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核心思想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微观经济学核心思想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是目前我国高校财经类、管理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其他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课程。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学派林立、内容抽象、偏重数学推理等特点,学生学习起来遇到的困难相对较大,对老师的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文章拟就笔者在这些年教学中的体验,对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改进进行探讨。

一、让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

在讲授每门课程的初期,应该从整体上将该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个个的具体原理和图表之中。本文将简要地对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进行探讨。

微观经济学是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的研究来说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如图1所示,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而推导出市场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由此推导出单个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到市场的供给曲线。结合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并进一步理解在所有的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而结合具体的市场形式(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垄断市场)分析每一类市场的价格、产量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对图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关于产品市场的研究。从图1的下半部分来看,市场论进而将考察的范围从产品市场扩展至生产要素市场。从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推导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据此,进一步说明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及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

在以上讨论了单个市场均衡价格决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讨论了所有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问题,证明了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存在着一组价格(P1,P2,…,Pn),使得经济中所有的n个市场同时实现均衡。这样,微观经济学便完成了对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以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微观经济学又进入了规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经济学的内容,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讨论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后,微观经济学也承认市场在某种特定情形下(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并针对市场失灵探讨了相应的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2所示,它遵循理论基础-理论-理论应用的分析顺序,围绕着国民收入如何决定这条主线,包括一个总量(GDP),两大主题(短期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其中又将四大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和两大政策(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较为清晰和严密的逻辑体系。

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力量,如图2所示,短期国民收入的决定取决于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总需求曲线又取决于三个市场的变量,即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市场。总供给曲线则是把总量生产函数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而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都可能导致短期的经济波动。在长期中,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真实GDP的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探讨储蓄、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民收入的长期决定则包含有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不同经济学家在不同的价格行为的假定前提下(价格是粘性的还是自由伸缩的),围绕需求与供给谁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也就形成主张自由经营还是国家干预以及如何干预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要注重比较分析不同理论学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渊源、政策主张等方面的差异及其相互融合的趋向。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要把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反复给学生讲清楚,在教学中途还可以反复提示,让学生知道每一节课所讲的理论知识在学科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对每一具体知识点的理解,将全局与局部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通过学科之间及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部分之间的比较教学来增强教学效果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活动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认识对象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从而确认认识对象属性的同异、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优劣、问题的难易或认识的正误深浅,以达到辨识、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之目的的一种方法。它可以引导学生把彼此相联系的知识加以对照,从相似中找差异,差异中找共性,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和本质特征。

(一)通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来增强经济学教学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接着在第二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分别开设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适时与政治经济学对比,理顺两门课程的关系,分析两门课程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价格决定理论、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经济危机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在比较中同时增强学生对两门课程理论体系与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给学生指出,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而西方经济学是以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的,从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入手,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并根据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论研究了要素供给,是用效用和稀缺性来说明商品的价值的。在此基础上,两大经济学体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基本范畴,如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这些范畴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经济学将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则将它们看作是要素报酬的形式。又如,在价格决定理论上,政治经济学是以价值说明价格,将其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供求决定论,即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其价格。在政治经济学中,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西方经济学则强调帕累托最优,即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并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西方经济学则从未将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认为经济周期是分工、专业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结果。

当然,在对两门课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两门课程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个阶级的利益。阶级属性使得两门课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辩证的态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科学分析,分清哪些是属于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场经济运行共性规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过去对西方经济学简单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对其盲目推崇、全盘接受的态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过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及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来增强教学效果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与区别,在学科内部不同理论部分之间也同样如此,许多外形相似实质相异的原理和模型极易混淆,不同经济学流派的理论思想与政策主张存在争论,需要在教学中适时分辨,在比较教学中帮助学生深化理解。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研究对象、讨论的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应该是在讲宏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时就要给学生讲清楚的,上述关于两门课程的理论体系框架与核心思想已经讲的很清楚,不再赘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供求模型与宏观经济学的AS-AD模型在图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时确定最佳的产量和价格水平,但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微观部分所讲的需求与供给是从经济的微观层次针对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观部分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是从经济的宏观层次针对整个经济而言的;两个模型中坐标轴上的变量内涵不同,微观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某一商品的价格与产量,宏观层次的AS-AD模型中的价格与产量是指整个经济的一般价格水平和总产量。在教学时,应给学生把这些区别交待清楚。

还有更多的是要经常进行同一课程内部不同理论部分的比较。例如,在学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与IS-LM模型的时候,要在比较教学中将两大模型的联系与区别讲清楚。告诉学生,这两大模型都是在短期价格既定(水平的总供给曲线)的前提下用总需求分析方法探讨国民收入的决定,都是凯恩斯总需求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IS曲线还是用简单国民收入决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导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和利率,投资是外生变量,只考虑产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而IS-LM模型将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联系起来分析两个市场的同时均衡,将利率引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这时自主性支出的乘数效应比只考虑产品市场时下降,两个市场在相互作用中同时实现均衡。而且,IS-LM模型还是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讲完凯恩斯理论体系后,可以上一堂总结课,将凯恩斯理论的基本框架用图表和数学模型分别加以概括,并将其与古典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综合比较,指出古典理论假设价格是自由伸缩的,认为国民经济由供给决定及货币中性,主张自由经营,而凯恩斯理论假设价格是刚性(粘性)的,认为国民经济由需求决定及货币非中性,主张政府实施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稳定经济。

三、大量运用案例教学法来活跃课堂气氛并增强学生的经济分析和应用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将学生带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正确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风、沟通能力和协作精神的教学方式。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其内容本身具有极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应用性,是学以致用之学。在教学中,通过大量的经济实例来与课本的原理相对应,既可以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强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还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加强师生交流,是一种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针对各种案例的不同特点可以实施不同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经济学案例与某一具体的原理或知识点相对应,可以将其穿插在理论讲解中进行分析。例如,在讲授税收分担原理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对二手房交易征收5.5%营业税的例子进行分析;在介绍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之后,马上可以给学生讲“吃包子”的故事;讲纳什均衡与囚徒困境的时候,可以举我国地方保护主义与地区封锁的例子;讲GDP核算时可以举男主人与女保姆的故事;讲费雪方程式时可以举我国近年出现的银行存款负利率的事实;讲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以当前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为例;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时可以分析我国近年来国际收支双顺差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泛滥”时的政策失效,等等。当然,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一些经典的经济学案例或故事是必须要讲给学生听的,讲科斯定理必然要讲“牛群到毗邻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讲外部性原理时可以通过米德的“蜜蜂与果园”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车与飞鸟”的故事来阐述;讲公共物品时则可以通过“灯塔”的故事来阐述。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或综合性的案例,适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几章讲完之后组织学生专门来分析讨论。例如,在讲完垄断理论后,可以给学生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材料,让学生讨论垄断的社会成本及反垄断社会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在讲完财政政策与挤出效应后,可以介绍我国1998-2002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情况,分析和讨论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和实施的效果评价等问题;在讲完宏观经济学国际部分后,可以介绍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分析和讨论此次金融危机与以往金融危机的不同,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造成的影响,给我国的启示和教训,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等等。

四、在教学中要重视和加强对学生数学分析能力的培养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侧重定性的理论分析和思想陈述,而忽视对学生数学方法和数学推理的训练,学生也往往只对定性分析感兴趣,对经济学的思想逻辑、经典案例、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容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一旦涉及数学推导、证明和数学的规范分析,则有畏难情绪,不习惯接受。诚然,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定的是,数学对于推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经济学不使用数学方法,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而学好数学已经成为真正学好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条件。田国强(2005)指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练,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第二,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用范围;第三,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第四,数学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我们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要把数学工具与理论分析、思想阐述很好地结合,尽可能训练学生用数学来界定经济学的概念,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老师要向学生强调数学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师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数学涵养,以适应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当然,我们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时重视经济学思想方法和理论逻辑的训练,培养学生对于现实经济环境、经济问题良好的直觉和洞察力,尽可能弄懂数学形式下的经济学思想内涵,以避免学生迷失在各种数学公式和符号之中。

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师在教学中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向学生讲解传授各章节知识,而往往忽视对学生经济学方法论的训练。即老师在教学中一味地传授理论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忽视了对学生建立逻辑能力的锻炼。凯恩斯说:“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我们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尽可能在经济思想史的历史语境和经济学流派的学术纷争中理解现有理论的内涵,要尽可能让学生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重要意义,让学生懂得“给定假定,简化关系;放松假定,逼近现实”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体现,让学生熟悉和掌握经济学中广泛应用的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法,均衡与非均衡分析法、归纳与演绎法、短期与长期分析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法等丰富的方法体系,让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本身,更知晓理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增加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的深度与厚度。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

3、顾骅珊.如何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矛盾[J].嘉兴学院学报,2007(3).

