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30 1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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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教学方法
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考古活动也不断取得突出的成就。在我国现今发展阶段,在高职院校内设立的考古专业课程中,有关考古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逐渐受到我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何才能更好的完善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经过研究,特得出以下结论。
一、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及成因
1、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
在我国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新时期发展的潮流和需求,我国各大职业院校开始选择在本校内开办和设立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的相关课程内容。但由于我国各大职业院校在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知识的课程教学上,没有足够的教学经验和良好的教学理论做支持,导致我国现今阶段各大职业院校,无论是在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的教学方式、教学师资还是办学理念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和不足。
2、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现状的成因
我国的职业院校的办学理念不同于本科院校,在注重理论知识教学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于学生相关专业知识在综合实践能力上的培养,是我国职业院校最为显著的办学和教学特点。但现今阶段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在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课程的教学过程之中,大部分依然采用中国传统的专业知识教学方式,对于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理论知识上的侧重程度较深,普遍忽视了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实践教学,即对学生考古文物保护技巧的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上重视力度严重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课程知识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1]。除此之外,在我国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全国范围内的职业院校中负责考古相关专业的授课教师,在考古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教师教学经验的不足以及相关专业知识水平低下等方面的内容,是直接导致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中对学生文物保护技术相关知识内容的教学效果不能很好的达到授课教师最初的心理预期的主要前提原因之一。
二、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1、建立文物保护技术培训实验基地,提高学生实践应用能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国全国范围内的各大职业院校为了更好的适应时展的需要,更多的选择在学校内的考古专业课程安排中引入和设立有关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相关专业知识的授课课程。但由于我国的职业院校在有关考古专业的办学经验方面还比较薄弱,在大多数时候,对于学校考古专业的学生,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知识的教学过程中会选择参照或者沿用本科院校中相关专业课程内容的教学方式,而本科院校传统的专业知识授课方式更多的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特点严重违背了职业院校旨在培养实践能力较强的综合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理念,最终导致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专业知识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严重低下。想要更好的解决这一教学弊端现象的出现,我国的职业院校就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培训机制,建立与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课程知识相匹配的实验培训基地等一系列的硬件设施。在有效保证学生对于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综合应用实践机会,为最终培养出更加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综合应用型人才提供坚实的客观保障条件。
2、回聘退休考古专业文物保护专家,提高教学质量
在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由于受到我国国家教育局以及相关部门有关指导政策和工作精神的影响,职业院校的专业在职授课教师与本科院校相关专业的授课教师在相关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水平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职业院校考古专业负责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在职授课教师,普遍存在因考古专业相关知识掌握程度不够深入而最终导致教师的授课质量低下,学生学习效果不能达到社会对于相关考古专业人才在专业知识水平高度上的需求,严重影响了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教学发展进程。我国的职业院校如果想要更好的改善考古专业在对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教学现状,可以将已经退休的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和资深学者回聘到学校之中。在不影响学生对于相关专业课程知识学习的课程安排的基础之上,适当的举办专家讲座或者专家亲临授课相关方面形式的教学活动。在更好的为学生拓宽有关考古专业在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的知识面广度的同时,通过一系列的讲座和培训安排,更好的提升学校考古专业相关在职授课教师对考古专业知识的掌握水平,最大限度的改善教师专业知识掌握不够全面的教学现状。
3、改善教学方式,灵活教学方法
虽然在我国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在职业院校考古专业之中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方面的课程,是在参照和效仿本科院校授课过程的基础上设立的,但为社会培养具有更高水平综合应用实践能力的新型就业人才是我国职业院校的办学宗旨。传统本科院校过于注重理论知识教学的教学方式不能更好的适应职业院校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需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受到严重阻碍。我国的职业院校如果想要更好的完善和改革校内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相关知识的专业教学实践效果,就必须及时有效的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改变传统古板理论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合理有效的应用更加灵活的教学方法。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最大限度的提升学生对于考古专业有关文物保护技术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积极性,有效的激发学生对于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潜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最终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2]。
三、结论
总而言之,在考古学专业中,有关对于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相关知识的学习,是对学生科学理论知识的掌握能力以及综合实践的应用能力的综合考察。只有我国现今阶段开设考古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有效的摆脱学校传统的专业知识教学方式,更好的掌握灵活、科学的教学方法,才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综合应用型考古人才,相关授课教师的教学才能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
作者:姬颖 单位: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和小米聊天中,我吃惊地了解到,原来考古领域也可以用到DV。小米介绍说:“DV在考古中主要是用来拍摄记录原始资料,记录考古工作中文物出土时的原样,以及考古的进度等。”对文物原样地记录是为了保存文物的原始资料,而对考古进度的记录则是为了制定下一步计划。
“用氢气球把拍摄设备升上天空,通过遥控控制拍摄,你听说过吗?”小米介绍说,在大规模的考古中,考古队会将拍摄设备绑在氢气球上,通过遥控装置使之升到空中拍摄,从俯视角度记录考古现场的原貌。但是氢气球升空的成本比较高,所以若考古现场有吊车,工作人员一般把拍摄设备绑在吊车上,使之在高处拍摄。当然,最节省资金的办法是工作人员拿着拍摄设备在一个相对考古现场比较高的地方,对考古全貌做俯拍,如附近的山头。但这种方法仅仅适于拍摄全景照片的地形,不一定每次考古都能遇得上,所以人们才想出了种种其他的办法。目前,氢气球拍摄的成本是最高的,一次氢气球升空大概要耗费人民币一千至两千元,考古队往往要慎重考虑后才加以使用。并且,现在利用氢气球升空拍摄的数码设备还多限于数码相机,DV的运用还在发展中。
一个女孩子在远离城市的考古现场工作,会不会太辛苦7小米回忆起她第一次下考古工地实习的情景:“那时是去江西宜丰,工作确实很辛苦,总是在和满是尘土的磁器碎片打交道。”但是,因为有DV的存在,第一次下工地的辛苦和汗水,都被他们记录了下来,在日后的回忆中变成了欢乐。“白天,考古队的摄影师拿着DV拍摄出土文物、现场挖掘,空隙时分我们就拿来拍摄我们工作的场景。那些我和工作队一起工作,一起努力,一起玩乐的场景,都被DV记录了下来。后来,我们工作队还专门把我们拍摄下来的素材做成了短片,刻成了光盘,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在博物馆中,我们遇到了博物馆工作人员邢鹏。对博物馆中的瑰宝了如指掌的邢鹏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每一件陶瓷的制作工艺、生产年代、出处、以及一些隐藏存古物背后的离奇故事,很多我们都闻所未闻,听得我们惊叹连连。恍然间我脑子里就闪出一些画面,恍然大悟般地觉得,我一直关注的DV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神奇的工具,这些只存在于人们脑海中的流传千古的轶事,难道不是只有通过影像,才能再次展现在人们眼前吗?那些经年流传的老故事,和眼前这些流光溢彩的奇妙古物,也许只有通过DV造就的时光隧道,才能神奇地连结在一起吧。
而在实际的博物馆工作中,摄影技术其实已经被运用来为这些美丽的文物服务邢鹏给我们介绍了博物馆记录文物的超牛的技术装备:“首都博物馆曾经借助3D扫描设备对一批文物进行了360度全方位的扫描和拍摄,”邢鹏说,“在各个展厅的多媒体电脑上的那些可以全方位欣赏的文物,就是使用这些3D仪器扫描仪制作器物的骨架,再贴上多角度拍摄的器物照片制作而成的”。除了这种3D扫描仪,在记录文物中还要用到DV来拍摄文物的一些资料。相对于扫描仪,DV要方便、便宜得多。
DV竟也帮了造假者忙?
