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经济的基础范文
时间：2023-10-07 09: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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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2领导重视，为非公有制林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一是按照“内引外联”的思路，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先后从区内外引进飞龙、甘霖等非公有制造林大户和润星生物公司沙棘生产、加工产业项目等个体造林、育苗大户，示范带动了其他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私营业主在甘州区的发展壮大。二是区领导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经营大户广开绿灯，对于省内外来甘州区投资搞林业开发建设的个体私营业主，在土地征用、水电利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政策，确保了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快速崛起。三是建立健全激励竞争机制，对引进项目多的给予重奖，并与领导干部任期考核挂钩，促进产业项目的迅速兴起。
1.3树立典型，示范带动，促进非公有制林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甘州区按照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的发展思路，确定了三建五公司、甘霖公司、飞龙公司、润星生物科技公司、大满鞠彪农林场等一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建设典型，使他们成为全区林业经济建设的先行者，示范带动全区非公有制林业的建设和发展。三建五公司园林场自创建以来，先后投资1600多万元，开发荒滩480多hm2，营造防护林带66．7hm2，建成独龙架短枝葡萄、美国蛇果、中华寿桃等名优特经济林120多hm2；甘霖公司共投资400多万元，开发荒地266．7hm2，营造防风固沙林173．3hm2，使沉睡千年的石岗墩滩变成了绿洲；润星生物科技公司自2003年以来，共投资400多万元，从内蒙古引进楚伊、太阳、向阳、浑金、橙色、霞光、巨人等大果沙棘新品种12个，栽植大果沙棘63万株，面积达213．3hm2。该产业基地的建成，为甘州区发展沙棘林果产业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以上非公有制林业基地的建成，有效地带动了全区个体私营业主开发荒滩荒地、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1.4科技带动，非公有制林业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一是建立健全科技服务体系，推广普及林业实用技术。以林业技术中心推广站、林木种苗管理站、林木病虫害检疫防治站和18个乡镇林业工作站为主体，配备林业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开展科技培训推广。二是完善激励竞争机制。近年来，甘州区通过“走出去学，请进来教”等多种形式，提高科技人员的整体素质，更好地服务于林业生产。抽调专业技术人员下派到非公有制造林点，签订《科技人员技术承包责任书》，明确工作职责和目标任务，实行百分考核制，从而强化了对科技人员的管理，提高了非公有制林业生产经营工作的科技含量。三是狠抓造林苗木质量。造林前在对苗木进行质量检验和病虫检疫的基础上进行公开招标，降低了苗木价格，提高了造林所需苗木的质量。特别是蹲点技术人员严把苗木质量关，确保了非公有制造林的苗木质量。四是大力推广应用林业科技新成果、新技术。ABT生根粉、抗旱保水剂等林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使非公有制私营业主造林成活率有了很大提高。
2存在的问题
2.1非公有制林业经济总量和比重在区内林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还比较小，个体经营户起点低，规模小，分量轻等问题还比较突出。
2.2由于缺乏国家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的投入，非公有制林业经济发展还相对滞后。
2.3个别非公有制林业主对国家发展林业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吃的不透，思想认识不解放，观念更新慢，意识不超前，使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整体水平不高，林业产出效益低。
2.4政府对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投入不足，资金扶持不够。
3对策
3.1落实优惠政策今后要不断制定完善有关发展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各项优惠政策，用政策来鼓舞人，用政策来引导人，用优惠政策来促进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3.2加大投入力度建议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投入力度，不但要从基础设施建设上给予大力支持，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争取林业产业项目资金，用项目资金扶持非公有制林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篇2
一、引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近年来政府在制定政策目标时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增长的质量放在首要位置。质量代表增长的优劣或品质，其内涵范围之广、细节之多，恐怕很难全面而详细地概括成若干条目。但是从保障民生的角度，“有质量的增长”首先要实现以下目标――居民增收、提高福利、促进公平、扩大就业、降低税负。因此，本文依据上述几个标准，探讨政府的公共支出政策导向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上的作用。
之所以从公共支出的角度出发，是因为其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密不可分。根据导向或侧重点的不同，政府支出政策大体可以分为偏重经济建设型和偏重社会服务型，随着中国政府从“生产者”和“管理者”逐步转变成社会的“服务者”，财政支出是否也应当从“以生产投资为中心”走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呢？面对这一颇具规范性色彩的问题，本文并无意确切地给出“应该”或“不应该”的答案，只是希望通过政策模拟，量化性地展示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的作用效果，为财政政策选择提供实证性的依据。
虽然经济增长是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改善的基础，而后者是增长的根本落脚点，但至少在短期内这两大目标并非完全一致，甚至互相冲突。当政府将大量公共资金用于投资国有企业和生产建设时，必将使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滞后，迫使居民自己承担教育、医疗、养老的负担，不仅降低其可支配收入水平，而且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当财政支出流向民生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又可能挤占经济建设投资、暂时牺牲资本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幅度。因此，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存在着一定的取舍；而全方位地理清各类政策的影响和效果，是正确决策首当其冲的任务。
经济建设支出又称公共投资，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支援农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补贴等，一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30年间占据财政总支出的60%之多，并被认为是国家资本积累和深化的重要源泉（王小鲁等，2009），以及1978年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魏杰，2012；栾大鹏、欧阳日辉，2012）。尽管取得了经济增长上的突出成效，这种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形成的投资型公共支出战略还是在当代受到了质疑甚至诟病，主要原因是在总量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未能实现居民收入和公平的同步提升――居民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9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当前的53%，经济的绝对增长反倒伴随着劳动者的相对收入降低；再加上城乡、地区、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久未缩小，于是对“民生财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民生财政，顾名思义，要求财政支出重点投入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和就业等公共消费，并通过对居民转移支付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享有增长成果，也就是服务导向型公共支出政策。这种支出战略符合“以人为本”的主旨，将群众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改善福利水平的不平等作为根本目的，特别重视健全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水平等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目前中国民生支出占比仅为29.5%，与主要发达国家60% 以上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差距（罗志红、朱青，2013），那么，如果扩张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相关支出，能否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是否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造成阻碍？尽管公共服务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证明（宫晓霞，2011；汤跃跃、张毓雄，2012；张荣霞等，2013），但其对收入和分配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清晰。
针对公共支出的方向选择问题，Anand和Ravallion （1993）曾经指出，政府应当优先投资于公共服务领域，其中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都是最有可能提高人类发展水平的领域；同时公共支出也应优先照顾贫困地区和低收入群体，这样可以获得最大的社会边际效用。Barro（2002）尽管同意公共支出应该考虑政治、、犯罪行为、贫富差距等社会因素，但由于这些领域难以度量和把握，因而退一步讲，坚持最大化经济增长的公共投资战略仍是现实中政府的最优选择。Tavneet等（2011）研究了经济增长与民生发展之间的两种作用机制，认为在拉美、中东、东亚、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地区，民生发展是公共支出的首要目标，因为它有助于促使经济增长步入可持续模式。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其《包容性增长指标框架》（2011）中提出，健全的公共支出目标体系需要包容以下方面：贫困与不平等、经济增长与就业、关键基础设施禀赋、享受教育和医疗、享用基础设施及其服务、性别平等和机遇，尤其强调通过改善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基本服务，帮助生活福利条件比较差的人群参与经济活动，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在中国，经济转型30年间经济迅速扩张大多体现在总体增长数量的层面上，居民福利水平虽在稳步提升但速度较慢，而增长成果的分配状况却不断恶化（钞小静、任保平，2011）。因而政策制定者在“增长”和“民生”导向的公共支出间的抉择更加重要而迫切。郭晗（2011）认为，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期之后，政府财政政策应当加大支出中基本公共服务比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水平，才能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董万好等（2011）的CGE模拟结果表明，保持当前的公共支出结构将降低劳动报酬占比，而增大科技等财政民生支出比重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劳动报酬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魏婕（2012）分析了各省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及分配状况，中国各地区增长数量与福利改善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因此各省在公共支出重点的选择上也应有所差异。刘沁清（2012）也指出，需要根据各地区需求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不同，适当地选择加大民生支出还是建设投资。
