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6 09:50:06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茶艺的基本礼仪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企业在核算存货时,可以采取实际成本法和计划成本法。实际成本法是指企业的存货增加和减少都要按照实际的价格入账,采用原材料、在途物资等科目进行核算。计划成本法是指企业的存货增加和减少按照企业的计划成本入账,在期末调整材料成本差异,结转出实际成本。计划成本法与实际成本法的优势在于前者可以利用材料成本差异作为企业的成本控制手段,通过比较事前、事后的成本和不同时期的成本,检验企业的成本控制方法是否有效,在哪些方面还存在着缩减成本的可能性等。
一、材料成本差异的理解分析
“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属于资产类的调整账户,用来核算企业采用计划成本时进行日常核算的材料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差额。借方登记超支差异及发出材料应负担的节约差异,贷方登记节约差异及发出材料应负担的超支差异。期末如为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大于计划成本的差异;如为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小于计划成本的差异。企业的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产成品、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在采用计划成本法进行核算的时候,存货的增加和减少环节都要使用到材料成本差异,但是具体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超支和节约?是哪方面的超支和节约?通过简单的举例即可说明。
例1:宏达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2年9月1日,购进A材料一批,增值税发票列明货款20000元,增值税额3400元。发票账单等结算凭证已到,价税款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材料已验收入库。A材料计划成本为19000元。
分析:根据发票账单、转账支票存根等结算凭证,借:材料采购——××单位2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00;贷:银行存款23400。根据收料单,借:原材料——A材料19000,材料成本差异——原材料1000;贷:材料采购——××单位20000。在这里,材料的实际成本是20000元,计划成本是19000元,实际比计划多了1000元,即材料成本差异为超支1000元,在存货的增加环节借方表示超支。
承接例1,如果企业把本批材料全部用于生产甲产品,会计分录如下:借:生产成本20000;贷:材料成本差异1000,原材料19000。本例题中的材料成本差异是和原材料同时结转出去,在实际工作中,因为企业的材料发出很多,一般是在期末统一计算出材料的成本差异率,再一次性结转差异。“原材料”账户表示的计划数额,而“生产成本”账户表示的是实际数额,贷方的“材料成本差异”表示的是把原来材料增加时超支的1000元转到生产成本中去,调整生产成本的实际数额,在存货的减少环节贷方表示超支。
例2:宏利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2年10月1日,购进B材料一批,增值税发票列明货款20000元,增值税额3400元。发票账单等结算凭证已到,价税款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材料已验收入库。B材料计划成本为20500元。
分析:根据发票账单、转账支票存根等结算凭证,借:材料采购——××单位20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00;贷:银行存款23400。根据收料单,借:原材料——B材料20500;贷:材料采购——××单位20000,材料成本差异——原材料500。在这里,材料的实际成本是20000元,计划成本是20500元,实际比计划少了500元,即材料成本差异为节约500元,在存货的增加环节贷方表示节约。如果企业把本批材料全部用生产甲产品,会计分录如下:借:生产成本20000,材料成本差异500;贷:原材料20500。借方“材料成本差异”表示的是把原来材料增加时节约的500元转到生产成本中去。在存货的减少环节借方表示节约。
由上面两个例题可以看出,虽然“材料成本差异”在材料增加和减少环节都有借方和贷方,实际上,超支或节约只是针对增加环节来说的,但是只要区分出增加时超支或节约,就可以弄清楚减少环节的超支或节约。
二、材料成本差异账簿的登记
当企业的记账凭证填制完后,需要登记账簿。用来登记材料成本差异的账簿有专门的帐页,如下表所示,在这里,按照收入、发出、结存分为3列。每一列中包含计划成本、借方差额(超支)、贷方差额(节约)3个部分。本月收入和月末结存的方向一致,但是本月发出与之相反,都有借方差额(超支)。其意义是不是一样呢?现举例说明。
例3:甲企业月初原材料账户10000元,材料成本差异账户为借方500元,本期收入材料计划成本8000元,材料成本差异为贷方200元,4日发出材料2000元,10日发出1000元,21日发出6000元。
分析:期末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材料成本差异率=(期初结存材料成本差异+本期入库材料成本差异)÷(期初结存材料计划成本+本期入库材料计划成本)×100%=(500-200)÷(10000+8000)≈1.67%,发出存货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发出存货的计划成本×材料成本差异率=1.67%×(2000+1000+6000)=150.3元,调整生成成本,会计分录如下:借:生产成本150.3;贷:材料成本差异150.3。那么,这150.3元是计入本月发出这一列中的借方差额(超支)还是贷方差额(节约)呢?
在这个专门的帐页中,借方差额(超支)是指增加材料过程中的超支,不是指借方发生额;贷方差额(节约)是指增加材料过程中的节约,而不是指贷方发生额。从上面的计算中可以知道150.3元是指把增加材料环节中的超支额转到生产成本中去,使其体现实际成本,所以应该登记在“本月发出”中的借方差额(超支)内;如果计算出来的是-150.3元,是指把增加材料环节中的节约额转到生产成本中去,所以应该登记在“本月发出”中的贷方差额(节约)内。另外,在登记的时候,150.3元用蓝字登在借方差额(超支),而不是用红字登记在贷方差额(节约),因为红字表示更正、冲销。在有借方差额(超支)和贷方差额(节约)的情况下,只要区分出增加环节的节约或超支就能方便登记帐页了。
参考文献:
临床检验在疾病诊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检验结果正确与否,对疾病的确诊及治疗起着关键作用。而临床检验中,标本的合格率、是否正确采集与处理,对疾病的诊断也起着关键作用[1]。本文对医院检验标本的采集与处理原则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9月-2012年9月我院收治的住院患者100例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58例,女性患者42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34.2±2.1)岁。选取的所有患者均进行标本采集,并且将采集到的标本全部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其中,进行生化检查及进行静脉血常规检查的患者有21例,进行隐血试验检查及粪便常规检查的患者有20例,进行尿液检查的患者有19例,需要取痰液进行痰细胞培养检查,同时还要进行药敏试验检查的患者有14例,进行阴道分泌物检测的患者有13例,另外13例患者需要对患者进行宫颈刮片制作标本,进行细胞学检查。
1.2 医院检验标本采集及处理原则 在采集患者标本与处理时,一定要遵循以下原则。①严格遵照医嘱。检验标本采集人员一定要详细确认医嘱的主要内容及标本检验目的,了解标本采集部位及操作方法,同时,标本采集之前,一定要详细确认患者的住院号、床号及姓名,避免标本采集错误,另外,要选择适当的时间进行标本采集,提前通知患者,使患者能够做好心理准备。②做好充分的准备。充分准备指的是患者及标本采集人员。标本采集人员一定要明确检验标本的性质及检测目的,标本采集之前一定要将采集工具准备好,同时,还要准备好标本存放的容器,在容器表面贴上标签,避免混乱标本。另外,标本采集之前,一定要对患者进行相应的心理辅导,向患者详细讲解标本采集的目的及重要性,使患者能够保持稳定的心态,积极配合标本采集;如果要检测患者的血糖或者血脂水平,标本采集时一定要保证患者空腹进行,避免影响检测结果;并且,在标本采集前,患者要戒烟酒,也不能进行剧烈运动,避免影响标本检验准确率。选择适当的标本采集时间就是要求标本采集人员根据检测项目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标本采集时间,保证标本质量;如:尿液检测,最佳标本采集时间应该为患者清晨首次尿;而痰液标本的采集也应该在清晨进行,将患者起床漱口后,第一口咳出的痰作为标本,能够准确检测出患者尿液的阳性率;另外,需要采集女性患者的粪便或者尿液标本,应该要避开患者的生理期,特别是采集患者阴道分泌物作为标本,另外,还要保证女性患者标本采集前一天避免活动及阴道局部用药。③做好严格的查对。标本采集人员一定要对患者的化验单进行严格的查对,查对内容包括:姓名、年龄、性别、床号、住院号、标本性质、检验目的等。④采集操作方法要正确。标本采集人员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标本采集部位,同时,根据采集部位确定正确的采集方法,严格按照规定要求进行操作。如:标本采集为静脉采血时,最佳标本采集穿刺部位为患者肘正中静脉的位置,进行穿刺之前,一定要将患者的穿刺部位进行严格的消毒。如果患者为成人,静脉采血时,每次采集的血液剂量为5-10毫升,而小儿则每次采集2-5毫升,标本血液的接收容器为培养瓶或者真空试管,血液采集完后,要将接收容器进行温和的摇晃,将血液与抗凝剂充分混合,避免标本凝固。⑤要将采集后的标本及时送检。检验标本采集完成后,一定要将标本及时送到实验室进行保存检验,不能将采集的标本私自保存[2]。
2 结 果
本文中需要进行标本检验的100例住院患者,在相关规定指导下,全部患者均成功采集标本,并且采集的标本全部均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没有一份标本被私自保存。
3 讨 论
医院检验标本的采集与处理是为了能够准确进行临床诊断,明确患者的病情进展,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合患者病情进展的治疗方案。但是,检验标本采集与处理过程中,涉及的环节较多,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继而对检验结果产生严重影响,使患者不能得到及时准确的治疗,所以,检验标本的质量、采集与处理是否准确,直接关系着患者的病情诊断及治疗,因此,检验标本的采集与处理一定要保证标本采集方法的准确性及标本采集操作的规范化。
据报道,影响标本质量及检测结果的原因中,标本采集前的分析错误在所有错误中所占的比例为68.2%,而分析前错误中,所占比例最高的错误为不正确的标本采集方法。所以,标本采集方法的正确是否及标本采集操作规范与否,直接关系着标本质量及检验结果,因此,标本采集前,临床医生一定要与标本采集人员多加交流,指导标本采集人员标本采集的正确方法及注意事项,同时,还要指导他们规范化的操作方法,保证他们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标本采集,从而保证标本检验结果的准确性[3]。
从本文中看出,标本采集前,采集人员及患者的准备,采集方法、采集量、防腐剂与抗凝剂的使用剂量及种类、标本送检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均会对标本质量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检测结果,所以,各实验室可以针对上述各个环节,将上述项目的规范操作、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等制成表格,在各个临床科室中发放,引起各个科室的足够重视,保证标本采集质量,从而提高标本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便于对患者进行正确有效的治疗。
参考文献
关键词:商品价值;“差异性”;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079-07
一、价值的“差异性”理论
价值的“差异性”理论[1],包括期差性、域差性以及业差性等三个概念。
首先,关于价值的“期差性”,是对价值概念的一种纵向认识。我们都能够觉察到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往往是不相同的,价值量的这一性质,笔者将之称为“期差性”。其含义是说, 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相当于去年商品价值量的两个单位;如果今年的劳动生产率比去年降低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商品价值量就只相当于去年的1/2个单位。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思想是一致的。马克思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 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2]。
从全社会来看也是一样,即便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加1倍。当然,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与去年相比并没有变化。需要强调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今年的价值标准来计算,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按照去年的价值标准来表示,那么,今年和去年的商品价值总量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并且,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假定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去年的1/2,那么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也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应该与去年相同。而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是去年的1/2。以上分析,在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示:
这里所说的商品价值的“期差性”原理,不仅强调了不同年份(例如今年和去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是不同的,而且指出了其“差”在于采用了同一计量标准,即因以某一年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而产生。并坚持了一个基本点:如果各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不变,按照各年单位商品价值量为计量标准的话,商品价值总量不变。另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值的“期差”是可以测度的,由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率决定。
为了说明商品价值的“域差性”概念,我们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更多的价值”,“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3]。