“你知道吗?因为全息摄影和摄像技术的日益发达,我们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往往不得不留一手了。”参观完后我们闲聊时,邢鹏又“抖”出了一些让我很是吃惊的事。
邢鹏说:“博物馆用DV来记录文物的具体资料,会得到比较详细的资料,便于以后的查阅,对于文物研究来说也比较方便。同时博物馆也会经常制作一些关于文物的宣传光盘,用来出售或赠送。这当然方便了文物爱好者对文物的研究与欣赏,但同时方便了文物仿造者的‘工作’。所以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制作文物宣传光盘的时候都要留一手,不能把文物的资料全部都外泄出去,否则就既难以鉴别文物的真伪又不利于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了。”邢鹏耸了耸肩.显出一副很无奈的表情。
通过他的介绍我才了解到,现在文物造假的本事已经超出了我的想像,几乎可以乱真。一些文物出版了图册后, 些旧货市场马上出现了仿造品,其尺寸、雕花和真品一模一样,连一些专家都难以辨别真伪。
那为什么DV会更有助于仿造份子造假呢?邢鹏说,如果只是图片,可能仿造者无法判断古物的实际大小,比例。但是,看在用DV拍摄的动态影像中,器物在出土现场同周围建筑和人做相对移动,经验丰富的文物贩子掐指一算,往往就知道大小与比例了。“但是仿造文物的资料来源并不只是我们的宣传材料。很多人会带DV到博物馆拍摄文物的具体资料,然后带回去研究,来仿造文物。”对于这种靠造假骗人钱财的行为邢鹏很是气愤。
讲到考古中存在的问题,我不禁想到了《鬼吹灯》这部讲盗墓历险的精彩作品。拿出来一讲,原来小米和邢鹏也对《鬼吹灯》很感兴趣。小米还说,他们的一个考古系老师也是《鬼吹灯》迷。聊到里面讲的盗墓经历,我们不禁叫绝。小米还异想天开地说:“如果《鬼吹灯》里面的盗墓者也使用DV的话,那真不知故事会有什么精彩的变化,为什么作者当时就没想到呢?
最近听说,《鬼吹灯》要拍电影版了,看来摄影技术又要上演把人们的想像变成在眼前跳跃的影像幻影魔术了。
专业考古拍摄学问多
通过与小米他们的交谈,我终于对考古摄影有了窥豹一斑的了解。原来考古工作主要分三种:田野考古、水下考古和航空考古。水下考古与航空考古技术手段最为先进,DV的应用水平也最高。而陆上考古中DV的应用还不是很普遍。
小米学的专业是陶瓷考古。据她介绍,由于摄影技术的发展早于摄术,因此也更早地被运用于考古领域了。如今考古发掘已有专门的考古摄影体系,不仅成为一门技术,一更成为一门艺术。考古摄影不像多数摄影单纯追求艺术形式上的美,而是必须十分严格、客观、真实、全面地表现对象,更接近新闻摄彩,但是还要在照片中加入比例尺,方向方位等要素。
从学术上来说,考古摄影体系分为一般考古摄影和特殊考古摄影。一般考古摄彩的内容是地面存在的遗迹、遗物现象,如居住遗址、城寨遗址、古墓、古建筑、古代碑刻、摩崖造像等等,对篮要遗址和遗迹的地理环境,位置、地层关系,以及采集品情况也要认真详细地拍摄记录。此外还要对发掘地点的地形、地貌,现场发掘的工作状况,发掘方法和过程,地层关系考古队员工作场景、对重要遗迹、遗物的出土过程做重点拍摄等等。特殊考古摄影是指使用红外线照相机、摄像机等特殊仪器设备对一些特殊文物进行拍摄。
那么,考古摄影或摄像是否需要专业摄影人员呢?小米说:“其实当然是需要的。我国现有的大型考古队和博物馆都有专职的摄影师。据说韩国博物馆的摄影,摄像人员都是聘请相关专业的硕士来担任!但是国内一般由 于受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田野考古摄影,包括摄像和拍照的工作,一般就由较年轻的,掌握拍摄技巧的考古队员顺便负责了,具有专业摄影、摄像人士的考古队还是很少的。”
但是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DV还算是考古中的一支新兵。毕竟,DV技术发展的时间还不长,普及速度虽然很快,但是还不够广。虽然现代考古无论从考古方法还是考古硬件设备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但是DV应用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据小米介绍,一般的田野考古活动对DV应用还不够普遍,对设备也没有较高要求,多是使用家用DV拍摄。多数资金不足的考古队还只配备了数码相机,实际上DV可以更全面地记录考古资料,而且效果更好,只是还需要时间来推广普及。
目前,摄影和摄像都在考古中得到了重要的运用,但还是不够专业。邢鹏和小米都认为,就未来的趋势来看,在考古中设置专门的考古摄影摄像专业是必要的。考古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专业人士根本就无法胜任考古摄影摄像工作。邢鹏满怀无奈地跟我们讲述了一些博物馆请非考古专业摄影师来帮忙拍摄文物的经历。如某博物馆需要将一批文物从各个角度拍摄,做成三维图像,放到展馆的电子浏览器和网络上展示,因此请了一个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动画制作公司。但是该公司配合30扫描的摄影师虽是专业的拍摄人员,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考古和文物,以为就像拍普通器物或者人像一样,只是简单地调光、按了几下快门就算完事。因此连基本的拍摄文物的校色设备都没有准备,还是在博物馆专业文物摄影师的指导下才完成这些工作的。可见文物摄影并不等同于一般艺术摄影。
考古学需要借助许多现代化的高科技技术来完成自身的工作和任务,考古中DV的应用也已成一种趋势,我们只有顺应这种趋势并尽可能的使其发挥最大的能量才是明智之举。
年轻人永远是DV使用的先锋
谈到目前涉足考古摄影的人员,小米说:“多数考古工作者都能接受在工作中使用DV,无论老少。但由于受项目经费、摄影人员缺乏等的限制,DV应用还不广泛。相对来说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更希望使用高端的设备,从而更加完整地记录资料,所以考古队伍中的年轻人总是走在DV运用的最前端。但年轻人一般没有决定权,所以推广DV仍需一段时间。”
相信,随着DV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运用,考古摄像会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汇集大量的专业人才,为我们国家的考古事业发挥重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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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国大遗址保护领域日趋成熟的一种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它践行了"在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在利用过程中促进保护"的理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强调在保护前提下,发挥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倡导文化遗产与人、与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陕西是拥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量最多的省,"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的陕西大遗址保护已成为惠民的新路径。由此,本文将立足点放在陕西,并选取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其科研及教育功能的提升。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综合功能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先是在保护国家资源前提下开展科研工作的基地,其次它又是向广大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兼具科研、教育和游憩的功能。
考古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考古性质的科研工作不会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所以,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过程中必须给予充分考虑和支撑:对于规模较大和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遗址可考虑在公园内设立规模适度的科研中心,用于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出土文物的存放与修复,同时为适度的学术交流活动提供条件。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公共空间,它被赋予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而要实现教育功能必然需要一些技术手段的运用和支持,由于一般考古遗址的可观赏性较差,而广大观众的考古知识又较匮乏,所以考古遗址展示设计应该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科研教育功能提升
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以秦始皇陵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浏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体现考古遗址精神价值以及教育与娱乐的重要场所,因此,本文的观点是在已有的运营成熟的秦始皇陵遗址公园的基础上建立秦代文化遗产资源展示示范高地。
(一)多方位文物资源展示
秦陵博物院是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内最受旅游者欢迎的景观节点,而文化遗产资源展示是博物院最重要的解说手段。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拥有保护性展示、陈列式展示、复原性展示以及间接展示等多种展示方式:
