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动力机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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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物流发展需要考虑的动力机制很多，为了清晰地把握思路和原则，需要对这些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综合，以取得最佳效果。

按照“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物流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物流空间发展的驱动机制（经济利益）；其二是物流空间发展的拉动机制（社会需求）。同时，要实现物流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除了以上两个内因以外，也不能忽视外因的作用，它们包括物流空间发展的创新机制（技术进步）和物流空间发展的保障机制（政府支持）。如下图所示：

图例 物流发展的动力机制

一、经济利益的驱动机制

Pety-Clrk理论认为：劳动力伴随经济的发展而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并伴随国民收入的提高，逐渐转移至第三产业中去，其主要体现在传统行业向现代产业的转移及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方面；空间方面转移则由分散到集中转变。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弱性产业不仅加剧了其在市场与制度方面的风险存在，更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弱质效应。

物流的前提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也是物流实现的手段及物质保障，综观世界，只有在经济利益集中的区域才可能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物流中心，因而经济贸易的繁荣状况是物流中心形成且积聚规模的重要成因。物流中心以城市作为依托，以一定范围的经济区域为背景，形成了沟通城市及城乡之间的完备商品流通网络，从而带动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实现和保障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二、社会需求的拉动机制

随着经济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当前的社会产业结构已经从农、工、服务业到信息业及知识产业方面变动，伴随着新时期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一些产业迅速地形成和发展，而另一些产业的发展则相对缓慢、收缩、甚至滞后，消费需求变化拉动着产业结构的变动[1]。

另外，物流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与成长同社会交通网络的发达程度联系密切。空间可达性方面因素制约并引导着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等要素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多种交通方式交汇的区域通枢纽则是各要素流空间聚集中心，而布局在交通枢纽的城市则成为物流中心理想的区位选择。因此，交通网络的发达程度，特别是铁路及高速公路的建设，对物流中心空间结构的发展影响深远。物流中心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交通、通信和广阔的市场与腹地才能具备开展物流业务的条件与资质，而交通线路的拓展则意味着更多潜在市场与腹地的拓展。

三、政府支持的保障机制

政府的经济政策不仅影响着物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基础设施配置、结构调整与升级，更影响着物流产业的空间布局。为着促进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国家常常对欠发达地区和次发达地区投入巨大的财政力量以扶植地方产业的发展。部分具有资源和区位优势的欠发达地区的物流产业由此获得率先发展的机会，许多城市在城市建设和土地利用规划方面，都优先考虑物流产业的空间布局，一批物流园区和港口保税区也纷纷建立[3]。此外国家为着提升我国当前物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进行了一系列有关产业结构方面的宏观调控，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致使物流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一大批颇具规模的物流企业迅速崛起。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研究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城市物流发展的动力机制包括了经济利益的驱动机制、社会需求的拉动机制、政府支持的保障机制几大方面。城市物流发展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只有清晰地把握以上几大发展思路和原则及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综合，才能取得城市物流发展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赵启兰等.物流规划中的需求与潜在需求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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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昌林(1963－)，男，安徽无为人，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硕士生导师；李江(1976－)，男，山东安丘人，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F1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073－03　收稿日期：2007－04－20

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正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地区正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增长极，长三角内部城市群的空间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在不断演进，正朝着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迈进。

一、长三角城市群的格局演进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长三角的城市空间格局一直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当中。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宁、扬州、苏州、杭州。江宁即南京，六朝古都，始终是长三角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扬州在清代中叶以前也是世界级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不让伦敦、巴黎。扬州的繁荣得益于盐商和漕运，但随着徽州盐商的消亡及运河时代的结束，扬州便快速地衰败下去(冀朝鼎，1981)。苏州、杭州作为城市起码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但在20世纪初期，被长三角最东端的上海所代替。时至今日，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格局围绕“一核两群”，正在酝酿着一场新变化。

(一)上海核心城市。上海市作为我国沿海、沿江两条经济带的“交汇点”，拥有坚实的区域基础。进一步谋求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和区域布局的三位一体，上海市有必要、有条件发展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在众多衡量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的指标中，年资金融通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港口吞吐量、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外贸进出口总额是其中最关键的五项指标。从这些指标来衡量，上海与国际大都市还有不小距离。东京面积只有上海1/3强，人口密度却是上海的2.8倍，人均GDP则是上海的21倍；太平洋西海岸的美国加州人口只有上海一半，而GDP则与我国全国经济总量相当，是上海的20倍(郁鸿胜，2005年)。

(二)宁－苏－徐城市群。宁－苏－常城市群形成以前，对农村人口的转移自80年代以来较多地强调“离土不离乡”，较多地强调小城镇的“蓄水池”作用，忽视了城镇化的集聚功能，从而未能充分预见、发掘、抓住城镇化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潜在机遇。如今，该城市群，特别是苏锡常地区，已进人工业化后期，由工业化推动城市(镇)化趋势在加速。2000年江苏省城市工作会议对全省城市发展战略做出新的调整，突出强调大城市的作用。“着力把地区条件较优、综合实力较强、城镇基础较好的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四个特大城市进一步做强、做大、做优、做美，通过强化南京、苏锡常、徐州三个城市圈的功能，更好地带动全省城镇的快速发展”。

(三)杭－甬城市群。从有利于发挥优势、增强中心功能出发，杭－甬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正在逐步被优化。杭－甬城市群的特点是，以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力，消除城乡分割的种种体制障碍、政策障碍，建立有利于城镇集聚和城镇建设的新机制。杭州，作为长江三角洲重要经济中心和国际风景旅游城市，要在较高起点上考虑产业发展，着力培育较强的产业、技术创新功能，较强的商品和生产要素集散功能，较强的信息、旅游等综合服务功能。而长三角最南端的宁波，其最大优势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海岸线资源，非常有利于港口海运业和临港型工业发展，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加快确立区域功能分工优势。总结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递进式”的城市发展进程，城市建设由粗放式逐步转向集约式。这一转变过程大致分为4个阶段：第一，小城镇建设阶段，即城镇化阶段。苏南的小城镇有历史基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镇建设改善了企业和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使农村面貌大大改观。但小城镇不可避免地存在基础设施落后、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差、土地浪费、三产不发达及企业办社会等弊端。尤其在没有制度变革的情况下，小城镇建设又一次地复制了二元体制，成为制止农民进城的权宜之策。第二，中小城市建设阶段。以县治所在镇为基础的中小城市发展受两大趋势的推动。一是部分农村企业的高层主管、村镇干部、务工青年农民、中小企业主及个体工商业者开始进城居住。二是产业集中发展趋势加快。一般说来，一个中小城市拥有一个省级开发区和一个民营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基础设施基本上完成，优惠措施、管理制度、服务水平都比较规范，因而成为投资建设热土，外资企业和本地大型技改项目都安排在开发区。在城市整治过程中，住宅建设和开发区建设的两大趋势使县级市市区形成内圈是商业区、中国是生活办公区、外圈是工业区的城市布局，小城市日益丰满。第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阶段。如前面所述，中心城市作用不可代替，由分散化走向集中化是城市化的一般规律。第四，形成城市群。城市群的实质是由集中化走向一体化，谋求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共同发展。目前，建城市群在长三角已形成共识。传统小城镇以步行为半径，小城市(县城)一般以自行车为半径，大城市、特大城市以汽车为半径，而城市群，则以高速路、轻轨等城际交通工具为半径，以现代通讯技术为信息联络的主要手段。无疑，城市群在逻辑上是城市化的最高形式。

二、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

长三角城市群，形成机制有着不同于以往国外大城市群的鲜明特征，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

(一)人地紧张关系。高密度的城市社会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基本现实。拿规模和人口密度堪称发达国家城市之最的东京大城市群作比较，2000年东京23区的人口密度为1．31万人／平方公里，而上海浦西地区的人口密度在上个世纪末就高达3.76万人／平方公里，是东京23区的1.77倍(朱英明，2004年)。在庞大的人口背景下考虑城市群的演化，在长三角出现人口过亿的大城市群之可能性已是无庸置疑。一方面，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产品发展和就业，还是医疗、上学、福利、社会保障，其规模都将会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和各种资源日益紧缺以及高昂的环境代价，都可能制约从而调整长三角城市群的演化过程。要有效形成高密度、大规模的城市群，两项基础工作必须做好。一是建设公共交通体系，二是建立促进土地高度利用的机制。就前者而言，以小汽车为主的交通骨架不可能有效，进一步地，城市群只有连接世界

和全国的广域交通体系才可能有效运转。就后者来说，只有通过导入严格的土地利用总量控制、土地利用资产税以及技术替代等机制，才能实现土地的集约有效利用。由于城市生存条件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群区域内出现农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使集聚区域的地价不断攀升。市中心地价上涨到相当幅度，又会迫使经济活动向郊区扩散。上海发展卫星城，杭州、南京郊县改区，适应了产生多中心的需求。

(二)各地政府间竞争与合作。长三角城市群的各级政府无论是在制度创新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存在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蒂布特(1956)理论”(公共产品的竞争性供给)深入讨论城市政府有序竞争的积极意义。竞争是因为地方政府只有率先改革和创新，才能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即软环境；只有率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创造良好的硬环境。而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是集聚和优化生产要素、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地方快速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博弈理论”又从另一个侧面剖析了政府合作的积极意义。合作则是因为各个行政区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的交流，有助于改善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沟通，则有助于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交易费用，从而达到实现地方快速发展的目的。因此，尽管存在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但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也一直未停止过，这种合作是竞争中的合作。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立了长三角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后联席会议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并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协调会积极推动城市间的资产重组，打破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加强政策的协调性、一致性，推动市场的开放性、统一性，更好地实现联动发展，互利共赢。本世纪初，成立了沪苏浙省(市)长座谈会制度，相关部门负责人定期召开座谈会，商议经济合作事宜，把共同构筑区域大交通、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区域旅游客运网络、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区域天然气管道网络5大专题(洪银兴、刘志彪，2003)，作为合作推进的重点和基础，对改善城市群形成的基础条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企业区位选择

企业区位选择，无论是对微观空间结构，还是在城市空间格局的演进上正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第一，从产业集聚角度看，企业区位选择主要由运输导向和当地投入品导向。产业集群的空间区位的形成，其机制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集聚的根本动因。与此相应，产业集聚进一步引致人口的空间集中。

