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

时间:2023-10-30 11: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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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变化与发展

篇1

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农村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重视。现如今,影响着我们农村教育的一大问题就是留守学生,特别是在偏远的贫困地区的留守学生情况最为严重,这种情形下的教育是非常困难地进行着,这方面的文章和感悟在我们老师之中谁都有过,很多老师在教学管理上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几年过去,这个现象也还很严重的留守现象有所减少,但是这个数字也还非常庞大,不过这个数字的减小也给我们农村的教育带来好的希望。

有些家长通过十多年外地打工拼博回到家乡,修建了大房子,农村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代打工人回乡后有部在老家发展起新农业,基本属于不再外出打工,他们在外界工作和知识的认识,对于子女的教育就有了新认识,不会像前几年的思想:“学习不好就出去打工,不但不会因读书而给家里带来经济负担,反而还可以为家里增加收入”,而现在是想尽办法让孩子成绩好,有些家长为此将子女送去县城就读,有些家长是每天摩托车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就怕误了孩子的学习。通过这一些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家长们的教育思想比之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我们也明白,之前完全是因为家里贫困而无法读书,出去打工过程中也发觉知识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家庭的经济宽容了。

农村教育的变化总的来说是离不开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好政策发展了农村经济,现在我们国家正大力支持农业的发展,只要把农村经济发展了,那么我们的农村教育的变化也会越来越大。

二、农村先富者对当地教育的影响

农村教育的变化也受着先富起来的这部份人感染。在农村先富裕起来的人,一般分为两类:一另类是外出打工富裕起的人,另一类有经济点头脑而做生意富裕起来的人。靠打工富裕起的人他们在务工过程中就认识了知识的重要性,从而开始注重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些人对教育的关注。另一种靠做生意富裕起来的人的子女一般都送去了比较好的学生就读,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意人看到了知识在生意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就一定想让自己的下一代接受多,更好的教育。他们的这一思想也影响了周围的人开始重视自己子女的教育。

通过近几年我们也看到了这部份先富起的有些人对当地的教育开始作贡献,他们送自己的子女来学校读书,教书的这些老师还是他们以前读书时的老师,于是也就有了为学校买点什么的想法,比如为学校买10台电脑,几张小黑板,几十套书……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农村学校,也反应出他们对家乡教育事业的重视,从而也激励了我们的学生去学习。

三、国家的一系列免费政策的施行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免费政策让所有的农村学生都能上学。从“两免一补”到“营养午餐工程”和“栋梁工程”对我们农村教育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帮助。

“两免一补”的施行,解决了农村困难学生因无钱交学费的一大难题,这一来解决了我国农村一直缀学率高居不下的问题,使用许许多读不起书的学生可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从而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在我们贫困地区农村家庭里还存在着很严重的计划生育超生现象,部分贫困家庭是还象80年代一样有4到6个孩子,这些孩子的读书问题一直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有了两免一补政策的落实,这些贫困家庭的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学,且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篇2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已成为乡村个体化的需求,乡村个体化也为农村宗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机会,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必须结合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个体化的出现对中国农村宗教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乡村的个体化形成推动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本文就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的问题进行以下研究。

一、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现状

(一)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发展

随着宗教在中国农村的迅速发展,社会的世俗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日益严重,当代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不能仅通过宗教本身发展变化与国家政策中追寻答案,不能单一从宗教本身性质方面进行探讨,更不能否定宗教本身特点的重要性,将视线拓展到社会中,综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农村的个体化促进了农村宗教的发展,导致了中国农村宗教迅速发展的现状。

(二)以基督教为主要的

在农民生活的流动性为农村宗教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的前提下,基督教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根据基督教本身的特点而言,基督教组织性极强,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增强了信徒的归属感,其独特的管理体系,提升了教会信徒的凝聚力,并通过极强的传播性从而够成了这个庞大的组织。在其教会内部,信徒相亲友爱、团结互助,富有极强的归属感。乡村个体化在促进基督教发展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基督教自身的特点与农村个体化的融合,为基督教契合个体化农村社会需要创造了坚实基础。因此,中国农村大多选择基督教为重要。

(三)多种并存现象

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较为多样化,基督教、家庭教会、三自教会等遍布城乡社会,通过其组织结构的严密与完善的管理体系,促使的传播更加广泛,进而形成了巨大的组织机构。近年来,为给行动不便、年老体衰的信徒提供方便,许多农村地区频繁的出现家庭教会现象,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集会的形式,通过互助的方法使人舒缓愁闷、焦虑的心情,家庭教会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信徒的日常生活需要。使每位信徒有着共同的信仰与理念,借助精神理念使集体更加团结,随着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多种并存的现象普遍存在。

二、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

(一)个体化与基督教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的基督教在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督教在个体化之前并没有在中国农村广泛推广,通过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理念得以改变,农民逐渐了解的自由性,由排斥转变为认可。个体化的出现,在改变农民生活质量的同时,将农民从传统的束缚中得以解脱,加强农民选择自由的意识,由于农民在信仰上逐渐实现自由化、多元化,致使基督教在中国农村得以快速发展,从社会角度分析,个体化便是造成基督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个体化与新兴宗教的关系

中国农村的宗教主要属于分散性宗教,当代社会逐渐趋于个体化,中国原有传统的理念以逐渐消散,在此时期,的自由性得以实现,新兴宗教成为了当下中国农村社会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兴宗教之间的竞争当中,基督教在农村宗教市场占据强有力地位,在众多新兴的宗教中,基督教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在个体化的村庄里新兴宗教得以崛起。这些新兴宗教的传播,历史关联性极强,个体化的出现为新兴宗教提供转变的契机。

(三)个体化与农村宗教组织的关系

农村宗教组织的发展依赖于个体化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教组织在农村体系中并不被看好,农村居民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其发展状况十分困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的社会体系得到巨大改变,农民的思想逐渐开放,乡村体系个体化之后,人们不再干涉他人的,在传统社会中,农民主要靠各个阶层的领导解决问题,进入个体化后,农民的自主意识增强,个体化将意味着传统意识的消失,使人在行动上得以自由,严格意义上讲个体化是导致中国农村宗教组织发展的必要因素。

