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识培训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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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充分认识开展普法教育的重要意义。首先，开展普法教育是依法治企的基础，倘若企业员工缺乏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淡薄，依法治企也就无法实现。其次，开展普法教育是防控企业法律风险的有效措施。公司在经营中难免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经济纠纷，如果没有预先防范的意识，就无法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结果将会对公司带来重大经济损失，影响良好声誉。再次，开展普法教育是提升员工法律素养，帮助树立正确法律观念，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依法维权的重要途径。

二、要切实加强企业法律法规学习教育。一是各部室、各子公司负责人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头学法守法用法。二是要加强对《公司法》、《合同法》等重点法律法规和岗位适用性、禁止性法律法规的强化学习，切实提高履职能力。三是要进一步健全学法常态化、制度化机制，建立普法责任制，形成以集团公司法律事务部负总责，其他部室和各子公司共同参与、密切配合的法律宣传教育制度，做到普法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要求、同布置、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切实提升公司员工法律意识和学法热情。四是要夯实普法教育的文化基础。要将日常普法与关键时点普法相结合，充分利用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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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培训学习，使我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法律意识，增强了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下面就此次精彩培训学习所得谈几点体会：

一、丰富了自己的法律素养。充分认识了学法用法的重要意义，增强使命感。

杨阳首先介绍了对留守的儿童普法教育有助于儿童法制意识的养成以及社会稳定的维护，他从三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留守儿童的普法教育，二是志愿者支教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问题，三是其他法律知识交流——以婚姻法为例：从结婚、财产分配以及离婚三方面的注意事项进行阐述。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支教工作中要充分把法制内容、教育契机在各学科的教学活动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渗透进去，增强学生的相关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的教育，激发学生法制情感，培养学生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习惯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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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法制部门的帮助指导下，在全区各行政执法部门及所有行政执法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较好成绩。2011年被评为全省推进依法行政先进单位，2012年被评为全省行政执法监督先进单位。在此，我谨代表区政府，向多年来辛勤工作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的全体行政执法人员及在座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亲切的问候！

为了确保此次培训工作取得实效，我再强调三点意见，与大家共勉：

一、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充分理解开展行政执法培训的重要意义

根据《省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的规定，我省行政执法证件包括《省行政执法证》和《省行政执法监督证》，每五年换发一次，即给现持有执法证件的人员换新证,给新申领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核发新证。我省2010年换发使用的“两证”到今年年底就要满五年，需要重新核发新式证件，新证自明年1月1日起开始使用。在换发新证前，所有新申领行政执法证的人员都必须经过综合法律知识培训并经考试合格。因此，举办此次行政执法培训班，很有必要，也很重要，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简而言之，法治政府就是按照法治的原则运作的政府，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政府的运行和政府的行为都受法律规范和制约。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为此，国务院2009年出台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我国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本质要求和途径，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权限，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项社会事务，依法进行有效管理活动。依法行政的核心又是行政执法，因为行政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国家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对管理相对人采取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行为，或者对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行使和履行情况直接进行监督检查并作出处理结果的行为。行政执法行为可谓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对外形象，关系到法律、法规的正确施行，关系到依法行政的全面推行，关系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都明确要求要健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对拟上岗行政执法人员进行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经考试合格的才能授予其行政执法资格。所以说，加强行政执法培训，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各行政执法人员要充分认识到这层意义，明白自身执法行为所代表的含义，自觉地参加好这次培训，在加强法律知识学习、提升执法水平上下功夫，使行政执法工作始终服务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大局。

二是构建和谐的需要。构建和谐具备很多要素，具有很多内涵，依法行政、行政执法都是构建和谐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需要。当前，随着“老城改造、新城开发”的步伐不断加快，我区正处在大改造、大拆迁、大建设、大发展的进程中，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以和谐为根本点，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法治”的思想，把行政服务贯穿于行政执法的全过程，处处体现“平和执法”、“文明执法”的理念，善于执法，规范执法，依法执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推进“双城共繁荣”建设。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做支撑，需要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行政执法队伍来保驾护航。而要建设一支法律素养水平与行政执法能力相匹配的高素质执法队伍，必须加强学习与培训。从这次培训对象来看，全区21个部门551人需要换发新证，其中114人是新申领行政执法证的人员，都是这次培训的主体，可以说都是新手，还没有走上执法的一线，对国家的和本部门的法律法规还不太熟悉，还没有达到胜任执法岗位的要求，更需要通过学习来提高法律素质。各行政执法部门要在队伍建设上下大力气，加强日常管理，加强业务培训。区政府法制办要加强监管，坚决将不胜任执法岗位的人员清理出执法队伍。

二、端正态度，严守纪律，努力确保综合法律知识培训班取得实效

一是认真学习出成效。此次培训，区政府法制办非常重视，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不仅请来了资深的专家教授讲业务知识，还请来了富有实践经验的政府官员说案例、说体验、说经验，理论新颖，内容翔实。在座的各位都是分管和即将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同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今年新申领行政执法证，即将真正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同志，更要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按照培训班的要求，静下心来认真学。在学习的过程中，要结合工作实践，带着问题来学，带着思考来学，这样才能学所收获，学以致用，指导工作。

二是严守纪律保实效。根据培训安排，此次培训就一天，星期六下午还要举办全区综合法律知识考试，这是核发行政执法证的两个前提条件，特别是对于新申领行政执法证的同志来讲，更是个必要的环节。不经过综合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就领不了证，执不了法。对此，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认真对待这次培训，严守培训纪律，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三是坚持学习求长效。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城市变化日新月异，新知识、新理念层出不穷，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以及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进一步提高，对各行政执法人员的自身素质、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善于长期坚持学习，就会被社会淘汰。今天的培训只是一个起点，重在强化大家学习法律知识意识。会后大家还要加强日常学习和工作过程中的学习，持之以恒，孜孜以求，使自身学习常态化、长效化，努力做一名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的优秀执法人员。各执法部门也要以这次培训为契机，不断建立健全培训长效机制，积极组织开展部门专业法律知识培训，着力提升部门依法行政水平，着力推动全区法治政府创建。

三、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全力保障全区“两证”换发工作顺利推进

“两证”的重新核发，是对行政执法人员和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资格的清理、审查和确认，是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重要举措。区政府法制办和各行政执法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依法行政工作一项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来抓，统一行动，共同配合，齐心协力推进我区“两证”换发工作。

一是区政府法制办要精心组织。“两证”的重新核发，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区政府法制办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扎实推进，从审核主体资格、举办培训班、组织考试到办理证件各个环节都要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精心安排，确保我区换发两证工作有序推进，确保全区所有换发新证人员都能持证上岗、合格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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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职工法律知识培训的意义

一个企业作为一市场的主体，面临着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风险，毫无疑问，法律风险是所有的风险中最突出、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并且具有法定的强制性，任何人与事物都不能与之抗衡。一旦发生法律这种风险，往往很难去控制当时的局面，进而就会给企业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那么企业多年积累下来的经营绩效、荣誉、信誉等等往往就会因为法律风险预测不利、估计不足而受到严重的损害。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法律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相关法律的不断修改、完善，越来越多的法律在处理事情时已经做得比较完美，这样就要求企业里面的职工不能只是紧紧停留在掌握某些基本的法律知识，而是应该努力的构建一个属于自己企业职工的法律知识平台，进而培养职工的法律思维方式并且树立牢固的企业职工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严格做到对企业的职工进行强化与引导。最后才可以让企业在众多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二、企业职工法律知识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当前，尽管一些企业比较重视职工的法律教育，也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培训活动，但是其成效却不尽如人意。

(一)对于企业职工法律知识培训的针对性问题分析

职工法律知识培训的针对性不够强，主要表现在企业虽然对职工进行了一些法律知识的培训，但是这些企业一般只是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法律理论知识的教育，在对和企业生产经营服务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方面却缺少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相当多职工了解法律知识甚少，他们虽然接受了法律理论知识的培训，但是相关的法律实践匮乏，例如亟需对职工进行企业突发事件的应对演练实践教学等。因此企业花了钱搞培训，却没有取得想要的效果。

