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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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资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并上升为国家政治、关系民生以及战略发展的重大问题。伴随着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我国政府适时提出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自2007年起，环境规制进入密集深化阶段，企业环境保护的压力日益加大。

在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下，企业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那么资源型企业如何应对环境规制带来的影响？很多学者认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应选择技术创新。那么，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到底如何？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选择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为案例，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来说，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种假说是“制约假说”，即环境规制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其基本假设是当环境规制标准不严时，企业仅仅采用较为粗浅的技术来使之达到环保的标准。但是假如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即国家对企业的排污要求变得严格时，企业则采用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技术的方法来达到环保的标准。企业不会选择自主创新，因为企业管理者认为企业的自主创新会使研发支出大幅度增加，而企业绩效的增加没有那么明显，而从国外引进技术则可以在短期内看出绩效增长。

第二种假说是“环境规制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无关”。国内外一部分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各方面的要求增加，但是这仅仅表现在企业的环境成本上和环境费用上。环境规制仅仅停留在环境问题表面，这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无关。

第三种假说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这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该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将刺激技术革新，从而减少费用，提高产品质量。这样有可能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同时，提高产业生产率。

纵观现有研究，其中绝大部分的论文是做实证研究的。因为实证研究在评价过程中过分依靠定量化手段，在复杂的数字转换和统计处理过程中，容易造成某些信息的丢失，或者渗入一些“噪音”，而建立在这些信息资料基础上的评价结论就难以反映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在文献中，所举的例子虽然很多，但是每个例子说的都不清楚，因此实证的研究可借鉴的地方并不多。

因此，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用以弥补实证方法的弊端。本文以资源型企业――伊泰B股作为研究的主要案例，来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从企业角度对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为各级政府和部门制定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增长的相关政策和采取的措施提供决策依据。

三、 面临的环境规制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伊泰B股”（股票代码900948）。主要以煤炭生产经营、煤制油、铁路运输为主业的大型现代化能源企业。近年来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如表1所示。

2004年，为了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改进生产效率，减少资源的浪费，保护环境，鄂尔多斯环保局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环境的法律法规。鄂尔多斯市政府《人民政府关于鄂尔多斯市煤矿安全生产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批复》，对煤矿企业开采方式提出了严格限制。

国家把节能减排提到日程上来，严格限制资源型企业的高污染、高排放。此外，国家的排污标准、合格标准越来越严格，即环境规制的标准提高，资源型企业达到环境标准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国家有关部门的查处力度也在不断地加大，如2011年3月5日，鄂尔多斯环保局做出环保指示，要求抽查企业的排污量是否符合标准，同时对其焦油含量、排污量等进行了抽查。

随着“十二五计划”的开展，国家下发一系列的保护环境的文件，坚决反对过去所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清洁安全生产。

四、 伊泰集团技术创新措施

1. 组织架构创新。面对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伊泰集团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董事长作为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环境保护工作。为了有效地遵循国家的各种有关环保的政策法规，伊泰集团先后出台了《环境管理手册》、《环境程序文件》等有关环境保护的文件，并且召集相应的专家不断进行评议，进行修改和订正法律法规。

2. 完善相关制度。为了达到相应的节能减排的目标，伊泰集团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同时制定更为严格的企业内部标准，如《年度节能责任状》，公司将每年度节能减排目标逐渐分解到各部门和车间，使节能减排的目标在小的地方逐步实现，同时进行绩效考核。这种方法的有效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节能降耗责任目标的落实，效果很好。

3. 装置设计中的技术创新。伊泰集团[积极地进行自主创新研发，与山西煤化所合作，自主研发费托合成技术，在科研上投入了大量的经费。科研人员在设计阶段严格遵循“能量循环使用”的设计准则及“近零排放”的设计理念，实现了装置能量的转换及综合利用，减少碳排放量。

伊泰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共同研发煤液化、气化的生产工艺。该项目充分利用剩余的反应热发电，以在精馏过程中和吸收过程中所放出的过多的热作为热源，利用物理化学技术制备电源。除了换热技术外，空气冷却技术也是该工艺的主要创新点，采用该技术可以有效地保存水分、节省能量。煤炭气化、液化会发生化学反应，在此化学反应中会产生工业废水，该装置中有污水处理装置，反应的工业废水又经过污水循环装置。污水经过循环装置后，又可以变成干净的水。尽管项目开始期间，购买装置费用较高，安装费用也较高，但是从长远来看，对该企业的经济利益的促进是很明显的。

4. 装置运行中的节能减排。除了在设备安装本身，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即在大生产工艺中也有很多的节能方面。首先是优化装置开投料方式，严格限制反应物料在开车或者停车的过程中的大量停留，使反应物料在反应过程中维持大部分；二是对工厂的原有的操作参数进行优化，不断进行投料实验，探索最好的配料比；三是采用自动化装置，不断地提高能量转换的速率，保持能量不断地转化，确保反应在适宜的温度、压力下反应，保温保湿，减少反应物料的损失。

5. 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投入指的是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研发支出的经费（扣除研发的其他项目经费）。

五、 技术创新效果

1. 专利授权数。专利授权表示企业拥有的被国家认可和保护的技术创新成果。本文用专利授权数来衡量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伊泰集团的专利授权数如下：

伊泰集团专利授权数在2010年～2011年为0，从2012年起逐渐增加，2013年为26件。2014年虽然比2013年略有下降，但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2. 新产品销售收入比。新产品销售收入比能够衡量技术创新水平、能力及技术创新效果越好。公式为：

伊泰集团在近几年中不断推出新产品，煤化工产业也不断地出现新的合成物质，这些新产品经济效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创新的效果。

通过观察图2我们可以看出伊泰集团新产品的经济效益在近五年来是逐渐上升的，即伊泰集团的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表明伊泰集团的技术创新效果显著。

六、 伊泰的未来发展战略

伊泰集团将继续与山西煤化所合作，一起发展洁净煤技术，提高煤的综合利用率，提高产品的延伸价值，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战略。

在原料的选取方面，伊泰集团将努力做好煤炭的选择，肯花大价钱投资质量好的原料。伊泰集团将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努力提高煤炭的整体转化效率，建立新型的、不同于传统的煤化工项目，争取成为煤炭加工企业的领头羊。

七、 结论

通过以上对伊泰集团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环境规制促进资源型企业技术创新。伊泰集团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环境规制，首先从管理层面重视环境规制，该集团成立环保委员会，同时对企业内部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要求，从小处、实处做到环境保护。其次，伊泰集团在严格的环境规制下，在技术层面进行了很好的技术创新，如装置设计中的增加节能减排、装置运行中的节能降耗措施、设计工艺流程来提升企业的安全性能。此外，伊泰集团技术创新投入逐年增加。

其次，技术创新效果显著。伊泰集团专利授权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都在逐年上升。

最后，面对环境规制，伊泰集团应继续加大自主创新，这必然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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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林木种子加工技术与设备的研制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其水平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根据相关调查表明，我国仅有少数几个省针对林木种子的设备进行了研究，使用的设备与技术都是以农作物种子为基础而研制成的，这种设备的处理精度相对比较低，并不能够保证林木种子质量。例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虎年生林业科学园研制出了1QLS-50林木种子精选机，这种设备在实际工作中只能够将种子的一部分杂质去除，并且无法将其中有缺陷的种子分离出来，当经过该设备处理后的种子仍然无法有效的提高其发芽率。除此之外，这种设备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工作强度相对较大、环境恶劣、种子处理质量不高、技术含量低等，并不能够达到工业化容器育苗的要求。

国外发达国家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芬兰LANNENPLANT SYSTEMS公司与瑞典BBC公司在林木种子精选设备方面的引入，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这充分说明了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因此国需要引进芬兰与德国的相关设备与技术，然后根据我国林木种子的特点不断创新与改进，从而研制出一台适合我国林木种子精选的设备。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新设备可以通过林木种子颗粒的大小、尺寸的大小、饱和度等，通过振动时多层筛网首先将不同粒径的林木种子进行分类，然后采用相应的计量器对饱满种子进行测量，再次对未成熟的种子进行选择与分析，采用空气流的大小来对其中的种子进行精确分析，最后再采用PREVAC技术来对精选过后的种子进行筛选与分类，这就有效的提高了林木种子的精选质量。这种设备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实现自动化操作，减少了人力的投入，有效的降低了工作的劳动强度，经过精选设备筛选过后，林木种子的发芽率有了显著的提高，达到了工业化容器育苗的目的。

一、林木种子精选技术引进的优点

1、由芬兰LANNEN PLANT SYSTEMS公司生产的林木种子精选设备。这种林木种子精选设备也就是通过种子的重力来对其种子进行筛选。也就是说，在不同饱和度的种子种，采用极限漂浮速度的原理，通过气流以及空气动力学特征直接将林木种子中存在缺陷的杂质分离出来，提高林木种子的发芽率与洁净度。当林木种子精选完毕之后如果还存在机械损伤的种子，那么我们可以采用PREVAC技术将种子进行分离，最后选择质量最好的进行培育，从而有效的提高种子的发芽率。

2、由瑞典BBC公司生产的林木种子精选设备。这种设备由于安装有孔径合理的多层筛网，然后通过筛选的方式将林木种子中的空壳、不饱和的种子以及存在夹杂物的种子进行筛选，从而提高林木种子的精选质量，提高种子的发芽率。

二、我国林木种子精选设备存在的技术问题

通过引进新设备对我国传统的精选设备进行分析与改进，通过改善之后，林木种子的颗粒相对比较均匀，降低了林木种植的破碎率，提高了高品质种子的技术要求。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这种新改进的设备在选择林木种子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高的适应能力，在林木种子以及花卉种子中同样适用，提高了林木种子的发芽率与饱和度。

