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功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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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发展，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越来越重要，所以国有经济能不能和谐稳定发展比较关键。但是国有经济能否实现其真正目标，主要取决自身的社会功能。但是从国有经济现实需求来看，目前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存在偏差，和市场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矛盾。因此，探讨国有经济功能定位以及调整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形势下，必须要对国有经济功能进行整体定位，合理调整国资布局、管理体制以及经营模式等，进而发挥国有经济最大作用。

1.明确思路，对现行的国有经济模式、目标以及布局进行调整

要确定其功能定位，首先要明确思路，只有正确的思路指引下才能够增强国用经济作用。

（1）明确经营目标，确保利益最优；事实上政府是整体利益代表与国有经济所有人，因此必须先调整自身行为，站在有机增殖立场调整国有经济发展与布局。为了实现保值增殖的目标，对土地要实现开发强度或者货币最优化思路，着眼整体利益有机增值。

（2）对国资经营模式进行调整，确保国资的整体发展；按照常理政府确实不应该干涉企业经营，但是作为出资者必须要不断加强国企总体发展方向。目前许多国有资产的经营机构都属于行业与系统组建，整体实力不强，其资产固化现象比较普遍，阻碍着国有资产跨部门、系统流动与重组。因此必须要借鉴现代化管理经营模式，推动国有资产的证化及资本化，减弱这些机构行政特征，提升国有资产的经营能力，实现价值最大化，确保各种经营机构重组。

（3）对国资布局进行优化，体现国有资产活力与带动力。如今全国各地国资产业部门众多，而且分布在各个行业之间，但是相比之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方面，国资相对比较少一些，大多数国企都是新增、相近的投资领域。因此就需要优化国资布局，降低国企在一般性竞争中的战线，朝着公益性、基础性以及现代服务、新型战略性的产业转型。

2.加强管理体制调整，逐渐实现统一管理

对于国有经济而言，必须要以利益最优化作为其价值取向，因此就要在目前管理机制上进行调整，从分散管理过度到集中统一管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必须要追求目标最优，实现经济效率与效益最大化，这样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国有经济如果要实现保值增值、做大做强，就必须要放弃分散管理、让权让利来促进企业的经济性，通过现代化管理模式适应市场竞争。但是站在整体利益角度来看，国有经济目标最优不能够和国企利益最优形成同向合理，单纯依靠企业做大做强，是根本不能够实现国有经济的根本目标。所以，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实现统一管理上的整合，是国有经济功能定位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国有经济功能调整方向

虽然对国有经济进行了功能定位，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变化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根据市场变化现状对国有经济功能进行调整。

1.从理论角度再认识国有经济定位；事实上固有经济应该属于政府职能之延伸，要对市场的失灵进行弥补，在以后发展中要进一步国有经济承担的社会职能及政治职能，让其回归到本位上。同时国有经济要首当其冲延伸到其他民营企业不愿涉入的行业领域，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民族稳定的行业。对于那些不需要国有经济来控制行业，要多给民营经济留够空间。

2.多角度再分析国有企业功能；事实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国有企业主要功能上存在“二重企业论”与“特殊企业论”这两种观点。这就表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属于特殊企业，具备了社会效益最优化，为社会稳定及经济稳定做贡献，还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进入市场竞争，对国有资产进行保值增值。

3.通过实践再完善国有企业的管理；虽然上面两种观点的立论基础存在差异，但是也是国有企业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反思。从国有企业的职能现状来看，目前存在任务不明、职能不清现象，也没有真正明确国有及私营企业间的界限，导致国有企业目标与职能更为模糊，有一些企业还走入极端，将利润作为了国企主要目标，将利润作为了衡量国企经营好坏主要的指标，而轻视了国企职能与社会效益，各种因素影响到国企功能定位，因此必须要在实践中总结问题，进一步完善国企的治理结构以及管理薪酬体制，不同类型、功能的国企要实行分类管理与考核。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只有明确了国有经济功能定位，才能够健全与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这就需要减弱国企控制功能，削弱法律和政策对国企在获取生产要素、市场准入等各个方面的优势，让国企真正回归到市场之中。同时还要强化国企的社会职能，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则，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功能定位，确定国有经济功能定位的调整方向，这样才能够健全现代化市场体系，才能够真正实现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海航：中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三十年的理论与实践[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11）.

[2]李荣融：国有企业改革在新的起点上稳步推进[J].求是， 200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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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集团先后获得国家、省部级等各类荣誉、奖励或称号50多项，承担国家、省部级科技课题23项，拥有国内国际专利102项，正在审批专利113项。

创始人与其创业团队

吴道洪博士，男，生于1966年9月，湖北仙桃人。1988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固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并获学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液体火箭发动机专业并获硕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专业并获博士学位；1995年进入中国石油大学重质油加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一年。毕业时创办了北京神雾集团，至今任董事长。他是中国烧嘴式蓄热高温空气燃烧技术的发明人；作为第三代燃烧技术的引领者，他带领其自主创新团队，自筹资金5亿多元，在中关村科技园建成了全球少有的化石能源节能与低碳技术大型实验室；多年来这一创新团队的科研成果一直引领着中国先进节能燃烧技术的发展方向，已在化石能源与矿产资源高效清洁利用领域开发出多项全球首创或国际领先的高效节能、低污染的颠覆性新工艺，正在为我国化石能源的节约和大气污染的治理发挥重要的作用。

神雾集团长期注重科研投入和创新团队建设。神雾企业技术中心拥有一支240余人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创新开发能力和技术协作精神很强，极具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科研队伍，拥有博士后4人、博士36人、硕士76人，高级工程师14人，享受政府津贴专家3人。已被命名为“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北京市劣质铁矿石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中心、“北京市低变质煤与有机废弃物热解提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蓄热式高温空气燃烧技术北京市工程实验室”、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核心技术与主导产品定位

神雾集团主要以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及工程总承包为商业模式，向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的高耗能、高排放工业企业推广其自主创新的高效节能燃烧技术、直接还原炼铁新工艺、低阶煤炭提取石油、天然气及提质煤新工艺、能量系统优化等技术与装备。

目前已在非常规化石能源、非常规矿石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三大领域、二十六个高效节能工艺技术及装备上取得重大突破，引领着我国工业节能环保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发展方向，多项工艺及装备已经权威学术机构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凭借多年的自主创新积累和市场实践，神雾集团已具备跨国界、跨行业、多领域综合节能技术推广及工程化能力，2012年底资产45亿元，全年节能技术订单52亿元。大型蓄热式工业炉、蓄热式锅炉、蓄热式转底炉、蓄热式中低阶煤炭热解炉、氢气炼铁竖炉等核心技术产品成熟，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13.95亿元，实现净利润1.44亿元；2011年主营业务收入18.34亿元，实现净利润2.09亿元；2012年主营业务收入24.85亿元，实现净利润2.35亿元。2013年呈现快速迅猛增长态势。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与核心技术

