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幼儿托管服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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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年轻父母对子女抚养质量越来越重视，但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生活压力也不断增大，使我国的家庭绝大多数呈现出双薪核心家庭的局面，谁来照顾低龄婴儿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老人协助、雇佣保姆是目前解决婴儿照顾问题的主要方式，但力不从心、护理质量让人不放心等问题也是绝大多数家庭已经面临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为年轻父母寻求解决婴儿照顾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目前，0-3岁婴儿托管服务在美洲、澳洲一些国家已经非常普遍，也形成了较成熟的模式。澳大利亚政府为满足不同家庭的需要，开设了多种多样的儿童保教机构托管0-6岁儿童，包括全日托机构、家庭日托机构、居家托管机构、临时托管机构和一系列非主流保教机构等，家长可根据家庭情况和孩子需要任意选择。政府也为各种机构提供了不同的资金帮助和专业技术支持。而我国部分省市和个别学者也早就提出过发展0-3岁婴儿托管服务的建议。北京市早在2001年9月1日就开始执行《北京市学前教育条例》，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将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年龄由3-6岁向前延伸到0岁。郑健成在《0-3岁早教社区服务现状与示范性幼儿园作用的发挥》中提出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0-3岁早期教育服务网络是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并建议可将示范性幼儿园作为重要推动力量，发挥指导、研究、枢纽作用。

可见，0-3岁婴儿托管服务是可行的，也是有一定需求的，而目前在我国，这一方面的实践几乎还没有起步，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教养婴儿责任重大，而家长对婴儿托管不能放心。那么什么样的机构能够或者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解决婴儿父母参与社会工作的后顾之忧，让社会服务更好地与现实中青年人的生活需求相适应，就是解决这个难题首先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一、婴儿托管服务主体选择的依据

根据本课题研究小组对成都市市区及郊县县城随机走访的115名婴儿家长的调查发现，其中有88人认为照顾孩子给自己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冲突和烦恼，有83人认为自己的家庭照顾孩子的方式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问题对孩子产生着不利影响。从这个调查可以看出，年轻父母对婴儿托管的需求可能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方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二是更专业地给予孩子照顾并促进其发展。那么，什么样的机构能够或者应该提供这样的服务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第一，谁应该为年轻人的工作提供方便和保障以解决后顾之忧；第二，谁能够给予孩子更专业的照顾促使其更健康地成长和更好地发展。

二、婴儿托管服务主体的类型

由于婴儿托管服务在我国几乎还未起步，因此谁能更好地开展这项服务目前还不能进行实际的比较，根据各种相关机构的特点分析，不同的主体开展该项服务也会有各自的特点。

（一）根据开展服务的目的和方式进行分类

根据开展服务的目的和方式来看，开展婴儿托管服务的主体可以有福利支持性质的和市场盈利性质的两大类。当今社会，社群生活的主要活动发生于六种基本的社会制度中，包括亲属、宗教、工作单位、市场、互助和政府。当人们的需求无法以福利或者支持的形式得到时，就只能依靠市场来满足。也就是说当社会福利制度还不够完善时，人们获取服务的途径还可以依靠市场，而市场也就是以等价物交换的方式来实现盈利和满足需求的目的。市场也是众多新兴行业兴起和发展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婴儿托管服务这一新领域，其实施主体也很可能将从市场中诞生。然而，从社会这一宏观整体来看，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参与社会工作都既是个体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为劳动者提供工作的便利解决后顾之忧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的迫切愿望，也应该是社会工作的提供者值得考虑的问题。目前，在我国的社会构成中，为协调劳资关系、促进工作效率、维护劳动者权益、服务人们生活而存在的组织或行政部门主要有工会、妇联、社区等。为了让劳动者能够更好地投入到社会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为社会真正创造效益，这些组织或者部门有责任为劳动者的生活需求考虑，当劳动者出现参加工作和照顾婴儿的矛盾冲突时，工会、妇联、社区等机构应尽其所能帮助解决困难，这种帮助应该是福利性质或者支持、互质的工作，这种工作开展的目的是为了劳动者更好地工作和发挥其个人价值，是一种以过程与过程、行动与行动相交换的方式。

（二）根据服务主体的职能进行分类

不论开展婴儿托管服务的主体将是以市场盈利的方式诞生，还是以福利支持的形式形成，从其体现的职能上来看，也可能有两种类型的主体。一种是以筹集和分配资源、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财力为职能的行政主体，另一种是以拥有专业技术，能提供专业支持为特点的技术型主体。能实现其行政职能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其派出机构，而能提供专业支持的主体主要有妇幼保健机构和学前教育机构。

（三）根据服务主体实际发挥的作用进行分类

由于社会构成和社会分工的现实决定了能够宏观组织和协调各方关系的行政主体不一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而具备专业水平的技术型主体不一定能取得相关群体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根据不同主体实际发挥的作用可以将服务主体再分为监管主体和实施主体两大类。比如某单位的工会考虑到职工的实际需要，筹备开办了婴儿托管服务中心，但从专业性的角度考虑，可以将该中心委托给专业的学前教育机构具体负责日常工作，那么该工会是此项托管服务创办的主体，而受托的机构是真正实施该服务的主体，工会对该机构实施服务的过程具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利，是监管的主体。

三、各类婴儿托管服务主体的特点

通过对各类可以开展婴儿托管服务的主体本身特征的分析看来，各种主体开展该项服务可能在资源上、条件上、专业性上、方式上都有不同。

（一）工会、妇联

工会是代表职工利益的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工会应协助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妇联的基本功能是代表、捍卫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同时维护少年儿童权益，关心妇女工作生活，拓宽服务渠道，建设服务阵地，发展公益事业，为妇女儿童和家庭服务，协调和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工会和妇联应该为职工的实际需要考虑并解决实际问题。由各单位工会或妇女委员会开展婴儿托管服务，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更清楚本单位工作的具体情况，更好地协调服务与本单位工作之间的关系，比如服务时间可以更好地根据职工上下班的时间进行安排。同时，可以根据单位情况尽可能地利用已有资源，比如组织职工轮流进行志愿者服务。