三、林木种子精选设备的技术创新要求

首先，芬兰LANNENPLANT SYSTEMS公司与瑞典BBC公司在进行重力风选及筛选过程中都应该采用分台设备处理的方式来进行处理，而在新设备研制成功之后，我们是将重力风选及筛选直接简化成一个设备，这就提高了机械设备的紧凑性，有效的提高了其运行质量。

其次，对重力风选原理进行改进与创新，所引进原设备采用从低部吹进空气使种子悬浮分离，新设备要求采用负压式重力风选原理，其分离效果较悬浮分离效果更好。

再次，设备适用性广，操作简便，形林木种子及花卉种子。可处理各种颗粒形林木种子及花卉种子。

最后，设备比国外同类设备性能更优，耗能低，价格是其1/3―1/4。

四、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比较

分别对新研制的林木种子重力分选与净种分级一体机（HFA新设备）、湖南省林业科学院原有分选机（1QLS一50）、芬兰的LANNEN公司生产的分选机（LANNEN）和瑞典BBC公司生产的分选机（BCC）四种精选机的主要技术参数（见表1）、经济指标等技术参数（见表2）、分级效果等性能进行比较（见表3）。

从各技术参数可以看出，新设备吸收了引进设备重力风选新技术，对原设备的筛选原理进行了改进与创新，同时增加了去石功能，从而，提高了新设备的日处理能力和精选种子的技术指标。从经济技术指标中可以看出，新设备的费用只有引进设备的1/4―1/3，因此，新设备具有非常大的价格优势，适合我国林业大国的国情，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市场。

四、结束语

（1）对芬兰LANNEN公司生产的精选设备从低部吹进空气使种子悬浮分离的重力风选关键技术进行创新，在1QLS-50林木种子精选机中采用负压式重力风选原理，提高种子分选效果。通过吸收瑞典BBC公司生产的精选设备往复式筛选分级处理关键技术，对国内1QLS-50林木种子精选机筛选分级处理技术进行改进，在同一台分选设备上实现重力风选与筛选处理原理相整合的林木种子精选一体机。

（2）新设备精选种子质量指标明显提高，可满足林业用苗木工厂化容器育苗所需高品质种子的技术要求。精选种子广适性强，基本满足各种林木种子及花卉种子；日处理能力50kg以上；精选后种子净度达98%以上，破碎率小于0.5%，饱和度达到98%以上，种子发芽率达到85%以上。同时，该设备性价比高，适用性广。适合我国林业大国的国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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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等发展迅速，推动人们进入了数字化发展时代，而且数字信息在各行业领域发展和管理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尤其是为传统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变革。在当前数字时展环境下，传统图书馆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不?H要保留传统管理模式的优点，同时还要运用数字技术进行相应的创新和完善，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图书馆的整体管理水平。

一、传统图书馆管理模式的批判

1.体制批判

在传统图书馆发展过程中，其管理体制很容易受到地域因素和空间因素的限制，往往只能满足距离图书馆较近的一少部分读者的需求，在共享图书资源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阻碍，这一现象主要就是因为体制缺陷造成的。从生产和发展目的角度来看，传统图书馆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图书资料、文献等稀缺的问题。通俗来讲，传统图书馆就是一种记载信息、储藏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它对空间和时间具有着很大的依赖性[1]。而在数字环境下，图书馆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其主要就是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来进行图书信息和文献的存储，其存在的限制因素相对较少，同时还能够实现信息的快速查找和传输，方便读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获取到图书信息。

2.流程批判

从运作流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图书馆存在着很多弊端，首先就是功能分离降低了图书馆的管理效率，如图书馆都是由各单独部门进行采购、咨询、借阅等工作，只有将以上各部门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构成一个整体性的图书馆。而且细致的任务分工，使得各工作人员无法正常有效的完成管理任务，从而降低了管理工作的效率。而在数字时展背景下， 各种信息技术被广泛的应用到了图书馆管理工作中去，逐渐转变了传统模式的管理方法，而且还实现了图书馆的无形管理，这样不仅保证了图书馆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同时还提升了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水平，有利于促进图书馆的可持续健康发展[2]。

3.人才批判

在传统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管理人员虽然拥有很大的权利，但是因为传统图书馆在管理任务的分配方面极为细致，以及图书信息载体数量众多，使得管理人员的工作任务量极多，无多余时间来考虑提升管理质量的问题[3]。此外，传统图书馆内部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也有待提高。

二、基于数字环境下传统图书馆管理的创新方法

1.管理目标的创新

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明确具体的管理内容和管理重点，努力实现管理目标的创新。在日常管理中，要想为每一本书和每一位读者都找到相应的读者和图书，这一目标是很难实现的。这样不仅让管理目标变得广泛和模糊，同时还缺乏一定的针对性，这与实际情况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因此，图书馆在管理工作中，应该正确认识到社会环境的变化，实现科学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结合自身发展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找到一条合适的、正确的管理目标[4]。同时确定自身在未来的发展需求和方向，对读者进行细分处理，为图书馆找到合适的服务读者群。图书馆在管理中应该注意，不能将尽善尽美当做自身的发展目标，而应该是自身管理中应该不断追求的方向。图书馆虽然不能保证将全面的内容提供给每一个读者，但是要尽可能的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一管理目标能够让图书馆发展变得更加完善。

2.图书馆服务创新

传统图书馆主要为读者提供书籍查找、书籍回收以及书籍借阅等服务，无法实现知识的有效查找。在数字化时展背景下，图书馆需要更多的为读者提供知识寻找服务，对馆内现有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机整合，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从而创新知识的应用[5]。此外，图书馆在提供服务工作中，还应该正确认识管理人员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其进行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在提升知识管理水平的同时，还要加强人员的管理工作，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快捷的服务，从而促进图书馆整体服务质量的提升。

3.管理人员角色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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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计算环境下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分析

云计算可以分成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服务以及软件服务几个部分，与数字资源建设的自身特点相结合，可以制定出如图1所示的数字资源建设基本的结构模型。

图1 图书馆数字资源结构模型图

通过观察图1可知，该结构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结构模型能够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是图书馆服务请求和对应的操作，这一等级中可以为用户提供大量的云端数字资源，在这里，客户可以通过其他图书馆类软件应用端直接联入云端的图书数字资源库，从而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同时，系统也会将用户通过各应用软件上传的数字资源整合起来，为数字化资源建设云平台的完善提供资源；第二个等级就是基本结构与图书馆服务应用，这一系统中主要包含了用户管理、资源建设管理、安全管理以及数据库管理四个模块，各个模块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关系，同时也各司其职，为整个资源结构的运转提供通道；第三个等级就是建立图书馆服务、实现和监督图书馆服务，该等级系统中主要负责资源池的维护和管理工作，属于整个图书馆数字资源结构建设的核心和后方支持部分，也会整个系统架构的核心所在。

其中，物理资源通常包含了图书馆服务的提供方带来的互联网资源、系统软件资源、系统数据库资源以及系统服务器资源几部分。但虚拟资源池同样是借助多种技术把同类资源组成同构或者类似同构的资源池。

二、云计算环境下图书馆服务创新模式分析

在当前云计算的大环境下，针对图书馆服务创新思路模式进行革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直接促进了图书馆与数字资源服务方面的创新力，提升了其数字服务模式的革新与实践成果，同样符合信息化时期对图书数字服务的基本需要。

1.云计算作为主体设计综合服务模式

云计算环境下的数字资源存储和编辑方面存在很大的优越性，凭借该个性化模式，能够设计出别他功能模式，进而重新组合信息数字服务方面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作用。比如，计算机云端。其数字信息存储无需占用太过的时间去进行日常维护，仅需确保其安全性与稳定性即可。因此，在持续提升数字资源时，云计算技术还能够把相应的数据同时添加到相应的功能模式。由于目前的受众均为互联网用户的联系，图书馆还能够应用本身的摄取图书信息资源的优越性，于互联网上设立互联网图书馆系统。进而带来互联网图书、实体书和图书数据等一站化服务体系。最终确保读者于互联网图书馆内获得相应服务需求。与此同时，需保证一站化服务搜索界面的保障与维护，避免导致图书数据出现侵权的情况。

2.“私有订制”服务模式的建立

所谓的“私有订制”服务模式即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来提供的差异化的服务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为客户寻找图书资源、存储数字资源提供特定途径的服务模式。在数字图书馆用户数量庞大且用户需求千差万别的今天，图书馆的一类财富---图书数据若可以得到有效应用，必定会形成非常大的社会与经济成果。因此，为了得到更大的效益，使图书馆未来正常运作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需格外注重个性化服务与私有化服务模式构建工作。比如，私有藏书信息服务模式。