三、结语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经历了及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农村实现个体化发展,为宗教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于宗教的迅速发展,农民应保持理性对待,尊重信徒的宗教活动与信仰,提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通过了解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与个体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结论:个体化的存在促进了中国农村宗教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晓荣.新农村建设中问题研究综述[J].中国农学通报,2012(02):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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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6.10%①,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然而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仍处于边缘地带。小城镇地区的农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为就地城镇化提供可能。虽然集体企业的产生不仅使得农民的收入增加,而且使农民可以就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但是集体企业尤其是粗放式集体企业发展几年之后,农村的生态环境开始发生变化,在不注意保护环境和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农村居民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改善了居住环境,但却受到集体企业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困扰,面临着理性人的两难困境,即他们既是发展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值得引起决策部门注意。

在这样一种生存困境下,怎样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怎样协调农村生态环境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被忽视将会影响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新型城镇化,各地首先要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给予当地居民一定的选择权,在综合协调生态发展和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本文参考社会生态环境理论,借助A村的发展现状,对农村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分析。

社会生态环境概念来自于西方政治学,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和蒲斯基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对人类社会生态环境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概念。社会生态学是一门研究环境中的人们以及对他人的影响的学科。国内政治学对社会生态环境的研究中,梁平、滕琦、董宇翔(2008)认为,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被称为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研究的实质是以人为核心,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人为改变和创造的环境。用社会生态分析方法分析农村生态问题,其优越性在于把当地居民、经济利益和地方政府纳入到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中。主张综合协调各方利益,尤其是与地方居民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利益,从整体视角出发制定决策。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交互耦合关系。近年来,城镇化的开展引起城乡关系的变化和城乡互动方式的改变,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也带来了许多生态环境问题。相较于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新”在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改变过去过分依赖于工业化的状况,以提高农业现代化等为支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调质量和发展的循序渐进。荣宏庆总结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强烈的交互胁迫作用,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引起生态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是一种相互作用、交互耦合的关系,即城镇化的各方面与生态环境的各要素之间所具有的各种线性关系的总和,当生态环境恶化时则限制或遏制城市化进程。”②工业发展需要消耗资源、排放废弃物,对生态环境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环境问题的产生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地方居民的生活,长此以往,地方的生态环境会继续恶化,地方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患病的机率很高,使得居民被牢牢限制在恶化的生态环境中。

笔者利用在A村社会实践的机会,接触了当地的居民,并在与当地干部、居民的互动交流中获得了相关研究资料。A村是石材厂比较多的地方。在2011年出台的石材厂整治文件中,为避免造成较大的利益损失,并没有对该地的企业进行一刀切。A村除了有几家石材厂之外,还有餐馆、酒店,五金商店等。目前在该村的南面已经建立起楼房,正在协调新农村建设的计划。不可忽视的是,该村的石材厂技术水平低、布局分散、企业人员环境意识淡薄、环保资金投入少,是该村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源。值得注意的是,A村外来务工人员较多,多数是来自外省的务工人员,他们多是相互介绍到本地打工,有些是在石材厂刚成立的时候来到这的,长的有七年时间,短的也有半年时间。他们有些是举家搬迁,有些是准备等工作稳定后将全家人接过来。A村目前的主要污染是水污染,噪音污染,都与石材厂有关。

外来务工人员有些已经在A村安家,很多家庭的小孩都是跟父母挤在出租房内,年纪大的孩子有些因为家庭搬迁的关系已经辍学务工。在石材厂打工的种类很多,有红外线磨石、搬运石头等,在访谈中,有位工人告诉笔者,虽然该地的饮用水不能喝,但是他们仍可以花钱从别的地方买水,对他们来说,挣钱才是最主要的,生存环境差一点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迫切的问题。相比于当地居民,外来务工人员只能租住在厂长提供的住房内,不能享受到任何保障。当楼房建成后,他们仍然住在厂长提供的集体宿舍。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之间交往很少,只有同一家石材厂的工人们之间还算认识。

因此,困扰我们的是,地方居民既能认识到环境污染的产生,又能忍受当前的生存环境,某种程度是迫于生存的压力。而地方企业在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却没有承担生态环境恶化的责任。在村民、外来务工人员和地方企业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的现状下,采取生态优先的发展策略可能损害一类群体的利益。

农村的发展不能以破坏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农村的开发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污染防治措施,造成地方企业发展缺乏有效监管,环保问题频生。在就地城镇化中,存在多方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断裂的情况。许多农村地区由于落后贫穷,在发展中往往采取粗放的发展方式,忽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生态环境负荷过大。提倡生态城镇化对于今后实施就地城镇化的地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也是生态城市建设的过程,在加快城镇化发展中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加大城镇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提高城镇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以良好的城镇生态环境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人为的加速或者减速,要让城镇化进程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尤其是在部分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效益,要能够综合协调生态环境利益,把发展的立足点转移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就地城镇化要进一步落实农村居民的生活保障以及加强对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工作,真正让农民享受良好的生活条件和优质的社会服务。同时,探索合理的生态化的集体企业发展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型企业,有利于实现城镇化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作者单位:淄博春申集团)

注解:

① 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荣宏庆:《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改革创新》,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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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发展质量和水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应当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成为现代化战略布局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一、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

所谓的城镇化就是指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具体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它既包括城乡人口的变动,人口观念的转变和质量的提高,也包括由此带来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劳动力向城镇聚集的过程,资金等生产要素向城镇流动的过程;既包括乡村的城镇化,也包括城镇自身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即“城镇的城市化”。

新农村建设,它的内涵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途径,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作用下,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村物质和精神文明、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终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者内涵的目标同向,任务一致,目的相同,要求一样。因此,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伴随于我国现代化全过程,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支点,二者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二、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密不可分