选择投资还是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既要看其是否利于经济增长，更要考察其能否高效地为人民群众创造收入和福利效用提高的机会，改善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状态。所以本文在包含多种公共产品的多部门CGE框架下，分别模拟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侧重型的公共支出政策，探析不同支出策略对居民的收入、福利（效用）、公平以及经济增长等指标的影响，为公共财政政策导向的选择和确立提供理论依据。
二、多部门CGE模型的基本结构
之所以选择CGE模型，因为相较于计量回归方法对经济总量指标的强调，它更关注经济系统各个因子间的结构性关联与互动，不会桎梏于因果关系的方向性，并且情景分析更加灵活，便于模拟政府行为及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模型以SAM为基础，包括9个生产部门――农业、矿产、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和运输、私人服务业，6个居民部门――城乡高中低收入组，3类劳动力要素――低学历（小学及以下教育）、中等学历（初高中教育）和高学历（大学以上教育）劳动者。综合Jung 和Thorbecke（2003）、Clausen和Schürenberg-Frosch（2012）的模型，本研究遵循标准多部门CGE建模技术：
产品及要素使用方程：
价格方程：
收入方程：
支出方程：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公共支出，在一般CGE模型的基础上还将引入4类重要的民生公共产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公共教育。作为与普通居民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这4类产品的供给和配置直接影响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储蓄决策，进而对经济增长方式也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公共养老金体系
假设居民21岁开始工作，60岁退休；20岁以下完全依赖父母（作为额外消费负担且不产生效用）；成年居民作为唯一的劳动供给者，将时间在养育孩子和工作之间分配，将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老年居民没有劳动收入，储蓄与养老金是其主要消费来源。居民在毕生收入的约束下最大化效用，瞬间效用函数采取相对风险厌恶不变（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形式：
（1）
其中， ：成年期消费； ：老年期消费； ：贴现因子或时间偏好率（Rate of time preference）；θ：跨期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Inverse of the intertemporal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成年人的储蓄和消费不能超过税后工资收入： ；老年人的消费不能超过储蓄、利息收入和养老金： 。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出生于T时期居民的代际预算约束为：
（2）
其中，cH：所得税率； ：社会保障缴费率；n：人口增长率（近似出生率）；δ：居民工资中用于抚养幼年的比重； ：出生于t年的居民一生财富；ps：养老金按照工资的一定比例η发放。以上预算约束对现收现付型和积累型养老保险均适用，保险类型将影响变量ps、τ、w、r。
中国现阶段实行的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保险系统。个人养老金账户实行基金积累制（funded pension system）。居民在成年时期T向社保基金缴费 ，交纳的社保金用于购买资本，T+1时期进入老年，积累的资本总额为 ，则每户居民得到的平均养老金为：
（3）
统筹账户实行现收现付制（PAYG），没有资本积累，T期老年人的养老金由T期的成年人支付，平均每人领取金额为 ，nT为T期平均人口增长率。
（二）医疗保险体系
如果将税收、养老、医疗系统作为外生制度，则第i代居民在第t年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其中w是有效工资率，r是资本回报率，GT为政府对居民转移支付总量，N为居民数量。 分别表示平均所得税率和社保贡献率（个人收入中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比重）。社保账户由养老和医疗保险构成，因此居民缴纳的社保费用最终将分配为这两种用途；ps代表人均养老保险福利金， 代表医疗支出中由公共医疗保险覆盖的部分，φ表示医保共付率。以上预算约束强调，居民第t年的财富等于上一年财富本息和、交纳水费后的工资资本收入、政府福利、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的总和减去当年消费。
假设政府拥有一个一般账户和一个社会保险账户。一般账户支出包括政府的公共消费、投资、债务利息、对居民转移支付与对社保基金的转移支付，资金来自税收。社保账户包括公共养老金和公共医疗保险，定义政府对社保基金转移支付金额与社会保险金总额之比为μ，那么其余1-μ由居民和企业缴纳。令τg、τy分别代表生产税和所得税税率。因此，政府需要满足预算约束：
（三）公共教育
现在考察公共教育对不同层次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设受教育居民一生的期望收入为I Et，不接受教育的期望收入为I Nt：
（4）
（5）
其中，指数R是代表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Wl是教育水平为l的劳动者工资率，m代表比l更高的教育水平，则Wm是劳动者在l基础上继续受教育所得到的更高的工资率，τ仍旧是所得税税率，T是总工作年份。如果I Et大于I Nt，劳动者将选择接受教育，因此劳动者选择上学的条件为：
居民i能够获得的教育资源主要取决于公共教育支出GE：
RiT=xi+φGEi
那么，一个国家受教育的劳动力供给结构近似为：
三、政策实验情景与分析思路
（一）实验情景的建立
政策实验1构建了一个宽松的预算约束情景：假设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增加25%。增加的资金可能来自国家当前倡导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政策，通过严厉制止公款浪费，为政府进行有效的公共支出提供额外资源；这一假设与总理在2014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各省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的目标相一致。也可能来自加强税收征管、提高征税技术、打击逃税避税。因此，政府预算收入在随经济常态化增长的基础上，出现了额外的资金。那么，这笔资金的合理支出方式是什么？
本文考察4类主要的支出战略：①完全进行生产性公共投资（PUBINV），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扩大公共资本的积累；②完全投入公共消费（PUBCON），例如投入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当前性公共服务支出；③通过外包、投资信用等手段转移到私人企业用于私人投资（PRIVINV）；④完全作为转移支付以改善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状况（TRANS），增加私人消费和储蓄。作为以上实验情景的比较标准，基准情景（BASE）假设在使用增加的预算收入时，政府沿用当前的支出结构配比：公共投资-44%，公共消费-31%，转移支付-15%，行政管理-10%。
政策实验2放弃预算约束宽松的假定，而是在遵循常态化财政收入增长的前提下，假设政府用于医疗和教育这两大关键民生公共品的投入提高15%，同时生产性公共投资降低15%。这一情景的设定从表面上看来，符合当前政府努力弱化GDP数量目标而把人民生活放在首位的政策导向，那么这种牺牲当前增长的做法能否如愿换来改善民生的预期效果呢？
政策实验3是前两个实验的后续，无论是公共消费还是投资，其扩张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来源。“遏制浪费、提倡节约”固然可行，但更需要从体制上为政府寻求可持续的压缩开支渠道，而降低养老金支付规模正是可能的选择之一。因此实验3模拟当下备受争议的养老保险改革方向――延迟退休：假设自2013年底男性劳动者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65，而女性则推迟到63；为了鼓励劳动者接受这种改革，将未达规定年龄标准退休的劳动者每月养老金领取额降低0.5%。如今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亏空严重，承担兜底义务的政府也面临沉重的社保负担，因此，政府期望通过实施这一政策来削减社保乃至总体公共支出，这也是公共支出政策可能的改革方向之一，但是否具有合理性，模型预测的宏观经济影响和社会福利效应将给予一定的解答。
（二）实验模拟的思路
图1展示了政策实验1的分析过程：扩张公共支出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在于需求拉动――政府既可以自己购买消费品和投资品，又能够转移给私人企业和居民进行消费或投资，其变动直接影响经济系统的最终需求，进而波及产出、增加值以及各类要素的收入。这些影响能够在公共支出变动后的短时间内显现出来，因此称为即时效应（Immediate effect）。本文首先通过变动模型中的资本要素投入量，计算需求驱动的即时效应，其对部门产出均衡稳态值的影响见表1上半部分。
然而由于时滞因素，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未来，本文将这种影响称作能力提升效应（Capacity-adjustment effects），属于非即时影响，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能够使经济活动摆脱现有的能力限制与条件约束，开拓生产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和潜能，属于供给方面的效应（Psaltopoulos， et al.， 2000）。因而除了分析各类公共支出的即时影响，更重要的是考虑其在未来长期内带来的资源容量扩大和生产要素质量提升。尤其是用于教育、培训、医疗、文化事业的公共支出，尽管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增加产出，但是通过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来提高劳动力质量、改进劳动生产率，无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这种供给方面的影响主要通过公共投资对各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实现，因此本文从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中国TFP的投资弹性，以此为依据对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进行调整，重新运行模型，得到包括供给效应在内的产出变动（见表1下半部分）。政策实验2的分析思路与实验1类似，由于篇幅限制，便不再分别考虑需求和供给影响。政策实验3对部门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因此将主要集中于税收负担率、社保缴费率及居民效用的变动。下一节将在产出影响的基础上，详细考察公共支出的收入和分配效应。
四、政策实验结果分析
（一）政策实验1
图2描绘的需求驱动效应仅指政府支出扩张通过直接增加国内需求进而对各行业和部门的影响。从产出角度看，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除了教育以外的几乎各个行业的产出都发挥了明显的带动作用，尤其是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除了抑制农业、医疗和教育，基本上提高了其他各产业的产出水平，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推动作用与公共投资相当，对其他服务业的促进最强。而在公共消费情景（PUBCON）下，产出增长较为明显的仅仅有公共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公共管理），同时制造业的下滑幅度在所有情景中最大，因为政府购买的商品主要是不可交易产品（如社会服务、住房等），进而降低了可交易产品的相对价格，实质上诱导生产资源从加工、制造和出口部门向服务业部门的再分配，这对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具有一定的意义。在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由于增加的公共转移大多数将指向低收入群体，而这部分居民对食品、衣物、日用品、电器等生活必需品需求尤为强烈，需求的增加导致以上商品价格的提升，必然吸引厂商重新分配有限的生产能力、削减出口以更多地服务国内市场，所以转移支付政策下的净出口水平最低。就国民总产值的绝对水平来看，公共投资最高、私人投资其次，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甚至低于基准情景。
