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笔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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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篇2

关键词：

《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承担着奠定学生学业基础、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重任。近年来，普通高校这门授课时间最长、课时最多、参与教师最多的基石性课程，正逐步丧失其丰沛的活力和能力培养功能，被放逐到“鸡肋”的行列中。这种尴尬的教学效果主要源自以下教学误区。

一、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策略无法培养文学感悟力

从高校教学管理来看，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安排便于检察监督课程进度和课堂教学内容。由于教学计划是全部按照教材目录做的编排，教学监督部门也很容易评判教师的课堂教学工作量多少和完成情况。从教师方面来看，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讲课方法省力省心，教学难度低。教材已经把相关问题总结得相当完备，而涉及的文学史宏观研究资料丰富易得，备课轻松，讲课出彩。尤其是在课程考核时，教师以教材制作参考答案，评阅试卷按知识点给分，方便精确，不担心学生质疑和管理部门的后期检查，简单省事。学生也认可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应试教育使得大多数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缺乏大量阅读，反复记诵，悉心体验，古代文学基础不牢，知识面不宽，阐释作品，感悟作品的能力不强，能够熟练阅读古文的学生凤毛麟角。而这种教学法恰好回避了学生的尴尬，只需要一本教材和几页笔记就能顺利轻松地通过考试，助长学生记笔记、背笔记的学习误解。古代文学课程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把握力。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人的心灵体验和文字表达，要求学习者投入个体的心灵感受和体验。“古代文学是探求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学科，不但创作者需要艺术的想象力，研究者同样需要以充沛的想象力去做‘同情之理解’。”［1］由于忽视古代文学作品教学，使“文学作品已经失去了在文学学科中应有的基础，而处在一种知识传授的辅助地位”，［2］架空了学生的能力培养目标。

二、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忽视培育学生的学术能力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具体表现为“满堂灌”和“一刀切”的教学法。采取“满堂灌”和“一刀切”最利于完成教学任务。因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庞杂，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课时了解古代文学发展历程和纷繁复杂的状貌成了摆在授课教师面前的重要问题。教学组织学生讨论发言、阐释作品、论证观点等活动显然难以完成艰巨的教学任务。最便捷的做法即按照固定程式概括、梳理作家生平、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文学史知识，阐述文学史观点，同时蜻蜓点水地提到大量名作或者名篇名句佐证文学史。例如，李白、杜甫、苏轼都是古代文学发展中“集大成”式的人物，既是课程的重点，也是学生兴趣的焦点。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已经接触了不少他们的生平经历和名篇名作，缺乏的是依据作品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李、杜的“集大成者”的不同表现。但在课堂讲解中教师往往该简化生平经历没有简化，该深入解析作品却轻描淡写，没有讲透课程的重点。“最直接的表现是，讲作家必讲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及影响，讲作品必讲背景、内容、手法、语言。重条分缕析，轻整体感染和心灵的触发，重说明、讲解，忽视描述、抒情，像解剖医生一样冷静与漠然，文学的课堂死气沉沉没有激情，自己都不被感染，怎样感染学生？”［3］由于假设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是平均的，教师在授课时往往采取“一刀切”模式，无视学生兴趣和能力的差异，用普及古代文学常识代替思维、能力引导。同时，由于教师对教学内容有绝对的处置权，随意授课的现象严重，如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挤压教学中的关键内容、夸大自己的研究领域等现象时有发生。

三、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的教学活动与社会需求脱节

古代文学最主要的教学目标有两个：一是提升学生的内在素养，如情趣、气质、意志、修养等。二是培养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包括口头表达和论文写作、创作等。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素养，就是要培养学生出色的语言表达力和写作能力。目前古代文学的教学活动未能重视社会应用，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没能激发古代文学的资源活力。因此，中文专业学生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独立思维不足、文字表达逊色、发展缺乏后劲等致命缺陷，无法满足社会对中文人才的能力期待与需求。古代文学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不利于培育中文专业学生的核心能力——语言表达。这种教法利于完成教学内容，但在课堂上进行具体的文学能力操练几乎不可能。多数教师在课堂上只是传递诸多已成定论的观点，缺乏示范文学问题的提出、论据的搜集、结论的分析论证过程。大多数时候文学作品只是作为论据罗列出来，教师并未进行精妙传神的赏析。学生无法获得语言表达熏陶和研究思路的启蒙，不能激发学生反复体味揣摩所学知识的动力。加上课后的作品阅读和写作训练不能及时跟进，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得不到有效的刺激和训练，不会赏析作品，不能熟练写作，也不具备思考与分析文学问题的能力，毕业后难以胜任实际的文字工作。