神雾集团拥有六项具有全球主导性、颠覆性的核心节能工艺及装备：

1、化石能源的高效节能低污染燃烧技术及装备

神雾集团开发的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烧嘴式蓄热高温空气燃烧技术”，解决了传统工业及民用燃烧中燃料消耗高、有害气体排放大、余热浪费严重等问题。神雾集团蓄热式高温空气燃烧器已广泛应用于800余台冶金、化工、机械、建材等行业的各种工业炉和锅炉中，平均节能30%以上。该项技术2008年8月27日通过了中国金属学会组织的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鉴定结论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项技术被国家发改委（公告2008第36号文）列入首批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被工信部《工信规（2011）480号》列入钢铁行业“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重点。

2、劣质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的转底炉高效清洁冶炼工艺及装备

神雾集团开发的煤基转底炉直接还原炼铁新技术，能够为我国储量丰富的广大低品位铁矿石、难选铁矿’复合共伴生矿及冶金有色固体废物等原料提供高效、低成本清洁处理的提炼方案，既解决了我国钢铁行业多年来70%以上的铁矿原料受制于国外三大矿业公司、经济效益低下、矿石价格无谈判话语权等问题；又解决了高炉冶炼工艺中长期对焦炭作原料的依赖，只需使用普通的动力煤就可以炼铁。2012年7月15日中国金属学会对应用该新技术的沙钢集团转底炉直接还原炼铁生产线的国家级成果鉴定意见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2009年直接还原冶炼转底炉被认定为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2012年，蓄热式转底炉荣获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技术新产品称号。

5、氢气竖炉直接还原清洁炼铁技术及装备

神雾集团开发的氢气竖炉直接还原清洁炼铁新工艺是炼铁工业的一次革命，该工艺不用焦炭、没有烧结、没有焦化，对比传统的高炉炼铁工艺能耗下降20%以上，CO2、NOx、SOx、PM2.5等污染物的排放可降低90%以上，能够彻底解决钢铁工业对我国大气雾霾造成的严重影响。同时对我国增加废钢炼钢比例、推动我国逐渐向优质钢生产国转型、从钢铁生产大国变为钢铁生产强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神雾集团正在建设的“山西中晋太行矿业公司30万吨/年焦炉煤气竖炉直接还原炼铁项目”是全球第一条使用焦炉煤气的示范线，也填补了我国氢气竖炉直接还原铁技术和产品的空白；正准备开工的“江苏连云港神圣公司200万吨/年煤制气竖炉直接还原炼铁生产线项目”是全球第一条煤炭制气竖炉直接还原炼铁示范生产线；同时也正在筹建全球第一条“通辽200万吨/年煤制气竖炉直接还原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4、褐煤、长焰煤、油页岩等热解提质新工艺

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命脉和能源安全的重要基础产业。中国的褐煤、长焰煤占中国煤炭总储量的55%以上，神雾集团开发的褐煤、长焰煤、油页岩等热解提炼新工艺，可从中低变质煤炭中，低成本、高效率地提取20%以上的人造石油、人造天然气资源，同时获得优质的提质煤炭。此项工艺完全不同于目前的煤制油、煤制天然气技术，投资少、投资回报快，能耗低、耗水少，污染物排放少。2012年中国煤炭消耗总量为36.2亿吨标准煤，利用此技术可从开采的煤炭中每年提取近7亿吨以上人造石油、人造天然气资源，可缓解我国石油、天然气供应过分依赖进口的局面，实现我国的能源独立，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

该项技术已于2012年10月通过了国家能源局组织的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鉴定意见为“此项技术解决了褐煤及低变质烟煤热解的诸多世界性关键技术难题”，鉴定结论为“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神雾集团目前正在实施的生产线有内蒙鑫瑞煤化工公司120万吨/年长焰煤热解及焦油制汽、柴油生产线；印尼Saka集团100万吨/年油页岩热解生产线、通辽扎鲁特煤化工园区100万吨/年褐煤热解生产线等。

5、城市生活垃圾、生物质变“油、气、煤”技术及装备

该技术将城市生活垃圾、生物质烘干后从中提取出30%左右的油、气资源和50%左右的固体碳资源，既减少了垃圾填埋占用耕地、污染大气和地下水，也消除了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二英等二次污染。相比垃圾发电不到20%的能源转换效率，神雾垃圾热解技术的能源转换效率可达到80%，对绿色低碳经济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未来该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会使每个乡、镇、社区成为一个小型的“油、气、煤田”，真正实现城市生活垃圾、有机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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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9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5）02-0100-04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POCD）是手术麻醉后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老年患者术后1周内的发病率达29.6%[1]。手术和麻醉等因素多诱发或加重患者，尤其是老龄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的发生，导致康复延迟、并发症增多，甚至可增加死亡率。老年患者因自身组织器官贮备功能降低，机体代偿功能减弱，对手术和麻醉的耐受性较差，选择合适的药物对患者进行合理的镇痛可减轻患者痛苦、稳定老年患者的循环、呼吸系统，消除手术麻醉中的不良记忆[2]。腹部手术麻醉要求镇痛良好、腹腔松弛和防止内脏牵拉反应的发生。腹部牵拉反应可诱发迷走神经兴奋，引起冠状动脉收缩，心肌缺血、血压下降、恶心呕吐等，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影响了手术的正常进行[3]。右美托咪定是一种新型高选择性α2 肾上腺受体激动剂，比可乐定具有更高的选择性和特异性[4]。右美托咪定有“清醒镇静”的独特优势，且无呼吸抑制，易唤醒，但其在老年腹部手术患者中的镇静效果及对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报道不多。本研究旨在探讨右美托咪定对老年腹部手术患者术后镇静效果及认知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2014年1月在我科接受腹部手术患者共100例，ASA分级Ⅰ～Ⅱ级，年龄60～83岁，平均（37.3±4.6）岁。入选患者的主要疾病包括阑尾切除术42例、腹股沟疝修补术17例、胃肠穿孔修补术11例、胆囊切除术30例，排除长期使用大剂量镇静药、老年痴呆、患有精神疾病无法配合及麻醉禁忌者，无心肺疾患者。将100例腹部手术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0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平均年龄、体重指数及主要手术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方法

