旅游、美容保健、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教育等服务的升级。

（三）单身老人、空巢老夫妻增加，多元化养老需求增加，亟须完善相关养老措施

单身老人、空巢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逐渐衰退，对他人帮助的依赖性越来越高，心理上也就越来越脆弱，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养老问题已经不再是个人或家庭问题，已经转变为社会问题。

克拉玛依市政府应从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完善等方面综合思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措施，探索建立无子女老人、独生子女父母和失去自理能力高龄老人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和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建立以家庭为主导、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持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家庭提供预防性、支持性的社会服务。政府在养老机构的设立以及基础设施、养老服务人员的配备等方面应给予引导和规范，引导企业和社会团体介入养老服务产业，从而实现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之间的有效衔接。

（四）人口素质需进一步提高，为建设“世界石油城”提供人才储备

从全疆乃至西部各城市看，克拉玛依的大中专毕业生、技术工人占城市人口的比例是最高的，特别是克拉玛依市的石油石化专业人才队伍，更是其他西部城市难以比拟的。2010年克拉玛依市石油石化专业技术人员4万多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以上，其中拥有副高级职称以上的3 000多人。这为克拉玛依市建设“世界石油城”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人才储备。

但是，就实现“打造世界石油城”这一宏伟目标而言，克拉玛依市整体人口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是克拉玛依市提升城市品质需要弥补的一个发展空缺。世界上很多发达城市规模并不大，但都有较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如澳门市仅50余万人口就有多所大学。大学具有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对外交流等多项职能，对于提高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国际知名度和文化氛围都有积极作用。克拉玛依市要积极筹划，整合当地的教育资源和优势学科资源，在“十二五”期间积极筹划筹建创办一所本科院校。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或延缓的作用。适宜的人口规模、优良的人口素质、合理的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反之，就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克拉玛依市应该把人口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系统工程，整合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把握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最终实现克拉玛依市人口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克拉玛依市统计局.克拉玛依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http：///tjzt/zt3/dlcqgrkpc/Pages/default.aspx，2011-08-30.

[2]克拉玛依市统计局.克拉玛依市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E].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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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现状

1、区域与人力资源*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的行政区域总面积为1501平方公里，占全县行政区域总面积的87.1%；共有行政村241个，占全县行政村个数的81.7%；自然村2467个，占全县自然村个数的82.2%；村民小组3740个，占全县村民小组个数的83.1%。当年共有7.2万户住户、24.7万人口，分别占全县总户数的76.4%、总人口的74.4%，平均每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面积上居住着165个人；乡镇从业人数为13.9万人，其中外出从业的为6.1万人，分别是全县从业人数的73.9%、外出从业人数的91.6%，乡镇从业人员外出从业率为43.9%。在当年乡镇从业人数中，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为6.9万人，占乡镇从业人员数的49.6%；工业和建设业从业人数为2.1万人，占乡镇从业人员数的15.1%；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为4.9万人，占乡镇从业人员数的35.3%；三次产业从业人数的比例是10：3：7.1。

2、工农业生产条件*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共有耕地面积11.7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2%；其中有效灌溉面积是3.7万亩，占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的81.5%；农业机械总动力5万千瓦，占乡镇农机总动力的71.7%；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20560万元，占乡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75.6%。在生产性固定资产中，农村集体经济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为6207万元，占全部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的30.2%。

*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共有乡镇工业企业369个，工业工程技术人员190人；农业技术服务单位104个，农业技术人员344人。

3、经济发展总量据初步推算，*年33个欠发达乡镇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为8.5亿元，占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的47.9%。当年共实现农业总产值3.4亿元、乡镇工业总产值4亿元；农村经济总收入10.1亿元，其中出售产品收入5.1亿元；劳务输出总收入2.9亿元；村级集体可支配收入500万元。

全年共完成农作物播种面积25.6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4.3万亩，蔬菜播种面积7.3万亩；共实现粮食总产量4.7万吨，蔬菜产量5.2万吨，茶叶产量1170吨，水果产量4140吨，肉产品产量5920吨。

4、社区环境、文教与卫生事业*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共有12个自来水供应站，19个银行、信用社分支机构，13个农村集贸市场，实现通车公路里程971公里，有92.5%的行政村已通公路。

年末，共有各类学校99个，专任教师1600人，在校学生26630人，其中：中学教师和中学生分别为550人和8370人；有乡镇图书馆、文化站26个，幼儿园、托儿所32个，体育场1个。