可见,各国的单位商品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呈现的是一种“阶梯”状态,其统一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域差性”概念指国际间的价值标准所存在的差异问题,进一步说也可以包括不同地区间或企业间的价值差异。为此,我们令第i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各国单位社会价值)为di,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国际单位价值)为d。则si=ddi为第i国的国际价值实现率。si>1说明该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该国单位社会价值)di较小,即劳动生产率较高;反之,si
关于价值的“业差性”概念,我们首先会想到马克思曾经谈到过纺纱工和珠宝细工的例子,他指出由于珠宝细工的劳动和纺纱工人相比是复杂劳动,珠宝细工的劳动在同样多的时间里,会物化为更多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关于商品价值的“业差性”是这样考虑的: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复杂程度不同,劳动生产率也不同,这样在价值创造上肯定是有区别的。不过,我们用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或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也肯定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因为产品不同,计量单位也不同,试问1千克钢铁和1件上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怎么比较?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单位并不是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h/d,其中,h是时间单位,例如小时等;d是使用价值计量单位,例如,公尺、吨等。我们的办法是在不同行业间,各取“平均劳动”1小时来进行比较。
可以选择某一种劳动令其复杂度为λ,就像选择黄金为货币一样,当然这需要一定的原则。我们选择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其理由是源于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高级劳动都要不断地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把一日高级劳动还原为X日简单劳动”[3]。下面我们把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的计算公式导出来。令αi是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bi=αiλ则表示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系数,Li表示生产第i种商品所投入的全部劳动量,αiλLi则为第i种商品所形成的社会劳动量,因为∑biLi=∑αiλLi=∑Li是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由此可知,必须取λ=∑αiLi∑Li。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行业间商品价值的差异性的问题了。
假如生产第i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i=3,生产第j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j=6,生产第k种商品的劳动复杂度αk=0.5,那么,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相当于第j种商品的劳动的0.5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的6小时。如果,社会平均劳动复杂度λ=4,第i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4小时,第j种商品的劳动1小时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3/2小时,第k种商品劳动可以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1/8小时。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抽象劳动时间。讨论到这里,现在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由于价值的“差异性”所引起的相对价值量的源泉问题,这一点可以用劳动复杂度的理论予以解释。首先,价值的“期差性”作为价值量时间维上的纵向变化,例如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今年的商品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长1倍,意味着劳动复杂度也提高了1倍。横向上的商品价值“域差性”的概念,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空间维上的变化,其背景是各国劳动复杂度的不同。而产业间的商品价值的“业差性”,反映着不同行业之间的劳动复杂度差异。
二、对人力资本概念的本质认识
首先区分一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简单劳动力只相当于理论意义上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
只在理论意义上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实际上任何人力资源所含有的人力资本都应该是大于零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劳动力的含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3]。
马克思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就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3]。
这里所说的“普通劳动力”,应该是社会平均劳动力,由于在当时其教育费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便“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当然,在当代,即便是简单劳动力,其教育费也不能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对于复杂劳动力来说,马克思看到“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劳动力的复杂程度与教育费成正比。只是,马克思并没有把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看做投资。
我们把这种随着劳动力的复杂程度而增加的教育费称之为人力资本投资。我们将强调如下观点: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 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对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源的概念混同,还表现在对人投资的内容上。非教育(包括技能训练)性的对人投资,例如卫生保健等,应该属于人力资源建设,不能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
还有一种说法:所谓人力资本,就是指人作为资本而存在,具有资本的功能。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是货币资本,即出资人的资本。在现代企业运营中,货币资本是被动性的资本,而人力资本是主动性的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4]。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可变资本,不过将之与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概念硬行等同了而已。但是,可变资本意味着预付资本中用于劳动力资源的资本,即便把在职培训等包括进来,也不能等同于人力资本投资。只是,这里提到人力资本是主动性资本,货币资本没有人力资本推动是运转不起来的,触及到了人力资本的重要特性之一。
不过这一看法来自费歇尔。费歇尔首先指出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而物质资本是“被动资产”。作为一种投资,人力资本应该具有资本性质,与物质资本一样要求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即取得平均利润,这是人力资本的一般性。而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则在于:劳动力与资本重合在一起,这属于一种二重性。
所谓人力资源,指劳动力资源,即一定年龄段(通常为18―60岁)具有一定智力和体力的人口,是人口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指标。人力资源的质量体现在智力和体力上,包括知识、技能、经验、健康等。其中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的存量就是人力资本。天赋虽然同人力资本形成有很大关系,但是却不是人力资本问题,属于人力资源质量问题,构成提倡优生原则的前提之一。贝克尔区分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以及一般技能和特殊技能。这是对于企业内而言。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到全社会, 可以提出一般教育和特殊教育,以及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概念。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的形成相关,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的形成相关。这样,可以考虑, 一般教育与一般能力属于人力资源投资问题; 特殊教育与特殊能力属于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把一般能力归于人力资源,把特殊能力归于人力资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两者之间的界限是会变动的。
人力资源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人力资本不能脱离人力资源而单独存在。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体现出一种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类的,表现在人的身上;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两者的源泉。没有人能够把自己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5]。人力资本的每一种要素,都无法独立于人力资源,这同任何物质资本都是不同的。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基本属性之一, 属于人力资源的质量问题,所有的人力资源都拥有人力资本,从量上看只存在多少的区别,不存在人力资本为零的人力资源。人力资源通过人口的生育、养育而形成。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嗓音,容貌,身高甚至运动能力和智商等,因为这都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在先天因素上人们并不是平等的,这就算是“上帝”的不公平吧。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但是我们不能“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马克思语。不过,一个人所拥有的先天条件,即体力、智力等,对他所能获得的人力资本在速度和数量等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企业在考虑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时,有必要对投资对象进行筛选[6]。超人的天赋(天生的金嗓子,2米以上的身高,以及智商150以上的天才等)毕竟是极少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并非天然特权而是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以及个人努力和实践而形成的,这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表现。早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知道了“有教无类”的道理,并且有了“曾参愚笨”的宝贵经验。
人力资本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先天的,而是经过投资而形成的。并且人力资本只能通过对人投资(无论何种形式)而形成,这是人力资本的最基本的性质。与物质资本不同,人的能力是一种变量,可能具有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的潜力,在某个特定的方面,也可能相反,从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或然性。把人的劳动能力视为一种变量, 进而把人的劳动能力看做是可塑的,是整个人力资本理论的根本前提。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有时与其载体人并不一致。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组织或政府。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投资便产生产权主体和产权对象的二重性。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资本的产权是所有权的一种,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四项权能,反映人与人之间在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资本活动中的相互关系。与资本产权相关有三项要素:(1)产权主体。(2)产权对象。(3)产权效用。人力资本的产权分析,当然也离不开这些视角,不过人力资本产权还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在分析中必须予以重视。有人认为,只要有人身自由,人力资本就天然属于个人所有,这是不准确的。个人固然是人力资本的唯一载体,却不一定是其人力资本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未必一致的缘故。
在现代社会,人本身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 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的一种,其投资者具有一定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这三项权能。当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来说, 这三项权能都不能是完整的,都必须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共同分享。从企业来看,人力资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工作前的学校教育以及工作期间的由自己投资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归本人完全所有;第二,由企业投资、提供时间脱产进行培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主要应归企业所有(其投资者具有相当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支配权);第三,在工作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企业和本人共同所有。
