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评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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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鱼类等个体的生长可用其长度或体重增长数据资料描述其生长规律 ，因为渔业生物学资料收集中这两项数据最容易获得。在海上工作时，测量体长比称体重要方便得多，而且体重会因加工而变化，但长度一般却不会。同时，与体重相比，体长更不易受季节条件波动的影响。因此，在渔业评估中 常常要对体长与体重进行换算，故拟合体长与体重的关系十分必要，下面我们运用拉格朗日插值法牛顿插值法和分段线性插值法对该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二、插值法在渔业资源评估中的实例应用及分析

由詹秉义所著《渔业资源评估渔》中得1982年北部20条湾蓝圆体长（mm）和体重(g)的实测结果。结合各种插值法分析，在相应的MATLAB插值程序中输入体长与对应的体重的实测原始数据，确认后，只要输入相应的体长值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体重值。现假设求体长为200mm的一尾鱼的体重。

1.拉格朗日插值法

(1)节点内插时

我们以200mm为中心选取对称的实测体长区间进行插值计算（n为所取的对称区间内实测数据组数）:

用MATLAB作图比较可得:

由运行结果来看，并不是选择的节点越多，误差越小，从它的插值余项来看，余项的大小既与节点个数的多少有关，也与函数f(x)的高阶导数有关。即高次曲线的近似效果并不见得好，这就是所谓的龙格振荡现象。

(2)节点外插时

在实测范围中选取几组体长和体重值，预测这几组值之外的体长对应的体重值并与真实值之间的误差。

选取6组值作为插值节点（从上图可知，n＝6时逼近效果比较好）

另外选取4个体长值，运用拉格朗日插值法预测相应体重值，并与真实值做比较。

用MATLAB作图比较得:

线表示根据实测数据画的曲线，星星是利用朗格朗日外插法算出来的相应体重。

可以看出与真实值的偏差原来越大，所以拉格朗日插值不适合做外插。即在选取要估测的鱼的体长时要慎重，只能在所测量值[min xj,max xj]（1≤j≤n）中选取，超过这个范围进行取值，所得结果一般是不可靠的。所以测量体长时应选择个体差异较大的，各种体长的鱼尽可能都进行测量统计。

2.牛顿插值法

插值节点选取同拉格朗日一致，节点内插。

由结果来看用拉格朗日插值法和用牛顿插值法结果是一样的。但从两者插值多项式表达式上来看，拉格朗日插值要比牛顿插值复杂，且速度较慢（用于技术水平有限，还不能用程序运行速度来比较两者的快慢）。

3.分段线性函数插值(结点一定要内插）

由运行结果可知的体重值只与体长值所在的区间 有关，无论选取多少个实测体长值作为插值结点，不影响体重值的大小，它可以有效地避免龙格振荡现象。

三、结论

通过上结面各种插值法运行求解比较可知，在渔业资源评估中，根据实测数据，已知鱼的体长估测其体重时运用拉格朗日插值法和牛顿插值法结果是相同的，但从其多项式表达式上讲，牛顿插值要比拉格朗日插值简单。在运用拉格朗日插值法时，要注意插值节点个数的选择，避免龙格现象，而且节点尽量内插，所以测量体长时应选择个体差异较大的，各种体长的鱼尽可能都进行测量统计，而运用分段线性插值法则能避免龙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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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石油、天然气、渔业、风能等海洋资源开发活动的不断开展，各种海上离岸建筑也在不断地建设并投入使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海洋油气生产平台和钻井平台。

挪威船级社的《全球海上事故数据库》统计资料显示，1970D2002年，全球共发生船舶与平台碰撞事故465起，其中，工程作业船舶在平台作业、演习、生产和维修过程中发生的事故189起，占事故总数的40.65%。此外，为了进一步寻找碰撞原因，根据英国能源局关于船舶与平台碰撞数据库中的相关统计数据，1975D2001年10月31日期间共发生了557起事故，其中549起是由平台与工作船舶之间发生碰撞造成的。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工程作业船舶是船舶与海上平台发生碰撞的主要肇事船型。