年末，共有乡镇卫生机构87个，其中：乡镇卫生院42个；卫生技术人员342人，其中：医生147人；病床床位157张。

5、居民生活及社会福利事业到*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所有的行政村已实现通电和电话，有93.7%的行政村用上自来水，有85.8%的行政村通上有线电视。固定电话装机数量28581部；移动电话拥有数量达54319部；敬老院、福利院32个，拥有床位398床，现共收养368人。全年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11230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和养老保险人数分别为3390人和3540人。自来水普及率、生活用燃气普及率和有线电视入户率分别达80.5%、75.4%和68.8%。

（二）、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1、扶贫资金落实与使用*年，33个欠发达乡镇共有各种扶贫资金总计2351.1万元，其中：当年得到的扶贫资金为1925.7万元。在当年得到的扶贫资金中，财政扶贫资金为684.7万元，占全部当年得到资金的35.6%；帮扶单位扶贫资金为1164.8万元，占全部当年得到资金的60.5%。

一年来，共投入使用的各种扶贫资金总计1858.9万元，其中：投入开发农业的扶贫资金304.7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16.4%；投入下山移民建设的扶贫资金529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28.5%；投入农民培训的扶贫资金49.2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2.6%；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扶贫资金567.6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30.5%；投入农村公益事业的扶贫资金282.7万元，占全部资金使用额的15.2%。

2、扶贫工作成效这一年，33个欠发达乡镇共新实施扶贫项目147个，有182个行政村受益，将近1.5万户农户直接受益。在直接受益的农户中有9700户是种养业受益户，占直接受益农户的62.8%。当年得到扶贫资金、物资的农户有6460户，得到扶贫贷款的农户有1420户。实施下山移民的农户有520户，共计1880人；实施整村搬迁的村（包括自然村）有7个，共有150户，1100人。新建或改扩建乡村道路297公里，新增基本农田317亩，新增经济林面积889亩，完成退耕还林面积276亩。新建或修建各类学校18所，新增教育用房面积5558平方米。解决了1.2万人的饮水困难。举办各类农技和职业培训班240多期，有2万人次参加培训，其中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有5900多人次，解决了近3200人的就业问题。

同时，据对33个欠发达乡镇的农民收入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年，贫困户比上年减少了6600户，贫困人口减少了22940人，是近几年来贫困户及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一年。

二、当前，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欠发达乡镇区位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乡镇政府资金投入非常有限，产业选择与发展空间相对狭窄，自身发展能力弱，贫困面仍然较广，扶贫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如果仅靠自身的努力是很难实现奔小康目标。

1、区位条件较差。欠发达乡镇基本上是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乡镇到最近县城通车的平均距离达40多公里左右，各行政村到最近乡镇政府的平均距离也在9公里左右。到*年末，仍有18个行政村未能通公路，15个行政村未能用上自来水，34个行政村未能看上有线电视。欠发达乡镇的通乡、通村公路的路面铺装率也不到18%。

2、经济基础薄弱。*年，33个欠发达乡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县生产总值的47.9%，人均生产总值3440元，是全县人均水平的63.7%。村级集体可支配收入共230万元，占全县村级集体可支配收入的42.2%，行政村数占全县行政村数的81.7%；且平均每个行政村还不到1万元。同时，绝大部分欠发达乡镇的财政均存在收不抵支，出现不同程度负债的情况。据欠发达乡镇上报的监测数据推算，平均每个欠发达乡镇政府年财政收入为170万元左右，而支出达180万元左右，年末累计负债数额在16万元左右。

3、社会事业落后。*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共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有3300多人，仅占应保人数的1.4%；参加社养老保险的人数有3550人，仅占应保人数的2.1%。每万人平均拥有的卫生机构数不到4个，医生不到6名，病床数不到7床，图书馆、文化站也仅1.1个。

4、生产生活条件差。*年末，33个欠发达乡镇仍有近1.25万户、4.41万人居住在高山深山上，仍有900多户农户处于缺粮状况，有近1700多户居住在危房或简易住房中，有19900多人的饮水困难未得到解决，有160多名中小学生辍学。当年遭受各种灾害的住户也有9900多户，返贫的人数达2500多人。