人本身虽然不能成为产权对象,但是人这种资源具有可再生性,是一种“活的资源”,通过持续有效地开发,可以不断地提高其存量,使之成为一种长期资源。所以,人就成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对象。
人力资本与人体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占有权天然属于其载体人。知识存放在无生命的著作、光盘或电脑中,和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说人力资本是活的无形资产,不仅在于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是有生命的,而且在于,知识输入到有生命的人脑中以后:(1)在某些方面会形成载体人的技能;(2)输入到人脑中的知识不会像光盘那样一成不变,不仅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甚至遗忘,而且也会带来创新。
知识创新尤其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的人,不仅是知识的一种存贮器而且是知识创新的源泉。知识创新基于创造力。创造力是一个人产生新思想、新观念,用新方法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德国心理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论证了这样一个命题:人性本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7]。吉尔福特认为:“创造性再也不必假设为,仅限于少数天才,它潜在地分布于整个人口中间”[8]。美国心理学家奥托也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惊人的创造力”[7]。总之,创造能力是普遍存在的, 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原则上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产生创造性的设想,创造性的进行设计。
一般说来, 人的创造能力与其知识存量,也就是说与其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成正比。因而,创造能力也可以部分地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产物。
由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和形成方式上都与其载体人密不可分,因此即便人力资本的载体人不是投资者的场合,他实际上也用自己的身体(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身体股”)同时参与了这一投资行动,所以也就天然地构成了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产权主体。于是,当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其载体人不一致的时候,会出现二重的产权主体,相应也便有了人力资本收益权的二重性问题。
从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来看,由于人力资本与其载体人的一体性,无论其产权是否完全属于载体人,其支出都要取决于载体人的主体性。人与机器不同,如果是机器的话,合上开关便会按照设定的程序运转;而在人的场合,即便是根据指令而动,也需要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人也有可能不听使唤,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宁死不从。这也就是哲学家在认识论中所说的“思维的至高无上性”。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合作或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人力资本本身没有主体性,而是取决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
人力资本对其载体人主体性的依赖,不仅表现在反应方式上,而且表现在形成方式上。如果没有载体人的努力,人力资本投资难以顺利实现,人力资本不会顺利形成。因此,人力资本不能仅仅视为由投资而形成,其中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另一个根据。如何使人力资本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涉及所谓“激励”理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也无须激励,人力因素就非激励不能尽其全力。这是由人力资本的产权特性决定的。这也就是哲学上常说的“主观能动性”问题。
总之,人力资本依赖于其载体人的主体性,其载体人的主观意志直接影响其产权效能。竞争环境的不同, 人力资本的支出也不同。并且,人力资本是创新的源泉。一般说来,创造能力与知识存量成正比,所受的教育或训练以及实践经验越多, 创造能力越强。从而,人力资本的支出,不能仅仅视为投资所形成的资本的支出,其中还包括其载体人的努力。这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分享的根据之一。如果载体人不接受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就不能实现;如果载体人不做出努力,人力资本的形成就会打折扣。因此,即便是人力资本的形成也包括载体人的贡献。这也就是载体人对其人力资本收益要求进行分享的另一个根据。
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微观上来看,由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如果不考虑创新,都应该属于劳动收入。而创新,例如一项新的技术产品,是不能用发明者的工资来衡量的。
例如,有人做过统计,袁隆平的水稻科研成果在我国大面积推广应用后,从1976―2006年累计增产2.6亿吨,按每吨1 000元计,相当于2 600亿元。去掉成本之后,这种收益也不是能够用工资来衡量的。创新属于生产要素领域,另外,现代的创新或发明,与爱迪生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往往需要极大的配套资本予以支撑。这些问题都不属于本文的探讨范围。
本文感兴趣的是人力资本的宏观经济贡献,相关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尽管明塞尔曾指出人力资本可以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理解[9],但是他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探讨。明塞尔游疑在一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之中:人力资本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也是它的一个结果。当然,他认识到了物质资本量越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大;其对称命题是: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越高,物质资本的贡献也越大。他由此而提出的人力资本与低技能的劳动相比和物质资本具有更大的互补性假说,是饶有兴味的[9]。
从全社会来看,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c+v+m=w,人力资本的增长只能体现在可变资本v上,可是,即便是v增大了,也不过说明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意味着一种技术退步,怎么能体现出经济增长呢?这需要我们跳出传统思维的桎梏!
价值的“期差性”理论,作为价值的“差异性”在时间维上的深刻反映,可以在纵向上清晰地分析这一点。例如,假定基期年的产出为100c0+50v0+50m0=200w0;下一年的产出为120c1+60v1+60m1=240w1。在这里,假定由于技术进步的要求,不变资本c增长20%,从100单位增大到120单位;与此相适应,假定人力资本也同步增长20%,体现在可变资本v从50单位增大到60单位,剩余价值率不变,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总产出也只不过增长20%而已。实际上,w1=240单位,是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体现的。如果用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看问题的话,就比较明显了。注意,根据技术进步的路径,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高于资本的扩张速度。也就是说,当资本扩大20%的时候,总产出的增长肯定大于20%。假定基期年的产量为q0=100,那么下一年的产量一定会有q1>120。从而,如果按照基期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这一年的单价将小于基期年的单价2单位;而如果按照下一年的价值基准来衡量,下一年的总价值将大于240,即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的)大于20%。我们说,这种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推动。因为,根据劳动价值论,只有可变资本是价值的源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的物质资本已经损失殆尽,不少学者认为两国的经济复兴需要很长的一段时期,可是这两国却在短短的几年中实现了经济重建并且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只有人力资本理论才能够予以解释。
现在需要强调一下,伴随着上述可变资本的增大并不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与此相反,劳动力投入有可能减少。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增大呢?可变资本可以表述为v=wL,其中,L是劳动力投入,而w是工资率。人力资本的增长反映在工资率的上升上。如果工资率不能充分反映人力资本的增长,那么,将会挫伤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前文提到,全社会人力资本的不断形成,将引起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这将阻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是一个马克思所没有分析过的重要经济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统计资料却显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 社会资本有机构成反而越来越低。这种现象成为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解释战后三个经济学之“谜”其中的一个。把人力资本问题导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以后,将之作为复杂劳动力来认识,就可以解释这一点了。
上述由人力资本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当速度不快的时候,年与年之间的感觉有时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在进行国际比较的时候,就会立刻令人深有感触了。早在2000年就有人看到美国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自20世纪30 年代以来一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是,其GNP却一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但是, GNP却仅是美国的1/ 9 [10-11]。这需要用横向上的价值“域差性”的概念来进行解释。价值的“域差性”,相当于商品价值的“差异性”概念在空间维上的拓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直接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远远大于美国,为何国民生产总值却仅是美国的1/ 9呢,这也说明中国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要大于9倍。
由此,我们还可以来建立一个人力资本的国际比较指数。令fi表示按照第i国(地区)劳动者数平均的GDP,令λj=fjfi×100%,则λj表示第j国(地区)对第i国(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数。例如1997年,以美国为100%,则日本为102.3%,德国为94.6%,法国为100.7%,英国为78.8%。再如,2001年,以澳门为100%,香港则为165.1%。以按照劳动者数平均GDP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国际比较指标的理由是, GDP是一个生产性指标, 劳动者人均GDP显示出该国(地区)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能够反映出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与此相关的指标,例如人均工资则具有局限性,因为不能反映一个劳动者能够提供多少剩余劳动的能力;而人均GDP则认为是从全人口出发考虑问题的,不能充分反映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其实,如果按照劳动者人均社会总产值来考虑问题,效果会更好,但是在目前的统计制度下,只好割爱了。
存在于不同产业间的价值的“业差性”概念,作为价值“差异性”的一种综合性体现,可以对不同产业间人力资本状况进行比较。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随着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的增大,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应该会给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相应的收益(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原则)。但是,市场有时会出现失灵,政府有可能进行不当干预,经济制度有可能存在各种缺陷,所以即便不考虑人力资本投资对象的特殊性所带来的风险等问题,其收益也不是确定的,这意味着一种效率损失。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这里提出一个命题:一个完善的市场,取决于一个合理的权力配置结构。
总之,劳动价值论适用于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并且,能够克服人力资本理论固有的一些狭隘性或缺陷,从新的视角来认识问题,并且有可能形成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张忠任.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微观法则与宏观特征[J].政治和经济学评论,2011,(2).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8.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14,224,228-229,193-195.