海上油气开发平台在建设、运营和维护的过程中，离不开各类工程作业船舶，而工程作业船舶在驶近海上平台，以及在海上平台附近作业的过程中，受到自然环境、人员操作、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与工程结构碰撞的风险。如何对此类风险进行科学的评估，并提出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方案，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成为海洋工程领域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引入故障树的基本原理，构建作业船舶与海上平台碰撞概率预测故障树模型，将该问题分解为驶近过程中和作业过程中发生碰撞概率预测两个子问题，并逐步分解为若干基本事件的组合，将复杂问题逐步简化成多个简单问题，从而对碰撞概率进行预测。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从工程作业船舶和海上平台的结构安全方面，利用船舶动力学原理[1]、海洋结构的有限元建模与仿真等方法[2]，研究结构的安全性，为海上平台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有关工程作业船舶与海上平台碰撞概率估算的研究较少。风险的大小是通过不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之乘积来衡量的，因此，估算碰撞的概率同样十分重要。

关于碰撞概率评估问题，最为常用的是船舶交通流理论[3]：根据离岸建筑物周围交通流的长期统计特征，获取船舶处于碰撞航向的概率，进而研究在不同海况下避碰失效的概率，将二者综合即可求得碰撞概率。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船舶交通流具有明显的统计特征，然而对于工程作业船舶来说，无论是船舶数量和工作频率，都不具备该特征，因此，需要一种全新的解决思路。例如，DAI等[4]提出一种服务船舶与海上风机碰撞风险评价基本框架，综合运用故障树（Fault Tree）、事件树（Event Tree）、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s）等研究船舶与风机的碰撞概率，然而该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海洋平台需要进一步论证。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在分析工程作业船舶航行和作业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通用的、并且能够适用于工程作业船舶与海上平台的碰撞风险评估基本模型。

2 水上交通风险评价基本流程

不同领域的风险评价通常都会遵循某种固定的步骤，而在水上交通领域，最为常用的是国际海事组织（IMO）提出的综合安全评估（Formal Safety Assessment，FSA）。FSA已被公认为是目前水上安全评估的标准化程序，其基本步骤见图1。本文风险评估框架主要解决步骤1和2中的相关问题。

3 工程作业船舶与海上平台碰撞风险评估模型

3.1 故障树

故障树分析法（Fault Tree Analysis，FTA）将某个不利事件的发生看作是由一系列简单事件发生共同作用造成的。将事故看作一个较为复杂的顶层复合事件，利用“与”“或”来描述简单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再进一步根据预测简单事件发生的概率计算顶层事件发生的概率。“与”门和“或”门的基本原理见图2和图3，其中：ET（TOP EVENT）为顶层复合事件；E1（EVENT 1）和E2（EVENT 2）为基本事件，其发生概率可以根据历史数据或者相关领域专家的主观判断获得。

ET是否发生由事件E1和E2共同决定。对于“与”门来说，只有E1和E2同时发生，ET才会发生。因此，ET发生的概率为

=（1）

式中：表示顶层事件ET发生的概率；表示基本事件Ei发生的概率。

对于“或”门来说，两个底层事件只要有一个发生，ET就一定发生；因此，其发生概率为

=1- （2）

当顶层事件较为复杂时，可以将其分解为多个层级，且一个“与”和“或”门中可以存在多个子事件。假设故障树中有n个底事件 ，C为某些底事件的集合，当其中全部底事件都发生时，顶事件必然发生，则C为故障树的1个割集。若C是1个割集，且任意去掉其中1个底事件后就不再是割集，则C为最小割集。只要计算出所有最小割集中事件的发生概率，就可以求取顶层事件的发生概率。

3.2 工程作业船舶与海上平台碰撞故障树模型

利用故障树的基本模型，对工程作业船舶与海上平台碰撞风险进行建模研究。在建模前，应先对碰撞风险进行危险源识别，即找出导致碰撞的各个环节中的主要因素。工程作业船舶与海上平台的碰撞事故可能发生在船舶驶台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于船舶在平台附近作业的过程中，这两种碰撞类型的发生机理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也有所区别。按照以上思路，构建工程作业船舶与海上平台碰撞发生概率的故障树模型（见图4），各个节点表示的意义和类型见表1，其中所有节点都存在是（Y）和否（N）两种状态。