1、以三个秦兵马俑坑的展示为主线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两部分构成,是陕西秦文化展示圈的重要区域,整个博物院的展示体系都建立在各类遗址的基础上,强调原址展示与周围环境相结合,完整本真地展示遗址原貌或者现状,带给观众真切感受。秦陵博物院的展览体系中最为人熟知的三个秦兵马俑坑的展示,完全在秦代俑坑的基础上建成展示大厅。
2、以秦陵封土,9901、0006陪葬坑的展示为呼应
秦始皇陵9901、0006陪葬坑陈列厅展厅的建筑设计融合了多种新型绿色建筑技术,室内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相结合能够保证合适的温度及湿度,并大幅度节约能源,为文物考古、遗址保护以及参观游览提供理想环境。9901陪葬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将在展厅内继续开展,并使其与保护、展示相结合,为观众提供更为真切的参观感受。0006陪葬坑则进行原址展示,重现遗址发掘现状,带给观众真实的展览效果。陈列在展厅内的典型文物、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及相应的讲解导览服务等,共同向观众全面展示这两个遗址坑的文化内涵。
3、以文物陈列厅的展示为补充
坐落于秦俑博物馆内的文物陈列厅既展出有两乘秦陵彩绘铜车马,又定期举办一些高质量的临时展览,通过对陵园内发现的城垣基址、地面建筑遗址、陪葬坑、陪葬墓、修陵人墓、陶窑遗址、石料加工场遗址等重要遗迹以及出土的典型文物进行陈列展示,增加观众对秦陵布局、陵园规模、遗址与文物埋藏的基本认识,丰富了秦陵博物院的展示体系。
(二)帝陵微缩景观展示
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帝陵封土占地面积庞大,旅游者很难全面的观赏到帝陵恢弘的整体风貌,因此可以根据帝陵的形制按比例建造帝陵微缩景观作为展示的一种手段,建造时可以参照锦绣中华建筑微缩景观。
(三)文物修复参观项目
文物修复参观项目是为文物古玩爱好者和收藏者提供的可以近距离观摩文物修复的体验项目,在修复场所内,邀请文物专家通过现场演示的方式为体验者讲授文物修复的专业知识,并通过专业的修复手段现场向体验者展示对残损文物的修复工作,从而让旅游者真正体会到文物修复的神秘所在。文物修复参观项目可以定期举办,以为旅游者提供最为真实的文物保护体验。
(四)模拟考古
考古模拟是通过模拟考古发掘现场的形式,由考古专家对发掘文物的要求进行现场演示与讲解,同时向活动的参与者教授考古文物发掘的基本知识及要求,让活动参与者可以进行现场模拟考古文物发掘,是一种为喜欢考古的非专业人士和考古实践者提供的可以亲自动手发掘文物的考古体验活动。模拟考古是一项独特的考古体验项目,园区三大功能完善后可以定期开展,可作为固定的文化旅游项目进行推广。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16-0031-02
近年来,无论是纸质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流行着一种 “标题党”现象。现在,这种“标题党”现象不仅没有止步于娱乐新闻,反而向体育新闻、社会新闻、经济新闻和文化新闻等发起了进攻,文物考古类新闻也没有幸免于难,成为了“标题党”的炮灰,考古也几乎成了“炒古”。本文通过分析“标题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进而探索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希望找到二者合作的最佳模式,以减轻“标题党”现象对文物考古类新闻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
(一)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
以2000年浙江发现 “彭公大墓”为例,考古工作伊始,部分媒体就争相了“彭公大墓:青膏泥覆盖规模全国之最”、“彭公大墓附近可能还有大墓”、“浙江考古重大发现:彭公大墓可能是越国王陵”等为标题的考古新闻,而到最后,考古发掘出来的只是一座古代的水利设施。
2001年的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也是如此,在一些专家学者的“配合”下,网上出现了“抚仙湖下惊现‘金字塔’”、“抚仙湖底有座中国‘庞贝古城’”、“抚仙湖水下遗址可能是消失已久的俞元古城”、“云南抚仙湖底发现‘水下街道’和‘斗兽场’”等相关标题的考古新闻。但直到现在,抚仙湖水下的古代建筑遗址还未有明确的科学定论。
2009年底的河南 “曹操墓”事件,媒体和公众对它的关注在2010年还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这次普通的考古事件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公共事件。媒体对曹操墓的很多报道都逐渐出现了娱乐化倾向,如“曹操第82代后裔网络‘认亲’愿提取比对头骨”、“‘千年杯具’曹操是个养猪大户”、“曹操‘寻宝派’盗墓之王”、“揭秘曹操两千年家族史祖父是宦官后代多务农”、“死后哀荣,曹操不如他爹”等相关新闻标题,使本身严肃的考古学术事件演变成一场闹剧。虽然类似这样的娱乐新闻在曹操墓的报道中所占的比例不是特别大,但是在这样严肃的公众事件中,赋予曹操墓娱乐的成分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事实上,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还有很多,其伴随的炒作问题也一直危害着社会各界。首先,它的出现违背了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背离了新闻追求客观真实的准则,打破了媒体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底线,使公众对大众媒体产生了信任危机,这对媒体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其次,炒作问题严重违反了考古学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破坏了文物考古类新闻应该遵循的客观真实原则,使考古行业陷入了想象――散布――澄清――再想象――再散布――再澄清的怪圈;最后,大众媒体的炒作行为使公众对考古工作的流程和性质产生了偏见甚至是误解,而这种偏见和误解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会让原本严肃科学的考古工作在一次次的炒作中丧失其应有的历史厚重感。
(二)“标题党”现象出现在考古领域的原因
首先是媒体自身的局限性。许多媒体为了追逐经济效益,不断在社会、经济、文化、体育等领域开辟战场,上演一出又一出的眼球争夺战。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媒体之间往往为此产生过度竞争,间接造就了大量不科学、不真实的报道,这就阻碍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正常传播。同时还应当指出的是,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公众需求,试图使新闻娱乐化、暴力化和猎奇化,从而提高新闻点击率。事实上,考古发掘出土的所谓值钱的金银珠宝并不是衡量考古价值大小的标准,但是部分媒体为了迎合公众对奇珍异宝的关注,不惜捏造失真的考古报道以增加卖点,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公众的“挖宝”心态。
其次是考古行业本身的缺点和不足。一方面,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对媒体行业都不太了解,甚至分不清宣传与新闻的区别,他们认为记者会严格按照他们所说的内容来报道,而记者出于新闻撰写的要求又往往无法与其达成一致。考古学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和常识一般又不为媒体和公众所了解,故而媒体的报道经常有失实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长时间从事学术研究的考古工作者往往没有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无法招架媒体的追逼和诱问,有时会发表一些并不完全确定的看法或观点。
再次是公众在媒体报道过程中的阻碍作用。公众的寻宝心理和猎奇情结往往使其无法正视媒体的不良报道,对一些明显带有“猎奇性”的不真实考古新闻依然趋之若鹜。加之公众缺乏考古、文物方面的常识,往往无法判读考古新闻的真实性与否,常常忽视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一定程度上为 “标题党”现象的风行充当了“帮凶”。
鉴于“标题党”现象已经较为严重影响了考古发掘的客观报道,阻碍了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正常传播,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不应该固步自封、事不关己,而必须勇敢地走出去,争得考古发掘报道的对外话语权。通过与媒体合作,摒弃前嫌,与之共同进行有“原则”的报道。
二、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
文物考古类新闻中的“标题党”现象,反映了考古学与大众媒体在探索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摩擦,尽管二者的合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这样的合作依然是考古学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共性来看,二者很多方面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这是其合作的前提和保证。考古学及考古工作都遵循客观真实的原则,而大众媒体的基本准则也是追求客观和真实。考古学与大众媒体都具有认识作用,可以使公众获得有关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另外,二者共有的教育作用也不可忽视,考古工作的成果可以使公众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大众媒体的报道也以引导公众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