术前30 min皮下注射阿托品0.5 mg，入室后建立动静脉通路，行心电监测。应用乳酸钠林格氏液300～400 mL扩容后，观察组在全麻诱导给药前10 min开始微泵恒速泵注含4 mg/L右美托咪定负荷量0.5 μg/kg，10 min后改为（0.2～0.5）μg/（kg・h）维持，对照组注入生理盐水，用法和剂量同前；两组均以静注丙泊酚1 mg/kg、枸橼酸芬太尼2 μg/kg、维库溴安0.15 mg/kg行全麻诱导气管插管，全麻维持以丙泊酚（3～6）mg/（kg・h）泵注、吸入0.8%～1.5%七氟烷、间断静注枸橼酸芬太尼、维库溴安，手术结束前30 min停止右美托咪定泵注和七氟烷吸入，手术结束后送麻醉恢复室复苏。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镇静效果 采用Ramsay评分评估患者术后的镇静效果[5]：1分：患者焦虑；2分：患者平静合作，具有定向力；3分：患者入睡，能听从指令；4分：嗜睡，大声呼喊反应敏捷；5分：患者嗜睡，大声呼喊反应迟钝；6分：为嗜睡，对刺激无反应。观察两组患者用药前、用药后10 min、用药后30 min Ramsay评分的变化情况。

1.3.2 认知功能 术前和术后1 d采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法（MMSE）评价两组患者的认知功能[6]。内容包括：（1）定向力：时间定向力（5分）和地点定向力（5分）。（2）记忆力：即刻记忆力（3分）和延迟记忆力（3分）。（3）语言能力：命名（2分）、复述（1分）和书写（1分）。（4）执行能力（5分）。（5）计算力（5分）。共30分。

1.3.3 生命体征的观察 观察两组患者术前（T0）、术后5 min（T1）、拔管前15 min（T2）、拔管时30 min（T3）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心率（HR）和血氧饱和度（SpO2）的变化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2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组间不同时间点重复测量采用单变量方差分析。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镇静效果比较

见表2。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用药前Ramsay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观察组患者用药后10 min、用药后30 min Ramsay评分分别较用药前明显升高，差异具有显著性（P

表2 两组患者Ramsay评分比较（x±s，分）

2.2 两组患者术后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见表3。术前1 d 两组患者的MMSE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对照组患者术后1 d、术后3 d的MMSE评分分别较术前明显降低（t=3.641、t=3.539，P

表3 两组MMSE评分比较（x±s，分）

2.3 两组患者生命体征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比较

见表4。两组患者T0 时点的SBP、DBP、HR、SpO2组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其中两组患者T2、T3 时点的SBP 水平分别较T0明显升高，但对照组显著高于观察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患者T1～T3时点的HR 分别高于观察组，差异有显著性（P

3 讨论

腹部手术作为应激反应，会对人体内环境的稳定产生影响，从而激发人体免疫级联反应，最终导致分泌大量的炎性介质，进而导致手术后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同时也可以引起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活动增强，糖皮质激素释放增加，进一步使血中皮质醇升高，而高糖皮质激素血症与认知功能受损密切相关[7-9]。

右美托咪定（dexmedetomidine）是第2代相对选择性α-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是新型、高效、高选择性的α2受体激动剂，具有镇静、抗焦虑、催眠的作用，多适用于重症监护治疗期间气管插管和使用呼吸机患者的镇静[10]。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在用药后Ramsay镇静评分明显升高，而对照组用药后10 min、用药后30 min其Ramsay评分变化不显著，说明右美托咪定可产生有效的镇静作用，应用Ramsay评分能有效地监测其镇静程度。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CD）是老年患者在腹部麻醉手术后出现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其临床表现为术后谵妄、认知能力减退、焦虑、记忆受损、语言理解能力和社会融合能力减退。POCD的发生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可能与中枢胆碱能系统功能降低、神经递质异常、应激等因素有关[11，12]。研究显示，右美托咪定在降低患者应激反应的同时，还能减少炎性因子的释放，提高脓毒血症大鼠的存活率，从而减轻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13-15]。本研究观察组应用右美托咪定的术后认知功能恢复更早，观察组患者术后1 d、术后3 d、术后7 d的MMSE评分分别较术前无明显变化，且观察组患者术后 1 d、术后3 d的 MMSE评分分别高于对照组（P

综上，我们认为，右美托咪定应用于老年腹部手术患者术后镇静效果好，患者的认知功能术后恢复快，并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

[参考文献]

[1] 李民，张利萍，吴新民. 右美托咪定在临床麻醉中应用的研究进展[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07，23（6）：466-469.

[2] 李天佐. 右美托咪定在麻醉中的应用[J]. 北京医学，2010， 32（8）：587-590.

[4] 陈靖军，张三虎，李克寒，等. 盐酸右美托咪定对老年结肠癌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J]. 中国实用医药，2012， 7（6）：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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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余孔清. 右美托咪定在老年上腹部手术全麻中的应用观察[J]. 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13，30（1）：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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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洋，潘道波. 盐酸右美托咪定的药理作用及其在全身麻醉中的应用[J]. 医学临床研究2011，28（3）：535-536.

[10] 李晓明，沈俊，余清，等. 右美托咪定在老年患者下腹部手术镇静效应的临床观察[J]. 江西医药，2013，8（12）：1270-1271.

[11] 戴寒英，张学康，闵佳，等. 国产右美托咪定对腹部手术患者硬膜外麻醉辅助作用的研究[J]. 实用医学杂志，2011，27（21）：3942-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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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林森员，杨承祥，王汉兵，等. 右美托咪定在硬膜外自控镇痛中的应用[J]. 广东医学，2012，33（4）：53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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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微创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老年胃癌的效果及其对免疫功能、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和结肠癌转移相关基因1（MACC1）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09年2月～2013年8月于四川省崇州市人民医院诊治的78例老年胃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腹腔镜微创远端胃癌D2根治术组（微创组）和开腹远端胃癌D2根治术组（传统组），每组各39例，比较两组患者的近远期疗效、并发症情况、治疗前后免疫功能、HIF-1α和MACC1表达水平。 结果 微创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于传统组，胃肠道功能恢复时间短于传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传统组（P < 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淋巴结清扫数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平均生存时间、1年生存率、2年生存率和局部复发与转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患者治疗后IgM、IgG、CD4+和CD4+/CD8+水平较治疗前升高，CD8+、HIF-1α和MACC1水平较治疗前降低，且微创组上述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传统组（P < 0.05）；两组患者治疗前后IgA和CD3+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腹腔镜微创远端胃癌D2根治术可显著提高老年胃癌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改善患者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相关基因HIF-1α和MACC1的表达。