第二，在城市群内，企业区位选择与城市规模――等级体系密切相关。企业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考虑出发，其纵向联合、空间分散的生产组织方式，比起纵向联合、空间集聚的生产组织方式来要有利些。而从企业的联系费用考虑，企业在空间上不应分离过于遥远，需要一定的集聚。城市群内企业将占地多、技术含量低的加工环节迁往层级较低的城市，而将公司总部研发机构迁往较高层级城市，就是上述两个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从而导致城市群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企业区位选择越来越关注城市国际化程度。城市群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出现了“代工生产(OEM)”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发展形式。以跨国公司FDI为特色，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明显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的走向。曼纽尔-卡斯特(2001)研究了IT产业四种独特操作所寻求的四种不同的区位类型：(1)研发、创新与原型制作，集中于核心地区高度创新的工业中心；(2)技术性的制造，位于母国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分支工厂；(3)半技术、大规模的组装与测试工作，相当部分位于境外；(4)按照顾客需要而调整设备、售后维修和技术支持，通常是位居主要电子市场所在。由此看来，长三角在全球IT分工体系中大约处于卡斯特分析的第3、4种区位。目前全球500强中已有300余强人驻上海，百余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注册上海，以长三角为腹地，构建其垂直分工体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它不可回避地要担当起新时期国家战略的重任。大城市群是全球一体化下国际竞争的基本单元，因为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的完备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群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的竞争。当前长三角城市群有越来越多的制造和服务部门都开始面向全球。

(四)信息技术渗透。长三角城市群的兴起适逢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伴随着互联网兴起，时空距离缩短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和生活方法随之得到改变，而这一切都会深刻地影响产业特征、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甚至是城市群的演化特征。信息技术渗透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增量模式转向效益模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了要素地位的变化，使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更趋合理，比如，长三角地区在2003年就在全国率先启动信息高速公路的示范建设，启动“数字城市”工程，建设宽带多媒体信息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物流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使信息在城市间充分、快速的流动起来。基于此，作为能量高度集聚的大城市的扩散效应将通过信息网络成倍放大，便捷的交流使发生联系的机会大大增加。由于发展了更多的关系，也使关系更为复杂，最终导致城市更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萎缩。

三、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趋势

(一)形成“多点并重”发展格局。多座城市快速发展，各自具有较大的经济规模和较高的发展水平，是后长三角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上海由于其国际大都市地位，当前和未来都是长三角地区的耀眼明星。周边的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10余座大中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上海，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逐渐接近上海，这就和上海一起，形成整体快速发展格局。按粗略预测，大致在2010年前，无锡、常州，以及杭州、宁波、绍兴等市，人均GDP将接近或达到上海水平，其中苏州已经达到。人均GDP并不是衡量区域经济关系的唯一指标，但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周边地区也具有了与上海相近的发展水平、发展起点和竞争实力，意味着自上海开埠以来与周边区域形成的发展差距，转变为区域并重发展格局。

(二)形成多层次经济圈。多层次经济圈，是长三角区别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群的一个重要优势。第一层次是上海核心城市。上海是长三角各市低交易成本的外向窗口和通往世界的主要管道，是长三角其它各市金融、资本、信息、高新科技、人才等的服务中心。第二层次是苏南和环杭州湾城市群，世界其他大城市群，也有这一层次，但长三角周边城市群，的发展空间之大、经济实力之强，则是其它大城市群所没有的。第三个层次是苏中、苏北，以及浙江的温台和金(华)－衢(州)－丽(水)经济圈。通常并不把这些地区包含在长三角之内，但它们显然受到了上海核心城市，以及苏南和环杭州湾地区的很强影响。从经济地理角度考察，可以称之为长三角地区的边缘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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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校的管理者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对教师“量”的需求已逐渐转为对“质”的急需。诚然,只有建立一支爱岗敬业、理念先进、技术现代、善于博采众长并具有鲜明个性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才能真正完成基础教育改革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才能保证课程改革工作顺利推进。因此,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已经越来越为学校管理者所重视。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呢?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只有教师把学习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作为工作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同时,坚持不断地学习,超越自我。现在的问题是,教师“全身心投入”的积极性从何而来?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本文拟结合自己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的切身体会,就上面的问题作一些探讨,望能引起同行的关注。

一、追寻理想与内动力的形成

1.“外力”与“内力”

毫无疑问,通过刚性的管理可推动教师的专业发展,但这种“动”是“推”出来的,对于这种“推”,无论是学校管理者还是教师本人,在意识中似乎都是一种“逼迫”,从哲学上讲,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外因。我们知道,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决定因素。若完全依赖于外部力量来推进教师队伍的建设,极容易引起教师的职业厌倦感,也不可能使教师有所创新地发展,成为新课改所需的名师。因此,对学校来说,出台一些促进教师队伍专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专业发展没有成为教师内在的追求,,那么“教师专业发展”工作的推动就一定会举步维艰的。所以,在教师专业发展问题上,管理者不能仅注重“外力”的作用,还得更应该注重“内力”的形成。

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源于何处?主要应来自于教师对理想的追求。一个人内在的追求,其实就是对理想的追寻,对理想的追求属于人的追求中最为重要的追求。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一旦拥有美丽的愿景,就会在从存在状态到愿景状态的过程中形成内动力。由此工作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位教师有了对理想的追求,就会激情四溢,对工作会乐此不疲,自然会享受幸福的到专业成长过程中的的幸福!,就会并不断激起追求理想的“内动力”。

2.激励目标的设置

与新课改同行,立志成为名师。如前所述,对学校管理者来说,给教师提出合适的激励目标,无疑是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的重要策略之一。“与新课改同行,立志成为名师”,肯定是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教师的奋斗目标。但是,许多教师对“怎样的教师才称得上是名师?什么教师才是课改需要的名师?怎样才能成为名师?”未必有一个较为明确的看法。因此,结合推进新课程的需要,我们对课改需要的名师作了以下界定:课改需要的名师应有正确的教育观念;应熟悉新课标,了解本学科发展趋势,应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如扎实的课堂教学能力,开发校本课程资源的能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设计和组织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对学生学法指导与心理健康辅导的能力, 设计并实施教育教学改革和课题研究的能力,与学生、家长、同事和领导沟通和交往的能力等等,并并能逐步形成自己个性化的教学风格。。这样就使教师对自己的奋斗目标有一个宏观上的认识,也便于教师用这个目标对照自己找出差距,并不断缩短与目标的差距,最后实现目标。

目标要明确、清晰。上面的目标确实反映了新课改对教师的专业要求,但实践中对教师激励作用可能并不明显。我们认为:目标要产生激励作用,还应更明确、更清晰、更具有现实性,以便教师比对,更清楚自已在做什么,这样才能使教师产生专业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的做法是通过各种会议对我校教师的发展方向予以明确的导向,从学校实际工作出发,我们认为应鼓励老师们“在课堂中历练,在研究中成长”,并明确提出:好的教师首先应该是课堂教学优质,即任何一堂家常课受学生欢迎比如任何一堂家常课受学生欢迎,任何一堂研究课能有效的解决课堂教学某一方面的实际问题,任何一堂观摩课能让同行学到经验等,参加赛课能获得专家好评。其次,好的教师教学效果能经得起检验,即你教的班学生成绩能明显提高,你能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及突出的教学风格对学生一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好的教师应该要有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你应该通过论文、论著阐释你的教育思想,说明你取得优质教学业绩的道理,从而带动更多的人成才。

二、职业认同与内动力的保持

职业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个体对所从事的职业的目标、职业的社会价值及其它因素的看法,是人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达成组织目标的心理基础。毫无疑问,而对教师的职业认同感怎样,直接决定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的保持度会决定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的保持度。怎样提高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如手:

1.创设教师发展的理想环境

良好的心境。毫无疑问,如果教师在学校管理中发挥了主人翁作用,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肯定有助于对自己职业的认同。因此,学校管理者应致力完善“和谐开放”的民主管理制度,即应做到广开言路:以利于广泛听取各方面建议,使学校决策更具科学性;应做到依法治校:使广大教师以一种法定的形式和正常渠道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应做到有效沟通:让广大教师和学生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在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中发挥主人翁作用。总之,应让广大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规则的制定,努力提高管理者、被管理者共同认可的管理制度执行的力度,能解决的问题大家共同努力使其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能得到广大教职工的理解。

一味“施恩”未必能让教师心境都好,关键是让教师对决定自己心境的因素要有清醒的认识,事实上,提高教师的心理素质也是营造教师良好心境的重要内容。应让老师们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大浪淘沙、优胜劣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目前教育体制改革的竞争中,只有正视现实、不断进取,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与时俱进,才能真正拥有心理上的安全感。

发展的氛围。管理者管什么?主要是思想上的管理,特别是在学校这种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地方。思想上的管理不是简单的说教所能奏效的,而是要想方设法营造一种民主、科学的文化氛围,我们在思考如何解决教师专业发展中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的矛盾时就充分注意了这点,我们认为,只要被称作名师,他的教学风格一定具备鲜明的个性,我们应充分尊重他们的专业自,我们应追求的是教师“自我约束、自主创新”的管理境界。因此,学校除了对基本的规矩统一要求(而且应非常严格的要求)外,硬性规定的事并不多。

发展的时间、空间。只有让教师摆脱时间、空间的束缚,教师才可能实现专业发展;只有创造出宽松向上的环境,教师才愿意积极专业发展。因此,我们把如何保证教师专业发展的空间、时间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为了还老师时间,我们认真梳理学校所有会议,凡布置任务类的会尽可能以通知形式迅速、准确的通知到相关人、部门。给老师布置工作时,特别是给名优教师布置工作时,必须考虑老师做好这件事需投入的精力,他能投入多少精力,以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总结。

2.教师成长途径指导

教师的专业发展若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是不行的,因为新课程改革需要的是一大批优秀教师,而不是几个名师。但教师在专业发展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很可能会受到挫折,而屡败屡战是并非人人所愿的,有些教师遭受挫折后可能会降低自己的职业认同感,其专业发展“内动力”可能消失。因此,教师专业成长离不开帮助,即离不开学校管理者具体的指导。如何对教师专业成长给予指导,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自我反思。常省吾身,自成名流,先哲之言道出了“自我反思”在一个人专业发

展中所起的作用。个体反思,源于弗拉维尔的元认知(认知反省)理论,是指认知主体对自我的认知。而研究表明,这种反思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源于在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困惑与问题,也正是这些困惑与问题妨碍着目标的成功实现。而反思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目标实现”的心理需要,目标在相当程度上激发着反思动机,目标对反思的行动起着引发、加强、推动和导向的作用,它驱使行动者将预期目标内化为反思的内在动力,并通过反思内省转变思想观念,调整行动策略,让实践行为趋向预定的目标。基于个体反思的理论认识,我校以“实践新课程,展现新课堂”的教学改革研究为核心,以合理的教学绩效目标和成长目标为导向,激励教师实施教学的反思研究,形成了“研究中反思一实践中反思一反思中实践一实践中创新研究中反思――实践中反思――反思中实践――实践中创新”的教学反思的行动思路,有效促进了课堂教学创新。