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关系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落后是因为农村的资金、资源都被城市拿走了,城市利用农村的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了,而农村却落后了,因此,现在需要放慢甚至停止城镇化步伐,全力加快农村发展。对这一问题,专家们的普遍意见是,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并不冲突,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新农村建设可以推动城镇化的进程

经济学家茅于轼表示,要建设新农村,非得减少农民不可。所以,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要减少农民,使富余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让大量农民进入城镇是一种必然。随着农村的进步,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富裕农民必然涌向城镇,推动城镇化进程。

(二)城镇化有助于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任务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表示:“没有新城市,就没有新农村。”城镇化程度越高,城镇的第二、三产业越发达,城镇的功能越键全,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就越强。而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是发展生产,主要解决农村增效、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问题。而城镇化必然带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业现代化,吸纳和转移更多农村人口,减少农民,富裕农村,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新世纪头20年的重大发展战略,它们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互动互促,相伴而行,谁也离不开谁。城镇化发展需要从农村大量吸纳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新农村建设需要把更多的农民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中去。加快新农村建设,为城镇化推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之源,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反过来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三)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道路

对我国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口问题,这始终是我们今后改革和发展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若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峰值16亿人口,按有关学者提出的“合意城镇化率”为65%,则农村人口仍有5.6亿。按照现在能够利用的资源和生态承载能力,不可能在短期内都转移到城镇就业,还会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所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一面推进城镇化、工业化,而且要给农民创造更好的进城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加强新农村建设,发展新农业,使农民可以获得不断增长的物质收入和精神文化生活,真正安居乐业。

(四)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证明,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重要性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国家由工业化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由之路。事实上,新农村建设只有保持农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促进,才能获得最终的成功。新农村建设战略是在我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提出的,是城镇化发展趋势在农村的具体政策体现。所以,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和推进,应当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相互推动的合力作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从我国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来看,越是城镇化程度高的地方,新农村建设步伐越快;越是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结合得好的地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就越大。新农村建设只有与推进城镇化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城镇化对新农村的集聚、辐射和带动功能,才能更好更快地推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取得互动互促、相得益彰的效果。

因此,城镇化应与新农村建设同步推进,实现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否则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不可能达到,城镇化也不可能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三、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的路径

各地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实践告诉我们,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凸显城镇化的重要地位,加快城镇化步伐必须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使之相互促进、统筹协调、有机结合。要使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紧密结合,必须高度关注以下方面。

(一)加快产业拓展是二者紧密结合的重要基础

产业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拓展产业是调整农村结构,建设新农村的基本要求,也是城镇化的基本条件。

城镇化的发展是以产业为支撑的,如果一个城镇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工作机会,大量的人集聚起来,这样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同样,农民收入的提高,单靠种地也是不可能得到显著改善的,必须依靠发展第二、三产业。例如,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的小城镇之所以繁荣起来,都是专业镇的发展所带动的。因此,发展产业,从而以产业的支撑来带动城镇的发展和推动新农村建设,是最关键的问题。

(二)加强统筹规划是二者紧密结合的重要前提

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镇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二者要紧密结合,防止两张皮,务必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科学发展,突出超前性,体现人文、产业特色,整体推进,使城乡统筹规划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紧密结合的重要抓手。

(三)提高农民素质是二者紧密结合的必要条件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也是城镇化的主力,高素质的农民对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尤为重要。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进程。农民素质的提高,除了强化培训外,务必实现两个转变,即由农村向城镇转变,由农民向居民转变,调整思维方式,改变生活习惯,增强谋生致富手段,从而达到在转变中改变,在改变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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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以及劳动争议都是引起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其中征地拆迁是近几年来发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是原因,该种原因导致农村社会,,矛盾现象十分突出。政府不能对上述现象进行有效的治理,只是一味的进行压制,对社会以及经济发展都有十分严重的影响。农村发展以及城镇规划建设是解决上述矛盾的主要途径,因此相关领导以及责任人一定要提高对村镇规划工作的重视程度,真正意义上的进行新农村建设与发展。

一、社会管理创新趋势下的新型村镇规划

特殊性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显著特征,我国为促进城乡发展,实行一系列制度,例如城乡二元体制等,但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在某些方面仍然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共性。国家建设以及社会契约是西方国家在实际进行发展时采取的主要政治思路,发展中国家为追求经济发展,不断发展工业化以及现代化,最终导致农村在实际进行发展时也出现相关的国家建设特征,也可以说是由政府对空间规划以及工业化进行指导,这不仅是我国农村建设的未來发展趋势,也是全世界人民在发展时体现出的未来方向。现阶段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国家建设思路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与需求,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创新,从真正意义上促进社会以及经济发展。

1.村镇规划主体以及规划方式的变化

政府、专家、民众以及非政府组织共同构成完整的规划主体,在实际进行转变工作时需要上述人员一同参与完成。政府推动、专家制定规划是传统的国家建设思路下村镇规划的主要形式。我国自从20世纪初期就对规划方式进行一定的改变,民主规划应运而生。但民主规划不是指在进行规划工作时完全交由民众进行,而是需要各部门一起协调合作完成。规划方式变化主要是由规划主体变化所决定。新型的城镇规划工作逐渐摆脱传统的国家建设思路,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民主化,该种方式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社会矛盾,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2.规划内容与规划观念的变化

规划方式从“国家建设”向“社会契约”的方向发展,这也使得规划理念与内容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在“国家建设”思路下,规划内容是以空间规划和建设为核心,并直接为工业化、国家利益服务。而在“社会契约”的规划方式下,规划理念转变为以地方和民众利益为重;相应的规划内容则从单一的空间规划演变为社会、经济、文化与空间等共同构成的综合性规划。实际上,村镇规划已经成为了广义上的社会治理。

(1)社会发展:成熟的社区是社会能够得以自治的基础。西方理论很早就指出,具有相同兴趣的人组成社团,是地区自治的基础。只有使得村镇居民具有地方的归属感和主体性,才有可能实现由当地居民主导的具有地方性的发展。因此,村镇规划的首要任务是形成并发展农村社区。早在2000年,国内的规划师即提出小城镇规划的根本任务是社区发展。针对我国农村居民的实际状况,农村社区发展的首要任务即是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