由图4可知碰撞事故可能发生的路径，顶层事件是否发生由航行中是否发生碰撞和作业中是否发生碰撞决定。航行过程中的碰撞事故进一步取决于船舶是否处于碰撞航向以及监控设备是否检测到这一危险态势，后者为基本事件，而前者则进一步由t望失误和避碰失误两个基本事件共同决定。作业过程中的碰撞事故由船舶是否失控和是否遭遇大风浪两个因素决定，而船舶失控则由推进器故障和舵机故障两个基本事件决定。

根据故障树中的最小割集的概念，以及工程作业船舶与海上平台碰撞故障树模型中的基本逻辑关系，可以得到最小割集{x6，x5}，{x7，x5}，{x10}，{x11}，{x9}。

通过求取在每个最小割集中基本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则所有割集发生的概率之和记为顶层复合事件的发生概率，即

Px1=Px6 ？Px5 + Px7 ？Px5 + Px10 + Px11 + Px9

（3）

从以上的模型可以看出，故障树模型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将一个复杂事件发生概率的预测问题进行逐步分解，转化成若干个基本事件的组合，通过计算基本事件组合发生的概率获取复杂事件的发生概率。需要说明的是，式（3）中基本事件的发生概率因受到具体的海洋工程特征、作业船舶性能、操作人员技能和素质等因素的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 结 语

本文在水上交通FSA的基本框架内，利用故障树的基本原理，研究了作业船舶与离岸建筑物的碰撞概率计算模型，利用故障树的“与”和“或”两个基本逻辑关系，将碰撞事件逐步分解为若干个能够根据历史数据或者相关领域专家的主观知识获取发生概率的基本事件，最后根据故障树结构获取的最小割集，集合计算碰撞发生的概率。该模型不同于传统的基于交通流的碰撞概率预测模型，其为碰撞风险评价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 李润培，陈伟刚，顾永宁.船舶与海洋平台碰撞的动力响应分析[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1996，30（3）：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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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人员的专业化。它是指评估机构对评估人员有特殊要求。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对这种社会活动作出科学的价值判断，是十分复杂而困难的。“提供充分的、准确的信息是基础，但还必须依靠有学识、有水平、有经验的专家”［2］。

(3)评估活动专业化。它是指评估需要依靠专业人员、在专业理论指导下、利用专业工具、按照专业规程开展评价活动，其工作具有不可替代性。

建立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迫切需要

1.是真正落实国家政策法规中相关规定的需要

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已经强调：“要重视和加强教育决策研究工作，建立有教育和社会各界专家参加的咨询审议、评估等机构。”虽然在有关法规中已多次被强调，然而我国的基础教育评估制度仍未能真正在社会上正其身、名其名、定其位。不能独立面向社会，因而远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是切实保障素质教育的需要

实施新课程改革是我国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也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之一。其推行与落实不同于常规工作和已经规范化了的工作，它是一个不断探索、实验、矫正和推广的过程。这种过程要求管理者和教育主体必须通过全程性、经常化的评价，来保障教育活动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行。教育事业越是发展，全程性和经常化的评估就越是不可或缺。我们常常看到社会上许多工作是雷声大，雨点小，工作虎头蛇尾，其原因大多是作为监督保障重要手段的评估工作不到位。伴随新课程改革的推行、教育评估功能作用的进一步扩大与社会对教育评估的高期望，评估的专业化要求变得十分迫切。

3．是充分发挥督导效能的需要

如何发挥督导机构的最大效能？通常有两种选择：(1)挖掘内部潜能。设法减少督导系统的内部力量消耗，寻找替代力量，由替代力量代办那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工作，使督导人员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其他不可替代的工作中。(2)寻找外部援助。借助外部机构（或建立一个外部机构）与外部人员的力量为教育督导服务。这两种思路都暗示了一种基本策略，就是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育评估工作从督导系统中分离出来，建立一个专业化的教育评估机构。督导部门通过将大量的评估任务以委托的形式交给专业评估部门进行操作，然后利用评估部门的评价结果开展督导工作。通过专业化的教育评估机构替代督导部门的评估工作，可以有效缓解现行督导制度中最根本的问题——督导部门有限精力分配矛盾的问题，因而能切实促进教育督导工作效能的提高与职能的完善。