相较于需求影响，公共支出的供给驱动效应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更加深远。从要素供给角度来看，公共投资情景（PUBINV）促进社会资本积累和基础设施供给，私人投资情景（PRIVINV）直接将资源转移给企业以增强其投资能力，公共消费情景（PUBCON）通过医疗和教育改善劳动力质量，赋予居民积极参与市场的机会，转移支付情景（TRANS）直接实现中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在本文中，这些效应均是通过刺激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实现的。图3描绘了包含要素供给效应的GDP增长率，显然，无论公共投入方向如何，经济增长率都在单纯的需求扩张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根据实证估计，TFP对教育和医疗支出的弹性高于其他部门（见表2），因此，最强的实际GDP增长效应出现在PUBCON情景下。图4比较了公共支出结构不变时与侧重公共消费时若干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率――考虑了生产率提升效应之后，PUBCON政策使GDP增长率从基准情景的6.5%提高到8.0%，增长路径几乎抬升了22.96%；TF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路径提高0.59%；总需求相对于基期路径上扬了20.7个百分点；其中投资和私人消费比基准情景分别上涨了9.55%和20.42%。因此，从长期来看，服务导向型的公共支出战略（PUBCON）通过增加高质量生产要素的供给形成了最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综上，如果仅仅考虑支出的即时需求推动效应，公共投资情景（PUBINV）对各产业的促进作用最强，并实现7.2%的GDP增长率；而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情景下（TRANS）的增长率只有6%和6.1%，甚至低于基准情景的6.2%，可以说暂时牺牲了经济增长。但如果综合考虑公共支出对生产率的长期提升效应，公共消费（PUBCON）战略将超过其他支出方式，带来8.9%的最高增长速度。因此，服务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以降低增长速度为代价，但从长远来看，要素质量的提高终将带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经济增长的回升，成为持久、稳定的内生性增长的重要源泉。
那么，如果综合考虑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效应，以“民生”为目标的服务型公共支出能否真正改善居民收入呢？表3显示，从要素回报来看，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消费扩张，均拉升了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前者通过增加劳动力需求，后者则带来了技术溢价（skill premium）；但显然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提升幅度较大，尤其是中低学历劳动者由于健康和教育水平改善而获益匪浅。资本收益率在公共消费（PUBCON）情景下基本未受影响，反而在公共投资情景（PUBINV）下有略微降低，说明中国社会的资本并不稀缺。中高水平的劳动力供给仅在公共消费（PUBCON）和转移支付（TRANS）政策下有显著增长。综合起来，公共消费政策下劳动力总收入扩张最高，是基准情景的2.4倍，其次是转移支付（1.7倍）和公共投资情景（1.2倍），私人投资战略使劳动力收入降低了约30%。
判断公共支出方式的有效性还需要考量合适的福利指标。一般来说，消费是效用函数的关键决定变量，因而能够近似地反映福利变动。图5灰色横条代表各个情境下居民（私人）消费相对于公共支出扩张前的增长率，结果显示，除了私人投资，其他所有情景下的私人消费都随着劳动总收入的增加而增长：转移支付由于将100%的额外公共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因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最大；公共消费一方面减轻了居民在医疗、教育上的支出负担，另一方面政府购买也挤占了居民可使用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所以对消费的综合效果要弱于转移支付。当然，仅仅考察私人消费不够全面，因为当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变化时，居民效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本文还计算了Hicks等价性变化 作为居民福利测度指标，由私人消费改变产生的效用变化为EV（t）=[（Ut-U0）/U0]I0，假设公共总支出GEXP中对k产品的购买为Gk，则包含公共消费的EV为 。图5斜纹横条描绘了EV指标的变动情况，显然，如果将公共和私人消费一并考察的话，则PUBCON下的EV增长率将反超TRANS情景，说明消费导向的公共支出政策比其他选择更能有效地提高居民的综合效用或福利水平。
再看公共支出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图6进一步考察了收入差距的3种衡量指标――城镇高低收入群体平均收入之比、城镇贫困线上下居民人数之比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在服务主导的政策情景中（PUBCONS和TRANS），劳动收入占比从53%上升到60%左右，而资本收入占比则相对下降，因而收入分配效应更有利于被雇佣劳动者不利于个体经营者和企业主；而投资主导（PUBINV和PRIVINV）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则恰恰相反。由于最高收入阶层主要由资本所有者构成、而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组成部分，所以贫富阶层收入差距在PUBCONS和TRANS情境下较基期下降，而在PUBINV和PRIVINV情景下进一步扩大。转移支付情景（TRANS）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差距。公共消费（PUBCON）由于显著地提高了中低水平劳动力价格，因而在降低贫富收入差异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效果；但是对城乡差距的缓解作用略低于转移支付，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有机会享受政府资金支持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侧重投资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能够促进增长，却几乎没有改善收入不公平。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政策情景都未能显著减少贫困线以下人口规模。
注：贫困线适用联合国当前标准，即每人每天生活费为1.25美元。
图6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通过模拟公共支出对产出和居民收入、福利、分配的影响，本文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策矛盾：投资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通过需求驱动效应即刻促进经济增长，却无法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分配状况；侧重于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战略能够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并通过提高TFP产生持久的增长效应，不仅高于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且将会推动居民消费和效用的提升，提高劳动者（尤其是中低水平）的边际报酬、改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但是，生产投资导向的公共支出的效果是即时的、在短期能够显现的，而服务性公共支出的供给方面的效应却有相当长的滞后期。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在短期和长期目标中做出选择，在当前利益和未来的福利与公平之间进行权衡。
（二）政策实验2
政策实验1表明，政府在获得额外的财政收入前提下，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消费项目将会产生持久的增长和公平效应。那么，在预算约束不变时，能否将教育作为最优先发展部门，从其他部门抽调资金支持教育呢？政策实验2假设公共教育支出增长15%，而其他支出类型总和降低15%，并通过模型预测劳动力供给、回报率及收入所受的影响，这里将同时考虑公共教育投资对需求的带动效应和对劳动要素的生产率改善效应。假设总劳动力增长率与预测区间平均人口增长率2.5%相同。
表4教育优先的公共支出政策的经济影响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基准情景 教育扩张情景
劳动供给增长率 GDP增长率 6.4 6.7
低（无）学历 2.5 1.7 储蓄和投资（%GDP） 29.9 30.1
中等学历 2.5 2.8 劳动总收入增长率 8.3 7.7
高等学历 2.5 2.9 资本总收入增长率 1.4 1.9
居民收入增长率
城镇低收入 4.2 3.3
工资率增长率 城镇中等 5.5 4.9
低（无）学历 3.1 6.2 城镇高收入 8.3 8.7
中等学历 4.6 4.0 乡村低收入 2.2 2.3
高等学历 4.7 4.3 乡村中等 4.2 4.4
乡村高收入 6.1 6.5
表4模拟结果显示，受教育劳动者供给的增长率比基准情景提高了0.3-0.4个百分点，而未受教育劳动者的增长率则比基期值有所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高学历者由于供给相对富余而工资率的增长速度放慢，而低学历者由于变得稀缺而工资增长率显著提高，不难预见在未来，剩余的非熟练劳动者（当前可能处于失业状态）将重返就业市场，这种流动直到工资率降至预期最低水平（基准情景工资率）才会停止。为什么教育投入的增长反倒导致整个经济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下降呢？可能的解释是：公共投入向教育倾斜使得生产建设性公共投资的绝对水平下降，加上中国长期存在的私人投资不足的问题，导致社会资本积累不够，未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中高水平劳动力对资本的需求；当熟练劳动者数量的增加没有充足的资本增长相匹配时，劳动生产率及工资水平将会受到限制。这一点恰好印证了现实中的现象――高校毕业生逐年增长，但是政府和企业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导致高学历人才大量富余和闲置进而压低了高学历劳动力的工资率。而相较于高学历劳动力，中等学历劳动力的收入增速下降更大，因为低学历劳动者的替代性远远大于对高学历劳动者。
积极的方面是，在公共教育支出增长带动下，GDP增长率略有提高，但考虑到TFP对教育投资高达0.4的弹性，0.3个百分点的提升幅度却相当有限。原因依旧来自两方面：第一，被挤占的公共投资导致需求对生产的直接扩张效应减弱；第二，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加快，高于储蓄投资率的增长速度0.2%，这样新增加的劳动者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工作机会和设备。由此可见，政府在重视人力资本培养的同时，也不能放松物质资本的深化。随着中高级教育背景劳动者的增长，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资本回报率自然在增速上快于劳动回报率，资本收入的增长幅度大于工资水平，成为推动私人投资的激励因素。而土地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农村居民拥有土地并获得土地租金收入，进而在某种程度提高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虽然幅度并不算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城镇贫困及中等居民的收入增长降低，原因在于这一群体主要是没有资本收入的中高等教育水平劳动者；正如前文所述，此类型劳动力在公共教育投资扩张后变得相对富足，同时有面临大量农村劳动力替代的威胁，收入情况恶化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反的，却是具有低等或者毫无教育背景的农村人口从不熟练劳动力稀缺溢价中得到好处。