(2)经济发展:地方经济的持久是村镇得以发展的根本。“国家建设”思路下的村镇经济发展基本是以现代工业、土地开发为主,忽略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性及利益的本地化。转变社会治理方式,应以村镇地方社区为基础,进行地方本土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地方经济的特殊化、特色化是重要的、不易的课题,但却必须要面对。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完成工业化任务,而不是孤立地推进工业化;并处理传统工业化道路存在的种种弊端”。在这样的规划理念下,村镇规划应转变规划方式,不再仅仅是规划工业区和招商引资,而应着重引导地方社区对所在地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再利用和发展,积极推进地方特色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将重心放在对地方产业创新力的培育上。

(3)文化与空间发展:“国家建设”思路下的村镇空间规划是村镇规划的重心,其本质是对城市集中空间的开发。而在“社会契约”的新型规划下,村镇空间规划的核心应放在保存农村的文化与空间特色上;村镇空间规划的首要任务则是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

二、村镇空间规划的首要任务: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

空间规划始终是规划师的技术核心。对于新型村镇规划来说,社会、经济与文化规划先于空间规划进行,而空间规划的部分则仍需要规划师及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新型的村镇规划不再以城市为核心,而应首先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并在此基础上保持农村的特色文化与空间资源,物尽其用。这个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规划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城乡资源的整合与空间结构规划。城乡空间包含城市、产业、村庄、农田、水源、林地和湿地等多种不同类型的资源。村镇空间规划需首先完善各类资源的空间分析,并进行各类资源的发展策略与空间发展规划。这个规划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城乡资源贯通开敞发展的空间骨架,完成各项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整合、在城乡之间的互补和自由流动。

(2)农村特色空间的保存。农村特色空间,是指农村分散的自然形态,也指农村特色的文化、社会与空间资源。在空间结构规划的基础上,新型村镇规划尤其强调对村庄、农田和林地等农村特色资源的保存与利用,切不可采取在“国家建设”思路下以城市为中心、“消灭农村”的发展方式。

(3)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城乡—体化规划。城乡空间的内在结构是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基础。其中,基础设施包括路、电、水、气、信息和生态环保等设施,应逐步从城市向周围农村地区延伸;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培训、养老和保险等,应逐步取消城乡二元制度的限制,并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均等化和—体化。

三、结语

就空间规划来讲,新型的空间规划,应转变规划实施的主体和内容。规划应从政府主导向地方社区自主转变,并寻求政府、专家、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等共同行动的多元合作模式;规划内容应以培育地方社区与经济为首要任务,并建构城乡贯通开敞的空间结构,保存农村的特色空间,探索并实现城乡资源的整合、流通,促进村镇因地制宜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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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流转 社会转型 集体经营

    一、农村社会转型的内涵和特征

    (一)农村社会转型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实际上开始了一个利用自身内部资源引导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其主导是农村的工业化和依附于工业化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社会转型是一个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从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经验看,农村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落后的农村向现代、进步农村的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农业、农村发生分化,农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目标得以实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内涵是由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小农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农村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向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现代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

    以上是目前学术界对农村社会转型的基本界定。而农村社会转型中的“农村”不仅是“具有特定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区”,还应包括作为该区域主体存在的农民。在上述基本义中,仅包含了转型过程中和转型后继续留守在农村的“农民”,而将进城的“农民”剔除了。但是这部分人融入城市需要一个过程,没有融入城市的这部分人是否会回到农村,这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农村社会转型应是一个更为全面的概念,除其基本以外,还包括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因此农村社会转型包括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和农民自身的转型两个方面,其中,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又可以从娜市化和生产方式变革两个角度进行概括。

    1.城市化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著名经济学家刘福垣在橄会保障主义宣都一书中指出,所谓城市就是有城的市,是相对固定的不散的市场,城市化就是化市为城的过程。市场是市场主体之间交换关系的总和,城市化就是把这些有质无形的交换关系在一定空间上固化为有形的市场,这就是化市为城。而由于盲目扩张,致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城的无节制的建设、有城无市的情况,这就需要化城为市,发展市场,实现“城”与“市”的有机结合。因此,现实中的城市化往往伴随着化市为城和化城为市两个过程。

    相应的,农村社会转型也就有两种路径,一是集市周围的农村地区进行重组,利用自身资金、交通等资源条件而实现的初次城市化,亦即俗称的“就地城市化”;二是原农村居民通过迁徙进入现有城市,为城市带来更多的劳动力和消费人口,从而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育。

    2.生产方式的变革

    农村社会转型本质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其第一层含义是改变原有的小农生产方式,使农业生产由传统的人力畜力生产走向机械化、工业化,并逐步实现规模化生产经营。另一层含义是实现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机械化和工业化主要是生产力中生产资料的变革;而规模化经营则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现有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因此,只有同时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工业化与规模化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亦即农村社会转型。

    3.农民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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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立足农村财政金融信息化实际,围绕“互联网+”背景展开研究,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的进一步实践成果,它代表一种先进的生产力,推动经济形态不断发生演变,从而带动社会经济实体的生命力,为改革、发展、创新提供广阔的网络平台。通俗来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基于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互联网+”的兴起将极大地促进农村金融业与信息化的融合,有效地对农业发展进行引导和预测,对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信息化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状

 

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已经提出并且开始实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农村金融机构中的资金大量向外流,本地的金融贫血,而过剩地丰富了其他部门的资金;不能满足农村大量个体农户以及农业企业的有效资金需求,导致农村信贷真空以及农村金融市场空心;农村的金融服务较为单一,不能形成有效的良性市场竞争,导致农村的金融体系十分脆弱,功能不健全。

 

二、“互联网+”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影响

 

虽然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不甚理想,和城镇地区金融服务发展具有差距,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金融信息化服务将极大丰富新农村建设的金融信息需要。从现实情况来看,“互联网+”对金融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减少农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

 