[4] 魏杰.从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J].人力资本,2002,(8).
[5] 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上册[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吴涛.论创造教育的本质[J].海南师院学报,1995,(4).
[8] 燕良轼.创造教育:中国21世纪教育改革的主旋律[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4).
[9] 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M].张凤林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68-369
[10] 卫兴华.关于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问题[J].经济学动态,2000, (12).
一、引言
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相对应的,凝聚在劳动力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
经济学家们对人力资本理论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但现代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发端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的人力资本投资报告,他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理论,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比物质资本投资。[1]Romer(1986)构建了知识溢出模型,认为知识生产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知识投入又是受到私人决策行为支配的,知识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即知识在使用中几乎没有成本,但在研发中却投入巨大的成本,因此只有建立合理有效的私人知R投入机制,才能够最终促进经济增长。[2]Lucas(1988)建立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提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必须要考虑人力资本要素,并利用动态规划理论研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和最优经济增长问题。[3]Mankiw、Romer和Weil(1992)在Solow(1956)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用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口增长率3个变量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包含人力资本投资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能解释不同国家间每个工人平均产量的差别将近80%。[4]该模型简称MRW模型,在人力资本实证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后的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多是对MRW模型进行扩展。例如,Park和Brat(1996)通过加入R&D投资扩展MRW模型,发现R&D投资也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5]Nonneman和Vanhoudt(1996)同样加入R&D投资扩展MRW模型,研究发现包含R&D投资的MRW模型对OECD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差异的解释能力高达73.2%。[6]
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内生经济理论的研究学者也在尝试扩展 MRW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杨建芳等(2006)在MRW模型中增加了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发现与物质资本积累相比,人力资本积累对增长的影响力更大,人力资本投资(包含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7]孙淑军(2012)在对我国1978~2008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力资本投资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拓展的MRW模型及相关数据考察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人均实际产出及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8]
从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学家对促进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促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深入研究。总的来说,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中,人力资本逐渐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或是技术内生化的一种方式。人力资本逐渐成为促进各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发展状况。本文的目的是将人力资本理论运用于京津冀区域的经济增长之中,探讨人力资本发展对京津冀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
二、京津冀经济增长差异
京津冀地域相接,地缘一体。根据各地区和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2015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69312.9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24%,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分别为22968.6亿元、16538.2亿元和29806.1亿元,分别增长6.9%、9.3%和6.8%,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河北省经济增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2010~2014年五年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6%,比全国年均增长率8.6%的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河北省与北京、天津的经济增长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经济增量上看,2000~2014年京津冀三地均快速增长。相比于北京、天津直辖市,作为一个省的行政区域,河北省的人口众多、土地广阔,因而河北省的经济总量始终大于北京、天津,但是这种优势正在逐年淡化。与北京相比,河北省经济总量相对于北京的倍数由2000年的1.60倍减少到2014年的1.38倍;与天津相比,河北省经济总量相对于天津的倍数由2000年的2.96倍减少到2014年的1.87倍。
能够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更好的指标是人均GDP。2000~2014年,河北省的人均GDP与北京、天津相比并没有改善。与北京相比,河北省人均GDP相当于北京的比例由2000年的31.47%增长到2014年的39.99%,15年间增长了8.52个百分点;与天津相比,河北省人均GDP相当于天津的比例由2000年的43.75%减少到2014年的38.00%,15年间减少了5.75个百分点。
三、京津冀人力资本发展差异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地区差异不仅是科技、制度、区位的因素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也是经济发展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本在质和量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是高校毕业生人数、外来人数、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
(一)高校毕业生人数
高校毕业生人数是衡量一个地区人才质量的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京津冀地区高校数量较多,毕业生人数也逐年增长,随着毕业人员年轻化、个性化的发展,回原籍的观念逐渐淡薄,因此,高校毕业生人数能够较好地反映人力资本发展状况。京津冀的高速发展及政策扶持,使更多的高校毕业生有意愿留在京津冀地区就业和发展。
由京津冀三地高校毕业生人数及其比较可以看出,在绝对人数上,河北省高校毕业生人数以较大的优势高于京津两地,并且在北京人口承载能力受限和治理大城市病的背景下,河北高校毕业生的发展速度快于北京、天津。但是,京津冀三地共有普通高校262所,其中北京89所,天津55所,河北118所。在这些高校中,北京有211工程大学26所,985工程大学8所,天津有“211工程”大学三所,985工程大学2所,河北仅有211工程大学1所。专任教师数河北地区与北京相当,但就生师比而言,河北大大高于北京和天津。因而虽然从总体规模而言河北地区高校数量占据优势,但毕业生质量远远低于北京、天津。在校生数、招生数、毕业生数均显示,大量的本科人才集中于京津两市,专科人才则主要集中于河北省。
进一步,虽然毕业生总数河北省最多,但是河北省的总人口数倍高于京津两市。虽然河北每万人中高校毕业生人数快速增加,但是仍然显著低于北京和天津。也就是说,高校毕业生人数所占比重北京和天津高于河北。由此可知,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劳动熟练程度,河北劣于京津地区,高素质、高技术人才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有待提高。
(二)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
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更准确地度量了人力资本发展状况,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人力资本的质量。京津冀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其中北京受教育年限最高,其次天津,河北最低。这与北京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及北京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最集中、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高等教育也实现了大众化,是北京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北京利用它的地理优势、经济优势以及高福利水平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质人才,为北京的生产力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从2000到2014年京津冀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逐年增加,其中北京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由2000年的9.9827年增长到2014年的11.8542年,天津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8.9748年增长到2014年的10.5044年,河北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6820年增长到2014年的8.8676年。
2000年河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北京的76.95%,相当于天津的85.60%;2014年河北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北京的75.06%,相当于天津的84.42%。表明北京、天津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不仅大幅度高于河北,而且其发展速度也不低于河北,表明河北的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与北京、天津的差距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京津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河北,意味着京津的教育发展水平高于河北,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样高于河北。由此可知,河北需加强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充分发挥知识对经济发展进步的带动作用。
(三)外来人口数
京津冀地区的地理优势以及北京、天津的飞速发展和资源优势,吸引了大量人才的聚集,京津相对过剩的人才资源和周边地区相对匮乏的人才资源形成了鲜明对比。表5是北京、天津统计年鉴公布的近年来北京与天津人口迁入迁出量的数据。
从净迁入人口数量来看,2000~2014年北京净迁入人口每年在10万左右,而天津的净迁入人口则从2005年的114万增长到2014年的476万人。作为全国的首都,北京从来就不缺乏其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由于其人口密度的限度,北京不断提高外来人口进入的门槛,以治理其不断强化的大城市病。天津则在保证人口质量的前提下敞开怀抱,大力吸收高素质的外来人口,由此促进了经济的强劲增长。近年来其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全国各地区的领头雁,也远高于北京的经济增长速度。
《河北经济年鉴》没有公布人口迁入迁出的变化数据。从河北省的实际情况来看,河北人既不愿意外出寻找更好的就业创业机会,也极度排斥外来人口进入河北寻找就业创业机会。因此,除了受自然增长率的影响,河北省的人口变化很少受人口迁入迁出尤其是外来人口的影响。
四、推动京津冀人力资本协调发展
推进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必须推进京津冀人力资本协同发展。协同发展京津冀地区高等教育,大力吸引外来外来高素质人才,实现京津冀地区人力资本共享。
一是协同发展京津冀高等教育。在推进京津冀高校协同发展中,三地间虽建立一些联盟、签订了若干协议,采取了一系列的合作,但受制度机制约束,政府层面行政推进较少,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协同发展的成效不够显著。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13年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京津冀三地普通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天津增长率为5.37%,北京增长率为 0.01%,而河北为-21.19%;普通高等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费用天津增长率14.11%,北京1.65%,河北-33.72%。因此,不论是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还是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均反映了京津冀三地教育经费政府投入水平差别很大的格局。所以中央应该尽量合理配置京津冀的教育资源,加大对河北省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分配资力量,使三地的教育公平化。
二是大力吸引外来高素质人才。贯彻落实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的重要指示,建立健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完善对于外来人才的优惠政策,相关部门要在政策咨询、信息交流、资金融通等方面尽心竭力地做好外来人才的服务工作,进一步营造出有利于人才发展的优良环境。牢牢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一关键战略机遇期,大量引进外来优秀企业、加快提升本土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不断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以机遇吸引人才,以人才促进发展,以发展创造机遇,形成良性循环的人才发展模式。资源配套是人才引进的有力保障。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人才聚集,离不开城市的资源配套。努力优化交通运输、居住环境、医疗和教育资源,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改善生活环境,从而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使不断涌入的大量人才无后顾之忧。
三是推动京津冀人力资本协同发展。河北必须要下大力气做好科技人才这门课,把京津在技术、智力上的绝对优势转化为促进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把京津丰厚的人才资源转变为产业力量。利用协调发展这一契机加大三地的人才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为此,需要中央加大对河北的教育投入,加大对科技事业的投入等方面的投入,并且注重学习和借鉴外地的先进理念和做法。同时,还需要完善三地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为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通过建立以政策导引、共享共赢、完善市场为内容,服务于京津冀区域发展的保障机制,使京津冀区域内形成一个相互协调、竞争有序、定位准确的人力资源生态系统,以提升京津冀区域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Schultz,T.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l-17.