(二)对于企业职工法律知识培训的有效性问题的分析

职工法律知识的培训的有效性比较低，主要表现在企业在对职工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活动中，尽管企业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可职工对企业突发的法律事件却不能及时很好地加以解决，往往会造成公司的严重损失。

三、提高企业职工法律知识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途径

针对以上对于提高企业职工法律培训的问题，提高企业职工法律培训的有效性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当前随着社会迅速的发展，很多企业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方面参差不齐，诱发了大量案件的发生，这些案件不仅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经济损失，也使得企业的信誉度大大降低。所以，企业必须重视对职工的法律教育，培养职工知法、守法的法律意识，增强职工对违法行为的辨别能力，把违法苗头消灭在萌生阶段，尽可能地降低发案率。通过严格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使职工更好地服务于企业、贡献于社会。

(二)提高企业职工的自身素质

目前看来，大多数企业都面临着同业的竞争和挑战。无论是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来看，还是从客观环境的要求来看，都需要不断地提高职工的自身素质。因此，企业应教育职工不应满足于现状，要求职工去认真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刻提醒职工保持清晰的头脑，不断充实自己，增强其法律观念，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建立健全职工法律援助中心

各地区的工会组织应该充分整合自己区域的工会窗口、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以及法律援助机构的资源，要建立起各级各类职工法律援助机构，将法律援助机构从省市级县级工会组织向乡镇、街道社区、工业园区发展并延伸，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将法律援助机构延伸至企业，通过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等方式，使得法律援助工作的覆盖面逐步扩大，基本形成省、市、县、乡、企业等各级各类职工法律援助中心网络，在加大对弱势职工的法律援助过程中普及法律知识，进一步提高职工法律知识培训的针对性、有效性。

(四)不断地完善劳动保障法律制度

一是国家要不断地完善相关的劳动保障法律，根据经济发展的进程去不断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要在全国开展“职工法律援助服务示范单位”的评选活动，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进一步提高企业及职工的法律意识。三是监督并督促各地区的工会机构去完善自己的业务规范和服务标准，建立健全的投诉处理制度、信息统计等内部管理制度。四是加强各地区的法律援助经费的管理，严格执行相关经费的开支范围，并确保资金的使用安全。

(五)开展优秀企业和优秀职工的评选

建议各地区每年对所有企业至少开展一次优秀企业和优秀职工的评选活动，对于最终评优的企业要发放荣誉证书以资鼓励。要求所有的企业在内部进行优秀职工的评选，把那些学法懂法守法、工作业绩较好的职工评选为优秀职工，对于优秀的职工，企业应该发放荣誉证书、进行相应物质奖励，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争做优秀企业和优秀员工的良好氛围。

四、结语

提高企业职工法律知识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需要建立企业职工法律知识培训平台、完善企业法律保障制度、构建高效的内部管理控制机制、增强企业和职工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等等，用这些方法来消除企业因各种法律风险而引发的诉讼、行政处罚亦或者是仲裁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其实，很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如不正当竞争、合同欺诈等许许多多的法律风险，企业只有在构建高效的防范经营风险的机制的同时，大力提升职工队伍整体的法律知识水平、加强职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培养，才能有效减少法律风险发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时也为创造和谐企业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姚兵 单位: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彭文卓，郑莉．让法治精神在职工心中生根发芽［N］．工人日报，2015－11－04005．

［2］林国伟．构筑企业职工法律知识平台的思考［J］．机电技术，2011，02:154－155+164．

［3］顾威．沈阳区县设立“职工法律援助站”［N］．工人日报，2009－04－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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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调查

研究是社会问题探讨领域最常用的实证、量化研究方法之一。问卷调查是调查研究中最常采用的手段，是获取数据和发现复杂现象中起关键作用的变量以及变量间关系的一种重要方法。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主要用于收集山东威海市医务人员医疗纠纷发生情况、医务人员法律知识水平及影响因素的信息资料。对获取的数据和信息再进一步整理并进行统计学分析。本文利用分层多元回归和多变量广义线性模型分析，筛选出相关的影响因素后，建立医疗纠纷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回归模型，在医疗实践中对于预测和防范医疗纠纷的发生提供资料和帮助。假设某人群法律知识平均得分为自变量，该人群医疗纠纷发生率为因变量，它们之间具有线性关系，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y=a+bx；式中y代表纠纷发生率，a为截距，b为回归系数，x为得分。利用这个方程，就可认识和掌握医疗纠纷发生率在该人群中的变化趋势，公式为（公式略）根据回归直线法，无论任何一组调查数据资料(xi,yi)i=1,2,,n,都可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得回归直线y=a+bx而不需要事先假定x与y具有线性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所求直线y=a+bx与其他所有直线相比，各点纵坐标yi与历史数据yi之误差平方和最小，但并不等于能很好地拟合调查数据所确定的各个点（即x与y不一定相关），有时这种拟和甚至毫无意义，因此，必须进行相关性检验，所谓“相关性检验”，就是验证所有的调查数据（公式略）

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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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0-9817(2008)11-1034-01

【关键词】 食品处理和加工；知识；组织和管理；学生保健服务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卫生法律及卫生知识掌握情况，直接关系到学校食品卫生质量和安全。为了解该人群的食品卫生法律及食品卫生知识现状，笔者于2007年5月对重庆市部分中学食堂从业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重庆市城市中学7所，农村中学10所，食堂从业人员共306名。其中男性139名，女性167名；城市165名,农村141名；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4名，高中61名，初中173名，小学68名。

1.2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以学校为单位集中答卷。内容包括食品卫生法律常识、食品卫生知识两大部分共20题。问卷以单选不记名的方式自行填写，现场发放，现场回收。共发放问卷310份，回收31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共306份，有效率为98.71％。

1.3 统计分析 使用EXCEL建立数据库，对调查数据整理核对后录入，统计分析用χ2检验和精确概率值法比较。

2 结果

2.1 食品卫生法律常识和卫生知识正答情况 由表1可知，学校食堂从业人员总正答率为60.13％，其中城市为73.94％，农村为43.9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8.48，P＜0.05）；男性为63.31％，女性为57.4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07，P＞0.05）。城乡同性别正答率城女为71.59%,乡女为41.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15，P＜0.05)；城男为76.62%,乡男为46.77%(χ2=13.17,P＜0.05)。不同文化程度从业人员的正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64，P＞0.05)。食堂从业人员正答率最高的前5位依次是:“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应1年1次”（92.81%），“餐具清洗程序”（81.37%），“食物中毒报告程序”（79.08%），“防止四季豆中毒在烹调过程中应做到”（76.14%），“煮沸消毒餐具的时间”（74.84%）；正答率最低的前5位依次是:“学校食堂与垃圾堆，厕所，粪池的距离”（25.82%），“烧焦了的鱼肉所含的致癌物质”（26.14%），“使用电子消毒柜消毒时，要求温度时间”（32.35%），“《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实施时间”（42.81%），“食品卫生的‘三防’”（46.73%）。

3 讨论

调查显示，接受调查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食品卫生法律知识、卫生知识掌握程度较低。造成此现状的主要原因估计与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多为临时招聘，流动性强，且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程度偏低，个人卫生习惯较差等有关［1-2］。城市学校从业人员正答率高于农村学校,可能与卫生、教育部门对城市学校食堂卫生管理力度比农村学校管理力度大以及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自身意识存在差别等有关。

针对此次调查结果，建议教育和卫生部门除加强对食堂从业人员的管理外，还要加强培训，并将培训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培训中要加强内容的针对性，如餐具消毒的时间、温度要求等；针对从业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要加强对食堂的日常性检查，对新参加工作的从业人员，强化岗前食品卫生法律知识以及卫生知识培训及考核，达不到要求的人员绝不允许从事该工作，尤其要加大对农村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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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的来临及循证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医疗服务观的改变，医疗行为从传统的“以疾病为中心”向“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模式转化，使医患双方传统的“被动式”医疗服务关系逐步发展为“参与式”医疗服务关系；因而在整个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方不再享有绝对的权利，而在类似于疾病诊断、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患者享有一定程度的参与权。这就在客观上对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务人员不仅要充分理解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而且要保证患者对整个医疗过程的充分知情和积极参与；不仅要改变传统的医患双方不对等的权利义务观念，而且要对现行的医疗相关法律法规保持着理性的认识，在医患纠纷发生时，自觉地运用多种方式解决纠纷。早在2006年，原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上就已经明确指出，当前我国医疗服务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纠纷增加；而造成医患纠纷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法律意识的淡薄。当前，面对医患纠纷数量逐年上升的现实背景，客观上对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既关系到患者生命健康权的保护问题，也关系到医务人员合法权益能否充分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因此，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任重道远。