综上所述，收入提升最显著的是农村居民组和城镇高收入组，前者获得数量可观的土地租金以及低水平劳动力稀缺租金而提高了自身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后者包括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他们的收入地位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上升愈加提高。与政策初衷恰恰相反，由中高教育程度熟练劳动力构成的城市贫困及中等群体收入增长反而显著降低。图7沿用图6的3个指标描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且加入城镇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组收入之比。城乡差异由基准时期的3.96下降到教育扩张情景下的3.02，主要得益于农村居民平均收入的提高和占城镇人口多数的受教育雇佣劳动者工资率相对下降；城镇高收入和低收入居民的差距却由14.89提高到16.51，而高收入与中等收入的差距由6.47提高到7.33，分别扩大了11%和13%；贫困线以下人口数量依然变动不大。因此，通过牺牲其他公共产品而优先发展教育将损害依靠工资生活的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这一结果恰恰与政策的初始目标是相悖的。
图7公共支出方式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模拟结果显示，单纯地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虽然有助于经济总量增长，缓解部分弱势群体的贫困状况，却无法改善甚至恶化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度。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必须同时实施其他的政策措施以支持教育支出扩张战略。其中较为关键的是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否则，由于熟练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不协调，教育投资扩张也只能对扶贫济困起到有限而寥寥的作用；如同当前的中国，很多受过教育甚至学历较高的劳动者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依然贫穷。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很明显：加强人力资本的扶贫战略必须由充足的公共或私人资本积累作为补充，这样才能保证占贫困人口主力的中低教育水平劳动者报酬率增长，社会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公平度得以提升。如果大规模扩张资本有难度的话，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最有效措施就是改革教育产出结构，使其生产出的人力资本类型更好地迎合当前的经济结构和就业市场，尽可能地降低结构性失业。
（三）政策实验3
政策实验1强调了教育和医疗等服务型公共支出的重要性，同时政策实验2又提醒不能在扩张教育的同时削减公共投资，那么，在有限的预算约束下，如何有效地降低公共支出是政府的当务之急。现存的养老保险基金是政府未来需要长期背负的包袱，那么，中国能否通过提高退休年龄的方式，降低养老金支付额，为政府消费和投资节省资金呢？政策实验3将探究这一提案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其一，社会保障和宏观经济影响。图8对比了两种情景下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演化路径。如果不实行改革，养老保险收入由2013年的1.56万亿元扩大至2070年的44.5万亿元，而支出规模则由1.33万亿元增加至120.6万亿元；账户将在2031年左右出现收不抵支的状况，收支逆差将在2070达到76.1万亿。如果延迟退休，那么资金缺口首次出现的年份将延长至2040年以后，在此之前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支出，每年都有结余；2070年赤字额为34.8万亿，几乎是不改革时的一半。显然，养老金亏空额越低，政府的社保负担越轻，可以节省下资金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和建设投资。
图8延迟退休对养老基金缺口的影响
为了应对退休年龄的延迟和养老金收益的降低，居民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同时降低消费以弥补退休后养老金收入降低的损失。但是在政策施行的最初5年内，这些响应总体来看非常小，因而社保缴费率并未立刻明显下降，而仅仅是增速放缓，并在2045年左右达到最大值20.06%（图9a），这一年以后，所有世代都将按照推迟后的年龄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因而缴费率始终保持下行状态。
图9延迟退休政策对居民负担率的影响
失业率的相对变化来源于净工资的变动，对于青年群体，社保缴费率降低带来其隐性税负率下降及净收入增加，同时极大抬高了闲暇的机会成本，青年劳动力供给相对增加，反而导致这一群体失业率的上升――改革头年最年轻工龄人口的失业率由9.42%增加到9.55%。相反，中年劳动力面临的则是隐性税率的增加和净工资收入的减少，因为他们不仅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减少，而且退休前并未赶上社保贡献率的大幅降低，因而中年劳动者供给减少，反而使其失业率降到基准情景以下――改革初期最年长劳动者的失业率由16.17%下降到15.89%。由于整个社会处于人口老龄化状态，所以总体失业率在预测区间的路径比基准情景略低（图10）。
图10延迟退休对失业率的影响
最后，随着养老保险支付的减少和失业率的降低，政府得以削减对养老及事业保险基金补贴和公共支出，这样在整个预测区间，居民的综合税收负担相对于基准情景将平均减轻约7.3%（图9b）。
其二， 福利和收入分配影响。根据Hirte（2009），效用变化可以分解为额外税收负担（excess burden）变动和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变动，而收入变动能够进一步分解为要素收入变动（本文为0）和净社保收益变动，其中社保收益变动由养老和失业保险收益减去社保缴费。以上分解可以通过效用最大化方法、预算约束以及市场出清条件推导得到。表5计算了各个世代居民改革实施前后的等价性变化EV，以衡量其效用变动ΔU，并将ΔU分解为额外税收负担ΔE和社保净转移支付变动ΔS――ΔS代表净社保收入增加、-ΔT代表税负降低。最后一行则是所有世代居民贴现到改革初始年份的效用变动率总和。
表5效用变动的分解
世代 ΔU ΔS -ΔT
1921 0.12 0.04 0
1931 0.28 0.18 -0.02
1941 1.33 2.04 -0.45
1951 0.27 0.72 -0.36
1961 -0.69 -0.34 -0.44
1971 -1.57 -0.91 -0.79
1981 -2.36 -1.51 -1.22
1991 2.88 1.77 1.48
2001 3.57 2.01 1.62
2011 4.24 2.29 2.35
∞ 4.5 1.83 1.85
∑ 0.6 -0.03 0.64
ΔU显示，在改革初期已迈入退休年龄的居民（1951年及以前出生），并未受到政策调整的影响，养老金领取总量不变，因而没有遭受效用损失。改革年份处于青年阶段的群体以及更加年轻的居民（90年代以后出生）效用水平有所上升；而改革时正处于中年的世代（1961-1981出生）效用则有所退化。为什么只有年龄稍长的劳动者遭受损失，而年轻和未来世代实际都是收益群体呢？
对于90后以及更加年轻的未来世代，社保收益ΔS为正值，因为延迟退休的政策将推动社保缴费率不断下降，所以年轻世代将在相当长的工作生涯中享受社保缴费负担降低带来的好处，这种正面影响甚至要大于养老金领取时间推迟带来的损失。同时，平均税率也是随着时间不断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未来世代的税收负担ΔT。根据图9，社保缴费率和平均税负率的下行都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显现，而中年劳动者已经在过去的很多年份缴纳了高额的社保费用，又没有剩余的工作时间充分享受低税率，因而其终身收入和效用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代际再分配的结果是将大部分效用从中年居民转移至年轻和未来世代，同时一小部分转移到已退休的老年居民身上。所有世代福利总和略有上升――总的贴现效用大约提高了0.6%。
五、结语
在制定公共支出政策时，政府是选择有利于生产建设性的公共投资，还是侧重社会服务的公共消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全面考察不同导向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与分配公平的影响。本文利用多部门动态CGE模型，模拟并预测了在投资导向、消费导向和转移支付导向的公共支出战略下，部门产出、GDP、居民收入水平和差距的变动情况。比较发现，消费主导型的公共支出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GDP的增长作用有限，但却能够有效提高国内需求，并引导生产资源从出口流向内需市场；长期来看，能够通过供给效应刺激TFP的提高，带来经济增长率的回升，但是这种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同时，强调消费和转移支付的公共支出结构可以增加劳动报酬，改善以EV测度的福利指标，并且在最大程度上缩小高低收入群体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
但是，上述模拟结果是在假设政府财政收入出现额外增加的基础上得出，换句话说，在保证其他支出类别绝对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相对增加社会服务类公共支出可以产生以上种种好处。那么，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可否牺牲生产性投资以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呢？模拟结果显示：这样做虽然能够增加熟练劳动力供给，但由于资本积累下降导致就业机会不足，这部分劳动者将相对富余，反而造成失业率上升，工资率下降；对GDP的增长贡献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资本、土地等回报率相对抬高，劳动报酬相对下降，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中高水平劳动力收入地位反而降低，结果是加剧了贫富不均。这说明，国家在施行科技兴国、教育扶贫战略的同时，必须不断加强资本深化，否则，将出现越来越多“学历越高反而越穷”的反常案例。
以上两点说明，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服务支出的确需要加强，但“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削减建设投资以扩张服务支出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强化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金从何处来？这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考虑了一种方案――通过提高退休年龄以降低政府的社保负担，节省公共支出，并模拟了延迟退休的经济和福利影响。结果表明，这项政策将推迟养老金缺口出现的时间，将各年份的收支缺口减至原先的一半，并在未来逐步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和综合税收负担，对失业率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显然，延迟退休的措施减轻了政府和居民双方的支出责任，对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促进私人消费都有积极的作用。从效用变动的角度来看，改革前已经退休的居民未受太大影响，年轻和未来世代的效用得到提高，而改革时处于中年的劳动者却遭受了损失。因此，这是一个代际的效用转移过程，整体看来，所有世代的效用总水平略有增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存在两点局限性。首先，仅仅探究了不同公共支出战略对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和分配公平度的影响，而政府在进行公共财政决策时，需要考虑的内容无疑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产业结构优化、投入产出效益提高、资源环境合理利用等，也是衡量支出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第二，政策模拟中没有包含“混合型”支出战略。既然投资型支出有利于当前经济增长，而服务型支出有利于长期增长与收入改善，那么能否找到一个最优的公共投资与消费之比，在短期和长期最优之间进行折中，既保持当前适度增长，又实现长远的收入提升呢？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利用多目标决策系统，对公共资金进行合理化配置，以期达到长短期目标之间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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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ending and Quality Economic Growth： Policy Experiment In A Multi-Sector CGE Framework
Zhang Xiaodi
篇3
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无关;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内的使用价值量（商品数量）成正比，由于单位商品价值量不变，所以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价值总量成正比;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价值总量无关。商品价值总量=单位商品价值量×商品数量。
