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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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

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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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iddle rises the strategy is a national important strategy, the implementa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is the key which middle rises, but middle implement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the government by law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to wait for strengthening. therefore, the middle area must raise the legal awareness, the consummation middle a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legal system system, increases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cooperation law enforcement dynamics, the establishment middle a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uygur power system.

【key words】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trategy; middle area; government by law environment

2008年是迎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全面实施的一年,知识产权战略重点涉及优化知识产权制度资源配置、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制知识产权滥用、培育知识产权文化等五个方面。[1]

国务院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中指出,我国出台五项政策,加大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以进一步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其中之一是: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我国中部经济的发展,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关键。中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就是指中部地区在考虑到中部六省(湖南、湖北、江西、山西、河南、安徽)地域特征、资源优势和知识产权现状的基础上,为了响应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通过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资源,专门针对中部地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知识产权问题(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人才等问题)而制定、实施的知识产权战略。[2]

1 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内涵

法治(rule of law),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 by law),更不能说只是国家用法制来统治社会与人民。[3] 环境是一个空间概念,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情况和条件。法治环境个什么概念?“真正的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国家机器本身也是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与监督的,而人民作为主权者是法治的最高主体。社会也不只是处于受治的地位,而且也可以是法治的主体”[4]。法治环境,一般而言是指一定范围,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法治的情况和条件。即在一定范围内是奉行法律之上还是权利之上。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构成法治环境的要素至少有四个方面: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之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5]在当今社会,法治环境的要素应当包括执法情况。

法治环境是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们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同样,法治环境关系着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进程。

涉及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公民法治观念的强弱;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文科学性、合理性;主管人员对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文的理解程度,解释合理性;政策的稳定程度,影响到法律的执行;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人员的素质高低,影响公正性;对有关知识产权的国家惯例、国际公约等了解程度;知识产权的法律知识的认知程度;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效率;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建立等。

2 中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现状分析

知识产权战略从层次上看,可以分为国家层次、区域层次、产业层次或行业层次和企业层次。无论哪个层次,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

中部的知识产权战略的性质特点上与国家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有相似之处,但要受到国家层次知识产权战略的制约。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区域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在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地方行政部门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力量,对地方知识产权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其二,随着我国的行政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的深入,已经成为获取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其三,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因而,根据区域的具体实际制定实施符合区域自身发展特点的知识产权战略是必要的。

2.1 中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建设的成绩。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的不断加快,中部经济建设的法治环境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中部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而言,有以下成绩:

2.1.1 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知识的认知程度在不断提高。

注:该表的数字来源于调查结果。

2.1.2 实施中部知识产权战略的软硬件环境基本具备。

首先,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中部六省政府也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法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其次,国家政府部门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和宣传教育以及中部六省各部门积极采取的各种措施和行动,均加强了人们知识产权的意识,重视和珍重知识产权的氛围正日益形成。

2.1.3 中部地区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正在形成。通过多年的建设,专利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组织不断发展,他们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了技术服务支持,丰富了知识产权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另外,中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知识产权局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将有关知识产权的知识要闻、统计信息、专利查询、申请程序、有关链接等内容公布在网站上,网络平台基本搭建,政务公开已经启动。

2.2 中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的有待改进的方面。

2.2.1 中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虽已建立,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知识产权的维权体系还没真正建立。主要表现有:①法律体系不够明晰,各法之间或各级法规之间存在交叉和彼此矛盾的地方,从而导致对于同一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可能出现不同的审判结果;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知识产权具体政策落实不到位,知识产权法律监督体系的建设还很不完善;③中部六省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没被彻底打破,对待省内、省外知识产权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双重标准,甚至放纵、包庇本省企业;④知识产权管理队伍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产权各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水平不高;⑤知识产权维权特别是跨省跨地区的维权,成本过高,周期过长,致使一些侵权行为往往不了了之;⑥社会各界对建立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参与兴趣不大,政府应对国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支持力度不够等。

2.2.2 中部地区多数企业内部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

专利技术、商标必须经过法律的授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形成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内部完善的制度建设有利于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一些优秀的企业已经建立起一套有关知识产权的制度、规章,但这样的企业在中部还相当少,大多数企业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还是空白,知识产权没有一个良好的内部运作环境。

2.2.3 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法律意识虽然逐步提高,但整体知识产权意识还有待快速普及与加强。特别是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较弱。

2.2.4 从事知识产权司法工作的专业人员较为匮乏。

目前,中部地区对于知识产权的案件,有管辖权的中级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知识产权专业毕业的人员所占的比例不足2%。这虽然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专业教育的起步晚、规模小等,造成我国知识产权人才缺口很大。[6]

3 中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创建良好法治环境的建议和思考

3.1 正确的法律意识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前提。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的观点、思想的总称,是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现实社会中,不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法律的执行和遵守,乃至违法和犯罪一切涉及法律生活的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的法律意识支配。有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意识将会影响法律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发挥。因此,加大力度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

3.2 加强法制建设,完善中部地区知识产权法制体系,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良好的地方立法是中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创建良好法治环境基础。一国的法律环境是所有主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国家用以调整市场主体行为方式的重要手段。许多国家的实践经验说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当通过立法,确认并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应有的权利。只有权利得到法律保护的认可和保障,企业或个人才有动力去创新,并申请知识产权保护。

为了适应世界贸易和国内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在立法宗旨、权利内容、保护标准、法律救济等方面更加突出了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科技进步与鼓励自主创新的作用。必须认识到法律不仅是用来惩戒违法者的,更是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创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

中部地区各省的地方立法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但同时,还存在着立法选项不准确,有些经济发展急需的法规未能出台;在知识产权战略方面,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还比较薄弱;为实现河南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服务还不自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

中部地区应该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适时制定和完善与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相衔接、与中部地区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与政策,尽快建立、完善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具体而言,在法律内容方面,需要进一步按照国际准则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统一、规范有关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描述、鉴定和奖罚等;在法律层次结构方面,需要积极推进各级政府的地方性知识产权立法工作。

3.3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工作队伍建设。

目前,中部地区迫切需要培养一批高学历、高水平并具有专业基础的审判人员。通过开展执法专项实践活动培养、锻炼一支训练有素的执法队伍;鼓励执法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加强政策制度以及业务理论的学习,提高其针对新形势下的新执法环境的适应能力;积极提供知识产权执法中的经费保证、人员保障、工具保障与环境保障,强化执法机关的执法手段,提高执法水平并减少知识产权执法的难度与成本;出台《知识产权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知识产权执法的相关工作与行为规范化,并形成对执法人员的有效监督等。

3.4 协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仅仅建立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要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提高行政执法的水平,加强行政与执法的协调配合,提高跨省跨地区行政执法的效率。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担负着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任务,发挥着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改善引进外资环境,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建立诚信社会的重要功能。为此,必须建立跨地区知识产权联合执法机制,为中部地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协调中部地区知识产权执法体系主要包括:建立中部地区联合对专利违法行为的打击和防范机制。对各省已经处罚或处理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处罚或处理决定,应同时通报相关各省,有关省市要在管辖区域内的流通领域中予以清除,或防止进入流通领域,避免假冒和侵权行为的蔓延。建立案件受理接收与转移制度,请求外省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处理专利案件的请求人,可以先向本地知识产权局递交请求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并由本地知识产权局初步审查请求内容和材料,对符合受案条件的请求书,再由本地知识产权局向外省有管辖权的知识产权局转交。两地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要加强必要的沟通,对案件处理的结果也要报送移送局备案,从而互相监督,增加案件透明度,最大限度避免地方保护及减少当事人维权成本。

3.5 建立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维权体系。

3.5.1 要求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能够始终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公平对待,不搞地方保护主义”的执法方针,不断提高办案能力与办案水平。执法过程中要坚持“打击与防范相结合”,“日常执法与专项整治、重点打击相结合” 的原则,重点抓好科学研究、商品流通、技术贸易、作品创作传播等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要重拳出击,深入调查,力图从根源上彻底铲除,对构成犯罪行为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5.2 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建设要求加强协作执法的力度。这里的协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协作,他们之间只有加强沟通,通力协作,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打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具体可以成立如联合执法小组和专案调查小组等形式。另一方面,就是中部六省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中部六省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加强合作,不但可以提高办案的效率和效果,而且可以大大节省彼此的资源,显著提高中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实现多方共赢。

3.5.3 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建立,还得依靠知识产权侵权数据库与网站的建设,通过这一数据库,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记录的信息就有了记载,根据记载就可以进一步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跟踪体系和预警机制,做到重点盯防与事前控制。同时,如果将知识产权侵权记录数据库纳入到社会诚信体系之中,就更能起到预防知识产权侵权的作用。