一、医务人员法律意识的现状

“法律意识”主要是指人们对于现行法律及有关法律现象的心理态度、观点及情感的总称。[1]作为社会意识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法律意识主要体现在对现行法律的解释和评价，对现行法律的法理内涵、功能、作用的理解，对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某种社会行为合法与否的评价等。长久以来，受传统“以疾病为中心”医疗观念的影响，医务人员在整个诊疗过程中主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解决患者的病痛问题，更多地注重诊疗过程中的知识与技术，而忽视了潜在的法律问题。相对于整个社会中法治氛围的不断浓厚、患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医务人员的法律敏感性及法律意识却显得滞后不足，缺乏合理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的意识，对诊疗过程中所可能引发的医患纠纷相关因素缺乏必要的认识，比如，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对具有法律证据意义的医疗文书存在不规范书写或不及时完成书写，对病程记录存在记录不全、不使用规范医学术语、虚假记录，对手术风险及患者知情的告知不详尽、敷衍了事及“患者及家属签字即可”存在不规范操作、瞒报、漏报传染病，对涉嫌伤害事件或非正常死亡不按规定及时报告，泄露患者隐私，对患者及家属态度冷漠等等问题，这些都已成为医疗卫生行业普遍存在的法律问题。[2]

二、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

（一）法律思维能力不足

法律思维作为法律工作者的特定行业思维方式，一般指运用法律的逻辑、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当前，医务人员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的意识尚未养成，不具备运用法律思维判断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方面，表现为对纠纷隐患的认识不足，在临床工作中违反诊疗操作规范、病例不规范书写、侵犯患者隐私权等现象普遍存在，直接或间接导致纠纷的发生。另一方面，表现为自身的证据意识不足，在临床工作中面对患者及家属的各种提问，告知病情及提醒重要细节问题时往往没有形成完整的记录，对病历中关键信息书写错误等情况时有发生，在发生纠纷时往往无法证明自己的告知行为，对后续的纠纷解决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医学生法律教育不足

长期以来，高等医学院校“重医轻法”的现象一直存在，当前，大多数医学院校只注重培养医学生的医疗技能，而忽视了医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现有课程也只单一的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门课程，且往往作为公共课开设，课时较少，对医学课程任务繁重的医学生来说，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甚至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过关，没有真正意义上对法律含义及内容进行理解与掌握。因此，造成这些医学生毕业后进入医疗行业从事医疗活动时，缺乏维护自身权益、防范医患纠纷的法律意识。

（三）医务人员法律知识考核及培训不足

面对当前医患纠纷的复杂形势，医疗机构内部在注重临床质量与科研任务之外，未将依法执业所需的相关法律知识实质性地纳入医务人员定期考核的范围中，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活动也往往流于形式，缺乏与法院等司法行政部门之间的法律知识学习与交流互动，严重阻碍了医疗质量的提升及医患纠纷的风险防控。

三、培养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是现实的必要需求

（一）是防范医患纠纷的需要

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2009年医改方案”）中明确指出：要切实提高各级人民政府通过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能力，加强落实医药卫生领域的法律普及工作，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努力营造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法制环境。当前，随着医患纠纷数量逐步增多，医务人员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意识，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医疗法律法规，面对医患纠纷时，将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更不能通过自身法律意识的增强来防范医患纠纷的发生。因此，为避免在医患纠纷及处理中出现盲目性，医务人员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树立自身“法律至上”的观念，十分必要。

（二）是培养高素质卫生人才的需要

2009年医改方案提出要加强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制订和实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完善全科医师任职资格，加强高层次科研、医疗、卫生管理等人才队伍建设，逐步明确规范医疗机构各级管理者的任职条件，逐步形成一支专业化、层级化、职业化的医疗机构管理团队。因此，提高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是契合新医改方案中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科学性、服务性很强的学科。医务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健康，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高超的诊疗水平，还应具备较高的法律意识。如果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法律意识淡薄，不按照诊疗操作规范进行诊疗活动，将很容易引发医患纠纷。尤其是在当前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现实情况下，医务人员确有必要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这样才能依法行医，成为技术高超、素质全面的卫生人才，以利于救死扶伤、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服务。[3]

（三）是加强依法执业、保障医疗安全的需要

党的十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当前，医疗机构经历了制度化、标准化、科学化管理，现已经进入法制化管理的新阶段。为保障医疗安全，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建立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树立法治观念，认真学习卫生相关法律知识，提高依法执业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增强依法执业意识。

四、培养医务人员法律意识的几点建议

（一）培养法律思维能力，强化证据意识

法律思维作为法律工作者的特定行业思维方式，一般指运用法律的逻辑、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为有效防范医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医务人员在整个诊疗活动过程中应当养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习惯，按照法律逻辑来分析、解决问题。一方面，强化对纠纷隐患的重点防范意识，严格按临床操作规范开展诊疗活动，规范病历书写，保护患者的隐私，强化与患者的充分沟通，建立可靠的医患信任关系。另一方面，强化自身证据意识，加强对法律中有关证据知识的学习，努力培养自身在临床工作中识别潜在证据的能力，必要时对于患者沟通时的关键信息进行录音，以保证各种记录的完整性与真实性，为日后发生纠纷时预留证据资料。[4]

（二）加大对医学生法律知识教育的力度

医学院校应当针对现有医患纠纷的特点，增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课时及授课人员，邀请医患纠纷方面的法律专家定期对医学生进行医疗法律法规讲座，努力提高医学生的法律信仰，逐步使医学生认识法律的重要性及实用性，从而丰富医学生的法律知识，强化医学生的法律意识，使其真正理解和掌握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知识，为以后进入医疗行业从事诊疗活动奠定基础。

（三）加强对医务人员法律知识的考核力度

医疗机构应当在医务人员的定期考核测评中加大对卫生法律法规知识的考核，形成级别管理，使不同级别、不同年资的医务人员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及法律素养。结合医疗活动实际情况及医患纠纷发生特点，积极开展卫生法律知识培训、竞赛、演讲等多元化的法律知识培训活动，并将培训、竞赛等结果纳入医务人员职业考评、晋升考评的评价范围。同时，定期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医患纠纷案件的庭审观摩，提高医务人员依法执业、防范医患纠纷的能力。

五、结语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人类关于健康要求的不断提高，培养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势在必行，通过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达到迅速、真实的解决在医疗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与弊端的良好效果，通过加强医学生的法制教育来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医疗卫生人才，达到有效防范医患纠纷发生的良好效果，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切实可行的维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降低医患纠纷的发生率，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参考文献

[1]刘博，先德强.从法律意识的层次结构看医务人员法律意识培养[J].法制与社会，2008（1）：296.