（二）社区

社区是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是指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其特点是一个社区生活的人群会面临某些共同利益、共同问题，具有某些共同需要，因此结合在一起。社区的构成是以地理区域来划分的，因此，社区为人群提供的最大便利在于地理位置的优势，参与活动更方便。社区开展婴儿托管服务，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便于家长采取就近原则，方便接送，家庭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分工合作，家庭成员也都可以方便参与社区的相关活动。

（三）妇幼保健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持以群体保健工作为基础，面向基层、预防为主，为妇女儿童提供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开展与妇女儿童健康密切相关的基本医疗服务。由于妇幼保健机构的工作主要着眼于儿童身体健康的维护，这也是家长在照顾婴儿过程中最重视的问题，而且在维护和促进婴儿身体健康方面，妇幼保健机构也是最专业的部门，婴儿如果遇到疾病或者意外，也能最及时地得到相应处理。因此家长对妇幼保健机构的信任度相对最高，如果由妇幼保健机构对婴儿开展托管服务，家长的认可度更高，更放心。

（四）学前教育机构

学前教育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0-6岁儿童施加影响的活动。相比其它各种机构，学前教育机构实施婴儿托管服务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促进儿童发展的专业性方面，作为教育机构，能够更全面地关注到婴儿成长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身体、心理、能力、个性、情感、习惯等。同时，学前教育机构能够更好地关注到婴儿发展的连贯性，更好地与以后幼儿入托幼儿园相衔接。学前教育机构延伸向3岁以下婴儿的服务应该是发展的趋势，也应该是婴儿托管服务最主要的实施主体。

（五）市场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市场机制也被大量引入了教育行业当中，教育被视为商品而进行服务性消费，而这种模式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由来已久，北欧国家的学前教育已经实现从完全福利到市场机制的引入，美国英国的学前教育是以市场为主、政府保底的方式开展。市场经济遵循市场规律，学前教育进入市场竞争，也就日益呈现出多元的状态，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婴儿托管服务以市场的方式来发展，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灵活变通，实现多样性，满足不同类型家庭的需求，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探索出更好的服务模式。

总之，婴儿托管服务在我国社会中将是一个有需求、待发展的行业，各种相关的主体机构值得积极将该项服务推进起来，一方面解决年轻父母工作压力与家庭生活需求相冲突的困难，另一方面为婴儿能够得到更有效的照顾和发展寻求更适宜的方式。但不管由何种主体开展该项服务，其工作人员都应接受有关婴儿保健和学前教育领域的专业培训，其资质都须经过严格审核。

参考文献

[1] 王春亚.澳大利亚儿童保教机构的类型及政府资助概述[J].当代学前教育，2012（1）.

[2] 郑健成.0-3岁早教社区服务现状与示范性幼儿园作用的发挥[J].学前教育研究，2008（1）.

[3] Neil Gilbert，Paul Terrell.黄晨熹等译.社会福利政策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4] 荣芳，高春凤.城市社会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

篇2

一个企业设定其自身的产品组合，首要的是要考虑自身的现状，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够提供什么的问题：

1.

自身处于何种阶段？是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还是刚刚起步？如果有了一定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样的？

2.

过去自身的优势产品是什么？其优点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课程对婴儿的效果如何？家长是如何评判的？

3.

已有的课程与服务设置与家长的诉求之间有什么必然关联？

4.

从实际需求与自身发展来看，下一阶段需要充实的课程是什么？需要增加的课程是什么？

5.

如果需要新增课程，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课件、教师、课程开发如何安排？

这些问题得到明确答案后，需要对整个早教内容进行横向梳理比较，明确本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在整个行业所能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的情况。早教行业共有七大类产品，每一类产品都可以单独成为一个企业的专攻方向：

第一类产品：教育产品与服务。此类产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其内部的理论和纠纷就已经十分难缠。比如，是以音乐教育为主，还是以智力开发为主，抑或以感统训练为主，都会成为难以决断的问题。

第二类产品：婴儿托管服务。对于中高端客户而言，由于时间紧张，希望能够找到安全照料孩子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给老人带孩子，担心老人把孩子带坏，或者不能和现代社会接轨、合拍；二是保姆服务实在是让人不能放心。因此，这个领域的中高端市场非常大。

第三类产品：婴儿健康顾问服务。现在的独生子政策导致很多家长生孩子的时候对孩子是很陌生的，不知道如何面对婴儿的一系列问题。现有的妇幼保健院和街道社区的对应机构并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医院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因此婴儿健康顾问在如下方面有很大市场：婴儿配餐、婴儿保健。但这一市场目前仍然处于萌发状态。

第四类产品：亲子关系服务。这类服务往往和第一类的教育产品与服务搅和在一起。实际上完全是两回事。亲子关系服务的重点是教会家长如何观察、引导、呵护孩子，如何与孩子形成良性互动。因此，其重点是父母；其内容往往是很多理论、案例、活动，比如亲子瑜伽、亲子互动游戏等等。其卖点在于现场的气氛与感受，而非完全依靠内容。说这类产品是会议营销一点不为过。

第五类产品：婴儿特殊问题纠正服务。一些儿童的特殊问题，如偏食、自闭、狂躁等生理和心理、行为上的问题，既是医学问题，又是教育问题，也是生活环境问题。因此此类问题比较难以解决。此类服务目前已有零星的开展，但因为效果无法控制、基础研究部过关和人才等问题一直难有大的飞跃，市场化工作推进很慢。

第六类产品：婴儿教育用品服务。这一类产品与服务目前市场上非常多，但质量不敢苟同，目前市场集中度也不高。

第七类产品：父母保育服务。这一类服务属于顾问式的，很难形成很高的经济效益，但其需求也是非常现实的。

而且，这棋类产品对企业的能力要求完全不同。这些能力要求分布在如下方面：

1.

硬件设施要求不同。教育产品服务主要是教室的布置和教具投入，而托管服务则涉及到厨房、卫生、安全、保育、保健等等。其他类似。

2.

软件要求完全不同。这不仅仅是内容不同，涉及到的理论不同，更重要的是对员工素质和服务方式的要求完全不同。比如亲子关系要解决亲子感情与互动的问题，往往主要的对象是父母；婴儿托管与教育产品则主要面对婴儿，父母只是决策者。因此这两类产品与服务对员工的素质要求完全不一样。

3.