四、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古代文学教学策略设想

当前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语言审美力、运用力、创造力、写作实践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等文字应用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改变古代文学的现行教学模式，根本无法走到良性的发展道路上来。如何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出高质量的应用型人才，是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以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古代文学教学应该引导学生吸收古代文学的养分提高专业能力。策略如下：

（一）教学内容设计科学合理

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应该对每节课都能精心设计，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掌握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方法。有效阅读、解析作品的前提是具备并能自觉地运用科学、系统、的文体知识和理论来指导解析文学作品。在课堂教学中应该确定以文学史为纲领，以作品讲解阐释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体会、揣摩作品的情感和表达机巧，激发学生广泛深入阅读的兴趣，促进学生课后自主阅读作品。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本身就是阅读和写作的范例。如何通过感性的文学感悟洞察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技巧和复杂的心理活动、流变状态，使阅读真正有效地启迪心智，创新阅读者的意识思维和语言能力？最便捷高效的途径就是研究古代文学作品。对作品的情感和写作技巧反复揣摩才能真正开启心智，构建并塑造学生的语言体系，完成能力培育的现实目标。

（二）教师重视示范作用

教师的课堂教学应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引导与研究示范。教师梳理文学发展线索、考证作家生平、阐述作品精妙、分析论证文学争议的种种活动，应具有示范性和引导性，让学生理解每一个步骤环节的能力培养功能。教师要以文学的语言向学生示范如何体悟典范作品的美感、如何阐释其表达技巧，培养学生正确阅读古代作品的习惯而非肤浅、机械生硬地肢解作品。教师应教会学生阅读作品的方法，引发其阅读原典的兴趣，积累基本的文学经验，培育出敏锐的文字感受力和文学感悟力，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

（三）建立课外持续性学习和评价的平台，重视学习习惯的养成

古代文学的能力培养空间主要还在课外。能力的养成有赖于扎实的基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反三隅”的教学方法不可能在现代课堂上实现。网络的发展给课外学习提供了方便。教师可以建立网络学习空间加强和学生的互动，及时跟进、指导学生课后的阅读、写作活动，及时回应学生疑问并能迅速找到问题所在。当学生的古代文学的学习习惯养成自然后，能力的持续性发展也顺理成章。同时，一些在课堂教学环节无法进行的文学训练和学习效果评估也可以借着网络传输来实现。例如，教师可以对学生的古代文学阅读、能力基础进行摸底，将学生分组，有针对性地布置相应的能力训练作业，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古代文学课程是一座充满营养与活力的宝库，承担着重要的精神导向和能力培育责任，应该朝着引导学生能力发展的方向发展。确保课程教学完成后，学生不但能从宏观上把握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还能精妙地阐释古代文学作品，有较为扎实的语言功底、基本的写作能力和科研能力。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独学不用”“学而难用”要不得。想要学生改变，教师首先要改变思维方式和授课习惯。教学管理部门也应该理解文学教学独特性，信任和支持教师的教学改革。

作者：田宁 徐剑锋 单位：西安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西安航空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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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应用能力；教学方法；改革；古代文学

专业应用能力是指从事某一岗位所需的基本能力，具体到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被确定为：文字书写能力、口语表达能力、文章写作能力、文章阅读鉴赏能力、职业能力等。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从先秦到近代文学，包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积累的文学文化遗产。虽然在课时安排上占用时间最长，需历时四个学期。但是，由于其所涉及的内容浩如烟海，往往一部作品所供参考的研究资料就可以组建一个小型图书馆，所以，在有限的课时内，很难传授给学生全部的知识，而以知识灌输为目的的讲授法也难以实现民办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同时，民办高校学生普遍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知识储备少，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注重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及识记。其次，缺乏学习热情，学习主动性差，听课比较被动，参与课堂的热情不高，对教师布置的课外阅读及作业很难认真完成。再次，接受知识、消化知识的能力略有不足，知识理解力稍差。传统的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教学形式，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基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的目标，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法进行了如下改革：