课标、教材、课堂。怎样才能成为好的老师,我们要求教师在课堂中历练!主张教师应立足于解决课改中大大小小的各类实际问题,以此为趣、以此为乐、以此为荣,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消除自己的职业疲惫感;“精研课标、深钻教材、脚踏实地走正道。”上出符合新课程念的好课。我们采用层层诱导的方式,阐释了教师提高自己教学艺术的途径:要上好课,就离不开个人反思。教育工作艺术性强,其工作能力的提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自省,才能使自己的教学行为逐渐靠近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要上好课就必须利用教研组、备课组活动与同行切磋达到同层交流、共同提高的目的。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组织测试、认真辅导、认真讲评等重要的规范条例,对青年教师成长,提高教学成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新一轮课改,我们要认真反思这些教学常规,在继承的基础上重建更好的校本教研模式。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要上好课,离不开进一步学习,离不开专家指点迷津。经常请专家进校指导,送骨干教师出去培训、考察,让老师们在专家的提携下与时俱进,最终成为名师。

经验提炼。教学工作是一项实践性相当强的工作,我校的教师队伍的主体是全国各地应聘来的骨干教师,很多人都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无疑,这些教学经验无论是对他们本人还是对学校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个体的经验应用范围窄,其效果与施教者个人素质依赖性强,将这些教学经验整理出来,提炼成易于掌握的教学模式,将其在更多学科、更大范围推广,对教师本人的专业发展无疑会起重要作用。我校的具体作法是:

鼓励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学习新课程标准,读一些相关的教育理论著作,以“课例研究”为切入点,将自己成功的教学经验总结成既有理论高度、又有鲜活案例、能直接应用于教学实践的教学模式。

鼓励一些有潜力的年青教师向有突出教学风格的名师有针对性的学习,鼓励年青教师利用自己精力充沛的优势,多读一些理论书籍,多做一些文字工作,协助老教师系统地总结经验,在总结中实现年青教师、老教师、学校共同发展。

3.搭建展示平台

人们的物质需要是最基础的需要, 而高层次的需要则是精神方面的需要。教师不断得到心理的满足,无疑会提升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保持其专业发展内动力。学校管理工作者的工作艺术就在于把学校的要求内化为教师自身的需要,并不一定要告诉老师需要学什么、做什么、怎么做。

为了让老师们在专业成长之路上走得更快、更好,我校搭建了多种形式的教师成长及展示自己才华的平台,如开展教师读书活动,组织教师读书演讲比赛,组织读书征文比赛,并在每年一次教改研讨会上对表现突出的部门、个人进行表彰;不定期的编辑、出版教学案例集及教学反思,让老师们通过叙述自己的故事促进自我反思,促进研究成果的交流、转化;对我校课改中急需解决的各类问题采取项目管理办法,成立专项研究工作室,工作室成员主要通过自由组合,毛遂自荐、学校批准立项的方式产生。工作室就是为立志于成为课改领军人物的老师搭建平台;教研组、课题组、学校开设形式多样的学术论坛,让优秀骨干教师展示观摩课、示范课;开展教学经验交流、专题讲演等学术活动;学校每年组织一次学科大比武活动,综合考虑每位教师的课堂教学、学生评价、教学业绩、科研成果,由此评出每年度的“双流中学名师”,让更多的“教坛新秀”脱颖而出。

三、专业精神与内动力品质的提升

许多学校不乏这样的教师,他们确实也追求专业的发展,可是,当他们拥有了各种各样的“荣誉”时,当他们头上罩着各种光环时,可能他们专业发展的内动力就停止了。也有这样的教师,他们一旦拥有荣誉,就会把这些荣誉当成了向学校讨价还价的砝码,甚至作为跳槽的资本。应该说,这些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动力是功利性的,内动力品质不高。这些教师虽然很投入,但他们对教育缺乏真正的情愫,他们没有真正的教育理想。对这类教师,建议学校管理者就应想法对他专业发展内动力的品质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或提升。

1.专业精神

学校管理者应该给教师渗透这样的观念:教师不仅是学校具体教学任务的执行者,而且还是学生心灵的塑造者;只要我们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我们就应通过自己每天点点滴滴的工作集中体现时代的精神和理想;我们必须不断追求更高的治学境界、道德境界,追求做更高层的教师,即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不仅来自教师对于自身职业价值的认识和追求,同时来自于面对课程改革的挑战而产生的责任感。因此笔者认为:学校管理者应让教师认识到自己在推进新课程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面对课改,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主动投入、更新观念、转换自己的角色,改变自己教学行为;在课改实践中不断更新、丰富、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自觉追求专业发展,否则,我们自己也会落伍,也会被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淘汰。

2.教师生涯设计

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自我发展规划是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品质的重策略之一。具体的,学校管理者可将“生涯设计”思想应用于教师专业发展中,帮助教师将一天天普通繁杂的工作联成一段段完整的“教师生涯规划”,让教师在一天天接近目标中产生崇高的荣誉感,实现“内动力”品质的提升。考虑到教师的个体差异,学校甚至要为每个教师量身定做,打造个性化培养目标,确立每个人的专业发展目标和要求,以其让每个教师的潜能得到最优发展。

3.评价导向

从“行政力量决定论”到“发展性教师评价”是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上的一大进步。文明评价宗旨是:了解人、关怀人、造就人,而不是给人贴上等级的标签,因此,,“发展性教师评价”把评价的基本意义定位于“为被评价者服务”是人类评价活动从蛮蒙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充分运用“发展性教师评价”的激励、调控、导向和诊断等功能,引导教师把自我认识、自我诊断、自我调控的内在需要作为第一需要,可达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内动力品质的功效。

近年来,我们应用“发展性教师评价”的观点,逐步建立了“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制度和促进学校课程不断发展的机制”,力图通过评价帮助教师全面了解自己,明确自己所处的成长阶段和奋斗目标,努力使评价过程成为引导教师学会反思,学会自我总结的过程。,如我校的《“双中名师”评定及考核方案》对“双中名师”评定就有明确要求:“必须模范执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做好全校教师的表率。专业知识功底雄厚,为本学科教师排疑解难能力居学科教师之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思想和风格,并为大家所佩服。了解、掌握本学科最新教育教学理论、教学改革成果并及时向本学科教师举办讲座进行介绍;经常向全校教师提供体现先进教学思想和个人风格的研究课。个人资料库丰富充实;共享区资料受到同行、学生欢迎。”

上述要求旨在明确我们所认为的人才的标准,应德、才、识、学俱佳,但德居其首。同时,自身专业发展还要不断进步,做到一个“勤”字,保证“个人资料库不陈旧,丰富充实”。当然同时,既然是名师,还应带领同行们共同进步。

总之,只要学校管理者能充分认识到教师中大多数都有强烈的事业心,帮助教师确立自我发展的目标和未来专业发展方向,引导教师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促进教师心态和学校氛围的融合,促进教师的现实表现和未来发展的融合, 他们就会保持高品质的专业发展内动力使其保持高品质的专业发展内动力,以极大的创造力改进自己的教学, 在自身专业使自己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好,实现教师、学校的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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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的收入得到较大提高。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较低，严重制约了经济进一步增长，并不利于城乡和谐发展。因此研究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与城乡和谐发展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的现状

1、农村劳动力整体科技素质偏低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的基本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促进了农业经济的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有了普遍提高，但也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占7.59%，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0.63%，初中程度的占49.33%，高中程度的占9.81%，中专程度的占2.09%，大专以上的仅占0.56%。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以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占33.10%，文盲、半文盲率超过16%。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第五届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指出，科学素质是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提高农民素质的重点在于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我国8亿多农村人口、4.8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农村劳动力的94%以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型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着现代农业建设，影响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2、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比较科技素质较低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已逐渐成为许多农村家庭提高收入的重要基础，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支持和保障。

目前在城市和沿海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约有8000万，这些人以青壮年为主,除约1500万人是带家属在城市居住以外，还有约6500万人仅以有限的收入维持生活。虽然，他们中绝大多数上过学,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科学教育，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较，无论从整体素质还是科技素质上都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就业状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科学素质和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就业难度将越来越大。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往往只能从事一些偏体力劳动和科技含量要求不高的工作，其收入状况也就较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科技素质低的现状。也正因为这些因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生存发展往往遭遇各种困境。

3、目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低素质特点明显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虽然在城市的竞争与发展中处于劣势。但应该说，无论从科技素质还是综合素质而言，他们都是农村劳动力中较高的。他们的流失使农村整体劳动力素质处于更低的水平。

在很多农村地区，青年人除了个别生病残疾的只好在家外,其他或是上学、当兵、经商、学手艺，或是出外打工挣钱。真正务农的青年寥若晨星。在干农活的几乎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在农忙时回来帮一下,就非常不容易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年老的父母和半成年的子女是农业生产的半劳动力，就是由这些半劳动力来耕作不多的田地，收获不多的粮食，维持日常温饱的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整体素质偏低，既表现在科技文化素质上，也表现在思想道德素质上。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只有通过农村经济的自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差距。同时由于现有从事农业劳动力的现状，使新的农业科技技能无法推广，大多数农业生产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中。

二、劳动力科技素质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

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现代农业建设，影响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影响着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以至于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偏低已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与城市差距的缩小。

1、无法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劳动效率

由于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意识淡薄，没有真正意识到只有通过科技的发展，才能提高劳动效率，才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收入。现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低素质状况，使许多现有的科技手段和成果无法运用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而只能沿用以往的落后生产方式，这既难于提高劳动效率，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成本的提高。因此，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迄今还明显落后于农业先进国家。

2、无法利用新科技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

当前许多农村还在沿用千百年来的一些传统模式，其中一些内容不能适应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比如，一些效率较低的耕作方式；只管生产不重视流通渠道；生产发展与市场脱节等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运用新科技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目前农村劳动力较低的科技素质很难完成这种转变，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目前，在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中，还存在着科技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水平有待提高，农业科技投资总体偏少，农业科研单位分工不明确导致科技资源配置浪费较大，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完备、转化率较低等问题，影响了农业科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支撑能力的充分发挥。

3、缺乏科技意识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科技意识的提高，对科技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一方面是有些科技成果无法在短时间内产生效益，影响了农民们对科技发展重要性认识。另一方面，有些农民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是科技工作者的事情，与己无关。同时一些传统观念甚至使他们对科技还有一定的抵触。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对生产方式、精神文化方式的转变造成了许多不利影响。同时制约了农村整体民主意识的提高。