市场中,大型企业常常有着较高的信息质量审核系统,并且信息的可信度也比较高,因此对于信息和风险的掌握比较容易。然而对于小型或者微型企业,由于自身的发展并不健全,各方面都存在欠缺,对信息的核实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并且准确性还不是很高,这种现象在金融体系中称为信息不对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企业的资金流入与运转都通过网络进行记录,信息记录一旦生成便无法更改,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双方交易中的成本,使得金融企业变得更加透明。“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使得金融资金能够更加迅速地进行匹配,降低了运营的成本,从而有效地控制了风险。

 

(二)良好地促进农村金融与农业的互动

 

新农村的建设不仅在于农村的建设,还有关乎农民之本的农业建设。通过“互联网+”的应用,能够有效地将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进行融合。相关的部门根据获得的数据信息可以更好地管理以及为大众服务。通过建设农村金融体系数据,可以有效地将政府与市场进行结合,政府可以通过定向的委托以及招标采购等向农村企业或者个人外包某些公益信息服务,进一步为农村、乡镇的专门协会以及涉及农业的企业等提供便利,从而降低农村企业的成本,增加农业企业以及个体农户的积极性,更快更有效地将农村现代化与信息化结合,从而实现新农村的建设。

 

三、农村金融体系与“互联网+”的结合

 

为了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金融体系“互联网+”平台。“互联网+”的平台可以为农村发展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并且可以通过网络设计出一些金融类产品使其满足三农发展的需求。“互联网+”的应用实现了金融体系对于资金的合理安排。另外,“互联网+”也应用于一些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可以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效率,实现资金的对接,有效地与社会进行互动,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价值。除此之外,“互联网+”应用于农村金融管理系统中,极大地提高了相关部门的管理效率,实现了全国一体的动态化管理,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更好地建设新时代的农村。

 

(一)农业生产中的数据应用

 

农业生产数据化实现了全国乃至国际农业数据的信息化与一体化,这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有用的信息。不仅如此,“互联网+”还应用在农业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它在农田当中的监测系统、地理信息、专家系统以及农具智能化的应用,使得农业的信息获取更加精准及时,为农业建立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管理系统与服务平台,通过数据能够及时掌握农业的发展的状况,从而能够有效地对农业的发展进行治理与改善。

 

(二)气象信息中的数据应用

 

由于农业的发展与气候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关注气象是保证农业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互联网+”应用在气象信息中,不仅可以准确地把握天气的变化,及时地获取天气状况、空气质量等信息,而且还能有效地对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土质、水资源以及动植物进行预测。对搜集到的气象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并建立相应的模型对其中的关联性进行探究,能够有效地促进农业的发展。

 

(三)农产品交易中的数据应用

 

农产品的交易经过“互联网+”进行标价出售或者终端消费,以此在满足消费者的前提下保证了农村金融的有效互动,数据化的实现高效地掌控了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以及去向,使农产品的需求以及价格浮动的具体情况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实现了农业生产链和供应链的良性对接。通过对农产品生产、销售以及监督等环节的信息化建设,实现了消费者对农产品信息的迅速获取,保证了产品的流通与农业的生产,为农村金融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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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全面推进新农村的建设。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发展生产、改变生活方式,还是建设文明乡风、改善人居环境,都离不开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本文以“非农化与农民意识的变迁”为视角,针对已经分化为“非农社会阶层”,但仍居住于农村或城郊并作为人口主要结构之一的“非农化农民”为对象,探讨现阶段社会转型期间农民的基本心态和意识的变迁,以期为从培养新型农民角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非农化的内涵及其特征

非农化与城镇化是我国改革以来农村社会变迁的两大特色。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必然结果,非农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是推动城镇化乃至城市化的基本动力。非农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分化”,这些分化出来的人不只是单纯职业上的变迁,而是随着职业变化逐渐形成一些不同社会地位、声望和不同利益的群体,并最终形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非农劳动者”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下的农民,而是一种职业类别,非农劳动者也不再被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或等级。在非农化的趋势下,农民的流动空间、职业选择和社会接触迅速扩大,传统农民意识和农村家庭结构也处于多方面的冲击之中。非农化是农村社会转型的产物,它包括以下几个特征:

(一)传统农业劳动者比例大幅下降

据统计,自农村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新增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还在继续增加,传统农村劳动者在全国劳动人口的比重也在迅速下降。

(二)一对多分化

改革以来,由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多样化,非农化趋势也因而呈现多样化和多层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农村社会成员的自由流动,许多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了转换职业身份的新机会,他们或者离开村庄到城里寻找理想的职业,或者“离土不离村”、就地转换身份走上非农化道路。

(三)向城市集中

随着城镇发展和农民流动的扩大,非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形成“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1995年,进城的农民工超过5000万人,2002年达到9400多万人。根据我国全面小康指标,到2020年,我城镇化率要达到56%,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将有1300万农民涌入城市。

(四)优质分化

能够从传统农民中分化出来的非农民,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技术装备和管理知识。因此,同样是农民,非农民已经趋近于现代农民。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转型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农村社区化”和“农村家庭质变化”两大趋势。农村社区化是“联产承包制”和农民经营自扩大的产物,而农村家庭质变则是更为复杂,它包括:家庭核心功能的变化;农民的活动方式和生活界面扩大;家庭消费结构多元化;家庭决策的变化。

三、农村家庭决策的演变

(一)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家庭权力结构方面,可以分成“家庭代际权力”、“家庭性别权力”和“家庭成员个体权力”几个方面。一项以广州市北郊蓼江村实地研究显示,“第二代当家”的现象已经逐渐取代“年长者当家”的趋势,家庭性别分工也出现两性平权的趋势。