4．是真正发挥评估作用的需要

根据《关于加强教育督导评估工作的意见（》教督[1999]号）和有关文件精神，可将我国基础教育的督导评估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1）我国的教育评估是教育督导部门开展督导工作的基本手段，但督导部门不能自由独立地向学校提供教育评估服务。（2）督导评估是“教育督导部门进行的教育行政评估”。评估主要依靠行政权威，而不是专业权威。（3）教育行政评估的功能是“鉴定、激励、导向、调控”，并未强调“指导”和“社会性咨询服务”功能的重要性。（4）评估人员主要是行政人员，并未强调评估人员专业化问题，对督导人员的要求也只是强调“知政”“通学”等行政素质而非专业素质。（5）评估的目的主要是为督导部门或政府部门服务，直接向政府负责，不是为评估对象和社会服务，也不向评估对象和社会负责。

这些特点表明，作为督导系统内的教育评估，已沦为封闭的行政督导体系中一个具体的手段和工具，其功能、地位和作用受到了严重削弱和制约，因而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教育评估多元化的需求。将教育评估从督导系统中独立出来，建立一个专业性的教育评估机构，应是当前形势下教育管理改革的明智选择。

专业性评估活动不仅是开展督导工作的基础与手段，同时也独立发挥着导向、咨询与调控等功能；相对于行政性评估，专业性评估活动依靠的是专业人员的学术力量，提供的是专业化服务，因而评估结果的信度与效度相对较高；专业化评估除了可为督导部门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还可直接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为教育机构改进工作提供信息参考和指导意见，使社会对教育拥有更多的知情权、选择权乃至对教育管理的参与权。

总之，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与教育事业的发展，评估的功能应向为整个教育系统乃至整个社会提供专业服务方向拓展。建立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确立由评估与督导两者既分工又协作的“双轨”［3］驱动的教育管理服务体系，将有助于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由单一的政府主体管理体制，发展成为由政府统一领导的、依靠督导与评估等多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的、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管理体制。

建立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基本设想

1．机构的性质与职能定位

如何确定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性质？目前有3种选择：(1)定位为行政性教育评估机构，使其与督导组织一样，行使国家行政职能。但是，行政性评估机构与督导机构存在着部分职能重叠和职权冲突，而且这种定位与政府机构改革及政府职能转变的大方向背道而驰。(2)定位为市场中介机构。这是最新潮的想法。然而，在文化教育市场尚未真正形成的形势下，若教育评估机构独立于政府管理体系之外，则必然无以立足。(3)定位为国家事业机构，使其介于政府与被评估者之间。这在当前形势下应是务实的选择。这是因为：①有利于在教育管理体制转型过程中借助政府的力量，构建教育评估制度与服务体系，使新生的评估机构能尽快打开局面。②有利于协调与督导机构的相互关系。将其作为专业化的事业性组织，既避免了因其具有行政性质而出现的与督导机构职能重叠和权力冲突问题，又避免了因其具有市场中介性质而远离督导机构的现象。#p#分页标题#e#

在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事业性组织性质被明确之后，其职能定位就有了基础。由于事业性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脱胎于教育督导，依托于整个教育系统，又面向市场社会，所以我国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的基本职能应主要包括：（1）评估指导职能。接受政府、教育督导部门、学校及社会各界的委托，组织实施各种类型的教育评估活动，利用专业组织的学术优势，为委托单位提供信息咨询与技术指导。（2）协调沟通职能。凭借其专业权威和中立地位，协调解决督导与被督导、管理与被管理、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的矛盾。（3）科学研究职能。依靠其专业人员或由其召集有关的专家、学者，开展教育评估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

2．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与教育督导机构的关系

(1)两者是共存互补关系。由于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可以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服务，所以督导机构可以集中精力开展督导工作，使督导在国家教育管理体系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同时，评估机构的存在也依赖督导机构的鼎力支持。评估机构的主要业务大多依靠督导机构的授权委托。督导机构的委托授意和评估机构的接受委托，是两者合作的基本形式。(2)两者还是独立并行关系。在国家教育管理体系中，评估机构与督导部门一样，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来行使管理职能。但两者职能各有侧重，并表现出各自独有的特征：督导机构以行政监督为主要职能，专业化教育评估机构以专业化的评估服务为主要职能。总之，两者都是在政府统一领导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教育管理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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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党的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年的时间。我国的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与此相适应，财务会计改革也经历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协调、趋同到等效的发展过程。作为财务会计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业绩评价也历经了不同的演变过程。本文从我国企业业绩评价的发展阶段、现行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趋势的展望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我国企业业绩评价的发展阶段