三、通过科技素质的提高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科技素质是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提高农民素质的重点在于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通过科技素质的提高促进城乡和谐发展。

1、建全农村教育体系，促进教育公平

要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认真解决农村青壮年文盲和青少年失学现象；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大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的力度，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证更多的农村学生能够接受更好的文化教育。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教育体系。

（1）着力发展职业教育，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科技培训和科技推广，切实提高广大农民掌握和应用农业科技的能力，形成农民增收致富的长效机制。目前，可以通过组建农业科技专家巡回服务团和服务小分队、开通服务热线等形式，大力推动科技人员下乡入户，增强其科技致富能力；围绕发展特色农业和农村二、三产业，针对农民不同层次的需要，广泛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扶贫性、创业性教育。

（2）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扩大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绿色证书等培训工程的实施规模，增强农民增收致富的能力。

（3）继续搞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业转岗培训，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强他们进入城市后的竞争力。

城乡和谐进程中，农村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保障。通过提高进城打工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综合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收入空间，改善生活状况。并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以青年人为主,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也不大可能都进城里打工。正是这些每年新增几百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真正生力军,主力部队。他们绝大多数人上过学,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科学教育,开展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关键是要落实在这些的青年人身上,他们的言行就可以直接影响其家里的人或身边的人。他们是土地的新主人,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希望所在。这也就是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所说的,就是要为新农村建设培养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让新型农民早日掌握、运用科技致富,让致富的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2、运用科技手段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城乡和谐发展要通过农业现代化及与城市化的相互协调来实现。而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关键就是要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包括文化素质、科技素质、人文素质在内的现代农民素质。只有建设一支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高素质新型农民队伍，才能快速抢占当今世界农业技术应用的制高点，顺利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新农村建设才有后劲。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我们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因此，如何尽快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科技创新与转化体系，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科学配置农业科技资源，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特别是自主创新步伐，使农业科技为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强大的支撑力，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并急需解决的课题。

实现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然会使城乡之间步入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城乡差距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最终实现城乡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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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坚持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以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为突破口，自2007年与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后，不断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升级校企合作内涵，为校企合作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案例。

磊达模式，开启校企合作之门

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磊达”）位于东台市南郊，总资产约65亿元，在东台市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据公司张增贵总经理介绍，公司不仅是中国建材百强企业之一，近10年来已经形成了建材水泥、钢帘线、宾馆酒店、造船物流四大产业。2007年，磊达公司在东台经济开发区投资42.5亿的钢帘线项目技术含量高，需要人才的及时输送。东台分院抓住机遇与磊达进行校企合作，就学生实习的福利待遇、实习生管理以及学生就业等达成协议。在此基础上，学校与磊达进行了订单培养，校企共同招生，共同管理，并采用现代学徒制教学，八年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了磊达模式。

每年招生季，学校与磊达共同商定开设专业、招生人数、就业岗位及待遇等，如2013年磊达钢帘线厂预计招收员工120人，学校确定招生计划为200人左右。“自2013年起，学校每年与磊达合作开办机电技术应用专业钢帘线班2个、旅游服务与管理班1个、中餐烹饪班1个，实现了多种产业的订单培养。”东台分院校长虞静东告诉记者。

这些订单班实行三年学制，学生入学时就与企业签订就业协议。企业还为班级确定一名企业班主任。前两年半，学生以工学交替为主，最后半年顶岗实习。日常的教学课程按照校企双方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学生在校就读的日常考核与管理由学校教务处、学生处、实训处等部门负责。企业班主任依据综合成绩，每学期为成绩优秀的学生发放奖学金。

为了切实做好学生在企业实习、就业的管理工作，在每批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前一周，校企双方首先要进行人员的对接。校企共同召集各方面的管理人员，具体为分管校长与企业经理进行对接，招就处与企业人事负责人对接，系部主任对接分厂负责人，班主任及专业教师对接企业线长、大班长及指导师傅。他们对接后互换联系方式，这样一来方便双方及时解决学生实习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完成第一步人员对接之后，学生开始进入企业实习；第二步，校企需要在学生培训方面进行对接，一方面学生经过工学交替、顶岗实习以及职业培训合格后上岗，另一方面学校也负责对企业一线员工进行培训。双方利用学生和教师在企业实习这段时间，共同开发培训教材、企业员工手册、岗位知识培训资料；第三步，校企相关人员在问题处理上的对接，针对学生实习、就业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前期以学校班主任教育为主、企业管理人员协助，后期处理则需要以企业为主、学校为辅；第四步，做好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对接，在这个阶段企业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教育，使学生了解进入企业后的发展空间，促使学生做好本职工作，积极争取发展机会。

以上“四个对接”模式横向覆盖了学生进入企业后的每一个方面。在纵向时间的管理上，校企还制定了“三定期”管理制度：一是每月底校企双方召开学生管理人员例会，协商解决学生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定期集中通报制，企业根据生产实际，在工学交替时间内每周安排半小时左右集中向学生通报校企双方对学生实习的要求；三是定期考核奖惩制，每月底对实习表现突出的学生，校企双方及时通报表扬或物质奖励，学校还在校园网站及校报上进行宣传，并按月对相关管理人员、实习班主任、实习带队教师进行考核、发放补贴。校企双方共同做好学生工学交替、顶岗实习情况的鉴定，并进行考核奖励。

磊达模式促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技能，满足了企业用工需求，为校企合作树立了典范，从而带动了其他企业与学校合作的积极性，江苏领胜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捷士通科技有限公司、东台市永宁汽车城等10多家企业也相继与学校开展了紧密型校企合作。

传承发绣文化，校企合办特色专业

发绣艺术是东台市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记载，唐代海陵西溪镇（即东台市东台镇）佛教兴盛，信女们为表示对佛的虔诚，用青丝在丝绢上绣成观音、如来等佛像，朝夕焚香，民间女子受其影响，也以发丝绣成鸳鸯蝴蝶等赠送情人。宋徽宗年间，这一民间艺术被引入宫廷，兴于元明，衰于民国，几近失传。为更好地传承发扬发绣艺术，东台县工艺品总厂成立，使发绣这一民间绝艺重现生机。

为做大做强发绣产业，培养高水平的发绣人才，2012年由东台市人民政府牵头，东台市文广新局和东台分院联合开设了发绣艺术专业班。该班实行三年学制，每年招生50人。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学校依托东台地方发绣企业、发绣协会、东台发绣艺术馆等资源，与东台市天艺发绣有限公司合作，在校内建成了集发绣生产与学生实习为一体的专用车间，实现了学生在校内实习与企业生产的零距离对接。

由于发绣技艺的民间传承多以手口相传、师徒面授为主，没有相关的专业教材。因此，学校相关专业教师与东台市发绣行业协会、企业专家联合组成了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共同研究发绣专业建设、发绣人才培训方案的修订及发绣专业教材的开发，编写出版了《刺绣基础》《刺绣针法》《刺绣艺术设计》等专业教材，后期相关教材的研发工作仍在进行。

围绕培养发绣艺术基础型人才和发绣艺术大师两大目标，学校为发绣班配备了专业教师指导学生实践，企业也配备了2名具有实践经验的师傅指导学生实习。发绣艺术班采用半天理论课、半天实训课的教学模式，管理上参照磊达模式实行校企共同管理。

发绣艺术班的学生除了免学费和住宿费之外，每学期还享有助学金。当学生能单独完成产品并达到企业生产质量要求时，企业按照标准计件支付学生报酬，在顶岗实习时，学生与企业员工同工同酬。校企合作让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提升技能的同时，也体现了自身价值，如学生盛星晨的作品《春晓》被天艺发绣有限公司收购，部分学生参与创作的《富春山居图》也得到了企业的肯定，发绣专业学生林娜获2013年光华创业精神大赛江苏赛区一等奖，校企共同开发的发绣作品获2014年全国“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银奖。

“发绣艺术班的开办为东台市发绣企业提供了新鲜血液，东台发绣企业众多，学生就业形势非常好，发绣专业成了学校的特色专业，发绣艺术班学生供不应求。”虞静东说到。

对接新型产业，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在东台沿海经济开发区，有一片由海水冲击而成的滩涂，每年以一万亩的速度增加。当地政府对滩涂进行围垦，发展生态农业、旅游业和新能源开发等。在虞静东的陪同下，记者参观了滩涂上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风光渔”一体化发电站——上面风力发电、中间太阳能发电、下边养鱼。一座座风塔上徐徐转动着的宽大叶片，一排排光伏矩阵，连绵不绝；广阔的电池板下方，清澈的水面上，鱼儿欢跃。参观过程中，一辆大巴上下来一支旅游团，带队的导游和记者打了一声招呼，虞静东说：“这是我们学校旅游服务专业的学生，东台富有鲜明的生态特色，除了黄海森林公园、永丰林生态园、佛教文化园等，就是这片利用滩涂形成的‘风光渔’观光基地。我们利用沿海新校区的地理优势，与周边旅游产业基地也达成了校企合作意向。”

随着地方产业升级，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成了东台市的一大支柱产业。学校沿海新校区位于东台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借此机遇成立了新能源职教集团，集团主要是利用学校的机电技术应用中职、机电一体化高职等专业与风光电等新能源生产、相关的设备制造和维护企业的合作。上海电气东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东台市新能源装备制造的领军企业，致力于兆瓦级陆上、海上和潮间带大型风机的整机装配生产线及安装调试、维护，江苏捷士通移动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思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涉及新能源通信产品的生产和以太阳能产品生产为主。学校与这几家企业合作进行订单培养，实现了校企生三赢。

据了解，上海电气东台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与学校合作后，2010年9月第一台风机下线，当年纳税超千万元，2014年8月该公司二期工程竣工投产。公司发展之所以如此快，得益于与学校的合作。该公司一方面通过订单培养预定人才，另一方面与学校合作开办高级工技能提高班，目前已有36人参加培训，24人获得高级工证书，11人获得技师证书，1人获得高级技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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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

城市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和趋势,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文明不断向乡村扩散,城市成长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过程。它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对于西部地区来讲,城市化更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统筹城乡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出路。

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市化发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动力的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的总和。在一般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吸引力与乡村的扩张力或称推力与拉力是构成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在推力与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走过了一条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内生化道路。然而,与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截然不同,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

由于城市化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性,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前后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外生型城市化阶段(1949～1978年)。这一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服从于当时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特殊的社会背景,完全依靠外部力量拉动而成。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拉开了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序幕,后来的“三线建设”加速了这一进程。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中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这种依托国家投资建立起的以资源开发为重点的重化工业以及军工制造业,属于一种移植和嵌入模式,工业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缺乏联系,违背了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最终形成了在广大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镶嵌着“孤岛”状分布的几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中小城市的城市格局,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