[关键词] 腹腔镜；胃癌；免疫功能；低氧诱导因子-1α；结肠癌转移相关基因1

[中图分类号] R73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3（b）-0021-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efficacy of lapar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distal D2 gastr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gastric cancer and its influnce on the expression of immune function，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 and metastasis-associated in colon cancer 1 （MACC1）. Methods 78 case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from February 2009 to August 2013 in People′s Hospital of Chongzhou City， Sichu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nd divided into lapar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distal D2 radical resection group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and D2 radical resection group （traditional group） by using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each group had 39 cases. The short- term and long-term clinical efficacy， complications，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the levels of HIF-1α and MACC1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intraoperative bleeding volume of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as less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group，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recovery time of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group，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 in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operation time and the number of lymph node disse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5）. The average survival time， 1 year survival rate， 2 year survival rate and local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IgM， IgG， CD4+ and CD4+/CD8+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CD8+， HIF-1α and MACC1 in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these indicators of minimally invasive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raditional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levels of IgA and CD3+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 > 0.05）. Conclusion Laparoscopic minimally invasive distal D2 gastrectom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hort-term clinical efficac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improve the immune function and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tumor related genes HIF-1α and MAC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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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与改组的目标，就是要收缩战线、集中精力、保证重点，从整体上搞好搞活国有经济，而不是要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国有经济调整与改组途径的选择。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要体现整体性原则。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立足存量资产的调整，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有经济必需进入的领域，依托新的体制和机制，以更大力度发展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不必进入的领域，坚决地退出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促进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主导性原则，即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不是不要国有经济，而是要去其枝叶，壮其主干；不是削减国有资本的绝对量，而是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那些急需发展的领域，集中到那些关系到国家战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业，以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及其特定功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产业的控制和发展；对竞争性产业中非国有经济力量的控制和引导；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物质环境所产生的带动作用。此外，国有经济还承担着一些体现制度特征和国家利益的特定功能，这包括：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实施；在那些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高风险领域进行投资，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应有利于上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和特定功能的实现。

三、规模化原则，即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规模水平。

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实力，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和象征。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要在放开放活国有小企业的同时，收缩战线，扶持重点，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改善国家对国有经济的管理，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在实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要坚持规模化原则，要有利于国有经济规模水平的提高。

四、流动性原则，即有利于促进国有经济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

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但是，由于国有经济存量资产在归属方面的部门化、地区化和管理方面的实物化，致使国有资产难变现、难流动、难重组。国有经济不能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国有资产存量难以通过流动和重组得到优化，这既影响国有经济的效益，也影响国有经济功能的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成功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资产能否顺利地流动。因此，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必须遵循流动性原则，要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管理，促进国有资产存量能够随市场态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流动和重组。

五、创新原则，即有利于建立一个促进国有经济调整的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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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优势体现及具体作用发挥

2.1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优势体现分析

国有经济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其作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在实力上较为雄厚，这就为主导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并能在关键领域充分发挥自身领导力及影响力，从而在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生产方式过程中起到带头作用。我国的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战略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是目前的经济发展，必须要能够在走出去的战略发展下积极参与海外市场和资源开拓。国有经济作为创新的主体，也引领着科技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起着促进作用。

2.2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具体发挥

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中主导作用的发挥，对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主导作用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几个重要层面。首先，在国有经济基础上能对国民经济采取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重要特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特殊作用。其次，国有经济拥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人力资本、技术储备等，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所以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起重要的支撑作用。国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是重要的载体，兼具公益性和盈利性，所以在经济的发展中，不同发展阶段承担着不同的特殊功能，对结构的调整以及技术创新等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重要途径，要结合实际，从多方面进行加强，要能够深化国有经济的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及运营体制，具体实施措施：第一，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从而逐步提升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并将其用于对民生的改善和保障；第二，加快确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主体和层次，构建完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促进国有资产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充分流动以及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第三，进一步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以监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的监管，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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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的投入，另一方面是不符合社会需要或市场需求的低效或无效的产出，很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往往是低效率的，同时也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无效配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国有经济运营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是和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有关的。那么，是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国有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现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比如，忽视对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生产经营不从市场需求、市场变化出发，决策随意而出现重大失误；规章制度不完善，在生产经营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缺乏严格的责任制度和考核监督检查；成本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存在漏洞，导致经营成本提高、资金运用低效、产品质量下降；忽视现代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运用，在管理上墨守陈规，不思创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使国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运行遇到困难。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矛盾并不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特有的，非国有经济、非国有企业也存在着这种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在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所有企业都存在这种矛盾。对国有经济而言，解决这种矛盾，主要是要强化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实现管理创新。

4.机制性矛盾

即国有经济所特有的运营机制所产生的矛盾。国有经济在运营机制上有两个特点，一是由于国家是所有者，国有经济无论采取何种制度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其运营都要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或政府发生联系，因而如何提高国家或政府的效率、合理确定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或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国有经济在运营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二是国有经济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属于国家，任何个人、组织或团体都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拥有，因而如何提高国有经济运营效果与相关主体的利益关切度就成为国有经济运营机制的一个关键。国有经济的这些特点，要求在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或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在政府管理国有企业的部门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中，建立既适合国有经济有效运营、又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资产运营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但是，在国有经济的运营实践中，这种机制往往是待完善的，从而产生出矛盾。在市场经济中，对所有的经济类型、所有企业而言，这种矛盾一般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所特有的；对所有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而言，这种矛盾则具有普遍性。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是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通过探索和创新，建立与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

5.功能性矛盾

即由国有经济本身所特有的功能所产生的矛盾。国有经济的特有功能决定了一些国有企业不能以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生产经营目标，生产经营往往要服从于有关的社会目标和政策目标，经营行为也往往要符合一定的公益准则。从一定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看，偏离利润目标往往与市场机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主要存在于承担国有经济特殊功能的国有企业，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特殊的政策，达到国有企业的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四、确立和保障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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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工业、造币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新闻和广播影视业、金融业、重要物资储备部门及农业中的某些特殊领域。从现实情况看，这些领域的产品或服务功能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中作用无可取代，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保持垄断地位是国家对其实行绝对控制的必要保证。

二、在基础设施和重要的基础产业领域，国有经济保持支配地位

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实际发展状况看，这些领域主要是指城市基础设施、电力、邮电通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矿业、铁路运输、航空和港口等。在这些领域中，一般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影响面大，非国有经济无力或不愿投资这些领域，应主要由国家进行投资，并保持支配地位，由此可以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借鉴世界上一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在这些领域中亦应逐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在有些领域中甚至可以占到较大的比重，只要国家能通过法律、行政和政策手段控制得住，就可以尽可能吸收民间资本进入，由此可能为国有经济提高控制能力、发挥主导作用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在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领域，国有经济要集中力量支持发展一些大型企业集团

当今世界，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技术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能力的主要标志。至今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真正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这与我们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在现阶段，只有靠国有资本的参与，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潜力，才可能在一些资金和技术密集性高、竞争激烈、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部门培育发展出一批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并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型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从目前情况看这些领域主要有电子、汽车制造、石油化工、机械和建筑业几个支柱产业。

四、在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大国有资本的投资力度，推动其快速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早期投资大、风险大，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分难以进入，需要全面促进其发展。这些产业是代表着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新兴部门，对于一个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们的发展能直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国有资本要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和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加大在该领域投资的力度，引导和带动其他社会资本投向该领域。这些行业主要是指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海洋工程、生物工程产业等。