[2]Romer P.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1002-1037.
[3]Lucas,R.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4]Mankiw,G.N.,Romer,D.& Weil,D.N.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07(2):407-437.
[5]Park,W・G・,Brat,D.Cross-Country R&D and Growth:Variations on A Theme of Mankiw-Romer-Weil.Eastern Economic Journal,1996(22):345-354.
[6]Nonnemen,W.& Vanhoudt,P.A Further Augmentation of the Solow Model and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s for OECD Countri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111:943-953.
[7]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5):10-17.
随着普通高等院校的扩招,以往医学高等院校护理本科毕业生就业形势良好的情况正在逐渐改变,使许多护理本科毕业生面对严峻就业形势变得十分迷茫和困惑,本文着重探讨赣州市护理本科生就业观、价值取向、特点和影响因素,发现和总结护理本科生就业观念方面的潜在问题,为制定更为有效、更具针对性的护理管理干预措施和对策,纠正其不良就业观念,增强市场适应能力,为学生做好就业前的相应准备,指导护理本科毕业生成功就业。
一、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
随机抽取赣南医学院护理学院在校的护理本科生100人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不记名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深入访谈重点选取2009级16名本科毕业生(实习护生),并作出比较详细的个案访谈记录,最后将收集到的问卷和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
2.调查方法
自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从护理本科生的基本资料、本科护生的就业意向、影响本科护生就业的主导因素、就业前景、就业指导5个部分。选取赣南医学院护理学院就读的护理本科生100人进行调查,其中2011级21人,2010级63人,2009级毕业班学生16人。问卷采用单项选择不记名方式填写。
3. 统计分析
所有问卷均建立EXCELL数据库,采用IBM SPSS V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二、结果
1.护理本科生就业意向(表1)
护理本科生就业意向 (n=100)
■
2. 影响护理本科生就业的主导因素(表2)
影响护理本科生就业的主导因素(n=100)
■
3. 就业信息的来源(表3)
就业信息的来源(n=100)
■
4.对于就业前景的看法(表4)
对于就业前景的看法(n=100)
■
三、讨论
1. 护理本科生就业意向
在就业意向方面,护理本科生就业意向主要集中在二级或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这些医疗机构一般工资、福利待遇相对较高,工作相对稳定并有较好的专业发展前景,护理本科生中仅有极少数愿意去一般社区医疗机构从事护理工作,这与个人对社区护理发展现状的理解有很大关系,有些护理本科生认为一般社区机构护理的体系还不健全,不能实现个人价值;此外,人际关系等方面在影响护理本科生到社区就业的因素中也占有一定比重[1],护理本科生在实际工作体验与工作期望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有关。
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护理本科生的就业意向呈多元化的趋势,考研深造、考公务员等均占一定的构成比,只有极少数护理本科生是根据个人兴趣及社会需求来决定就业意向。
2. 影响护理本科生就业的主导因素
调查显示,57%的护理本科生视将来工作的工资、福利待遇为主导因素,比较注重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高薪和优厚的福利待遇成为吸引护理本科生就业的主导因素,有25%的护理本科生选择了工作的稳定性为主导因素,为了稳定的工作适当放宽工资、福利待遇的标准,可能与传统的“铁饭碗”、“终身制”思想有较大的相关性。
3.护理本科生就业信息的获取
由表3可以看出在就业信息的获取渠道上,学校组织的校园招聘会占了53%,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护理本科生就业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新兴的网络媒体占了护理本科生就业信息获取渠道的20%,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就业信息获取渠道构成比只占8%的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成为了护理本科生就业信息获取的次要渠道,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往届毕业的学长、校友及亲朋好友提供的就业信息占护理本科生就业信息获取渠道的15%,成为了护理本科生就业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
4.护理本科生就业前景
调查显示,护理本科生均认为,近年来的就业前景没有以前好,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虽然相对于其他专业,护理本科专业的就业率比较高,但其中存在现实原因,就是我国护理本科教育开始比较晚,就整个专业来说护理本科生比较少,经过近几年来随着我国护理本科教育的迅速发展,护理本科生呈逐年增多的趋势,无疑会使这一就业优势逐渐消失。
5.就业指导及相关建议
5.1 学生方面
护理本科生应积极调整心态,准确定位,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清晰地评估就业形势,结合自身特点,积极拓宽就业思路,个性化地择业,把握好就业期望与就业现状之间关系的平衡,以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就业心态去面对就业,从而顺利地开启人生新的职业生涯。
5.2 学校方面
学校应重视和加强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就业指导是指学校帮助大学生认识自己,给他们介绍职业知识解答询问,提供职业选择意见,辅导他们规划、设计好自己的职业生涯[2],让护理本科生正确的认识自己,并积极提供就业知识,提出择业建议,纠正护理本科生的不良就业观,为护理本科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指导服务,规划护理本科生的职业生涯。
由于绝大部分的护理本科生的就业信息来源于学校的校园招聘会及学校就业部门提供的信息,学校应当充分利用优势资源,举办多种形式就业指导座谈及招聘会,并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就业信息服务网站为护理本科生提供多元化多渠道的就业信息,让护理本科生保持健康良好的就业心态,得到全程的就业指导,实现学生、学校、社会的共赢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1
一、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影响差异概述
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着东西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情况,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造成的,同时根据生产要素总是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的规律可得,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向东部地区聚集加剧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东西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较大。这说明虽然人力资本对不同区域的经济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的程度和贡献率有所不同。
二、探究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差异的原因
导致人力资本发挥作用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
1.东西部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不同
根据Backer和Lucas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积累主要受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健康投资和迁徙流动四个因素影响。
(1)教育。在Lucas的人力资本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正规教育和干中学(learn by doing)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成在职培训。东西部地区教育科技发展的差异化不仅导致了东西部教育质量的差别,更造成了人力资本积累方式的差别,虽然国家对西部采取支持开发的政策,但是其中的教育投资所占份额较小,这也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形成有所影响。
(2)健康。下面主要运用构建模型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定量分析教育和健康对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的影响。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作为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组合成人力资本的方式:
H = AEλM1-λ ,λ
其中H为人力资本,E为教育投入,M为健康投入,λ为参数,A为衡量地区原有教育水平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的系数。
为了数据更有代表性和统计的便利,笔者选取东西部有代表性省份作为数据分析的对象,其中包括东部省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西部省份: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使教育和健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加标准化,我们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H = lnA+λlnE+(1-λ)lnM,λ
根据东西部地区1995-2000之间对教育和卫生健康的支出状况,进行回归,主要分析在近年来由于教育和卫生投入不同对东西部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结果如图1:
从回归模型中可知,人力资本的健康状况也实际影响人力资本的存量,对医疗卫生投入较多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也会增加的越多,从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会越大。
(3)迁徙活动。人力资本对东西部区域经济作用的差异,不仅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而且和人力资本流量,即人力资本迁徙有关,异质性高素质人力资本的迁入可以为当地经济注入活力,而且会增加当地人力资本积累。
2.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
随着的国家对人才流动的导向性,西部地区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也在逐步增加,但其对经济贡献作用依然有限,东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利用效率的不同也是其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同的原因之一。
三、政策建议
1.加强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协调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比例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内生化结构启示我们两者要合理高效搭配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的现状是对人力资本投资仍存在东西部空间的差异的情况,西部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占西部投资的比重较小。
2.区域配置
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激励机制,制定特殊优惠政策,加大人才激励力度,并且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即NGO)组织的作用,通过公益志愿活动引导促进人力资本区域的合理化配置。
参考文献:
[1]雷鹏.人力资本、资本存量与区域差异——基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社会科学,2011(03):53-63.
[2]万军康,梅小安.论人力资本积累的机理和方式[J].科技管理研究,2005(03):103-106.
[3]段平忠.人力资本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7):87-91.