[2]王瑾.加强卫生法制教育[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0,16(5)：3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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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农民工来自较落后的农村，有些甚至是偏远的贫困山村，那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对外界信息了解较少，思想观念保守。随着近几年农民外出务工热的悄然兴起，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大部分农民工依然用惯常思维思考问题。部分农民工在外按部就班，畏首畏尾，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该怎样说话甚至是不敢说话，害怕惹出更多的事端，通常以自己吃亏的方式息事宁人。此外，许多农民工抱着得过且过的思想，对是否与用人单位签订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文书和积极争取自己的相关利益等持漠然态度，对别人已经发生的事持观望态度，及至事情发生后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时，又后悔莫及。

（二）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低

导致农民工在对法律的理解、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上存在较大欠缺，这同样也体现在农民工对权利义务的认知以及处理事情的行为方式上有所欠缺。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甚至是偏向低层次，导致农民工法律意识薄弱，在寻求法律帮助时，首先想到的是托关系、“走后门”，而不是寻求法律上的援助。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同其法律意识程度高低相互联系。调查显示，收入高的农民工的法律意识相对较高。收入高的农民工，由于自己生产经营的需要，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大范围内接触到法律事务，其在法律知识以及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都相对较强。而收入低的农民工，由于生产经营单一，缺乏接触法律事务的机会，其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则相对较弱。从农民工整体来说，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都不高甚至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法律意识淡薄。

（三）无法坚持长期深入的学习

当前针对农民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主要依靠乡镇司法所进行，人员与经费的严重不足，导致普法工作职能薄弱，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农民工群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同时，村干部文化程度和法律意识不高，在对村民的纠纷调解中，往往不以法律处理，而更多地是依情理决断，从而也造成了农民工对法律的误解。另外，针对农民工的普法教育目前只停留在短时间的春节及节假日农民工返乡之时，时间短促，学习只停留在了表面。大多数农民工并未认真研读有关的法律知识条文，在外务工忙于工作挣钱，返乡之际忙于休息应酬，并未真正领会相关法律知识的精髓。

二、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开展法律常识教育的作用

（一）有助于农民工增强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要使农民工自觉遵守法律，学会运用法律，按照法律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就必须使他们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和较强的法律意识，对法律有信任感和敬仰感。由于农村相对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农民工大多文化素质低，再加上边远山区的农村收入水平较低，外出务工成为许多农民的唯一选择。他们为了保住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宁愿牺牲法定的休息时间，双休日加班加点，甚至宁愿忍受恶劣的劳动环境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大多数农民工缺乏依法维权的意识和习惯，不敢抗争或不懂得如何抗争。有的农民工由于不知法而犯法，不懂法而违法，甚至用犯罪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但没有起到维权的目的，而且使自己的处境更为艰难。因此，大力开展农民工普法教育工作，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使农民工了解解决纠纷的合法途径，不仅有助于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还有助于提高他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劳动权益的能力。

（二）有助于农民工对基本权利的正确认识，避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当前我国劳动集约型的地区，就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较容易遭受侵害的地方。一些企业尤其是小型的私营企业为了缩短成本、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甚至克扣、拖欠工资，减少投入或者不投入安全卫生资金，不顾农民工的人身安全。因此，组织农民工学习法律常识，使他们正确认识法律赋予自己的基本权利，从而有效避免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有助于创建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深入开展法律常识宣传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同时也可以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因此，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深入开展法律常识宣传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举措，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整体法律意识，形成一个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开展法律常识教育的策略

（一）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渗透法制教育

凭祥市农民工的职业技术培训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据该市就业服务中心200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已经有61.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培训的学员有50%以上获得了上岗证书（获得电工、电焊上岗证书者居多）或者相应的技术等级证书。凭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过程当中，特别注重法制教育，例如，在电工电焊、水电工、装潢设计的培训中增加《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内容，使技术可行性和法律可行性结合起来，让农民工既掌握技术又懂法律，确保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健康和稳定。同时每位参训学员都要求掌握《公司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者权益保障法》等。此外，学校普法教育多样化，选择农民工喜闻乐见的形式，注意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诸如板报宣传、法制讲座、知识竞赛、主题文艺汇演、播放电影等，让农民工在轻松的环境下接受法制教育。组织引导农民工观看《法律讲堂》、《今日说法》等电视节目，邀请在外务工多年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让广大农民工深刻领会到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从而提高他们知法、懂法、学法、用法的热情。

（二）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加强农民工对基本权利的认识

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自边远山区，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法律知识的认识存在较大的欠缺，因此，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应让农民工认识《劳动者权益保障法》赋予自己的基本权利。一是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即劳动者在就业时，不会因民族、种族、性别、不同而受到用人单位的歧视，选择职业时，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才能、爱好、兴趣的职业。二是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按月以货币形式支付劳动者工资，不得无故拖欠或克扣工资，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婚丧假期间应当有权利取得劳动报酬。三是休息休假的权利。四是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五是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六是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七是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八是拒绝用人单位强令冒险作业的权利。

（三）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指导农民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在凭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绝大部分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属于弱势群体。他们远离家乡外出务工，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不知如何处理，有的听之任之，逆来顺受。要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应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加强法律常识教育，使农民工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主要可从如下方面入手：一是引导农民工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发生劳动争议或劳动纠纷的，鼓励他们走法律程序，提请法律仲裁。二是要求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就合同的条款与用人单位进行仔细协商，不签订带有霸王条款的合同。三是告知农民工用人单位不能扣押农民工的身份证及其他证件，不能收取任何押金，如有违反，可向当地劳动部门提出申诉，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

（四）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加强安全常识教育

农民工来自农村，交通不便，少出远门，不懂得安全常识，容易发生意外事故。在职业技能培训中须要求农民工掌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注意的问题：一是为了自身安全，不坐“三无”车、农用车和报废车，遵守交通规则，掌握城市生活常识。二是外出农民工如果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务工地点的，从购票后进入乘运人指定的候车地点开始，乘客和承运人之间就存在着旅客运输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保证在发生纠纷时能够证明自己与乘运人之间存在着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外出务工人员一定要保存好自己乘坐交通工具的凭据（车票船票）。三是外出务工人员在乘车过程当中，不能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禁物品。违反规定的，公安机关将依法给予行为人行政处罚；如果造成严重危害社会后果的，还将被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篇9

在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各级法院对法官培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培训的实际效果却令人扼腕。反思这种现象,是对职业化建设过程中的法官培训目标定位不准,对于职业法官培训的教育理念、模式、方法与法学院教育的本质差别缺乏明确的把握的结果。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初,立足于中国法官来源大众化的实际,将法官培训的目标确定为完成法律学历教育或法学知识培养,采用法学院教育模式是十分英明而且正确的。但在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今天,继续沿用“法律业大”式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却是有问题的。笔者以为,以职业化为理想的法官培训,必须以实践理性的养成为目标,建立符合实践理性培养规律的法官培训系统。

一、法律的双重理性与法官培训模式选择

法律与理性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有法学家断言:“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发明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1]由此表明,法律本身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在于他掌握了法律。“今天的现实与人类产生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人类的产生只不过是世界又多了另一种动物,这种动物也许既不懂哲学也不懂玄学,但却拥有一定的法则。”[2]今天,法律之所以被认为既是约束人类兽性与暴力的“枷锁”,又是彰显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花环,正因为“法律是一种理性的存在。”①如果说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必须以空气和阳光等为生存的条件,那么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则是以法律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为人性中的恣意、贪婪、自私等缺陷无法通过道德说教予以规训乃至改造,只能通过法律等制度化的理性力量最大限度地予以刚性的遏制;法的内容深深嵌入世俗社会秩序,回应着世俗生活的需要;人类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始终具有权威依赖性,离不开对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依赖。因此,服从法律的规则治理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3]

由此可见,法律理性是一种世俗的实践智慧。[7]法律制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首先是人类实践理性的要求,因而其根本价值取向在于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法的这种实践理性血统决定了它是“行动而不是设计的产物”,由此也规定了法的第一重身份,即作为实践理性的身份。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文明,现代法律制度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浸透人类的智慧,法律的成长史同时也是一部法律作为纯粹知识体系的形成和传播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同时还具有作为纯粹理性的知识身份。②法律在知识谱系上的二元性,决定了法律人的任务也必须是双重的。前者使其必须不断的认识社会生活运作的新要求,从而将社会生活贴切的翻译成制度语言。后者决定了其在对法律制度进行以实践为标准的价值批判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对已有法律知识体系的梳理和整合,以实现法律作为纯粹知识的传播和继承的要求。正是因为法律的双重理性,才出现了所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出现了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分工。

法官是一个将普遍、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职业,是典型的法律家,其最基本的工作内容是完成法律从知识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转化:把条文的法律转化为生活的法律,把抽象的法律转化为具体的法律,把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转化为诉讼技术和程序。这个职业本身要求法官既要掌握充分的法律知识,能够熟练的运用法律的概念、原则和理论;又要良好实践智识,能够自如的将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转化成为“法言法语”并做出裁判。在此意义上,法官成长的基础是法律的知识理性;但仅有知识理性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践理性。