第二,对于大众媒体来说,文物考古类新闻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和积极的社会意义。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公众对于考古发现的关注度逐渐增强,其他学科也试图从考古发现中找到新材料,文物考古类新闻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喜爱,其新闻价值也在不断的提升。而且,文物考古类新闻向公众传播了考古学的常识,促进了文物保护观念的形成,有利于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第三,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对于媒体、政府和学术界可以带来多赢的结果。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为考古工作和考古传播带来更多的便利,除了传统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外,数字媒体的发展为考古学的传播和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对于大众媒体来说,与考古学合作可以创造更多的新闻价值和经济价值,媒体的影响力也更加广阔;对于地区政府来说,考古新发现一旦通过媒体报道出去,将会受到当地广泛关注,为其旅游业和周边相关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商机,从而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同时其文化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学术界而言,考古发掘成果带来的新材料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升研究水平,给其他学科带来新的启迪和思考。
三、如何应对考古学与大众媒体的合作
考古学与大众媒体合作的趋势是必然的,我们要注意二者在探索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从大众媒体角度来说,面对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报道,应该秉持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和严谨性,遵循考古专业和考古新闻的特点,不追逼、不诱问,充分尊重考古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此外,大众媒体还应该保证其报道的考古新闻在来源上足够权威,在主题上不能偏离考古学的范畴,在立场上保持客观中立,在倾向上保持学术性和娱乐性的有机契合。大众媒体要在文物考古类新闻中所谓的“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审慎对待,给学术之争以充分的空间和时间。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需要经过沉淀和深入的考证研究之后,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因此,从发掘到研究,再到形成新的历史判断的过程往往比较长,媒体要做到善始善终,不能虎头蛇尾,对考古发掘和研究要持续跟进、追踪报道,耐心地等待考古成果的刊布。
从考古学界来说,考古工作者应该恪守学术理性,保持独立精神,学会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拒绝浮躁,拒绝炒作,其研究成果应当先刊布于相关的学术刊物,而不是让媒体进行舆论炒作。考古行业要变被动为主动,改变以前被动报道的局面,主动选择能够吸引媒体和公众的考古信息,积极联系媒体,并通过协助媒体来提升考古新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总之,我们应当通过努力,增进考古学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之间信息和人员的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并且以这些人才为核心,促进考古学与媒体的顺利合作,使考古新闻不再被“标题党”现象困扰。
四、结语
“标题党”现象出现在文物考古类新闻中,并非偶然,而是与当今社会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面对这种现象,作为考古从业者,不应该置之不理,而是应该据理力争,夺得文物考古类新闻对外传播的主动权。具体来说,就是明确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找到二者合作共赢的最佳模式,既可以凭借文物考古类新闻的探索性、神秘性和科学性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生活增添活力,又可以利用大众媒体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大众性为公众考古的科学发展增添动力。总之,考古学与大众媒体之间虽然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利用它们的共性来促进考古学的发展。
[注 释]
崔建莉:《曹操墓事件新闻报道的个案研究》,西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一、序言
考古文博类科学是文理交叉的学科,实践性很强,理论课程教学、室内实验教学、田野发掘教学和博物馆实习教学是考古文博类专业本科教育的基本教学体系。室内实验教学是实践教学体系中的重要h节。以重庆师范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例,根据培养目标和专业特点,中心构建了四大板块、三个层次的教学体系。四大板块即:田野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学。在每个板块,均设置基础技能型、综合设计型和研究创新型等三个层次的实验项目。四大板块、三个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与每门课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校内实验与校外基地实践、学校培养与国家文物保护项目相结合,构建适应我国考古学和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四大板块的实验教学相互独立又有交叉,仪器分析占有重要的比例,是其中科技考古类和文物保护类实验教学的主要内容。
红外光谱又称分子振动转动光谱,属分子吸收光谱样品受到频率连续变化的红外光照射时,分子吸收其中一些频率的辐射,使振一转能级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相应于这些区域的透射光强减弱,记录百分透过率T%对波数或波长的曲线。利用红外光谱对物质分子进行的分析和鉴定将一束不同波长的红外射线照射到物质的分子上,某些特定波长的红外射线被吸收,形成这一分子的红外吸收光谱每种分子都有由其组成和结构决定的独有的红外吸收光谱,据此可以对分子进行结构分析和鉴定[1],目前广泛应用于考古文物科技分析的多个领域,如青铜器、陶瓷器、玉器、漆器、纺织品等[2]。掌握红外光谱相关知识,利用分析仪器对文物潜藏信息进行认知,是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实验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内容。
重庆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招生文理兼收,但文科生偏多,由于文科生理科知识相对薄弱,对于实验教学来说有一定难度。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对红外光谱实验进行设计和探索,通过实验教学,让学生能掌握红外光谱仪的操作方法,正确使用仪器、准确获取数据、正确解读图谱、科学表达结果,并能培养本专业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使学生熟知红外光谱仪在文物研究中的作用。
二、实验教学模式
红外光谱的实验教学,教学方式采用基本理论讲解、分析仪器介绍、实验操作演示、学生动手实验相结合的办法。加深学生对红外光谱仪的熟悉程度,知道该方法在文物研究中的应用原理,重点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
针对学生理科基础知识薄弱,动手能力缺乏,传统文物研究方法和科技方法差异较大的现实情况。本实验教学目标拟定为让学生了解红外光谱实验的基本原理,熟悉红外光谱仪的基本操作方法;掌握实验样品的制作、分析测试和谱图的解读方法;具备应用分析仪器研究古代文物,并了解与传统研究方法的差异和相结合研究的方法。
三、实验教学过程
结合化学材料类红外光谱实验教学[3],通过前期准备,在文物材料分析实验室进行该实验教学,教学过程步骤为:课件讲解观看视频实验演示制作样品上机测试解读谱图表述结果发表见解[4]。
课件讲解:利用多媒体课件让学生首先了解红外光谱仪和基本原理,讲解样品的制备过程和注意事项,重点讲述固体样品的制备,谱图的解读方法等理论知识。
观看视频:给学生播放知名高校实验中心的多媒体教学视频,让学生结合前面理论讲解熟悉整个实验过程。观看过程中要留心注意实验要点,实验教师强调重点,并讲解样品处理不当对红外谱图的影响及解决方法等。
实验演示:由实验教师演示样品的制备过程,鉴于陶器残片较为常见,红外光谱在其研究中也较多见[5],本实验以考古工地带回的古代陶器残片为实验样本。
制作样品:将学生五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合作制一个样品,制样过程中老师予以指导和点拨。
上机测试: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亲手操作仪器分析样品,在分析过程中教师再次强调注意事项。
解读图谱:指导学生针对自己制作的样品所得图谱进行解读,让学生熟记主要的文物中含有矿物的图谱。