一、以“任务驱动法”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潜能

“任务驱动式教学法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这种方法改变了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局面，对教学的评价不以老师讲的是否精彩为主，而以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和学习的成效为主。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对自己所讲授的内容了如指掌，还要分析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能力，科学地将教学内容进行分解，合理地设计学习任务，提示学习方法。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以元曲部分的“王实甫与《西厢记》”一章为例，传统课堂上教师基本按照作家生平思想、作品的题材来源、基本情节思想、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进行讲解，大部分学生只是被动地记思想特点、艺术特色。这种机械的记忆很难对文本艺术性有切身的体会，文章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也难以提高。而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教师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将教学内容中学生能够自主完成的部分设计成学习任务让学生在探究中学习。比如，我布置学生课下完成“张生与崔莺莺爱情故事的演变”这一任务，要求小组合作完成。同时，提示学生再次阅读学过的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和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阅读《西厢记》原著，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献资料。课上各小组分别推举一个代表进行汇报，然后学生之间互相质疑、补充，教师适当指点、引导。这样，学生不仅完成了“西厢记的题材来源”这一教学内容，而且还引发了学生主动地思考“为什么‘崔张’爱情故事会由原来的悲剧转变成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这一问题，使学生在不断探究的过程中又解决了一个教学难点。另外，学生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主动阅读了原著，对艺术特色也有了自己的总结和把握，教学重点也由学生自主完成了。一个合理的学习任务，完成了传统课堂上的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兴致较高，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更扎实。为了激发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避免小组合作任务有部分学生滥竽充数的现象，还可以适当设置一些独立型任务。如，在讲授先秦“诸子散文”时，可以尝试给学生一个需独立完成的任务，把学生引领到一个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解决问题让学生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比如，“找出孔子《论语》中论述‘仁’的语句，并谈谈你对此的理解。”布置的这个任务就迫使学生要仔细阅读《论语》，并且要查阅大量资料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还要认真梳理出自己的体会，形成文字材料。课上采取同学间互评的方式将每个学生的文字材料随机分发给其他同学进行点评，这样既可以起到学生间互相学习的作用，同时也完成了互相监督。学生互评后教师选取完成较好的进行宣读交流，讲评，总结学生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对完成得不理想的学生，课下找时间进行辅导。在任务驱动教学法中，对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评价是重要的环节，可以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不足，发现他人的优点，而且也能促使学生认真对待每一次学习任务。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锻炼了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也提高了信息检索和筛选的能力。

二、以“角色互换法”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活跃课堂气氛

角色互换法是互动式教学中一种典型的教学方法。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教师选取一部分能够自主把握教学内容的学生，让他们充当教师，进行讲解。具体操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选取教学内容，进行分工布置。角色互换法对于理论性较强、学生难于理解的内容并不适用，因此，教师选择的内容极为关键，明清部分的小说尤其是“四大名著”的教学比较适合用这种方法。第二步，学生准备阶段。教师提前2-3周布置讲课内容，给学生充分的准备时间，并且要求学生制作课件，写出讲稿。同时，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列出“百家讲坛”“超星学术视频”等相关网络资源上的经典视频，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准备。在学生正式讲课前2-3天，教师还要对讲课学生的准备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以提高课堂效率。在此过程中，教师不能打消学生的积极性，要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以鼓励和帮助为主。第三步，学生课堂讲授阶段。这一阶段，教师要以学生的身份认真听讲并记录。同时，掌控课堂秩序，观察其他学生的听课反应和状态。学生讲解过程如有知识性错误，不应打断学生进行纠正，以免打消学生的积极性。第四步，教师点评阶段。教师在学生讲授完成后，要及时进行效果评价。肯定学生的优点，正面鼓励学生参与课堂的热情，同时要指出不足，激发学生继续努力提高。另外，对教学重点和难点要进行补充和强调，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认识、理解。利用角色互换法，有利于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应变能力、口才表达能力、课件制作等能力，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集中了学生的上课注意力，构建了互教、互学、平等、自由的教学环境。