我国对企业业绩评价的研究探索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进程，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及国有企业的改革而逐渐走向成熟，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实物量考核阶段（20世纪70年代）

此阶段属于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以实物量考核为核心。 国有企业基本没有经营自， 只是作为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派生机构而存在的经济单位。在此情况下，政府评价考核企业业绩采用的方法是对照指令性生产计划，以“产品产量”、“企业产值”为核心内容。这一评价方法在当时对提高企业产品生产能力、缓解物资供应紧张局面、建立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等方面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以实物产量为主的企业考核方式，导致国有企业严重缺乏效率，许多企业为了提高本企业的地位，扩大经营者本人的业绩，都有一种总量扩张的冲动，千方百计地争资金、争项目、争资源，不计成本、重复建设，技术创新更是无从谈起。

（二）产值和利润为主的评价阶段（20世纪80年代）

此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1979―1982年的放权让利，1983―1986年的利改税，1986―1991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开放后的放权让利时期，国有企业考核评价以产值和利润考核为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自扩大，市场化程度提高，初步拥有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这一时期对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的考核管理还没有完全摈弃行政管理和计划控制，但已开始认识到企业经营和发展是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单一指标考核方法已不再适应转轨过程中的国有企业管理，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开始为各方面所接受。1982年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六部委制定了主要包括总产值和增长率、上缴利润和增长率、产值利税率和增长率、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销售收入利润率和增长率等在内的16项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作为考核企业的主要依据，同时规定从中选择10项指标进行考核。具体考核办法为综合记分卡，即通过报告期指标与基期指标逐一对比，判断企业经营改善、持平与退步情况，然后进行打分，计算企业经济效益的动态发展指数。这种方法避免了单一指标的片面性，并解决了从总体上评价反映经济效益的各方面因素的问题。但这种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点：一是没有将考核指标按照重要性程度进行划分；二是只是简单地进行历史对比，容易导致“鞭打快牛”的现象，越是基础差的企业越是容易得高分。所以，这种方法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被淘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承包制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形式，但这种尝试并没有解决国家作为所有者在充分信息条件下，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业绩进行全面考核评价的问题，反而是企业经营者利用经营自不断侵犯所有者的权益。为克服承包制的弊端，1988年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曾联合了劳动生产率、销售利润率、资金利税率等八项考核指标，但由于没有制定综合评价方法，这8项指标并没有在企业考核工作中得到贯彻执行，因为对绝大多数实行承包制的企业主要还是考核企业承包计划的完成情况。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所采用的单纯以实现利润或上缴利税为考核内容的考核方法，客观上诱导了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的短期化。企业为完成业绩即实现利润或上缴利税，不惜将大量损失和坏账长期挂账，使得国有企业不良资产比例连年上升，经营潜亏逐年扩大。这种不健全的考核方法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后期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包袱越背越重，不同程度地陷入经营困境的重要原因。

（三）以投资报酬率为核心的企业业绩评价阶段（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时期。此阶段以财政部颁布的《企业财务通则》为起点，中国开始探索建立以投资报酬率为核心的企业业绩评价方法体系。在总结了承包制的经验与教训后，中央提出要将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上来，在工业企业的考核上要淡化产量指标，强化效益指标。1992年，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提出了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考核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产品销售率、资金利税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流动资金周转率、净产值率6项指标。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需要，推动政企分开，1995年财政部公布了一套包括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10项指标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给每项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以行业评分值为标准进行评分。1997年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根据新的形势，对1992年颁布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体系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6项指标调整为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销售率等7项指标，指标权数也进行了重新分配，评价标准按照前四年的全国平均值确定。

这两套系统都是企业经营业绩考核评价办法的巨大进步，对纠正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们也存在着相似的局限性：一是评价体系缺乏反映企业成长性的指标，不能引导企业避免短期行为；二是评价标准划分太粗，降低了评价实践的适应性，这导致了两套体系在实践中都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四）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体系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现在）