不同产品对应着不同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从而家长在做消费决策的时候起行为特征也不同。婴儿用品服务与婴儿托管服务之间在消费心理上简直的天壤之别。

4.

最后，因为产品特性和软硬件要求不同，其产品与服务的成本也不同，导致其消费层次也有天壤之别。比如婴儿托管服务绝对属于高端人群的专利，而亲子关系服务则不一定，游走在不同的阶层之间。

虽然每一类产品都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方向，从而支撑起一个企业的盈利模式来，但从实践的效果来看，除了婴儿教育用品以外，早教企业如果仅仅局限在某一类产品上则其存活率不高。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特定消费层面的儿童数量在一定区域内很小。我国现在的出生率约为1.5‰，一直三周岁的婴儿的比例在4.5‰左右。在这么狭窄的人群中，再进行细分，寻找合适的目标消费人群，则其群体规模更小。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如果企业需要存活，只有两条路：单位价格飙升，但这会导致市场范围更小；适当多元化，分摊成本。

因此，早教企业设定自身的产品体系的时候，必然要在这七大类产品中将做合理的组合。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思考。

第二个层面的思考涉及到这七大类产品内部的分类问题。

即便以教育产品/服务体系为例，至少有如下的子类：

1.

智力开发类课程。

2.

综合素质培养类课程。

3.

音乐类课程。

4.

综合才艺类课程。

5.

绘画类课程。

6.

国学类课程。

7.

语言类课程，包括汉语与外语。

8.

感统类课程。

这里的问题还在于，因为婴儿年龄太小，在2周岁以下的时候基本是无意识的状态，2-3周岁也是意识不很明显的状态。上述任何一类课程的教育形式都与幼儿园的课程形式完全不同，带有综合的特征。比如音乐课程，和智力、听觉、触角的培养都有关系。如何处理专业与综合的矛盾，也是产品组合是必须明确的原则。

那么，在选定某几大类产品的组合之后，还要在子类上做好选择。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早教企业产品组合的规则：

其一，大类兼容规则。从服务内容和软硬件设施上都能够有平顺的过渡，这样的组合能够形成相互支援的体系。比如从婴儿委托管理向才艺类课程过渡是很容易的。

其二，子类优选原则。以教育产品和服务为例，其下至少有8类课程体系。将这些课程全部搞出来是不现实的，大而全不如小而强。可以优选几项。

篇3

在2017年1月18日举行的江苏省“十三五”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新闻会上，江苏省政府妇儿工委副主任、省妇联缪志红主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明确了新规划中所涉及的话题：适龄妇女每2年享受一次妇女常见病检查，城乡妇女常见病定期筛查率保持在86%以上。扩大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覆盖面，提高宫颈癌、乳腺癌的早诊早治率。提高医疗保健机构“两癌”诊治能力，对贫困、重症患者的治疗按规定给予补助。

江苏各地的妇联组织已在积极行动，确保“免费筛查两癌”的相关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如泰州市妇联与市卫计委联合，组织广大妇女有序参加“两癌”检查；定期邀请专家走进乡镇开展女性健康公益讲座，宣传免费“两癌”筛查政策以及全国贫困妇女两癌救助政策，普及卫生保健知识。扬州市妇联将持有暂住证、年龄在34～65岁的流动妇女纳入暂住地“两癌”筛查范围，经费按每人128元标准由当地财政支付。

您可以到务工所在城市的街道、居委会向工作人员咨询相关事项，您的疑问肯定会得到解决。祝您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问：我结婚后第二年生了大女儿，眼看着我明年就30岁了，想生第二个宝宝，但又听说，妇产医院床位紧张，包括宝宝以后上幼儿园，也会因二胎政策放开，而导致入园难。我好纠结，不知江苏在缓解妇幼健康服务供需矛盾方面有什么新举措？

答：《江苏省妇女发展规划（2016―2020）》中明确指出，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都享有良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妇女儿童健康方面，本省将加强产儿科及相关专科建设，强化孕产妇危急重症筛查和分级管理，增加儿童专科医院数量，补充全省儿科专业医师数量，加强出生缺陷预防等措施。在2017年1月18日举行的新闻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常住人口50万以上的县（区、市）全部规划建设二级以上妇幼保健院。目前，全省产儿科床位总数是4.6万张，“十三五”期间规划新增产儿科床位1.1万张，应该说可以满足群众的生育要求。

在儿童教育方面，明确了学前3年幼儿教育全面普及，加大政府供给公益性0～3岁婴幼儿社区托管服务，每1万常住人口至少设置一所幼儿园，适龄女童和适龄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率均达到99%以上等目标。

篇4

“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小孩子没有带在身边，特别想孩子的时候，我只能打电话给孩子，每次孩子说‘妈妈我想你’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当天的报告会上，身为母亲的流动工人胡雪秀介绍了自己身为一个母亲，却不能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的无奈。

这也是许多流动工人的无奈。中国目前有6100万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因为身处大城市和工业区无法照顾和教育自己的孩子。与家人分离导致父母认为自己不称职，他们感到焦虑，与孩子的关系变得疏远。报告显示，留守儿童家长“经常内疚，觉得对不起孩子”的感受最为强烈，各个年龄段占比均在60%以上。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评价父母不合格的首要原因也是“父母不在身边”；其次是“在一起时间少，没有什么感情”。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在城市或工业区奋力拼搏的身为父母的流动工人仍怀揣梦想：希望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希望子女接受完善良好的教育，希望和其他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福利……

“尽管每天上班累死累活的，下班后还要洗衣服洗澡、照顾孩子写作业……哪怕到晚上10点，也要看着孩子把作业做完才睡，但是能跟孩子在一起心里还是美美的。”流动工人江水莲说。也正因为抱有“在一起”的美好希望，流动工人更希望得到来自外界的支持和帮助。

调查显示，流动工人最希望获得的支持包括帮助他们协调子女入学（72%），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64%），给予住房补贴（54%）。工作时间方面流动工人父母希望得到的照顾具体体现在：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在孩子生病或者有急事的时候允许请假。还有许多父母希望企业设立企业内部幼儿托管中心、课外辅导中心等。