3.5.4 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建立还包括加强对出入境商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于政府行政部门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与支持力度,积极引导、支持和联合企事业单位解决好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同时企业单位也要加强对涉外知识产权的重视和了解,在遵循国际准则的基础上运用好知识产权这一利器,保护好自身的利益。[7]

参考文献

[1]李立.《2008年,迎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全面实施》,《法制日报》2008年1月31日第3版

[2]刘小仆,鄢志波.《中部六省共探知识产权战略与经济发展》,《知识产权报》2005-12-20日

[3]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1期,第45页

[4]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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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知识产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知识经济时代扮起着不可替代作用。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率在逐年上升，因此联合国对知识产权犯罪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列为十七类跨国犯罪主要犯罪活动。自从我国制定有关商标侵权处罚以来，为了降低犯罪率，对知识产权刑事立法在逐步完善，确立了相对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但是由于我国有关知识产权犯罪法规制定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实际法律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改变现状，减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发生。

2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现状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率在逐年上升，这是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从客观影响因素和主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不仅法律层面存在问题且在执行过程中也有不足，下面就对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现状进行分析。

2.1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健全

就目前全世界对知识产权重视的程度来观察，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牟取利益的最大化，对知识产权进行了强制性保护，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推动民族产业的稳健发展，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准确地说，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动力是利益的驱使，不惜采用用各种手段，尤其是在法律保护层面，主要是通过逐步改进法律来实现，其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服务范围已经渗入到不同领域，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我国与国外的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重点是依靠实行政策方面的法规来保护知识产权，所涉及到的法规多数是以如何获取知识产权的方式以及遵照的环节进行规定，却对怎样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做出清晰的规定，只是标注了犯罪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只停留在政治层面，在刑事层面还没有建立完整体系。

2.2行政处罚执行力度不够

受传统观念影响，执法人员在对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打击中，会受人际关系的影响，直接导致执法力度不够现象，对此类犯罪行为处理只是流传于形式，把法律规定的刑事处罚转化为行政处罚。通过对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案例分析发现，犯罪程度已经超出刑事追诉的标准，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刑法要求对其惩罚，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只是对其进行简单的行政惩罚，让其缴纳一些罚款了事，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假如对一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都加大执法力度，那么就能有效的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率。

2.3知识产权侵犯手段多样

通过对成功破获的有关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分析发现，犯罪手段种类及其丰富，不再是传统的犯罪手段，这就会增加此类案件侦破的难度。犯罪分子往往是有庞大的组织，犯罪目的性极强，成员内部分工明确，已经逐渐发展为产业化犯罪。

3预防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相关措施

通过对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现状分析，要有效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就必须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加大知识产权的刑法执行力度，协调好各方面工作顺利开展。

3.1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在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刑事法律法规前提下，要把各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结合，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为了保证这套体系的完整性，必需要对刑法有关条文进行修改与完善，希望通过此项工作，使得重新构建的侵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服务范围更广。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行政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的获取程序内容上给予了足够重视，而忽视了对侵犯知识产权活动执法力度，不能做到行政处罚和刑法威力共同使用。所以，可以采取较有效的措施来改进现有的知识产权行政法律体系，要将行政保护措对策与刑事保护对策看的同等重要，将二者联合使用才能够使得新建立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更符合实际的需要。

3.2汲取国外先进经验丰富我国立法模式

我国立法模式都是依照国内法律体制建立起来的，对犯罪的规定有局限性，普遍存在的是集中型立法模式，即便是起草法律预案内容时，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做了假设，然而事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人们思维变化不可能赶得上新事物发展的步伐。所以集中型立法模式存在不足是必然，不能根据实际需要对现行刑法进行疏通，执行过程中过于死板，使各法律之间有脱节的弊端。因此常常是新法律刚刚出台，就会有新的犯罪形式应运而生，这些人就是应用法律的空子来进行侵犯经济产权犯罪活动，一定要制定更新的刑法来弥补不足，也就是说一切法律的颁布都滞后于犯罪活动的产生。通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分析，我们不可能知道今后还会颁布哪些新的知识成果，也就不可能对哪些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法律保护措施。为了减少类似发罪的发生，可以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并积极汲取发达国家的立法模式，在国内采用综合型立法模式，也就是在各类法律中都对知识产权进行界定。这样做既能给予侵犯知识产权活动沉重打击，又能预防各类新问题滋生。

3.3执法力度要严格，充分发挥刑法职能

对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的惩罚主要是行政手段，严重缺乏刑事执法力度，与国外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第一，针对此类现象，一定要加大刑事执法力度，将行政手段与刑事执法联合使用，形成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武器，有效减少知识产权犯罪率。第二，想要切实知识产权被害者行使其刑事诉讼权。按照我国最新的司法规定，其他类犯罪活动，都有被害者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讼的明确规定。然而在我国关于知识产权被害者却没有此项规定，即使是提起了诉讼也很少有成功的案例。就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现有法律对诉讼标准门槛太高，程序过于复杂，很多知识产权受害者常常不能达到法院提出诉讼的基本要求。所以，一定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完善相关法律，力求程序简单，严格执法，为知识产权受害者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高可靠保障。

4结束语

总之，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行为会层出不穷，这必然会阻碍社会有序发展，因此我们要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现状，加大知识产权管理的法律制度，力求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率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篇4

在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候，知识产权保护同样也给中国的发展亮起了红灯。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及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知识产权危机给这一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经贸竞争和深层的知识产权壁垒面前，努力为开发和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创造有利的环境，不断提高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显得尤其重要。

一、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现状

1.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便开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三个部分组成，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得到了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普遍认可。另外，中国还在积极研究并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法律和法规。

2.参加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的情况：中国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及有关的协定。从1980年中国加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起至今，已经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等各种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或条约。此外，中国还积极研究加入其他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

3.开展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宣传活动情况：当前，中国政府围绕着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侵权盗版，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采访、电视广播、定期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宣传，特别是对新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了相对广泛宣传和教育。二是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教育纳入到全国法制宣传教育中，并通过强化舆论监督、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共曝光，意在起到震慑犯罪、警示违规的效果。

4.知识产权的执法情况：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根据专利法相关方面的规定，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利管理机关；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有效实施著作权法，专门成立国家版权局，各省市也相应地建立了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为主体，辅之以各项保护条例。另外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从只重视行政保护转为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法规均由人民法院最终执行，同时也加大了执法力度。与此同时，企业也开始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了企业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护意识。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自1982年《商标法》制定以来，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但中国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仍然不强，不能及时地将自己的研发结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特别是在国外申请知识产权的意识严重不够，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关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甚至使得一些国有品牌在国外许多地方被恶意抢注；即使一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导致失败。

2.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不强和专业人才不足：有关部门在大力支持成立各种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业协会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由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国内企业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信息并不十分流畅，从而出现了企业遇到问题不知该找谁的现象。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比较稀缺。一方面，目前中国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知识的专业人才十分紧缺，国内也没比较成熟的培训课程以及相应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缺少一大批懂法律和技术的专业司法人才。

3.专利保护结构不合理：当前，中国现行的专利申请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个类别，这其中以发明最能够代表专利的水平和质量。然而在专利申请的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的却是外观设计方面的专利，发明仅占27%。一些发达国家的专利保护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是发明创造，最少的则是实用新型方面的专利，所占比例不到2%。

4.国家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及研发投入不够：研发活动是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获得和拥有知识产权的源头和基础。但是由于国家和企业对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够，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开支过小，致使中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别是自主开发新技术的能力普遍偏低，很

多企业走的是一条“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道路，这使得中国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的结构很难迅速升级换代，在关键技术上主要依赖进口，受制于人。

5.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与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不相符：中国的立法体系虽然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就建立起来了，但是中国的立法体系中没有关于反垄断的法律，而与反垄断互为补充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侧重于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却没有确立限制知识产权的立法思想。到目前为止，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专利权的垄断行为，但是主要集中调整专利许可行为，对其他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尚无明确的规定，调整范围还不够完整。与此同时，中国没有建立完整的标准体系。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国际标准的参与程度和占据关键职位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中国的启示及建议