本阶段以《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和《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的颁布为标志。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监管机制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为适应这种要求，财政部经过反复研究和测试，到1997年底，初步形成了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指标、由12项计量指标构成的企业效绩评价体系框架。1998年，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中又增加了定性评价因素，使指标体系由原来的12项发展为38项，形成了以基本指标为主导、以修正指标为补充与专家评议指标相结合的三个层次的立体评价指标体系。在评价方法上，根据多目标规划和非确定性决策的原理，引入了功效系数法和综合分析判断法，评价反映影响企业经营业绩的计量与非计量性因素， 使评价结果能真实反映企业的实际水平。1999年，财政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和国家计委联合颁布了《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及其操作细则，重点评价国有企业财务效益、资产运营、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内容，全面反映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经营者的业绩。由基本指标、修正指标和专家评议指标三个层次、32项指标构成，初步形成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这标志着新型企业效绩评价体系和评价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2002年3月，财政部等有关部门颁布了《企业效绩评价操作细则（修改）》。其评价指标由反映企业财务效益、资产营运、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四方面内容的基本指标、修正指标和评议指标三个层次共28项指标构成。

二、我国现行企业业绩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的发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进步相比，还存在许多问题。

（一）偏重财务指标，使企业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容易产生短期经营行为和利润操纵行为

现有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总体上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财务数据基础之上的，虽然近年来设置了非财务指标，但占的比重较小，而且都是评议指标，没有给出计量方法，主观随意性较强。这种只注重财务要素和反映企业财务结果的指标体系， 不利于对企业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自然环境适应能力等方面的评价，影响企业长期健康发展。

财务指标在评价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1.财务指标评价系统过分重视取得和维护短期财务结果，助长了企业管理者急功近利思想和短期行为。现有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利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企业的经营者必须集中精力提高季度和年度的盈利数字，因此更加关注的是企业短期的盈利能力。为了追求较高的会计账面利润，管理者很可能利用他们手中拥有的经营权来作出使企业的短期利润增加，但长期利益受损的经营决策，即经营决策中的短期行为。追求短期目标如通过削减研究与开发经费、广告经费和机器维修来增加当年利润等，都明显地损害了企业的长远利益。评价体系中利润成分越高，企业的短期行为就可能越发膨胀，因为会计利润只能反映过去的事实而无法充分显示企业的未来潜力。

2.弱化财务指标的监控作用。财务指标大多以会计数据为基础，这样，会计数据在反映企业真实经营活动过程中存在的那些不足均会带入财务指标当中，从而导致财务指标“监控”作用的弱化。因为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不同的应计项目调整，会产生不同的会计盈余数字。也许一些财务指标通过仔细的调整，可消除会计信息中存在的扭曲，但是，这将导致指标本身趋于复杂。而指标越复杂，就越难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指标的导向作用和监控作用就越低。

3.容易导致利润操纵行为。特别是仅以少数财务指标作为考核标准时，更容易纵。由于业绩考核往往是制定报酬、决定聘任、提升与否等契约的依据，为了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目标，经理有进行盈余管理和利润操纵的动机，并通过选择会计政策或通过关联交易来粉饰报表美化财务绩效。

4.财务指标评价系统讲述的是过去的事情，用其来指导和评价信息时代的企业显得捉襟见肘。因为信息时代的企业要投资于顾客、供应商、员工、工艺、技术和革新以完成创造未来价值的任务，这使得企业绩效评价中不可计量的、不确定的因素越来越多，经营行为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单纯的财务指标评价难以涵盖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财务指标在上述几个方面存在的缺陷，恰恰是非财务指标所欲弥补的。非财务指标可以不受会计信息局限性的影响，以用来评价各种经营行为，而同时又避免财务指标进行货币化计量时存在的困难。它还可以对现有经营行为进行直接的“描述”，从而使它能够包含现时财务指标没有包含的、却能在未来财务指标上反映的企业价值信息。

（二）缺乏知识与智力资本方面的评价指标

现行的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未考虑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的作用，缺乏知识与智力资产方面的评价指标，是现有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一大缺陷。在信息时代，知识和智力在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保持中，以及在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微软公司的有形资产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巨大差额，不能不说是知识与智力资产发挥的作用所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与智力资本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衡量企业知识和智力资本价值的指标更将成为企业财务分析的重要内容。因此，传统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缺乏对知识与智力资本绩效的评价指标， 是不健全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三）对企业技术创新重视不够