表述结果:针对文物的考古背景,结合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综合判断,科学表述研究结果。
发表见解:让学生自由发言,发表对红外光谱在文物研究中应用的见解,实验教师对其进行点评,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四、实验教学重难点
实验教学同课堂教学的理论讲解不同,实际动手操作是其主要特征,根据教学总结,以下几点为教学重点和难点。
(一)制作样品
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在未进入实验室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分析仪器,对红外光谱仪也是初步认识,作为实验的第一个步骤,样品的制备是教学的重点。为了增强学生的积极性,依旧五人一组,每组同学合作制备一个陶片固体样品。在学生动手制作过程中,反复强调制样要点,加深学生的记忆,并明白制样失误可能对实验结果造成的影响。
(二)解读谱图
红外光谱谱图的解读是该实验教学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结合同学们自己制作的实验样品分析得出的图谱,给同学讲解红外光谱谱图的基本解读原理,并结合颜料、瓷器、丝绸等其他文物红外光谱谱图给予比较讲解,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在让学生组互相评价对方的分析结果并提出意见。
(三)红外光谱在文物研究中的应用
通过实验教学和图谱解读,让学生熟悉红外光谱的整个实验流程,并知道在文物研究中的简单应用后,给学生讲解红外光谱在文物研究中的优缺点。指引学生思考,从文物研究的目的和文物材质探讨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文物研究中的实际应用,和传统方法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古代文物样品多为混合物,单一的分析方法并不是能够完全准确判断其材料属性,往往要结合多种分析仪器,如拉曼光谱分析仪、X射线衍射仪、X射线荧光仪等。仪器分析所得图谱解读,在表述结果时要结合考古文化背景予以细致的分析,不然会偏离历史事实。
五、结语
通过设计红外光谱实验和改进教学方法,在考古文博类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效。不仅夯实了考古文博类专业学生对红外光谱理论知识的理解,而且初步掌握了红外光谱实验的制样、测试和读谱方法,对红外光谱在文物科技分析中应用的优缺点有了深入认识,为今后红外光谱分析技术在考古文物研究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实验教学作为大学实践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有效设计和改新,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途径。现代分析仪器在文物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通过进一步的有效探索和改进,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类的实验教学将会取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志刚.红外光谱分析原理及在矿山地质中的应用浅析.化工管理,2015年第2期.
[2] 武望婷等.红外光谱在文物鉴定及保护中的应用. 首都博物馆,2009年00期.
我也曾被盗墓小说吸引,当我经过考古专业学习之后,再亲身参与考古工作中,我才发现,事实上的考古,与书中的惊险故事大相径庭。
珠宝遍地的地下王国?并不会出现!
盗墓小说或电影中描绘的往往是一群人深入地下王国,遇到各种暗道机关,过程惊险刺激,然而考古的实际情况与小说差距甚远。
首先,墓葬规格截然不同。古代的平民墓葬和今天的普通坟墓没有多少区别,达官显贵的墓室也无非是十余平方米,轰动全国的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墓也仅仅是全长51.7米、最宽处37米(该数字包含墓道长度)。
其次,关于机关暗道。考古工作与盗墓不仅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工作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采用用大揭顶的方式,从墓葬的顶端开挖,且普遍使用探方法发掘。这种方法一方面宏观地观测墓葬,方便信息提取;另一方面由于古代墓葬年代久远,进入其中会有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面临塌方。让人心惊胆跳的机关暗器还是鲜有遇到,即便有暗器,在这样的发掘方式下也基本无法起作用的。同时,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和国家政策,考古学者是不能主动发掘帝陵的。尽管像秦始皇陵、武则天乾陵、明十三陵等未被盗的帝陵中都可以预见有着数量惊人的珍贵文物,但是因为技术条件不成熟,贸然打开地宫会给文物毁灭性的打击。
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帝陵的主动发掘――打开了明神宗的定陵,墓葬打开后尽管随葬品琳琅满目,然而大部分珍贵文物的璀璨光泽在暴露于空气中几分钟后便毁于一旦。这次惨痛的教训让中央政府毅然叫停了所有帝陵的主动发掘。
发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可修复的破坏,作为考古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从发掘材料中提取更多信息,努力地去还原古人的社会状况与文化面貌。我还记得一位老师在考古工地的一次晚餐中的酒后的话,他说做学问尽管可以生活无忧,却也并不能带来多少财富,但是这就是他人生所追求的,人生的价值不能完全用金钱来衡量。他愿意带着一群更年轻的学生在安徽偏僻的小村庄中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探方中追寻古人的脚步。平常他很严厉甚至暴躁,但他告诫我们,要对得起三千三百年前在这里创造过文明的先人。如果我们的考古工作不认真或是出错误,那些遗迹被挖掉了就再也无法复原。
考古并非只有挖墓:墓葬是考古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
有人竟认为,考古就是官方盗墓,可能是因为很多人觉得考古的人就是每天在和价值连城的宝贝打交道,在土堆里挖掘出精美的文物。然而,实际上考古人与盗墓者关注的点还是很不一样的。
盗墓者只需要关注文物的经济价值,而且重点在那种容易搬走的文物。盗墓者根据个人喜好不一样,和市场价格不同,会偏好不同的文物,一般而言金属器最受欢迎。当然,前提是那种不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就能搬走的金属器,而考古人则更关注文物带来的学术价值,通过出土文物,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很多人以为只要是历史久远的东西在考古人眼里都是宝贝,然而实际上,流散文物、传世文物(如传家宝)对考古学研究没有很大价值,因为这些文物已经失去了出土环境。这里说的出土环境,一方面指自然环境,一件器物刚出土的时候可能是色泽明亮且有彩绘的,而在空气中暴露几分钟文物迅速氧化,彩绘脱离,黯淡无光。其中最脆弱的是纸张、纺织品和木制品,大多会迅速变成灰烬,加之经过长期流转,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坏。针对这些流散的文物,考古人并不能看到其真实相貌。另一方面是社会环境,例如一件精美的传世漆器,考古人并不知道这是出现在王侯墓里还是出现在富人家,出现在宫殿里还是出现在殷实平民宅院。因此也不能通过此文物去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大众意义上的“宝贝”,在实际考古工作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但在文物富集区,也会发生很多“巧遇”文物的故事。记得以前曾听说一个研究生学长在陕西周原遗址调查,在小道上走路被树枝刮到了头,但恰巧却发现树枝上挂着一片西周甲骨。另一位学长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工作,走在小路中被绊到了,然而回过头来仔细看竟然发现是一件青铜器……但这样的遗址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发现的大型墓葬早已被盗墓贼光顾,十室九空。
说到考古一词,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挖坟。虽然墓葬是考古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内容。大众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墓葬出土文物比较丰富,所以人们对墓葬的考古有更直观的感受。古代村庄、城市的珍稀物品会因为各种原因不断流动,而墓葬则是最终的归宿。然而考古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文物的发掘上,考古学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因此,考古人要做的,是通过对古人生活的器物、场所的研究,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
墓葬虽然是考古的重要内容,而为了研究过去人的生活方式,考古人还会对古代村落、城市遗址等进行发掘,了解当时的生活面貌。发掘古代村落、城市遗址,基本都是在与破碎的陶片打交道,极少出现经济价值很高的文物。但这些貌似不值钱的东西却是重新构建起古代社会面貌的基本元素。
同时,地层分布研究对于考古而言很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拿着手铲在探方内一点点地刮面,通过泥土的不同颜色判断不同的地层。有时候刮面的时候看到了文物的一角,仍需要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挖,一点点把不同地层清理干净,才可以把文物拿起来。因为直接把文物挖出来,会破坏其附近的地层结构,影响记录。
明清考古?太现代了!