2.所用公式
假定商品的价值量原来为N，如果出现了以下情形，那么商品的价值量会有不一样的计算公式。（1）如果该商品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m%，那么现在商品的价值量为N÷（1+m%）。（2）如果该商品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m%，那么现在商品的价值量为N÷（1+m%）。（3）如果该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加m%，那么现在商品的价值量为N×（1+m%）。（4）如果该商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m%，那么现在商品的价值量为N×（1-m%）。（5）如果该国货币升值m%，那么现在商品的价值量为N÷（1+m%）。（6）如果该国货币贬值m%，那么现在商品的价值量为N÷（1-m%）。（7）如果该国通货膨胀m%，那么现在商品的价值量为N×（1+m%）。（8）如果该国通货紧缩m%，那么现在商品的价值量为N×（1-m%）。
二、关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的计算
1.知识储备
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但国家不可以任意发行纸币，要遵循纸币发行规律。国家有权决定纸币的面额，但不能决定纸币的购买力，纸币的实际购买力是由当年生产的产品数量、纸币的发行量和供求关系等多种因素决定的。有的试题还与汇率、关税等知识联系在一起进行计算。
2.所用公式
（1）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2）货币贬值率=（纸币发行量-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纸币发行量。（3）货币升值率=（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纸币发行量）÷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4）如果通货膨胀率为m%，则货币贬值率为m%÷（1+m%）。（5）如果货币贬值率为m%，则通货膨胀率为m%÷（1-m%）。
三、关于存款或贷款利息、投资收益等的计算
1.知识储备
利息是借款人（债务人）因使用借入的货币或资本而支付给债权人的报酬。一般情况下，存款或贷款利息的多少取决于利率的高低。贷款是指商业银行以一定的利率和期限向借款人提供货币资金，并要求偿还本金和利息的行为。
2.所用公式
（1）存款利息计算公式：利息=本金×利率×存款期限。如果在有利息税的情况下，还要扣除利息税。（2）贷款利息计算公式：利息=本金×利率×贷款期限。如果让计算复利，上一年的贷款利息应计入贷款的本金。
四、关于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计算
1.知识储备
在我国，公有制企业的分配属于按劳分配，其内容包括工资和奖金;在非公有制企业实行其他分配方式，如个体经济的收入属于按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分配。在公有制企业之外，凭借劳动、土地、技术和管理等取得的收入属于按生产要素分配。
2.判断方法
主要看劳动者的劳动是与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结合，比如劳动者的劳动与私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结合，则属于按劳动要素分配。
五、关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计算
1.知识储备
企业的经济效益指企业的生产总值同生产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与否，主要明确生产总值是否提高和生产成本是否下降这两个重要因素。
2.所用公式
（1）经济效益=生产总值÷生产成本。（2）利润=生产总值-生产成本。（3）企业年净利润=资本总额×毛利润率-贷款利息。
六、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1.知识储备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对个人所得征收的一种税。我国个人所得税按应税项目不同，分别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实行累进税率，纳税人所得越高，税率越高;所得越低，税率越低。超额累进税率，即按征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由低到高不同等级的税率，超额部分按相应等级的税率应征;比例税率，即不论征税对象数额的大小，只规定一个恒定的税率。
2.计算方法
（1）计算公式：个人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税率。（2）方法指要：目前个税的起征点是3 500元，计算时要先扣除;余额部分要分段计算，不能重复计算。
七、关于汇率的计算
1.知识储备
汇率又称汇价，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我国通常采用100单位外币作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人民币。如果100单位外币可以兑换更多的人民币，说明外币汇率升高，人民币贬值;反之，则说明外币汇率跌落，人民币升值。汇率波动的影响：（1）一国货币汇率下跌（即货币对外贬值），通常会引起出口扩大和进口减少，国内物价上涨，国际储备增加，资金外逃。（2）一国货币汇率上涨（即货币对外升值），通常会引起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国内物价稳定，国际储备减少，吸收外资流入。
篇4
提高基建工程的内部审计质量，有利于节约资金，降低工程造价并且可以防止不合格工程，对于如何有效提高，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基建审计的必要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各项基建项目也纷纷兴起，做好基建工程的的审计工作，可以强化审计和经济监督，同时也是搞好投资效益的有利途径，基建工程的审计对基建工程的管理和监督、基建工作的合理有序进行、促进廉政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做好基建工程的审计工作非常必要。
二、基建审计的范围、内容
基建工程审计包含勘察设计的审计、招标投标的审计、概算审计、预算审计、竣工结算审计以及投资效益审计。就内部审计而言，在实务中应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招投标与合同的签订
对于基建工程项目，是否按规定进行了招标投标，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看是否存在安排分包、转包的事项，施工队伍的选择上是否严格依据审批制度。施工队的资质是否符合规定；在合同签订上，要关注合同条款是否合理，是否与招标书中的条款相一致，有无进行工程价结算问题以及对于双方违约后相应责任的规定等，在建设资金的使用上，要看是否规定按工程进度拨付资金，在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是否留有一部分资金待审计工作完成再付款，是否预留质保金，在合同上是否规定了保修期。
(二)对工程量等重点审核
由于工程量直接影响到直接费用的计算和其他费用，因此在审计中要重点关注。它是工程造价数据的直接来源，尤其当遇到工程量大的项目，特别容易出现多算、重算及漏算的现象，工程量的计算上，所设置的细则也较多，因此，需要反复计算审核，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同时，对对方的预决算中工程量、定额等方面也须进行审核，双方核定结果相一致后再对总造价进行审定，如果施工过程造价发生变化要审查具体原因，是否办理完备的变更手续，计算方法是否正确，单价确定是否合理，工程量是否真实等，如果变更不当要及时修改纠正。
(三)对材料的价格进行审核
材料是进行工程建设的基础，目前，建设单位对材料的用量等方面的管理还不是很完善，因此，审计时也需要进行核查，要看所使用材料的参考价格选用是否和市场价格相接近，是否与图纸的设计相符合，如果材料的参考价格与实际供应价格发生差异时，只需调整供应价格的差额，并计入工程决算中，不做另行计取。
三、基建审计的程序、方法
(一)招投标的审计
审计人员应当做好招投标的审计，首先要收集全面的审计资料，包括工程预算书、招标文件、投标书、设计图纸等，对于招投标文件，要看其内容是否全面完整，开标程序等是否符合规定等，审计人员须认真阅读各项内容，掌握该基建项目的具体情况，发现问题要与项目的甲乙双方沟通交流，如果是大型的基建项目审计人员还应事先根据设计图纸做好项目的工程量清单和标底，形成控制价，在现场开标时做为施工中标的参考。
(二)施工过程中的跟踪审计
基建工程的内部审计涉及面很广，并且审计工作任务量大，因此需要各部门的配合协作，对于隐蔽工程，只能看到结果，因此，审计人员要全方位的参与到工程建设和管理中，到现场进行检查监督，审查工程质量，材料使用情况，工程完成情况等，充分利用现场的一手资料。如果是隐蔽工程要仔细和施工图纸核对、详细测量工程量，做好记录，必要时拍照，记录要由甲、乙和审计人员三方签字认可，确保签证量属实。在审计方向上，工程管理的审计要与财务审计结合，由于工程造价审计主要追踪工程项目建设，而财务审计则注重资金的流向，因此应将两者相结合。在拨付进度款时，应到现场查看工程的实际进度，并认真和合同对照，严格按照合同的要求拨款，保证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工程决算审计
工程决算审计是基建工程的全面、综合反映，工程决算审计要着重关注以下问题，工程量的计算是否准确，有无重算、虚列、多报工程量，定额套用及费用标准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避免高套定额和不合理取费的现象。决算审计要做到细而全，并且要突出重点，有些基建工程变更项目较多，这时不仅要核对施工图纸和变更施工图纸，而且要对预算书、变更签证相核对，原先设计好的后来又没有做的项目，及时删除，原来有后来又增加的项目，要到现场测量审核工程量，做到预算、变更的工程量和实际施工相一致。机械设备、材料价格等是否占建安工程价的70%左右，工程量的构件、配件名称、规格，计量单位等是否符合设计施工要求，单价套用是否正确，工程名称、种类、规格、计量单位等是否一致，合计是否准确无误。
(四)加强各部门的合作
基建工程的内部审计涉及面很广，并且审计工作任务量大，因此需要各部门的协作，审计过程中要和工程管理部门、设备管理部门、后勤管理部门等相互配合，加强沟通探讨，如果是大型的基建项目还要和造价咨询工程公司合作，确保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基建工程的内部审计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审计人员要切实做到事前把关、事中介入和事后控制，从而提高对基建工程的审计质量。
参考文献:
篇5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需要由政府通过投资等必要的方式直接负责，免费向公众提供。而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国家权威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和手段，社会成员是公共政策的承受者，政府应注重社会成员的回应度。
一、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即实现公共产品的供需平衡，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益。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失灵等各种因素，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效果未达到帕累托最优，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时提供信息量不足，形式主义导致供给效率低下，制度不完善导致供给渠道受阻。
二、供需失衡现状及原因
（一）公民方面
1.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成本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者，经济个体都是会在既定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公民来说，他们要考虑参与政策制定这一过程的成本和收益，以获得效益最大化。如果公民参与成本很低并且效果很好，那么公民会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如果公民参与成本高并且又起不到什么作用，理性公民会选择消极参与，不会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不会真正地思考和参与其中。
2.公民参与意识不足
我国千年来的帝王封建统治造成我国社会的“顺从”思想，这一思想使得公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政府代表公民的利益，凡是政府做的就是对的，个人的意见对政府的决策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便公民对政府的决策有什么不满也不会表达出来，只是选择沉默。
（二）政府方面
1.政府与群众缺少沟通，信息公开不足——供给量不足