5、贫困面依然较广。据对33个欠发达乡镇农民收入调查资料推算，*年末，仍约有12400户贫困户和33790人的贫困人口。人均年纯收低于1500元以下的村还有30个。

6、扶贫资金使用效果并不很理想。从目前的扶贫工作来看，还比较重视扶贫资金来源、投入与项目开发工作，而对资金的使用效果关注的力度不大，缺乏有效监管，使扶贫工作仍然是一种“输血”的形式，而缺乏真正能形成提高农民发展能力、形成“造血”的效益。

三、进一步推进欠发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几点建议或想法

1、大力发展劳务经济，把劳务输出作为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来抓。外出务工收入是欠发达乡镇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务输出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为此要充分抓住发达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有利时机，把发达地区对劳务的需求和解决欠发达乡镇剩余劳动力出路及农民增收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信息引导、牵线搭桥等手段，大力促进农民外出打工、经商，不断拓宽劳务输出渠道，使劳务输出成为我县欠发达乡镇的一大产业。同时，积极开展劳务品牌创建工作，促进劳务输出健康、有序的稳步发展，使劳动力资源转化成劳务经济，成为我县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但在目前，我县欠发达乡镇农民素质普遍不高，劳动就业技能欠缺，部分农民还存在“小钱不赚、大钱又赚不来”的怕吃苦心态。因此就必须做好“农民知识化”工作，做好与当前劳务市场相适应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农民落后思想观念的更新、劳动技能的提高，推进欠发达乡镇劳动力档次的提升，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技术及智力支持，为劳务输出提供更符合劳务市场需求的劳动力，不断推进欠发达乡镇产业的发展，实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2、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把招商引资作为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来抓。在欠发达乡镇中还是有一些区位相对较好的乡镇、好的项目和丰富的资源。如何开发这些项目、利用这些资源，对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现作用和长远的历史意义。而开发这些项目、资源，如果仅靠自身的努力和投入，是比较难以实现的，或者说是要经历更长的时间。因此，这就需要借助于外资或外力来支撑、来推动。为此，要推动欠发达乡镇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做好招商引资这篇文章，必须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把招商引资作为欠发达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来抓。

3、大力培育生态型产业，把生态产业作为欠发达乡镇经济发展的支撑来抓。抓住大力推进生态建设这一契机，大力培育生态型产业，促进欠发达乡镇经济总量的增长。一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总得来说，欠发达乡镇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环境，旅游资源比较丰富，因此发展生态旅游是这些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只要合理规划、良好包装那些有地域特色、有文化内涵、有旅游前景的项目推向市场，通过有序开发，就能形成旅游产业，推动第三产的发展。二要大力发展生态型农业。绿色消费是时代的潮流，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是消费市场的要求。通过培育和扶持一批生态型农业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农业品牌，促进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发展；同时，加强对生产农业的技术服务和农产品的监管，保证农产品质量，使欠发达乡镇成为以绿色为特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不断推进农业的发展。三要大力发展生态型工业。把农产品加工、矿产资源开发、水资源开发、旅游产品开发和承担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作为欠发达乡镇的生态型工业来抓，努力形成资源型工业和劳务型工业共同发展的生态工业格局。四要大力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生态公益林的建设和保护力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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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781.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05（b）-0102-05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analysis for 226 families in Beijing City

ZHANG Yan1 SHI Yigu2 HUANG Birong2 HAN Yongcheng2

1.Dongfeng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of Chaoyang Distrct in Beijing City, Beijing 100025, China; 2.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of the residents from Dongfeng and Tuanjiehu Communitis of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family aggregation and the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Methods Community recruitment method was used. The dental examination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applied on 699 people from 226 families meeting the including requirements. Th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factor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caries and periodontal diseases were 37.3% (261 cases) and 47.4% (331 cases) respectively, and the ratio of having any of the above two problems was 64.8% (453 cases) in selected peopl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itting model including family aggregation level was meaningful (P = 0.004), and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wa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age (F = 6.523, P = 0.000), education (F = 6.003, P = 0.000), marital status (F = 4.571, P = 0.001),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F = 3.981, P = 0.046), BMI (F = 2.630, P = 0.049),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F = 10.562, P = 0.001). Conclusion The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is existed in analyzing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In consideration of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the social-behavior factors of dental health include ag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BMI,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Key words] Dental health;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Family aggregation;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口腔疾病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将“口腔清洁、无龋洞、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确定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其中，龋病和牙周疾病因为累及人数广泛，是危害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的主要问题[1]。根据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60%以上的人患有龋齿，8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良好的口腔健康行为能够有效地预防口腔疾病[2]，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而健康行为是由社会、文化、知识和态度等影响人们健康的一系列因素构成的，同时家庭的行为习惯与规则也会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与观念产生很大的影响。同一家庭的成员生活在相同的物质文化环境当中，所接受到的健康知识和信息都是类似的，很容易形成对健康行为的一致看法[3]。因此，需要探索口腔健康状况与家庭聚集性以及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而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家庭干预措施，维护人群的口腔健康。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内家庭成员的口腔健康状况与相关社会行为危险因素，评价口腔健康状况与家庭聚集性以及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采用社区招募的方法，入选标准为具备完整核心家庭（父/母和子女）且都能参加口腔检查和问卷调查的成员。设计招募家庭200个，实际报名参与的家庭230个，经过筛选其中符合标准的226个家庭列为受试家庭，共包括699人。口腔检查和问卷调查的时间为2012年6~12月。