赋税基本理论是笔者在欧美同行的启迪下提出的一个关于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的新概念,旨在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古税制,考察、描述和分析林林总总的赋税项目是怎样起源、设定并实施征收的。而所有权形态是认识中西中古社会赋税基本理论不同类型的重要基础,赋税基本理论正是在它的影响或制约下才设定了税项并实施了征收。那么,中英中古社会所有权形态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所有权形态是如何影响赋税基本理论的?怎样通过税项的设定看待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差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论述,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低度私有”的所有权形态
在中英中古赋税基本理论的形成中,财产所有权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而中古时代具有怎样的所有权形态与这种所有权具有怎样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密切相关。这个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应处于中古社会发轫时期,在中国约为春秋战国时代,在英国则在诺曼征服之前。那么,处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和英国,财产所有权状况如何呢?
先看英国。所谓历史基础,是指从罗马统治以迄诺曼征服期间的所有权发展状况。这一时期,是不列颠私有制萌生的关键时期。也正是这一时期,不列颠先后四次受到外族长期的大规模的入侵和统治,分别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罗马人、公元5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元8世纪的丹麦人,以及1066年诺曼人的入侵和统治。这些入侵无论积极与否都在英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人的入侵,打断了私有制的萌芽,使私有制的产生表现出断续坎坷、步履维艰的特点,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根据凯撒记载,在罗马入侵之时,英格兰还是一块荒蛮之地。占不列颠大多数的人口尚处在群婚制阶段,个体家庭和私有制还远未产生。他们“大多数都不种田,只靠乳和肉生活,用毛皮当作衣服。……妻子们是由每一群十个或十二个男人共有的,特别是在兄弟们之间和父子们之间共有最为普通,如果这些妻子们中间有孩子出生,则被认为是当她在处女时第一个接近她的人的孩子”[1](p52)。而沿海主要是南方沿海人口虽因罗马影响而稍有开化,亦不过刚刚踏上文明的门槛,处在农村公社的早期阶段。但是这种落后状况并不排除英格兰短期内产生私有制的可能,因为它的强邻罗马已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业已形成发达的私有制,而不列颠与罗马的来往亦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日益密切。从人类历史上看,先进民族征服落后民族并在那里建立一定时期的统治,是后者在短期内走出野蛮步入文明的常例。在罗马征服之前,英格兰已经频频感受到来白海峡对岸的罗马文明之风。征服之后,罗马人在不列颠南部建立了统治,并曾按大陆通行的方式在这里征收动产税和人头税[2](p3-5)。正是通过赋税征收以及其他的统治方式,罗马私有权观念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传入英格兰并形成了一定的私有制形态,从而为英格兰私有制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长达四五百年之久,结果不仅催生了农村公社组织,而且在南部发达地区导致了农村公社的解体,从而使不列颠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与罗马军队撤离而基督教人传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渡海征服了不列颠并建立了统治。从社会发展进程看,盎格鲁·撒克逊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这使在一定程度上业已罗马化的不列颠受到消极影响,社会发展受阻,并出现倒退现象。作为这种现象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们将土地按农村公社的原则进行分配,从而在那些罗马化程度较高已获长足发展的地区重演了农村公社的历史。《伊尼法典》反映了农村公社存在的一些情况[3](P364-372)。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土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私有,比如自7世纪中叶,国王赐地之事即不断发生。赐地所立文书,皆由来自大陆的教士起草,其中所用术语,多袭自罗马法,由此罗马法原则再度影响英格兰的经济关系。遗存下来的国王赐地文书约千余件,所赐对象包括教俗两界的封建主,而以宗教人士或团体居多。但资料证明,这时不列颠土地可分两种,一是书田(bookland),一是民田(folkland)[4](p41,p60-63)。所谓一定程度的私有,即指国王封赐的土地一一书田。而书田,只是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是民田,而民田仍属农村公社所有。所以综合看来,罗马私有制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
但就是这样一株纤弱的根苗,在丹麦人的入侵中再次遭到蹂躏。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期间,丹麦人曾多次大规模入侵不列颠,历时300年之久,对不列颠的历史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与已经发展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这些丹麦人大体处于民族迁徙时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水平。作为落后民族,他们的入侵给不列颠带来了巨大破坏。基督教会和修道院受到严重冲击,教堂等建筑设施多成断壁残垣,而基督教会不仅代表不列颠的最高文明,且担负着文明传播的历史使命。因此,对基督教的破坏必然带来历史的倒退。另一方面,由于丹麦人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他们对征服的土地仍像5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按农村公社的原则进行分配,从而使不列颠特别是丹麦法区又一次展现了农村公社的历史景观。受此影响,业已私有化或正在私有化的土地复归公有。例如,上层的赐地由私有恢复了马克公社的公有性质。私有制的发展再次受到遏制,历史进程再次中断甚至倒退。
丹麦人的喧嚣刚刚沉寂,诺曼人的入侵又复开始。不过,这次入侵与前两次不同,不是以落后征服先进,而是以先进征服落后。这种征服当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对不列颠文明来说,总体看来是利大弊小。如罗马征服一样,诺曼人带来了大陆先进的文明,从而改变了在原始社会末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加速了不列颠的发展。
外族的频频入侵,农村公社的反复展现,不仅严重干扰了不列颠本土的私有化进程,而且削弱了外来积极因素如罗马法的正常作用。赋税理论所赖以形成的现实条件,正是接受了这样一种历史基础。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税法上将企业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形成的资产都作为投资性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的税务处理应比照投资性资产的税务处理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七十一条对投资资产的计税基础做了如下规定: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购买价款为成本;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权益性投资性收益于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一、因持股比例上升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准则”)中的相关规定,因持股比例上升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时,应区分原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新增长期股权投资两部分分别处理。
对于原持股比例部分,如果原取得投资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大于应享有原取得原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视为通过投资作价体现的商誉,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如果原取得投资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小于应享有原取得原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追溯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和留存收益,借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贷记“盈余公积”科目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税法是以实际购买的价款作为计税基础,因而对于追溯调整原取得投资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小于应享有原取得原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税法上不作处理,因为追溯调整时涉及的是以前年度损益,对本年度应纳所得税税额并无影响,会计上确认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属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会计分录为借记“盈余公积”科目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贷记“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
原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至新取得投资的交易日之间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的部分:对于原取得投资时至新增投资当期期初按原持股比例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调整留存收益;对于新增投资当期期初至新增投资交易日之间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应计入投资收益;其余部分,属于其他原因导致的被投资单位可变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和其它资本公积。税法上对于原取得投资时至新增投资当期期初按原持股比例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处理类似于上述对于原持股比例部分追溯调整的处理,不涉及调整当期损益,不会对当期应纳所得税额产生影响,只是对会计上确认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对于新增投资当期期初至新增投资交易日之间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这块是会计上确认的损益,税法不予确认,因而在计算缴纳本年度企业所得税时应调整或调减,会计上确认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属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其余部分,因为会计上调整的是长期股权投资和其它资本公积,不涉及损益所以对当期应纳所得税额无影响,当期及以前期间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份额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贷记“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或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对于新增持股比例部分,其会计处理与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同,即如果新增的投资成本大于新增投资部分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差额确认为商誉;如果新增的投资成本小于新增投资部分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应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同时增加当期营业外收入。新增持股比例部分不调整时,账面价值等于计税基础,会计处理与税法相一致不需调整。对于新增的投资成本小于新增投资部分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时,税法对按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确认收益纳税调整减少,会计上确认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属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二、因持股比例下降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
根据准则中的相关规定,对于处置部分,按处置或收回投资的比例结转应终止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大于按剩余持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如果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小于按剩余持股比例计算的应享有原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和留存收益。
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转变为权益法核算之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中应享有的份额,一方面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对于原取得投资时至处置投资当期期初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扣除已发放及已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及利润)中应享有的份额,调整留存收益;对于处置投资当期期初至处置投资之日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中享有的份额,调整当期损益;对于其他原因导致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同时,应当计入“资本公积——其它资本公积”。
对处置部分税法第十六条规定企业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为转让财产收入,应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征企业所得税。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若要进行追溯调整的和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转变为权益法核算之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中应享有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的,其相关的财税差异及所得税处理与上述因持股比例上升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相关处理相一致的。
综上,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所涉及的财税差异主要体现在:因持股比例上升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的,体现在原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新增长期股权投资两部分;因持股比例下降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的,体现在经处置的部分和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追溯调整问题。这些差异使得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不同而要进行相应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对于影响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的损益要进行相应的纳税调整。
参考文献:
[1]司宇佳.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会计与税法差异及纳税调整[J].河北企业,2011(02).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出口结构日益优化,产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
本文借鉴了杨汝岱和姚洋(2008)对中国出口企业按照所有制形式进行分解,并且在统计出口数据时剔除了包括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数据,运用技术复杂度指数、技术含量指数以及显示比较优势指数,按照不同的产品分类方法对中国本土出口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进行了全面分析。
二、 出口企业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1. 贸易产品的技术分类。
(1)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简称“SITC”分类)。SITC分类方法主要按照商品的加工程度统计和对比国际贸易商品,它适当地考虑了商品的自然属性,并将其由低级到高级进行编排。