3.服务模式的优化和扩展

在当前的云计算大背景下，图书馆的服务肯定也会出现本质变化。比如，系统软件管理方面必定更加依赖服务中心系统的发现信息资源、传递数据资源以及优化数据资源。在资源处置结束之后，凭借电子数据、电视台以及手机短信通知的服务方法，把资源传输到读者。直接消除了面对面、指引等服务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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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新资金配置风险的产生。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过程中影响创新资金配置结果与预期偏离的不确定性因素是创新资金配置风险的主要来掘。1、研发投入阶段的风险。（1）创新资金支持能力弱。创新资金的实力代表创新活动的投入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企业创新资金融资能力越强，则企业越能抵御风险。由于研发投入阶段的活动具有探究性，使得高新技术企业在此阶段需要大量的创新资金。如果创新资金供给不足或不及时，则会影响创新活动的进度和效率，进而引发不同程度风险。（2）创新能力不足。研发投入阶段，创新人员薪酬和创新技术成本是创新资金重要投放的重要方面。研发人员的创新能力对创新资金使用效果有直接影响，创新能力越高代表研发成功的概率越高。（3）研发周期较长。研发周期过长会占用较多的创新资金，增加融资成本和风险。研发成果具有先进性，然而外部环境会随着研发周期的过长使得研发成果失去先进性，导致创新资金的投资回报下降，风险上升。 2、生产阶段的风险。（1）创新产品转化成本较高。研发成果转化为创新产品需要在较多原材料、先进的生产设备和一定生产规模基础上进行。原材料缺乏、原材料不能及时供应、材料价格过高将会影响创新产品的价格，进而影响新产品的竞争力。（2）研发成果科技转化率低。由于在生产化阶段，研发成果向创新产品的转化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缺乏先进的设备和工艺水平以及生产规模过小会导致次品率过高，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影响创新产品的先进性，创新资金收益性下降，风险上升。3、市场化阶段的风险。（1）营销费用管理能力不足。创新产品的营销费用在各营销渠道的支出是否合理有效，将会直接影响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接受程度，关系到创新产品的扩散速度和市场占有率。营销费用的支出效果将会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若营销成本过多则创新收入将更多地用于弥补营销支出，企业的现金净流入会受到严重影响。 （2）创新产品盈利性低。由于消费者更倾向于性价比高的新产品，一味追求创新产品质量和市场接受程度，会影响创新产品的盈利性，使得创新资金配置未达到预期收益目标，从而引发风险。 （3）创新产品应收账款周转缓慢。创新产品为了迅速打开市场，其营销收入一部分会形成应收账款，应收账款的收回速度缓慢将直接影响企业现金流量，影响创新资金的正常周转和偿债能力。

二、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机制的设计

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机制由风险预警组织机制、信息支持机制、风险分析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四个部分组成；

（一）风险预警组织机制是指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的执行主体，是依据高新技术企业架构原则和创新活动中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机制的需要而组建，专门负责整个创新资金风险预警机制运行的机构体系。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在对企业自身规模的大小、创新活动及预期创新产品的特点、资本结构的特征及其他内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进行综合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制定适用于本企业的创新资金配置风险管理监测标准，建立专门的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管理部门，独立负责创新资金配置风险的识别、分析、预警和处理流程。

为使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的职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高新技术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组织机制。通常有两种模式：一是独立设置一个预警职能部门，承担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的工作职能，该部门不参与高新技术企业的日常经营过程，并直接由管理层管理。二是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的职能由企业内现有的部门负责兼顾，如由高新技术企业财务部或技术研发部联合承担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的职能。

（二）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信息支持机制。高新技术企业若要及时有效地预报潜在的创新资金配置风险，必须在大量与创新活动有关的内外部环境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收集信息，以捕捉相关的创新资金配置风险征兆，经整理和筛选后将信息及时传递，为接下来的风险分析提供素材。同时，将风险分析评价、风险预警和风险处理的详细过程及时反馈并储存到信息支持机制，从而保证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系统的各项财务和非财务数据、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模型、风险阈值等有序更新，保障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系统的数据安全和完整，为企业处理其他创新活动过程中的创新资金配置风险提供借鉴与参考，提高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机制预警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三）创新资金配置风险分析机制。创新配置风险分析机制可以迅速地识别信息支持机制输出的信息中影响创新资金配置效果的不确定因素，排除对创新资金配置风险影响较小的不确定因素，而将重点放在可能造成重大创新资金配置风险的不确定因素上。通过该因素的历史处理过程资料进行分析，运用概率统计等方法对该因素导致致发生损失的概率及其程度度做出定量估计。

通过科学系统地设立创新资金配置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选择合适的计量方法对创新资金配置风险进行评价，找出创新资金配置风险出现的具体创新环节和风险成因，确定风险等级井预报警情及其预期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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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847/fj.35.6.1

Asset Specificity， Produ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Enterprise Technical Innovation

TIAN Zhi-long， LIU Ch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resource-based view and competi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the asset specificity on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by using the balanced panel data of 269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listed on China’s SMEs’ board from 2010 to 2014.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s that：（1）the asset specific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2）the produ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has a complete mediating effect and the enterprise technical innovation has a noticeabl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3）the enterprise technical innovation has also played a noticeable moderating ro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produ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4）this moderating rol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produ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the asset specificity on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in theory， and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play the role of asset specificity.

Key words：asset specificity； product competitive advantage； enterprise techn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1 引言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企业进行着大量的专用性资产的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常常进行这种投资以获得与大企业的合作[1]。研究?Y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专用性资产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考察资源（能力）与绩效的关系是资源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2]，但大多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直接考察资源（能力）―绩效间的简单、直接的关系，而完整的分析框架应该是战略资源―战略行为―竞争优势―绩效[3]。现有的关于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学者们对于资产专用性创造价值的内在机理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和系统[4]。周晓东和项保华[5]指出，竞争优势最终应当体现在为顾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张敬伟和王迎军[6]主张，在研究竞争优势时，应该以产品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那么产品竞争优势是否会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资产专用性会引发机会主义行为。学者们在机会主义的治理机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现有研究探讨了不同治理机制对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影响[7，8]。除此之外，学者们也研究了企业外部因素如环境动态性、产业技术水平等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8，9] ，但现有研究对企业内部因素关注还不够。Teece[10]指出，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仅来自于企业拥有的独特的资源，也取决于企业配置这些资源的方式。创新是一种对资源进行组合的创造性活动[11]，技术创新是企业提升价值的核心战略。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是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否会影响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本文联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与竞争理论，实证研究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揭示产品竞争优势的中介作用与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为战略资源―战略行为―竞争优势―绩效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依据，也为更好地理解中小企业专用性资产投资的经济价值及技术创新在发挥这种价值中的重要作用提供指导。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资产专用性指的是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置于其他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专用性资产是为了支持某些特定交易进行的投资，一旦形成，就会被锁定在特定的交易关系中，若再做他用，其价值就会贬值[12]。因此在供应商企业的专用性投资做出后，客户企业就有可能把供应商对自己的依赖作为谈判的筹码，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攫取更大份额的可占用准租。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来抑制机会主义风险。这些机制的形成与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因此，资产专用性增加了所有治理形式的交易成本[12]，这将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负向的影响。

然而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一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常常进行着大量的专用性投资，这是因为专用性资产具有价值创造效应。资源基础理论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解释。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异质资源与能力的组合，如果企业拥有有价值的、稀缺的、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就比其他企业更具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使得企业比竞争对手更容易获得持续的高水平绩效[13]。Williamson[12，14]将资产专用性分为六种类型：位置专用性（site specificity）、实物资产专用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人力资产专用性（human asset specificity）、专项资产（dedicated assets）、品牌资产（brand name capital）与临时专用性（temporary specificity）。专用性资产是针对用户的特定需求所做的投资，具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与不可替代性的特征。如当一家企业选择了某一个专用性的地理位置后，这种位置资源不仅是有价值的，而且是稀缺的，对于竞争对手来说是难以模仿的，因为其他企业不可能或者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才能获得这种位置优势[15]；专用性的人力资产是企业在与特定客户进行交易、为客户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员工的学习与经验的积累逐步建立的，它同样具有较大程度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与不可替代性。因此，专用性资产构成了企业异质（heterogeneity）?c稳定性（immobility）的资源，使企业获得了独特而又难于模仿的市场竞争优势[9]。专用性投资相比非专用性投资更有效率，可以实现更低的成本和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16]；专用性资产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人才、知识和技术在企业间的传递， 特别是隐性知识更能促进合作双方核心能力及关键资源的积累和增长，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促进合作双方核心能力、关键资源的累积和增长[17]。不少学者发现专用性资产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18]，从而加强企业绩效[19]。实际上，交易成本理论在强调资产专用性增加交易成本的同时，也认为专用性资产会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约以及收入的增加，并指出当增收和（或）节支超过治理成本（交易成本）时，增加资产专用性才是允许的[12]。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产品竞争优势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1）资产专用性与产品竞争优势

产品竞争的实质是价值竞争[6]，产品竞争优势是一种价值优势，是顾客感知到的某些企业提供的比其他企业更加卓越的价值[20]。价值优势可以细分为功能优势、可靠性优势、便利性优势、价格优势等维度[21]。专用性资产使企业以竞争对手不具备的独特的价值创造方式为客户创造价值，从而形成产品竞争优势。如位置专用性可以节约企业与客户的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取得价格上的优势，而且在客户附近设立机构和驻派人员，企业能够对其需求做出更加快速的反应，获得便利优势等；专用设备、工具等实物资产或者专项资产，提升了开发与工艺手段，保证产品质量，可以创造功能优势、可靠性优势等。总之，恰当的专用性资产有利于降低产品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形成差异化产品或服务，从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中获取战略性竞争优势[22]。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 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产品竞争优势与企业绩效

从客户角度看，产品的最基本价值是低价格和差异化。产品的竞争优势体现在成本优势与差异化优势上。差异化的产品可以通过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来锁定客户，提高客户的忠诚度，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企业的市场份额，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当客户的忠诚度提高时，其对价格的敏感性降低[23]，有利于企业获得价格上的优势。当企业相比于竞争对手有更强的成本优势时，企业可以让客户以较低的代价获得相同的价值，或者以同样的代价获得较大的价值，有利于与客户保持长期的伙伴关系并增加市场份额。同时，成本优势也为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利润空间。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产品竞争优势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产品竞争优势的中介作用

资源基础理论的代表学者Kay[24]认为，当企业将独特的能力（资源）应用于产业或市场中的时候，就变成了竞争优势。张敬伟和王迎军[6]在总结了不同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竞争优势分解及分析逻辑。该逻辑认为企业的各种能力（资源）是通过企业提供的产品来创造顾客价值优势进而提升企业的绩效。也就是说资源优势是通过提高产品的竞争优势来提升企业的绩效。依据这一逻辑，专用性资产是企业的战略性资源，也会通过提高产品竞争优势来为企业绩效做出贡献。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 产品竞争优势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即资产专用性通过产品竞争优势来影响企业绩效。