1.2 方法

1.2.1 检查人员和质量控制由经过统一培训后，通过标准一致性试验（kappa值为0.7~0.8）的3名口腔医生确定为临床调查员，由这3名口腔医生完成所有受试家庭成员的口腔健康检查。本次调点为龋齿和牙周疾病的临床检查。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对1名调查对象接受口腔检查的同时完成对其他家庭成员的问卷调查。

1.2.2 问卷调查采用统一制定的口腔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访谈式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口统计学信息，口腔保健知识和与口腔健康相关的社会-行为危险因素。

1.2.3 牙列状况检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视诊结合探诊的方式进行。检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镜和CPI探针，必要时可以借助棉签擦去软垢。

1.2.4 牙周状况检查检查时将CPI探针轻缓地插入龈沟或牙周袋内，探针与牙长轴平行，紧贴牙根。沿龈沟从远中向近中移动，做上下短距离的颤动，以感觉龈下结石。同时查看牙龈出血情况，并根据探针上的刻度观察牙周袋深度。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频数分布和百分比进行数据描述；应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将个体水平作为水平1，将家庭水平作为水平2，应用二分类反应变量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共包括226个家庭，699人。在确定的699名调查对象中，男306人，占43.8%，女393人，占56.2%。从年龄分布来看，0~

2.2 口腔健康总体状况

在接受调查的699名对象中，患有龋病261人，占37.3%，在患龋者中，平均患龋颗数为（2.8±2.3）颗，中位数为2颗；有牙周疾病的调查对象331人，占47.4%，在有牙周疾病的调查对象中，轻度占98.1%，中度占1.9%。总体而言，出现上述两种口腔健康问题的共453人，占64.8%。

2.3 不同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单因素分析

以是否出现龋病及牙周疾病为反应结果，以P = 0.1为选择标准，从单因素χ2检验结果看，不同年龄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总收入、体重指数、是否有医保、1年内口腔常规检查和口腔知识态度评分与是否出现上述口腔健康问题可能有关系（P < 0.1）。具体而言，在年龄分布中，18~

2.4 考虑到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将χ2检验差异P值 < 0.1的因素结合家庭聚集性进一步进行二分类反应变量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定义两个水平，即将调查对象定义为水平1单位，将家庭定义为水平2单位，拟合两水平零模型，结果表明，是否出现上述两种口腔健康问题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P = 0.004）。见表2。

表2 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二分类两水平Logistic回归零模型

注“-”表示无数据

进一步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变量引入二分类反应变量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由于存在部分变量包含缺失值的情况，最终纳入方程的共有670名调查对象，225个家庭，模型可解释的部分占82.1%。

拟合模型的最终结果表明，在考虑家庭聚集性的情况下，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1年内是否进行过口腔检查、体重指数和知识态度评分与是否出现上述口腔健康问题有关（P < 0.05）。详见表3、4。

表3 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二分类两水平Logistic回归方差检验结果

表4 调查对象口腔健康状况二分类两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值

3 讨论

3.1 患龋情况与牙周疾病情况及与其他文献的比较

本次调查表明，0~

龋病和牙周疾病的调查结果与北京市之前的各类人群口腔健康调查[4-7]相比有所不同，原因是由于年龄分组方法的不同，本次调查的结果是探索牙病在家庭聚集性方面的影响因素，可以作为之前北京市口腔健康调查的有效补充。