我国从2008年开始就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地各部门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信息公开渠道，各省市政府网站都专门开设了信息公开栏，为公众提供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尤其是在面对重大突发问题时，政府总是习惯于封锁消息，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事实上却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挫伤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2.公民参与流于形式——供给效率低下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分配过程，是利益冲突均衡的结果。在实际发生过程中，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往往借助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来谋取部分群体或个体的利益，从而使公共政策偏离了其本意，失去了其利益调和功能，继而造成公共政策失衡。公共政策制定会牵扯到多方利益，以2003年怒江建设水电站为例。针对是否在怒江建设水电站，公民，专家，媒体，政府之间进行了一场博弈。环保组织抵制建设水电站，专家则呈两派意见，一方认为建设水电站有利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则认为这会破坏当地环境。在整个过程中，作为最重要的当地居民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从中可以获得巨大收益的当地政府和国家水电却成为了政策制定的主要对象。
3.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供给渠道受阻
目前我国社会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主要有三条，即通过选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他们的政治活动来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党政部门中设立的信息反馈部门收集群众意见和建议及党政部门的领导通过政策决策前举行的各种座谈会、听证会调查研究收集决策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还没有明确的制度体系和法律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订处于被边缘。人大代表与群众的脱离，的“滚雪球”效应，听证会的“听而不谏”，这些都降低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使得参与渠道基本上都只是发挥了“形式作用”而已。
三、为实现有效供给，政府应如何改进工作
（一）培育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文化
随着近年我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公民开始逐渐参与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政府决策也更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首先需要政府提高公民的权利主体地位，使公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公民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除此之外，利用好社区基层这一平台，大力宣传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推进社区服务工作，培育公民参与文化的氛围。
（二）做好“公开，透明”工作
信息作为当今发展的核心要素，其主要掌握在政府手中。公民只有掌握了相关政策信息，才有可能真正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为此政府应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包括政策制定相关信息的公开化，政策背景和资料的公开化，政策决定理由的公开化，政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的公开化。信息公开应做到两方面的公开，即“群体增长”和“内容增长”，加大宣传力度，开辟多种渠道信息，放宽对信息的控制，尤其是在制定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时，有关政策的具体细节，行政程序，制定理由和政策结果必须向公众公开。
（三）领导者转变观念，注重社会舆论和民意
篇6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止违反规定突击分房和低价出售公有住房问题的紧急通知》，促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健康发展，现就有关问题紧急通知如下：
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政策性强，关系群众切身利益，要在国务院和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在新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尚未出台和实施之前，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继续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4〕43号，以下简称《决定》）精神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的规定（京政发〔1994〕71号），搞好住房制度改革工作。
二、严禁违反规定突击分房和低价出售公有住房。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出售现有公有住房，应符合《决定》精神，严格执行本市房改部门的有关规定，将实施方案按规定程序报有关房改主管部门审批。未经本市有关房改部门审批，房地管理部门不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尚未建成交付使用的公有住房，不得提前无偿实物分配，也不得以低于本市规定的房改价格出售。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向职工出售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应按成本价或微利价出售。
三、本市各级房改和房地部门要加强住房制度改革管理工作，重点是对近期上报的售房方案进行复查。本市各级监察、审计部门要加强对住房制度改革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突击分房和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的，要立即清理，坚决纠正。对本通知下发后仍然违反规定突击分房和低价出售公有住房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篇7
一、单位职工在1994年度以“成本价”购买的住房，产权归购房人所有。在购房人申请该房产登记时，产权管理部门在《房屋产权登记书》和《房产所有证》左上角，分别加盖“成本价出售住宅”专用章。
篇8
[中图分类号] R47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5（a）-0137-02
围术期的护理对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的术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可有效提高患者治愈率，改善其预后[1]。本研究对本院妇科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妇科2011年3月～2012年2月收治的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共82例，患者年龄均在21～55岁，其中，单发肌瘤48例，多发肌瘤34例；肌瘤大小在2～10 cm，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41例，对照组患者平均年龄为（44.32±3.76）岁，其中，单发肌瘤24例，多发肌瘤17例，包括肌壁间肌瘤29例和浆膜下肌瘤12例，平均肌瘤大小（5.44±1.10） cm；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为（44.82±3.52）岁，其中单发肌瘤24例，多发肌瘤17例，包括肌壁间肌瘤28例和浆膜下肌瘤13例，平均肌瘤大小（5.22±1.32） cm。两组患者在年龄、肌瘤类型和大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临床诊断
患者临床症状均符合子宫肌瘤诊断标准，且经妇科常规检查、彩超检查及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子宫肌瘤，并确定肌瘤位置和数量。术前行诊断性刮宫以排除子宫内膜恶性病变或其他性质病变，且患者无严重器官功能障碍和血液系统疾病，无腹腔镜手术禁忌证等。
1.3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基础护理和生活护理等，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优质护理服务，具体为：
1.3.1 术前护理 术前与患者进行耐心的沟通和交流，了解患者内心需求，对其进行健康教育知识宣传，使患者了解自身疾病相关知识、手术治疗的必要性和注意事项，消除患者紧张、焦虑及恐惧等不良情绪，树立康复信心，积极配合治疗。
1.3.2 术中护理 加强术中监测，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变化，护理人员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较高的服务水平，对术中气腹机、双极电凝等运转情况进行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医师进行处理；术中进行腹腔冲洗的护理，并及时更换腹腔冲洗液，并保持冲洗液的进出平衡；护理人员应掌握各种技术及手术操作，如手术床的使用，患者的适当固定，高频电刀的使用等，配合手术医师完成各项操作；做好充分应急准备，减少术中并发症的发生。
1.3.3 术后护理 术后12 h内严密观察患者血压、脉搏及呼吸等生命体征变化，并给予常规吸氧；指导患者术后进食高热量、高维生素的流质食物以促进胃肠功能恢复；对于切口、导尿管、术后阴道出血等并发症进行护理，以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本院自行设计的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进行满意度调查，内容包括基础护理、健康教育、医患关系及护理主动性等，其中85分以上为满意，75～85分为基本满意，60～75为一般，60分以下为不满意。
1.5 统计学方法
将结果采用SPSS 17.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各组指标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值P <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由临床结果可知，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为95.12%，明显高于对照组（75.61%）；并发症发生率为7.32%，明显低于对照组（19.51%），两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1。
2.2 两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对护理满意度为100.00%，而对照组护理总满意度为80.4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见表2。
3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临床较为常见的女性生殖器官良性肿瘤之一，多发于30～50岁中年妇女，具有较高的发生率，目前临床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为子宫切除术[2-3]。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腹腔镜设备的不断改进，腹腔镜下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适应证不断拓宽，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术后并发症少、患者住院时间短等优势[4]。
优质护理服务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强化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尊重患者需要，为患者提供最准确、最及时、最全面及最贴心的服务，利于患者的临床治疗和康复[5-6]。本研究对本院拟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采取优质护理服务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临床有效率和患者满意度[7-8]，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王金玲.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围手术期护理体会[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18（11）：1308.