调查中,现在家中当家人为第二代的占59.65%,为家中辈分最高者的仅占5.26%;认为“无论如何,晚辈不能与长辈顶嘴”的占5.3%,“谁的意见对听谁的,不管长辈还是晚辈”的占70.2%。“当家者的性别差异”方面,“丈夫说了算”的占66.1%,“妻子说了算”的占1.9%;“家庭成员的权力”最主要部分是经济权力,“各人赚的钱各人用”的占10.7%,“各人赚的钱全部交给家长”的占51.8%。从当家者分布、当家者性别差异、辈分冲突形态、家庭收入分配等指标和数据来看,可以判断出农村中已逐渐出现“非辈分意识下的第二代当家”是家庭权力主轴的趋势。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迁的农村社区,在非农化的影响下,代际关系基本上倾向于平等协商的关系;家庭基本上呈现丈夫掌握权力的结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仍然偏低,但似乎已在向民主协商的方式转换;在家庭权力分配方面,也与其他生活方式一样,经历着某种变革或“转型”;而在婚姻自主性和家庭所得的支配权方面,个人支配权明显增加,家庭对个别成员的情感约束明显下降,个人对家庭经济的摊派义务也明显减弱。

(二)生育观念的变迁

中国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也在广大农村,但是随着非农化及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广泛开展计划生育的契机。尽管农民的生育观念仍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经济生活的改善是否必然促进现代生育观念的养成,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数据作支持,但许多研究已显示,非农化与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确实正在改变农民的生育观念。

根据前述对广州市北郊蓼江村的调查,在生育目的选择上,以“传宗接代”为第一选择的占21.2%,以“养儿防老”为第一选择的占57.2%,认为“增添生活乐趣”的占14.4%。由此看来,尽管“传宗接待”和“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仍居主流,但现代生育观念已明显改变。

(三)消费观念的变迁

农村消费是农户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目的,农户消费水平不仅反映农民物质生活满足的程度,也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特别是农民消费结构与消费观念的变化,也可作为衡量农民“现代化意识”增长的指标。

从1995年导2003年,我国农民收入缓慢增长,人均纯收入从1577.74元增长到2622.24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310.36元增长到1943.30元,除1998年和1999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下降外,总体呈上升趋势。随着消费支出的变化,农民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恩格尔系数下降且食品消费质量提高;衣着消费金额增加且比重下降;居住面积不断增加且住房质量显著改善;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显著上升;交通通讯费迅猛增长;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比重快速上升。农民的消费结构由“自给性消费”转向“商品性消费”,消费形态市场化和多样化已经成为农村消费的主流。

四、现代意识的生成

开放意识是农村社会价值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窗口,其内容是指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评价程度。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普遍具有反风险的心理特征,农户的生产决策总是处于“风险最小化”。农民传统的反风险的主观性加上农业生产多风险的客观性,构成了农业市场化的最大障碍。非农化发展,虽然未必是“背井离乡”,但一定距离的区域流动往往不可避免。对中国农民而言,区域流动往往只是职业的选择或基于生存危机所做的突破,但其前提必须首先克服“背井离乡”的心理冲击和压力。因此,非农化基本上是对农民“反风险性格”的直接挑战。

农民风险意识的转变主要来自外部客观因素。改革以来,农村的内部就业空间急剧缩小,我国开始取消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资金投向的限制,城乡分割和相互封锁状态被打破,促成农村劳动力和资金流向非农业部门;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需求增加,非农产品和非农劳务的价格明显提高,加上产业分工加速,非农产业的比较利益相对提高,在农业间比较利益不均衡的状态之下,农民的风险意识也产生明显的质变。

在城乡二元地域壁垒被打破之后,常年禁锢于土地和简单生产模式下的农民,开始兴起浓厚的“外闯意识”,传统的“宿命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在摈弃平均主义思想后,农民贫富差异观念开始增长,传统的农村生活的世界观、价值观也都相应发生改变。

(一)外闯意识

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无论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或所得高低的不同,农民普遍产生“到外面世界闯一闯”的意识。根据对江苏昆山周庄镇和北京“浙江村”的一项调查,同意或比较同意“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的只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7.2%和15.1%,而不太赞同和很不赞同的却占34.9%和20.8%。当然,所谓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等于“现代意识”,农民有机会愿意到外面闯一闯是否就意味农民已具有开放意识,还须进一步加以研究。但可以确定的是,农民的生产决策已逐渐由“风险最小化”向“风险最大化”转变。

(二)进取意识

进取意识在此界定为“自我努力”、“机会捕捉”与“生活成功性”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因此进取意识应包括“非宿命论”和“风险观念”两重心理动力。进取意识是农民传统性格与现代性格强弱对比的标志。从心理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是推进整个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从社会层面而言,农民的进取意识也是农业建设和农村稳定的基础。

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外出经商和做工的经历,使农民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有很大的增长,在自己和命运之间他们宁可选择前者,农民的乏力感已大大降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力量充满自信,他们不信命运,甚至对城里人也不以为然。农民的“自我成就取向”的态度已经形成,由于乡镇工业已有较大机遇选择,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农民也懂得捕捉社会转型的各种机遇,使个人努力与外部机遇都受到相当的重视。

(三)贫富观念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贫富差距与非农化、农民流动和城乡二元关系的缓解,是一组因果相关、并生伴随的现象。“非农化”社会转型必然因各地区外部环境及其内部成员的多种复杂原因,而使人们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进而产生收入和财富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

农村居民内部贫富差距大于城镇居民,且今年来有扩大趋势。1995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33,2000年为0.32,2004年为0.34。而城市居民1995年基尼系数为0.29,2000年为0.26,2004年为0.29。一般而言,脱贫致富是农民大胆创新的基本动力,但对于改革创新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又总是持“不公平”心理,这是农民对待贫富差距的主要心态。

五、结论

正如前述,非农化是我国改革二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更是农村社会学理论研究上的第一个主轴。非农化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也带动并促进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综合若干实证研究可以看出,非农化农民正处于一个体制变迁和观念冲击的社会转型时期,其明显的特征是:传统农民的世界观与生活价值观已经逐渐剥落,现代意识正在逐渐形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迅猛发展,农村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经过这些年的洗礼,广大农民的视野已经相当开阔,观念不断更新,现代意识日益加强,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正在朝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化方向转变,生活水平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偏僻封闭的地方,陈旧的观念仍然在农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这些旧观念制约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村社会发展的进步。因此要大力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加快传统农民到新型农民的转变,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秦宏,高强,李嘉晓.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我国农户分化与农村非农化、城镇化进程[J].生产力研究,2005(3).