4、张继鹏,张家来.比较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J].统计教育,2008(5).

篇2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对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强调了资源的稀缺与选择的问题。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必须做出多种多样的选择，使绝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合理利用。根据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不同内容，可将经济学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本文就微观经济学研究进行一些综合性的探讨、论析。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经济单位，诸如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等。通过研究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价格分析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在微观经济学中，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应用分析，通常被当作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而微观经济学分析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都是个量，主要从分析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分析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分析所有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同时决定三个层次上逐步深入的。这种由个别到一般再到全部的总结、推导，形成了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合乎理性的人”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三个基本假设是整个微观经济研究的前提。两种分析方法均衡分析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相对稳定，二是相对最佳。各种理论所寻找的最佳答案，最终都是在某种均衡状态确定了它。对于边际分析的方法，要想确定问题的最佳解答，必须考察经济变量在原有水平即边际上所发生的微小变化，以明确事物向最佳状态发展变化的趋势或方向，直至达到极值。需求曲线、供给曲线确定单一变量，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得到供求定理的过程，以及弹性概念的提出及应用都为各种问题的研究、解决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需求曲线斜率为负值、供给曲线斜率为正值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基本特征，它表明了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成同方向变动的规律。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影响构造出了市场的均衡状态，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分别是以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作为依据的。效用论分析需求曲线背后消费者的行为，并从中推导出需求曲线，因而效用论也被称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分析供给曲线背后生产者的行为理论，从生产者行为的分析中推导出供给曲线。将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结合在一起，并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结果表现为产品市场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作用及结合结果，即可分析出产品市场的均衡状态。

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运用效用论中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分析得出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即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可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同时可得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表示一种愿意支付与实际支付的差额，代表着一种状态。效用论的序数效用论从消费者偏好进而应用无差异曲线细化分析出消费者消费行为。应用无论在函数形式上还是在曲线特点上都非常的相似的长期生产理论等产量曲线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无差异曲线，再由边际技术替代率和预算线共同推导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即所购买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与之对应，由等产量曲线和等成本线（企业预算线）推导出既定成本条件下产量最大化，既定产量条件下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要素组合；以及原理相对应的消费者的价格—消费曲线、收入—消费曲线，生产者的扩展线，规模报酬及规模报酬曲线，而规模报酬的变化又是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的一个特例。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化（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再由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补充了不确定性下消费者的行为。生产者行为理论从企业的本质分析各种类型的生产函数，再由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分析得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短期成本变动的决定因素正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之对应的长期成本可推论出长期生产技术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U型的决定因素，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特征又决定了长期边际成本也呈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长期成本曲线是在短期成本曲线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规模，选择最优后推导出来的。

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内容构成了市场结构理论。市场论的中心是分析不同类型市场中商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的决定。在各种市场的类型以及划分市场类型的四个主要因素中，第一市场上厂商的数目和第二产品的差别程度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第三个因素对价格的控制是第一、二因素的必然结果，第四个因素进出一个行业的难易程序是第一个因素的延伸。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需求曲线，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供给曲线。收益取决于市场对其商品的需求状况，成本取决于厂商的生产技术方面的因素，收益和成本决定了利润。不同类型的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最有效率的市场类型，为其他类型市场的经济效率分析和评价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比。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和供给曲线及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推导得出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三种类型中，垄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最高，寡头市场居中，垄断竞争市场最低。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即论证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一步得出市场的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出市场的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完全竞争市场最优，垄断市场最差，而垄断竞争市场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寡头市场比较接近垄断市场。在所有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我们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寻求最优值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第一宗旨和目标，而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是总结、指导、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但是，认知和研究的局限性、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决定了对现实经济不能简单地以帕累托最优理想状态应用“看不见的手”原理去研究、推理每一个家庭都具有一系列反映该家庭对两种物品的偏好的、向原点突出的无差异曲线及一系列代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所需的劳动和其他投入品的有连续性或平滑的等量曲线，存在经济中任何一个部门的一系列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存在生产过程中一切投入品的一系列的边际物质产品曲线。我们只有以客观、辩证、唯物的方法，深入市场经济社会实践，总结、认知市场经济社会内在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反过来指导、推动市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方能达到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的真正初衷。

【参考资料】

篇3

一、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1.主流产业组织理论

（1）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的SCP范式。1959年贝恩的《产业组织》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哈佛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主流研究框架的形成，并且对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按照SCP即“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分析，行业集中度的企业总是倾向提高价格，以便谋取垄断利润， 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所以必须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的发展，保持适度竞争。SCP范式为为早期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否定增加了对现实状况的解释力。

（2）新产业组织理论。新产业组织理论比之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而言，引入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可竞争市场理论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创新。该理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和以纳什均衡为主要特征的企业行为看作是外生变量，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并引入博弈论，用理论分析取代数理统计研究企业行为，其核心问题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中的市场、产业和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研究制约和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的现实因素和条件，最终为政府制定旨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和指导。

2.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

（1）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以施蒂格勒、德姆塞茨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通过对哈佛学派的批判，强调市场效率的重要性，认为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上长期出现高利润是大型企业高效率经营产生的结果，因为企业规模扩大和集中度的提高完全可能是由技术因素或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并不是单纯为了获得垄断利润。因此芝加哥学派提出产业组织问题还是应通过完全竞争理论而不是垄断竞争理论说明。

（2）新制度学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和理论为基础，把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重心从市场结构转向企业行为，使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了企业内部，形成了以企业内部产权安排和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激励经济主体从事生产性活动，从而实现良好的市场绩效，促使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3）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新奥地利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即不确定性使得完全竞争模型无法用来解释现实的市场经济。因此，新奥地利学派致力于个人有目的的行为的逻辑分析，突出企业家在市场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使其在竞争中获取垄断租金，以此降低市场的非均衡现象，而市场的不均衡就是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二、产业组织研究范式的演化及评价

1.结构主义范式

20世纪30―50年代，以梅森和贝恩为主要代表的哈佛学派建立了完整的SCP范式，这种范式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认为SCP是一种具有单向传递作用的线性框架。然而SCP范式不能与微观经济理论很好的融合，它对大型企业的行为以及产业集中趋势不能给出理论上有力的解释；并且，它的静态、单向的研究框架导致该范式对统计结果的解释相互矛盾；另外，SCP范式还面临一系列的计量难题，实证研究中过分依赖于主观的统计数据，而且还经常求助于不准确的替代数据，使得该范式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2.芝加哥学派对SCP范式的修改

芝加哥学派以市场行为主体总是在既定的均衡条件下使其行为最优化为出发点，来解释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关系，强调用严格的理论分析对经验进行证明。该学派认为，行业集中并不意味着必然存在垄断行为，更不意味着必然的行业低效率，结果是市场绩效和行为决定了市场结构。