近年来,我们对国外的法学教育和法官培养机制有了充分的了解,介绍性的、研究性的成果已经有许多,这些论著对于国外的法学教育以及法官教育的形式、内容、特点都做过充分的阐述,不乏精辟之作。我以为,法治发达国家的法律实践与法学教育实践经验,可以归结为一点:法官的培养从法学院开始,目标在于养成预备法律人的法律双重理性。①

我们知道,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中,由于历史与传统而形成了两类不同风格的法律理性,在实践中它们也呈现着不同的外观:一类是以欧洲大陆对罗马法的普遍继受、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大陆法系成文法理性,其以法学家阶层理论架构和学术主张为主,强调法的一般性、抽象性、系统性、万全性,认为可在概念化原则支配下实施]绎推理机制。另一类是被认为“在程序的缝隙中渗透出来[5]”的普通法理性,在英美法系中,没有法律学术化和法典化的研究传统,学者们对于法律的分类以及体系化没有浓厚的兴趣,在那里找不到一丝精心分类的迹象,正如萨尔蒙德所言:普通法是一个“最能容忍混乱(tootolerantofchaos)的法系”,[6]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据信是因为英美法发展的内在机制,普通法是作为一连串的补救手段而产生的,其实践目的是为了使争执获得解决。

对于这两种不同风格的法律理性,学者们做过许多的评价与比较。我以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同品格的产生来自于其内在逻辑性,均是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保证法律有效和公正实施的理性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哪种品格的法律理性的形成,法学家和法律家的工作都是紧密相连的:在大陆法系中,从概念法学创立到今天的各种法学流派与理论,法学家们都在为司法提供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与法律适用的工具、技术和方法,预备法律人通过学习,可以充分理解法学家构筑的法律理性,准确的适用由法学家用概念和逻辑家精心构筑的法典,成为“自动售货机”②式的法律家;在英美法系中,法学理论不产生于主流哲学家或法学家,而产生于长期积累的司法实践,是在实践中不断“试错”而发展成的完善理性,[7]因此,许多法官本身就是伟大的法学家,他们兼具法学家与法律家的身份,这样的法学理论对于司法实践的作用不言而喻,预备法律人也是以司法实践培训的方式理解法律理性。至此,我们看到,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共存于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工作之中,它们并不能截然分开。更进一步,我们还发现两大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与他们的法律理性形成模式直接相关,与之相联系的法官培训模式也是由此而决定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将英美法系的法学教育称之为职业指向明确的模式,将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喻为通识性的模式,而英美法国家的法官培训以短期的知识更新为主、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培训以较长期的系统的司法技术学习与实践为主,莫不是为适应两大法系不同的法律理性传统而建立的。③因为,他们坚信:“不论哪个时代,如果在法庭上和在教室里进行的各种阐释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太大,那么法律就会失去力量。”[8]

由此反观我国的法学理论、法学教育、司法实践,在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法律知识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割裂、法学院教育与法官教育脱节、预备法律人学习与法律职业精神的养成无关。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第一,我国的法官培训是指对在职法官的培训,这一点与美国等普通法传统的国家类似;但是,我国法学院的法律教育并不具有像美国法学院那样的职业指向或特色。第二,我国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与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法律教育相似,同属职业指向不明确的普通法律教育;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像德国等大陆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职前训练”,这种在大学中进行的普通法律教育却可能成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9]这就表明:无论是我们的法学院教育还是法官培训,都忽视了法律实践理性对于法律人的意义。法学院不考虑法院的需要,法院不考虑法学院教育的特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法律实践理性的认识不足。

以上还只是考察了接受过法学院教育的预备法律人进入法官队伍的状态,至少他们已经具备了较系统的法律知识理性,缺乏的仅仅是法律的实践理性。而在我们的法官队伍中,大多数人并不是来自于法学院。来源的大众化使得法官队伍的文化素质背景差异巨大、法律知识严重不足,处于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双重缺乏状态。正如肖杨院长在分析法官队伍现状时所指出的:“我们法官队伍比较缺少职业传统和职业气质,其职业特点也处于模糊状态,不仅在法律意识、法律专业知识上难以形成共同语言,而且在职业伦理、职业操守方面也难以达成共识,内部自律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建立。”[10]虽然近二十年来,全国法院系统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特别是通过“法律业大”方式,基本完成了在职法官的法律学历教育,最近三年,又通过对一定年龄以上的法官采取专项培训方式,完成了部分法官的法官资格确认。不可否认,“法律业大”作为一种应急式的教育模式,虽然对于中国法官队伍建设乃至中国法治建设意义巨大,但它对于法官的法律知识理性培养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不容忽视。因为“法律业大”式教育最多只能缓解在职法官法律知识欠缺状态,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法官的法律理性养成问题。所以,“法律业大”的存在必然是阶段性的。

如果我们所有的法官均来源于法学院,他们都具有良好的法律知识背景,即使法学院没有法律实践理性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分子在司法实践中也会较悟法律的实践理性并加以总结。经过一批又一批法官的共同努力,逐渐形成法官思维、法律方法、司法技术并加以传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学院教育的不足,为新入门法官提供一定的法律实践理性基础,也可以为法学院教育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与法学理论研究课题,促进法学家与法律家之间的沟通,加速法律实践理性的形成,使法学院课堂上的声音与法庭上的声音逐渐趋向一致。但是,中国法官来源的大众化,客观上加剧了中国法律实践理性形成的困难:法院既不能为预备法律人提供司法经验与技术资源,也不能为法学院提供立足于司法实践的理论研究资源。在这种情形下,法学院与法院、法学教授与法官“各唱各的调”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无论是法学院教育模式还是法官队伍状况,都决定了必须将法律实践理性教育作为法官培训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措施,并不能仅仅只在法院系统内部或者是在法官队伍中寻找。

二、法律的实践理性与法官职业化

早在17世纪初,英国首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为反对英王詹姆斯一世插手司法,与国王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詹姆斯一世说:“依朕意,法是以理性为基础的,故尔朕及他人与法官具有同样的理性。”柯克法官回答:“不错,陛下具备伟大的天赋和渊博的常识。但是陛下并没有研读英格兰领地的各种法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所有物或金钱等诉讼的决定,不是根据自然理性,而是根据有关法的技术理性(artificslreason)和判断。对法的这种认识有赖于在长年的研究和经验中才得以获得的技术(art)。”[11]这段对话被认为是将法律实践理性的概括为技术理性的起源。①学者们对法律的实践理性提出了各种观点。一般认为,实践理性是人们在共同交往的活动中形成的以共同经验、共同理论为基础的指导行为的相同的或类似的理解与共识;狭义的实践理性侧重于群体的实践经验,认为具有共同经验背景的群体,同时具有共同的或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和理解结构。[12]也有人认为实践理性是一种方法或方法论。[13]

事实上,实践理性是指人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首先表明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同时还表明存在着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一种公共的或普遍的标准。[17]法官培训实际上是对这种评价标准的灌输或传授,以实现对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评价的共同性或普遍性。此意义上的法律实践理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思维理性与行为理性。[15]而这两者恰是法官职业化的核心或基础。

1.思维理性。思维作为一种认识能力,是人的基本特性,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人类的思维能力不仅促进了自身发展,而且形成了社会分工,造就了不同行业。不同行业的人在实践中又形成各具特色的行业传统和规范,不同的行业技能和行为方式。其中有一些行业经过长期的实践,不仅技术和技巧日臻完善,而且逐步形成了高度抽象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不仅是一种理性,更是一种公共的或普遍的评价标准——一般的思维规则,正是由于一般思维规则的存在,一些行业才成为了职业。在此意义上,思维理性是职业形成以及不同职业之间相互区别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标志。正如波斯纳所言:“职业是这样的一种工作,人们认为它不仅要求诀窍、经验以及一般的‘聪明能干’,而且还要有一套专门化的但相对(有时则是高度)抽象的科学知识或其他认为该领域内某种智识结构和体系的知识。……因此,经济学是一个职业,而商业不是,理由是你无须掌握一套抽象的知识也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却不能如此。木匠也不是一个职业;尽管其所涉及的训练要比商人更为专门,但是它并不要求有很高程度的智识训练,没有能否胜任的问题。”[16]