让“梦想”变现实的多方努力

企业的支持。流动工人的幸福梦想与自己所在的企业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企业对流动工人父母给予的支持力度决定了流动工人的幸福程度。与此同时，工人的幸福与否也与企业的持续运营有着密切关系。报告显示，在受访的家长中，有40%的家长因为考虑到孩子而辞职，9%的家长经常这样做。这直接导致企业难以留住熟练且稳定的工作人员。

流动工人父母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企业的关注。当天的报告显示，受访企业中大多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这些行动归纳起来包括：1）关注女性流动工人，例如开设哺乳室，开办家庭教育讲座，重点开展妇幼知识保健讲座及健康培训等。2）提供各项福利和援助。例如，提供返乡探望补助、开展心理与情感咨询服务、协助员工享受当地公共服务、提供夫妻房服务、允许员工工作时间打紧急电话等。3）针对有子女流动工人的特别政策，如为有子女员工提供假期照顾、开展社区托管服务、开办厂内幼儿园和开展社区儿童公益项目等。

相关专家表示，企业的上述行动无疑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此议题上尚有巨大提升空间。企业未来应改进企业社会责任规划，加强与供应商的政策，制定支持家庭的政策。其次，改进信息分享渠道，帮助流动工人了解与户口、教育、社保和现有社区服务相关的政策和信息。第三，制定灵活的工作时间及探亲假，让流动工人有时间关心孩子的教育和其他基本需求。最后，企业应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工作机构的合作。

政府的支持。企业并不能解决流动工人的全部问题，一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例如，流动工人面临的子女平等教育的机会、家庭廉租房和社保待遇等问题需要政府相关机构的支持。

报告显示，在这一方面，重庆地区采取了一些创新措施，包括公租房政策向进城务工无住房人员开放，只要收入符合标准，通过摇号，流动工人就有可能在城市里住上环境优美价格低廉的房子。而在重庆新开发的工业园，园区一般都会提供环境较好的配套宿舍给企业，从而改善企业员工的住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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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城市融入、学习适应、心理健康、人格发展，是流动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与教育不公平问题同样严重，对儿童的影响非常深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中称：为数众多的流动儿童长时间生活在城市中，却不认可城市；他们充满不公正感，既无从寻找自尊，又无从释放自卑，由孤寂而趋于内向冷漠；他们生活于城市中，常常感觉受到歧视、低人一等，与周围人群疏离。不安全感、疏离感、不适应感、孤独感，成为流动儿童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

引发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所形成的社会排斥。打工子弟学校的大量存在、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居住空间的区隔、流动人口社会交往与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就是社会排斥的典型表征。

社会排斥使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普遍遭遇“社会化困境”：他们不能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缺乏与城市同龄群体的交往，缺乏社区的支持与关爱。在流动儿童中间，文化失范和心理失衡行为普遍存在。他们情绪敏感而易于波动，社会认知较为褊狭，自信心偏低，自卑感较重，人格结构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状态。

在身份标签的作用下，在异样的目光中，一道无形的壁垒横亘在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阻断了流动儿童与城市人群的正常交往，也阻断了他们从城市社区获得必需的社会支持。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少年儿童长时间处于文化失范和心理失衡的状态，就会诱发各种越轨行为。据上海市青浦区青少年保护办公室统计，2004年，青浦区不满16周岁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参与刑事作案的人数，已占到当地未成年人犯罪的62％。如果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不能顺利进行，不仅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而且可能衍生一种对立意识和情绪，这种情绪长期郁积则会滋生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社区支持：促进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有效途径

营造一种宽容、接纳、融洽的社会氛围，减少直至消除流动儿童城市融入的种种障碍，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政府、学校、社区、家庭等多方面的协调配合，以收全面综合之效。在这方面，社区处于一种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它是连接学校与家庭、个人与社会的纽带，也是消除社会歧视、营造友爱融洽氛围的社会主体。

市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看法与评价，往往透过社区互动表现出来。大量调查资料显示，在影响流动儿童心理感受的诸多因素中，社区居民的态度、社区同龄群体的交往占有重要的地位。社区理应担当起援助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主要角色。

社区支持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教育与社会服务，是政府通过社区对各类弱势人群实施生活辅导、行为调适和文化整合的一项社会工作。社区支持的主要方式是社区教育。

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区教育在欧美各国得到迅速发展，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公民馆”，以及北欧诸国的“民众教育”，都是不同形式的社区教育。其宗旨是终身教育，以普通民众为对象，以青少年辅导、成人教育及各种社会教育为主要形式。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社区教育活动已开始显现巨大的社会效益。

我国香港地区的社区教育很有特色。例如为儿童及青少年提供的教育辅导机构，有育婴园、幼儿中心、儿童住宿服务、课余托管服务、青少年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青少年综合服务队、小区支持服务等等。另外，还有针对社区内不同人群的社会生存而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岗位培训、行为矫正、感化教育、拓展训练等等，总的目的在于帮助青少年儿童克服生活困难、渡过人生困境、调适精神情绪、增进社会技能、提高适应能力。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非洲和亚洲移民及外籍劳工流入法国，当时法国社会针对移民者的“社会性排外”情绪十分严重。为此，法国地方社区组织“青年与文化之家”等社团，专门针对移民和外籍劳工的后代进行援助，同时还对各种文化背景的失业青年实施社会援助和职业指导。社区支持还围绕法国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开展各种活动，增进不同族群的沟通与理解，促进了社会文化的整合。

社区支持内容：关爱、教化、整合

流动儿童要融入城市，首先必须融入社区。近年来，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相继创办了“社区学院”、“社区志愿者小组”、“大学生社区服务站”、“社区流动儿童之家”等组织，广泛开展针对流动儿童的社会工作。通过志愿者与流动儿童结对帮扶、开放社区阅览室、举行社区文体娱乐活动、举办互动性主题活动等方式，丰富了流动儿童的课外生活，舒缓了他们的心理紧张状态，增强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