在入门之前,我喜欢这门学科,更多的是靠着感性认知。这主要得益于一些电视上的纪录片。随着专业学习的开始,考古学于我而言不再是那个在面纱后若隐若现的少女。考古专业学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秦汉、六朝隋唐、宋元,六个时间段,通过对这六个时间段的学习,系统地学习考古学基础知识。
大多数同学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太感兴趣,毕竟从感性上觉得当时的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什么文明,倒更像古生物学。随着新石器时代开始,大家的兴致逐渐高涨起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很多博物馆里熟悉的器物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如人面鱼纹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等等。
夏商周则是我最喜欢的时代,从小对于考古学的最初认知就源于充满了庄重威严的青铜重器。后母戊鼎、四羊方尊、曾侯乙编钟……精美的纹饰、庄重的造型、沉甸甸的质感,一件件镇国重器映在脑海中,遐想着古代王侯的生活。上古先民为后人留下的仅有只言片语,等待去发现的还有大片未知的辉煌。备受争议的夏朝激发着考古学者们不懈地探索和考证,父死子继家天下的王朝时代自此滥觞,其影响甚至比秦王扫六合更重大。寻找让西方信服的以文字为载体的夏文化何其艰难,中国考古学者们对夏朝的存在深信不疑,并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体系成熟的文字,目前为止发现的甲骨文之前的与文字有关的线索,只有一些陶器上零星的刻画符,而处于刻画符与成熟文字之间的过渡性文字还未发现。
一事多面观
2005年10月22日,济南市历城区孙村镇芦家寨村村民娄德国,在自家地里劳动时,偶然发现了几个陶制的“怪状香炉”。后经考古人员鉴定:这不是香炉,而是古陶鬲。经过连续几天抢救性发掘,确认这是一座保存较好的西周窖址,共发掘出陶鬲50余件,其中半数基本完整,半数可修整复原。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立即前往跟踪采访。对发掘进程,西周窖址的价值,此次考古发现的意义,都及时做了报道。
但是,我并不满足。我又试着从多个侧面来观察了解这次考古事件,以求得到更多收获。我想起文物保护是个大问题,近几年,社会上发生多起严重破坏文物事件。例如,2005年5月19日,和林格尔土城子发现古城遗址,但当地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抢工期,竟无视文物部门多次劝阻,强行破土施工,毁坏古墓葬百余座,大量文物遭严重破坏。
于是,我特意对这次芦家寨陶鬲发现前后的保护情况,进行了详细采访。结果,获得了很有价值的材料。原来,娄德国发现“怪状香炉”后,马上报告村委会,村委会又上报给镇政府,镇里的文化站立即派人进行守候,直到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到来。济南市文物化局副局长、济南考古研究所所长崔大庸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老百姓和当地政府保护文物的意识强,这批珍贵的陶鬲很可能就不存在了!”
我们便延伸报道触角,在报道好文物发掘的同时,围绕“文物保护”大作文章。电视台栏目组开办了《文保视点》专栏,把发现陶鬲的村民娄德国请到演播室,与考古专家学者一起座谈,并录制、播出了一组对保护文物事件进行思考的深度报道。一些观众看了节目后,打来热线电话,对破坏文物的行为进行批评和谴责,对如何保护文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事物总是立体化、多方面的。这次报道,还扩大了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树立了考古工作者的良好公众形象。过去,考古工作者一直默默无闻,鲜为社会所知。通过传媒报道与讨论,文物考古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文物保护与发展趋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考古工作者不断在媒体上露面发言,“社会话语权”明显增强,也成了人民喜爱的焦点人物。公众与媒体融通互动,赋予考古学与考古活动以新的活力和意义。总之,这次考古报道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多面观察,多面了解,立体化思考,考古新闻才能做强做大。
热点冷处理
“以小看大,虚张声势;以实证虚,妄下结论;故弄玄虚,无中生有”――这是权威人士为病态考古新闻下的症状诊断。
随着“考古热”的兴起,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的视角、新的受众兴奋点及收视率增长点。说起来,这也无可非议。但是,热过了头,可就成了发高烧、说胡话了:老山汉墓尚未发掘,某电视台便大肆渲染,为直播造势,最终因墓已被严重盗挖,直播被迫取消。杭州近郊彭公村发现了一个大土墩,有文物专家怀疑是古代大墓。这本来很正常,考古工作就是在“怀疑――否定,怀疑――肯定”中进行的。但当地的媒体却将专家还在怀疑中的事当作结论性的事,掀起了一股“彭公大墓”报道热,甚至误导读者参加“竞猜”――墓中躺着的是哪位大人物?结果发现,这个大土墩只不过是一段古拦水坝而已。竞相报道的媒体只好在读者的质疑声中偃旗息鼓了。
沉重的教训,足以使我们警醒。2002年,济南市章丘危山发现汉代兵马俑的消息传出后,吸引了全国各地30多家媒体记者云集采访,竞争之烈,可想而知。作为较早获得这一新闻线索的记者,我既热又冷,一边在现场奔忙,紧张地采访,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报道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因为我深知,厚厚的土层之下,埋藏的不仅是宝物,而且是历史的真实。考古学就是要从这些沉默的遗物和遗迹中,解说与洞彻历史之谜。这时,最重要的是克服错误的寻宝心理和新闻炒作之风,保持严谨、冷静的科学理性。我蹲在兵马俑坑旁边,仔细地观察着,紧盯考古发掘队员的手,分析判断每一件新出土的文物,又与昨天有何不同,然后带着疑问去和考古队的专家进行交流。记得危山兵马俑的考古进入到第三天,兵马俑坑内发现了几个与众不同的兵佣,有的记者就妄加猜测,对兵马俑的年代及规格产生多种说法。而我却不急于发稿,从众多专家中,千方百计找到山东省文物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蒋英炬,向他问个究竟。他说:“看这样的规模,该不是一般人的墓葬,起码是当时的将相,至于年代,汉代的没问题。”这次采访,使我获得了权威性的材料。《章丘危山惊现汉代兵马俑》、《章丘危山兵马俑豪华阵容初露峥嵘》、《章丘危山兵马俑全国第三》等多篇报道连续制作播发出来。
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加上电视声画并茂的特点与优势,使我们的节目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热点”的考古报道,也要善于“冷处理”,弄清新闻事实之前不要急着下结论,要选择最科学的角度,最权威的专家,作出最准确的判断,这样的报道,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彼长补己短
冷僻、枯燥、神秘、理性――是考古的特点;快捷、动情、活泼、感性――是新闻的特色。考古学与新闻学看似有些矛盾,但两者又是辩证的统一。考古新闻应是“考古”与“新闻”的统一体,在讲求历史性和知识性的同时,亦应讲求鉴赏性和可读性,正确处理“事”与“理”的关系。
当前,面对广大读者和受众的需求;我们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如何将神秘专深变得通俗易懂?如何将“过去”以一种平和热情的方式呈现给受众?确是应该思考与解决的课题。
哈彻在南海海域探测到了这艘沉船。23.9万件青花瓷器,125块金锭、总重达45公斤,还有两门刻有东印度公司缩写VOC的青铜铸炮……打捞出水的文物让哈彻眼花缭乱。哈彻将它们悄悄拉到公海,隐匿一年后,拿出“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国际公约,将沉宝交给荷兰的嘉士德拍卖行。此举换回了2000多万美元的回报,使他成为“最富有捞宝家”。
1986年4月,阿姆斯特丹,嘉士德中国文物专场拍卖会开幕。一次拍卖会上出现23.9万件之多的中国文物,这样的盛况,在欧洲收藏史上前所未有。中国驻荷兰使馆急电国内,请示此事。
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的杨林紧急受命。他翻遍了国际海洋公约、世界各国海洋法,却找不出任何一条能制止此事的法律依据。无奈,国家文物局只好派出了两位陶瓷专家耿宝昌、冯先铭,前去阿姆斯特丹一探究竟。但他们只带了3万美元。