第二阶段:多元力量推动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动力机制也发了根本性变化,呈现出政府“自上”的动力和其他外部力量拉动与区域内市场力量“自下”推动的多元格局。首先,政府“自上”的动力仍然在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西部地区城市化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在赶超的压力和区域利益最大化的诱导下,各地区都加大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其次,“自外”力量对本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加大。尽管由于区位限制,西部地区不可能像东部地区一样靠引进外资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出于全局和自身利益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东部省份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向西部投资、提供先进技术等方式支持本地区开发。这些,都相应地推动了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第三,推动城市化“自下”力量开始形成,两支新兴市场力量逐渐显示出对城市化的驱动力:一是以非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迅速兴起,成为拉动城市化的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二是农民在市场力量诱导下自发地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进城打工、兴办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产业等,都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培育与重构

城市化作为一项涉及社会经济生活诸方面的系统工程,不是由单个或几个因素推动的,其动力机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既包括微观、中观,也包括宏观动力,既有内力作用也有外力作用,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市场作用也有政府推动作用。针对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差、区位条件受限制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以下方面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培育和重构:

1、充分利用外部力量,构建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宏观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外部力量是打破区域低水平循环陷阱的关键因素。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内生力量比较弱小,加快城市化能力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拉动力,即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国家的投资和优惠政策的倾斜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以及借助西部开发过程中国家级大型工程项目的刺激辐射作用,由点及面,推动本地区城市化进程。同时,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扩大开放,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与区域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结合,形成本地区城市化新的外部拉动力。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非农产业发展,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中观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这一中观动力在城市化动力系统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通过产业转换来实现;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实质上是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流动。结合西部地区各产业发展状况,为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当前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发展特色农业。农业是城市化发展的基础动力,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承担着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品贡献、资本贡献、市场贡献甚至外汇贡献的任务。但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因此,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调整现有农业布局,结合生态环境特点,发展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特色农业,增加农业剩余,是推进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必然选择。

其次,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而生态环境脆弱,因此发展工业具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结合各自的资源禀赋状况,西部地区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实现资源开发和产品深加工并举,一方面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扩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发展中实现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同时,改造传统工业,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工增值水平,更好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吸收西部地区“无限供给”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超级秘书网

3、合理发展乡镇企业,培育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微观动力。推进城市化光靠政府还不够,还要靠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是要有真正的市场主体——产权清晰、投资理性、独立承担市场的收益和风险的企业。因此,为推动地区城市化,西部地区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应该注意合理规划,杜绝东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病”。

4、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化。以科思和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

为推进我国西部地区今后的城市化过程,必须进一步加大各项制度的创新力度。主要包括: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城市的户籍管理,取消对外来落户人口的种种歧视性政策和规定,调整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改革城镇住房制度,加大土地制度创新,使农民真正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和医疗为主体,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覆盖城乡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应重视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创新,减少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负面影响。

篇7

1西部地区

1.1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西部农村城镇化的原动力。

农业是社会生产的起点，是国民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业剩余产生的条件，是农村城镇化的原动力。农业剩余，既包括农产品的剩余，也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等的剩余，农业剩余的存在是城镇化的必要前提。

1.2比较利益机制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

相对于第一产业而言，二、三产业比较利益要高出许多；比较利益机制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曹宗平2009）。统计资料表明农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居民差距近两倍，对西部贫困地区而言，进城务工是实现脱贫的最便捷的途径。

1.3市场机制是农村城镇化的驱动力

覃成林认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就是市场机制，城镇化的演变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可以说，市场机制主导了城镇化的进程。市场机制是农村城镇化的驱动力。城市的发展也受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任何城市投资总是人们趋利行为的外在表现。

1.4乡镇企业的发展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带动力

在西部，人力资源比较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应大力发展一些有优势、有市场、有特色的加工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非农化率的上升推动人口向城市、城镇地区的转移。

2、中部地区

2.1内外作用力

2.1.1内部动力区域市场环境的内聚力：内生力量主要体现为区域市场对各种要素流动组合和优化配置的能力，即市场的活力。

2.1.2外部动力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内生力量正处于形成和孕育阶段，自发力量显得不足。加快城镇化建设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这种外部拉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外部要素的流入。

2.2工业推动力

李树琮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根本原因，是城镇化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工业化必然推进城镇化。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工业是主导，工业的聚集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推动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熊吉峰（2005），通过主成分分析来比较湖北与浙江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城镇化的最直接动力。

2.3区位优势与资源综合开发

优越的区位条件及丰富的资源禀赋是农村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与动力因素。

周伟（2004）以5km和10km为缓冲半径，对沿京包、京承铁路干线进行缓冲区分析，通过现实发达的城镇和缓冲区内城镇的结果匹配，来分析北京对外交通给北京市郊区县城镇化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匹配度高达55%。

2.4科教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远远高于对劳动者数量的要求（李富荣2008），必须加大教育投入。

3东部地区

3.1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是重工业发展的产物。重工业化过程中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客观上导致企业发展对外部环境及社会服务的依赖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富有效率的重工业化使更多的人进入中高档消费阶层，对社会服务的高档化、个性化需求不断提高，生活成为最富活力的产业。因此，当重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并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历史的必然。（孙小燕，2005）。

3.2产业结构转换能力

3.2.1新技术产业发展

大量外资、外企、外技的引入，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和技术（陈香，2007）。以特色产业基地为依托，以各类经济开发区为载体，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体，苏南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是“苏南模式”的重要特点。

3.2.2产业集聚

随着各类开发区和乡镇企业的建设，产业布局趋于集中，产业规模效益凸现。从城镇化的进程来看，当农业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产业群体就会倾向于在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地域集中起来，以实现科研、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的低成本扩张，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聚集群。国外城镇化走过的就是一条在利益机制作用下市场化推动的自然演变的道路。

3.3经济外向化

薛凤旋和杨春（1997,1999）多次著文阐述外资投入对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意义，提出外资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新动力的观点，认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外向型”是明显的和具有主导性的。

陈香（2007），通过常州市1986-2000年间GDP的外贸及外贸依存度的提升来阐述常州市城镇化的增长动力。

3.4创新动力机制

关于创新，熊彼特将其归纳为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 、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创新包括体制创新、法制创新、政策创新、技术创新、思维创新等。知识、信息技术将成为未来城镇发展的根本动力（甄峰，2001）。

3.5制度创新是农村城镇化的核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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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1-0025-04

一、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相关文献回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对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新型城镇化强调人口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它是对我国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新阶段性认识。倪鹏飞对新型城镇化概念做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新型城镇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坚持全面可持续的原则，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政府应通过制定战略与规划，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监督与管理来积极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1〕张占斌分析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列举了推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应该区分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动力问题，这样才能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城镇化的发展，努力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2〕刘嘉汉，罗蓉认为新型城镇化应是以发展权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传统的城镇化思想忽视发展权，体现为城乡分离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不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推动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3〕 王雅莉，张明斗通过对民生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运行框架的全面分析及其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城镇化主导力量、推进方式及土地制度方面的比较中，他们认为转换城镇化发展思维模式，回归城镇化本位、优化社会、经济、资源及环境四大系统、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相结合及营造优质的外部环境等成为民生型城镇化的优化路径。这种新型城镇化是顺应城镇化发展本质需求，并呈现出和谐性、高效性、可持续性、绿色性及共享性的基本特征，将成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选择。〔4〕陈映通过对四川城镇化数据的分析，认为四川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使四川城镇化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四川要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加快制定和完善全省城镇体系规划、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联动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5〕

以上文献对新型城镇化基本内涵、意义以及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方面在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但相对较少分析发展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结构和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寻找适合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结构。本文在论述城镇化一般动力机制结构的基础上，结合四川藏族地区的具体情况，试找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并提出四川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要素。

二、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系统的一般分析

城镇化是居住在农村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转变成居住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城镇化是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和发展。城镇化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聚集，城市地域的不断扩张。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因此，不同地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亦是不同。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虽然各地区有所不同，但都满足于基本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将一般的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作为框架，分析各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结构具有理论价值意义。

（一）农业技术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初始动力

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农业的发展为国家城镇化提供源动力。农业技术的进步发展，使相同面积的农地所需要的人数减少，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选择去其它地方进行就业和谋生。而城市拥有密度更好、质量更好的公共服务，同时还拥有较多的就业机会，这促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这些农村劳动力是城市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他们在城市生活消费，促进了城市的横向和纵向发展。

（二）城乡收入与服务差距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城镇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时，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很低，被排挤的农业工人生活也处于无保障状态。〔6〕城里从事非农的收入明显比在农村从事农业收入要高，这种落差对农村居民来说是城市的一个拉力，推动他们进入城市。收入差距是农民的物质利益动力，而追求城市的完善的公共服务是农村居民的非物质利益动力。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吸引着农村居民去城市获得优质的公共服务，以此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机会。生活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不甘心在农村里发展，他们渴望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机遇，因此，他们进入城市寻求工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就使原来的农村出现了异地城镇化的局面。

（三）城市工业的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学术界一致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工业化的发展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在初期阶段是推动城市规模和经济总量的发展，使城市吸引周边的人进入城市；工业化在中后期阶段深化城市发展，为城市的各项设施和制度不断完善提供动力。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则逐渐升高。与此同时，三个产业的就业人口也存在同样的发展规律，即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降低，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而二、三产业由于集聚的要求通常集中于城镇地区，相应地，就业人口也不断转移到城镇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就是产业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演变的伴生发展过程。〔7〕从克拉克定理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转换内在地推动城镇化的不断前进。当前，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以工业化为主的城镇化，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最大，第二产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工作；第三产业通过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和完善基础设施，增强城市的吸引力，是城镇化的持续动力；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人收入比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收入要高很多，这一方面的城市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另一方面从事两者不同职业的差距促使着越来越多的的农村居民走向城市。

（四）制度改革是推进城镇化的新型制度动力

制度改革可以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使生产资源在最优的情况下进行配置。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的过程，这种制度改革同样深刻影响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随着学术界对城镇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城镇动力机制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到制度层面，主要涉及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税收制度等。制度改革与城镇化的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制度改革有利于实现非农化同时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出现快速的城镇化；当制度改革有利于非农化但阻碍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时，城镇化发展出现滞后的城镇化；当制度改革不利于非农化但是有利于城乡经济要素尤其是人口转移时，城镇化发展出现过度的城镇化。珠三角地区在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措施后，生产力得到飞速提升，推动了地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珠三角地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城市群。