关爱是社区支持的特色所在。它体现了社会友爱互助的精神，传递着社会对弱势人群的关怀。譬如针对流动儿童的心理辅导，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与真诚的沟通，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行为的感召、道德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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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6）18-092

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伴随城镇化进程而产生，其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学者已经关注到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德育问题。王延强建立教师“替代父母制”、马多秀关注“心灵关怀”等研究，都注重发挥学校在农村留守儿童德育教育中的作用，但在构建以学校主体，家庭、社会联动的德育教育机制上存在不足。

一、农村低龄留守儿童道德品质存在的问题

小学阶段是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家庭教育的缺失、社会教育的乏力、学校教育的薄弱，使得目前留守儿童的道德状况不容乐观。

1.亲情缺失易造成感情淡漠

留守儿童父母一方或双方常年外出打工，导致学龄前及一、二年级的低龄留守儿童对父母的印象变得模糊、感情疏远，父母成了最亲的“陌生人”。父母常年在外务工，难以及时掌握子女思想和心理上的变化，很难给予有效地教育和引导，更没有发挥家庭德育的榜样作用。隔代抚养易使留守儿童对父母缺乏信任、亲近感不足，少数留守儿童对父母产生冷漠、敌对甚至怨恨的情绪，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对同学和班集体情感冷漠，不愿与他人交往，不利于成长。

2.金钱补偿易造成价值观偏差

留守儿童父母长年照顾不到子女，心理上容易产生负疚感，大部分父母希望通过“物质”上的补偿弥补缺憾。祖辈们因经历艰苦岁月，思想上存在多给孩子钱、满足孩子物质需求就是关爱这种想法，零用钱给得充足，留守儿童享受零用钱的支配权。娇惯和放纵，使留守儿童从小养成了贪图安逸、奢侈浪费的习气，认为金钱至上，严重侵蚀了学生心灵，价值取向发生严重偏移。

3.是非混淆易造成道德认知模糊

儿童的道德判断主要受父母道德影响，留守儿童与父母情感交流机会不多，更不要说父母对孩子在道德上的示范。少数留守儿童为了引起家长关注，采取骂人、打架、破坏公物、各种恶作剧等不道德行为，事后家长多进行体罚，没能正确从道德层面加以引导。加上道德判断力不强，受媒体的影响，往往把行事的冲动和莽撞认定为勇敢，是对道德行为判断不清，是非判断现偏差。

二、农村低龄留守儿童道德品质问题的对策

农村小学留守儿童道德品质问题之所以出现，究其原因与家庭教育缺乏、学校教育弱化、社会教育负面影响等有关系，要解决留守儿童道德问题，学校应主动承担起农村留守儿童德育教育的主体作用，与家庭、社会教育相融合，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德育教育机制。

1.发挥家庭在道德教育的独特优势

外出务工的父母应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应该主动承担起家庭德育教育责任。可通过电话、QQ、微信等途径多跟子女进行沟通交流，多向班主任、学校了解孩子在校的日常表现。关注子女学业时，更多关注孩子的思想动态，用正确的教育手段引导孩子做出正确的行为。外出务工的父母还可以选址就近务工或返乡创业，抽出尽可能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切实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情感关怀以及榜样的力量。

2.发挥学校在道德教育的中坚力量

学校应转变“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教育观念，更加注重道德教育、行为教育等形式的素质教育，要鼓励留守儿童担任校内、班内职务，增强学生对集体的归属感。开展运动会、歌咏比赛、演讲比赛和主题班会等活动，使留守儿童感受到来自学校和教师的重视和同学的关怀，让留守儿童建立起自信和对他人的信任。教师在校期间要扮演好“父母”的角色，把师生关系培养成朋友关系，促进情感交流，帮助留守儿童排除道德上的困惑，通过鼓励与表扬方式，放大留守儿童身上的闪光点。在传统节日组织开展“包粽子”、“包汤圆”等活动，让留守儿童感觉到节日温暖。利用春节期间家长返乡召开家长座谈会，平时多与留守家长交流，形成德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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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照顾一个娃，已经够累了，全家每天都为了娃忙得团团转，还经常因教育理念不同发生争执，说什么也不会再生了。”北京市朝阳区全职妈妈陆女士是独生女，按政策几年前就可以生二孩，但是儿子今年都9岁了，她仍然不想要二孩。

陆女士的丈夫收入较高，父母住一个小区，身体也不错，按理说再养育一个孩子的条件都具备。陆女士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生了孩子就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给予好的教育，“这是对孩子的人生负责”。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她辞职回家，每天接送孩子，陪孩子写作业，带孩子上各种课外班，“我每天日程都是满的，带娃挺累的。”她说。

“累，不想生第二个”，并不是陆女士一人的想法。最近，全国妇联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对10省21个市上万名0-15岁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过半的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其中，北京地区和城市地区70%以上的父母认为，母亲的精力不足、孩子上幼儿园以前需专人照料，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这一比例比其他人群高出5-10个百分点。

参与本次调查的一孩家庭中，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为20.5%，不想生育二孩的为53.3%，不确定是否生育二孩的为26.2%，不想和不确定生育二孩的家庭合计为79.5%。在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家庭中，生育二孩的意愿相对较低。从地区看，东部省份不想生育二孩的家庭比例最高，北京已有二孩的家庭仅为24.8%，不想生二孩的比例达到62.3%；从家庭类型来看，城市家庭已有二孩的比例最低，为29.6%，不想生育二孩的比例为55.9%。

接受调查的父母普遍认为，教育、医疗卫生、生活环境等公共服务资源状况和家庭状况，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达省份和城市而言，家庭经济状况、家中是否有人照顾孩子等因素，对生育二孩的影响作用更大。