1.转变观念并加强学习：中国是wto 成员，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应该注意wto、trips 对中国知识产权的规定，同时对主要贸易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实践也应有所了解，掌握其主要法律规定、立法趋势及法院的判例，方可更大限度的避免撞入知识产权保护的陷阱。第一，转变观念积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案。改变以往消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案的态度，积极应诉。有不少中国企业本身并不存在侵权行为，但由于害怕诉讼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而常常放弃应诉的机会，白白的丢失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同时，中国企业界应完善商会的建立和使用，形成一个组织有效、协调一致、参与广泛的企业联盟，这样有利于增强各方面力量的帮助和支持。第二，加快对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科技以人为本。开发、拥有和运用企业自主知识产权，首先，要重视知识资本的作用，而知识资本最集中地体现就是在人的才能和价值上。目前，企业间甚至是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多，谁就能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加大了对中国的人才掠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去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其次，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的变革，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激励机制和奖励机制，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加强学习，尽快熟悉和掌握知识产权方面的各种知识和规则，强化全民学习的氛围，使全社会人民都懂得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2.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措施，选拔一批优秀的青年执法者，并通过赴知识产权保护先进国家留学或者去国内知名高校进修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知识，或者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执法工作者传授有关理论知识等方法。通过加强对知识产权相关执法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从而扩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和公众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同时，使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外资的进入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打破在执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3.将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是知识产权数量大国，但非知识产权强国，尤其是加入wto 后，市场的开放使中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专利方面构成了威胁。我们只有将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加以重视，才能实现将知识产权危机转变为科技发展良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制约贸易发展的障碍。（1）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政策上要从笼统扶持转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上来，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在资金上，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泛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2）加强立法，完善法律。进一步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和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等的立法。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决好知识产权纠纷。（3）突出特色，借鉴经验。发展经济有特色，保护知识产权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参考文献：

[1]叶慧霖.入世与知识产权保护[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2]顾红文，谈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高[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7，(9).

[3]夏先良.出口与国际专利：中国知识产权的差距与对策[j].开发导报，2007，(10).

[4]王江.从“dvd 专利事件”看企业核心技术的重要性[j].东北大学学报，2008，(1).

[5]董勤.外经贸工作中的专利问题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07，(6).

[6]罗飞.中国企业如何走出“专利”陷阱[j].法律与生活，2007，(14).

篇5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6-0150-02

在中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的时候，知识产权保护同样也给中国的发展亮起了红灯。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及中国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时候，知识产权危机给这一全球化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在激烈的国际经贸竞争和深层的知识产权壁垒面前，努力为开发和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创造有利的环境，不断提高企业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和水平显得尤其重要。

一、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现状

1.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便开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三个部分组成，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得到了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普遍认可。另外，中国还在积极研究并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法律和法规。

2.参加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的情况：中国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及有关的协定。从1980年中国加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起至今，已经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等各种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或条约。此外，中国还积极研究加入其他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

3.开展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宣传活动情况：当前，中国政府围绕着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侵权盗版，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采访、电视广播、定期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宣传，特别是对新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了相对广泛宣传和教育。二是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教育纳入到全国法制宣传教育中，并通过强化舆论监督、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共曝光，意在起到震慑犯罪、警示违规的效果。

4.知识产权的执法情况：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根据专利法相关方面的规定，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利管理机关；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有效实施著作权法，专门成立国家版权局，各省市也相应地建立了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为主体，辅之以各项保护条例。另外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从只重视行政保护转为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法规均由人民法院最终执行，同时也加大了执法力度。与此同时，企业也开始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了企业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护意识。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自1982年《商标法》制定以来，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但中国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仍然不强，不能及时地将自己的研发结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特别是在国外申请知识产权的意识严重不够，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关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甚至使得一些国有品牌在国外许多地方被恶意抢注；即使一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导致失败。

2.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不强和专业人才不足：有关部门在大力支持成立各种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业协会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由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国内企业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信息并不十分流畅，从而出现了企业遇到问题不知该找谁的现象。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比较稀缺。一方面，目前中国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知识的专业人才十分紧缺，国内也没比较成熟的培训课程以及相应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缺少一大批懂法律和技术的专业司法人才。

3.专利保护结构不合理：当前，中国现行的专利申请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个类别，这其中以发明最能够代表专利的水平和质量。然而在专利申请的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的却是外观设计方面的专利，发明仅占27%。一些发达国家的专利保护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是发明创造，最少的则是实用新型方面的专利，所占比例不到2%。

4.国家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及研发投入不够：研发活动是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获得和拥有知识产权的源头和基础。但是由于国家和企业对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够，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开支过小，致使中国企业对新技术的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别是自主开发新技术的能力普遍偏低，很多企业走的是一条“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道路，这使得中国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的结构很难迅速升级换代，在关键技术上主要依赖进口，受制于人。

5.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与国际知识产权体系不相符：中国的立法体系虽然用比发达国家更短的时间就建立起来了，但是中国的立法体系中没有关于反垄断的法律，而与反垄断互为补充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只是侧重于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却没有确立限制知识产权的立法思想。到目前为止，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专利权的垄断行为，但是主要集中调整专利许可行为，对其他滥用专利权的行为尚无明确的规定，调整范围还不够完整。与此同时，中国没有建立完整的标准体系。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国际标准的参与程度和占据关键职位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中国的启示及建议

1.转变观念并加强学习：中国是WTO 成员，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应该注意WTO、TRIPS 对中国知识产权的规定，同时对主要贸易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实践也应有所了解，掌握其主要法律规定、立法趋势及法院的判例，方可更大限度的避免撞入知识产权保护的陷阱。第一，转变观念积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案。改变以往消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案的态度，积极应诉。有不少中国企业本身并不存在侵权行为，但由于害怕诉讼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而常常放弃应诉的机会，白白的丢失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同时，中国企业界应完善商会的建立和使用，形成一个组织有效、协调一致、参与广泛的企业联盟，这样有利于增强各方面力量的帮助和支持。第二，加快对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科技以人为本。开发、拥有和运用企业自主知识产权，首先，要重视知识资本的作用，而知识资本最集中地体现就是在人的才能和价值上。目前，企业间甚至是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多，谁就能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加大了对中国的人才掠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去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其次，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的变革，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激励机制和奖励机制，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加强学习，尽快熟悉和掌握知识产权方面的各种知识和规则，强化全民学习的氛围，使全社会人民都懂得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2.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措施，选拔一批优秀的青年执法者，并通过赴知识产权保护先进国家留学或者去国内知名高校进修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知识，或者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执法工作者传授有关理论知识等方法。通过加强对知识产权相关执法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从而扩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和公众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同时，使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外资的进入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打破在执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3.将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是知识产权数量大国，但非知识产权强国，尤其是加入WTO 后，市场的开放使中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专利方面构成了威胁。我们只有将知识产权问题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加以重视，才能实现将知识产权危机转变为科技发展良机，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制约贸易发展的障碍。（1）政策倾斜，资金扶持。政策上要从笼统扶持转到重点支持专利项目上来，特别是那些高科技专利项目。在资金上，各级政府都应建立专利基金，以财政、企业为主体，广开资金来源，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重点支持那些有广泛的市场前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专利技术。（2）加强立法，完善法律。进一步形成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抓紧修订和完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遗传资源、传统知识等的立法。同时，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依法公正、高效地解决好知识产权纠纷。（3）突出特色，借鉴经验。发展经济有特色，保护知识产权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有符合本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

参考文献：

[1]叶慧霖.入世与知识产权保护[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2]顾红文，谈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提高[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7，(9).

[3]夏先良.出口与国际专利：中国知识产权的差距与对策[J].开发导报，2007，(10).

[4]王江.从“DVD 专利事件”看企业核心技术的重要性[J].东北大学学报，2008，(1).

篇6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知识产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和现象，即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严重和增多。结合知识产权犯罪发展的现状，怎样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并通过刑事立法的完善严厉惩治知识产权犯罪，已经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一、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依据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及范围

知识产权一词，源于18世纪的德国。至今为止，理论和实践中以及国际公约和世界各国和地区相关立法中，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外延尚没有统一的认识和具体的规定。总体而言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之分。狭义的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对依据劳动创造出来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工业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等；版权(著作权)则包括作者权和传播者权。广义的知识产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其智力创造的一切成果和工商业信誉所享有的权利。根据《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的规定，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作者权)；(2)与表演艺术家的演出、录音及广播有关的权利(邻接权)；(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内的发明有关的权利(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及非专利发明享有的权利)；(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厂商名称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7)与制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专利法》等有关知识产权法律规定，我国的知识产权又主要包括著作权、邻接权、专利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他科技成果权、商标权以及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内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世界贸易组织管辖范围中，知识产权已成为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的三大支柱之一，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战略制高点，并成为各国激烈竞争的焦点之一。而国家通过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振兴国民经济，并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二）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理由

国家的法律保护体系一般有民事、行政、刑事的保护体系，而在这些保护方式中，刑法保护的力度最大，也最具威慑力。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中是否应包括有刑法的保护，对此问题，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理论上颇有争议。本人认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

首先，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由刑法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决定的。

