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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7)03-0020-0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无形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传承,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地域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和繁荣,是国家、民族和世界的宝贵财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地,是保护地域和民族的独特人文环境、文化传承和自有的生活氛围。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相较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延续上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目前,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状态非常严峻,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保护方式,这对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意义深远。
位于河北省中部的廊坊市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城市,但是它坐落在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燕赵大地上,这里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地域特点鲜明、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些散落在廊坊市乡土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价值理念的延续、文化生活的皈依。大力保护廊坊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凝聚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地区文化品位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与文化支撑,必将成为廊坊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具有独特地域色彩、富有归属感的文化氛围。
廊坊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10种,分别是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种类多样,极具有地域生活色彩。比如秸秆扎刻技艺与本地区主要农作物种植习惯明显相关。
廊坊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有专门的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进行长期的普查、申报工作,制定了本地区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对传承人的专项保护,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已经有国家级项目22项、省级76项;国家级传承人7名、省级传承人47名;还有国家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省级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省级民族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基地、省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经常举办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活动,并在青少年群体间进行普及性宣传活动,比如“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比较艰难
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长期传承下去,具备有自我更新的创造能力,最好的状态莫过于该文化传承在现今社会仍然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能成为人民群众生活有机的组成部分。但是,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生存环境比较艰难,情况较好的是传统技艺类文化遗产,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和安新芦苇画。这些技艺在今天也具有市场价值,不但没有退出群众的日常生活,还有日益更新、自我发展的趋势。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用性较强,继续生存发展下去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某些与原有时代背景联系较紧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源自民间或者民间节庆祭拜活动的传统音乐、舞蹈类,现在基本的生存状态是局限于某些规模较小的演出活动,适用场景非常有限,即使是想转型为商业演出,由于审美习惯、文化情感的变迁,也很难获得广泛的市场接受。生存环境的无源性,导致此类文化遗产无法自然延续,必须进行保护型干预。
2.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开发需要适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成功商业化不是件坏事,起码表明具有自身延续的可能。目前的两难之地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要寻求其自身的延续和发展之路,开发利用在所难免,如果一味采用封闭式的保护方法,文化遗产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也无法延续。
可是商业化同时也会带来负面效果,商业活动追逐利润的本身,会导致为商业利益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修改,丧失了文化遗产原有的历史承载性和文化特点,也就丧失了保护和传承的价值。后果严重的话,会导致文化遗产的灭失。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态度非常明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的方针。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化开发必须适度,目前关于适度的掌握问题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和监督途径,基本上处于放任自主的状态,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不利。
3.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后继乏力