鉴于此，芝加哥学派提出产业组织问题还是应该通过完全竞争理论而不是垄断竞争理论来加以说明。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是一种“生存检验”过程，大企业的高利润是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选择的结果，因此不应对企业的规模进行干涉，因为垄断的形成在一定条件下正是效率的体现。从以上看，虽然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片面强调市场结构提出了批判，在企业规模和产品差异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企业效率的异质性，但是仅从生产的规模经济出发来解释大企业的效率过于简单，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又回到了新古典的价格理论，偏重对均衡的分析，这不能不说是对经济现实的偏离。

3.新产业组织理论对SCP范式的创新

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特定产业内厂商的进入退出问题上，极大地创新了SCP范式。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对进入退出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景泰的各种基本假设和逻辑上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唯一原则决定厂商必须作出进入或退出的决策。而鲍默尔等人则提出了“进退无障碍理论”，克服了传统SCP范式中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的单向逻辑关系，更强调潜在竞争者对在位厂商的影响。鲍默尔等人提出的成本函数的次可加性概念，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增进功能提供了理论解释。

4.新制度学派对SCP范式的拓展

以威廉姆森、阿尔钦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在产业行为分析中引入交易费用理论，改变了传统SCP范式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逻辑，对深入剖析由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企业行为及市场绩效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他们认为由于市场交易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有限理性的约束，必然引发经济人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企业替代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使交易费用大大降低。尽管企业管理费用的存在且边际递增限制着企业规模的无限扩张，但由边际交易费用和边际管理费用相等这一均衡点决定的企业边界必然大于零交易费用假定下的完全竞争模型中的企业规模，这个企业规模是由资源配置需求决定的。

三、小结

综上所述，产业组织理论是一门新兴的应用经济学理论，其核心问题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中的市场、产业和市场中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研究制约和发挥价格机制作用的现实因素和条件，最终为政府制定旨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虽然产业组织理论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成为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大量新模型与结论出现，但是新产业组织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另外，新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些假设前提不符合现实，一些模型经不起实证检验。因此，产业组织理论还需要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产业组织理论进行更好的结合，形成一个产业组织理论的完整体系。

作者单位：德州学院经管系

参考文献：

[1]张炳申，李华民. 寡头竞争均衡：效率促进与市场稳定[J]. 中国工业经济，2004，4：78-80.

篇4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各国之间的自有贸易，数量在增加，质量在好转，其中各方的博弈也愈发激烈，提到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就不得不提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它们的理论依旧是自由贸易论者手中强大的武器。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对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的异同及它们对当代世界贸易的启示做一个简浅的分析。

一、绝对利益理论

绝对利益理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个国家或每个地区都有对自己有利的自然资源和气候条件，如果各国各地区都按照各自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相互交换，互通有无，将会使各国、各地区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

(一)绝对利益理论的概念和理解

绝对利益 是指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一个国家在劳动生产率上占有绝对优势，或其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个国家。若各国都生产自己占绝对优势的产品，继而进行交换，那么双方都可以通过交换得到绝对的利益，从而整个世界也可以获得分工的好处。

如果我们对此进行1:1的商品交换，则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酒，本国剩余了1.7单位的毛呢，显然本国对毛呢的消费将会增加;则葡萄牙从英国获得了1单位的毛呢，本国剩余了1.375单位的酒，显然本国对酒的消费也将增加。从两个国家的总和来看，毛呢的产量和酒的产量都得到了增长，也就是说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二)绝对利益论的特点：

(1)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这一概念，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基础，他认为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存在绝对差异。

(2)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

(3)亚当斯密有力地抨击了重商主义，主张自由经济，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绝对利益说的局限性。亚当斯密是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主张依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来对供求关系进行自发调节，维持均衡，控制社会利益，从而使社会获得进步和稳定。这种主张符合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为突破封建统治对生产力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根据。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它具有局限性，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不能解释现实中所有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基础，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在所有部门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话，上述分析就无法解释这一种情况。可以说绝对利益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没有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可言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这就引出了接下去要论述的比较利益学说。

二、比较利益理论

(一)、概念及理解

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旨在说明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而不是绝对利益。其核心思想是：国际分工中若两国生产力不等，甲国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 都低于乙国，处于绝对优势，而乙国相反，其劳动生产率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均低于甲国，处于绝对劣势。这时，两国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一样，这样处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必生产全部商品，而应集中生产在本国国内具有最大优势的商品，相应地，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要集中力量生产那些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间的自由交换，在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生产总量，提高生产率，节约参与交换的国家的社会劳动，增加产品消费。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

(二)简评与局限性：

比较成本理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局限性的一面。其科学性的一面突出表现在该理论的核心比较优势的思想。它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证明，无论是生产力水平高或低的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思想参加分工和贸易，都可以得到实际利益，这就为世界各国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必要性做了理论上的证明。这种思想是现代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它具有普遍意义，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可利用、可借鉴的。正因为如此 ，虽然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比较成本说至今仍然是世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比较成本理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方法论上的缺陷，即以静态的短期的观点分析问题，缺乏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它所反映的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为资产阶级的对外扩张服务。

三、绝对利益说和比较利益说对当代贸易启示：

绝对利益理论和比较利益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各国贸易的启示与影星可以理解为有以下几点：

1.参与贸易的各国，不应以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为参与分工的基础，而应该以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为最基本的前提。即使葡萄牙生产葡萄酒有绝对优势，但是生产葡萄酒并不是葡萄牙的最佳选择，因为生产毛呢对葡萄牙来说有最大利益。

2.绝对优势说和比较成本理论使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因为一般穷国只在低智产品生产中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

3. 每个国家都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即使在高新技术产业有绝对劣势或比较劣势，也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贸易繁荣的今天，面对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两个理论也都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对两者的浅显分析，最终的结论是认为当今国际分工还是应该依据最佳利益原则，使贸易国的利益达到最大。

西方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浅谈西方经济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摘要：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社会科学，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经济学理论对我们生活的指导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社会科学 社会环境 指导生活

前言

刚开始学习微观经济学时以为这又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科，老师只是讲些空洞的理论，可是在通过学习这一门选修课之后，却发现这门学科其实很实用，和现实生活联系的很紧密，虽然理论性很强，但是联系实际生活的话还是容易理解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实际的例子都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解释。以下为部分例子。

一.由供求均衡看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众所周知，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与企业和政府的需求率和签约率成反比的走势，每年大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大学生的签约率却在不断下滑。我国的高校在不断的扩大招生的规模，导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相对于企业和政府实际所需求的多很多，即劳动力相对过剩。

从微观经济学来分析，在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是劳动的供给方，企业和政府是需求方，大学毕业生的增多导致供过于求，供需不平衡。

对于需求方来说，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综合企业的成本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决定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人数，政府根据各级部门工作开展的需要和人事部的结构来招聘所需的毕业生，也就是说需求方都是根据自身利益来决定最后招聘所需要的人员数目。如果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的话，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供给方就会通过降低价格等手段来夸大需求，以实现供求均衡，但在现实中肯定不可能，作为需求方的企业或者政府显然不会扩大需求量，因此，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毕业生的供给与需求存在相对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业形势很严峻。

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处于富余的状态，但是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缺口仍然很大，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工科类的学生相对较少，一些第三产业仍然缺少大量的专业人才，因此作为供给方的大学毕业生也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自己专业知识和能力是否能够达到用人单位的标准。

由此可见，大学生不能只是去想就业的困难而对未来没有了憧憬，因为虽然我国总体的劳动力相对过剩，但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还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大学生应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能够正确认识和面对就业带来的种种问题，调整好心态，迎接挑战，努力学习自己专业方面的知识，全面发展，提升自身的能力，规划自己的未来，做一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二.由垄断与竞争看可口可乐收购汇源事件