[2] 张广亮，黄琦丽，邢福祺. 腹腔镜在宫外孕合并富内孕治疗中的应用（附5倒报告）[J]. 第一军医大学学报，2004，24（9）：1087.
[3] 杨菊芳.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护理[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11， 8（4）：50.
[4] 张军，张广亮，柯妍. 腹腔镜下复杂子宫肌瘤剔除术114例护理体会[J]. 广东医学，2007，28（8）：1363.
[5] 毛芳，颜红霞，张琳. 优质护理服务对脑卒中患者的影响[J].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2，28（21）：73.
[6] 叶小丽. 优质护理服务对妇科住院患者满意度的影响分析[J]. 中国美容医学，2011，20（5）：381.
篇9
一、各企、事业单位办理市内工人调动和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时，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认真审查。调出单位应如实向调入单位介绍情况，不得隐瞒情况将患有严重疾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工人介绍到外单位。接收单位在三个月试工期内如发现调入工人患有严重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等）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即可退回原单位，原调出单位必须收回。
二、劳动合同制工人在本市范围内转移工作单位，本人应提出申请，经转出、转入单位双方劳动部门协商同意后，由转入单位发出《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通知书》，转出单位劳动部门即可通知本人解除劳动合同，并开据《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介绍信》，办理《劳动手册》、行政、工资关系及个人档案等转移手续，转入单位与工人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三、凡外省、市、自治区集体所有制工人调入我市，安排在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应实行劳动合同制；跨省、市转移到我市的劳动合同制工人无《劳动手册》的；本市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1986年10月1日后招收的新工人调往全民或大集体所有制单位实行劳动合同制，均由接收单位持工人户口本和劳动合同书到工人户口所在区、县劳动局办理《劳动手册》注册登记手续。
四、外省、市、自治区转移到我市工作的劳动合同制工人，已有《劳动手册》的，由接收单位持工人户口本、劳动合同书及原《劳动手册》到工人户口所在区、县劳动局办理《劳动手册》变更手续，原《劳动手册》继续使用。
附：
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通知书存据
（ ）劳调字第 号
单位合同制工人 同志，要求转移到我单位工作，经研究，同意调入请于 年 月 日来我单位报到。
经办人：
年 月 日
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通知书
（ ）劳调字第 号：
同意您单位合同制工人 同志到我单位工作。请给予办理转移行政、工资介绍信、《劳动手册》、个人档案等有关手续，于 年 月 日前来我单位报到。
（单 位）
19 年 月 日
附：
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介绍信存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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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原｜ ｜ 工 资 ｜
｜姓 名｜ ｜ 原 单 位 ｜工｜ 调往单位 ｜－－－－－－－－－｜
｜ ｜别｜ ｜种｜ ｜级别｜金额｜已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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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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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备 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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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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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制工人转移工作单位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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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介绍 同志到 工作，请接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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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 ｜ ｜ 工 ｜ 工 资 ｜
｜姓 名｜ ｜ 原工作单位 ｜ ｜－－－－－－－－－｜
｜ ｜ 别 ｜ ｜ 种 ｜级别｜金额｜已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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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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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备注 ｜ ｜
篇10
一、1999年1月1日起，出售公有住宅楼房取消标准价，一律实行成本价城近郊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新建楼房的成本价为每建筑平方米1485元。远郊区县新建楼房的成本价，由区县房改办会同区县有关部门按规定测定，报市房改办批准后执行。
按成本价出售公有住宅楼房的房价计算公式，付款方式，以及成新折扣、工龄折扣、调节因素、装修设备价、提前付款折扣计算等办法，均按（94）京房改办字第054号文件的规定执行。其中，房价计算公式中的标准价高限按成本价的94％计，负担价中的工龄折扣率为0.9％；现住房折扣率下调为1％；提前付款月折扣率为3.15‰；封闭阳台按成本价的70％计算，未封闭阳台按成本价的50％计算；复式住宅的价格计算按（98）京房改办字第179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二、其它有关政策
1.西藏内调人员购房的，按京组通〔1997〕78号文件的规定，购房人凭市委组织部出具的证明增加购房优惠，夫妇一方属内调的，优惠5％，夫妇双方同属内调的，优惠10％。
2.教师购房的，按（96）京房改办字第075号、（97）京房改办字第057号文件的规定增加购房优惠，夫妇一方是教师的，优惠5％，夫妇双方是教师的，优惠10％。
3.各产权单位出售公有住房按规定的计价公式计算后，实际售价（不含提前付款折扣）低于每建筑平方米211元的（含阳台），均以211元计。
4.公共维修基金的交纳标准调整为每建筑平方米52元，交纳方法仍按（94）京房改办字第054号文件的规定执行。
三、本通知未及事宜，仍按《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京政发〔1992〕35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执行。
篇11
关键词： 环境工程；专业建设；化工；污染防治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specialty construction；chemical industry；pollution prevention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4-0231-02
0 引言
环境工程专业本身就与化学工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国本科环境工程专业的发展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个别学校在给排水工程、化学工程、冶金工程等本科专业中开设了与环保相关的废水、废气治理等专业方向。在化工生产过程中，污染物的来源不同，一般可以分为废水、废气、废渣等。在“三废”的治理过程中，许多环境工程单元是化工过程，如多效蒸馏、分馏、吸附、离子交换、高级氧化等大多涉及“三传一反”化工原理[1]。在工业各部门中，化工排放废水占第一位、废气第三位、废渣第四位。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化工行业快速发展与污染加重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山东省是我国的工业强省和化工大省，仅淄博市就有5000余家化工企业，化工行业环境污染形势非常严峻。企业对既具有环境工程专业技术，又具有化工污染防治知识的人才需求极为迫切。
目前，许多环境工程专业开设了化工原理等课程，但是由于师资力量，培养过程等不系统，导致学生在环境工程方面拥有大量技术，但缺乏在化工过程中的基础知识。青岛科技大学在我国化工领域有着近60年的历史积淀，学科优势明显，特别在山东省及周边地区影响很大。如何结合本校化工特长，提高环境工程专业的教育水平和教学质量，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具备专业素养和循环经济意识的环境工程技术人员是环境工程专业在人才培养应给予关注和考虑的问题[2，3]。本文从化工特色必要性、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等方面，研究建设化工污染防治为特色的环境工程专业的可行性。
1 化工污染防治为特色的必要性
多年来，社会培养的环境人才大多是通用型人才，具有化工环境特色的人才很少。随着我国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治理污染的任务在加重，化工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依然很严峻。这既为环境工程专业的发展提供契机，也为环境工程专业的相关人员提出挑战。化工行业的环境问题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工业部门的特点，生产装置危险性包括燃烧性、爆炸性、腐蚀性、高温高压、毒性等，一旦发生环境、安全事故，后果危害往往更严重。为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教育部2012年联合召开高等学校化工安全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要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体系、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体系，加快化工安全复合型人才培养。因此，为化工行业培养大量的与当代乃至未来发展相适应的环境工程工程专业人才，显得十分迫切。当前培养化工环境复合型人才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强化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其中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
青岛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成立于2002年，起步相对较晚，但其在化工污染治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依托化学工程等专业的优势，可以将环境工程专业建设成一个以化工污染防治为重心的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工科专业。将环境工程专业建成国内化工特色鲜明的环境工程学科，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创新型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迫在眉睫。
2 建设化工污染防治环境工程特色专业研究思路
结合环境与化工专业领域综合性、交叉性及边缘性的特点，依托青岛科技大学化学化工等学科优势，着力发展多学科横向交叉，突显区域经济服务功能，逐步形成化工环境控制为特色。从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融于教学、增强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建设，将环境工程专业建设成为在化工领域具有优势、交叉学科特色鲜明的专业。
2.1 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拟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环境工程专业依托山东省海洋环境腐蚀与安全防腐工程研究中心、青岛市海洋环境腐蚀与安全防腐工程研究中心、安全与环境功能材料二级学科博士点、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开展建设，学科平台较高，为高水平专业人才培养奠定了较高的专业平台基础。同时，通过内引外联机制，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近年来，环境工程专业聘期多名青岛科技大学化工学院的教师作为兼职教师，担任化工原理及相关实验的任课教师，同时建设化工实习基地。返聘化工学院退休教师，指导学生环境工程相关设计。
与此同时，从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引进具有化工实践背景的教师，增强本专业在化工污染防治方面的能力，为进一步加快环境工程学科平台和师资队伍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2.2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与实践，建立新的模块化环境工程培养体系，将化工相关教学环节设置一个模块，加强课程建设、改革教学方式，使教学水平逐年提升。同时增加化工相关实践环节，环境工程专业积极响应并安排每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作为本科生的良师益友，取得明显成效。本专业组织“环保宣传进学校”、“环保演讲比赛”、“科大环保周”、“李村河生态调研”、“关于青岛市公交系统安全现状的调研”等活动，鼓励学生参加下企业、进工厂等活动，充分理解化工生产工程，为更好地服务社会奠定基础。实践证明，近几年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经过科学系统培养，大多数成为具有良好道德修养、专业水平高、化工污染防治特色鲜明的高素质人才。