多种因素影响生育二孩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城里人是最不想生二孩的人群。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杨成钢分析，这与人口行为机制有关。从人口大势来看，生育势能的较大释放估计在政策落地后的1.5-2年内，形成人口出生高峰。从家庭来看，也不是政策放开就马上会生育，“生孩子是一个重大家庭决策，不像买白菜那么简单，需要家庭成员之间交流商量、意见磨合，最终形成共识。不同收入、体制、年龄、性别的人群，面临的生育压力也不一样。”二孩政策落实可能会受到生育家庭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个体因素包括家庭经济状况、成本效用评估，生孩子、照料孩子、上学花费，家庭成员时间精力的付出，特别是女性作为母亲付出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等；社会观念的影响，二孩政策对象以80后和70后末端人群为主，这批人生于或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生育观念新，可能更多地追求自由生活、自我空间，不愿做所谓“孩奴”；身体状况影响，如今不孕不育、流产情况并不少见；生殖技术制约，符合政策的人群2/3都是高龄孕产妇，在现有生殖技术条件下，可能在临床上会面临较高生育风险。

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社会的妇幼保健资源和能力供给对家庭的配套支持服务，以及生育妇女的诙和就业权利保障，如产假够不够长、会不会面临就业歧视等；还有婴幼儿照护服务，中国女性就业率较高，孩子上幼儿园之前的照护，成为二孩家庭一个棘手问题。“谁来照顾两个孩子？让日益年迈的老人带大一个继续带老二，还是找价格越来越高的保姆，或者是自己放弃工作全职带孩子？生育家庭会面临很困难的选择。”杨成钢说。

专家认为，综合考量如上因素发现，城里养育孩子的成本确实不低。在北上广深地区，好的月嫂上万元，请个保姆每月在四五千元以上，有育儿证的育儿嫂价格更高，如果是两个孩子，那就要请两个保姆。很多家庭不放心保姆一人带孩子，还要让老人帮着，家里至少要住下6口人，房子够不够住也成问题。两个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不菲，公立幼儿园少，最便宜的私立幼儿园每月起码也要两三千元。再加上孩子的课外班，如钢琴、舞蹈、英语、跆拳道、围棋、奥数班等，有些课程一年费用高达2万元。如果女性做全职妈妈，家里靠丈夫一份收入能否养得起两个孩子，需要掂量。

然而，能支持家庭的社会化服务并不是很多。堆积的生育势能释放，引发妇幼保健建档难题。社会支持服务能不能跟上，也成为打算要二孩家庭考虑的因素。

2016年，国家卫计委委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10个城市就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结果表明，婴幼儿托育服务供需矛盾较突出，超过1/3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有托育服务需求，其中家长对2-3岁托儿托育的需求最强烈。幼儿园大多只接受3岁以上的幼儿，而女职工能享受的产假一般为半年左右，家庭承担着长达2年半左右的婴幼儿照料任务。目前，有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被调查对象更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托育机构。被调查的已生育一孩而不打算生二孩的母亲，有60.7%出于孩子无人照料的原因。

实现“全面两孩”政策的预期目标，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

调查显示，有近1/3全职母亲因为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断就业。超过3/4的全职母亲表示，如果有人帮助带孩子，将会重新就业。生一个孩子，起码有3年因照顾孩子无法安心工作。如果生二孩，那又是3年，会给女性就业、升职带来影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说，近年来中国从事非农劳动的妇女，因生育中断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有的调查发现，该比例已达到35%。如果妇女生育期的就业不能得到保障，在生育政策放宽之后，很可能会损失更多妇女劳动力，尤其是城镇中的高质量劳动力。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邓丽建议，要实现“全面两孩”政策的预期目标，仅仅调整生育政策远远不够，还需要完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特别是建立灵活普惠的托育公共服务体制，解决家庭和妇女的后顾之忧。

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母婴服务、托幼服务、小学生接送等社会化服务，应该跟“全面两孩”政策配套，给二孩父母有力的支持。母婴硬件方面，民航、铁路等公共场所提供育婴室，单位、企业也可以提供一间房子，只需要简单的设备，如冰箱、沙发、桌子、一些玩具等，让职业女性进行母乳喂养，两头兼顾。小学阶段的儿童下午两三点就放学，父母要五六点才下班，如果社区提供接送、托管服务，能大大减轻父母的负担。

“家庭发展服务领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服务短板。少子化、空巢化、老龄化的家庭日益普遍，子女大多力不从心。如果年轻夫妇再养育第二个孩子，自身的生活负担更沉重，家庭发展受到很大阻碍和挑战，迫切需要获得社会支持服务。包括各种公共的和市场的社会资源供给与配置，政府绝不能缺位。”杨成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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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2；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120-05

当前，农民工群体发生了分化，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数的六成以上，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出主力军作用。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已婚者仅占20%左右。这意味着，该群体将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其子女随他们就近入学，享受完整的家庭教育是最佳选择。但实际情况是，已婚生子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相当多的夫妇仍然选择让子女继续“留守”。同时，农村留守子女的教育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这些变化及其隐藏的矛盾和冲突亟待我们予以关注和回应。

一、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的变化趋势

从有利於孩子成长的角度看，最理想的状态是父母外出打工，孩子随其就近入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户籍制度壁垒阻碍着农民工子女教育选择权的实现，流动子女往往只能就读於条件较差的普通中小学。在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趋势。

1.让子女留守农村越来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选择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城乡二元制度是农民工子女留守的根本原因，农民工让子女留守农村是一种被动之举。但近来的实地调查显示，除了制度原因外，其他因素也参与影响着农民工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其子女留守农村更多源於主动与被动交织的复杂心态。

“家庭策略”研究在探讨家庭如何应对社会变迁下的外部环境问题时，主张将家庭作为一个能动主体，认为家庭策略的形成是成员间关系互动的结果。新生代农民工一般表现出在外打工时相识相爱结婚生子——将孩子送返农村交由长辈抚养——夫妻继续外出打工的行为模式。由家庭策略理论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留守农村就是全体家庭成员基於社会经济条件、社会生活状况、自身发展需要、子女教育与安全等诸多现实因素考虑，为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而作出的一种自主选择，是家庭成员理性思考的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母亲是否外出、父母外出时间、儿童就学难易、住房条件、生活成本是流动人口子女是否流动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留守带有较强的主动选择成分。