可口可乐作为外国的品牌想要收购中国的汇源果汁，走多元化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未获得通过。中国商务部经过一系列的审查认定，汇源被收购不利于我国国内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违反了反垄断法，影响我国市场的竞争力，关系到国家利益。

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已经占据了很大的市场，汇源这个在我国还算有点名气的饮料企业如果再被收购，外国的企业将可能控制我国大部分的饮料市场，最终形成对一个产业的垄断，危害到我国饮料果汁市场的健康发展。

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后的市场份额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几，但却足以产生限制和消除竞争的效果，不利于我国果汁饮料产业的健康发展。反垄断法上有明确规定：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也构成垄断行为。因此如果收购后的实际效果会限制甚至排除竞争，按照法律这也是构成垄断的。可以想象，一旦可口可乐公司收购汇源成功，可能会借助于其在碳酸饮料市场的支配地位，集中限制国内企业在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国内的中小型果汁企业将会受到威胁，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也将受到限制，自主创新能力也会随之降低。

因此最终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没有获得通过，体现了我国的

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保护民族产业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整体经济利益，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反垄断法的宗旨，商务部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竞争，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抵制市场垄断，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的发展。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有利于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良性竞争发展，反对市场垄断，构建我国果汁饮料市场的有效竞争格局，促进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由利润最大化来看食品安全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衣食住行是我们最根本、最首要的生理需求，因此食品安全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可是面对我国最近几年的食品安全现状不禁让人胆战心惊，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已经成为日益严峻、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2008年三鹿奶粉中的三聚氰胺的超标到最近蒙牛牛奶中黄曲霉素的超标，霉变的大米、瘦肉精、苏丹红事件、福尔马林等等一系列的屡禁不止的食品安全问题，让消费者对食品都产生了恐惧心理，确实令人担忧。

这些食品安全问题从企业来看，主要是由于企业经营者的疏忽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丢失，错误地理解微观经济学关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论，在这个追逐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里，很多商家都片面的追求企业的利润，采取各种手段来获取最大利益，片面的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不择手段的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思想的背后，其实质就是违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危。企业的社会责任才是基础，一旦缺失了社会责任，企业的利润只是暂时的，企业不能只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企业长期的发展。

因此，企业不能一味的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忽视道德和责任问题，应该在自身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上，不违背社会道德的前提下，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来降低成本等合法的、合理的、不违背自身责任的方法去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厂家要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不能只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追求最大化利润。

一个追求利润的组织，无论企业怎样去宣扬自身的道德诉求，它最终必须能够用所得的利润去回报股东和员工，否则它就无法生存下去。但是同时也有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的企业，最终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更不可能成为一个行业的排头兵。因此面对令人担忧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中国的企业，最重要的是提倡全面的道德管理，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员工，以更强更有力的创新力，打造属于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的管理要注重道德的力量,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四.由博弈论看商业广告战

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面对激烈的竞争时，要懂得从双赢的战略出发分析问题，寻求协作的技巧，才能避免蒙受更多的损失。商业活动中经常会折射出博弈论的影子，下面以广告竞争为例。

两个公司的商品互为替代品，相互竞争，因此两个公司的广告必定会相互影响，如果一个公司的广告容易被顾客所接受，则另一个公司的收入将会受到影响。如果两个公司在相同时期发出质量内容方面都类似的广告，收入增加的同时成本也在增加。但是如果不提高广告质量的话，顾客减少，收入就会被对方夺走。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两个公司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两公司相互合作，达成协议，减少广告的开支;二是增加自己公司的广告支出来提升自身公司广告的质量，从而压倒对方公司。

下面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来分析广告战。说到博弈论，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囚徒的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对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商业中的广告战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的例子，试想一下，如果两个公司都不信任对方，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相互合作，即背叛成为支配性的策略时，两公司将会陷入广告战，而公司广告成本的增加损害了两个公司的利益，这也就是陷入了囚徒困境。而在现实中，要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达成协议确实比较困难，为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而缺乏合作意识，多数的公司都会陷入囚徒困境中。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两个公司只是理性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没有从双方共同的和长远的角度去考虑而造成两败俱伤，如果他们能够相互合作，互惠互利，最终可能会实现对两者来说都是最好的结局。

要想走出囚徒困境，不受到其牵绊，就要实现双方的合作，最终实现双赢。俗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双赢是现代社会商业界中经常会提到的字眼，而在这竞争日益激烈的血腥的商战中，很多公司都会陷入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两难境地，在困境面前，需要的是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彼此的信任，如果彼此都存在有私心，一味的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最终将会得到对双方来说都是最糟糕的结局。因此在商业活动中离不开竞争，更离不开合作，需要双方的信任和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双赢。

结论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可以用微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去解释的。学习微观经济学，可以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冷静而又经济的头脑，更加理智的分析经济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规划未来的生活，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学会用经济学理论来看待现实社会问题，在生活中发现经济学的奥妙，更理性、更科学地融入社会，用微观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更好的主宰人生，在学习中和以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才能，让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加充实，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杰弗里萨克斯、费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费方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P706P733。

【2】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十七版)

篇5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篇6

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从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并确保稀缺资源分配的实质公平入手，最大限度地维护经济系统的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经济法以国家强制力手段有力地保证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其法律理念和理论基础在循环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对传统的经济发展而言，循环经济是系统论与经济学相互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作模式。

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的理念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随即引发了运用经济学手段对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研究的国际化热潮。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一般认为，循环经济是指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规律重构经济系统，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废弃物排放最小化，将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模式。

与传统经济相比较，物质的闭环流动性是循环经济的最大特点。传统的工业经济是一种按照“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废弃物）”的进路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依靠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同时高强度地破坏生态环境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因此，传统经济的发展是以大量消耗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而循环经济将生态系统的运行模式有机地运用到经济学领域，将经济运行进路设计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这种反馈型经济运行模式可以使循环中的所有物质和能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减小到最低程度。

循环经济的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Reduce, Reuse, Recycle）”，亦即著名的“3R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是指通过重新设计经济运行中的物质和能量流程而减少进入经济循环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总量。再利用原则（Reuse）是指在系统中尽可能地多次或者以多种方式重复利用系统内的物质和能量从而使其在脱离系统前为经济的正常运行发挥最大的作用。再循环原则（Recycle）又称资源化原则，是指在物质和能量离开经济系统后将产生的废弃物作为本系统的原料进行再利用而不仅是做简单的无害化处理。

循环经济的3R原则互相协调、互相配合，分别从经济系统的输入端、过程中和输出端对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流动进行控制，以尽量降低经济系统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和影响。系统的功能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因此对经济系统进行合理的结构化设计是贯彻循环经济3R原则的关键。

循环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

作为与其他部门法不同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规范，经济法大量采用指导性规范，实行指导性规范与必要的强行性规范相结合的调整方式。这就要求经济法立法必须符合其理论基础――法经济学的客观规律。科斯、波斯纳原理的核心就是对法律进行成本效益的分析，这一核心思想构成了法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石。对循环经济进行法经济学分析，可以明确循环经济的经济法立法地位从而进一步决定经济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对循环经济的法经济学分析同样要建立在系统论的基础之上。经济法语境之下的经济系统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宏观经济系统（如整个国家乃至更大范围）、中观经济系统（如某个地区、城市、工业园区）和微观经济系统（如一个企业）。循环经济理念下的物质和能量应当在经济系统之内完成循环而不应当在系统之间相互循环。

对于微观经济系统而言，其经济发展的成本是从外部环境获取物质和能量（如购买原料、燃料等）所需要支出的必要费用，其收益是向系统外依法转移有价值的物质和能量（如出卖产品、电力等）所获得的收入。按照民商经济法的基本原理，只要不造成他人的损害，系统对于废弃的物质和能量可以直接放弃所有权（如排放废热）。即使是有害废物，系统一般也可以按照相应法律法规在缴纳相关费用后排放到系统之外。由于处理废弃物的费用相对较高从而可能会导致成本畸高，除非绝对必要或有利可图，微观系统一般更倾向于选择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流动型经济模式。