城镇化的这四个动力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并形成一个动力结构系统。农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这些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因此农业技术的发展是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加快了城镇化的进程。同时城市工业的发展也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又不断地吸引着低水平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这扩大城市发展的影响范围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因此城市工业是城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城乡之间的差距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而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城市工业发展仍然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这时城市工业转换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改革也在推动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制度改革扫除阻碍城镇化发展的各项不适应的制度，同时制度安排有利于城镇化朝着高质量城镇化的方向发展。新时期城市工业转换和制度改革这两个城镇化动力推动城镇化向后一个阶段不断向前发展。

三、四川藏区城镇化现状及动力分析

四川藏区包括阿坝州、甘孜州、木里县，这三个地方2010年的城镇化率分别是30.1%、20.5%、27.5%，低于四川全省平均城镇化率40.2%，更加低于全国的平均城镇化率49.7%。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发展缓慢，且发展水平不均衡。四川藏区的城镇化率一直低于中东部的城镇化率，在解放前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很低，解放后由于三线建设的推动，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在这里建造带动了当地的城市化发展，使四川藏区的城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发展的缓慢，相比较中东部的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发展则处于停滞状态。目前，四川藏区的城镇化的水平较低表现在：城镇人口较少，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低；城市数量少，四川藏区的城市数量少，四川藏区只有31个县；城市规模小，四川藏区缺乏大中型城市，基本上都是小型的县级城市。这些表现使四川藏区的城镇难以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实施城镇化的建设，同时，也限制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和城市的辐射作用。

四川藏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政府的推动，像康定县的城镇化率是45.7%，远高于其它县域，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康定县是甘孜州藏区政府的驻地，各类行政部门人员的居住以及行政人员家属的居住，这些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消费和其它县域前来康定办事的人的生活消费，带动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动力，使康定地区更多的人从事商品贸易而没有从事农业生产，这种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康定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而其它城镇化动力则略显不足，四川藏区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且大多从事低级生产资料的生产，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很小。四川藏区的城镇化需要城市工业的带动，但是城市工业对藏区经济的辐射作用不是很强，导致城乡经济两级分化明显。四川藏区少受大城市的辐射，区内经济发展好的康定，其工业化发展并没有达到带动周围县域经济的发展的程度；大城市的成都工业化水平高，但是离四川藏区较远，无法拉动四川藏区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城市产业结构的转换也是推动城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中东部地区城市产业不断向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会增加城镇的就业机会、拓展城镇化的广度和深度，而四川藏区依然停留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上。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动力主要是政策推动、农业发展和城乡互动，缺少工业经济的带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四川藏区城镇化应该关注人口城镇化和工业城镇化这两个方面，利用发展特色经济，以促进藏区经济的加速发展，实现藏区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四川藏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四川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保障：制度机制创新

制度机制的创新，可以为藏区城镇化的发展注入活力，同时还能激发藏区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城镇化的发展不单单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制度机制的逐步完善和创新，有利于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四川藏区应利用制度创新优势，建设符合当地特点的城镇化道路。第一，创新户籍管理制度。在新形势下，对有稳定收入、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场所的外来人口一律视为本地人口，允许户籍登记为本地城镇常住居民，按居住地管理，实现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同时，实行“同城化”的无差别对待，对外来人在本地购房按本地人口优惠对待。第二，创新就业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各项法律法规，打通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沟通渠道，实行公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鼓励农牧民进行自主自由择业。 第三，创新社会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创新四川藏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收入低下的农牧民能够享受到国家给予的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者的贫困生活。将农村农牧民纳入统一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农牧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取消各种歧视性的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享受社会保障居民的范围，使大多数居民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好处。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特色藏区经济

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建设必须依托本地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共同推进藏区的和谐发展。四川藏区的经济现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缓慢且发展不均衡，主要是以农牧业经济为主。大力发展藏区的特色经济，就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好工作：第一，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四川藏区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其水能和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对水能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应作为其发展的突破口，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使经济效益能够惠及普通民众，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能带动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让当地的剩余劳动力可以“离土不离乡”，推动四川藏区的小城镇发展。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当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进行的，藏区的自然环境较为脆弱，所以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是经济发展中首要考虑的。第二，发展特色农牧业经济，延伸农牧业的产业链。农牧业经济是藏区的特色经济，是由于其特殊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到目前，藏区的农牧业经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牧民主要以出售自己家的牦牛为主，没有对牦牛进行产品的发展延伸。今后，应注重对农牧业经济的产品延伸，当地政府建立和指导农牧业深加工的企业，增加牧民的经济收入，帮助其提高生活水平。第三，发展以旅游业为中心的生态经济。藏区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为当地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四川藏区由于经济开发资源的时间较短，所以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比较好，这使当地的自然景色非常地诱人。如九寨沟充分利用当地的旅游优势，发展与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使当地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藏区其它地方应利用本地特有的自然环境充分利用和开发，打造绿色健康的生态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经济的飞速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人口素质的提高

提高人口的素质，是推动四川藏区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人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素质，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改变自身生活状况下也建设自己的家园。藏区的基础教育相比较中东部而言是发展不足的，主要问题是当地的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不够，没有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其次，藏区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较少，虽然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但相对藏区总体人口来说比例还是非常低的。最后，是职业培训教育发展的不足。针对基础教育发展，政府应该大力宣传和加强基础校舍的建设，同时，还应当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使得孩子们有充分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能够享用，能够就近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鼓励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入读，在经济上激励这些大学生努力学习知识并学成回来建设美丽家园；加强四川藏区大学生与中东部学生的交流，在交流与学习中，开拓他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知识，使他们能掌握前沿知识来共建家乡。没有进入高等学校入读的青年人，政府应为他们提供职业教育培训，让他们学习到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教育，帮助他们及时就业，并且政府给予创业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创业，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教育的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持续动力。

（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城镇建设的规划

四川藏区的城镇化可以走教授所倡导的小城镇路线，这是与当地特殊的人文地理经济条件相适应的城镇化路径。但是，走小城镇路线首先应重点培育中心镇，使中心镇成为周边乡村的中心，中心镇周边的乡村如教授所说的是中心镇的“乡脚”，中心镇是周边乡村的经济文化服务中心，也是他们的经济交换场所，以此来推动中心镇的城镇化。因此，对中心镇的合理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邀请专门人员对中心镇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规划，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前提下，选择一个公共产品供给均衡的中心镇，这个中心镇比起周围的村镇在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中心镇能够率先进行城镇化。除了进行合理空间布局规划外，还应加大对中心镇及周边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一直是制约藏区发展的一个瓶颈，四川藏区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其基础设施的建设一直比较落后。城镇化的发展必须依靠基础设施的完善，所以当地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努力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中心镇的城镇化建设创造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倪鹏飞. 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J〕. 江海学刊，2013，（1）.

〔2〕张占斌. 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意义和改革难题〔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1）.

〔3〕刘嘉汉，罗蓉. 以发展权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研究〔J〕. 经济学家，2011，（5）.

〔4〕王雅莉，张明斗. 中国民生型城镇化的框架设计与优化路径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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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2）02-0098-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CJY04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10YJ000009）。

[作者简介] 徐君（1975-），女，河南开封人，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企业管理和系统工程。

中原经济区的核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经济区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推动，是多种动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每个经济区的发展条件和发展阶段不同，影响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也会有所不同。据此，本文从内部、外部和耦合作用三个方面解析了影响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和相应的动力机制。

一、中原经济区内生动力机制分析

1. 资源供给水平。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要依赖于基本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与基础设施等，其中自然资源是最受客观条件制约的。自然资源的数量关系到经济区生产发展的规模；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开发利用条件影响经济区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自然资源的地域组合会影响到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中原经济区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资源开发引致了一些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如焦作、荥阳、巩义、平顶山等。但自然资源不可再生，而中原经济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起飞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这种资源优势将逐渐变为劣势。

2. 人力资源水平。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实物资本、货币等硬资本具有更大的增值空间。当今人力资源作为具有创新性、创造性的“活资本”，有着更大的增值潜力。中原经济区拥有丰富的劳动力，非常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从长远来看，中原经济区面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巨大，因此要通过各种途径将庞大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化为真正的人才优势。

3. 工业化水平。目前，中原经济区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并且是中期水平的初期阶段。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层次低，工业初级化明显，竞争力和带动能力不强；工业内部以重工业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不高；产业结构效益差，工业的吸纳就业能力低；资源消耗严重；城镇化水平明显落后于工业化水平。

4. 城镇化水平。作为第一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河南城镇化水平一直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的排名也比较靠后；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呈现拉大趋势；城市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特别是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较低；体制机制与城镇化发展需求不适应，农民进城门槛较高，就业和社保等民生方面仍然是城乡分治，这些问题都制约了中原经济区的城镇化进程。

5. 农业现代化水平。河南背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农业在河南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河南农业发展落后是制约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问题之一。河南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明显偏高，并且农产品以原粮和农作物初步加工产品等低端产品为主，经济效益差。另外，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滞后，对农业的发展没有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导致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化机械化程度低，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率低下。

6. 三化协调发展的瓶颈――土地。工业化要求占用大量土地。据测算，河南工业发展每年需要80万亩土地，由于不能突破耕地红线，国土资源部门划批的工业用地相当有限，严重制约工业化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小规模农业经营造成了较低的土地利用率，土地效用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且较低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民进城的高门槛，导致人口不能在城镇集聚，因此农村的土地资源得不到释放。城镇化进程中，也需要大量的土地来容纳新增人口的居住和生活。显然，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瓶颈。

7. 自主创新。中原经济区要后来居上，就必须成为创新要素的集聚区，才能又好又快地推动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综合发达经济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加快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鼓励创新创造、增强发展活力的重大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根本途径，是培育新经济形态、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基础，是提高区域竞争力、实现跨越发展的有力支撑。

集聚是经济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说明。从时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经济增长，从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空间结构的演化，从经济区的交互作用来看表现为区际辐射与扩散。

在流入效应的作用下，中原经济区内部的农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等主导因素决定了分工与专业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分工与专业化导致集聚的产生，集聚提升又促进经济区的分工和专业化，两者是互动的关系。最终，在集聚的作用的根本动力下实现中原经济区持续不断发展。

二、中原经济区外部动力机制分析

1. 政府作用。中原经济区中的各级政府是进行宏观调控的官方主体，要充分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促进经济区内部各地区的组织、管理与协调工作，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为其全面建设和发展提供保障。中原经济区需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制定合理的政策选择目标。参照海西经济区和东部经济区的做法，向中央提出批准特定的改革发展优先权，拿到先行先试的权利，并建立相应的政策扶持机制。

2.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直接结果是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技术进步对增强经济区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明显。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是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来实现的。中原经济区尤其要重视和加强技术进步，积极承接国内和国际的技术扩散，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积累技术进步的必备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是实现中原经济区持续、快速发展的现实选择。