2.新生代农民工对留守子女的家庭教育功能正在逐步得到强化

留守本身并不是留守子女教育出现问题的关键所在，它只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家庭类型和家庭教育形式发生变化的一种表现。与家庭教育形式上的完整相比，监护人的素养、教育观念与方式、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对子女的影响更大。“只要家庭成员之间仍然保持联系和交流，家庭教育的功能就会在不经意的一言一行中发生。家庭教育就不会中止。”研究表明，相对於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对留守子女的家庭教育功能正逐步得到强化。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外出父母视野拓宽使亲子间联系方式、沟通内容多元化。寻求自我发展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外出动力，受城市先进教育理念的影响，他们对於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同也逐步增强，与子女之间能够自觉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调查显示，64.6%的受访者平均1—2周与子女联系一次。联系方式从电话到网络，关注重点从学习、安全、监护人健康状况到与同伴交往、饮食安全、个性发展等诸多方面。

另一方面，外出父母对留守子女新知识、新技能的传递趋向频繁。“家庭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机构，家庭会传递基本习性，培养教育气质”。新生代农民工借助回家当面交流、打电话间接互动等方式不仅将城市中接触到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传递回农村，指导长辈养育下一代，同时也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学习与了解到的更为广泛的新知识、新技能、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丰富信息带给子女。城乡两种教育文化慢慢融合，一种“建立在感情与权威基础之上的现代型农村家庭关系正在逐步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成员同时享有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两种文化资源，这使他们在子女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方面比传统农村家庭更具优势。与农村非留守子女相比，留守子女有更多机会接触外来信息，在不断接受外界刺激中更易适应和认同城市文化，形成有益於自身发展的心理倾向。

3.新生代农民工在留守子女的学校教育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依然明显地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技术水平的人在求职难易程度、工资待遇上的明显差异；在城市生活中，他们也深刻体会到了缺少文化的尴尬、无奈和痛苦。许多农民工在城市职业分工中依然处於底层，他们大多只能从事脏、苦、累的体力活。这种外出务工经历让新生代农民工深切感受到了文化的价值和知识的魅力，使他们更为关心子女的学业，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尽可能地为其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比如购买城里流行的学习用具，为子女学习创造物质条件；关注学校教育，让子女有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等。

在农村，通过读书考上大学，依然是许多孩子实现鲤鱼跳龙门，改变社会身份的主要途径。当前农村儿童教育呈现分层趋势，在子女教育选择上、父母收入和社会资源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於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一些家境较好的家庭主动出击，在能力范围内通过择校的方式为孩子争取较好的受教育机会。培优、陪读、择校这些在城市比较普遍的教育现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也在逐步流行。在部分地区，“择校热”不仅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出现，甚至延伸到学前教育阶段。

与此同时，农村学校针对留守子女问题。也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了自身的教育职能。在许多劳动力输出地，学校专门为留守子女开辟了宿舍专区，进行寄宿制管理；开设亲情热线，孩子每周能与父母通话一次；由退休教师或社会热心人士充当爱心妈妈，代管留守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如此种种，也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寄希望於学校，愿意在子女的学校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

二、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变化的原因剖析

1.国家对农村教育投入的强力拉动。使农村留守环境得到改善

尽管近几年政府针对学校乱收费进行过多次整改，教育的城乡壁垒正在消除，但流动子女在城市上学仍需交纳各种额外费用，其中主要是赞助费和借读费。被调查者中，有三成左右的人承认交纳过这些费用。流动子女在城市教育资源分配中往往处於劣势，难以享受预期的优质教育服务。

与此同时，国家对农村教育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农村教育的快速发展。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也强调，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於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在全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随着国家城乡统筹战略的全面铺开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开展，农村的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城乡教育差距正在缩小。

显然，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一方面是城市教育的困境，另一方面是农村教育的广阔前景，选择子女留守应当是更为适应其发展需要的。相关研究表明，留守子女在家乡有更多机会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状况，留守子女好於非留守子女：各年龄段中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留守子女都低於非留守子女。

2.监护人自身素质条件的变化，使子女留守农村能得到较好照顾

新生代农民工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作为标准，由亲及疏地选择孩子的临时监护人。在父母双方都外出的情况下，其第一选择是孩子的祖父母，其次是外祖父母，再次是叔伯和其他亲属（亲戚）及邻居、同学、朋友等。在实际生活中，多数留守子女跟随祖辈生活，与临时监护人血缘上的天然亲密性部分弥补了因父母缺位产生的亲情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亲子关系因为时空分离而造成的情感缺失。在中国农村这个乡土社会，人们选择并建立起的这样一种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照顾网络，对青春期前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在调查中笔者注意到，现今临时监护人年龄、知识结构、观念、环境的变化也使他们能较好地担当起监管责任。这些监护人（主要为祖父母、外祖父母）年龄一般在50岁左右，是农村中精力相对旺盛的劳动力；不少人受过初等教育或有过外出务工经历，乐於接受新观念、新事物，如留守子女的父母传递回农村的城市先进教育信息、理念和方式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监护人在知识结构、思想观念方面的欠缺，使得留守子女在农村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3.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渗透带动，使人们认同孩子留守不再是一个“问题”

与疏远农村相对应，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消费习惯、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和对未来的期望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亲城市倾向。调查显示，年轻人在城市打工、结婚生子后，孩子交由老人带，已成为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村生活方式的同化。从家庭结构、职业特点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让子女留守农村，与城市年轻的双职工家庭由於工作忙，需要长辈为其照顾子女的情形类似，只不过新生代农民工是将其子女放在农村养育。

另外，随着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城市文化通过手机短信、网络等途径传播到农村，缩短了城乡间的空间距离。城市文化在与乡村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过程中，推动并加速着村民思想观念的变化，使他们更能热心关注和包容新观念、新事物。在访谈中，村民们普遍表示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留守的现状，并愿意为家庭中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看护提供帮助和支持。

三、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变化中凸显的新矛盾

1.角色冲突：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与履行为人父母职责难以两全

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是“两后生”，文化素质较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提高。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远高於第一代农民工的8.6年；从成长经历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曾经是留守子女或流动子女，对城市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有更强的认同感和亲近感。由於存在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有较明显的变化，开始从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向满足精神需求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转变。如在调查“下班后主要做什么”的回答上，仅有1.3%的人选择做第二份工作。这个比例相对於第一代农民工要低得多。在访谈中，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认为，与其挣眼前那点工资，不如去学习或培训，提高自身素质，以求未来发展。