分析世界各国和地区知识产权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一个事实毋庸置疑，那就是知识产权与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密切相连、不可分割。用法律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应该是全方位的，有关的著作权法、专利法等专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的民事、行政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固然十分重要，但与此同时，完善刑事法律规定也不容忽视。应该看到，刑法从它产生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保护功能。任何行为只要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利益，国家就当予以追究，借以惩罚和预防犯罪。刑法对已然侵害国家、社会或者个人利益的犯罪行为予以刑罚处罚，以保障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体现了刑法保护机能存在的最初理由。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角度上看，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现象的刑法调控和司法干预就显得十分必要。如果不这样就无法形成较为完整的调控体系，也不足以遏制已经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并预防其进一步蔓延。由此可见，对于那些严重侵犯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破坏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正常管理的行为用刑法手段保护，完全是由刑法本身具有的功能决定的。

其次，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由刑事制裁的严厉性特点所决定的。

在用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活动中，国家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方式一般包括行政制裁、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等。在这些法律制裁方式中，刑法制裁方式是最严厉的也是对犯罪分子最具威慑力的一种制裁手段。因为，刑法是其他法律部门的救济和保证，是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民利益的最后救济和保障手段。因此我们认为，刑法是调控知识产权领域法律体系中的一环，刑事制裁是法律制裁中最严厉的一种，刑法以其特有的严厉制裁手段介入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调整体系，发挥着其他法律制裁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强调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当代社会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必然要求。

正是由于知识产权与科技发展以及经济进步具有密切的联系，如果对知识产权进行侵犯，就必然会影响和阻碍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家经济的进步。表面上看，尽管知识产权属于一种私权，但是对于这种所谓私权的侵害同样也可能带来社会危害性，而且同样也可能因这种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而构成犯罪，因为无论是直接侵犯个人利益的行为还是直接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都可能达到严重的程度。由此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点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与刑法规定的其他侵犯财产行为不仅可能完全一样，而且还具有侵权主体广泛、侵权地域广泛以及侵权形式隐蔽等特点。也即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同样可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加强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迫切性。只有加强对知识产权有力的保护，才能调动人们的创造积极性，促进对其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丰富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因此，用刑法手段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由此分析，在当代社会中强调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这些法律保护中我们不应忽视相关的刑法保护，而应把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作为法律保护中的重要一环加以对待。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

（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分类

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其一，刑法典规定型。这是指国家用刑法典对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以规定，也即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是由刑法条文加以明文规定的。其二，特别刑法规定型。这是指以特别刑法的形式专门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其三，附属刑法规定型。这是指在其他非刑事法律中规定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即在有关涉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附带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其四，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除由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刑法典条文作出相应的规定。其五，特别刑法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型。这是指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除由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具体规定外，还由一些单行刑事法律对其中某些专门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作出规定。

对以上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立法模式均具有一定的特点，很难说谁优谁劣。许多国家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知识产权领域的发展、随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种类的增加以及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认识的提高，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在变化。

（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现状及模式

我国1979年《刑法》在知识产权犯罪方面仅规定了假冒商标罪(第127条)一条，而且对商标权的保护范围也很狭窄，仅限于“工商企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这显然是在对知识产权保护整体上还很落后的状况下的产物。随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逐步重视以及实践中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多样化，客观上需要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范围。我国1997《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设专节集中规定侵犯知识产权罪，这无疑改变了以往知识产权刑事立法较为分散、零乱、不系统、不全面的状态，从而对知识产权各领域的犯罪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就此而言，本人认为，我国新《刑法》的这些规定已基本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法律体系。

尽管我国刑法已经就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作了系统、全面的规定，但是，理论上就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立法所采用的模式仍有一定争议。本人认为，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实际上采用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理论上有人认为，我国的立法模式是刑法典型，这是因为我国刑法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有罪状有法定刑，而其他有关涉及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中虽然有规定，但均是笼统地规定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法定刑甚至没有罪状。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规定了罪状及法定刑的法律规范才称得上是刑法规范。我国《刑法》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有罪状也有法定刑，这无疑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刑法规范。但是，在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等有关知识产权附属刑法条款中，往往只是在规定侵犯知识产权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罚时，附带笼统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等法定犯不可能仅有刑法规定，而没有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对应，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法定犯了。我国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的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考虑到了刑法典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并且这种立法方式显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刑法典与附属刑法规定结合的立法模式。

三、侵犯知识产权罪的概念及其构成特征

一般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罪是指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情节严重，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罪具有以下构成特征：

转贴于 （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管理

首先，本类犯罪侵犯了权利人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作为个人所拥有的无形财产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但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点。知识产权的这种“无形”特性，决定了权利人对其占有不能通过实在具体的控制来实现。侵权人的侵权方式也不是通过侵夺或毁损，而是通过剽窃、假冒、篡改、擅自使用等没有法律根据地占有和使用他人的精神成果的方式。与之相应，权利人只有在发生侵权，从而通过诉讼等方式主张权利时，才能体现出权利人对知识产权行使占有、控制和进行管理的权利。正因为如此，西方法学界有人把知识产权称为“诉讼中的物权”。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均采取单独制定民事特别法的方式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在刑法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有别于传统的侵犯人身权利犯罪和侵犯财产犯罪，而独立成为一种新类型犯罪。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罪侵犯了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侵犯知识产权罪绝不仅仅是侵犯知识产权人的权益，它还侵害了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有序管理，甚至会造成市场的不稳定和动荡。正基于此，国家对知识产权建立了系统的保护和管理制度，因而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客体也就自然包含着国家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制度。

（二）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权利人许可，侵犯其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行为

首先，这种行为必须是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知识产权具有专有性，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许可或法律另有规定外，其他任何人均不得享有或使用该权利。权利人垄断这种专有权并受法律的严格保护，权利人可以自己行使其所享有的专有权，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使用等方式处分其智力成果并从中获取利益。任何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或未在法律规定情况下使用该项权利都构成侵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为人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了侵犯商标权，侵犯专利权，侵犯著作权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犯罪。

其次，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还必须是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是行为犯，而是结果犯或情节犯，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结果或情节中体现出来，侵权行为不具备情节严重的情况，就不构成犯罪。从刑法条文规定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一节中每一具体的犯罪都规定必须具备一定的情节才能构成犯罪。当然这里的情节是指广义上的情节，不同的犯罪在刑法上的表述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刑法规定必须“造成重大损失”才能构成犯罪；对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刑法规定必须“销售金额数额较大”才能构成犯罪；对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刑法规定必须“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才能构成犯罪；对于侵犯著作权罪，刑法规定必须“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能构成犯罪；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等，刑法则规定必须“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可见，是否具备一定的情节是区分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罪与非罪的一个标准。如果行为人不具备情节严重等情况，则只构成一般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三）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本罪犯罪主体

按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但如果法律有规定的，则单位也可以成为某些罪的犯罪主体。由于知识产权领域中存在着多种法律关系，其中既有行政法律关系，又有民事法律关系，这些法律关系相互交叉、错综复杂。任何法律关系主体侵犯知识产权法律关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行政或民事的制裁措施不足以补救其对知识产权领域中正常秩序的危害时，就需要用刑罚手段来加以制裁。因而，知识产权法律关系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主体的多样性，包括个人与单位。根据我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规定，对于所有的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体，刑法均没有作特别的规定，也即包括假冒注册商标等罪的犯罪主体理应为一般主体。另外，针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单位犯罪较为严重的特点，刑法专门集中规定了单位犯知识产权罪的处罚。根据《刑法》第220条规定，单位犯第213至第219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各该条的规定处罚。可见，刑法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所有七种犯罪均规定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

（四）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类犯罪

通常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人一般是出于营利目的，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出于其他目的，如破坏他人注册商标信誉，为了捞取某种荣誉或者损害他人专利或专利产品的信誉等等。在认识因素方面，行为人对于犯罪对象有明知，即明知是他人享有专有权的知识产权，过失不能构成侵犯知识产权罪。在意志因素方面，多数行为人表现为积极的追求，希望犯罪结果的发生，如行为人为追求违法利益，追求他人商标、专利信誉丧失的危害结果的发生等等。在少数情况下，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也可以是放任。因此，侵犯知识产权罪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之所以只能由故意构成而不能由过失构成，这是由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行为人只有在出于故意的情况下，才宜作为犯罪对待。过失行为则通常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这是刑法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