对于中观经济系统而言，其与微观经济系统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由于系统的规模扩大而导致结构性增强，系统更易于形成平网化结构。系统内部诸元素之间的作用进一步复杂化，许多在简单的微观系统分析中可以不予考虑的问题在此却不得不考虑。复杂的平网化系统是形成循环经济的物质基础。在中观经济系统下，对于物质和能量流动进路的优化设计可以使其在流动中为系统的经济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从而尽量降低系统的整体成本而增加其收益。因此可以说，在中观经济系统中整和循环经济理念是最切实可行的，也最容易将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利益兼而得之。

对于宏观经济系统而言，其成本和收益的构成与上述两种情况有很大不同。宏观经济系统的成本是对本系统内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收益是获得的有价值的产品。根据物质消耗的上升多峰理论，宏观经济系统内的不可再生资源是必然会被最终耗尽的。因此，宏观经济系统的循环经济理念就被分解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面贯彻3R原则以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速率，另一方面是要大力开发新资源以最终替代不可再生资源。由此可见，在宏观经济系统内建立完善的循环机制是一个相当艰难和长期的系统化过程。同时，由于宏观经济系统过于庞大和复杂，很难通过工业流程或微观经济学模型等对整个经济系统做出精确的设计或控制，而只能通过诸如经济法立法、经济杠杆运用等宏观手段对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做出适当的调控和导向。

从上述成本收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构建有效运行的循环经济模式的前提是要有足够大或足够复杂的经济系统。在简单的微观经济系统中难以建立有效的循环经济模式，中观经济系统中精密设计的循环经济模式可以较好地减少系统发展的成本而增加收益，但对于宏观经济系统来说建立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模式是一个艰难而长期的努力过程。随着系统规模的不断加大和复杂性的不断增强，经济法的调控作用将越来越显著。经济法在构建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应当立足于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和可持续发展立法，运用对成本收益的衡平手段，从法律对经济的引导和重构方面促进循环经济的迅速发展。

循环经济的经济法法律价值分析

除成本收益外，经济法法律价值也是法经济学分析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新自然法思想和价值取向法理学开始走上了复兴之路。新自然法思想认为，法律的意义在于实现其价值，而法律的价值就在于实现正义。因此，对循环经济进行经济法法律价值分析，可以凸显循环经济体现经济法将形式公平转化为实质公平进而真正实现社会正义之立法目的的重要意义。1992年，美国经济学家古斯曼、克鲁格等人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认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环境污染要经历一个先污染、后治理的倒U字形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经济发展中的环境破坏提供了理论性依据，似乎是要发展经济就必须经历一个严重破坏环境的过程。然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表述的状态是在经济完全开环发展、市场竞争独立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存在的。经济法作为国家完善市场规制、加强宏观调控、维护可持续发展的强制手段，必然要发挥其“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破坏作用进行规制。就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而言，循环经济理念较好地体现了经济法维护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长期性、协调性、反波动性等特征。循环经济将系统论思想应用于经济发展实践，通过3R原则整体、综合地规划经济发展与经济系统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降低经济系统发展对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依赖性并有效抑制其产生的负效应，以实现经济系统与外部环境长期、稳定、协调地共同发展。就经济法的工具性价值而言，循环经济通过对物质和能量运行进路的适当设计而实现利益的适当分配，体现了经济法维护利益安全和保障实质公平的价值理念，并最终通过系统整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以达到社会高度发展的最终归宿。我们可以通过经济法手段实现经济循环的最优化设计以尽量减少经济系统发展对环境的物质、能量依赖性和产生的负效应，从而降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高并使曲线变得更加平滑。这就是说，循环经济比开环的线性经济更好地保护了环境，这是经济法法律价值理念渗透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有效成果。

国外循环经济立法及启示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意识到应当注重发展循环经济的国家，目前美国已经有半数以上的州制订了有关废弃物处置或其他促进经济循环发展的法律。同时还通过建立社区协调中介机构等社会中间层主体促进和监督循环经济有关规范性文件的实施。美国非常重视循环经济法律实施的监督，建立了完善的循环经济监督体制，这些监督主体在循环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同样是走在世界前列的。1972年德国制订了首部《限制废弃物处理法》，为德国的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了立法平台。随后，德国相继通过了大量相关法律，使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初具规模。2001年德国又推出了《城市垃圾环境友好处置法》，进一步通过立法手段推行循环经济理念。日本博采美国民主监督和德国立法推进两家之长，采取立法为主、补贴为辅、综合推进的策略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笔者以为，我国应当面对机遇，迎接挑战，在法经济学的视角下从以下几个方面制订相应的对策：

加快循环经济的立法进程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开展循环经济成效比较显著的国家，大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支撑。法是明确的、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具有规范性、概括性和普遍约束性的特点。要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就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在宏观调控、市场规制、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去制定规范、概括行为内容并对相应的社会成员进行约束。

进一步加强循环经济法律监督体制

篇7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1]　易宪容.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　N.Kaldor.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J].Economic  Journal  82(4):1237,1972.

[3]　T.A.Boylan  and  P.F.O  Gorman.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诺斯.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6).

[6]　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1950(6).

[7]　L.a.Boland.The  Founda  tions  of  Economic  Method  [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8]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G.Dosi.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　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篇8

一、商业银行财务资源的研究范围

(一)商业银行财务资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商业银行在社会中承担着金融服务职能,其生存发展同样依赖资源。商业银行要创造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投入资本费用,管理好资金、人力,并拓展市场。因此,广义的财务资源包括银行创造价值过程中的资金费用、人力资源、市场资源等;狭义的财务资源主要以纳入财务报告体系核算的资金和经营费用为主。限于篇幅及研究范围。本文拟在狭义范围内进行探讨。

(二)财务资源的配置

财务资源配置源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资源的基本属性。经济学认为资源是稀缺的,但资源又是可选择的,这使得资源配置成为必要。从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商业银行创造价值必先投入资本作为保障,提高人力费用吸引高端金融人才,加大营销费用开拓市场,财务资源的配置贯穿于银行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商业银行的财务资源配置,即各种财务资源在银行内的不同空间和时间进行配置,为银行创造价值服务。空间配置包括机构、部门、产品和客户;时间配置主要包括商业银行发展的各个阶段。财务资源配置讲求效果,通过完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体系可以监测和考察配置情况。

二、战略目标导向的提出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　根据委托理论,现代商业银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东控制力逐渐弱化,股东目标与管理层目标极易出现不一致的状况。而依据行为科学理论,商业银行的员工行为也对战略目标产生较大影响,只有员工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协调一致,才能确保实现战略目标。因此,为传导银行股东的战略意图,明确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公正有效地配置财务资源,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将管理层目标、员工目标与银行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起来,将银行的发展理念传达到每个层级和每一位员工,为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保障。

2　许多专家学者非常重视财务资源的配置问题,余永定等(2002)从宏观层面指出资源配置是在不同的生产目的之间合理地分配与使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不管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下,人们都不得不考虑或者面临的主要决策:一是生产哪些产品(或提供哪些劳务)并生产(或提供)多少;二是怎样生产(或提供);三是如何分配并且向谁分配这些产品(或劳务)。赵丽芳(2006)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对财务资源配置进行研究,提出存在明确市场价格的各种资源的最优配置条件是各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价格之比。微观个体保持可持续的增长,才能为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合理化提供一个基础。周密、张曾莲(2005)从委托关系出发,指出企业集权或分权模式影响财务信息传递并影响资源配置。张正国(2005)从财务契约属性出发。认为财务契约是财务资源配置的工具,财务资源配置的结果体现财权在企业中的配置。有专家学者从企业存在的宏观和微观环境的角度进行探索,或者从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认为,研究财务资源配置的环境和方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未形成一个整体的框架,即没有系统地解决财务资源配置的基本目标、实施过程和配置结果等问题。财务资源配置离不开企业的财务活动,财务活动的目标和方法对资源配置具有指导意义。