五、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应与非国有经济进行平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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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应是经政府批准设立的资产经营型国有独资公司,授权其以持股方式从事国有资产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通过产权或股权的经营或管理获取公司收益,以完成特定领域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为经营目标。为达到服务于国有经济调整的目标,其运行模式可以概括为“资本经营,阶段持股,投融结合”。

资本运营运作模式中，各地国资委在宏观层面开展国有经济营运，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微观层面开展国有资本经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性质与任务决定其定位于资本经营，主营业务是股权经营，追求企业或项目的资本经营组合，以股权增值收益为主要盈利模式。

由于不受某一产业限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具有灵活性，特别是在跨行业、跨地区国有经济调整中，借助资本经营充分发挥作用。相对生产型企业，它在发挥国有经济投资杠杆效应方面，更具长处；在实现国有经济结构性退出调整方面，更低成本；在引导科技进步和进入新领域方面，更为便捷。

在现阶段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可借助市场化的资本经营，成为国有资产再投资中心、大型企业航母孵化器和社会不良资产加工厂。它借助资本经营，通过咨询、引导和国有资产再投资，催生企业航母，特别是在进入新产业方面，借助实施产业组合投资项目的便利性，在新兴经济领域中发挥重要功能。它还可以充分利用独特的“股权价值提升”功能，对不良资产进行加工改造，变“废”为宝，成为社会不良资产加工厂。

阶段性持股，作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特有的经营方式，是一种理念化的模式，它贯穿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整个经营行为始终。它是指按照区域经济发展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要求，遵照市场经济规律，阶段性地持有某个企业或项目的股权。具体就是“股权投资——股权经营——股权转让”。

股权投资目标的选择，要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具有阶段性市场发展潜力，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阶段性资本运作能力相吻合；股权经营主要体现在对阶段性持有股权载体的改造，通过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水平，引入有关技术提升行业竞争能力，注入杠杆资金激活资金链等，提升企业或项目价值，实现股权的增值；股权转让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一个阶段性持股“生产周期”的结束，“买”是为了“卖”，体现阶段性持有。

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实行投融结合经营是其完成经营目标的保障，也是其完成服务于国有经济调整目标的保证。开展投融结合经营，通过与非金融企业甚至金融企业的业务融合，提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融资能力，确保股权经营业务的顺利进行。

投融结合经营的目的是提高融资能力，是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资本经营服务，即实现“资本(融资┈投资)转换——资本提升——资本转换(转让┈理财)”的环形资本经营方式。它不同于银行企业为主的银企混业的“资金”经营，而是“资本经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长项在于资本提升，因此“资金”应用效率更高、更安全。

发展思考

按照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脉络，产品生产型国有企业始终是经济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各项改革政策往往也是以产品生产型国有企业为着力点。

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以来，国有经济调整被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和层次，资产经营型国有企业作为资本运作的主体，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成为各地促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推手。对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健康发展,应重点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坚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使命不动摇。各类职能、各种名称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目的是实现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整体经济结构调整。要把精力放在促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上，以更宽广的视野去经营，不可贪图一时的盈余和小集团私利，把企业办成一般的国有企业。

其次，应加强法人治理结构等制度建设。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自身更应该加强制度建设，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董事会建设，董事会应与地方政府机构保持畅通渠道，加强董事会的宏观经济判断能力。

建立投融资和转让报批及操作程序，规范运作。建立风险防范体系，防范投资、财务等风险。加强人力资源建设，重点培养或引进既懂国资，又懂资本运作的人才。董事长和总经理应该分设，并建立定期沟通制度。应与被投资企业控制方保持良好的情况沟通，支持企业发展，监控企业风险。

第三，投入是为了卖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经营理念是“阶段性持股”，应避免自身演变成为生产型企业或生产型企业的产业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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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133-04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国有经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争议交锋激烈。效率方面的争议，集中在国有企业运行效率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是否较低，其利润增长是否主要来源于垄断，是否存在政府的特殊保护从而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公平方面的争议。集中在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主要是缘予国有企业改制、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还是缘于国有垄断高福利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并且对上述两方面问题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说，坚持国有企业低效率观点的学者，更倾向于否定贫富差距扩大是由于国企改制、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所致，而更支持应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比重、扩大非公有经济进入领域。提高国民经济总体效率，反之亦然，认真分析上述争议，既有利于深化对国企改革的认识，也有利于为国有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

一、国有经济整体上存在非效率性

纵观近10年来关于国有经济效率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以及利用国有经济早期数据(2005年之前)的研究大多从某个方面论证了国有经济低效率。这些研究主要通过数值列表或计量经济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国企的技术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2)国企的资本配置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3)国企改制后效率有明显的提高，对就业也有积极作用；(4)国企存在政府保护与预算软约束问题，其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垄断。然而最近的研究则出现了风向转换。尽管一些研究仍然支持国有经济低效论，但其中的一个突出变化在于持相反观点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国企综合效率与非国企至少不存在显著差异，国有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2)国有经济社会效率绝对占优，过去国企财务绩效不佳主要是由于其承担的社会成本较高；(3)目前，国企发展的环境体制均已发生变化，已不存在政府的特殊保护与预算软约束问题，大多数国企处于竞争性行业，其利润增长主要来源于效率提高，不要片面强调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见表1)。

上述争议双方实证分析结论迥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所选取数据的时间段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国企改革早期阶段，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总体效率较差的事实。而近年来，随着国企现代企业制度、竞争性市场体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不断优化，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其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另外，就时代背景而言，转轨初期的国企改革，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较深，早期研究更多地论证国有经济非效率性，而近期随着中国模式的崛起，尤其是我国政府及国企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良好表现，使得理论界开始重新审视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

分析结论迥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所选取的指标不同。指标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从而存在所谓的“效率悖论”。不过，与原先世界银行界定的“从微观财务角度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是有效率的；从微观竞争和经济比重的变化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经济影响来看是有效率的：从生存竞争指标来看是非效率的，但从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却是有效率的”这一“效率悖论”不同，当前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具体表现为下述内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较高，而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较低；工业增加值率较高，而总资产贡献率较低；劳动生产率较高，而资产增加值率较低(见表2)。而实证分析已经表明。国企在宏观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面可能存在非效率，并且现阶段国企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效率性其实是不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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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1-0005-05

[作者简介]陈享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宏观货币金融

理论。(北京100872)