由于我国《刑法》第213条至第219条所规定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只有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明确规定要“以营利为目的”，其他诸如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均没有如此规定。于是，刑法理论上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否属于目的犯，也即行为人是否要“以营利为目的”为构成本类犯罪的必要要件这一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知识产权犯罪在主观上须是出于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是这类犯罪的共同主观特征，同时也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有人则认为，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只是基于故意；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除了是基于故意之外，还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商业秘密权的犯罪则不需以营利为目的。还有人认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以营利为目的”，这个范围限制过窄、过死，建议除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外，考虑到行为人在抄袭、剽窃、假冒他人作品时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是否可增加“以盗窃他人名誉为目的”或“以诋毁他人名誉为目的”等表述，适度扩大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另外有人认为，应该取消《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关于“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这样司法机关就能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情况，确定相应的犯罪目的，科学而合理地把握知识产权犯罪的故意内容，全面地惩治犯罪。

本人比较赞同上述最后一种观点。侵犯知识产权罪行为人主观上较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确实有其他犯罪目的存在的可能性。《刑法》中只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须“以营利为目的”似有不妥，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假冒专利罪等行为人主观方面通常也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而侵犯著作权罪等的行为人也完全可能是出于其他犯罪目的。由此可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行为人主观上实际上具有一致性，即行为人既可以具有营利目的，也可以具有其他犯罪目的。无论行为人出于何种目的，只要其行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达到刑法所规定的犯罪程度，均可以构成犯罪。理由是：首先，尽管知识产权具有一般财产权的特征，但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并非是单纯的侵犯财产犯罪，其更多地具有经济犯罪的特征。我国《刑法》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归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过分地强调“以营利为目的”，则可能混淆与传统财产罪的界限。其次，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事实上并不会直接影响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行为人完全可能出于其他目的而严重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再次，世界各国和地区刑法中有关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规定中，一般也没有专门规定要“以营利为目的”。例如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刑法中均未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罪的主观要件。由此分析，我国《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而对其他侵犯知识产权罪则未作规定显然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必要时应该予以修改。 参考文献：

1、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蔡彰主编：《中国刑法读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3、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

4、高晓莹：《侵犯知识产权罪的认定与处理》，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

5、杨玉兰：《论著作权的刑事法律保护》，载《刑事立法与司法新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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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性质

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性质是什么？我想先结合它的含义来探讨一下其法律特征。作为知识产权应用的一种重要形式，知识产权转让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观察其特征，比如可以从法律关系的角度，可以从法律行为的角度，也可以从法律制度的角度。从法律行为的角度，我认为，知识产权转让具有下列特征：

（一）知识产权转让的主体是出让方与受让方。知识产权转让关系的主体有两方当事人，一方是享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即出让人，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的权利人。知识产权转让行为获得法律认可、成为一种有效转让行为的前提就是，出让人必须依法享有相应的知识产权，这也是判断出让人是否有转让权（处分权）的重要法律标志。另一方是知识产权的受让人或者受让方，即与出让人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愿意受让知识产权的人。根据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知识产权转让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法人及其他组织。例如，《专利法》第10条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所谓”中国单位“，包括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的各类法人和其他组织；所谓中国”个人“，是指我国的公民。当然，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单位和个人除外。因为按照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专利法未列入两个基本法的附件三中，因而不适用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二）知识产权转让通常是一种有偿行为。知识产权转让行为，可以是无偿性的，也可以是有偿性的。无偿知识产权转让，即出让人不以获取对价为目的，将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转让给他人的行为。在知识产权应用实践中，无偿转让知识产权的情形也为数不少。据《长沙晚报》报道，湖南师范大学生命院退休教授、81岁高龄的邹蕤宾花5年时间发明了保温焖包，并于2003年获得国家专利。2005年8月12日，邹老表示愿意将该专利无偿转让给单位或个人，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使用保温焖包，为国家节省能源。本案例中的无偿转让，主要是出于公益考虑；还有一种无偿转让知识产权的情形，是出于鼓励创业的考虑，例如，据《经济日报》报道，在2005年5月底北京市创业指导中心推出的12个创业项目中，首次推出了两个零投资创业项目和一个无偿转让的专利项目。然而，在知识产权转让实践中，大部分知识产权转让都是有偿转让。因为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具有财产价值，这是知识产权转让有偿性的前提，而在另一方面，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角度来看，通过转让知识产权获取转让利益，是知识产权转让的重要目的。因此，知识产权转让通常来说是一种有偿行为。例如，著作权转让，就是作者或者其他著作权人在著作权有效期内将著作权中财产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他人并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获得报酬的一种行为。

（三）知识产权转让的依据是现行法律法规与转让合同。知识产权转让，不是出让方与受让方随心所欲的行为，该行为必须在现行法律法规与双方当事人签定的有效转让合同框架内方可发生。一方面，知识产权转让必须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这是由知识产权的性质以及转让管理决定的，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专有性、时间性与地域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有形物，因此，权利转移必须要遵守法律法规，例如，专利转让合同的成立，须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登记和公后才能生效。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专利权转让，必须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中国单位和个人向外国人转让专利权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见，知识产权转让不仅是一种单纯的私法行为，它同时带有公法色彩，知识产权管理机关在知识产权转让行为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知识产权转让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权利转让合同，本质上是权利主体的变更行为，所以又必须遵守双方当事人依法签定的有效转让合同。

前文已经指出，知识产权转让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这种以权利转让为主要的法律行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行为呢？这要从知识产权的性质以及知识产权转让行为规则本身的性质来加以探讨。

通说认为，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区别于财产所有权的本质特性。可以说，知识产权的客体即知识产品。然而，在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知识产权和物权的区别不是本质性的，传统民法理论中认为物权的标的是有形物，但“打破或者适当打破德国人在100年前创设的这种完全封闭的物权体制，确定有体物之外的某些无形财产得成为物权之标的，完全有可能正是民法及物权法的一种进步”。[1]我认为，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与传统物权中标的有形性之区别并不二者在交易上的私法性。换句话说，知识产权尽管是无形性的，但在权利性质上仍然是私权，私权的交易应该遵循私法规则。从现行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来看，关于知识产权转让的规则，尽管带有一定的公法色彩，但丝毫不能掩盖其私法属性。而在知识产权转让的实践以及纠纷处理对法律的适用来看，不仅有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的适用，也有合同法的适用。因此，无论从知识产权的性质，还是知识产权转让行为规则本身的性质来看，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私权转让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将知识产权转让的性质界定为民事法律行为，不仅在理论上说得通，与物权法、债与合同法以及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则相吻合，而且也有利于知识产权应用实践。在知识产权管理中，过多的公法干预将会对知识产权自由贸易带来冲击，不利于知识产权在最大程度上的应用，也不利于激发权利人创造出新的知识产权的积极性，反而对知识产权转让行为是一种限制。在现代企业制度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与应用管理，把知识产权转让看作一种以私权转让为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有利知识产权权利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原则下，自主转让知识产权，提高知识产权的推广应用效率，对于知识产权创新、进步、提高企业效益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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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模式之一

    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民法典是二十世纪制定的一些民法典的独创，如《意大利民法典》、《越南民法典》、前《苏联民法典》等民法典中分别规定有知识产权制度。而在传统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等法典中均未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中。那么，意大利、越南等国的做法是否获得成功了呢？我们不妨从其具体规定展开讨论。《意大利民法典》于1942年颁布，它在第五编《劳动》一编中将《智力作品权和工业发明权》与企业劳动、公司、入股、企业、竞争、合作社等制度相并列。《智力作品权和工业发明权》一章中规定了著作权、工业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权三节。在上述三节中，该法仅用了20个条文极其简略地列举了上述权利的客体、权利的取得方式、权利的内容、权利的使用等内容。由于内容过于简略，该法不得不用3个条文分别规定，有关上述权利的财产权行使、存续及取得方式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为此，意大利又分别颁布了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商业秘密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等专门法律，上述法律条文众多，内容复杂，如意大利1981年著作权法的条文就达206条之多，其内容涉及著作权制度的方方面面。对于《意大利民法典》的这一体例，其立法者解释说：“就商号、标识与商标、智力作品权与工业发明权、竞争等内容而言，它们无疑是具有智力劳动的性质，是劳动法律关系的重要部分，自然要置于劳动编之中。”[1]