(二)战略目标为导向的财务资源配置

迈克尔-波特有言:“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并非每个环节都创造价值,价值创造来自于某些特定的活动。即战略环节。企业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就是企业在某个特定的战略环节上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决定资源利用方式的基本变量。”商业银行必须以价值增值为目标,实施价值管理,唯有为股东创造实际的经济价值方能生存。而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就是规划银行的发展方向,发掘什么能增加银行价值以及如何增加银行价值。银行战略决定了如何把稀缺的财务资源分配给最有价值的活动,因此,本文提出以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为导向配置财务资源。战略目标回答了则务资源配置的基本目标:即实现银行的战略目标。通过预算管理,量化分解战略目标,将财务资源在银行中的机构、产品、部门和客户等四重体系中实施配置,通过绩效评价体系监测和考察财务资源的配置效果。

三、战略目标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

战略目标对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表现在战略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在战略目标制定阶段。管理者必须考虑资源配置因素,而战略目标为资源配置指明了方向和基本原则。在战略目标分解和实施阶段。资源按照分解路径配置到各实施机构和部门,为战略目标的实施保驾护航。在战略目标考核阶段,前期配置的资源势必成为考核对象,是否达到投入产出的效果,实现的效果如何,都需要进行验证,当期的验证结果为下阶段资源配置提供参考。

(一)战略目标指出资源配置方向

商业银行制定战略目标的中心思想是立足于优势和机遇。消除弱点迎接挑战。规划未来的发展。优势和弱点属于银行自身竞争能力的内部因素,机遇和挑战属于金融环境、竞争对手等外部因素。明确了当前的形势和环境,商业银行要着重分析如何实现战略目标,即哪些产品、项目或部门在创造价值。他们的贡献度、发展潜力和不可替代性对价值创造产生何种影响,为保持和发展产品、项目和部门的竞争力需要配置哪些财务资源。战略目标的制定过程明确地指出,财务资源配置的目标是保持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创造价值的领域上。

(二)战略目标指明资源配置路径

商业银行财务资源的分配是通过分解战略目标以财务预算形式实现的。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通过财务预算的方式分解并传导,在预算过程中不仅明确责任权利。也对财务资源进行预算和分解。财务预算运用财务会计手段将战略目标与经营计划和具体的作业联系起来,将宏大的战略目标以解码的方式落实到具体的部门、机构直至个人。财务预算对财务资源的配置要与战略目标相匹配,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能够创造价值的产品和部门中,因此配置过程要经过反复的推敲论证和“讨价还价”。

在财务资源配置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产品价格,扭曲和模糊的价格必然影响资源配置的效果,商业银行通过比较应用存贷款利率、上调央行利率等资金价格,制定内部产品的转移价格,较好地解决了财务资源配置标准的问题。

(三)战略目标验证资源配置效果

商业银行财务资源配置的效果是通

过考核战略目标来实现的。对商业银行战略目标的考核同时也是评价资源配置效果的过程。现代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以EVA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系衡量辖属产品、部门和机构创造的价值。EVA指标中包含资金的成本、风险和人力费用、营销费用等资源,通过对比同行业和内部预算,可以衡量商业银行资源投入创造价值的比率是否合理、是否达到预期。从而为分析财务资源配置效果、调整资金和费用的使用思路提供支持和借鉴。

商业银行股权分散,机构庞大,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管理层以及管理层与基层之间存在多层委托关系。通过战略目标考核,商业银行建立了以财务资源配置为基础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措施紧密联系运用,一方面规范和约束人和员工的行为。另一方面发挥财务资源的激励作用,使得人目标与银行目标协同一致。通过考核评价各级人的完成战略目标的情况,使得财务资源不停留于表面上的配置,而把资源配置转化为人和员工的动力和压力,提升组织和成员的执行力,促使组织和成员达到目标。

四、启示与不足

战略目标指出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战略目标指导财务资源的配置。在执行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财务资源发挥保障和激励约束的作用,支持商业银行实现战略目标。两者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效配置财务资源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战略目标要明确,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决定了财务资源总量;其次,财务预算管理要准确地将战略目标分解到具体的实施部门,预算过程决定了财务资源配置的份额;最后,财务考核要透明,考核结果一方面验证财务资源的配置效果,另一方面与商业银行管理层和员工奖惩紧密结合,起到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商业银行的战略目标一般服务于银行的内部发展。而商业银行在社会中同样扮演重要的金融角色,为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承担相应的义务。完成与此相关义务同样需要财务资源的支持,如何配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周晓惠,许永池论企业财务资源优化[1]财会通讯,2006(7)

[2]赵丽芳现代企业财务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研究视角及拓展[J]当代财经,2006(3)

篇9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转贴于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性行为》，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篇10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而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关键不取决于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与旧制度主义者一样，新制度主义者也是从批判流行经济理论“过于抽象”人手，但降低抽象程度意味着要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建立在确定性和无限理性基础之上的古典和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弃这一基本假设的方法论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局部上说都是意义巨大的。本文首先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进而讨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最后对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

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诺思指出：“我们应注意不断地把传统正规新古典价格理论与我们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试图去替代新古典理论，我们的目的是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对人类更有用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新古典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特别是作为一套强有力分析工具的价格理论应与我们正在构建的制度理论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但这种批判并非全盘的否定，而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展和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些有关理性和信息的苛刻假设，它隐含地假设制度是既定的，更多地关注经济的效率而忽略经济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思拉恩·埃格特森指出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三个问题：(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法规和经济组织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和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法律制度下，经济组织的形式为什么会使经济行为发生变化。(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与政治规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说和微观经济学是一致的。新制度经济学在一些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但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也表明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1)新制度经济学给出了充分假设，即制度有深刻的效率因素。(2)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也在于其独特的管理方式和结构。后者带来了不同组织类型中信息传递和激励的区别。(3)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的比较方法是两种可行形式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将可行形式与抽象无摩擦形式进行比较。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关系可表述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制度问题，是对古典经济学关于制度变量假设部分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新制度经济学流派在研究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制度分析的路径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更注重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详细考察，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表现出鲜明的特点：第一，重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变迁及其作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对制度结构及人们具体的经济选择行为产生影响。显然制度的产生和使用需要投入真实的资源，这里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交易费用，然而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却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被认识到。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即使是他们的批评者也都想当然地把这些制度和交易费用看成黑箱或无摩擦状态。这与他们在经济研究过程中舍弃制度变量紧密相关。第二，试图从文化、心理、历史、法律的角度寻找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制度的一种产生方式是通过人类的长期经验形成的。当一种经验或习俗被足够多的人采用时，这种规则就会逐渐变成一种传统并被长期地保持下去，锁定为一种行为方式或传统习俗。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规则多数是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发展起来的。并且，多种制度的特有内容都将渐进地沿着一条稳定的路径演变。学者称这样的规则为“内在制度”。凡勃仑把制度形成的基础归于思想和习惯，“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联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又是从人类本能产生的。加尔布雷思则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私有制、货币、商业、利润等)只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注重对包括习惯、思想在内的内在制度的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鲜明特点。第三，新制度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经验和案例的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案例研究非常普遍。案例研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同时，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小概率事件可能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发生改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关注“微观”问题，同时将个案研究提升到“一般化”的层次。阿尔斯通指出：“借助关于制度的理论知识和现有成果，案例研究方法常常是推动我们积累关于制度变革理论知识的唯一方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准和理论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准就是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名字命名的，其核心思想是交易成本。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罗伯特·d·库特对“科斯定理”做出如下解释：“从强调交易成本解释的角度说，科斯定理可描述如下：只要交易成本等于零，法定权利(即产权)的初始配置并不影响效率。”科斯定理是认识产权功能的理论基准。科斯定理说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就所有制来说，无论它是国有或非国有，谁拥有财产对效益并不相关。而在现实生活中，产权的所有是同效益密切相关的。科斯定理的力量在于，它指出寻找答案的路径：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因素与科斯定理的前提假设恰恰相反，导致产权与效益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现代产权理论大厦的基础。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等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的最终目的也是为节约交易费用。他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和分工的方式(即两种不同的“交易”方式)，企业产生的原因是企业组织劳动和分工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组织劳动和分工的费用。一方面，企业作为一种交易形式，可把若干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产品的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交易者的数目和交易中的摩擦，因而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了，伴随着市场交易的复杂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因此，企业替代了市场。由此可见，无论是企业内部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着不同的交易费用。而企业替代市场是因为通过企业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比通过市场交易而形成的交易费用低。所谓交易费用是指企业用于寻找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执行交易、洽谈交易、监督交易等方面的费用与支出，主要由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构成。企业运用收购、兼并、重组等资本运营方式，可将市场内部化，消除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科斯这一思想为产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科斯的思想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广泛重视。尽管交易费用理论还很不完善，存在很多需改进之处，但交易费用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经济学的传统面目，给呆板的经济学增添了新活力。它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在虚假假设之上的完美经济学体系的一统天下，为经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新的研究领域。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经济学更加完善，而且这一思想的提出，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正如科斯本人所说：“认为《企业的性质》的发表对经济学的最重要后果就是引起人们重视企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那就错了。在我看来，人们极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后来会被视为重要贡献的是将交易成本明确地引入了经济分析。”也许，该理论目前应用于现实生活中还有距离，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对经济理论的巨大创新意义。