2、孟素洁.“十五”期间北京城乡差距与农村内部差距分析及对策思路[J].北京社会科学,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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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6-0087-02

1 引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这对于现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化已经成为农村改革的基本取向,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意义重大:在宏观增收方面,农村的市场化改革,可以保证我国商品市场需求的稳定增长,拓展中国的消费市场,增加国民收入(、杜宇,1994);在微观增收方面,市场化也成为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蒋满霖,2003;李玉红,2006)和农村“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走”三大主要问题的重要途径,并且可以为资本投入农业领域提供市场机会,形成对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2004;周小云,2006)。

然而农村的市场经济在推进的过程中却受到了一些阻力。本文将从我国农村最基层的农民自治组织――村委会的视角出发,探讨阻碍农村经济市场化的因素。在市场经济的推进过程中,由于农村基层村委会组织的职能缺失以及职能的扩大化,村委会成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替代品或者起着阻挠作用,并进而影响了农村各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而且由于村干部自身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发生矛盾,又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机制,所以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进而综合影响了农村的市场化进程。

2 一个简单的理论分析框架:村委会与农村市场化

在将村委会与市场化结合起来分析时,我们必须注重三个方面的因素:市场客体、市场主体以及交易体制。市场客体作为农村市场上的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主要受市场主体的供给以及交易体制的影响。而市场的微观主体,即农村中广大的转业农民,是农村市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主力军。市场化的交易体制是农村市场的内部环境,它直接影响着市场化进程推进的速度。

以下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是农村在市场化进程中,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使得内部的正常市场交易体制发生了扭曲,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及其数量,阻碍了农村市场化的进程。而在中国一些农村的现实状况中我们发现,这种内部交易体制的扭曲主要来源于村委会干部的行为选择。他们在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在村委会管理事务以及自身牟利中寻求一种均衡,当这种体制的外部约束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均衡最终会被打破,并达到另一种均衡。并且在村集体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村委会干部的牟利往往与对普通农民利益的蚕食是结合在一起的。外部的约束监督的减少可以使其在既定资源下实现自己收益最大化的风险有所降低,从而蚕食更多普通农民的利益,使得市场主体数量的较少,影响了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阻碍了农村的市场化。

由于现时生活中,村委会与其组织成员村干部的行为选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在以下的理论模型中,我们对村干部行为选择进行分析,以使我们的分析能更清晰化。首先我们来分析村干部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个人,在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同时所面对的行为选择。其次将村干部的行为纳入村委会组织的集体行动中,进一步分析其行为选择的变化。

2.1 村干部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个人的分析框架

个人选择是相对于集体选择而言的,只要一个人i的福利Ui只受到他自己所选择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即Ui=Ui(X1i,X2i,X3i,……,Xni),这里X1,X2,X3,……,Xn为经济人i的经济活动。

2.1.1 几个基本的假设条件

(1)村干部在特定的时间内只从事两项工作,一是农业生产,一是村级管理事务。

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收入(I1)、因管理村级事务所得隐性收入(I2)及工资收入(I3)。

(2)村干部农业生产有恒定不变的资本、劳动力投入,且农业生产收益率一定。那么农业生产所取得收入只与其投入时间有关,也就是与其管理村级事务的多少有关,投入村级管理的时间越多,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就越少,则农业收入越低。

(3)村委会管理村级事务具有一定的机会成本,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村干部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正式资源和非正式资源将管理村级事务与为自己谋利结合在一起,使其隐性的收益加上工资收益不低于机会成本。

(4)他们的基本工资不变,且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2.1.2由以上的假设我们容易得出

(1)村干部的收入函数:I总=I1+I2+I3

(2)由于在假设中剔除掉了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对村干部收入的影响,所以四个收入函数皆为管理村级事务(m)的函数。I总(m),I1(m),I2(m),I3(m)

(3)I1(m)是一个随m增加而递减的函数,即dI1/dm

(4)由假设条件(3)可知I2(m)是一个递增的函数,这是因为村干部的机会成本是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外出务工,他们收入的增加是一个递增的过程,且其增加速度递减。即dI2/dm>0,d2I2/dm2

(5)I3(m)是一个常数,即dI3/dm=0。(如图1I3(m)曲线所示)

图1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村干部,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收入最大化。其最大化的条件是一阶导等于零。dI总/dm=0。

即dI1/dm+dI2/dm+dI3/dm=0;

则dI1/dm+dI2/dm=0

由于dI1/dm0只要其绝对值相等即可。

|dI1/dm|=|dI2/dm|

由一阶导的几何特性便可得出,当曲线I1和I2斜率的绝对值相等时,所对应总收入达到最大。由图可以看出在m*处达到最大,最大收入为I(m*)。

2.2 村干部作为村集体一员的行为分析框架

现在,我们将村干部的行为纳入村集体组织的体系中,即Ui=Ui(X1i,X2i,X3i,……,Xni,Xmk)。即村干部i的行为选择已不能仅从与自身有关的n个经济活动有关考虑,还要考虑到村集体k的m目标行为的影响。

假定村集体的整体福利目标为X,为使X最大化,最能代表全村农民利益的村委会所实施的行动为Xi,在此行为选择下,村干部的净收益YIi;村委会干部的效用目标为Y,为使Y最大化,村干部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所实施的行动为Yj,其净收益为YIj;则有:

(1)X∩Y=。即村委会干部个人的利益与村集体的利益完全相悖,二者的行为目标没有共同的部分。但这只是一种理论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村委会干部也是村集体的一份子,这种冲突不会存在,不予以进一步分析。

(2)X=Y。即村委会干部个人利益与村集体利益没有冲突,二者的行为目标完全一致。从亚当?斯密经济人“利已心”的前提出发,这也只是一种理论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极少存在,也不作分析。