法律思维就是这样一种由法律人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基于法律理性的视角和传统来观察社会现象、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或习惯。法官是典型的法律人,其基于法官职业视角和传统的法律思维我将其称之为法官思维。法官思维是法律思维中的一种,它是指法官在司法裁判活动中,针对具体讼争案件,按照司法认知规律,认定案件事实,寻找适用法律,运用法律方法和技术解决法律纠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过程。[17]

法官思维首先是一种职业思维,是法官在履行法官职责过程中的工作方式,因而具备法官思维能力是法官从事司法裁判工作基本要求。

其次,法官思维的对象是具体讼争案件,司法工作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法官思维的对象只能是具体案件,离开具体案件,法官思维不具任何实质意义,其思维结果亦不具任何法律拘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法官思维必然不同于以探索法律一般规律为目的的法学家思维,也不同于以制定法律规范为目标的立法者思维。“如果对法律职业者思维方式作细致划分,律师、检察官思维与法官思维具有一定区别。律师、检察官一方当事人,其思维特点是攻击、防御。原告人攻击,被告人用法律技巧防御;而法官居中立地位,他要比较攻、防的理由作出判断。因此,法律职业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官,法律思维的最典型形态是法官思维。”[18]

第三,法官思维涵盖审判的整个过程。法官思维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方式,更是一种实践技术,存在于解决法律纠纷的各个环节,从程序问题到实体问题,从事实问题到法律问题,从法律方法到司法技术,从开庭审理到文书制作,从司法理念到具体操作,都是法官思维的具体化。

我们必须承认,思维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具有个体特征,不可避免地要体现作为思维主体的个人的主观个性,即思维者的自我意识,如个人的嗜好、习性、直觉、偏好(甚至偏见)等主观、非理性的东西,或多或少地体现思维个体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这些不同的存在是正常的,也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在存在个体思维差异的情况下,要形成社会秩序,首先需要具有差异的思维个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商谈”,在反复的“沟通”与“商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思维理性——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或普遍的标准。因此,思维理性是一种群体性思维,是职业特性和职业传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个体形成共同知识背景、共同职业语言和共同职业伦理的过程。

法官思维正是这样一种群体性思维,是法官形成共同知识背景、共同职业语言和共同职业伦理的过程。法官职业表明,法官的智慧不仅要体现于个案的裁判结果,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司法裁判的全过程中保持法律思维的活力和张力。因此,法官不仅是一个法律实务操作的技术高手,而且是一个善于解决疑难问题的智慧者。法官对社会和法律的认知和理解是建立在独立判断基础之上的,思维理性保证了法官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草率了事;但却能做到“同样问题同样对待”,维护法律的确定性,能够通过个体化的思维作出正确的法律判断和英明的裁判决策,保证法律实施的统一性。“所有的法律职业者在自己的职业行为中都要依赖自己的一般认识能力和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所以。公民的行为与法律职业者的工作都是以他们对法律以及通过法律可能到达的目的的认识为前提的,都依赖理智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法律行为才可能是理智的,才可能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之上的。”[19]

司法认知活动表明,法官要想将抽象的法律规范正确地适用于具体个案,至少要同时完成两种逻辑思考:一是对法律事实的认知和判断;二是对法律规则的合理解释和价值追问,这是一个将“形而上”的思考与“形而下”思考结合的过程。只有在完成这两种思考的结合之后,法官才可能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与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之间进行逻辑涵摄,然后依据司法推理规则,得出案件处理的结论。这是法官审判案件的基本思维过程。对于一些法律规范不明确或根本缺乏法律规范以及存在法律冲突的案件,法官的思维过程则更加复杂。待这些思维活动完成后,法官还要通过书面形式将其思维过程以裁判文书的形式表达出来,形成最终的裁判结果。法官思维过程的曲折性和思维内容的复杂性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决定了法官的审判活动必须形成共同的、科学的认知模式,并遵循法官思维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以避免法官思维因巨大的个体差异所导致“同样案件不同处理”的结果,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同时,也可以使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少走或不走弯路,工作思路顺畅,思维结论正确,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和思维理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思维理性是法官职业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官培训最重要的任务。

2.行为理性。“规则性、现实性、时代性、保守性和价值性,构成法律的实质理性的基本内涵,成为法律理性的伦理品质;相应地,法律从业者作为‘行走着的法律理性’,其职业实践、志业担当和天职践履,从应然与实然两方面而言,都应当是或已经是法律理性的落实与体现。因而,正像程序公正、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法律形式、法律语言等等是法律理性的逻辑外化,规则意识、现世主义、时代观点、守成态度与世俗信仰,作为法律从业者对于法律理性的内化,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伦理与实践伦理。”[20]如果说法官的思维理性仅仅存在于法官头脑中,是一种内在的素质,那么,这种内在的东西需要有外在的表现形式——法官的行为。行为作为人的有意识活动,体现着行为人的意志和理性程度,法官思维指引下的行为,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法律实践理性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为理性。行为理性是思维理性的外化形式,也是法官具体的工作内容,没有行为理性,法律的实践理性是不完整的。

行为理性是指法官在审判工作中对于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的运用。法律方法表现为法官思维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司法认知,而司法技术则表现为法官思维在实践论意义上的司法操作,它们指向的是同一问题。如法律解释,我们既可以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法律方法,也可以从实践论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司法技术。由此表明,当我们谈论某一法律方法时,实际上也是在谈论某一司法技术。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对于法官的意义,人们似乎并不那么清楚,法律是普遍性规则,“有人认为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规定性和明确性而使法官能够按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对有关条款妄加解释。依此种观点,宪法只是一个空瓶子,法官可以任意地倒进任何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为‘反复出现的噩梦’。它所包含的意思是令人不寒而栗的。”[21]审判活动不是赌博,可以仅凭抛一枚硬币来决定法律的含义或案件的裁决。事实上,也绝对没有人认同法官采用这种方式或方法来裁判案件。人们凭什么相信法官?法官获得权威和尊重的前提在于他们具有法律理性,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掌握了解决法律问题的专门方法和技术。因此,法官是否掌握了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决定了法官的裁判行为是否具备理性。对专门的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的运用,成为法官职业化的外在标志——专职从事司法活动,具有相当的自主性或自治性。

行为理性对于法官的工作,至关重要。“法官基于职业的原因,使他比立法者和学者更能具体地、直接地了解现行法律中的问题,只有法官才能在程序内,通过技术化的方法平息纠纷,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使社会平稳发展。”[22]法官也只有采用共同的法律方法和法律技术,才能够实现司法公正。就司法实践而言,法官的行为理性体现为如下两个方面:[23]

第一,程序的遵守。法律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具有反思性整合的功能。[27]这四种功能对于审判都是十分重要的。从第一方面看,诉讼程序作为恣意的限制的实质在于通过对诉讼参与者的角色定位而明确其权利(权力)义务(职责),使其各司其职又相互牵制,从而减少恣意发生的余地,实际上是对诉讼中公民绝对权利和国家绝对权力的一种限制。从第二个方面看,诉讼程序通过其固定化的处理流程,将当事人对不确定结果的担忧转化为一种对确定过程的关注,并以结果的拘束力来巩固这一选择的确定性,增强了审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从第三个方面看,公正化的程序通过其类似过滤装置的设置,将审判中的出现的各种情况通过法律程序的沉淀和反馈,而最终为成为未来社会生活场景的一个事实状况,使法律不断低成本的渗入现实生活。从最后一个方面看,诉讼程序实际上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通过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反复交涉,在“反思性整合”的基础上形成法律决议,既可以发挥诉讼程序的灵活性,解决形式法功能之缺陷;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程序法定,防止和消除因司法的过度自由化而导致的法律过度开放和确定性消弥的危险。正如威廉·道格拉斯所言:“权利法案中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25]因此,人们将法官对程序规则的严格遵守,称之为理性选择的基本保证。