2.3 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

（1）技术创新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技术创新可以降解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机会主义风险，从而改善企业绩效。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越强，就越能够对专用性资产进行创造性地利用，其产品的实现难度也就越高，竞争者就更加难以模仿，客户寻求替代者愈发的困难，对企业的依赖性更强。这样就降低了专用性资产遭受的机会主义的风险[7，9]，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资产专用性可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从而促进企业绩效。资产专用性建立了投资方与接受方间的相互依赖性[12]，这种依赖性增强了双方的相互信任与合作[15]，由此会极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在企业间的传递，有利于技术进步，加快产品开发和创新速度[17]。吴爱华等[25]的研究发现专用性投资有利于合作创新的形成，而合作创新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创新效率[26]。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 技术创新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2）技术创新在资产专用性与产品竞争优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技术创新包括工艺创新与产品创新两种形式。企业通过工艺创新，创造性地开发满足特定客户需求的工艺、设施，可以提高实物资产或专项资产的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如前文所述，专用性资产可以促进企业产品开发和创新速度，提高创新效率与绩效，从而提高产品竞争优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 技术创新在资产专用性与产品竞争优势的关系中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我国中小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些企业进行了较多的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具体来说本研究从2010年12月31日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中剔除以下公司作为研究样本：（1）在2010～2014年5年间对销量前5名客户销售收入占企业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企业研发费用以及其他财务数据信息披露不全的上市公司；（2）企业在2010～2014这5年间出现过重大重组，如*ST、ST、PT的公司；（3）处于产业链下游行业中的企业。根据证监会的行业分类，这些行业包括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木材家具、医药生物制品行业。因为这些行业中的企业面临的客户主要是渠道中的中间商，其?营所需的专用性投资并不明显[9]。本文从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CSMAR数据库，获得符合条件的269家企业2010～2014年连续5年的1345个平衡面板数据。

3.2 变量的测量

（1）企业绩效。本研究采用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具体来说，选择上市公司的销售净利率来进行测量，销售净利率为净利润占营销收入的百分比。同时利用总资产报酬率作为稳健性检验的指标，总资产报酬率为利润总额加财务费用占期初与期末资产余额合计平均值的百分比。

（2）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构成复杂，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对它的衡量方法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袁琳和赵芳[27]在其研究中采用“公司向前5名客户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值”作为在资产专用性上的投资程度的替代变量。在实际操作中，为了保证公司产品销售对象的固定及单一，增强测量的准确性，将样本企业限制在制造业上游行业的上市公司。这种做法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被国内其他学者如于茂荐和孙元欣[7～9]所采用。本研究采用以上学者的方法，利用“公司向前5大客户销售额占公司总销售额的百分比”来测量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在样本选择时去掉了处于产业链下游行业的企业。

（3）产品竞争优势。产品竞争优势是顾客感知到的某些企业提供的比其他企业更加卓越的价值。这些价值具有多个维度，直接对产品竞争优势进行测量是困难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企业产品销售实践中，当产品本身的竞争优势较弱时，企业往往会通过增加广告、销售人员及采用更优惠的销售政策来扩大销量，这些措施都会带来企业销售费用的增加。因此，企业投入的销售费用越多，表明其产品竞争优势越弱。在现有文献中，郑立东和程小可[28]借鉴Kale和Loon[29]的做法，利用（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收入来近似衡量上市公司在行业内的竞争地位，该值越大，企业的竞争地位越高。这说明销售费用与竞争地位间成反向关系。市场竞争实质是产品的竞争，企业的竞争地位越低，说明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越弱。因此，本研究采用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的负值来衡量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

（4）技术创新。国内外现有文献多以研发投入、研发产出来度量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主要用公司年度研发支出作为测量指标，研发产出主要用专利申请数来表示。张杰等[30]认为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用专利数量作为创新活动的度量指标未必是一个有效的测度方法，使用企业层面的研发投入作为度量指标更具合理性。本研究支持这种观点，用公司年度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来表示企业的技术创新。

（5）控制变量。企业绩效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与多数学者一样，本研究选择公司年龄、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运营效率、公司成长性、股权集中度作为控制变量。公司年龄用lnAge来表示。Age=Ti-T0+0.5or1，其中Ti=（2010，2011，2012，2013，2014），T0为公司首次注册年份。注册时间在当年的6月30之日前则加1，之后则加0.5。公司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来表示。财务杠杆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运营效率用总资产周转率来表示。公司成长性用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表示。股权集中度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表示。

4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4.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各变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资产专用性的平均值为31.28%，我国中小制造业企业的资产专用性较高。相关分析表明，资产专用性与销售净利率正相关，与产品竞争优势正相关，产品竞争优势与销售净利率正相关。各变量间的关系需要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进行精确的验证。虽然大多数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或负相关，但相关系数不大，都没有超过0.5，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同时放在模型中进行回归。

4.2 回归分析

（1）数据的平衡性检验及回归分析模型选择

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首先需要检验数据的平衡性以避免变量不平稳而出现伪回归。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数据的平衡性。采用LLC检验同质单位根过程，采用 IPS、ADF、PP检验异质单位根过程。所有的变量在四种检验中的检验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值（p值）都小于0.01，表明各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单位根，各变量稳定且存在长期均衡，回归不属于伪回归。

各回归模型需要在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间进行选择。首先对各模型进行F检验，判断各模型应选择混合回归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各模型的检验统计量的伴随概率（p值）都小于0.01，因此各模型适合于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对各模型进行 Hausman 检验，判断各模型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各模型检验统计量的伴随概率（p值）都小于0.01，拒绝了原假设，表明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各模型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本研究选择个体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面板数据容易出现异方差与自相关，为了增加模型估计的有效性，本文采用EVIEWS 6.0中的带有怀特异方差调整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回归分析。

（2）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产品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依据 Baron和Kenny[31]提出的检验中介作用的方法并按照温忠麟等[3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来考察产品竞争优势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间是否具有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中的模型1 是企业绩效对控制变量的回归。控制变量中公司年龄、财务杠杆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公司规模、运营效率、公司成长性、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资产专用性，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16，p

（3）资产专用性、产品竞争优势与企业绩效：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检验

本研究利用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来检验调节效应。表1中的模型7表明，因变量为企业绩效时，资产专用性与技术创新的乘积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003，p

在假?O4和假设6得到验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本文还试图检验技术创新是否为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温忠麟等[33]提出了对“有中介的调节变量”进行检验的步骤，即“先检验调节效应，再检验中介效应”。表1中的模型7与9检验了两个调节效应，我们再考察资产专用性、技术创新及两者的交互项在加入产品竞争优势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表1中的模型10的结果显示，产品竞争优势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530，p0.5），这说明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完全通过产品竞争优势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综上所述，技术创新是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即技术创新在资产专用性与产品竞争优势的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而且这种调节作用会进一步通过产品竞争优势的中介效应来影响企业绩效。

4.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果是否可靠，我们做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1）更换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企业绩效会受到其衡量指标的影响。销售净利率是从企业生产经营的角度衡量企业获利能力，而总资产报酬率则全面反映了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得水平。本研究选择总资产报酬率代替销售净利率衡量企业绩效来检验本研究的稳健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假设同样是成立的。

（2）重新选择样本进行检验。2011与2012年中小企业板增加了新的上市公司，我们重新选择2012年12月31日前中小企业板上市的符合本研究要求的486家公司在2012～2014年3年间的1458个平衡面板数据重做上述回归模型，本研究的假设也得到了检验。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本文从略。

5 结论与启示

考察资源（能力）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是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及竞争理论相结合的视角，利用我国中小企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4年间的269家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资产专用性、产品竞争优势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企业技术创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增强资产专用性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这表明在中小上市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对企业绩效的双重效应中，“价值创造” 效应超越了“交易成本损失绩效”效应。这可能是中小企业在进行专用性资产投资时（后），建立了恰当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7，8]。特别是在供应链管理背景下，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更倾向于采用非正式的关系机制来代替高成本的正式机制[34]，利用信任、承诺、信息交流等关系规则来实现对专用性资产的治理，降低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通过合作来进行价值共创，发挥专用性资产的资源优势，提升双方的经济效益。同时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企业大都是一些高成长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技术投入往往较高，而在技术投入高的产业里，增加专用性投资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9]。因此，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嵌入到下游企业的供应链中，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与发展。

（2）产品竞争优势在资产专用性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中起到了完全的中介作用，即资产专用性是通过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优势来增强企业绩效的。本研究从专用性资产这一独特资源视角，实证了战略资源―战略行为―竞争优势―绩效的分析框架[3]以及张敬伟和王迎军[6]提出的能力（资源）优势―价值优势―绩效优势的竞争优势逻辑链，打开了资产专用性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黑箱”。这也启示企业在投入了专用性资产后，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响应客户的需求，将企业内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上的产品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篇7

本文主要对我院2011年12月～2013年12月收治的120例接受脊柱手术后行术后静脉镇痛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究不同剂量地佐辛应用于脊柱手术后自控静脉镇痛中的效果，相关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组选择我院于2011年12月～2013年12月收治的接受脊柱手术后行术后静脉镇痛患者120例为研究对象，排除吸毒史、精神病史及严重肝肾功能异常等患者，其中男性占有67例，女性有53例，年龄（32～65）岁，平均年龄在（48.82±5.54）岁。采用随机平行对照法，将这120例患者随机分成四组，即A1组（地佐辛1组）、A2组（地佐辛2组）、A3组（地佐辛3组）、B组（芬太尼组），均为30例，四组患者年龄、性别、病情以及病程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术毕前15 min注射剂量：A1、A2、A3组静脉注射0.1 mg/Kg地佐辛（生产企业商：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80329）+5 mg托烷司琼；B组注射1 μg/Kg芬太尼（生产企业：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301972）+5 mg托烷司琼。待患者清醒后予以静脉镇痛泵，速度2 mL/h，自控剂量为1 mL，持续15 min。镇痛配方：A1组：5 mg地佐辛加托烷司琼+0.5 mg/Kg+100 mL、浓度为0.9%氯化钠注射液；A2组：+5 mg托烷司琼+0.7 mg/Kg地佐辛+100 mL、浓度为0.9%氯化钠注射液；A3组：5 mg托烷司琼+0.9 mg/Kg地佐辛+100 mL、浓度为氯化钠注射液；B组：5 mg托烷司琼+15 μg/Kg芬太尼+100 mL、浓度为0.9%氯化钠注射液。