    对于《意大利民法典》的立法例，笔者认为它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知识产权的产生过程并不必然是劳动过程。例如，某人将自己的姓名作为商标（如“张小泉”牌剪刀）使用，这种商标的产生很难说是一种劳动；其次，该制度所协调的关系并不必然是劳动关系。它所要解决的主要是民事主体如何取得知识产权及其如何行使该权利的问题，并非解决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与其所属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问题，何况在多数情况下知识产品的创作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非企业的行为，因此将该关系解释为劳动法律关系无疑是牵强附会。第二，该法典的立法模式与效率价值不符。首先，该法典有关知识产权制度的规范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该法典第2577条第1款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确定的效力内（参阅第2581条），作者享有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发表作品并对其进行经济性利用的排他权。”那么，作者究竟享有哪些权利呢？该法典并未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当事人及司法者不得不去查阅著作权法来了解上述权项，那么这种立法模式对当事人和司法者而言几乎毫无利用的价值。其次，既然该国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用了极为详尽的条文来规范知识产权制度，那么该民法典又重复作出规定，岂不是多此一举？这不仅产生了重复立法的问题，而且造成了立法资源及司法资源的浪费。再次，这种设计是否真的解决了知识产权的司法问题呢？显然没有，因为其内容极其有限，而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又极为广泛，民法典显然不可能包罗万象，对此，意大利的学者们也产生了同感，认为这部法典正“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危机，它那井井有条的体系有时似乎不再能成为大量新法律的、组织上的参照系。”[2]综上所述，该法典有关知识产权编的设计并不成熟。

    越南是另一个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篇的典范，其民法典中单独设立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权》一编，其知识产权编规定了著作权、工业所有权及技术转让三节，共计81条。有关著作权的规定比较详细，有关工业产权的规定则比较简略。另外，自该法典颁布后，该国于1989年颁布的《工业所有权保护法》及1994年颁布的《著作权保护法》自1996年废止。那么，这种立法例是否成功了呢？从立法技术而言，笔者认为它的设计依然是无效率的。首先，由于废除了《工业所有权保护法》及《著作权保护法》，所以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仅能适用民法典中的相关规定。然而，民法典中有关著作权制度的规定有35条，主要规定了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内容、主体、邻接权等制度，基本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但是，工业所有权部分仅有25条，却要对专利权、商标权、原产地标志权、商业秘密权等权利进行规范，实在是力所不及，所以其条文过于简略而无可操作性。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该法典不得不在第788条另行规定：“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注明商品产地等权利由国家主管部门颁发保护文本予以确立。其它工业产权也可根据法律的规定确立。”可见，工业产权的确立还必须遵循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保护文本的规定。所以，民法典不是一个能包罗万象的法律，其有限的容量不可能对知识产权制度做出面面俱到的规定。如果说该法典有关知识产权编的设计是失败的，丝毫也不夸张。

    除上述国家之外，俄罗斯、荷兰等国也都尝试了类似的做法，但尚未见成功。

    笔者认为，我国在解决该问题之时，既应考虑到我国已有的知识产权立法现状及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同时也应考虑到知识产权制度自身的特殊性，注意协调好知识产权制度与民法典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现行立法来看，我国于1986年公布的《民法通则》在第5章《民事权利》中将知识产权与物权、债权和人身权并列。“知识产权”一节用了4个条文在原则上规定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发明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其优点是概括性强，但未将一些新产生的知识产权如植物新品种保护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权利纳入其中。另一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的专门立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猛，目前已颁布了多部单行法，内容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条文也十分详尽，可操作性较强。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经常发生变化，其内容频频修订。例如，著作权法于1990年颁布，在实施不到十年的时间又进行了修正；商标法1982年颁布，1993年即作了修正，2001年又作了修正；专利法1984年颁布，1992年修正，2000年第二次修正。

    结合知识产权制度的特点，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在设计民法典时不应将知识产权制度单独设为一编。其理由如下：第一，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规范具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制度，很难用普通的民事规范予以调整。其次，知识产权法的调整规范比较特殊，其制度不仅包括诸多的民事规范，而且包括为数众多的行政法规范和刑事规范，因此其法律规范的性质十分特殊。在民法典中规定了一些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规范和刑事规范，将会影响民法典的体系美。第二，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开放性和不完整性的特点，其法律又常常修订。较之有形财产制度的规范性、系统性而言，知识产权立法可谓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旧的法律频繁修订，新的法律次第产生，难以形成系统的完整的体系。与此同时，一些为有形财产法律制度所不能调整的权利逐步进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视野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此而言，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具有开放性，其范围也不断扩大。例如，计算机域名是最近几年才产生的新鲜事物，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已在考虑如何来保护域名注册人的利益，因此域名权有可能被作为一项新型的知识产权而得到保护。此外，知识产权的标的多为创造性智力成果、识别性标记或资信，它们极易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及新技术更新的冲击，极易受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而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不断修订更迭，处于极不稳定和“支离破碎”的状态之中。[3]例如，法国在1793年颁布了《作者权法》，1957年为了与《伯尔尼公约》相协调，遂对原法作了修订，1985年在著作权法中又增加了有关邻接权保护的规定，1992年为了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要，法国再次对原著作权法作了修订，增加了有关计算机软件方面的规定。如果将这样一个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无疑会极大地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第三，从目前国外的立法实践来看，尽管有一些国家试图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但不是无功而返就是事倍功半，这种失败的立法例不值得我们借鉴。第四，从我国的现实立法来看，我国目前已制定有相当完善的知识产权单行法律法规，它们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时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没必要放弃这些相对成熟的法律而去另起炉灶。如果在民法典中另立知识产权编，无疑是立法资源的极大浪费。或者，即使我们草率地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单行法规不加修改地纳入民法典而作为知识产权一编，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一方面会造成单行法规与民法典内容的重复，另一方面也会使民法典的内容显得过于庞杂零乱，破坏了民法典的体系的稳定与和谐。

    二、知识产权法典化的模式之二

    既然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民法典中未获得立法者所期望的成功，那么，人们为什么仍然要孜孜不倦地尝试知识产权的法典化呢？

    首先，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典化是法律系统化、体系化的要求。罗马皇帝优士丁尼在解释其编纂《学说汇纂》的动机和理由时曾经指出，“我们发觉我们全部的法规，好象是从罗马城建立以来，从罗慕洛斯时代以来的法规都传给了我们，这所有的法规的如此的混乱，这种状态漫无边际，已经超出了人的能力范围。”[4]所以，法律法典化后可以使法律系统化，使其“结构严谨并富有表达力。”[5]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已不下十余件，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十分庞杂、零乱，其规范有进一步修改的必要。例如，我国目前尽管已颁布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规，但这些法规仅为行政规范，其权威性不及法律，且其内容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还有，尽管我国早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第6条就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时隔多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仍未制定出来，所以，在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过程中对法律的不足进行适当的修改，正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其次，知识产权的制度的法典化是解决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内在矛盾的一种理性选择。近年来，有关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案件频频发生，如有人将他人的商号作为商标予以注册，而商号的管理机构与商标的管理机构并不相同，且商号的保护范围与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又相差甚远，因此二者之间常常发生权利的冲突。还有一些知识产品如外观设计既可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又有可能取得外观设计专利权而受到专利法的保护，还有可能注册为图形商标而受到商标法的保护，但各部法律所规定的保护标准又不相同，因而会造成保护上的差异。[6]

    因此，在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进程中，人们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上述矛盾，如将商号的管理机构与商标的管理机构相统一，制定合理的规范来解决知识产品的重叠保护问题。

    那么，除了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之外，还可通过制定单独的知识产权法典的办法来实现法典化的目标。在这方面，1992年法国颁布的《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一个成功的先例。法国于1992年7月1日颁发92-597号法律将当时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立法汇编成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从而形成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第一个法典。在该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法国又先后12次对法典进行了修改和增补，使其知识产权立法始终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其翻译者指出，尽管在法典颁布前法国经过200多年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是法典的制定使上述相对独立和零散的知识产权各部门立法“汇集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有机整体，充分体现了法典这种立法形式结构清晰、逻辑严密的优点。”[7]该法典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包括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制作者权；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包括行政及职业组织、工业品外观设计、发明及技术知识的保护、商标及其他显著性标记的保护等内容；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其中，第六卷的技术知识的保护是指制造秘密、半导体布图设计和植物新品种的保护，第七卷的其它显著性标记是指原产地名称。该法典共计17编51章441条，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