(2)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HS”分类)。HS编码体系主要用于海关、统计、进出口管理及与国际贸易相关各方的共同使用。HS编码体系相比之下更为系统、用途更为广泛,且由于各章均列有一个名为“其他”的子目,使得任何进出口商品都能在这个分类体系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
(3)Lall(2000)分类。Lall(2000)将上述两种方法相结合,将产品类别进行了细分。Lall(2000)的分类以生产技术活动汇总可获得的指标为基础,与大多数学者对于制造类产品的技术排序概念相一致。他的分类使得生产类别比一般的分类(如SITC分类0~4项目下的初级产品范围更广)。
2. 出口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计算。当前,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讨论,如杨汝岱、朱诗娥(2008)等。然而,其分析指标诸如显示比较优势、产业内贸易、国际竞争力系数等,大多只是对某类商品进出口差额等较为粗犷信息的简单综合,无法适应国际贸易统计标准的新变化,也没能对国际贸易商品的技术分布及相关统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反映。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Michaely,1984;Hausmann et al.,2005;杨汝岱和姚洋,2008等),本文以HS六位数分类的贸易数据为基础,分别建立了反映贸易商品技术水平的“技术复杂度指数”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技术结构的“商品技术含量指数”(朱诗娥、杨汝岱,2009),并进一步运用RCA指数对中国本土企业在不同技术水平产品上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
(1)技术复杂度指数(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Inde-x,TSI)。TSI理论和逻辑基础是李嘉图的成本比较优势理论,即:发达国家(或富国)出口的产品处于国际分工链的上端,技术含量较高;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出口的产品则处于国际分工链的下端,其技术含量较低。
其中,RCAij代表i国第j种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xij代表i国第j中产品的出口值;Xit代表i国全部产品的出口总值;xwj代表第j种产品在世界上的出口值;Xwt代表世界所有商品的出口额。
三、 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竞争力评价
这一部分,本文根据第二部分提出的评价方法从TSI、TCI和RCA三个方面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进行了动态评价。
1. TSI计算结果。本文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和“HS”六位码分类分别计算了1999年~2012年其各自目录下大类产品的技术复杂指数(TSI)。
根据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的计算结果如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初级产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复杂指数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也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正在逐渐增加。
根据Lall(2000)分类的计算结果如表2。
2. TCI计算结果。与TSI一样,本文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和“HS”六位码分类分别计算了1999年~2012年其各自目录下大类产品的技术含量指数(TCI)。
TCI指数的测算与TSI指数测算结果基本一致,2007年~2012五年间工业制成品显示出了较高的技术含量,且其TCI值逐年增大。根据Lall(2000)分类的测算结果也与前者比较吻合,PP(初级产品)出口的技术含量较低。此外,工业制成品中加工鱼肉类、木制品、饮料和植物油等产品(RMB1)TCI平均值仅为1.08,高技术制成品中光学仪器、制药、航空设备(HTM2)TCI均值为5.49,中等技术制成品的TCI均值也均低于10。相比之下,高技术产品中的电子产品、办公设备和发电机等产品技术含量显著较高,也体现出了我国出口产品种类的转型,以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3.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一般认为,RCA值高于2.5,说明该产品具有强竞争力;若RCA值在1.25~2.5之间,则该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若RCA值在0.8~1.25,则该产品具有一般竞争力;若RCA值低于0.8,则表明该产品具有弱竞争力(林珏, 2006;姚洋,章林峰,2008)。
由于RCAij是对一国某种产品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竞争力的反应,计算中剔除了国家为鼓励出口或限制进口对其的影响,因此是一种静态研究方法。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重点考察了我国2005年~2012年全部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根据HS2002统计分类,可以测算中国2005年~2012年各年度全部出口产品按“章”分类的RCA值以及近几年来的平均值,由于测算结果与Lall(2000)测算结果基本一致,此处因篇幅关系省略HS测算结果。(如表2)
综合表5及HS分类的RCA测算结果可以总结出我国所有出口商品中各类产品的竞争优势情况:
(1)具有强竞争力的产品(RCA≥2.5)的有:编码为42、46、50、53、54、55、58、60、61、62,、63、64、65、66、67、69、85、91、93、94和95的产品。除了编号69(陶瓷产品)为资源基础性产品,以及编号85(铁路、电车、机车设备)为中等技术含量产品外,其余产品均为低技术含量产品,主要覆盖了纺织产品、皮革制造、家具、乐器、玩具等制成品。其中,编结材料制品、雨伞和拐杖等制成品在强竞争力产品中RCA均值较高。
(2)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1.25≤RCA
(3)具有一般竞争力的产品(0.8≤RCA
(4)具有弱竞争力的产品为除上述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综上研究,可以看出我国产品的出口额迅速增长,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得到了较快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已经从以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转变到以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甚至有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出口产品的整体竞争力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步提高,这与我国对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重视、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有很大关系。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以来,大量的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和研发迁移至中国导致外资企业在出口数量大增,因此有必要剔除外资企业数据,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进行专门分析。
四、 中国本土出口企业贸易竞争力与外资企业对比
本文借鉴Hausmann(2005),姚洋、章林峰(2007)、杨汝岱、姚洋(2007),朱诗娥、杨汝岱(2009)等学者的相关指标,在对比了HS分类、SITC分类后,将Lall(2000)的技术分类与TSI、RCA相结合结合,对中国本土企业在不同技术层面的国际竞争力加以分析,并将其与外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进行对比。
数据区分了每一笔贸易的出口企业的所有制属性,这样就能够区分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的TSI及TCI测算结果。(如表4)
五、 结论
本文从全球商品贸易的角度,运用HS2002产品分类,更为准确地定义了商品的技术含量,并测算了2005年~2012年97章商品各年的技术复杂度指数(TSI)、技术含量(TCI)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考察了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问题,系统地分析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对我国本土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主要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研究显示,我国产品的出口额迅速增长,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得到了较快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已经从以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转变到以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甚至有赶超发达国家的趋势,出口产品的整体竞争力随着时间推移在逐步提高,这与我国对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重视、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有很大关系。第二,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和出口技术指数的变动来看,中国本土企业在近年来保持了出口技术水平的绝对增长,并呈现出追赶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态势,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三,中国本土企业在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具有较强竞争力,而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中具有一般竞争力,个别类别产品具有弱竞争力,因此仍亟需加强对出口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
参考文献:
[1] Akamatsu, Kaname: A Theory of Unbalanced Gr- 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In: Weltwirtsch- aftliches Archiv, Hamburg,1961,(86):196-217.
[2] 胡国恒.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部门的二元结构[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3).
[3] 李军.企业多重异质性与出口行为:Mlitz模型的扩展与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学位论文,2011.
[4] 林珏.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之分析[J],财经研究,2006,(11).
[5] 毛日晟、陈敬.中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及结构转型分析[J].东部经济评论,2004,(2).
[6] 项保华,叶庆祥.企业竞争优势理论的演变和构建――基于创新视角的整合与拓展.外国经济与管理,2005,(3),19-26.
[7]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 姚洋,章林峰.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优势和技术变迁分析[J].世界经济,2008,(3):3-11.
[9] 朱诗娥,杨汝岱.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竞争力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9,(1):8-14.
在目前的国内高校,每年培养出来的会计专业的学生多达50万人,会计专业是一个热门专业,招生量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对本科会计专业的学生培养,只注重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而没有对学生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这使得毕业生的数量很多,但是其专业素质往往不符合用人单位的要求。因此,要对本科的会计专业的教学进行改革,培养出能够满足用人单位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一、会计职业能力供需差异研究
(一)对职业知识的需求
会计师只有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是会计师发展的必要前提,职业知识需求是开机时执业能力需求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会计师进行工作的基础。一个会计师需要掌握的职业知识包括财务及相关知识、会计知识和经济管理知识等,还要掌握计算机信息知识,这样能够帮助会计师更加轻松地完成工作,其可以通过财务软件分析处理一些财务工作[1]。
(二)对职业技能的需求
一个会计师发展的最基础的保障就是需要具备职业技能,职业技能是会计师开展工作的方法和进行学习的方法,职业技能包括会计师的思想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等。思想问题能力,使得会计人员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对工作内容进行分析和处理,自我管理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能使会计人员不断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断创造价值。另外,会计师还需要具备良好的与人沟通的能力,这样能使其很好地与人进行协调工作,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使其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2]。
(三)对职业价值观的需求
职业价值观是会计师胜任工作的最基本的素质,是其工作行为能力的体现。职业价值观是会计师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的,职业价值观主要包括会计师的职业道德、遵守法律法规和敬业精神[3]。职业价值观能够反映出会计从业人员的社会适应性,能够规范其职业行为,当会计人员放弃自己的职业价值观而一味追寻利益时,其职业价值观就不存在了。
二、会计本科教学改革研究
(一)结合市场的人才需求进行改革
各高校在进行会计本科教学改革的时候,要根据市场的人才需求变化和会计人才需要具备的职业素养及职业能力制定改革措施。先制定培养目标,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应该提出不同的培养目标,如大一大二的学生,应该加强学生的通识教育,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增强其对问题的分析能力。还要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使其能更好地与人协调工作,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引导学生形成职业道德意识[4]。对于大三大四的学生,应该对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整合,然后将其梳理成专业的知识框架,在对学生进行课堂知识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将理论知识和职业能力相结合,加强学生各项专业技能的培养。
(二)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优化课程改革
对本科课程设置要体现层次性和递进性,并根据会计市场的需求设置特色的课程,根据会计专业的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增强学生的思想问题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人际沟通交往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5]。在进行教学改革的时候可以根据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所提出的会计教学改革课程模式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改革后的课程体系需要包括通识教育科目、会计科目和工商管理科目这三个部分。
(三)以能力培养为核心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法都是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灌输,这样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质量差。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需要以学生的能力培养为核心,如增加学生分析问题的教学方法,增加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学习,课前让学生准备资料,课上让学生分享学习资料,课下开展各种事件活动,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操作技能。
三、结语
随着全球化经济化的加快,我国会计环境越来越复杂,会计工作在企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对本科的会计专业的教学进行改革,培养出能够满足用人单位要求的高素质人才。本文首先对会计职业能力供需差异研究,然后对会计本科教学改革研究,希望能够促进高校本科会计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1]李芸达,陈国平,范丽红,费金华.现代职业教育背景下会计技能教学改革与创新[J].会计研究,2015,02:87-92+94.