1.3观察指标[1-2] ①分析术后2 h（T1）、4 h（T2）、24 h（T3）患者生命体征，包括HR、SpO2、BP等；②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与舒适度评分（BCS）标准及Ramsay评分法，对各个时间段疼痛、舒适度、镇静状况进行评分，并分析不良反应。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对上述资料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进行t检验，P

2结果

A1组T1、T2时点HR较其他组高，但差异无显著性（P>0.05）；四组各时间段Ramsay、BCS评分无显著性（P>0.05）；A2组、A3组、B组间VAS评分差异无显著性（P>0.05），但A1组T2时点较其它组高（P

3讨论

据相关研究资料显示，术后疼痛易影响免疫、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稳定[3]，对机体免疫功能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对疾病转归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当术后镇痛效果显著时，可缓解患者术后不适感，促使患者安全渡过恢复期，加快机体康复。阿片类药物在术后镇痛中广泛应用，能阻滞中枢神经兴奋性[4]，降低中枢敏感化，镇痛效果显著。芬太尼属于阿片受体激动剂，在术中镇痛中应用较广，但剂量逐渐增加时，易发多种不良反应，患者容易出现呕吐、恶心、呼吸困难等并发症，严重状况下，直接威胁患者生命安全。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组间血流动力学均相对较为稳定，但B组并发症发生率较其他组高，与相关文献资料一致[5-6]。地佐辛属于阿片受体拮抗剂，亦为K、μ受体拮抗剂，一般静脉注射持续15 min后起效，维持时间为6 h，0.7 mg/Kg地佐辛镇痛效果约为吗啡的2倍。K受体主要处在脊髓、脑干等位置，可对脊髓产生镇痛，抑制呼吸，而佐辛其完全激动，因此镇痛效果显著。而μ受体脊髓镇痛效果颇佳，可有效缓解恶心、呕吐等症状，地佐辛对其产生的效应不典型，易引起部分阻断，故副作用少，呼吸抑制弱[7]。针对地佐辛不良反应而言，予以止吐药后可预防。

综上所述，0.7 mg/Kg地佐辛在脊柱手术后静脉镇痛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参考文献：

[1]刘峰，王丽，边步荣，等.舒芬太尼复合地佐辛用于脊柱手术后静脉自控镇痛的临床观察[J].中国临床医生，2012，40（11）：45-47.

[2]任晓平，蔡靓羽，张建楠，等.地佐辛预防雷米芬太尼静脉全麻后痛觉过敏的效果[J].江苏医药，2012，38（2）：227-228.

[3]Francesca， L'Episcopo，Cataldo， et al . Combining nitric oxide release with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preserves nigrostriatal dopaminergic innervation and prevents motor impairment in a 1-methyl-4-phenyl-1，2，3，6-tetrahydropyridine model of Parkinson's disease[J].Journal of neuroinflammation， 2010，7（11）：1986-1987.

[4]李文成，王刚，陈解元，等.地佐辛对腰硬联合麻醉患者Narcotrend麻醉深度指数的影响[J].实用医学杂志，2013，29（9）：1503-1504.

篇8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100-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的多数产品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大部分设计和制造技术依靠引进；从外国转移到中国的制造企业，大部分核心技术仍然被外国公司所控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少，原创性的产品和技术更少。同时，也正因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和竞争力，近几年也频频出现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甚至被并购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其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基本都是装备制造业强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企业能否完全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并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是极其严峻的挑战。

目前，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正面临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和竞争压力。一直以来，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都集中在经济全球化对新兴市场中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方面，对全球化与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关注不多。然而，这种局面最近得到改观，Aghion等(2005)和Sutton(2007)开始关注到全球化对当地企业创新的影响。但是在中国，近年来虽然涌现出不少关于全球化背景下FDI与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研究，并且王红领等(2006)系统分析了FDI对自主创新的三种可能的影响效应，但是这些研究多数只是某种直观的判断，缺乏系统的分析和经验检验，特别是缺乏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的系统分析。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如张海洋(2005)和范承泽(2008)也只是从FDI的方面，利用行业数据进行的研究。通过总结，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多从FDI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全球化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没有全面考察经济全球化的其他影响机制与途径；所使用的基本都是行业数据，缺乏对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难免有所偏差。

鉴于此，通过对中国1999-2003年装备制造业企业大样本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尝试性地回答如下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具有以下明显的特征：第一，使用了微观企业的大样本数据，提高了检验的效率和可靠性。我们使用了1999-2003年全国规模以_LZE业企业统计数据中的装备制造业企业数据，共有3.89万家企业的超过50万个观测值。这是目前可获得的最大的企业层面的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数据样本，因此提高了估计的效率。第二，解释变量包括了外资进入的程度、出口贸易、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本土市场竞争、企业规模、地方产业集聚和产权结构等因素，并且控制了行业特征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更好地避免了变量遗漏问题。第三，在方法上，使用Tobit模型对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而不是使用简单的OLS模型，有效处理了因变量非负的情况，能够刻画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待检验假说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国际贸易具有提高出口部门自身创新能力的学习效应。企业通过国际接触，可以获得新的生产技术以及新的产品设计等，通过边出口边学习能够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在国外销售意味着需要更强的竞争力，竞争迫使单个企业减少管理上的懒散和提高运营效率，这些都意味着更高的生产率。同时出口还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出口也可能成为知识的溢出渠道，如出口部门与国内部门的前、后向产业联结效应，出口企业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技术知识和信息能被国内其他的生产厂家吸收，加速了国外技术的扩散与传递，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进口贸易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一种主要传导途径。在开放经济中，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进口贸易不仅可以购买高质量的外国最终制成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引入国外的先进中间产品来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Coe等(1997)提出本国通过国际贸易往往能直接分享到贸易伙伴国研发投入的成果，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能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技术前沿内的国家会模仿前沿国家的产品，贸易能通过学习鼓励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刺激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

同时，一般文献还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可能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既包括有条件的技术扩散，也包括自动发生的其他外部效应。FDI通过技术扩散效应、演示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产业链关联效应、人员培训效应等作用在东道国自主创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FDI常常能将知识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外的国家，使它成为国际技术扩散的潜在重要运输工具。除了通过技术扩散提高本地企业的生产率外，跨国公司还可以通过降低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减少垄断扭曲、促进竞争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来推动本地企业自主创新。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是FDI都会促进本土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为本土企业创造更多的知识溢出、转移和吸收的机会，进而影响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假设和推论。

假设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本土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会促进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是技术市场竞争的加剧。熊彼特认为市场垄断力量的获得是创新的基本保证，而与熊彼特假说相反，Arrow(1962)认为竞争性市场更容易激励企业创新。Seherer(1967)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市场竞争和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所以，在经验检验中，我们首先加入反映市场竞争程度的指标。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笔者还设计了市场竞争程度的平方项以检验之间的复杂关系。

假设2：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及其程度会对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产生复杂的影响。

外资的进入及其程度是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还是抑制了自主创新存在较大的争论。比如：何洁(2000)、包群等(2003)曾证实，外资企业对内资工业部门存在现实的技术外溢效应，并由此认

为，外资企业的进入显著提高了中国的技术水平；同时，陈国宏等(2003)、张海洋等(2004)则认为，外资进入中国主要是为了占领国内市场，或者是仅仅为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因此无助于中国工业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所以，在经验检验中，我们加人反映外资进入程度的指标，检验外资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

推论1：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会对上述机制产生重要影响。

Gorodniehenko等(2008)认为，上述两个机制作用的发挥可能与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有着重要的关系。Aghion等(2005)提出技术差距与自主创新有着反向的作用。但是Gorodnichenko等(2008)认为技术差距的影响可能是复杂的。如果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大，则外资企业的进入引发的溢出效应以及本土企业的吸收效应有限，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也将有限；如果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过小，则会引发外资企业刻意的技术保护，也不利于自主创新。所以我们设立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及其平方项这一变量来检验其中复杂的关系。

假设3：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也会影响其自主创新活动。

从实践层面来看，出口对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存在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一种力量是为了满足国外消费者迅速提高的近乎苛刻的技术、质量、安全与环保标准要求，促使出口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正面促进作用；另一种力量是在现有国际贸易格局下，我国出口企业必须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掌控的销售终端通道，多以代工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当代工企业谋求产品多样化、产品质量持续提高、产品技术标准建立、自有品牌塑造、国际市场销售终端渠道构建等能提升价值链高端转移的自主创新能力获取时，会与发达国家作为发包者的国际大买家和跨国公司的既得利益发生竞争与冲突，此时会受到发达国家的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的“俘获型”限制与阻击，进而对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强度和自主创新能力的获取与提升产生负面作用。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同样则需要通过计量检验予以确认。