    《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颁布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评价，其优点可概况如下：一是它的体系和谐，系统性好，法典较好地处理了知识产权内部各部门立法之间的关系。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种类多，容易交叉，法典十分注意划分各个保护对象的界限，避免产生内部的冲突，如法典第L。511-3条规定，同一保护对象同时被视为新外观设计和可授予专利的发明，且外观设计的新颖性的组成要素与发明的相同要素不可分的，该保护对象只能依有关发明专利的规定进行保护；法典第L。511-1条规定，侵犯他人公司名称或企业名称，全国范围内知名的厂商名称或牌匾、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著作权、受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权、第三人的人身权、尤其是姓氏、假名或肖像权、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形象或声誉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和注册。但法典从艺术的统一性出发，同时又承认同一作品可以享受著作权和外观设计的重叠保护。二是该法典能够较好地处理知识产权法中的特别规范与一般民事规范之间的关系。由于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财产权，《法国民法典》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此，因此该法典便规定了大量的特别规范来解决上述问题。例如，为保护作者权益免受侵害，《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31-1条对契约自由作了大量的限制，规定全部转让未来作品的合同无效；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该法典第L。512-4条、L。613-9条、L。714-7条规定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及商标权利的移转或变更不能像有形财产那样通过交付而发生所有权的移转，其移转时非经在注册簿上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另一方面，除了例外规定外，一般法的普遍原则在知识产权制度中通常适用。三是该法典的规定可以较好地解决民法典的稳定性与知识产权制度的易变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将知识产权制度置于民法典之外，因而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性、知识产权法规的修订及知识产权内容的更迭仅会对知识产权法典产生影响，而对民法典影响不大，所以这种处理方法的优点十分明显。

    我国目前正步入民法典制定的关键时期，如何协调知识产权制度与民法典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多数学者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既然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民法典在多数国家已被证明为是一种失败的决策，我们没有必要重蹈覆辙。从目前的一些立法例来看，笔者认为《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这种做法仍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对我国未来极具参考价值，我国未来在立法时可采取该立法模式。不过，《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立法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已有学者指出，“1992年颁布法典时基本上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规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8]所以这一法典与普通民法典、刑法典的根据区别在于其缺乏一个适用于具体制度的普遍规范。对此，我国已有学者提出，可以在知识产权法典中设立一般性规定[9]，笔者也认为这种规定颇有必要，因为它可以统摄整个知识产权制度，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和谐的整体，而不致于仅仅像《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那样仅是一个法规的汇编，且这样做可以增强法典的内在凝聚力。至于法典的结构，笔者认为可分为一般规定与具体制度两大部分，在一般规定中应当规定知识产权的概念、范围、主体、客体、侵犯知识产权的归责原则等条款，在具体制度中应当在对现行单行法律法规进行修订的基础上规定各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

    注释：

    [1]费安玲：《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之探讨》[J]，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22页。

    [2]费安玲、丁玫译：《意大利民法典》[C]的《前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3]参见Philippe Malauie et Laurent，Cour de Droit civil，Les biens，CUJAS，1992，Paris，P56，转引自尹田：《法国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4]C.Deo Auctore，1.转引自[美]艾伦。沃森著，李静冰、姚新华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

    [5][美]艾伦。沃森著，李静冰、姚新华译：《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6]李明德：《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J]，载《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5期。

    [7]黄晖译：《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C]，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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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解析

我国对于农业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是从1993年的《专利法》予以修订之后才有所提及，直到1997年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颁布之后，才算是真正涉及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方面，并陆续颁布了《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复审委员会审理规定》等相关的法律规范，并以此为基础解决了一些农业知识产权的侵权事件。虽然我国在有关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规范体系等不断完善，并取得了相应的发展成果。但起步时间以及底蕴较薄等因素的限制，在这方面依然还是存在如下的问题：

1.法律法规方面依然存在着可行性较低的问题

即便目前我国有关农业知识产权的法律规范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但是这些法规是从国家总体层面予以制定的，并不具备全部的适用性，这就导致法规自身的可行性有所降低。举个例子，齐齐哈尔市在这方面依旧紧跟国家的脚步注重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对于当地政府并没有依照国家层面法律进行具备当地特色的改变，使得部分农业知识产权的调查以及取证变得困难重重，也就导致专利拥有者自身的合法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导致在农业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受到巨大打击，对于农业科技创新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2.针对农业知识产权的市场化建设力度不足

目前在农业知识产权的归属上大多数都是以职务的发明职责所在而形成的，这种在产权权能上的过分集中使得科研工作人员自身的技术性创新以及转让方面积极性难以被充分调动，在其落地使用上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

3.在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这种意识的缺失在科研人员、基层农民以及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身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体现。对于科研人员自身来说，普遍重视论文、轻专利的奖惩制度，将其研发的新兴技术通过论文予以表达，完全不重视自身科研成果的保护。对于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基层农民来说，对于一些侵犯农业技术专利的现象没有形成任何的关注，让其肆无忌惮地发展。

三、我国实行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措施

1.农业知识产权意识的大力宣传

想要做到农业知识产权的完美保护，就需要先从意识的树立入手，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媒体进行有关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有效宣传，借此让各个阶层，特别是与之相关的科研单位以及企业逐步对农业知识产权在现代化农业发展以及我国农业行业自身国际竞争实力提升的重要作用形成一个完整全面的认知。除此之外，需要针对与之相关的科研单位、企业、教育单位以及基层民众等诸多群体在实际需求上的差异，建立一个层次丰富并且具备立体化特征的农业知识产权教育体系，在提升相关科研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农业知识产权的申请以及保护意识的同时，也让基层的农民了解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带来的诸多利益。

2.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以及完善

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自然无法离开法律规范的帮助。基于此，先要在原有的诸如《中国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国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等法律的基础之上，将有关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予以完善，为今后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除此之外，执法部门的必须要做到严格执法，针对一切侵犯农业知识产权的行为在法律的基础上予以严惩，将法律的权威性予以树立，借此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氛围予以净化。同时国家可以支持一些与农业知识产权相关的社会组织的建立，并通过其自身调查以及诉讼等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一些优质服务提供给农业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借此为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发挥相应的辅助作用。除此之外，在管理机制方面的建设力度也需要逐渐加强，国家层面需要由上至下地建立一个完整且规范的农业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在这其中将科研人员自身的职务内的科研成果以及职务外的科研成果界限予以清除划分，并以此作为基础将科研经费以及科技成果带来的利益划分原则予以确定，实现全面激发科研人员自身的科技创新方面的积极性，同时又通过制度的管理将一些交流环节中的无谓的产权流失现象予以减少甚至于消灭。

3.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市场化建设力度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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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概括的说，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其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内，主要基于脑力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存在如下问题：

2、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多数行业和企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国外，缺乏能够支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技术体系，特别是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存在着产业技术空心化的危险。

3、知识产权屡被侵犯。国内盗版音响制品、印刷品屡禁不止;许多”国家驰名商标”在国外被人抢注。

二、原 因

1、人们知识产权意识比较薄弱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普遍缺乏;对国际规则了解还相当贫乏，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参与市场竞争尤其是国际市场竞争的准备和经验不足。

2、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严重影响。这既不利于改善引进外资环境、提高引进外资质量，也不利于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匹配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

3、中介机构发育不成熟，知识产权信息的传播与服务还不能适应中国经济、贸易、科技、社会发展的需求。

4、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对现有的法律、制度执行的力度也不够。

三、解决办法

1、加大相关法律法规和知识的宣传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维权意识;企业要重视自主创新重视知识产权工作;

2、发挥行业协会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作用。科技、经济、文化领域的各类行业协会以及专门的知识产权社会团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是推动知识产权法律实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应大力加强其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和对人民群众宣传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知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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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创新是新形势下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和“三农”发展的重要基石。加强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农业科技持续创新，实现农业科技资源合理配置，保护和调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必然要求，因此充分了解当前我国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其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我国工业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的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立法不足。自加入WTO之后，我国对有关知识产权各类法律法规进行了修改、补充和完善，初步形成了符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有关规定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但是，有关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的立法尚显不足。虽然近年来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但相对越来越复杂和隐蔽的侵权行为，法律的保护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没有具体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许多法规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现行农业科技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滞后于农业高新技术发展的趋势。当前，在农科技研发中所涉及的有关生物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和产品、微生物技术、生物遗传工程等各种高新农业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这引发了一系列现行农业科技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所无法解决的新问题，给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农业科技知识产权执法不严。TRIPS第四十一条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与行政程序应遵守如下规则：一是有关执法程序应能有效地防止、制止和阻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同时要避免对合法贸易和正当竞争造成阻碍，防止程序的滥用。二是实施知识产权必须公平和公正，不应有不必要的复杂、高收费、无端耗时或延误。三是对行政机关最终裁定，应当给诉讼当事人提供要求司法审查的机会。