3.2 家庭聚集性及与其他文献的比较

目前的大部分口腔健康状况研究没有包括，或者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进行家庭聚集性的调查与分析。本次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口腔健康问题的出现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一方面家庭中某位成员出现口腔健康问题，其他家庭成员出现口腔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也增加，另一方面，家庭的口腔相关健康行为也会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口腔相关健康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高艳霞等[8]对龋齿家庭聚集性研究的结果相同。提示在今后研究探索、分析和预测口腔健康状况时，有必要将家庭聚集性纳入分析过程中，特别是制定口腔健康干预措施中，要兼顾到家庭聚集性的因素。

3.3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以及今后工作的方向

本次调查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考虑家庭聚集性的情况下，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1年内是否进行过口腔检查、体重指数和知识态度评分是其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很多已经被之前的口腔健康研究所证实[9-12]。相对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不可干预或短期内比较难进行干预的因素相比，定期进行常规口腔检查、控制体重和增加口腔相关健康知识和态度，这些因素是口腔卫生工作者今后开展口腔健康预防工作的重点内容。而家庭聚集性的结果也表明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特定口腔健康干预，也是为今后开展社区口腔健康干预进行有益的探索。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次调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调查对象的选择属于社区招募的形式，家庭年龄结构等不能人为控制，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导致本次调查的患病率水平与实际水平存在差异。另一方面，样本量的限制也可能导致此次调查中某些行为危险因素，如每日吃零食的次数等，没有显现出统计学显著性，如果今后的调查研究能够有更充足的样本量，可能会利于进一步分析更多的社会-行为危险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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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韩晓兰，颜雨春，樊嘉禄.龋病与社会环境及人的行为因素关系的探讨[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3，23（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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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雪楠，陈育德，卞金有，等.影响牙周健康的相关因素分析[J].现代口腔医学杂志，2003，17（2）：13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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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

在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因素当中，能够形象到企业财务会计的有很多，例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法律等，其中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主要有：（1）经济体制。纵观世界各国的企业财务会计准则，其产生和发展的轨迹都与经济体制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体制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在各国的不同，这也就使得每个国家所指定的企业财务会计规范也不尽相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宏观上要求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风向标和主体，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主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作用来对市场进行引导调节，把好机制关；在微观的层面，就要求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应该建立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的规律，独立自主的完成经营活动。为与此种特征相适应，企业财务会计计量的客观公正性就显得至关重要，相关财务信息能否及时有效的反馈对企业的发展决策是息息相关的。（2）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水平一定是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和水平必须与社会的实际经济状况相适应，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任何新的企业财务会计思想的发生发展和企业财务会计准则的确立，都是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企业财务会计就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由此，我们可知经济水平的高低，发展速度的快慢是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发展的主动力。（3）知识经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下，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财务会计这一领域也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压力，更多的带来的是发展的机遇。知识经济的核心就是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核心和依托，摒弃了以往一贯的依赖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细想。知识经济不断的发展，必将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契机，当然作为经济伴生物的企业财务会计也必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另外知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也为发展企业财务会计提供了可能，为其提供诸如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便捷的设备，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手段。

三、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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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6A-0016-06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中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遇到了新的问题，对指导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1]研究已经表明，父母对孩子进行的家庭教育与父母的自身特点有关。

由儿童父母的学历、职业和收入等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家庭教育的家长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关系的专题研究已有不少；对家庭教育进行的许多全国性大型调查也往往将家长社会经济地位设置为前置变量之一；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以家庭教育为中介影响儿童发展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所重视[2][3]。然而，以家庭教育指导作为背景来研究家长社会经济地位的发展趋势和家长社会经济地位对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影响，尚显薄弱。认识家庭教育指导对象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新特c，是新阶段深化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研究利用中国儿童中心2012年在全国六省市对12000余名3～18岁儿童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现状调查时获取的数据，以儿童父母的学历、职业和家庭收支三项指标为核心变量，对儿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现状、趋势及其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指导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由此获得对新时期家庭教育指导对象群体特点的认识。

一、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

1.儿童父母学历的现状与趋势

如表1所示，分年龄段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从高中段、初中段、小学高段、小学低段到幼儿段，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随儿童年龄段的下降而逐级提升，幼儿段儿童父母的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达到22.7%和24.1%，高中以上学历比例高达77.1%。