推论2：不同规模企业的出口行为对自主创新的作用可能不同。

对出口依赖越强的企业(多依靠代工方式)，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与限制程度大，出口带来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所以表现出较弱的创新活动强度；相反，对出口依赖较少的企业(多不依靠代工方式)，由于存在国外客户较高的技术、质量、安全与环保等要求，出口带来的正面作用大于其负面作用，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活动强度。具体来看可能存在如下规律：规模较小的企业，技术能力比较弱，一般从事为跨国企业或国际大买家贴牌的外向型加工贸易生产，出口的促进效应有限；规模中等的企业，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主要从事为国内买家贴牌的内向型加工贸易生产，出口对自主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规模较大的企业，技术能力最强，一般是以自主品牌销售于国内市场，出口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假设4：产业集聚对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也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以产业集群形态存在(范剑勇，2004；路江涌等，2006)。众多研究表明，地理位置的临近、产业链的纵向与横向分工以及各种公共设施的范围经济，会促进集聚企业的技术学习与技术追赶，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动。中国地区间产业集聚发展是否也对自主创新差异产生影响?对于这个问题以往的文献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所以本项研究将加入制造业产业集聚这一因素。因此，笔者设置了产业集聚这个变量，以控制这种集聚效应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除了上述分析中所涉及的变量外，我们还引入了资本密度、国有产权、行业特征、地域特征等作为控制变量。理由如下：在中国，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以及劳动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或企业往往技术含量及技术创新能力也高。笔者用资本密集度指标(资本总额／销售收入)作为相应控制变量。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从事研发的制造业或工业企业中有相当比例属于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不能忽略产权结构对创新的影响。根据产权理论，给定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的产权结构会导致经理人不同的努力水平和经营状况。创新活动是企业重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本投资行为，因此理论上应该也会受产权结构的影响。行业特征包括技术机会、资源的可获得性(appropfiabiliy)、需求特征、分销渠道和客户服务等多个方面。Scherer(1965)和symeoni-dis(1996)认为行业特征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将行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地域特征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地域的不同反映了企业所在地区在提供基础设施、经济支持和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水平。通常，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提供创新服务方面就做得越好。从而会对创新产生正面效应。我们将地域特征也作为控制变量。因此，我们计量检验的主要模型为：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1999m2003年间国家统计局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00万元)非国有企业的工业统计报表数据库。这些数据由中国国家统计局通过每年的制造企业调查收集而成。每个企业样本包括了100多个财务会计变量。之所以选择1999-2003年间的数据是基于以下两方面因素考虑：一是1999-2003年间，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出现一个显著的高速增长期；二是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WTO，我们的样本数据正好涵括了中国加入WTO的前后期间，这就为我们观察中国加入WTO后贸易壁垒的相对降低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对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效应，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观察期间。

我们所研究的行业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35)；专用设备制造业(3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39)；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4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1)。尽管所有国有企业以及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数据库包含了相当多的信息，但是其中的一些样本存在错漏和统计口径误差。依据谢千里等(2008)的处理方法，只要出现以下条件之一，我们就将该样本删除：(1)企业的员工数低于8人；(2)销售额的增长率高于100％或低于O％；(3)工业增加值为负。另外，2002年中国颁布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并于2003年正式实施。为了使行业口径前后一致，根据新的行业标准对2003年以前的企业按照小类行业进行了相应调整。我们构建了一个1999-2003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集，其观测值大约50万个，包括自主创新、市场竞争、出口贸易、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企业规模、产业集聚、产权结构、行业特征和地域特征等基本信息。

(二)变量定义

自主创新(I)：衡量经济主体创新活动的指标通常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分别用研发支出和专利数量来衡量。由于本文的数据集没有提供专利数，所以本文将研发投入作为衡量创新投入

的变量，将新产品产值／工业总产值作为衡量创新产出的变量。考虑到数据集中有大量企业研发投入与新产品产值为“O”，直接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可能会导致因变量的拟合值为负，因此本文使用Tobit模型对方程(1)进行估计。

市场竞争(Competition)：衡量市场竞争的变量通常是勒纳指数。由于数据中没有边际成本数据，我们无法计算每个企业的勒纳指数。我们参照聂辉华(2008)的处理方法，将企业的广告支出占销售额的比例作为衡量市场竞争的变量。其中的原理是，产品的差别越小，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就越激烈，从而市场势力就越小，因此企业就越会花钱做广告。同时，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市场竞争的二次项，以检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外资企业进入的程度(FDI)：由于我们在计量检验中使用的是企业的微观数据，无法直接设立外资企业进入程度的变量，所以，根据三分位行业的分类，使用同地区同三位数分类行业中外资企业年销售产值在该地区该行业总销售产值的比重，计算出三分位行业的外资企业进入程度，作为外资企业进入本土市场程度的变量。

出口贸易(Export)：我们将企业出货值与工业销售值之比作为衡量企业出口程度的变量，来衡量企业出口规模的大小。

技术差距(Gap)：为了检验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对于自主创新的影响，本文构造了技术差距变量。目前，在构造技术差距变量时，主要采用三种指标：资本密度差距(Kokko，et al，1994；贺灿飞等，2006)；专利费数量差距(Kokko，et al，1994)；劳动生产率差距和全要素生产力差距(Kokko，et al，1994；平新乔，2007)。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下文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本土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与该行业中外资企业的平均资本存量的比值表示技术差距。该指标有效反映了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同时，还在模型中加入了技术差距的二次项，以检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集聚效应(Agg)：产业集聚水平的高低实质上就是产业分布的不均匀程度，集聚水平越高产业布局越不均匀，反之，则布局越均匀。常见的估算产业集聚的指标有行业集中度指标、洛仑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以及赫芬达尔指数。市场集中度则是从市场空间来衡量产业的集中程度，反映的则是市场的竞争和垄断关系。空间基尼系数没有考虑到具体的产业组织状况及区域差异，因此在表示产业的集聚程度时往往含有虚假的成分。为了解决基尼系数失真的问题，EUison等(1997)提出了新的集聚指数(Index ofIndustry Concentration)来测定产业的地理集中程度。赫芬达尔指数(HHI)是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市场份额的平方和。HHI值越大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强，反之则越弱。本文将采用该指数来测定中国本土装备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

企业规模(size)：从研究方法来看，可用于度量企业规模的指标包括销售收入、总资产和员工人数三种规模指标，这三种指标各有利弊。根据Scherer(1965)的方法，销售额反映的生产要素的比例是中性的，并且能够反映短期需求的变动，因此被认为是最好的企业规模的变量，所以本文也使用销售额表示企业规模。

资本密集度(Tap)：它是行业进入壁垒的衡量指标，反映该行业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的。在中国，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以及劳动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或企业往往技术含量及技术创新能力也高。笔者用资本密集度指标(资本总额／销售收入)作为相应控制变量。

国有股权(Soe)：根据工业统计口径，企业登记的所有制类型包括国有、集体、私营、港澳台、外商、联营、股份有限、股份合作以及其他等九种。根据研究目的，我们将前面两种成分用虚拟变量“l”表示，后面七种类型合称“其他企业”类型，用虚拟变量“O”表示。

同时考虑到行业差异和省份差异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笔者也设置了不同行业(Indus)和省份(Province)的虚拟变量作为相应的控制变量。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

四、计量方法与检验结果

受限因变量(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是指因变量的观测值是连续的，但是受到某种限制，得到的观测值并不能完全反映因变量的实际状态，常见的受限因变量问题有删失和截尾。对于删失问题，因变量处于某一范围内的样本观测值都用一个相同的值代替，所以计量模型不能使用OLS法，应该使用Tobit模型来估计。本文使用Panel Tobit模型来研究经济全球化对装备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

(一)全部样本的回归分析

表2为经济全球化对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3和模型4―6分别对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为变量的自主创新进行考察，同时在模型2、5以及模型3、6中分别设置了市场竞争与技术差距的平方项，以考察可能存在的“u”型关系。

通过对表2中各模型回归结果的全面观察，我们发现：在有效控制了诸如技术差距、企业规模、集聚效应、资本密集度以及地区因素与行业因素后，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　以广告密度衡量的市场竞争程度对创新投入有递减的、显著的正效应，即市场竞争程度与创新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市场势力越小，企业的垄断程度越低，对创新就越有利。这一结论支持了Arrow(1962)的观点，并且与Aghion等(2005)的结论是一致的。经济全球化可以促进本土市场的竞争，进而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同时过度的竞争会导致企业缺乏必要的利润积累，反而损害了创新的能力。

2　外资的进入程度对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积极的作用。针对FDI进入与本土企业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有“抑制论”与“促进论”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发现FDI的进入及其程度对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无论是创新费用还是创新的成果，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当FDI与本土企业在同一市场相互竞争时，本土企业为了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必然增加研发经费，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在这里，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动力来自于国际资本参与当地市场的竞争效应。

3　技术差距的大小对创新投入也有递减的、显著的正效应，即技术差距与创新之间也存在倒u型关系。这个发现深刻揭示出一个重要结论：外资企业既希望利用中国本土企业的低成本优势来获取尽可能多的价值链分工利润，同时，又紧紧提防着中国本土企业发展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能力，而成为其竞争对手。当两者之间的技术距离较大时，会获得外资企业对我国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的有限的局部技术溢出和技术转移支持，此时，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出增长效应；当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逐步缩小时，外资企业利用种种手段来“封锁”和压制中国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此时，中国的本土制造业企业很难构建种种提升价值链攀升的

自主创新能力。

4　出口对自主创新的作用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学习机会的增加和知识的溢出促进了本土装备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而且这一效应不管是创新投入还是产出，都是成立的。

5　产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负，没有显示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促进自主创新的经验证据。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产业集聚只是简单地追求企业地理位置上的“集中”而非产业上的“集聚”，处于一种低层次“扎堆式”的“群生型”发展模式。从专业化分工类型看，以横向分工(同质产品+专业市场)与简单生产链纵向分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形式；从产业集聚网络体系竞争优势看，主要依赖于低成本生产要素、成本降低型技术选择、演化路径及其所体现的内外规模经济，而作为产业集聚核心竞争优势的创新协作网络、技术持续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市场细分、价值链专业化分工、品牌建设等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6　在控制变量中，企业的规模对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正效应，但是这种效应是递减的，即企业规模和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与多数国外和国内的经验研究都是一致的，说明大企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创新优势。同时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比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更多的创新。