一、基于机会成本的宏观效率分析框架

从国民收入的角度看，宏观效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入的资源量，一是单位资源取得的国民收入量。我国改革开放前，政府直接控制和支配了几乎所有的资源，按照对经济发展轻重缓急的判断和政府偏好进行资源配置，在这种条件下，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实际上受到双重约束，一是政府配置资源中存在的效率递减的约束，一是机会成本上升的约束。从第一种约束看，如果我们以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来表示政府效率的话，那么随着政府控制资源数量的增加，微观经济中存在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将会在宏观上再现，表现为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的减少。我们利用图1来说明这一问题。图1中横坐标表示政府通过行政性手段控制的资源量，纵坐标表示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以此反映效率)。图中BA线表示随着政府控制的资源量的增加，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递减，当政府控制的资源达到OB时，其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变为零，这意味着政府配置资源达到了效率边界(这里没有考虑机会成本)，再继续实行这种政府对资源的集中配置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我们把BA线称为政府配置的效率曲线。

这是否意味着在社会资源量为AB时，完全由政府控制资源是合理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里没有考虑机会成本，或者假定非政府部门控制使用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为零。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政府配置资源不仅存在效率递减的约束，而且存在机会成本上升的约束。政府集中控制和配置资源存在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政府集中使用这部分资源能够带来的国民收入，民间部门通过使用同样也能带来国民收入。因此，我们可以把机会成本看作是由于政府集中控制和配置资源而使民间部门不能使用该资源而损失的国民收入。一般说来，在国民收入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粗放经营，民间普遍缺乏人力资本的情况下，政府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较低，也就是说，依靠民间部门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集中和配置获得的收益低，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民间部门人力资本的积累，这种情况将会改变，进而导致政府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的上升。图2中我们用DM表示政府配置资源的机会成本的变动情况。

把图1和图2合在一起可以得到图3，图3中政府部门的效率曲线与机会成本曲线相交于E点。E点意味着社会资源根据机会成本在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之间分配的均衡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直接控制和配置整个社会资源，将导致巨大的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即国民收入损失，在图3中就是由MEB围成图形的面积。这说明，政府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否则会导致严重的效率损失，因为政府配置资源要受到自身效率和机会成本的双重约束。

由图3可以看出，在政府效率曲线和机会成本曲线既定的情况下，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取决于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均衡分配。而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既定条件下，社会资源配置总体效率取决于政府和非政府部门配置和利用资源的效率曲线的形状(图中表现为BA曲线和MD曲线的形状)。效率曲线的形状主要取决于技术、管理和制度安排等。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都受制于制度安排，因此，制度是影响效率曲线的主要变量。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提高效率曲线，反之则会降低效率曲线，或使效率曲线过早的倾斜，造成效率损失。在长期的动态分析中，只有引入制度约束，才能对总体效率作出科学分析与判断。我国原有的体制或制度安排，不能说一开始就是低效率的，在机会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政府配置资源无疑是有效率的，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一方面受到机会成本上升的约束，另一方面受到制度约束，如果制度不能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和改革，从而不能获得适应性效率，将会极大压缩政府合理配置资源的空间，引起效率曲线的下移，导致效率的损失。我国传统体制下低效率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长期不能对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作适应性的调整和改革，不仅不能获得制度适应性效率，而且由于体制或制度矛盾的不断累积导致效率曲线下移和效率损失。

可见，只有引入机会成本和制度约束，才能对社会总体效率作出合理的解释。基于上述分析，提高总体效率的改革，从理论上讲涉及两方面的任务，一是重新划分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资源控制权，这种划分要保证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相等，就是要保证资源根据机会成本原则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均衡分配(图3中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分配的均衡点为E点，与此对应的政府和非政府部门支配的资源分别为OF和FA)；二是要进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适应性效率的体制和制度，提高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效率曲线。改革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总体效率取决于这两方面的进展情况。

二、增量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

资源分配包括纵向分配和横向分配。所谓纵向分配是指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所谓横向分配是指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无论是资源横向分配，还是纵向分配，都要根据机会成本原则来进行，否则就会导致配置效率的损失。按照机会成本原则进行纵向分配，意味着政府控制和利用的资源和非政府部门控制和利用的资源在边际上带来的国民收入相等，才能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要求社会资源要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均衡分配，这种均衡分配包括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的均衡分配。

增量资源在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状况是由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决定的。我们知道，政府和非政府部门都能利用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投资活动带来国民收入。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用于投资的资源来源于国民收入扣除消费后的剩余即国民储蓄。国民储蓄由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构成。在储蓄主体储蓄倾向一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按何种比例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分配，直接决定了储蓄的部门结构。可以说，储蓄结构是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果。储蓄结构反映着不同所有者能够支配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源的比例关系。储蓄结构从资金供给方面制约投资结构。所谓投资结构是指投资的主体结构和部门结构。投资主体结构即投

资决策主体的构成；投资的部门结构即投资的部门分布。投资的主体结构和部门结构都受制于储蓄结构。在储蓄集中于政府的条件下。企业和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投资主体，投资的部门结构将直接取决于政府的投资决策。例如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控制着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政府既是储蓄主体，也是投资主体，家庭的少部分储蓄也被通过银行系统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的储蓄决定和投资决定能够同时进行，直接决定着部门的投资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多元化，使得储蓄投资的配置不再完全受制于政府，政府只能控制部分储蓄投资活动，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储蓄资源则主要通过市场实现配置再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控制的储蓄投资和非政府部门控制的储蓄投资只有按照机会成本原则进行均衡分配才能保证增量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国民收入需要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均衡分配，从理论上讲，存在着与储蓄资源均衡配置相适应的国民收入均衡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一旦偏离均衡点，将会引起储蓄资源配置的非均衡，从而降低储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决定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我国传统体制下，由于政府集中控制着国民收入并成为国民储蓄投资的唯一主体，基本上排斥了民间储蓄投资，使得增量资源不能按照机会成本原则进行配置再配置，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调整和改革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进而调整和改变了国民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使居民和企业成为重要的储蓄和投资主体，实现了储蓄投资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问的重新分配，把机会成本原则引入了增量资源的配置再配置，从而提高了增量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尽合理，特别是近些年来政府收入和垄断性企业的收入增长过快，使得增量资源过度向政府和垄断性企业集中，这不仅不利于国民收入的均衡分配，也不利于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从资源配置过程看，增量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决定的储蓄投资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均衡分配，而且还取决于增量资源能否按机会成本原则在不同生产部门和领域进行配置。储蓄投资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分配既定的情况下，储蓄投资能够按机会成本原则在不同部门和领域之间进行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渠道能否有效地沟通储蓄与投资之间的联系，实现储蓄资源的竞争性、高效率分配，这一点对于我国特别重要。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一方面改变了储蓄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另一方面使储蓄与投资决策分离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储蓄投资是重要的，而且储蓄投资之间的金融沟通渠道特别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储蓄要借助于金融沟通渠道转化为投资，而且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过程，因而既影响储蓄投资流量，也直接影响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随着我国储蓄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国金融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革，直接和间接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拓宽储蓄投资渠道，促进了资源在社会范围内实现竞争性分配和再分配，这对于提高我国储蓄资源的配置效率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畅通的金融渠道还远没有建立起来，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都存在着功能性缺陷而难以有效协调和平衡储蓄与投资；金融的结构性矛盾还非常突出，对间接融资的过度依赖和直接融资渠道狭窄，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也造成企业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融资的限制。所有这些方面，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建立起畅通的金融渠道和合理的金融结构，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增量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存量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