四、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区别在于：前者采用微观、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采用宏观、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前者以科斯定理和交易费用为理论基准，后者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参照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以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主。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意味着所有的经济绩效最后必须由个人行为来解释。新制度经济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的假定予以继承，而不同意其理性人的假定，在现实世界中由于人所处的经济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及人自身能力的限制性，信息是稀缺的资源，因此总有意识地想把事情做得最好的人可能会导致：想达到理性意识，但又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行为的有限理性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在其基本假定之后，他们仍继承了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同时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与这一方法论相一致的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如，效用、效率、边际、成本收益分析、均衡等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和人所面对环境的理想化假定做出了更加切合现实的修正，并借助交易费用概念论证了在存在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里，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得出了经济人活动其中的市场制度有改进的必要而不能被理想化和永恒化的结论。其对市场现实分析得出的产权理论，成为支撑其整个制度变迁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其整个学说仍是建立在斯密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经济人命题之上的，其研究方法本质上仍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的制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方法论，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自然发展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它既阐明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迁，揭示了制度的动态性、历史性及其演变规律，又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既分析了微观层面的制度，又分析了宏观层面的制度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的辩证统一。在理论分析中，坚持了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史实的分析中，坚持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结构观、发展观、动力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观，为其制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哲学工具，使其制度经济学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动态的、宏观的理论体系。

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方法论相似处在于：第一，都注重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都对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结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曾说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性，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明显地受到经济学基本方法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分析对象，分析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迁，提出制度的动态性和历史性，这是借鉴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经济制度产生、演变规律的分析。第二，都强调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定义的“制度”即经济关系与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变更不是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制度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反之则阻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在1971年发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文中，诺思明确提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观点。他说“制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进一步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新制度经济学更强调制度的决定性作用。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它们不过是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某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表现而已，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

篇11

一、凯恩斯主义理论

（一）凯恩斯主义的三种形态

1、正统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凯恩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称，它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和《通论》（1936）奠定了这种思想传统的基础。这种传统的核心思想在于：（1）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本诊断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补制度的这些缺陷，政府就必须终结自由放任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核心包括两个部分：运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使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运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严重不均等程度以扩大有效需求。

由这种思想所引发的凯恩斯革命，诞生出正统凯恩斯主义。它以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规范表达方式，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统治着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且对工业化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有着巨大的良好影响，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把二战后195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稳定化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确实是工业化国家的黄金时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较低，GDP增长率较高，经济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滞胀问题，彻底暴露出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在政策建议方面的无能。例如，1972～1982年期间，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8.7%，失业率7 %，而GDP增长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消失了。再加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在理论上的批判，到20世纪7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它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然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就此消亡。在与货币主义、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形成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释滞胀现象。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贡献是：第一，使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更加牢固，把各种价格和工资粘性的解释建立在个人理的基础上；第二，论证了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种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波动的影响；第三，细化总需求管理政策，把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利率等政策变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细化财政政策，把作为总需求政策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为总供给政策组成部分的税收激励等区别开来。

3、后凯恩斯主义

同时，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传统的重点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它又分为欧洲阵营和美国阵营。前者比较重视凯恩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确定性以及货币金融对经济体的影响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凯恩斯主义就是在其活跃的时期也处于学术边缘的地位，仅仅对欧洲国家的实践有微小的影响。

（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凯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经使古典传统失去其在经济学中的风光地位。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古典传统又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身份重新焕发出其学术魅力。与新凯恩斯主义不同，新古典主义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从下到上的方式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套微观基础，其模型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连续出清这三个基本假说的有机组合。

经过长期的争论 ，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达到了某些共识 ，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两个基石，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并且都坚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必须以法治为制度基础；（2）信奉自由市场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机制；（3）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2/3的假说，只是拒绝了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而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而新凯恩斯主义坚持认为，经济周期现象表明了某种重大的市场缺陷，要恢复到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过渡期。第二，新古典主义认为 ，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努力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而新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这类政策对于降低经济的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带给国际社会深刻反思，连西方大国舆论都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价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宣称要把社会主义扔进垃圾堆，认为世界历史已经终结。在这两种舆论反差中，国际社会不断地搜寻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总所周知，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多年中，美国经济的运行相当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步入一高双低的良好态势，即实际GDP增长率高，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种稳定状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宏观上的格林斯潘主义和微观上的里根主义。

但是，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思想根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相互推脱责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干预市场运行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再次证明“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里根主义”彻底破产。

要对这种相互指责的状态做出实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须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国政策的经济思想基础。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转换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并用的政策形态。

（一）格林斯潘的新凯恩斯主义政策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把美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归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关于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决策，使美国经济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失控。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尽到了职责，也符合凯恩斯主义如何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思想。

具体说，为刺激经济增长，1991～1999年间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从7%一度降至3 %。利率的大幅下调刺激美国企业不断增大设备投资，形成美国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新经济）。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为刺激总需求，美联储由加息周期转为减息周期。但是，正是这一轮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国房市的高度繁荣，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这使得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分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低收入者也可以获得房贷，从而最终给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只在于美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从经济泡沫的培育过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种做法使得其理论立场也不甚清晰，人们常用“新货币主义”来指称这种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其实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二）里根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义”。这种“里根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新古典主义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经济自由化。小政府要求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经济自由化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应尽量取消对市场行为的约束。在美国的实践中，其后的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着里根主义，这类政策对最近20多年美国的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美国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在金融领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说，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三、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与实质

（一）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

1、美国救市方案

为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08年9月通过了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 美国国会众院否决了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现救市方案总额增至8500亿，10月3日在众议院投票获得通过。美国财政部和联储联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行国债收购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其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美国本轮的救市计划事实上是想通过斩断金融崩溃中的关键链条来达到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做法 ，这是面对金融危机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这符合新凯恩斯主义债务型通货紧缩假说的精神。