传承人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但是,鉴于此类文化遗产基本上口传心授的师徒传承模式,没有规范系统的学习方法,学习起来难度非常大,并且无法在短期之内取得效果。年轻人愿意学习并传承此类技艺的非常少,老一辈的传承人又体衰年长,未来传承断代的情况有可能出现。
当然,为改变这种局面,也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被确定为“非遗”后,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扩大社会知名度,本地各相关部门也努力给传承人提供各种外出交流和宣传机会,吸引有兴趣的年轻人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政府也对传承人给予资金支持和帮助,改善该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来鼓励新生代的加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传承人都是以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多数传承人在实际生活有其他的工作和负担,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文化和社会的责任感坚持这类活动的,这就导致他们分配在非项目上的时间和精力必然是有限的,就更不要说延续和发展了。
4.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有效的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对传承人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其代表的文化因素的再生和发展。任何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长久传承,都是因为能和地域性生存环境相互共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度,主要在于与其相关的民间信仰、文化传统。所以,越是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容易保护,越是文化精神内核丰富的文化遗产越是难以保护。可这些,反倒是真正的非物|文化遗产精华。
所以保护此类文化遗产必须把本地区的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因素都考虑,让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不仅“形”在,更要“神”在,这样才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保护。
二、解决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法律途径
1.完善地方立法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
我国地域辽阔,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明显,各地区的资源差异较大,这决定了高位阶层的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必须原则性较强,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不会具有明确执行性。这需要各地区在此精神指导下,根据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特色进行地方立法,尤其是对于本地区生存环境较差,与社会对接有困难的类型,要进行倾斜性保护。这种困境不是该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自身发展予以解决的,只能特别扶持和关注。
这方面的地方立法的完善应首重实效性。对于制定的规章制度要进行定期法律实施评价,综合评估该地方立法实施后的具体功效、对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改良程度、社会综合影响和效果对比、社会意见反馈和建议,阶段性修正,通过地方立法的不断调整,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社会效果。
2.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相结合控制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度商业化
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适合商业性利用,何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大意义是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相较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义,其经济意义并非首要的保护对象。
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相结合的模式,有利于界定商业化的程度。具体而言,商业性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应以法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效果,在合同签订时约定第三方评价制度。对于破坏性利用的情况,可终止合同的履行。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实施重点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这导致传承人不可能把整个职业中心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上,所以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使其无后顾之忧,可以专注于文化传承和保护。
首先,根据现有的传承人分级制度,兼顾其所传承文化遗产的价值大小、濒危程度等因素进行评选,按照行政许可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做到标准透明、条件明确、评选公开、结果公正。在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传承的前提下,明确传承人的权利和职责,给予相应的待遇,使之不仅是传承人的道义责任,更是法律明确保障的权利责任,可以以此安身立命。
其次,建立传承人的发展和上升空间,吸引年轻一代的加入。引人类似级别或职称类型的规定,配置相应的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其别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作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可以获得类似政府专家津贴或项目专项补贴。根据传承人对文化宣传和延续方面义务的规定,例如表演宣传、技能传授、对外推广等工作,进行职业评价,给予相应待遇。
云冈石窟坐落在平均降水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的山西大同。但对这座开凿于1500年前的砂岩质石窟而言,一场小雨也会带来损失。