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带来的增量资源的分配状况，另一方面取决于储蓄投资形成的存量资源的分配状况。就资源存量看，按其控制权划分，有政府控制(或国控)和民间部门控制两部分。存量资源整体效率，显然既取决于政府和民间部门各自控制的存量资源的效率，也取决于存量资源在政府和民间部门的分配状况。在政府和民间部门控制的存量资源效率一定的条件下，存量资源在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就决定了存量资源的整体效率。

存量资源在不同主体或部门之间的分配受制于所有制关系。就其在政府或国家部门与民间部门之间的分配来看，这种分配则是由国有或国控的企业与非国有制企业的构成状况决定的。把国有或国控的企业和非国有制企业都看作是一个整体，并非存在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问题，因为国有和非国有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如国有制可以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效应推动经济发展，但由于其利用外部经济效应，使其经济活动当事人难以与经济活动结果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利益联系从而往往弱化其经济活力；非国有制则能够建立起直接的利益联系从而激发经济活力，但不利于利用外在经济效应，甚至导致严重的外在不经济而使社会付出巨大的成本或代价。既然如此，国有制和非国有制就只有在其适应的领域才有效率。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讲，国有制与非国有制应合理配置以确保整体效率。根据机会成本，国有制的范围既不是愈大愈好，也不是愈小愈好，而应使国有与非国有资源在国家或政府与民间部门之间进行均衡分配。假定国有制资源为利用效率曲线为图4中的MG(图中纵轴代表单位资源带来的国民收入和机会成本)，非国有制资源利用效率为ND，也是国有部门利用资源的机会成本曲线，这种情况下，国有制控制的资源为OF，非国有制控制的资源为FG，这时所有制结构为效率最大的所有制结构，因而是最优的所有制结构。所以，盲目扩展国有制或实行非国有化改革不仅不能提高效率。相反可能会降低效率，阻碍经济增长。原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就是明证。这些国家在改革之前，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国家控制了整个社会资源(如图相当于OG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发展国有制企业的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假定这时非国有制效率曲线为图4中的DN的话，那么单一的国有制企业无疑会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在图中相当于损失了NEG的国民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有选择的退出，发展非国有经济，使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共同均衡发展，本可以消除这种效率损失。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盲目地推行私有化改革，以牺牲国有经济为代价发展非国有经济，这等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私有经济的发展面临机会成本的约束，从而导致新的效率损失。由于私有经济取代了国有经济，民间部门几乎控制了整个社会资源，尽管民间部门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了，但由于国有经济部门提供的国民收入减少了，原来社会资源配置带来的国民收入总量为MGO，现在则变成为NDOG，原来由于机会成本约束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为NEG，现在则变成为MED。改革前后效率没有实质性改变，不仅如此，而且会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而影响经济增长。原苏联东

欧国家的改革，固然提高了市场化程度，但却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其原因就在这里。

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化改革不同，我国渐进式改革没有对国有经济实行民营化或私有化改革，而是在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多种公有制经济和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基础上，从整体上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通过战略性调整和改革，使国有经济在其适应的领域和部门发挥作用，促进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均衡发展，这样既可以避免单纯国有经济由于机会成本约束造成的效率损失，同时也可以避免原苏联东欧进行非国有化改革造成的新的效率损失。因此，盲目地发展国有制或盲目地实行非国有化或私有化改革都非明智的选择，国有经济改革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就是根据国有经济发展的效率边界，把国有经济规模控制在有效边界内。

国有经济的效率边界显然既取决于国有经济自身的效率曲线的形状(即图4中的MG曲线)，也取决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效率曲线，因为非国有经济的效率曲线代表着国有经济的机会成本。国有经济的效率曲线主要取决于国有经济所在领域和国有经济的制度安排。如前所述，国有经济只有在其适应的领域和部门(比如外在经济效应明显的领域)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为发挥国有经济的作用，需要把国有经济的资源配置到适应的领域和部门，从那些不适应的领域和部门中退出。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作用的有效发挥还取决于制度安排，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才能把国有经济的潜力发挥出来，否则就会缩小国有经济的效率边界。非国有经济的效率曲线反映了国有经济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因此，其效率曲线越高，意味着国有经济资源利用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相应意味着国有经济效率边界向左移。由此看来，国有经济的有选择退出不能不考虑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不言而喻，在那些非国有经济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而国有经济并无比较优势的领域和部门，国有经济的退出有助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看，在一些领域和产业部门，国有经济的发展与非国有经济有互补关系，如存在外在效应的领域和产业部门中国有经济的发展就是这样。在存在这种互补关系的领域和部门，国有经济无疑不能退出，退出不仅会影响该部门和领域的经济发展，而且会对其他经济部门和领域的非国有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另一些领域和产业部门的发展可能存在另一种关系即竞争关系，在这些领域，国有经济是否退出或退出的程度既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上产业成长的状况，同时要看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我们知道，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水平是不同的，处于不发达阶段，面临着低度化的、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结构，有些产业生产能力很弱，甚至缺乏生产能力，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就是这样。这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门类齐全，生产技术先进，工业部门生产能力强。这种差异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具有自我更新、自我维持的能力，且由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生产能力强大，能够有效地利用外部经济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其具有产业结构国际竞争能力，因而能够在国家竞争中赢得主动。而欠发达国家由于其工业化任务没有完成，产业结构低度化，一些产业部门缺乏生产能力，因此难以通过产业间或产品间的管理关系有效利用外部经济效应，同时由于其产业结构缺乏国际竞争力，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其工业化受到冲击，而且产业安全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单纯依靠民间资本不足以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因此，在一些竞争性领域依然需要有国有资本的进入，以克服民营资本进入存在的障碍。

从我国的情况看，一方面，产业结构依然处于低度化阶段，实现工业化及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民营资本整体实力还很弱，难以承担起这种重任。尽管在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在一些领域和部门获得了迅速发展，表现了较强的活力，逐渐成为一些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也应当看到，我国民营企业由于其自身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等方面的限制，进入一些领域还存在很大障碍，这些产业部门和领域需要靠国有资本来支撑。在那些民营资本迅速发展壮大的领域，国有资本退出不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多大影响，而在另一些领域，国有资本退出则会对产业发展乃至于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冲击或影响。因此，国有资本决不能盲目退出，正确的选择应是有选择的进退。所谓有选择的进退，就是从那些难以发挥国有资本优势，或与民营资本过度竞争的领域中退出，退出的国有资本需要进入那些民营资本还不能进入或进入存在各种障碍的领域和部门，强化这些领域的产业竞争力。