3. 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较快，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但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体制创新，重点加大对金融体制、土地制度、城乡分治制度等体制机制的改革力度。

4. 国家资金支持。中原经济区的建设，“钱从哪里来”是制约其发展的四难之一，解决严峻的“三农”问题、城镇化落后问题和实现产业转型跨越式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若没有国家投资的支持将成为一纸空谈。

5. 市场需求。中原经济区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投资和需求规模空前，这将给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机遇。据有关估计，未来10年，中原经济区大概有3000万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仅就城镇化这一项就可以新增投资需求3万亿元，拉动消费需求3.6万亿元。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中原经济区巨大的内需能量将逐步得到释放。由此看来，中原经济区面对着不可估量的内部与外部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6. 文化因素。文化的对经济区发展的推动力量在于它缓慢的渗透性，它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经济区发展。中原地区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赋予了河南丰富的根文化资源，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魂牵梦绕的寻根谒祖圣地，海外华人来河南寻根祭祖的热潮，也促进了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不过中原经济区还存在着文化资源开发层次低，附加值低的问题。如果得到合理开发，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将成为河南省发展的潜力所在。

中原经济区的动力机制由核心推动力和辅助推动力共同构成。技术进步、资金支持和制度创新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核心推动力系统；政府作用、市场需求和文化因素相互影响形成了辅助推动力系统。

三、中原经济区耦合动力机制分析

1. 构建协调联动机制，形成合作共赢局面。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酿成了地方利益保护的局面，给国内经济区发展造成了阻力。至今尚缺乏一套有效的跨行政区联动机制和统一的经济区协调机构，致使经济区内部和外部的协调性和整合度较差。这就需要经济区充分发挥政府协调作用，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主要利用市场机制，以利益共享原则来调动经济区内各地合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经济区优势，增强经济区实力。区域之间的合作主要有两种，其一是互利合作，对存在共同利益的次区域进行开发建设，另一种形式是互补式协作。中原经济区应建立经济区协调领导小组，通过建立联动机制，选择合理的合作方式，做好与周边经济区的沟通和协调工作，进行资源与要素、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产业及企业政策等方面的合作与共享，实现经济区外部规模经济，逐步形成群龙共舞、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2. 加大经济开放度，提升经济发展活力。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以发展出口贸易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在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内向型经济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河南由于地处内陆，受外贸依存度低、引进外资项目数量少和层次不高等因素影响，其经济开放程度依然很低。因此，河南省应从加强政策和体制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开放度，改善中原经济区的投资环境，加强招商引资工作，吸引更多的外来资本和项目在此安营落户，提升经济发展活力。

中原经济区的耦合关系包括中原经济区内部和外部两层，内部耦合动力机制指中原经济区主体河南省18个市通过涓滴效应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而周边城市则通过回流效应促进河南全省的发展。外部动力机制则指中原经济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提升中原经济区的影响力，加强招商引资力度，以利益共享机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联动与合作，促进各地区经济繁荣发展。

综上所述，内生性动力机制，是中原经济区腾飞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原经济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外生性动力机制，对中原经济区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耦合动力机制，是上下联动、内外合作、市场与行政手段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也具有强有力的促进作用。中原经济区这三项动力机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完整的立体结构和紧密的内部联系，只有多管齐下，才能对促进中原经济区的“三化”协调发展产生几何增长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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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entral Plains Areas Economic Coordination

Xu Jun

篇10

一 中部地区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及指标的选取

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转换过程。在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作用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聚集。因此，经济增长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前提，城市化的提高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人均GDP、人均社会固定投资、人均财政收入三个经济指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三个社会指标。

产业结构变迁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伴随农业比重下降而非农比重上升，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农村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聚集，这本质上便是城市化的过程，即“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体现在城市化的变动”。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产业结构包括第一产业发展所形成的初始动力、工业化推进形成的二级动力和服务业发展所形成的后续动力。初始动力表现在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与就业所占比重都不断降低，选取第一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人均农业总产值组成初始动力的指标体系；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选取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工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人均工业总产值四个指标；后续动力选取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较大。西方国家城市化经验表明，市场经济制度下，各种经济因素和人口基于比较利益机制自由地流向城市，实现经济的规模化和集聚效益，促进着城市化。一个有效的市场机制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条件。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完全由政府主导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为主，经济因素影响逐步加深的过程。制度和政策变迁表现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分配格局变化、产权制度变迁和对外开放程度。选取人均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反映对外开放程度；非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反映非市场化指数。

二 实证分析

城市化发展受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线性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转换、经济、社会以及制度等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构造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Y为城市化率，Xi为影响因变量的四个维度因素：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制度、政策调控力。

E为残差是一常数， 、 、 、 、 、 、 是相应

的偏回归系数，且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

利用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由于变量共同度反应的是每个变量对提取出的所有公共因子的依赖程度，几乎所有数据都在0.8以上，说明提取的因子已包含了原始数据大部分信息，因子提取效果很理想。主成分分析可得一个特征根所占比例为93.74%，说明这个因素可以代表原数据93.74%的信息。其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为下表：

根据表3，结合维度，对因子得分系数进行数学处理，可得出数据标准化后因子得分表达式为：

利用SPSS软件对Y进行标准化后，对F与Y进行回归分析（见表4）。

回归模型为：Y＝0.992F－0.00001将F代入上式，得

Y＝0.159X1＋0.218X2＋0.099X3＋0.159X4＋0.169X5＋0.109X6＋0.099X7

由于上述模型中各变量都是标准化后的变量, 所以回归

方程的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这表明，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制度与政策安排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0.476、0.328、0.208个标准差。

三 结论及建议

近十年来，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最大，第一产业形成的初始动力、工业化形成的二级动力作用非常显著，而第三产业形成的后续动力明显不足，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和政策调控力对城市化的影响程度相当。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增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对外开放，排除阻碍城市化正常推进的各项制度障碍，形成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制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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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休闲；服务业；酒店业；动力机制；循环

Key words: leisure；service industry；hospitality；dynamic mechanism；circle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1-0096-02

0引言

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一个地区生产社会化程度、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指标之一。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发达国家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在50%-60%之间。同时，世界服务贸易占到贸易总额的1/4，服务消费占到所有消费的1/2左右。[1]由此看来,世界经济实际上主要面向服务商品的生产，现代社会己步入了服务经济时代。因此，发展休闲服务业是增加国家国民财富，提高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从服务业指标来看，成都市服务业比重为46.1％，与北京的61.6％、广州的53.9％、上海的48.4％，存在差距。与西部邻近城市相比，低于西安的50.5％、昆明的46.3％，略高于重庆的41.6％。[2]依据《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及《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等规划，休闲服务业的发展对成都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旨在通过对成都市休闲服务业现状进行研究，立足旅游者和城市居民追求放松、娱乐和个性的体验需求,分析现代休闲服务业发展动力机制的内核和外延，重点探讨酒店业及配套餐饮等服务的具体问题，提出关于现代休闲服务业循环发展动力机制的观点和建议。

1研究综述

休闲服务业是以休闲为主线，以旅游、文化、零售、地产等为核心的生活服务业，与知识型金融、物流、会展等商务服务业形成互补，共同构建现代商务生活综合体系。

1.1 休闲服务业休闲是对在特定时段内个人所从事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认知，强调自由或闲暇。旅游休闲活动与城市居民休闲相互融合，有效避免了供需失衡所造成的结构性损失。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或基本民生要求之外的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互补，即休闲服务业，表现为酒店、餐饮、游憩、健康等服务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紧密结合。

休闲服务业具有三项主要的经营特点，即广泛、综合、专业。首先是范围广泛，由于休闲服务业产品包括了社会生产、流通、消费等所需要的休闲服务产品，因此其经营品种、地域、社会分工灵活多元。其次是综合服务，消费者需求具有关联效益。如酒店业除提供住宿服务外，还有餐饮、通讯、交通、洗衣、理发、运动、商务洽谈、购物、娱乐、医疗等多种服务配合。大型服务企业采取综合经营的方式，小型服务企业多采取专业经营的形式。最后是业务技术性强，地方特色浓。服务业多数直接服务消费者，而消费是分散展开，因此休闲服务业多实行分散经营。因各区域经济、社会、自然条件不同，休闲服务业具有较强地域特征。

休闲服务业也是一种消费业，同属于第三产业的发展范畴。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产业结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活动以单一的农业为主的阶段，农业劳动力在就业总数中占绝对优势；第二阶段是工业化阶段，标志是第二产业大规模发展，工业实现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第三阶段是后工业化阶段，标志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由快速上升逐步转为下降，第三产业则经历上升、徘徊、再上升的发展过程，最终将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3]。

现代服务业起源于工业革命到二战期间，确立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现代服务业最早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要改造和提高传统服务业，又要发展旅游、信息、会计、咨询、法律服务等新兴服务业”[4]。四川省成都市休闲服务业包括酒店住宿业、旅游业、餐饮业、商贸流通业、文化产业、房地产业、体育健身产业、社区服务业、市政与公共服务业及农村生活服务业等行业。其主要分布于城市CBD区、城市特别地区、城市滨河区、城市旧城区、城市新区及城市郊区。重点培育盐市口-春熙路中央商业区、羊西线成都美食大本营、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天回银杏园、府河体育休闲公园等娱乐休闲旅游区域。成都市休闲服务业格局表现为古蜀文化轴线、时尚娱乐轴线、休闲购物轴线、古道风情轴线等多条轴线，以及“水井坊-大慈寺”旅游休闲商业板块、“黄忠-茶店子-一品天下”餐饮休闲旅游板块、“荷花池-五块石-大西南茶叶市场”休闲购物板块、“天回银杏园-植物园-凤凰山”生态休闲板块、“抚琴-沙湾国际会展中心”商务会议板块、“金沙-永陵”文化休闲板块、“沙河源-金泉-成都欢乐谷”娱乐休闲板块等多个板块。[5]

1.2 发展动力机制服务业已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为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培育国内服务市场和第三产业以成为研究热点。随着入境、出境、国内旅游市场的形成和迅速发展，修学、健身、探亲访友、寻根、探奇、领略风俗及商务考察等多种类型的休闲旅游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动力。

已有研究探讨城市休闲服务业协调机制，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公益事业三类体系[6]。根据市场化运作，国外休闲服务业主要以开发旅游设施（酒店、度假村、旅游景区、俱乐部）、休闲（玩具、游戏运动器材、书籍、车辆制造销售）以及文娱活动（协会组织、体育比赛、文娱演出或康体健身）等项目为驱动。