我国农业科技知识产权执法不严突出表现在司法执法和行政执法两个方面。从司法执法部门来看，主要存在的问题是：缺乏专门审判知识产权案件的法院；缺乏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法官队伍；审判监督机制形同虚设；缺乏反垄断和限制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内容的规定，使无辜的对方当事人备受行政强制措施或诉讼之累；刑事司法保护执法合力形成困难。从行政执法部门来看，由于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程序的不完善和责任制度的缺失以及行政执法组织机构不健全，致使在一些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中存在着消极无为，疏于主动查处的行政现象。在各种利益驱动下，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裁判不公，办“人情案”、“关系案”或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等，这些现象严重削弱了对侵犯农业科技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制缺失。多数农业科研单位尚未建立现代科研管理制度，没有制定完善的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从而导致农业科技工作者在成果的发表、鉴定和转化以及对外合作交流过程中，无法有效保护技术性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农业科技知识产权激励机制也存在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科技的产权界定不清，农业科技工作者难以通过知识产权制度获得经济收益。同时，重学术研究、轻市场收益；重、轻专利申请的农业科技成果的评价和奖励机制，使得农业科研与成果转化严重脱节，从而导致科技工作者缺乏申请专利的动力，这不利于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的保护。

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差。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一些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比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确立了农业发明创造专利权利的保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确立了农业商业秘密权（技术秘密权）的保护等。但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使得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难以鉴定和辨别，加之农业科技成果往往被赋予公共属性，以致农业科技工作者对保护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缺乏足够的认识、必要的保护措施和保护知识。这与其他行业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近年来，在其他行业都有大量的科技创新技术申请专利保护，而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申请专利保护的数量并不多，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也不强，由于知识产权知识缺失而导致的侵权行为屡见不鲜。

加强我国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的对策

完善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需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农业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不足，尤其是要准确判断农业科技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新挑战，进而加快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的立法步伐，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具体而言：一是要查漏补缺，尽快弥补当前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范围有限的缺陷，将动物品种、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等列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范围；二是提高现有法律法规的地位和权威性，将有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上升到法律层面，提高其法律效力；三是要紧跟国际农业科技发展趋势，密切注视国际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的发展动态，加快高新农业科技领域的立法，使我国农业科技知识产权法律与国际接轨，从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加强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第一，要加强农业科技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一方面，要强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的职权，加大对农业科技知识产权侵权的处罚力度，即提高侵权赔偿金额，让侵权者付出极大代价，使其不敢轻易侵权；另一方面，要整合行政执法力量，建议由农业部门牵头，专利、版权、工商等部门配合，进行统一的农业科技知识产权执法活动，做好大案、要案查处工作，加大执法打击力度。

第二，要加强农业科技知识产权司法执法力度。一方面，提高司法惩罚力度，在科技成果的保护上，我国对违法侵权者的责任追究主要是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刑法保护相对较弱。必要时，要对极为严重的侵权行为予以刑事惩罚以维护农业科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加强农业科技知识产权司法执法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农业科技知识产权司法执法队伍的业务素质，提高执法水平，营造一个良好的农业科技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环境，使农业科技知识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

健全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首先，建立健全农业科研院校以及涉农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构。农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及涉农企业应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内部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对本单位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行统一管理，协调处理单位内外的知识产权纠纷和矛盾，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贯穿于科研工作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在科研课题选题和立项时，要进行查新检索，特别是专利文献检索，力求项目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在科研项目完成后，要先实施知识产权保护后再论著、成果鉴定和参加交流、申报奖励。

其次，完善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激励机制。一是要逐步完善农业科技知识产权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物质刺激与精神奖励相结合的激励方式，建立起政府激励、市场激励与单位激励相结合的多元激励机制；二是要改革农业科技评价机制，将农业专利等知识产权作为农业科技成果评价的重要指标，与科技人员职称晋级、利益分配等方面挂钩，同时认真贯彻实施奖酬机制，使产权人真正得到应有的回报，充分调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第三，建立健全农业科研单位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在日常管理制度中增加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建立健全科研档案管理制度；建立监察审核制度，把知识产权保护条款纳入到监控审核范围，要求定期检查、定期汇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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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rips与澳门知识产权法律框架 3

（三）、Trips与澳门在知识产权中的宗旨与基本原则 5

二、Trips与澳门著作权的范围、效力和保护标准比较 6

（一）、关于文学艺术作品 6

（二）、关于计算机软件及其数据库的保护 7

（三）、关于出租权的保护 7

（四）．关于表演者、唱片及录音制品的制作者、广播组织的邻接权 8

三、Trips与澳门著作权对知识产权的实施比较 9

（一）、刑事违法行为 9

（二）、行政违法行为 10

（四）、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的公布 以及WTO安全例外条款 10

四、结束语 12

一、导论

（一）、Trips与澳门对知识产权含义的不同处理

就知识产权的概念而言，自从十七世纪法国人卡普左夫使用“知识产权”这个概念和18世纪中期德国在活字印刷术中使用知识产权内涵开始，知识产权已经历了300年左右的历史。 对知识产权的概念也有了广义与狭义的之分。

广义的知识产权包括人类一切智力创作的成果，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其权利内容主要有以下各项： 1）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2）表演艺术家的表演以及唱片和广播节目；3）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的发明；4）科学发现；5）工业品外观设计；6）商标、服务标记以及商业名称和标志；7）制止不正当竞争，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由于智力活动而产生的一切其它权利。需要注意的是，该规定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是相当广泛的。虽然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包括澳门地区在内），也即大多数国家原则上已同意该公约广义知识产权界定的范围，但是中国澳门与各国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将科学发现排斥于法律所保护的排他性的权利之外，不授予科学发现以任何财产权利。在世界各国立法中，真正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称的“知识产权”的内容都当作知识产权予以保护的国家，并不多见。Trips由于是与贸易有关的协议，因而广义知识产权中的科学发现权与民间文学有关的权利也没有涉及。可见，各国及trips在概念上认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但在立法上有所限制。

狭义的知识产权，或称传统的知识产权，则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即“著作权”）两部分。中国澳门已加入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有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或原产地名称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目前对工业产权应作比较宽泛的理解，不仅应适用于工业和商业本身，而且也应同样适用于农业和采掘业，适应于一切制成品或天然产品。版权则包括作者权与传播者权等。目前，中国澳门与世界各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于传统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的认识比较一致。大多数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正是在对这种狭义知识产权概念的认识指导下进行的。许多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签订，也可以认为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而trips没有规范狭义知识产权中的实用技术专有权的一部分内容，例如“实用新型”。可见，这个协议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既非中国澳门与各国通常理解的狭义的知识产权，也非“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中所定义的广义的知识产权。这一协议中的知识产权的范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中一些经济大国在对外贸易中保护本国利益的实际需要相关。

（二）、Trips与澳门知识产权法律框架

《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是WTO文件的一个附件。WTO的文件可以用一个基本法，两项程序法与四项部门法来归纳：

基本法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 ；两项程序法是《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四项部门法是《多边货物贸易协议》 《服务贸易总协议与附件》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诸边贸易协议》 。上述协议除了《诸边贸易协议》，不允许成员挑选，要么全部签署，要么全部不签。而其中的《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地位很重要。他与《关贸总协议》(GATT) 和《服务贸易总 协议》（GATS） 的地位也是平行的。它也可译为“与贸易（包括假冒商品贸易在内）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WTO的《知识产权协议》法律框架有七个部分，共73条。主要内容有：一般规定和基本原则，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及使用标准，知识产权的执法，知识产权的获得、维护及相关程序，争端的防止和解决，过渡安排，机构安排、最后条款等。

在澳门，知识产权法律框架（也即主要内容）是由著作权（版权）和工业产权两个方面组成：

一、著作权（版权）方面：

澳门的著作权一直以来主要适用1972年从葡萄牙延伸至澳门的著作权法。事实上，近数十年以来，科技的速度发展及在著作权方面所兴起的国际新类型均使法律不相适应。而11月25日第 4/85/M号法律及5月4日第17/98M号法令则只能填补其中部分法律漏洞。又鉴于目前存在非法大量复制计算机程序、录音制品及录像制品以及将其进行交易的情况，因此，有需要对相关法令进行修订。此现行法规不合时宜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亦是基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澳门承担国际义务而造成的，同时也是非法大量复制计算机程序、录音制品及录像制品以及这些交易行为对知识产权的侵害已达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的原因。此外，这种行为也已对本地区与其贸易伙伴间的关系构成重大阻碍。本地区加入该WTO组织，即须同时受《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约束，而该协议则带来多项义务，其中包括须将域内实施的法规配合《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1971年《巴黎文本》、以及配合1961年于罗马签订的《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录制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的义务。基于上述各项理由，几年来澳门政府一直认为有必要核准新法规，并且也核准新法规，以履行本地区须遵守的国际义务，并同时响应在著作权法方面的现代化需要。

现行的澳门的著作权（版权）包括以下范围：著作权制度有关法例除了《著作权制度》（97/99/M）外，还有其它适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关著作权法例、公约和协议，包括有规范八月十六日第43／99／M号法令第195条至第200条、《计算机程序、录音制品、录像制品的商业及工业活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世界版权公约、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