[2]李明娟.基于职业能力供需差异的会计本科教学改革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5,10:170-172.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通过提供不同的“服务”,帮助企业为客户创造价值。当人力资源在提供相同的劳动,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劳动产生的价值补偿劳动,即形成人力资源成本和差异化优势。人力资源成本优势是经济物质发展的基础,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作为信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变化,单一的“劳动”的优势不再有连续性,企业必须依靠人力资源的差别优势,促进企业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满足客户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然而,组织结构,惯性,人才资源和成本的限制,使人力资源的差异,尤其是中小企业是很难实现的,也很难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1、人力资源的低成本和差异化优势融合的必然
1.1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和低成本优势,也就是应对差异化优势的变化时,人力资源在整合同等价值的劳动时,也形成了人力资源成本优势。人力资源成本优势是经济物质发展的基础,主要表现为“可持续性”的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本企业可拥有为客户迅速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必须更多地依赖于人的知识和智慧,通过独特的劳动即人力资源优势的多样性,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促进企业发展。
1.2成本障碍迫使人力资源差距必须综合成本优势时,人力资源提供了独特的工作的价值补偿劳动差异,以便人力资源优势形成差异化。人力资源优势的差异反映在特殊的劳动价值,劳动能力是与众不同的,拥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行为方式,它可以创造出更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同时为组织带来更多利润比竞争对手,那些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掌握关键技术或特殊技能的独特部分,通过他们的个人智慧和智慧激荡,带来的利润突破发展的限制。
2、实现人力资源的成本和差异化优势融合理论
基于人力资源成本和差异化优势整合,弥补现有的企业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不足,但在低成本和差异化竞争优势的下融合差异化,为人力资源成本和差异化竞争优势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知识经济时代,为技术的理论概念的更新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企业可以利用信息突破限制,加快反应速度和战略的灵活性,强化产品的特性,提高生产率。推动企业在更广泛的领域发展,并进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能力,加快企业组织结构和文化重建的速度和效率,加强企业知识转移与共享,提高整体素质和能力,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利用。
3、人力资源的低成本和差异化优势整合战略
3.1供应链人才供给和需求管理的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是企业人才战略,组织结构和管理团队可能随时有变化,造成自由流动的人才市场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人才培养和储备投资往往放首位,传统的通过内部培训和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不能满足需求。然而,稀缺人才市场,造成外部招聘成本增加,外来人员与岗位的匹配度也比较低,企业以及新老员工之间的融合会带来不小的风险和成本。
3.2引进“智力资源代替部分人才引进计划”
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源对企业的竞争优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是智力资源的载体。人才稀缺的今天,企业在人才竞争,这是对企业的考验,但代价是非常昂贵的,人才自由流动的市场增量人才流动等因素影响下,使成本控制的空间大大减小。
3.3人才本土化的扩张和渗透
人才本土化是跨国企业发展中普遍采取的人才战略。本文认为,企业的跨区域发展可以考虑人才本土化战略。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有加深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本地化程度,如实施自主创新,本地化的人才可以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结合这一定位思考,有助于本土市场的发展与自主创新;同时,帮助企业避免和解决文化冲突,更好地协调和处理员工关系。实现创新价值的同时,也具有相对较低的运营成本和人工成本,获得成本优势。在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本土化的人才已成为企业重要的人才战略。
3.4人力资源管理全球化
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使企业的经营环境复杂多变,促使企业要求变革组织模式,另一方面,更需要外部(供应商,竞争对手等)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协同效应,这种由于成本的分配,风险的降低,可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是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企业人力资源及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突破企业边界,通过人力资源交流,分享和人力资源的配置,培训,评估和利益分配管理功能获得更大的协同效应。
3.5突破障碍
变动成本法,也称直接成本法或称边际成本法,它是指在组织产品成本计算过程中,先将成本按其性态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只将变动生产成本作为产品成本的构成内容,而将全部固定成本以及非生产成本作为期间成本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经济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化使得决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企业管理的科学化也要求会计为企业内部管理提供信息资料,以便加强对经济活动的事前规划与日常控制。传统的全部成本核算法无法适应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经济,二战后变动成本法开始在西方企业诞生,得到广泛重视并普及地应用于西方企业的内部管理方面,成为管理会计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变动成本法下,将企业成本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两大部分。产品成本只包括变动成本,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将固定成本如固定制造费用、固定期间费用等,不计入产品成本。在产品出售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存货资产价值不包括固定制造成本;在产品销售时,转入销售成本与销售收入进行配比的也只是变动成本。这样,它就能提供反映产品盈利能力的贡献毛益资料,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决策、目标管理和分析考核。
在变动成本法产生以前,传统财务会计是将企业成本划分为制造成本和非制造成本,而不管它们是变动成本还是固定成本。计算产品成本时,将全部制造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全部制造费用(其中制造费用不管是变动费用还是固定费用)计入产品成本。在完全成本计算法下,产品成本包括全部制造成本,将非制造成本如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等不计入产品成本而作为期间费用进行处理。这样,在产品出售前,制造成本以存货资产的形式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待产品销售后,再将存货成本转入销售成本,与销售收入进行配比,确认损益并反映在损益表上。
两种成本计算方法中,由于对固定性制造费用的认识和处理不同,直接影响其产品生产成本和存货成本的内容构成不同,最终导致计算的税前利润不同。具体表述如下:变动成本法中,当期发生的全部固定性制造费用连同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等一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在完全成本法中,计入当期损益的仅包括期间费用以及已销产品成本中包含的固定性制造费用数额,尚未销售的存货成本中包含的固定性制造费用将作为存货项目计入资产负债表,完全成本法下,计入当期损益的固定性制造费用数额,不仅受到当期发生的全部固定性制造费用水平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期初存货和期末存货的影响。因此,两种成本计算方法确定的分期营业净利润之间出现的差额,又具体表现为完全成本法下的期末存货吸收的固定性制造费用与期初存货释放的固定性制造费用之间的差异。假定下表是山东鲁鑫公司连续三年的有关A产品的产销业务量、成本以及售价等资料。
假设A产品每年生产量固定为5000件,单位售价保持100元,全年直接材料费150000元,直接人工费30000元,制造费用为120000元(其中,变动性制造费用为20000元,固定性制造费用为100000元),全年销售及管理费用(均为固定费用)为60000元。
变动成本法下,第一年有关数据如下:
A产品的生产成本=直接材料费+直接人工费+变动性制造费用=150000+30000+20000=200000元
单位生产成本=200000÷5000=40元
营业净利润=销售收入-变动成本-期间成本=5000×100-5000×40-(100000+60000)=500000-200000-160000=140000元
完全成本法下,第一年有关数据如下:
A产品的生产成本=直接材料费+直接人工费+变动性制造费用+固定性制造费用=150000+30000+20000+100000=300000元
单位生产成本300000÷5000=60元
营业净利润=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非生产成本=5000×100-5000×60-60000=140000元
注:此处销售成本=期初存货成本+本期生产成本-期末存货成本
同理可得:变动成本法下,第二年营业净利润=3000×100-3000×40-(100000+60000)=20000元;第三年营业净利润=7000×100-7000×40-(100000+60000)260000元
完全成本法下,第二年销售成本=0+5000×60-2000×60=180000;第三年销售成本2000×60+5000×60-0=420000
故,第二年营业净利润=3000×100-180000-60000=60000元
第三年营业净利润=7000×100-420000-60000=220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