第二,法律方法与司法技能的运用。法律方法是法律人司法经验总结和积累的结晶,它不仅是法律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重要标志,也是法官担任该职业的基本要求。法律方法既包括理性内容,又包括具体技能;如果说法律方法中的理性内容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法学理论修养有直接关系,那么它的技能部分则需要长期的职业训练才能把握。法学院的普通教育、法官的专门培训、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都是法官获得和掌握法律方法的一个基本过程。“法治的理想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和技术层面。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技术的保障,任何伟大的理想都不仅不可能实现,反而可能出现重大的失误。”[26]法律方法对于法官而言,犹如手工业者的技艺,是立身、取胜之本。因此,法官能够在司法裁判过程中自觉地、熟练地运用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来处理案件,既是法官行为理性的表现,也是案件得以公正处理的重要保障。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惊回首,感慨话千年》一文中,对中国和西方的发展道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国之所以自晚清以来一直落后于西方,结症在司法这一环节的缺失。[27]与此观点相映证,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对英国近代史的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管理模式;英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率先走向市场经济,与英国法律尤其是司法制度为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环境是分不开的。[28]而司法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则是法官的职业化。法律人从实践经验中发展了赋予法律普遍性的独特推理技术和发现法律的方法,把法律发展成为自治的系统化知识体系,使其成为必须经过长期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的学识化艺术与技巧,而这不仅为法律职业、尤其是司法独立及排除外来干涉提供了合理性要求和基础,并且为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因为这表明了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不是来源于国家强权,而是来源于司法自身的品质,来源于法律人的学识、地位和荣誉。[29]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官职业化是司法制度发挥社会功能的前提,而法律实践理性是法官职业化的内在要求,是法官职业品质的基本内涵。将其作为法官培训的目标,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由之路。

三、法律实践理性与法官培养方式改革

通过以上的初步理解,不难发现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与法官培养的关系:法官思维作为一种群体理性需要传授与灌输,法律方法与司法技能作为一种实践经验需要积累、传承与培训,换句话说,法律的实践理性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获得。由此,我们再来认识西方国家的法学教育制度与法官培训制度就没有了那么多的不解与疑问,法学院的高起点、长学制也好,学徒式教育、国家统一考试也罢,都是因为法律实践人才需要具有法律双重理性的学习与训练。而各国的法官培训模式无不与法学教育模式紧密相连,目的无一不是为了解决法律实践者的双重法律理性养成问题。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学院教育以知识理性为主兼顾实践理性基础,法官培训选择了以培养拟任法官或在职法官的实践理性为主的模式,如日本、德国、法国;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院教育以实践理性或者职业指向教育为主,法官培训模式则相应的以法官法律知识更新与实践理性的发展为基本内容。我们考察国外法官培训体制、制度与方式,不能仅仅只看到法官培训本身,还必须将其与该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法学院教育模式结合起来,才能发现个中缘由和必然性。我们的借鉴也只有在全局的[光下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但在我国,法律知识理性与法律实践理性、法学家与法官、法学院与法院之间并没有紧密的联系。法学家将法律理论变成了握在手中把玩的藏品或者是不知所云的玄学,醉心于纯而又纯的理论架构与宏大叙事的论述,离现实的社会生活越来越远,法律的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严重脱节;法学家潜心于法学理论的研究,不断在创造新的法律概念、法学理论,却很少或者从来没有实际调研过案件,有的甚至不知道实际的司法程序,不清楚法官的思维与教授思维存在的差异,不知道法官的工作状态和面临的诸多问题;法学院的教育仅仅是法律知识的灌输和法学家的思维方式,教给学生的东西基本上与司法实践无关,或者仅仅是对司法实践隔靴瘙痒式的批评。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加之我国过去的法官来源大众化的背景,法庭上和教室里所进行的各种理论阐释大相径庭,也就毫不奇怪了。我们必须清醒的是:这种状态长期存在,将会使法律失去力量!可以说,中国法官法律实践理性培养的缺乏直接导致了法官职业化的诸多困难,由于法官们都是“自学成才”,缺乏共同的司法理念、共同的职业价值、共同的职业道德、共同的职业技能、共同的职业行为是必然的结果。

种种迹象表明:各方面都在高度关注这一问题,并在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着努力: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设立,法学家们开始了法律方法的研究、也越来越注重法学理论对司法的影响,一些法学教授开始进入法院做法官,等等,都是这些努力的实际内容。但是,如果没有对法律的双重理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的明确定位,没有对法官这种典型的法律职业者法律素养构成的清醒认识,有些努力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如统一司法考试,考试的内容及方式基本上还在法律知识理性的范围内,对法律实践理性或者法官思维的内容很少涉及;因此,从统一司法考试合格到职业法官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有些已经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不一定能够成为称职的法官。法学家们开始高度关注司法领域的各种问题,但却很少深入司法实践运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更多是坐而论道,提出的批评多、指责多,借鉴或者照搬外国的经验多,提出立足于中国实际解决问题的方案少,以解决司法实践问题为目的的研究成果对于司法实践的帮助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

至此,问题已经十分清楚的摆在了我们的面前:中国作为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法律理性的形成具有大陆法系的传统,法学院教育基本上也沿袭了大陆法系的模式,以法律知识理性的传授为主,法律的实践理性的培养主要不是由法学院完成。但是,中国却又没有建立起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法官培养模式,如日本的司法研修所、法国的法官培训学院那样系统的培养法律从业者的法律实践理性的教育制度,于是,法律实践理性从哪里获得,在我们现有的法学教育中找不到答案。如果我们承认,职业法官必须具备法律的双重理性,而这种理性又不可能先天获得,只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养成,那么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制度予以跟进,在法学院法律知识理性教育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法律实践理性教育。如果说,中国有建立专门的法官培训体系的必要,以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作为法官培训的目标是支持它的最充分也是最直接的理由:在中国特有的法学理论研究传统、法学家与司法实践隔绝的情况下,学生在法学院学习中,基本上得不到法律实践理性的信息,使得学生对于法律的理解单一、机械、片面,只是概念、原则、制度、部门、体系的罗列,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毫无关联。本来是为弥补这一不足设计了实习课程,但因为短学制①而使实践课程的数量有限,再加上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法律实习形同虚设,把学生十分可怜的一点接触司法实践的机会也挤占了。学生进入法院时对于法律的实践理性基本一无所知,需要靠自己的悟性,逐步摸索,积累经验,因人而异,因案而殊,“同样问题同样处理”几乎是一句笑话。

以这样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现状,就法律实践理性的养成而言,有一些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如何建立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相互衔接的法律实践理性培养机制;二是法官的实践理性培训采取何种教育方式,伸言之,法学院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是否应与法官培训完全相同?如果不同,它应该是怎样的?三是需要由什么样的教师来完成法官实践理性的培训。说到底,依然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最基本问题——大学、大师、大作。

就建立法律实践理性的培养机制而言,必须有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首先,必须对现在的法学院教育模式与教学体系进行改革,增加法律方法、司法技术与法律实践的课程,使法律预备人在法律知识理性的养成过程中,不仅能够初步了解法律的实践理性,而且能够感悟法律实践理性的基本特点,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其次,必须对现行的法官培训模式进行改革,彻底改变临时性、应急性、知识性培训的思路;对现行的法官培训内容进行改革,摒弃完成任务、追求数量、流于形式的培训计划,真正按照职业法官司法能力结构的要求,制定与法学院教育相互衔接的教学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设定培训课程、决定培训方法。为此,需要对统一司法考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论证,进一步提高司法考试对于法律实践人才选拔的合理性。我以为,要使司法考试真正成为选拔优秀预备法律人的“大考场”,必须充分考虑法律家职业所需要的双重法律理性。司法考试理应成为连接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桥梁和纽带。