显然，不能仅仅根据某些抽象的理论确定国有资本进入或退出的界限，事实上各种经济形式都有适应范围，在其适应范围内都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优势，过度进入或过度退出都会导致效率的损失。从长期看，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应根据其机会成本和效率原则共同发展、均衡发展，这种共同发展、均衡发展对于长期效率和长期稳定发展，无疑是重要的。

四、制度创新与宏观效率

我国效率增进一方面来自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使得增量资源和存量资源能够按照机会成本原则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均衡配置，另一方面来自制度创新带来的适应性效率的提高。前面的分析表明，在资源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之间分配比例既定的条件下，社会的整体效率取决于政府控制部分资源的效率曲线和非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效率曲线的形状，而这两条曲线的形状主要取决于制度安排。不同制度安排下，两条曲线的形状是不同的，因而对应不同的国民收入水平。对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和改革，以更高效率的制度取代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制度，并赋予制度具有适应性调整的功能，以提高两效率曲线的水平，避免两曲线过早地向下倾斜，从而促进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对此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制度创新重在产权制度创新。现代产权制度是进行有效市场交易和企业治理的制度基础。从对市场交易的意义看，有效的产权制度具有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确保交易界区的明确和契约自由。交换本质上是产权的交换。确保产权归属和交易界区的明确，交易者才能与其他交易者自由缔结具有法律保障的契约关系，从而有真正的市场交易及市场交易行为。第二，有助于形成公平而有效率的交易规则，约束和规范交易者的交易行为，促进交易者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和经济行为。第三，产权赋予所有者进行合作、谈判、交易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了谈判、交易的对象，这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合作效率。第四，促进资源流动和配置效率提高。具有排他性的产权，能够促进自由、公平的市场交易；产权的可分离性，使人们拥有和行使这些权利时选择最为有利的分离和组合方式，实现其最大权益；产权的可转让性，使得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企业治理看，企业治理结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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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安徽社科规划项目“安徽省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课题（课题编号：AHSKF03-04D03）；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子课题（课题编号：07AJL011）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术界对“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的讨论尤其激烈。一些人认为，自2004年以来，我国“国进民退”的趋势正在加剧，“国进民退”是政府主导下的新一轮国有经济大举扩张，是改革的倒退。典型的案例有中粮入驻蒙牛、山东钢铁并购日照钢铁、山西煤炭的重组事件、央企纷纷进入房地产市场、政府四万亿注资大部分被国企分享。针对这些案例，有些人对“国进民退”目前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认为当前国有企业不仅仅在关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行业拥有绝对垄断地位。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也正在挤出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性质和作用

这次“国进民退”争论背后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对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如何定义的呢？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对国有经济改革做出要求：“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三、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优势

理论上，没有任何客观证据能够证明国有经济只能存在于一些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而不能够在竞争性领域有所发展。事实上，国有经济除了在石油石化、铁路交通运输、电网电力以及公共服务等行业具有垄断优势以外，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如汽车、金融业、装备制造业、建筑、房地产等行业，国有企业同样具有竞争力。200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从2003年的6家增加到30家。

四、国有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竞争地位现状考察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大规模经营领域，无论是创新激励机制还是资源配置，国有经济都具有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与非公有制经济实力大体相当。因此，国有经济完全有资格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但是，由于采取了公有资本的实现形式，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公有制在收入分配中的自由度缩小，导致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不合理的税收负担，造成国有企业在履行社会义务上的不平等。

（一）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根据国资委的《2009年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的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为实现自身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遵循法律、道德和商业伦理，自愿在运营全过程中对利益相关方和自然环境负责，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履行国家责任，切实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维护国家利益是国有企业的内生目标。

（二）国有经济要比非公经济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现代经济庞大的公共开支是由财政预算支付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国有经济是国家税收的纳税大户，国有企业交纳的税款在逐年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国有经济上缴税金突破2万亿大关。其中2002～2009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2009年中央企业完成向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的市值为429.68亿元。国有企业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国有企业的税负却比非公有制经济重很多。

第一，国有经济与其他非公经济相比税负是不公平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根据历年《中国税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研究国有企业税收问题，得出如下结论：2003～2008年，国有企业的税负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有企业税负6年均值达到27.7%，是私有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是其他企业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税负平均值的2倍。因此，我国还需要深化财税改革，为国有企业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第二，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纳税管理也有显著差别。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上缴税赋是国企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偷税漏税的动机较小，并且国有企业核算正规，管理规范，税收征收工作一般比较容易执行。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偷税漏税的问题则比较普遍。民营企业的私有性质决定了这些企业主观上存在偷税漏税的动机，并且由于我国的民营经济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核算不正规，客观上存在征收管理上的难度。我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手段还比较落后，税收管理存在很多漏洞，也给了民营企业可乘之机。

五、国有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仍存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国有经济是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够创造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由于公有制经济的本质特征，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承担了不对等的社会责任和税收负担，竞争力受到限制。因此，我国必须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努力消除这种不对等竞争现状。

第一，建立垄断国企与竞争国企分开管理的监管模式。国有资本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决定了对国有企业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必须分开管理。对于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脉的公用事业和军事工业等自然垄断领域行业，国有资本在这类企业中不具备完整的资本性质，应该由国家相关部门直接进行经营管理；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为政府参股或者相对控股的国有股份形式。这类企业满足《公司法》规定的企业独立法人性质，政府应该放手，按市场规律办事，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实现国有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真正意义上的分离。

第二，完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和法律建设。制定垄断领域和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标准。对于自然垄断行业，因为其自身兼备社会公共服务性质，因而需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它必须在可承受的亏损范围内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对于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要想保持与非公有制经济同样的竞争实力，就不应当年复一年的承担过重的社会责任，它应当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履行同样标准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的履行也需要有法律的约束。对于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不仅需要通过修改所得税法来进一步充实和扩大其享有税负减免的实体权利，还要通过修改税收征管法、信贷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来为这些企业享受权利提供程序上的方便。对于逃避社会责任的企业，主要采取宣传教育手段使这些企业认识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意义，倡导企业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但如果企业有诸如越轨运作、违规违法、拖欠工资、偷工减料、欺骗顾客、污染环境等违法行为，则需要运用法律手段予以惩罚。

第三，完善税收征管的法律法规建设。深化财税改革，完善我国税法建设。首先，加快“费改税”的改革进程。将国有企业的一些强制性收费项目转化为特殊的税种，如环境税、资源税、社会保障税等，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范税外负担；其次，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的职责，切实为国有企业减负；再次，政府需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减轻国有企业的“暗负”问题；最后，税收征管部门也需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管理，加大对偷税漏税的处罚力度，加强纳税知识宣传，提高民营企业纳税意识。

第四，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和诚信建设，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决定了加强企业诚信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企业诚信不仅关系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市场体系的正常秩序和运作效率。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