(二)按企业规模分类检验

在现实中，很多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都与企业的规模有关，因为企业的规模与企业所能接触到的各种政策和商业机会等因素密切相关。为了控制与规模有关的这些因素对创新的影响，我们将按照规模大小将原来的样本分成3个子样本：小规模企业(从业人员小于300人)；中规模企业(从业人员在300到2000人之间)；大规模企业(从业人员在2000人以上的)。子样本的检验结果见表3。

我们在表3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检验的结论与全样本数据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是出口对自主创新的作用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而出现显著的差异。

篇9

(1)数据量大(Volume):目前数据的计量单位用太字节、泽字节和尧字节计算。IDC《数字宇宙膨胀:到2020年全球信息增长预测》显示，数字信息每年按照几何级数态势递增，到2020年数字量将达到40ZB。

(2)数据类型复杂(Varie-ty):相对于传统的便于存储的结构化数据，大数据下非结构化数据越来越多，比如网络浏览轨迹、视频、音频、图片、地理位置信息等。数据类型的多样性对数据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产生速度快(Velocity):数据的产生和更新频率快，每秒都在即时增加，因此大数据的存储以及实时处理和分析能力是大数据背景下技术创新的关键要求。

(4)价值密度低(Value):存储的数据量大，但是蕴含的价值低。比如一段监控视频时间长达2个小时，但是有用的数据可能只有1～2分钟。数字技术是指对产生于人机交互、物联网等以结构、半结构、非结构形式存储于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提取和集成，以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以及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通过数字技术生成模块化的专用数字技术处理软件包，进一步通过模块集成实现决策支持、智能生产、智能服务、预测等技术创新，实现大数据的价值化。根据大数据的特点可知大数据和传统数据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数据处理技术上，大数据下的数字技术包括传统基本数据处理技术如模式识别、数据挖掘、可视化、统计分析，和高级数据处理技术如移动计算、社会化媒体、物联网、云计算、分析和预测五种技术，这五种数字技术融合后方能产生巨大的技术创新。移动计算指的是计算的实时性、动态性，即人和计算机的实时交互，机器和周围环境的实时交互，通过移动计算，增加了数据使用技术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灵活性，数据的实时处理是大数据的最核心技术。社会化媒体是指人们可以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信息、分享内容、互动交流。社会化媒体平台的使用数据具有“流”的特性，大数据流的特性改变了人们收集和评价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技术创新方式。物联网描述的是物理对象间的连接，这种交互作用发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对象与对象之间。物联网的形成开启了服务创新、生产创新和增值过程的新维度，是新的增值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基础。云计算指的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方式，主要解决数据的结构问题和管理问题，共享的软硬件资源和信息按需提供给不同的使用者，通过云计算加快对信息的发现、组织和协调并为技术创新提供服务。分析和预测是对大数据进行关联、趋势性等知识发现技术，由于大数据的海量性、动态性、类型多样性和价值低密度性，有价值的信息隐藏于碎片化的数据关联中，而且随时间的流逝不断减少，因此传统的优化算法、抽样学习的数据挖掘技术、统计分析方法已不适用，基于知识发现的分析和预测技术是大数据的关键技术。针对大数据下的这些数字技术融合就有可能产生技术创新，就可能实现服务智能化、生产智能化、决策智能化等等。大数据时代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一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时代的本质是互联网基础上的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中的广泛应用，其核心在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大数据并不能生产出新的物质产品，也不能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大数据的价值，不仅是大数据技术本身，更是应用创新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让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从而使工业制造的生产效率得到大规模提升，并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二是促进产业融合。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广泛使用，使得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在技术融合、数字融合基础上所产生的产业边界模糊化，产业由分立走向融合，产业融合能够通过建立与实现产业、企业组织之间新的联系而改变竞争范围，经济增长效率大幅度提高。三是技术创新发生变化。在大数据背景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程度加强，而且由于信息化的广泛使用，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技术创新的协同性和共享性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结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强。

二、大数据下数字技术创新的新特点

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与传统渐进性技术创新有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创新方法、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五个方面。大数据背景下数字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创新具有一些新特点:

1．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方法具有组合性传统的技术创新方法基于专业理论、专业技术和市场目标的共同作用，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字技术创新方法更多地来源于对不同技术的组合式创新。创新不仅是一种基于理论背景下的基础性创新，而更可能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技术手段和已有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技术创新方法的组合性主要体现在对数字的敏感性洞察以及创意路径实现的组合。对于客户消费行为的数据技术分析可以开发出BI系统。对于共众通信数据分析可以开发舆情系统，KevinSystrom和MikeKrieger将Facebook最受欢迎的照片共享思想植入到智能手机中，开发出了能够改变照片样式的软件。这些说明了数字技术提供了一种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2．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模式具有开放性传统的技术创新模式强调独立创新、合作创新和引进创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聚集对要解决的问题相关领域精通的专业性人才来提供技术创新方案。专业人才具备高精尖科技知识，能够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提出建议，而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能够突破对专业人员和研究领域的限制。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开放式的创新环境，每个人都能够在开放平台上对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新思想的交流与技术创新的实现。纳特•特纳和扎克•温伯格是沃顿商学院学习经济学和创业学的学生，二人虽然没有学过医学知识，但他们创办的公司flatironhealth正在试图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这种群体力量参与和数字技术爆发出来的无限的智慧正是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模式。

3．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管理具有突破性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基于不同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之上的创新，能够使产品具有新的性能和较低成本，且具有毁灭性，能开拓新的市场和潜在的应用，如石英钟的出现给机械表以致命冲击。数字技术下的融和式技术创新是突破性技术创新，单个领域的技术有可能只服务于特定背景下的产品或者服务，而不同领域技术的有效融合则可能衍生出更多的相关性技术创新。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渐进式创新是阶段性的、变革性的，而突破性技术创新是永恒的、革命性的。传统的技术创新需要高成本的投入，大量的人才培养及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先进设备的研发及引入，通常这些投入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才有可能获得创新成果。基于数字技术平台，每个企业、机构甚至个人都成为了创新的主体，创新也不再局限于某一技术领域，而是以多种方式存在。如云端存储服务及数据分析业务就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相对较低的创新思路，从而使得技术创新具有更低成本。

4．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过程具有非线性线性创新和非线性创新是基于创新过程的一种区分。线性创新过程是一个“基础科学－应用科学－设计试制－制造－销售”的单向的、逐次渐进的过程，创新起源于基础研究。非线性创新过程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非线性创新过程中创新绝不是从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从小众到大众的传播过程。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突破了线性技术创新的思维，从创新的方式、主体、阶段等方面进行非线互创新，是企业内外各种与技术创新有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突出了创新的多层次、多环节和多主体参与。在大数据时代，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创新生态下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演进的产物。

5．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结果具有通用性通用性指能够在多行业使用的创新技术，通用技术创新具有普遍性，能够随着时间推移催生大量的创新，数字技术下的技术创新具有这些特点。数字技术下通用性创新主要是由于创新的方法是组合式创新，对于已有发明或者技术创新，经过组合后有可能产生新的创新。这种创新方法表明，每一次的技术创新会成为未来创新的一块积木，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就产生了持续技术进步。数字处理技术使得所有领域都能够获得海量的数据，并无限制地被复制和重复使用。因此，具有潜在价值的数字化积木式技术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倍增长，并且还在持续地提供未来组合式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的路径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以中高速增长为标志的“新常态”，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更意味着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支撑。在新常态的创新驱动中，我国面对大数据下技术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对传统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和数字技术下技术创新的特点，要发挥我国自身资源优势，实现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就要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引领技术创新路径转变。

1．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技术创新正在成为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关键词，而且大数据下的技术创新具有开放性，特别是在数字化工厂方面，实现过程中有大量需要进行标准化的内容，欧美国家在这一方面起步早，已制定出系统集成、安全保障、数字化工厂、能耗等技术标准，因此要积极引进和参与国际化标准工作，同时实施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作用，组织开展我国的技术标准化研究，争夺制造业竞争的话语权。另外，在产品市场规模巨大、产品集成复杂的重大技术创新领域，借鉴“高铁”技术创新模式，由政府牵头，发挥国企研发力量，重点突破某一领域的技术难题。在实施“政府组织+国企研发”的数字技术创新计划中，重点要持续推进大数据平台建设，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大数据环境下的技术创新是基于数据库基础上的，因此要持续推进数据库、知识库、云计算库、数据分析库的基础平台建设，大数据下人人都是技术创新者，要构建基于服务的、集成智能分析、快速决策分析的大数据处理支持系统接口，建立促进群体成员之间信息沟通、共享和促进群体技术创新的交互平台，建立开放的大数据技术创新体系、协同创新模式和评估机制，以推动新常态下数字技术对技术创新的引领。

2．建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自主创新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贸易的开放，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我国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产品市场，市场化需求确定了技术创新方向，技术创新中的市场杠杆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要完善大数据下技术创新的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根据自身优势及市场需求，发现创新机遇并且进行自主创新。在引导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研发新技术、发现新知识过程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如果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就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知识产权的清晰界定以及产权保护有助于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从技术创新中获得高额收益，从而促进更加长远的技术创新。我国目前对于知识产权界定、保护以及知识使用的制度及法律还不完善，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制定相关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规保护企业的自主创新成果，鼓励技术创新。此外，要通过税收减免政策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强度。

篇10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篇11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

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篇12

所谓建筑设计创新是指建筑师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所进行的具有一定价值成果的首创性建筑设计活动。公共建筑则是供人们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包括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旅游建筑、科教文卫建筑、体育建筑、通信建筑、交通建筑等）。公共建筑设计的创新已经成为建筑领域重要的研究范围。我国在2011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城市化进城的日益推进，大量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公共建筑具有投资大、影响大的特点，或是标志性建筑，或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研究公共建筑设计的创新具有的意义。