就教学方法而言,同样存在着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衔接与配合。有人会说,法律实践理性也需要灌输,需要以一定的方法让学习者接受,因此,也少不了课堂讲授、论文习作等知识性的教学方法,这也是预备法律人在接受法学院教育时已经熟悉的教学方法。我以为这种说法并无大错,只是不够细致与深入。我们已经知道,法律的实践理性可以区分为思维理性和行为理性两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便不难发现两种理性的养成应该而且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说思维理性更多的应采取类似于法学院的课堂教学方式,那么,行为理性则应有与法学院教学基本不同的方式,主要为情景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和实际操作式教学。或者可以这样描述:法学院与法官培训学院都设有模拟法庭,法学院设模拟法庭主要是为了给学生以感性认识,让学生知道法庭的形式与基本程序,因此,学院里的模拟法庭更象是在“]戏”;而法官培训学院设模拟法庭则是为了给学生以理性认知,让学生在这里学习实际的操作与应用,使他们进入法院后能够应用这些技术处理案件,所以,法官培训学院里的模拟法庭更多的是“实战]习”。

就教学内容而言,法律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对于法学院教育和法官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需要有对法律理性深刻认知的理论成果支撑与不断丰富教学内容,这对于法学家与法律家都提出了挑战,过去的隔绝与对立必须打破。法学家应从丰富的法律实践中获得知识理性的原始材料,更多的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研究法律方法与法律技术,为法律家提供可资实践的理论支持;法律家则应将法律实践中的经验进行总结,从法律的知识理性中获得创造的源泉与动力,并为法学家提供可以上升为理论的实践基础。如果没有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司法应用理论研究的共同发展,没有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一批能够胜任法律双重理性教学任务的教师,要完成法律双重理性培养的任务是渺无希望的。

法官培训是需要教师的,我并不完全赞成法官培训必须法官教法官说法,这也是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因为教育是有规律的,也是一门职业,并非好法官就一定是好教师。现在的问题是,法学院有大量的精通法学教育规律的教师但缺乏司法实践经验,而法院有大量经验丰富的法官却不懂教学规律与方法。为此,应该采取双向选择的方法来解决,一方面将法学院中教师通过各种方式选派到法院任职或者挂职,使他们在教学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司法实践经验,既有利于他们利用法学理论研究专长准确的适用法律,提升审判水平与质量,也有利于他们迅速形成应用性法学研究成果、丰富和充实法学院与法官培训的教学内容,还有利于法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衔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他们可以成为法官培训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从法官中选拔一批既有法学理论功底、又有一定的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进行专门的教学法训练,提升他们的研究水平与能力,使他们不仅能够完成对自己司法实践经验的理论性总结,还能够将这些经验传授给大家。只有这两种方式的结合,才能完成法官双重法律理性培养的任务,实现法官职业化的目标。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专门的培养与训练。

法律是成年人的学问。法律是经验之谈,是人生法则。法律为成年人所制定,也要求成年人所践行,必须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要求大众化、通俗化。法律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告诉人们为人处世之方,待人接物之法,安身立命之道。为此,法律必须生活化、世俗化。法律只规定人们能做到的,不要勉为其难,远离人们生活的法律必然为人们所离弃。法律的智慧不是玄思妙想,而是深入浅出。因此,法律要极度高明,但更要中庸;要穷极思辨,但也不能远离日用常行;要求真,但更要寓俗。法律要大智若愚,法律要平易近人。[30]“法律理性表现出求稳、求妥、求衡平的职业色彩,而类如法官这样的法律公民,一如法律本身,势必具有相当的保守性和强烈的现实性等职业‘特征’。也正因为此,法律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教导预备法律公民按照法律理性来进行思考的实践。”[31]我们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来重新认识学院教育与法官培训的关系、重新认识各自的特征与规律、重新构建符合法律理性的教育模式与培训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官培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法官培训真正成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础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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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3、积极拓展法制宣传传播渠道。结合各个卫生纪念日、“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社区行”、“健康社区行”等活动，开展《母婴保健法》、《执业医师法》、《食品安全法》等宣传教育。做好“12·4”法制宣传日等社会面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结合本部门本单位职能，及时对社区居民、农民工、服务对象等发放法律宣传资料、普法书籍等，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升法律素质。

4、坚持和完善中心组学法制度。组织机关干部轮流参加市司法局每年组织的全市公职人员学法用法培训班。坚持和完善党委中心组学法制度。参加普法网“网上学法考试城”的平台进行网上考试，坚持党委中心组学法、领导干部述法考评、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法律知识培训、公务员法律知识培训、法制宣传教育备案、网上学法考试等学法制度和形式。组织新任科级干部参加法律知识培训。

5、配合做好新“法律六进”工作。配合为经济发展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参加全市部署开展“新‘法律六进’活动，服务重大项目”法制宣传主题活动。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宣传食品安全卫生知识和规范操作要求，提出相关措施和方案，指导重大项目工程餐饮等后勤服务卫生达标工作，服务重大项目建设工程。卫生法律宣传活动向非公企业、新社会组织延伸，向偏远地区、城乡结合部、集贸市场、流动人口聚居地等延伸。让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法制教育。

篇11

4）学生法律知识宣传。围绕活动主题开展班、团会，在我校学生中，大力宣传法律知识，树立我校学生的法律意识，养成学法守法的行为习惯。政教处做好优秀主题班会评选工作。（政教处、各年级组任、各班主任）

5）认真布置好宣传标语，横幅，靠牌。同时做好千人签名活动的安排工作。（倪忠义主任）

6）聘请法律服务所林所长做一次报告，并发动学生走向街头，宣传法律法规知识。（于永）

三、营造宣传氛围： (一)活动内容实施

弘扬法制精神、知法、守法、护法是每个公民的崇高义务。我校历来重视对员工法制精神的培养，此次法制宣传活动要在全校范围内营造更为浓厚的法律氛围，提高广教职员工的法律意识。具体活动内容有：1 2 3(2)12月4日上午，师生走向街头，举办大型法律宣传咨询活动。

(3)为了真正把普法活动落到实处，让职工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利用每周三下午政治学习时间，组织大家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相关内容，在学习中，领导带头讲学法、普法、用法制服务于我们工作的重要性和体会。通过学习宣传，进一步在师生中牢固树立依法治国，依法治教，执教为民，依法维权的观念。

(4)为积极响应“12.4”法制宣传日活动，坚持学与用相结合。结合我校工作实际，把学法和平安校园创建相结合。

篇12

要提高教师尤其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法律素养，这是有效实施法律教育的必备条件。很难想象一个自身对法律毫无感知的教师如何传授学生法律知识，更何至于培养学生法律意识。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可通过组织教师开展法律知识继续教育培训、自学或参加法院旁听等形式来达到。

二、教师应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

在教学中，教师应树立正确的教学观念。一是树立“学生是处于主体地位，教师起主导作用”的观念，使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化为积极主动的求学；二是使教师认识到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使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而不仅仅是传授法律知识，即是培养学生法律意识的教育；第三、在教学过程中,“教书”和“育人”密切结合，相辅相成，避免教书和育人相割裂。

三、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法律课的实效

法律知识本身较为枯燥，法律概念具有抽象性，这就要求法律教师应在教学中，适当地引进案例进行教学，选用生动有趣，符合中学生特点的典型案例，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感性认识，来帮助学生理解法律知识，把抽象的法律知识变成了活生生的实例，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在教师假定的情景中，让学生接受法律知识并初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情感。例如：在讲授“隐私权”内容时，可以列举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遇到父母擅自翻阅子女日记和擅自折阅子女信件的事情，想一想：（1）父母的做法正确吗？为什么？（2）如何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3）你认为应该如何尊重别人的隐私？

教师在教学中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以案说法、以案解法、法案结合来组织教学，并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达到掌握法律知识，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法律意识的目的。此外，教师要尽可能地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法律知识教育的专题讲座和报告等，不断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四、加强中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加强中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追求目标，增强中学生的公德意识。

道德与法律的同质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以及两者界限的模糊性是道德与法律进行一体化运作可行性的基础。虽然道德与法律有很大差异，但在规范这终极意义上两者先天是兼容的。而且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这种伦理法律化低成本高效运作的历史为我国法制现代化提供了道德与法律一体化运作的历史实证的先河。寻找道德与法律的契合点，通过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这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