拍卖行把优先竞拍的待遇交给了中国人1号牌。可是,在整整3天的拍卖中,中国人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每一件瓷器的起拍价格,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3万美元形同废纸,20多万件珍贵的中国文物花落旁家……
阿姆斯特丹的这场拍卖会,在专家学者的心上敲了重重的一锤。
回国后,两位专家写出报告,力陈建立中国水下考古队伍的重要性,强烈呼吁再也不能置南海沉船于不顾,任凭海外肆意打捞中国的古船了。见此报告,中国政府和文物考古界做出的直接反应就是:填补学科空白,开创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唯一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拉开了中国水下考古的帷幕。
国家文物局于1987年、1988年、1989年派人到荷兰、日本、美国学习潜水和水下考古;1989—1990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从1998年到2009年,国家文物局又委托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四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相对于世界水下考古,起步较晚,但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其中标志性的事件便是2007年“南海Ⅰ号”的成功打捞。
邂逅“南海Ⅰ号”
美国人盖瑞·金德在描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打捞一艘名为“中美洲”的沉船的作品《寻找黄金船》中这样写道:“海难是上帝写了一半的剧本,句号得由那些沉船打捞者来完成。”在中国,这个“句号”究竟书写得如何?也许,应该从邂逅“南海Ⅰ号”开始说起。
南海Ⅰ号:南宋时期福建泉州特征的木质古沉船,沉没于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的海上探险和救捞公司在上下川岛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莱茵堡号时,意外发现了深埋在23米之下的另一条古代沉船,并打捞出一批珍贵文物。由于发现沉船的海域位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专家认为其历史价值不可估量。
据探测情况估计,整船文物可能达到6万至8万件。初步推算,古船是尖头船,整艘商船长30.4米、宽9.8米,船身高约4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近800吨。从船头位置推测,当时这艘船是从中国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考古专家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现过如此大的千年古船,能保存如此完好的更是未有所闻。这艘沉船的出现对我国古代造船工艺、航海技术研究以及木质文物长久保存的科学规律研究,提供了最典型标本。
这艘古船被俞伟超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命名为“南海Ⅰ号”。
水下考古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此后20年间,围绕这艘沉船的发掘、打捞和保护,开创了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的时代。
面对大海的沉默,考古专家们开始在中国绵长的海岸线上寻找星罗棋布的沉船,中国历史中一度鼎盛的海洋文明脉络开始浮现。
直到发现20周年时,“南海I号”仍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古老、保存最完整、最具价值的沉船。
2007年,“南海I号”才整体浮出水面,由中国考古专家、打捞局专家共同研发的“南海I号”整体打捞方案,让有“世界水下考古之父”之称的美国专家乔治巴斯赞不绝口。
2002年从“南海I号”出水的部分瓷器由于侵入瓷器釉面的盐分结晶,撑破原有的光滑釉面,现已出现裂痕,出水瓷器将来如何保存?“南海I号”古船木质已经稀松,在水晶宫内如何保证拆掉沉箱后船体不散架?如果沉船上发掘出丝绸或其他古代货物,出水后又该如何保存?
围绕这些问题的破解,中国水下考古专家们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上演一台台好戏。“针对如何保住兵马俑身上的彩绘、避免敦煌壁画风化等诸如此类难题的攻关,中国陆地考古一路崛起,发展到如今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伴随着‘南海I号’及其文物的后期保护等问题研究的展开,中国水下考古也有望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被称为“瓷之时代”。从已出土的情况看,“南海I号”集中了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等著名窑口的精美瓷器,所藏瓷器可达8万件。
白天打探孔晚上写日记
今年23岁的周丽已经算是“资深”实习生了。说起第一次随着考古队的师兄们出野外下工地的情形,周丽回味一番后形容那滋味“五味俱全”。当时,周丽和其他同学一起以实习生的身份随考古人员参加新津宝墩遗址的野外考古工作,第一次从理论课本走到真正的实战中,周丽和大伙儿一样,既新奇又激动,扛着洛阳铲,一副要去组队挖宝的气势。在周丽一行人的设想中,“考古工地的探方已经挖好了,我们到了就直接下探方,开始挖掘文物。”而事实是,带路的师兄丢下一句“就是这儿了”之后,众人都茫然了,周丽四下一张望,眼前明明是一片稻田庄稼啊,探方在哪里呢?“师兄告诉我们,实习第一天的任务就是在这片庄稼地里,用探铲打探孔,然后确定探方大致位置。”
所谓打探孔,就是利用探铲来探测土层,铲子朝地下用力一戳,最深能到达地下两三米深,提出探铲后就会带出泥土,“通过土层的信息,可以了解地底有无文化堆积层,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凭借土层所显示的‘信息’基本就能确定文物点。”周丽将读取土层信息形容为“让泥土讲话”。这项工作可说是体力值和经验值的双重考验。“我们拿着探铲在田地里到处打探孔,吹着冬天透骨的风,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从兴奋喜悦到迷茫。不仅如此,一天下来,整个人都累成‘狗’。”但是,这第一天的实习还远远没有结束,按照考古老师的要求,在完成了野外工作后,还要于当天写一份探方日记。和第一次野外考古一样,探方日记也是实习生们以前在课本里从未接触过的。“同学们就从晚上8点坐在一起商量日记怎么写,各自发挥。有的抒情、有的记流水账,一直忙到晚上12点,才终于磕磕绊绊各自写完报告。第二天拿给老师们一看,自然是各种不专业的笑话。”对于这些首次出野外的“新兵”,整整3个月的实习期全部在当地度过。
参与项目:成都战国时期墓葬群
来回查看几千平米工地
今年的暑假,周丽再一次来到成都考古院实习。这一次,她被派往的考古工地是位于成都市百寿路的一处战国时期墓葬群。周丽这次去实习的工地是一处古墓群,她身边一些非考古专业的朋友也止不住好奇地打探:“那处古墓里面有没有挖出千年不腐的尸体啊?”聊到朋友们的《鬼吹灯》“中毒现象”,周丽则爽朗地哈哈大笑,“我只摸过千年的遗骸,没见过千年不腐的尸体。”
绝大多数同龄的小姑娘说起古墓,多少都有点心生怯意,周丽说起这处战国墓葬群时却是神情兴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墓葬,而且是战国时期颇具规模的一处墓葬群!今年过来实习时,听到考古院的老师安排我去这个工地实习,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我可以学习到墓葬发掘的步骤,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看到遗骸如何复原的呢……”周丽眉飞色舞地讲着古墓发掘中可能出现的“奇遇”。对于自己“女汉子”的一面,周丽有点不太好意思地解释,“毕竟接触的是这个专业,亲手接触遗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女汉子’的。”
周丽说,这处战国墓葬群从去年底就开始进行发掘了,目前发掘面积已约有四五千平米。这次实习中,周丽已有了可以独挡一面的能力,“最初实习的时候,我们每个实习生只负责自己发掘的探方。这一次就不同了,几千平米的工地,忙起来的时候,每个探方我都要来回查看。”
战国时期的墓葬是什么模样呢?有无幽深狭长的甬道呢?对于记者的好奇心,周丽则解释说,“在墓室外设计甬道,是汉代才开始出现的墓葬文化,战国时期的墓葬则是直接在墓坑里放上木板或船棺。”几句深入浅出的考古科普,便可看出周丽此次实习收获颇丰。
案头工作
用“纸屑”做器物线图