2.3 科研成果融于教学，凸显化工环境污染控制的专业优势
组织10位年轻教师到齐鲁石化等工厂学习调研，强化其化工环境概念；“科研进课堂”，充分利用科研成果，以科研促进课堂教学。实验教学方面，提高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所占比例；“科研进实验”，注重将科研所取得的成果纳入实验课的教学中；将科研成果中设计制造出的实验仪器等应用于实验教学中。清洁生产审核是环境工程专业的一大特色，在进行清洁生产审核的同时，积累了丰富与化工环境污染控制相关的知识，可通过开设《清洁生产》课程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课堂上传授给学生生动案例分析，同时作为导师，经常带学生进企业，使学生掌握课本上不能获取的专业知识。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学习积极性也得到提高，为其更好地了解本专业和社会需求有重要意义。
2.4 增强学生创新与实践能力
环境工程专业教学过程中注重与化工企业实际的结合。由于环境工程专业属于综合性专业，没有特别针对性强的行业支撑，此外新专业历史很短，与企业联系较少，这些问题对工科专业的发展非常不利。首先环境工程专业的青年教师可以赴齐鲁石化公司、琅琊台集团、核工业烟台同兴实业有限公司、中国铝业山东分公司等大中型企业学习实践和调研。或通过邀请上述公司的管理技术人员开设研讨班，丰富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也促进教学与实际的结合，从而提高教学质量[4，5]。
3 效果分析
在以上研究思路的指引下，通过内引外联的方式扩大环境工程师资队伍，尤其是在化工污染方面大力引进相关高级人才，近两年，环境工程从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引进高级人才3名，增强了师资力量；择优选用最新化工污染治理相关教材，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所有教材均采用国内最新最权威教材，在教材的选用上重视化工背景的篇章；通过建立实习基地、实验室建设等手段，实现环境工程专业高级人才的动手实践能力。最近与污水处理厂、海水淡化场、电厂、垃圾填埋场、市政设计院等十多家企业、设计单位签订学生实习协作协议；鼓励环境工程专业从事化工污染治理相关领域的创新创业活动，近几年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在“国创”、“挑战杯”、“创青春”等创新创业活动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全校专业排名中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工程专业在2015年底获得“工程教育认证”申请资格，目前专业全体师生为了通过认证，开展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已经同意于2016年6月进校考察，这对环境工程专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契机。
4 结论
本文首先总结了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的渊源、相互关系，指出在当前形式下，环境工程专业应具有化工污染防治特色的必要性。结合学校优势学科，从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融于教学、增强实践能力论述本研究的可行性。从近期取得的成果来看，青岛科技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用短短的十年时间，从一个边缘化专业成长为一个获得“工程教育认证”申请资格的专业，与该专业的准确定位与建设思路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刘尧.大学内涵发展的背景与前景[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0（3）：86-8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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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一、近年公有制相关理论的发展
1.公有制的基本概念
刘永佶认为公有制是劳动者生存与发展的形式，具体表现为素质技能提高了的劳动者经过斗争实现其社会主体地位的制度，是劳动者掌握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基础上的权利关系，所以公有制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经济关系的制度形式。
他在《公有制经济新论：主体、性质、目的、原则、机制》一文中认为公有制的内容不仅包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更包括劳动力的所有权，所以其主体是拥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劳动者；任何所有制的性质都是由其主体的利益决定的，公有制的性质就是在劳动者掌握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基础上的权利体系；公有制的目的是提高和发展自由联合的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这也是巩固和完善公有制的内在要求；所有权主体与占有权行使机构的矛盾是公有制的主要矛盾，公有制的原则是所有权主体对占有权行使机构的民主控制，这里的关键就是确立并保证劳动者的民；公有制的机制是劳动社会主义法制，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何规定、实施所有权主体对占有权行使机构的选举和控制上。
2.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
李太淼在文章《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合理性辨析》（2007）中认为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根本性矛盾，相反，它们还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具体表现在：限制私人垄断，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克服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提供条件、创造环境；搞好宏观调控，主导经济发展，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确立合理的分配机制，为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和谐发展奠定体制基础。
3.公有制经济的效率研究
刘浩在文章《论公有制经济效率的认识误区》中通过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两方面反驳了部分学术作者根据实证研究得出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的推论。他借鉴西方经济学区分三种效率的做法，认为公有制经济在配置效率和动态效率上有优势，但其技术效率受知识资本的制约，所以公有制总效率的优势可能被外资民营的技术效率优势所掩盖，同时由于公有制经济内容广泛（包括但远远不只公有制企业效率）、样本偏差和研究发法的局限性，关于公有制企业效率的实证分析的数据得不出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的结论。
李济广在《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研究述评》中认为不能单纯以经济效益判断公有制效率，因为国有企业工资保险福利比重大、税收负担重、利息支出也多，而利润只是增加值或总产出的一部分；社会负担重、体制未理顺、改革失误、政府作用不力等诸多客观原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和效率问题；公有制企业在社会贡献率等指标上高于非公有制企业，而国有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在宏观效率上；公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强和宏观效率高。
郝大明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效率与探索选择的实证研究》中利用2001年山东省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的101886家工业企业法人数据资料进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分类，运用投入产出效率来测定不同类型企业的效率，得出与外资合资经营企业模式和国有与集体企业联营企业模式的效率较高的结果。经过分析，他认为在目前环境状态下提高公有制企业的效率，首先要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 既能得到它们的支持又要摆脱其行政干预；其次是要适应市场变化， 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敏的反应。
阮敏在《公有制效率：假说与经验证据》一文中认为在承认生产力标准及其具体化的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动态效率标准和交易费用标准的前提下，可以得出一个假说：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公有制是有较高效率的；利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公有制经济是高效率的，并且这一经验结论不受国别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因此具有统计上的稳健性。
二、对以上文章的简要总结讨论
公有制理论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在不同的学者中出现不同的解释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对于公有制经济效率问题无疑是大家争论最多的领域，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低于非公有制企业是大家的一个基本共识，但很多公有制经济的支持者也批判了以此为论据推断出公有制经济效率低下的结论，因为其效率的衡量指标不全面、样本有片或研究方法有局限性，有的学者利用效率的不同种类的区分从正面论证了公有制经济的高效率，表明公有制在微宏观层面的相对优势，还有学者利用实证研究证明了公有制的高效率不受经济和国别的影响。
我们要中立、客观的看待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有利条件，包括公有制经济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率，以及在消灭剥削建立和谐劳资、维持公平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公有制经济的诸多问题。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总需求不足，而相对的，公有制经济必然的内生总需求膨胀，公有制经济也有可能存在经济波动，且在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下，腐败极易滋生；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践中看，国有企业的效率偏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腐败横生、垄断企业职工工资福利待遇过高等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必须承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发挥公有制的优势、弥补公有制的不足提供了无限的可能：（1）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保障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实现的渠道。（2）在宏观经济运行层面上，同时与私有制相比，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自觉地科学配置资源的条件，可以集中力量发展最重要的关系全局的生产力，既发挥公有制经济制度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率，所以我们应该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3）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私有制在充分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有利于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所以我们要毫不动摇的引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应统一于公平与效率，缺一不可。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如何保证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过去我们偏向于效率，强调解放生产力、“又快又好”的发展，但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渐渐浮出水面，“公平”的缺失一方面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另一方面，缺乏“公平”，整个社会的劳动积极性也大打折扣，进一步影响“效率”的提高。由此我们要深刻意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远未完善，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采取积极的措施，保障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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