(3)X∩Y=B。B为X与Y的公共解,即村委会干部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和村集体利益的代表,其福利效用目标不是完全一致的,也不是完全相悖,但其有公共的部分B。这是村委会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经济行为的一种常态,也是村委会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若YIi>YIj,村委会干部更倾向于实施行动Xi,则村委会干部在全体村民整体福利水平提高的目标下选择行动,最终有利于农村市场化的进程。若YIj>YIi,村委会干部更倾向于实施行动Yj,则村委会干部会在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下选择行为。这样的话,在村集体总的经济利益一定的条件下,普通村民的利益可能因此受到蚕食,最终影响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阻碍农村市场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尽管现实中村委会作为村民一个自治组织而存在,但长期所形成的基层管理体制使得村委会具有双重性质,面临着村民支持和上级机构管理的双重制约成本。这样就会加大其选择实施Yj的成本(被检举的成本、名声受损的成本及不能连任的成本等),且会随着YIj偏离YIi越来越大,成本也会有所增加。从而使YIj

从而,村委会干部的行为选择就会由于I2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因为集体村务的过多管理有约束的成本而减少参与,这在一些外部约束性较大的农村更能充分地体现。在图1和图2中表现在m2*

图23 结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转变村委会职能,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有两种意见可以借鉴:一是脱离村委会,在农村重新建立一个班子,来管理农村的经济事务;另一种是彻底转变村委会职能,使其成为真正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给其明确的职责规定以及必要的监督。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这是因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当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时,制度供给者会致力于制度的创新。农村新集体经济组织的建立面临的是双倍的成本,新制度的形成、新组织的建立成本大于收益。而村委会的职能转变可以减少这种变迁成本。在合理的激励机制下,实现村干部自身收益最大化与全村庄福利最大化的统一,变村委会的阻力作用为动力作用,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杜宇.中国农村市场的发展潜力及开发思路[J].经济研究,1994,(8).

[2]李玉红.农村市场化对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的贡献[J].中国农村观察,2006,(3).

[3]周小云.农村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发展选择[J].经济论坛,20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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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要更好的开展文化工作的建设,在农村的各个部门的领导以及各级党委有主要的责任,对于各级党委及政府部门来说,要把农村的文化建设列入任务列表,在财政支出、经济和社会规划方面做出计划,并且召开会议来通过讨论商议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文化建设和文化促进。

1.2 政府和党委的领导,首先要有思想意识即农村的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积极推进文化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只有群众文化素养得到推进,才能发展积极的健康的经济,要将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深地植根在群众的思想中,使群众跟随党的脚步,在健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1.3 在组织农村文化工作的过程中,领导要有强大的组织意识,做到目标明确的组织文化建设,有针对性的对农民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例如农村看书难、信息传播速度慢等问题,翠华镇通过建立农家书屋、阅览室等方式并且免费开放的方式来使得农村群众之间的文化得到促进。

1.4 在农村文化工作当中,法规制度问题由于农村农民文化素质的不高而造成了法律法规无法严格地执行,那么作为一个领导就需要在法律法规上按照当地的风俗,建立适合当地的文化推进工作的完善的法律法规,用来促进当地农村文化工作的建设。

领导阶层通过多种手段使得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素养不断地提升,文化在促进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经济、乡村文明和民主管理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2.1 农村文化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硬件设施的配合,目前我国很多农村存在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匮乏的原因,使得农村文化工作只是夸夸其谈,并没有实际上的行动,导致了农村的文化建设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要加强在农村文化方面的经济投入。

2.2 在人员方面,引进专业人才,在文化宣传和培训上面,要不遗余力的进行,有了好的人才引进,才能将新的文化带给群众,使群众的整体素养的到提升。在硬件方面,加强经济投入,体育文化,文艺文化,知识文化,专业文化都要进行推广。

2.3 建立图书阅览室和网络阅览室,推进农村群众之间文化的传播速度,建立广播站,使得新闻可以在群众中传播。

只有加大经济的投入,在人才和硬件设施上加大投入,才能使得农民有资源可以学习,可以培养个人的文化素质和人格修养,提升农村整体文化软实力,促进经济发展。

3 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要贴近群众的生产生活,坚持业余自愿,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原则来丰富和活跃农民的精神生活,组织部门有效地组织花会、灯会、文艺演出、象棋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促进农村文化朝着多方位、多样性发展,推进农民积极地学习新的技能,使其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新的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

4 创建地方特色文化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文化特色,例如食物、风景区和历史遗留产物等,那么有关部门就要根据地方特色,将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并且发扬下去,在农村文化的建设中,要抓住本地的文化特色,促进地方群众去继承和发扬,实施特色文化品牌战略,将当地的文化特色发展成旅游,带动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5 积极促进当地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成为趋势化,人口流动量越来越大,导致了翠华镇的本地人口流出,异地人口大量流入,影响到了文化传播,我们在开展文化工作的时候,就需要积极地看待这些外来文化,文化总是在相互交流促进的时候发生变化,相互促进的。

6 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工作,促进文化与经济相辅相成

在当地文化建设的工作中,有些文化资料已经无法满足翠华镇农民建设的需求,那么我们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就需要在活动的内容上进行创新,真正的使活动成为农民呼声的载体,为农民传播积极地,有用的文化知识。各级文化部门在组织活动的时候,要在本地文化和异地文化中相互融合,使得文化可以得到推进,随着文化的融合推进,使得农民的素养和能力得到更好地提升,更好地使文化和经济相互结合,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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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识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1长期以来,受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而形成的小农观念,是农村社会意识的主要表现形态。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日益增加,农村的社会意识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村社会意识的变化与农民流动之间又是否存在何种关系?这些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20个样本村实证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从农村文化意识、经济意识、政治意识等方面的变化状况入手,来初步解析农民流动与农村传统社会意识变化间的关系。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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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识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1长期以来,受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而形成的小农观念,是农村社会意识的主要表现形态。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日益增加,农村的社会意识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村社会意识的变化与农民流动之间又是否存在何种关系?这些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20个样本村实证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从农村文化意识、经济意识、政治意识等方面的变化状况入手,来初步解析农民流动与农村传统社会意识变化间的关系。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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