2、欧元区国家救市方案

欧元区15国首脑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开欧元区首次峰会并推出联合救市计划，以共同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此项计划的要点是：债务担保，欧元区成员国2009年年底前为银行5年期以下的新债务提供担保，以帮助增强投资者对收回投资及其回报的信心，降低银行借贷难度；银行资本重组，欧元区国家政府承诺以资本重组和其他“相应手段”救助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会计规则，政府将寻求改变“按市值计价”的会计规则，防止银行因金融危机冲击而标价过低，从而加剧市场恐慌气氛。

3、中国救市方案

国务院总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二）救市方案的新凯恩斯主义本质

凯恩斯革命本来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主义带有危机经济学或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性质。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 ，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的观点： 我们要以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形势的精神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做得还不够，那就加大力度，改变方法，直到信贷开始流动，实体经济开始恢复。

因此，对于应对这场危机克鲁格曼提出的具体方案是：“首要的任务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瘫痪，而要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资金，注入资金的系统应该包括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如果注入资金效果不显著，可以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其次，即使信贷市场复苏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威胁仍然存在，必须采取素来高效的老药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最后 ，在经济呈现出恢复之势，则必须转向预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体系以防止危机再次爆发。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方案开启的是危机管理机制，或者说各国的救市政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应急政策。

四、基本结论

（一）凯恩斯主义是以需求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型

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永久性政策影响就是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只要是这类政策，就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因此，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时代影响实践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形态不同。同时，所有形态的凯恩斯主义都是自由制度的拥护者，它们反对的只是放任自由主义形式的市场制度。

（二）各经济体救市方案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应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模式的争论。主流媒体中出现一种主张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认为美国不得不干预经济，甚至于采取某些 国有化政策。这其实是把政府救市行动等同于国有化，进而等同于社会主义，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误解。危机时期西方国家采取一些类似国有化的措施，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会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而会在危机过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它不会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改变，但具体管理体制却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制度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而是根据经济实际运行的时代要求，不同时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围和干预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应该阻碍正常的经济调整，更不应该保护那些原本就应抛弃的落后的生产力部分。明智的经济政策既要考虑到短期的效应，也要考虑到那些必须预见到的效应――长期影响。总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得当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幅度；而运用失当，它就会给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没有一种经济能够保持永远繁荣，波动是市场经济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处理繁荣时期所积累的问题。但是，每当经济面临衰退之时政策当局总是热心于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使繁荣人为地延续下去。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和维持暂时的表面繁荣，但在长期中却容易使经济体滋生出各种经济泡沫，阻碍经济结构的正常调整。因此，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信条的政策执行者对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人们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标管理长期经济的智慧持慎重态度。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方向

新古典主义在学术上居于显赫的地位，但在宏观政策的实践方面却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或其变体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宏观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本身却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凯恩斯主义者更谨慎地审视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会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怀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机，由于双方都是在微观基础上进行宏观政策的争论，而微观经济学是比较成熟。因此，凯恩斯主义可以强化其学术地位，并加快这两种主义走向新的综合，使得双方的差距不断缩小。

参考文献：

[1]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M]，中信出版社，2009，第178页.

[2] 许经勇.萧条经济背景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和现实性[J].理论探索与争鸣，2002，（2）.

[3] [美]大卫・科茨.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海外视野.2008（13）.

[4]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 张秀娈，陈新岗.试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美国经济史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7，（5）.

篇12

关键词：阶梯电价；城镇居民；经济利益

一、引言

近年来，全国电力消费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江苏省经济发展迅速，居民生活用电量也在大幅增加。自2010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运行持续向好发展，江苏省用电量呈现持续增长状态。2011年江苏省居民生活用电量已经是2000年时的四倍水平。从2012年7月1日起，江苏省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式电价。居民每月的用电量分为三档，其中，第二档和第三档电量依次递增，相应电费比第一档电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居民生活用电价格不再实行统一的电费标准，而是根据家庭用电量不同收取不同的价格。研究阶梯电价政策的实施对江苏省居民生活经济利益的影响可以初步分析这个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Berg 和 Roth（1976） 认为，生命线电价将增加部分穷人的负担，提高部分高收入人群的收益。Parhizgari 和 Davis （1978）预测了三种用电量水平下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也有文献认为，递增电价在经济学上是低效的政策，因为扭曲的价格会引起资源分配的低效。Cullen等（1983） 观察了穷人家庭的样本，发现他们将不会从生命线电价中受益，这部分低收入用户的电费支出将增加 （Mercados Energ ticos，S.A. 2002； Sanford V. Berg &Willian E.Roth 1976）。

林伯强、牟敦国（2008）考察能源价格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李玉杰、王庆石（2010）实证分析了不同电价方案对各产业部门价格水平的影响程度，发现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最大。王腊芳（2010）测算出，电力价格每上涨1%，对城镇居民来说受影响最大的高收入家庭比受影响最小的低收入家庭高0.026%，然而农村居民家庭则为0.0072%。李志青（2012）认为，由于阶梯电价对中低收入者、高收入者用电支出的不确定性，不一定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积极作用。

三、阶梯电价的经济学分析

（一）拉姆齐定价法

从效率观点看，实施价格歧视策略是低效率的，因为它导致了社会福利损失（DWL）.电力行业具有非常高的固定成本和相对较小的可变成本，即平均成本曲线（AC）会始终随着产量增大而下降。没有政府价格管制，垄断者会把价格定为PM，产量限制为QM。然而帕累托最优的产量是Q*，此时价格应为P*=MC.然而如果政府要求制定这个价格，企业就会出现亏损。如果允许企业把价格提高到MC以上，产量就会降到Q*以下，即出现社会福利损失（DWL）政府管制后的价格PR是使得垄断者能够弥补成本的最低价格，此时的供给数量为QR，这种定价方式是由Ramsey最早提出的，称为“Ramsey定价”。

图Ramsey定价

递增阶梯定价是非线性定价的一种形式，理论基础是拉姆齐定价法，核心思想是使得垄断企业在收支平衡的约束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只有具有不同需求弹性的产品定价才可以实行拉姆齐定价法，即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用户被收取较高的价格，因而他们承担更多的补偿固定成本责任；需求价格弹性较高的用户被收取较低的价格，因而他们承担较少的补偿固定成本责任。采用拉姆齐定价法制定居民用电价格，既可以考虑电力公司自身的成本，又兼顾到不同居民的支付意愿。

（二）消费者选择模型

从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政策的实施，并不会使城镇居民用电量减少。相反，随着城镇居民用电量的不断增加，阶梯电价政策结果会导致城镇居民用电支出增加，同时城镇居民消费总支出水平也会相应上升。

四、江苏省阶梯电价实施的案例

某居民用户为逢双月抄表用户，下表为该用户某年度的抄表电量情况。江苏省居民用电实行两段制分时电价，峰段为每日8：00-21：00，电价标准为0.5583元/度，谷段为每日21：00-次日8：00，电价标准为0.3583元/度。

表江苏省某居民2012年用电量情况

从以上计算可看出，到12月时该居民用户年累计用电量达到5560度，比未实行阶梯电价时要多付出330元的电费。

根据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者最优化选择模型分析，以及对江苏省的案例中可以得出，实行阶梯电价政策后，城镇居民的电费支出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和统一电价政策相比，城镇居民的消费总支出会增加，经济负担也会相应增加。仅仅依靠阶梯电价试图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无法完全实现，政策制定者还应该考虑到对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影响。（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邹薇.高级微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38—239.

[2]刘根节，金英姬.我国居民生活用电阶梯定价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研究，2012，28（5）：34-36.

[3]牛文琪，史安娜.基于ELES的阶梯电价影响研究[J].商业研究，2013，420：109-114.

[4]朱成章.阶梯电价是我国电价改革的阶梯[J].中外能源，2011，16（3）：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