7月6日的成都仍是瓢泼大雨,这样的天气是去不了考古工地的――在考古的行当里,正在发掘中的考古现场行话称之为“工地”。不去工地上的日子,也不意味着今天就会很轻松。周丽作为一名实习生,就算当天去不了工地,早上9:30仍需准时出现在成都考古院,展开资料整理工作。“案头整理工作是很重要的精细活儿,所有考古现场的信息都需要清晰明白地反映到材料里。我现在做的就是器物线图,你看我这满桌的小纸条,不知道的还以为都是废纸屑呢,其实这些东西很重要。”周丽的办公桌上,一排排整齐地摆放着被裁剪成两三厘米长短的小纸片,随手拿起一张细看,只见上面描画着各种或圆或扁的形状图案,图案下还写有一些不同的代码和数字,周丽解释说,“这个图案是宝墩遗址出土的脸口罐,下面标着H5:1,H5的意思是指这个脸口罐在5号灰坑出土,器物编号为1号。”原来,这些纸条都是宝墩遗址等考古遗址发掘的相关资料,不同的地层出土了不同的文物,周丽做的事情便是探方里每一个地层出土的文物图表全部一张张裁剪下来,又按照出土时的堆积层顺序一张张粘张在纸上,做成器物线图。面对如此琐碎细致的整理工作,周丽却是哼着小曲,做得兴致勃勃,她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喜欢考古啊,所以事情即使再辛苦再累,给我的体验也是‘痛并快乐着’”。
实习感悟
考古研究就像刑警破案
最初,周丽的大学专业其实是历史系,在大一上学期时,周丽旁听了几次考古系的课程之后,对考古的痴迷就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她便从历史系转向到了考古系。
尽管嘴里说着考古的艰苦不易,但周丽还是干劲十足,“以前我们只是看着别的考古专家发掘出一件件的出土文物,而实习的日子里,自己真正发掘出硪患文物以后,那种参与历史当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别提有多棒了!”
用周丽的话说,考古研究就像是刑警破案,“在考古遗址处,我们看到的是现场,是行为过后的遗迹,要追寻的则是行为过程和复因。地层里的陶片、石器、骨头,都是会‘进话’的证据。它们所说的‘话’,从发掘出来的那一刻起,就在我的手里和眼里,需要一点点去解读。”随着这处战国时期墓葬群考古发掘的深入,和所有人一样,周丽对墓主的身份越来越好奇,墓主是谁?有着什么样的过往?他与周这些墓葬主人的关系是什么……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出土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每当我想着这些问题,拿着墓葬里的出土物品时,总会调动所有的知识小雷达去解读它们,通过陪葬物的纹饰、精美程度等信息,去判断墓主的社会阶层,让陪葬文物‘说话’。”周丽形容做一名考古实习生的体会,便是每天都有新鲜感,“因为,你不知道今天会挖出什么宝贝来!”
■“奇葩”专业
高尔夫管理专业
早在1997年,深圳大学就成立了高尔夫学院,开设了高尔夫经营管理、高尔夫场地管理、高尔夫运动与训练等相关专业。随后,暨南大学深圳旅游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同济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与高尔夫相关专业。
殡葬管理专业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系内设两大专业方向,分别为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方向和陵园设计专业方向,其中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方向下设三个专业,分别为殡葬服务专业、殡葬设备专业以及防腐整容专业。
彩票研究专业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彩票发展研究院于2012年成立,不过学员廖廖无几。在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彩票发展研究院“2015年公共管理硕士”的招生简章当中,没有了之前的彩票事业管理方向。
马科学专业
2011年,青岛农业大学开设了动物科学(马科学专业方向),专业方向涉及马匹生产管理、马营养与饲料、马育种和繁殖、马调教与护理、马术基础等方面。
大麻种植专业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科斯特丹大学开设了世界上最早的大麻种植专业之一。
惊悚电影研究专业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读者爱读,观众爱看,而且也激发了公众对考古的兴趣。坏处则是把考古过度的神秘化了,在吸引了一部分人的同时,也着实吓退了一部分人,不利于人们认识真正的考古。真正的考古大多数时候重复的是单调的工作和体力劳动,这对许多抱着探幽寻秘的热情投入到考古这项工作中来的人来说,可谓是不小的打击。作品再现的考古者形象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很多普通群众来说,这些作品是他们了解考古的唯一途径。所以作品在塑造考古者形象,在讲述考古这项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修饰的尺度,适度的夸张和修饰,尽量不要过度的夸张。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为推进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培养更多的国家文博人才。11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合作创办的教学实验基地在龙珠阁揭牌。市长刘昌林发来贺信。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博士生导师李强,市政协副主席王祖庆致辞并为基地揭牌。
刘昌林在贺信中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陶瓷考古教学实验基地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向关心我市文物考古事业的各位领导和来宾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刘昌林指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我市设立考古实验基地,将北大的科研人才优势与景德镇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实现教学与实践的一体化,是北京大学和景德镇市合作共赢的大好事,有利于学校和地方高素质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望我市文博单位,能以该基地建设为契机,加强景德镇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和锻炼,把景德镇古遗迹、古遗址保护工作做得更好,推动景德镇市的文物保护和考古挖掘工作的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不懈的努力。
王祖庆在致辞中说,陶瓷是景德镇市文物资源的显著特色和主要优势之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多年来在陶瓷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已经有着良好的合作与共识,在我市建立教学科研实验基地,是北京大学与我市陶瓷考古研究所长期合作、相互信任的结晶。教学实验基地的建立将使双方以更积极的态度,在更广泛的方向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在有效保护和加强研究的同时,通过展示服务、研究成果普及等多种方式,探索并不断拓宽陶瓷文化遗产合理利用渠道,使陶瓷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为我市文化建设、为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负责人介绍,设立考古教育基地主要是利用双方单位的资源,对景德镇古陶瓷进行考古、修复、测试、模拟实验等综合性研究工作,这样既能带动景德镇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又能把景德镇市古窑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同时基地的建立可以更好地弘扬祖国浓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加速培养高素质考古人才,提高考古发掘与研究水平,促进景德镇地区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
参加揭牌仪式的嘉宾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兼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新石器考古专家赵辉,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陶瓷研究所所长权奎山,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原景德镇政协副主席、原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著名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