创新是一个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第一位因素，也是主要的推动力。创新可使企业的资源配置更趋合理，产生更好的整体效益，使企业在优势的基础上谋求更大发展。企业的创新活力是企业保持持久竞争优势的动力源泉。它主要包括产品的创新和工艺的创新等。虽然现行的评价指标包括有技术投入比率和发展创新能力两个指标来反映科技投入和创新能力，但它们只是作为辅助指标和评议指标，而且指标考核的内容不具体、不明确。这会使企业不重视技术的改造和更新，不舍得进行研发投入，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

（四）没有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等企业社会责任

当前，全球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环境污染、全球变暖、酸雨、土地荒漠化、资源匮乏、臭氧层空洞等诸多问题成为困扰现代文明的一大顽疾。这些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得到了各国的共同关注与重视。而引起以上问题的最根本原因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企业有一定关系，甚至是直接关系。在治理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方面企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现行业绩评价只是从投资者、债权人、经营者的角度进行评价，殊不知企业业绩评价的主体不仅有资产所有者、经营者，还包括政府部门、员工、消费者等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不反映他们对利益分享的情况和满意度，不利于评价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不利于满足不同评价主体的信息需求。

三、对我国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展望

（一）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目前的企业绩效评价主要在于满足股东、 债权人和管理者的需要，只偏重对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衡量。实际上，公司的所有者不仅包括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和债权人， 而且包括人力资本所有者――劳动者， 并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公司的责任增加了：公司运营不仅影响到所有者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顾客、供应商、当地社区居民、政府等等。企业目标不再是仅仅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利益相关者综合利益最大化（麻晓艳，2007）。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业绩评价主体必然多元化，这是趋势。

（二）评价客体的全面化

现阶段我国企业业绩评价的客体主要以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为主，大多数企业并没有纳入业绩评价系统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既然所有的企业都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它们的业绩会对我国的经济、环境、社会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其经营业绩绩效进行评价也就理所应当。

（三）评价内容的多维化

企业的生产经营除依赖其直接经济资源的配置外，还必须依赖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生态资源的最优配置，如：人的体力、脑力、情感、动机、道德等人力资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谐的企业关系、丰富的社会文化、道德风尚、伦理观念、诚信协作等社会资源，自然资源、环境等生态资源等等，都在企业生产经营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因此，企业资本由传统的一维资本（财务资本）向多维资本（财务资本、智力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转变（麻晓艳，2007）。

1.关注非财务指标

财务业绩与非财务业绩都是企业总体业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业绩评价除了要关注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及生产率的提高外，还应充分关注客户满意程度、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员工满意程度等非财务因素。客户层面、职员层面和技术创新层面等指标，更能反映出企业的发展后劲，具有一定的预示性作用，可以有效地弥补财务指标易导致企业短期行为的缺陷。

2.注重对知识和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的评价

智力资本是企业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借以获取超额收益、取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各种知识资源的有机综合体。智力资本是解释企业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巨大差异的原因。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的核心利润源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它从以实物型资产为主，演变为以金融/财务型资产和无形资产为主。这些无形资产实质上就是企业内部知识的积累以及智力资本的体现（魏继华、宗刚，2007）。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使企业更加重视对知识及智力资本的评价。

3.重视创新业绩的评价

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与保持的关键因素，而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法宝。企业只有重视技术创新能力，并将技术创新转化为核心竞争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为企业带来长远的业绩效益。因此，创新业绩的评价将逐渐成为业绩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

4.注重绿色绩效评价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以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为支撑的。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为谋求永续发展，企业应采用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努力实施既可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方式。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的今天，生态环境因素在企业业绩评价体系中必将占有一席之地，绿色绩效评价将成为企业业绩评价的发展趋势。

5.关注社会责任业绩的评价

社会责任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对一流企业“高标准、严要求”的公认指标。目前我国企业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显著地感受到提高企业社会绩效的压力和动力。一方面，在开拓国际市场时，没有社会绩效意识的企业将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之初就一直强调要致力成为“企业公民”，并积极建立与政府、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赵喜仓、周蔓）。所有这些都表明，整个社会和企业会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业绩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李玲玲.企业业绩评价―方法与运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 张蕊.企业战略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3］ 财政部统计评价司.二00三年企业效绩评价标准值［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 麻晓艳.企业业绩评价模式演进及趋势［J］.商业时代，2007，（10）： 37-38.

［5］ 魏继华，宗刚.企业管理变革下的业绩评价创新趋势［J］.商业时代，2007，（4）：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