儿童父母学历随儿童年龄段下降而升高的现象，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父母群体学历水平不断提升的趋势。可以认为，儿童父母学历层次的提升是我国家庭教育指导对象变化的特点。

2.学历与其他自身特点的关系

如表2所示，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与职业层次、收入层次和业余活动之间存在联系。其中，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家庭收支状况以及业余忙于进修事业、亲子游戏和辅导孩子功课之间呈现具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与职业为工人农民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业余忙于家务和成人娱乐之间呈现具显著性意义的负相关。可以认为，儿童父母学历层次愈高，他们的职业层次、收入层次和业余教育投入程度也愈高。

3.学历与家庭教育状态和参与指导状况的关系

如表3示，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与家庭教育水平和参与家庭教育指导的水平存在联系。具体而言，儿童父母的学历水平与家庭教育中家长的观念态度、教育方法、教育要求、家庭环境氛围的创设以及家庭教育的总体水平之间存在具有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与参与家庭教育指导的参与性、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体作用的发挥也存在具有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儿童父母学历层次愈高，家庭教育的状态愈好，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参与程度愈高。

二、儿童父母的职业层次

1.儿童父母职业的现状与趋势

如表4所示，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从高中段到幼儿段，儿童父母职业为工人农民的比例逐段下降，为干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逐段上升。幼儿段儿童父母中，工人农民、干部管理人员、商服人员与个体户和专业技术人员4类主要职业的比例分别为24.1%、17.6%、22.5%和22.9%，其中工人农民的比例比全体儿童父母低12.3个百分点；干部管理人员、商服人员与个体户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率分别比全体儿童父母比例高出2.6%、3.2%和6.3%。从各年龄段儿童父母四类职业分布状况看，不同职业间的差距随年龄段的下降而缩小，到幼儿段，儿童父母四类职业的比率已经趋于接近。

可以看出，从高中段到幼儿段，儿童父母的职业层次存在逐级上升的现象。可以认为职业层次的提升是我国家庭教育指导的对象群体变化的特点之一。

2.儿童父母职业与其他自身特点的关系

从表5―表7数据表明：儿童父母的职业类别与儿童家庭居住特点，儿童父母的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学历层次、业余主要活动以及家庭的结构类型和收支状况之间存在联系。具体表现为：

篇11

【中图分类号】 R 179 R 15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3-0252-02

饮食行为与许多慢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等相关，青少年时期形成的饮食行为往往持续并影响终生，从小培养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疾病预防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分析江苏省中学生饮食行为及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为制定营养政策和进一步的营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将江苏省13个省辖市排序，随机抽取4个市（苏州、徐州、南通、泰州）的市区和郊区各1所中学，各市1个所辖县的1所县城中学和1～2所农村中学的17所学校。每所学校再随机抽取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各1～2个班，班级中所有愿意参加调查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共收回问卷5 169份，获得12～18岁有效问卷5 089人，其中男、女生分别为2 714名和2 375名。

1.2 方法 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现场调查时教师回避，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组织学生在教室匿名独立填写调查问卷，当场收回。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各种食物近7 d内的食用频率等。

1.3 统计分析 数据用Access软件进行录入,用SPSS 11.5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不良饮食习惯的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5 089名中学生的基本情况见表1。

2.2 饮食行为 见表2。

2.3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学校所在地、性别、年龄、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文化程度是吃汉堡/炸鸡等洋快餐饮食行为的危险因素。不吃水果的习惯与性别、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文化程度有关；不吃蔬菜与家庭经济状况、年龄相关。见表3。

3 讨论

江苏省青少年喝饮料、吃薯片/薯条及吃洋快餐等不良饮食行为较为普遍，其中有12.4%的中学生在1周内吃过洋快餐4次及以上，与国内一些调查结果［1］比较，食用的频率较高。洋快餐与肥胖的关系已被许多横断面研究所证实，美国的一项队列研究也已证实洋快餐是肥胖、糖尿病发生的危险因素［2-3］。学校所在地为城市、男性、较低年龄组、家庭经济状况好、母亲文化程度高是青少年吃洋快餐频率高的危险因素，而家庭经济状况好、母亲文化程度高的青少年吃蔬菜、水果频率也高。高收入家庭、高学历母亲对孩子的饮食行为可能更为关注，蔬菜、水果的重要性已逐步被高收入家庭和高学历母亲所认识，但洋快餐的危害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说明在今后的营养教育中应加强洋快餐对健康危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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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交通运输业自身的技术经济特点对其结构调整同样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对交通运输方式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在交通运输技术经济特点确定的情况下，影响交通运输结构主要是外因，外因主要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交通运输技术经济特点变化同样会对地区交通运输结构演变产生影响，我国交通运输业进行区位划分，其主要可分为华北、华中、华南、华东、东北、西北、西南等七个一级运输区域，按照区域性划分对每个地区的交通运输宏观指标进行核算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交通运输结构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十二五”阶段我国重点需要对区域交通运输结构进行调整，完善交通运输结构，促进交通运输业全面发展。