在个人财务安排方面，收入低、消费多、结余少、出现透支现象等城市年轻人的消费模式，也逐渐为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满负荷的工作压力，使得他们还没有做好金钱和精力上的充分准备，缺少足够自信给孩子较好的生活环境。

与此相对应的是，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总的来看重养轻教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他们对於如何正确履行父母职能缺乏认识，对於父母在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和具有的重要作用缺乏认识，对於父母缺位可能造成的父母榜样作用削弱、亲子关系疏离等家庭社会化不完善的问题缺乏认识。因此，他们常常在实现自我价值与履行父母职责的选择上取舍失衡。

2.供给错位：留守子女精神需求旺盛。但新生代农民工父母更注重其物质满足

儿童、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心理的发展和成熟，父母在这一阶段与子女之间保持亲密接触和思想沟通是推动这一过程顺利完成的关键。显然，留守子女恰恰在这一方面存在缺憾。他们在学习、生活、交友、个人爱好的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困惑难以通过家庭交流的途径及时和妥善解决，容易积累演变为心理疾患，影响其个性与人格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由於长期不在子女身边，新生代农民工父母往往对子女存在补偿心理，“金钱+物质”成为他们弥补孩子情感性精神需求的主要方式。购买各种礼物、城市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用品是他们表达关爱的最常用途径。每周固定的通话是大多数留守子女盼望的时刻，但在匆匆的对话中，父母关注的话题一般集中在学习、身体、安全等方面，这种一问一答的固定模式难以满足孩子渴望陪伴、倾诉和慰藉的心理诉求。正是由於这种供给错位，导致孩子与父母关系的生硬化、矛盾化，一方面十分想念，渴望交流，另一方面在联系或见面时却无话可说，回避深入沟通，甚至表现为冷漠的态度或直接的物质要求。

3.认知误区：新生代农民工对学校教育期望过高。而单一教育难承功能之重

家长的言传身教、精心呵护和亲情感染，教师的教育引导和培养，以及社会生态环境中各种教育因素的交互作用，是学生成长的必要条件。任何要素的缺失，都会影响、阻碍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正常发展。

然而，由於种种原因，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教育认知偏差，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和责任意识，过於放大学校的教育功能，忽视家庭、社会等其他教育因素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孩子在校，学校管理，家长不用操心，临时监护人只管生活”，“孩子学习成绩、思想品德的好坏是学校的事，家长只要给钱给物当好‘后勤部长’就可以了”的观念广有市场。

诚然，学校为学生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场域和环境，是学生知识提升、体质锻炼、品德塑造等诸方面协调发展的主要载体，但学校作为教育环境和载体的功能作用只有在有效的家庭教育、和谐的社会教育环境的配合支持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新生代农民工在给予子女家庭教育有限，而社会教育的渠道在农村社区大多处於瘫痪状态的无奈境况下，对学校教育寄予厚望，虽情有可原，但无疑存在误区。

四、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变化的对策建议

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为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毋庸质疑，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教育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孩子留在家，出现数目庞大的“留守子女”，家庭教育缺失；孩子带在身边，则成为浩浩荡荡的“流动子女”，学校教育又不尽如人意。为此，迫切需要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携起手来，正视问题、化解矛盾、创新机制，为留守子女获得良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1.探索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强化学校教育

学校教育是儿童和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为留守子女提供优质的学校教育尤为重要。目前，在学校管理、师资培训、教学条件和教育质量等方面农村还无法与城镇相比，富裕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较大规模向城镇学校流动就是这一差距的真实反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工作的长远规划，充分利用现代信息、交通、物流等手段，整合城乡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加快建立有利於改变城乡教育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缩小因地域、经济差异造成的校际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差距。使城乡义务教育逐步接轨。

目前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是走城镇化道路，有鉴於此，应当一方面大力发展镇幼儿园，通过加大镇幼儿园的投入，不断提高其服务周边村的能力和水平，让更多的留守子女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另一方面，在镇建立一批寄宿制学校，不断改善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尽量为留守子女提供便利的住宿条件，满足包括留守子女在内的广大农民子女的寄宿需求。除此之外，还要发挥学校和教师的管理职能和教育功能，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教育中的个性化需求，开设生存教育、安全与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多样化课程，帮助留守子女学会自我管理、自我保护和自我调节。

2.建立相关的激励、补偿和培训机制。改善家庭教育

一是建立本地涵养激励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孩子身边，在“家”门口实现就地就近转移或创业。比如，农业资源大省应该意识到发展经济最大的动力在农业，着力加大对农业资源就地转化、增值、培育的引导和支持力度。这样不仅可以培育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市场意识，还可以就近吸纳新生代农民工，方便其解决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子女教育与外出赚钱的权衡中，女性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或创业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外出父亲能找到比母亲更好的工作机会，从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提升投资子女教育的能力。而且还在於母亲在子女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当中的作用更为重要，与母亲一起留守的孩子，整体教育状况容易得到较快改善。调查显示，留守子女在父母“二选一”中，多数希望有母亲陪伴。

二是建立公益补偿机制，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回家探亲成本，为有效开展家庭教育创造条件。《劳动法》第4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流入地政府应当督促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法规，让广大农民工享受带薪休假，降低农民工回家探亲成本；组织留守子女假期到父母所在打工城市与父母团聚；对务工地点较为分散、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家庭，补助留守子女到城市探亲的来回路费等等，以此保证农民工与留守子女每年有一定时间的相处沟通，增进亲子交流。

三是建立针对性的培训机制，引导留守子女父母和临时监护人学会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通过培训指导外出家长和临时监护人科学解决与留守子女交流中遇到的困境和迷惑，学会有效地进行家校间的互动和联系，便於准确把握留守子女生存现状和情感需求，为其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要引导留守子女父母和临时监护人重点关注孩子两个成长关键节点。其一是学龄前阶段的留守子女。因为孩子年龄越小，对父母的依赖度越高。其二是初中阶段的留守子女。他们正处於青春期，自我意识增强，面临自主性与依赖性、反抗与服从的矛盾，格外需要父母的关心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