一、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特点

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特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所具有的特征也有所不同。但是一般来说它应该具备时代性、首创性、风险性、地域性和标志性。

1.公共建筑设计创新首先要具备鲜明的时代性特点

时代的不同对公共建筑的功能要求也不同，因此公共建筑首先应该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目前处于数字建造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的网络科技、电脑辅助制造、虚拟实境和互动科技等数字化的生产方式是影响建筑创新的关键技术。不仅如此，多项整合为混杂式设计和参数化设计对建筑的创新亦影响深远。数字建造时期的时代特征对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主要影响体现在：设计构思虚拟化、建筑形态数字化、建筑使用智能化。

2.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首创性与风险性特点

公共建筑的首创性包括两种形式：设计一种全新的公共建筑或者对已经的设计进行改良。创新往往与风险并存。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风险性包括技术性风险、经济性风险和文化性风险。技术性风险是指其他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建筑设计的成果需要相当的时间，新技术的应用必然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风险是指公共建筑具有投资高、周期长、设计难等特点，使得经济上具有不确定性。文化风险性是指公共建筑能否与大众的审美、文化相和谐，能否与当地的文化历史融合共赢。

3.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标志性和地域性特点

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标志性是指每一次公共建筑的创新过程代表着时代的潮流，其成果标志着公共建筑的发展里程。地域性是指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和发展不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而是要受到时代背景、政治环境、地域文化、经济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民族都会有不用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成果。以上因素都使得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地域性特征。

当然公共建设设计创新除此之外还应具有价值性、相对性、时效性和系统性等特点。

二、公共建筑创新设计的关键

1. 功能创新是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基础

功能的合理性是建筑最基本的内容。建筑功能创新是指人们在设计和使用建筑的过程中，为了使建筑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而应用新途径和新方法的活动及其结果。建筑设计的功能创新可以分为内部空间功能和外部环境功能。公共建筑内部空间的功能创新具体表现为：引导精神的意境空间，即建筑所要达到的美学效果和审美效果。吸引人流的行为空间，即从人的行为与空间的关手，通过研究使用者对空间的使用方式进行建筑空间的设计。现代公共建筑应功能的适应性和复合性，公共建筑的功能体现为一种多层次的动态开放系统。公共建筑设计的外部环境功能，体现为其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要承担起城市功能的义务，要展示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城市形象、历史和地域文化等。

2. 形态创新是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外在表示形式

建筑形态包括建筑的形式和情态，建筑形态的设计创新包括界面形态创新、形体形态创新和空间形态创新。

（1）建筑界面是限定建筑空间的边界要素，是内外空间临界处的构件组合。建筑的外界面的形态往往影响到人们对建筑的第一感受，关系到建筑的整体形态，公共建筑的外界面形态目前主要有图像化、多层化、结构化、轻盈化的界面形态、每种形式有各有其优点。建筑要根据其功能的定位不同，来表现自己的独特艺术特征。

（2）形体形态创新。建筑形体指建筑的整体形状构成，是展现建筑艺术美感、实现创新的主要手段之一。建筑的形体形态主要包括大众化的形体形态（娱乐形体、融合形体、几何形体）和符号化的形体形态（类型符号、地域符号和历史符号）和数字化的形体形态（数字化为工具的形体、数字化为主体的形体）。各种形体形态亦有其优缺点。

(3)空间形态创新。主要是指多元化的空间要素和灵活化的空间形态。公共建筑的外部形态向多元、人性的方向发展，现代的建筑技术，已经可以使公共建筑的空间不在受到结构的束缚，而是全力表达空间所要表现的精神形式和空间形态。

3. 技术创新是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保障

公共建筑设计的技术创新包括建筑结构的更新、生态技术要求和新老材料的开发，促使建筑师不断的进行建筑技术设计的创新。这些新结构、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开发应用，在根本上解决的公共建筑设计中所面临的功能和形式问题。公共建筑设计技术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结构技术创新、生态技术创新和材料技术创新。

综上所述，公共建筑的设计创新，并不是凭空的想象出来的，而是基于时代的大背景前提下，综合考虑地理、历史、人文都多方面的因为，并融入了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公共建筑的设计创新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参考文献

[1]章蓓蓓.成虎.毛龙泉.大型公共建筑全寿命周期设计体系研究.现代城市研究[J].2011（07）

[2]邵韦平.吴晶晶.从高效益角度看待当前我国公共建筑设计中的节约问题.建筑学报[J].2007（12）

[3]任怀新.杨维菊.大空间公共建筑生态化设计原则与设计策略研究.工业建筑[J].2012（02）

[4]董永禄.刘南山.对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理解.山西建筑[J].2009（05）

【摘 要】公共建筑是现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建筑的设计创新是公共建筑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公共建设的设计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它具有时代性、创新性与风险性、标志性和地域性等特点。公共建筑的创新设计的关键是要围绕功能设计创新、形态设计创新和技术设计创新等三个方面开展。

【关键词】公共建筑；设计；创新；时代性；风险性

所谓建筑设计创新是指建筑师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所进行的具有一定价值成果的首创性建筑设计活动。公共建筑则是供人们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包括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旅游建筑、科教文卫建筑、体育建筑、通信建筑、交通建筑等）。公共建筑设计的创新已经成为建筑领域重要的研究范围。我国在2011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城市化进城的日益推进，大量的公共建筑拔地而起。公共建筑具有投资大、影响大的特点，或是标志性建筑，或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研究公共建筑设计的创新具有的意义。

一、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特点

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特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所具有的特征也有所不同。但是一般来说它应该具备时代性、首创性、风险性、地域性和标志性。

1.公共建筑设计创新首先要具备鲜明的时代性特点

时代的不同对公共建筑的功能要求也不同，因此公共建筑首先应该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目前处于数字建造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的网络科技、电脑辅助制造、虚拟实境和互动科技等数字化的生产方式是影响建筑创新的关键技术。不仅如此，多项整合为混杂式设计和参数化设计对建筑的创新亦影响深远。数字建造时期的时代特征对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主要影响体现在：设计构思虚拟化、建筑形态数字化、建筑使用智能化。

2.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首创性与风险性特点

公共建筑的首创性包括两种形式：设计一种全新的公共建筑或者对已经的设计进行改良。创新往往与风险并存。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风险性包括技术性风险、经济性风险和文化性风险。技术性风险是指其他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建筑设计的成果需要相当的时间，新技术的应用必然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风险是指公共建筑具有投资高、周期长、设计难等特点，使得经济上具有不确定性。文化风险性是指公共建筑能否与大众的审美、文化相和谐，能否与当地的文化历史融合共赢。

3.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标志性和地域性特点

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标志性是指每一次公共建筑的创新过程代表着时代的潮流，其成果标志着公共建筑的发展里程。地域性是指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产生和发展不能脱离环境而独立存在，而是要受到时代背景、政治环境、地域文化、经济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城市、不同民族都会有不用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成果。以上因素都使得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地域性特征。

当然公共建设设计创新除此之外还应具有价值性、相对性、时效性和系统性等特点。

二、公共建筑创新设计的关键

1. 功能创新是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基础

功能的合理性是建筑最基本的内容。建筑功能创新是指人们在设计和使用建筑的过程中，为了使建筑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而应用新途径和新方法的活动及其结果。建筑设计的功能创新可以分为内部空间功能和外部环境功能。公共建筑内部空间的功能创新具体表现为：引导精神的意境空间，即建筑所要达到的美学效果和审美效果。吸引人流的行为空间，即从人的行为与空间的关手，通过研究使用者对空间的使用方式进行建筑空间的设计。现代公共建筑应功能的适应性和复合性，公共建筑的功能体现为一种多层次的动态开放系统。公共建筑设计的外部环境功能，体现为其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要承担起城市功能的义务，要展示整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城市形象、历史和地域文化等。

2. 形态创新是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外在表示形式

建筑形态包括建筑的形式和情态，建筑形态的设计创新包括界面形态创新、形体形态创新和空间形态创新。

（1）建筑界面是限定建筑空间的边界要素，是内外空间临界处的构件组合。建筑的外界面的形态往往影响到人们对建筑的第一感受，关系到建筑的整体形态，公共建筑的外界面形态目前主要有图像化、多层化、结构化、轻盈化的界面形态、每种形式有各有其优点。建筑要根据其功能的定位不同，来表现自己的独特艺术特征。

（2）形体形态创新。建筑形体指建筑的整体形状构成，是展现建筑艺术美感、实现创新的主要手段之一。建筑的形体形态主要包括大众化的形体形态（娱乐形体、融合形体、几何形体）和符号化的形体形态（类型符号、地域符号和历史符号）和数字化的形体形态（数字化为工具的形体、数字化为主体的形体）。各种形体形态亦有其优缺点。

(3)空间形态创新。主要是指多元化的空间要素和灵活化的空间形态。公共建筑的外部形态向多元、人性的方向发展，现代的建筑技术，已经可以使公共建筑的空间不在受到结构的束缚，而是全力表达空间所要表现的精神形式和空间形态。

3. 技术创新是公共建筑设计创新的保障

公共建筑设计的技术创新包括建筑结构的更新、生态技术要求和新老材料的开发，促使建筑师不断的进行建筑技术设计的创新。这些新结构、新技术和新材料的开发应用，在根本上解决的公共建筑设计中所面临的功能和形式问题。公共建筑设计技术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结构技术创新、生态技术创新和材料技术创新。

综上所述，公共建筑的设计创新，并不是凭空的想象出来的，而是基于时代的大背景前提下，综合考虑地理、历史、人文都多方面的因为，并融入了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公共建筑的设计创新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参考文献

[1]章蓓蓓.成虎.毛龙泉.大型公共建筑全寿命周期设计体系研究.现代城市研究[J].2011（07）

[2]邵韦平.吴晶晶.从高效益角度看待当前我国公共建筑设计中的节约问题.建筑学报[J].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