2研究分析

2.1 酒店业为主导坚持休闲服务定位，瞄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选择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成都市形成以总部经济为龙头、以现代商贸为基础、以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休闲服务为新增长点的“1+4”现代产业新体系，强化组织服务保障，积极做好相关的配套设施。政策上大力扶植引进国际知名酒店连锁集团和国际旅游商，提升区域旅游业总体水平。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高星级酒店和高端综合旅游休闲设施的建设。并且，实施旅游带动战略，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和壮大，重点推进休闲旅游项目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旅游门户网站和旅游资讯集成商的推介宣传。培育休闲服务特色产业，酒店业和餐饮娱乐、文化、购物、休闲等配套服务结合起来，成为休闲服务业的主导支柱。

2.2 健康产业为主线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需求由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由物质型向服务型、文化型转变。服务性消费热点不断涌现，以往许多自我服务的民生服务，如体育健身、社区服务、家政服务、健康服务等，开始逐步沿着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转化为休闲服务。健康关怀产业的社会化，解决了家务劳动问题，提供了宽松、舒适的家庭环境，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体力和智力，有充沛的精力从事社会生产以至于完善自身。健康产业强调专业化，带来了家庭服务、托幼养老、便民早餐、物业服务、家政服务和社会化养老等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健康产业成为休闲服务业主线，不仅提供各种特色服务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而且拓展了休闲服务业发展的领域。

2.3 商业零售为动力根据选址、规模、商品结构、经营方式、服务功能及目标顾客的区别，成都市休闲服务业的零售业态已有百货店、超级市场、大型综合超市、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仓储式商场、食杂店、折扣店、社区购物中心、城郊购物中心、工厂直销中心、电视购物、邮购、网上商店、自动售货亭、电话购物等发展方式。业态各异的商业零售模式集群，形成具有休闲服务业集群功能的区域。其空间布局合理、功能配套完善、交通组织科学、建筑形态新颖、生态环境协调，降低了成都市休闲服务的商务成本。商业零售是休闲服务业的动力，特别是保护发展特色商业街区，与传承城市历史文化和发扬川西地方特色相结合，目前已形成锦里、宽窄箱子、文殊坊、兰桂坊等多条特色购物、休闲服务和彰显历史文化底蕴为主的特色商业街区，满足特色消费需求，提升城市品位，美化城市景观，促进产业发展，成为休闲服务业发展的新亮点。

3讨论

3.1 形成休闲服务业发展规划体系休闲服务业规划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发展文化、健身、旅游、社区、物管、教育等产业。发展规划体系宜关注人力资源培训。休闲服务业因其门类多、涵盖范围广，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行业并存，在吸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方面，具有比一产、二产更大容量的优势。目前，休闲服务业已成为成都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不仅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对二产下岗职工再就业有重要作用。成都市现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占明显优势，但还存在传统服务业劳动强度大、待遇低，新型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专业服务人才缺乏等问题。因此，宜在休闲服务业发展规划中改善从业人员整体水平，形成发展动力机制的内核。

3.2 推动高附加值产业发展高端服务业是现代休闲服务业的核心，具有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高产业带动力、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特征。其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金融、民航、传媒、旅游、物流、商务、科技、咨询、会展、教育、医疗、法律等。研究认为可利用老厂房、仓库等房地资源，以现代工业设计和科技创新服务等为主体的创意产业群，建设景观、生态、经济服务功能和谐的创意产业园区。消费者感知服务质量来源于对区域整体的自由、舒适的感受[7]，以基础服务、生产和市场服务、个人消费服务三类服务为载体的休闲服务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因此，高增长、高赢利及强辐射的高附加值产业是现代休闲服务业发展动力机制的外延。

3.3 构建循环动力机制研究提出现代休闲服务业的发展动力机制以规划体系特别是人力资源培训为内核，以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为外延，形成“商业-旅游-文化-科技”四维循环动力机制。

3.3.1 大力发展商贸事业，建设加快商贸集聚区，发展以休闲、游乐、运动为主的娱乐体验旅游，引导数字娱乐与旅游融合发展，增强成都旅游的参与性和体验性。

3.3.2 整体推进景区景点。以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都江堰为龙头，以西岭雪山、鸡冠山、天台山、龙门山等景区为依托，积极开发观光、登山、攀岩、徒步、滑雪、漂流、避暑、温泉疗养、探险科考等旅游项目。同时，依托龙泉驿、青白江山野旅游区、牧马山旅游休闲区、蒲江三大湖区，开发乡村休闲度假、商务会议、民俗观光、体育旅游、观光农业、大众休闲度假等旅游项目。

3.3.3 加快开发文化精品。通过水井坊特色街区、宽窄巷子历史文化保护区、“锦绣工场”等项目建设，凸显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望丛祠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都江堰为代表的水文化，武侯祠为代表的三国文化，青城山、青羊宫、大慈寺为代表的道教文化，宝光寺、大慈寺、文殊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杜甫草堂、望江公园、陆游祠为代表的诗歌文化，安仁、洛带古镇等为代表的川西民俗文化，以川剧、川酒、川菜、川茶为内容的文化精品。

3.3.4 加大休闲科技含量。完善计算机在都市休闲、旅游酒店、交通站点、商业外贸、金融保险、信息管理等领域的应用，提高休闲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下一步研究休闲服务业的发展动力机制突破“商业-旅游-文化-科技”四维循环动力机制，深入城市化进程探索，如外资的市场准入情况，以充分利用外资的联系、示范及竞争效应，拉动消费、扩大对外贸易，以推进现代休闲服务业快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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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城乡二元体制延缓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导致了城乡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协调。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任务。如何正确地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城乡协调发展的精神实质，对于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总结国内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现阶段城乡关系的实际，客观认识各种理论的创新观点和不足之处，从而科学地运用各种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城乡协调发展制约因素

国内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城乡二元结构。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它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该体制人为的为城乡均衡发展设置许多政策障碍，如城市和工业的倾斜政策、不合理的农产品价格政策、户籍管理制度等，严重制约了城乡关系的演进。

2、城市化滞后。城市化滞后导致城乡发展不协调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缺少科学的、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二是城市体系发育不协调；三是认为中心城市功能的扭曲；四是认为小城镇发展与建设具有一定盲目性。

3、从三农的角度来看。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素质普遍较低或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导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大；农业基础不稳固、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同步，农村中的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缺乏对乡镇企业的宏观管理，农村工业水平低等导致城乡难以协调发展；思想观念上存在忽视农业的倾向，文化上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等都阻滞城乡协调发展。

4、经济发展滞后。某一区域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破坏；城乡资金投放上存在偏差；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发育水平低，城乡商品流通不畅等因素也都延缓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二、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

大多数学者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的最基本模式是：自下而上型和自上而下型。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许学强在研究沿海开放地区时认为城乡协调的动力因素有计划经济体制(自上而下型)、乡镇企业(自下而上型)和外向型经济；二是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两种；三是大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四是制度创新；五是自“下”的机制；六是崔功豪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体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探讨了这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和它的运行机制；七是薛凤旋和杨春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是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并称之为“外向型城市化”；八是宁越敏的多元城市化动力；九是刘君德将郊区作为研究区域并分析了其动力机制，刘秉镰和郑立波提出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的“四动”；十是张安录和曹广忠归纳城乡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机制为：自上而下的扩散力机制、自下而上的集聚力机制、外资注入的驱动力、自然生态动力或自上、自下、外引、内联动力机制等。

三、城乡协调发展的模式

我国大致从两个角度对城乡协调发展模式进行研究。

1、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研究。吴楚材等建议我国应采取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大中小结合的多途径综合模式；田明认为大、特大城市周围的扩展型模式、农村地域的集聚型模式、外资引起的外向型模式以及西部模式；南京农经学会从解决城乡关系问题入手，认为有先城市后农村模式、城乡分割优先发展城市工业模式、城乡开通协调发展模式；刘英群从小城镇角度提出了小城镇向大城市区域集中的模式等。

2、从区域范围的角度来研究。广东的“非农产业起步型”和“农业发展型”；广东的大、中、小城市融合、协调发展的模式；江苏的“苏南模式”和“苏北模式”以及上海郊区的近郊扩展型和小城镇型及一般城镇发展型模式等。

四、城乡发展的对策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陆学艺、蔡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要通过取消户籍制度、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协调城乡社会关系、实现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但是沈孔忠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短期内完全消除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制度创新与完善才是现实途径。

2、完善城镇体系。费洪平、陈烈等学者建议走多元化城市的发展道路，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既充分发挥了大城市的优势，又积极发展了小城镇；叶文虎特别强调小城镇规划；纪晓岚和周志坚特别提出建设农民城的设想等。

3、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多数学者建议从行政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协调城乡发展。

4、产业的协调发展。冯雷、叶忱等认为通过合理布局城乡产业、优化城乡产业结构来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纪晓岚、周志坚等认为从乡镇企业的角度通过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规范乡镇企业、深化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等来探讨实现产业协调；孙自铎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业，认为城乡经济协调的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振兴和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5、建设功能齐全的区域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设施。陈烈、石忆邵等认为共建城乡一体的商品流通网络、交通运输网络、教育科技网络、经济信息网络和资金融通网络有助于加快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6、要加强环境保护和城乡生态设施建设。

7、从人口和劳动力方面来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陈烈等学者通过研究特别强调要提高人口素质，从思想观念上消除城乡对立的倾向，切实保障农民应有的国民待遇。

8、从耕地保护的角度来保障城乡协调发展的实现。

9、加大国家对农业的保护力度。农业是弱势产业，特别是面对国际农产品的竞争，我国应对农业实行“绿箱”政策。韩俊认为我国现阶段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科技推广、防病虫害研究的投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储备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及切实落实退耕还林补贴政策等。

五、对我国城乡发展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学者对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顺应了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需求。这些研究将城市与乡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对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实践上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将城市与乡村纳入整个系统来研究，强调区域的整体性，为研究城市问题、乡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多学科共同参与研究城乡协调发展课题，既加深了研究的深度，又促进学科间的交流和发展；因为地区差异，全国城乡协调发展的程度不一，引发了对各种城乡协调发展模式的探讨。

但是，学者们对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关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广，从目标、动力机制到各种城乡协调的模式及限制因素、对策措施，既有从政治上的协调进行研究，又有研究经济上、文化上、基础设施上以及景观上的协调，涵盖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的研究停留在表面，研究深度不够；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虽多，但大多散落于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乡村城市化、城市化的研究之中，专门的、系统的研究甚少，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体系；虽然城乡协调发展的措施对策研究较多，但实践上具有操作意义的较少。尤其是对特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研究较少并且缺少可操作模式。

（基金项目：2007年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07BJJ015）《河南新农村建设优化配置问题研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平顶山学院重点学科《区域经济学》资助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