?荩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影响因素分析

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对其进行归纳，主要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因主要是指交通运输的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其主要包括经济状况、自然条件、生产关系等。内因主要受到交通运输内部经济技术特性影响。从自然条件角度看，自然条件的因素直接影响到交通运输项目的投入要素，自然条件好的交通运输项目投入要素比例较低，自然条件差的交通运输项目投入要素较高，自然条件还会影响到交通运输业对国民经济的运输需求结构，从我国的特点看，由于我国人口多、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变化比较大，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因此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结构会有更高的要求，交通运输结构只有全面发展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交通运输业发展的特点看，自然条件因素直接影响到交通运输方式的需求，交通运输优势的充分发挥也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从微观角度分析，自然条件会对交通运输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十二五”阶段我国需要认真研究自然条件对交通运输结构的影响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计划，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经济与交通运输存在紧密的联系，经济状况主要是由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总水平决定的，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产业布局不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导致货流和产品特征不同，因此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微观角度，运输结构都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人们的消费结构和生活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运输供给与运输需求之间结构变化处于相同状态，所以在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运输供给与运输需求之间存在对应性关系。供给最终的目的是满足需求，有什么样的需求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供给，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交通运输业的平衡、协调发展，“十二五”阶段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必须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调整好交通运输结构，促进交通运输业全面发展。

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看，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要经历从单一化发展模式向多元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运输方式从原始的运输方式向现代运输方式转变，技术层次从低级阶段不断向着高级阶段方面转变，这些方式方法的转变与科技进步有着紧密的联系，科技可以给交通运输发展带来直接性影响和间接性影响，从直接影响角度看，科技可以促使新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同时促使运输装备的性能改进及运输结构的改善，交通运输在科技的带动下，各种运输方式相互作用协调发展。从间接性影响角度看，科技进步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促进新兴产业的崛起，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交通运输需求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交通运输结构会随着交通运输需求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交通运输业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只有在各种因素作用下不断调整交通运输结构才能促进交通运输业处于健康稳定的发展状态，“十二五”阶段我国科技会不断发展，对交通运输业会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我国交通运输结构应与科技发展协调起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两者相互协调同步发展。

?荩我国交通运输结构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交通运输综合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运输结构失衡和运输能力不足等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交通运输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处于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各方面的发展水平，才能适应“十二五”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对我国交通运输的宏观评价指标进行系统化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交通运输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交通运输结构问题，才能建立符合区域交通运输发展需要的交通运输体系，才能实现交通运输需求和供给的平衡。我国交通运输在能源利用、运输供给、区域合作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协调、不衔接的地方，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交通运输结构问题，才能促进交通运输业全面协调发展。

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存在一系列问题，基础设施总量不足是我国交通运输业结构优化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业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幅员辽阔，现有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无论从运网密度角度看，还是从整个世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我国还处于落后状态，我国的公路、铁路、民航在总量和平均密度方面都落后于欧美等国家。从区位角度看，西部地区公路网技术含量低，行车条件差，综合实力较低，很难满足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十二五”阶段我国需要加强对西部交通运输业的投入，从根本上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从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的总体状况看，各区域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通过对区域之间的大通道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大通道存在明显不足。西南、西北等区域高速公路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从初始状态看，交通运输流量较少，而华北、东北、华东区的路网建设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存在不协调现象，社会经济发展加快，但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交通运输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利。“十二五”阶段我国应该不断调整好交通运输结构，从根本上保证交通运输业更好的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荩区域交通运输结构优化的措施研究

从区域状况看，由于区域经济状况、自然条件、国家政策倾向不同，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当前我国地区之间交通运输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各区域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区域交通运输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在各个区域的优势没有很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