三、以“诵读法”强化学生对经典作品的理解，培养学生阅读鉴赏能力

诵读教学法自古便有，“诵”包含两种意思，一是用抑扬顿挫的音调朗读文章，二是凭借记忆背诵。中国古代文学的讲授主要以文学作品为核心，让学生大量诵读甚至背诵作品，这是使学生深刻理解作品的可行的方法。诵读一方面可以是教师进行诵读示范，或者播放名家诵读音像资料，对学生进行诵读基本方法的训练。另一方面，可以是学生诵读，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选择个体诵读、集体诵读和分角色诵读三种形式。对于短小的、相对简单的诗词可以采用集体诵读的方式，对于感情比较强烈复杂的可以采用个体诵读的方式，比如李白的《将进酒》，学生如果能够读出李白强烈的感情，对作品的理解也就完成了大半。而对于有一定叙事性故事的篇章，比如《西厢记•长亭送别》片段，可以找学生分饰张生和崔莺莺进行分角色诵读。学生只有通过熟读作品，沉浸于审美的享受之中，才能陶冶性情，开拓视野，提高文章的审美和鉴赏能力。同时，因为学生的人生阅历、知识积累等原因，也许对于某些作品中的精神、感情无法理解和把握，而当他们默诵下后，就可以随时随地慢慢体会，并于其中时时受到陶冶。因此，适当布置诵读甚至是背诵一些经典篇目，并且及时地检查、督促，或者在期末考试中增加背诵知识的考核，强化学生的经典阅读意识，对于提高学生的文章阅读鉴赏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四、以“多媒体辅助法”增加古代文学教学的活力，拓展课堂容量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教学突破了传统的模式，大多数课程都纷纷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而如何使用多媒体是文科专业教师面临的新的挑战和压力。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利用多媒体追求什么，怎样把传统用语言表现的古代文学具象化，增强原本只有靠语言和纸质教材共同构成的教学立体感，让板书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学生接受知识更为广泛。同时作为以情感为主题的文学，如何用多媒体的手段再现、表现人的情感，这是教学中的最大难点。因为，多媒体如果使用不当，只是单纯地把纸质的教案变成了电子教案，学生由原来的记笔记变成了打印、复制笔记等，这就完全背离了古代文学教学的目的。在授课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链接丰富的图片、古代名曲、配乐朗诵、相关评论以及音像资料等，来帮助学生进入某种情境，这是教师无法用语言、板书来完成的。比如，在先秦文学的讲授中，学生对那种久远的历史感无法把握，教师就可以通过多媒体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图片和考古资料，帮助学生能够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理解那一时期的文学。在讲解《西厢记》时，选择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演唱的电视剧版《西厢记》，让学生欣赏惊艳、闹斋、长亭送别等折的表演，课堂效果非常好，平时对戏曲比较反感的学生，也开始对戏曲产生了兴趣。还可以在课上插播超星学术视频、网易公开课、爱课程、中国公开课、百家讲坛等名家讲座的精彩片段，丰富课堂，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因此，在多媒体使用上，既不能盲从也不能排斥，教师要扬长避短，把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合理地引入课堂。

总之，“教学有法，法无定法”，中国古代文学要根据教学内容灵活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学生能力培养为本位，注重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口语表达能力、文章写作能力、文章阅读鉴赏能力等专业应用能力。

作者：吴凤玲 单位：长春光华学院

参考文献：

[1]曾大兴.古代文学教学的五个目的与五种方法[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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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和探讨

针对当前中国对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出以下总结：

1．在教学中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古代文学的传统课堂教学内容包括作者生平简介、个体文学的讲授和介绍、代表作品的研究和讲解等，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死板、拘于形式，没有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因此，当今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应该注重学生全方位的发展。在具体的教学环节、教学内容以及教育理念中教师应着重注意学生的人格培养、情绪调适、意志培养、认知纠正等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

2．在课外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也要给学生布置适量的课外任务以提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例如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和阅读、读书笔记、写作练习、撰写论文等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或是以心理健康为题让学生思考并创作论文，从而达到在课外学习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3．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树立良好的榜样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课外与学生的相处中，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思想品德的发展，尤其是师范类院校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会成为中小学教师，这关系到中国教育事业的长久发展。因此，一名教师应具备乐观、积极向上的性格和高尚的品德，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积极活跃课堂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典范。

4．正确认识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虽然很值得研究和学习，但也有其消极的内容。每个人在研究其内容时，对其理解和感悟不尽相同。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是忧愁伤感、忧国忧民，而古代文人在文字中也透露了自身的性格特点，这些都会潜移默化地给学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使学生无意中开始模仿并形成这种忧患、多愁的性格。因此，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的教学中应正确引导学生的思维，创新教学思路，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此种情况，应及时对其进行教育，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以积极的心态来学习古代文学，客观了解古代文人的写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