文物保护专家的研究统计表明:一个月的降水量为110毫米的情况下,云冈石窟五华洞前的一根立柱会脱落1.6千克砂粒。目前,第9窟、10窟和12窟前立柱越来越细,许多洞窟外壁雕刻已荡然无存。云冈石窟保存的5.1万尊大小石佛也遭受着不同程度的风化。风化严重的石像表面,如同一张酥饼,手指轻轻一触,就像酥饼皮一样脱落。
无损探测巧诊断
有时候,我们在石窟寺里会看到这样的情景:石雕造像和几块有裂隙的岩壁上整整齐齐地挂满了“听诊器”——探头和导线;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则用不远处的仪器收集记录探头传回的超声数据。原来,他们正在给这些石雕造像和有裂隙的岩壁做“B超检查”,看看病害情况到底如何。
随着学科的发展,文物保护早已不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单一技术,而是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合作的文物保护科学。文物保护也从过去的实验室操作转移到文物现场处理,这就使得文物保护越来越多地走进公众的视野。
文物保护的方向多种多样,涉及的文物类型也千差万别,如金属文物、陶瓷文物、漆木器、石质文物等。所谓石质文物保护,就是运用适当的技术了解石质文物生了什么病害,然后对生病甚至濒死的石质文物进行治疗,最大限度延长它们的生命。
医生治病首先要知道患者得了什么病,然后才能对症下药。中医诊病讲究“望、闻、问、切”,如果还是摸不准病情,可能还得去做体检。文物保护也是同样的道理。保护处理之前,也要先对文物病害进行确诊;然后,选用适当的处理手段。
对于石质文物这种不会说话的特殊患者,我们的肉眼观察往往只能看到文物表层的状态,如表面是否有风化、腐蚀、断裂、脱落、污染物附着等问题;而表层之下的内部状况如何,是否已经腐蚀,就无法掌握了。探查石质文物内部的状况,无损检测技术可以大显身手。超声波检测便是查看石质文物风化程度的有效办法之一。
超声波检测属于一种无损检测方法,也就是在不损伤物体性能、结构及完整性的前提下,检测物体的某些物理性能和组织状态,并可以观察物体内部是否存在缺陷等。由于文物的珍贵性及其不可再生的特殊属性,对于文物的检测势必要达到无损的要求。超声波高频短波的特性,使其对于石质文物质地变化的分辨率达到毫米量级。通过超声波透射法,可以知道文物内是否存在裂隙,波速的变化则可以反映出石材的风化程度。从事文物检测的科研人员通过超声波检测仪,如同获得了可以内视的神眼,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石质文物内部的风化程度,进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文物保护处理方案。
对症下药捣病灶
了解了石质文物的病害后,接下来,就要采取适当的文物保护技术治理文物病害。
我们常常看到,石碑等一些石质文物有的用铁箍箍着,有的被放在玻璃罩子里,还有的石碑表面有颜色不一的补丁。这些都是文物保护专家们对出现病害的文物所采取的保护手段。
有些石质文物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完整,却用铁箍子箍着。这是因为,文物保护专家通过上述检测手段,观察到文物内部已经有较为严重的开裂;为了避免文物突然破碎,他们就在文物外部用铁箍把它固定起来,防止破损发生。
首都博物馆门前矗立着高大的乾隆御碑,碑体外面则用玻璃罩子罩着。这个玻璃罩就是文物保护专家为文物加盖的遮雨棚,防止日晒雨淋对石碑造成损害。另外一些精美的石质文物,如大型的石窟造像等,直接暴露在室外,看似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其实不然,它们很可能也经过文物保护专家的加固或封护处理。所谓加固,实际上就是使失去连贯性的石材恢复其结构的连续性,以此避免污染物、水分等继续向石质文物表层之下渗透。封护,则是选用耐老化、防水透气、渗透性可逆性好的材料,通过涂刷或喷枪喷涂,使其附着于石质文物表面,对风化特别严重的石质文物进行保护。这就好像给文物穿了件隐形雨衣一般,使其可以安然暴露在风吹雨淋的户外环境中。
对于那些断裂的石质文物,文物保护专家一般会先用环氧树脂将文物断片黏接在一起,以恢复文物的完整性;然后,再在石质文物的缝隙内注射环氧树脂或含盐量低的水泥黏合剂,进行填充加固,以减缓或阻止水分和潮气进入石材内部,防止进一步病变。经过这样处理的石质文物,表面上会留下许多像补丁一样的痕迹。其实,凭借文物保护专家的巧手,完全可以做到让这些补丁看不出来,之所以让它们与文物本体有一定的颜色区分,是限于文物保护原则的要求,为了让人们能够把后修补的部分与文物本体区分开,以免造成信息上的误导。
一些石窟造像、石碑等石质文物表面常常有微生物附着、人为涂抹等污染物。为了文物的长久安全保存,阻止或延缓石质文物的病变和劣化,延长文物的寿命,也为了使文物重新焕发其原有的风采,文物保护专家会清除文物表面的这些污染物。由于文物的特殊性,对于它们的清洗可不像我们平时打扫卫生那么简单,要求所做操作不会对文物表面造成任何损伤。这就需要借助专业的文物清洗技术。
关键词:石质文物;油污;清洗
1 引言
古代石质文物表面油污的主要来源是香客长期燃点香蜡、焚烧纸帛,或是洞窟长期被人居住、或在摩崖造像下搭栅建房、烧燃木材作饭、取暖所致。微量的油烟污物在古代石质文物上的存在对减少冷凝水的侵蚀、渗透、减缓石质文物的风化是有一定益处的。但是,大量油烟污物存在不仅影响石质文物的外观、掩盖石质文物的细部雕刻,如衣纹、装饰等,严重时可使石质文物面目全非。厚重的油污能与空气中氧气、水蒸气和微生物相互作用,在阳光中紫外线的催化下,使石质文物发生变质、腐败,甚至层状脱落,严重影响了石质文物的保存 [1]。因此为了使这些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延长寿命,令子孙后代能够看到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我们应当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对石质文物进行表面清洗处理。这次文物保护工作是在借鉴已有的文物保护的方法技术与实践的基础上,对陕西华县元君庙的石质文物清理工作进行的经验总结。
西岳庙位于华山以北的岳庙街上,是供奉西岳大帝华山神的庙宇,始建于汉武帝时代,后成为历代帝王祭祀华山神的场所。1988年,西岳庙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内现存历代石质文物,数量众多,对于研究历代碑刻艺术和书法艺术有重要意义。其中保存于御书房内的“岳莲灵澍”碑尤为珍贵,此碑为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陕西大旱,钦命陕西巡抚毕沅祀神祈雨昭应而立。碑为横卧碑,碑身长4.67米,碑额高1.05米,为陕西最大的卧碑。碑额上有浮雕五条龙,团龙中环抱一长方形青石小匾额,上书“御笔”两字。正中镌有乾隆御印,旁有明确纪年。碑座为上、中、下三部分,座台高39公分、座腰57公分、座其16公分,两侧有抱鼓石,碑文为乾隆御书“岳莲灵澍”四个烫金大字,字约为30公分。碑阴为毕沅记述此次祈雨昭应的记载。民国时期,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将字体上残存的金子全部撬走。解放后西岳庙先后被十几家单位占用,1996年恢复原貌。
但可惜的是,御书房曾作为民用房使用,居民生活的油烟遮蔽了大部分雕刻花纹,且石碑处于半开放环境之中,空气中的灰尘沉聚在石碑表面的油污之上,形成难以清除的污垢。导致碑刻表面纹饰不清,主体部分和两侧有明显分界,严重影响了石碑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岳莲灵澍碑碑首部位,油烟污染甚为严重,且碑首由于处理工艺上的特殊性表面分布一些小的凹坑,黏稠的油烟与这些部位结合相当牢固。年代久远油烟干化与石质结合紧密,尤其是凹坑内油烟极不易清除。
2 表面清洗的重要性
石质文物的表面清洗是除去其表层有害于基底岩石或妨碍文物展示的物质。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石质文物的表面污垢恰恰是反映了文物本身悠久的历史,按照“保持文物原状”的保护原则,最好的不要清洗。但污染物或沉积物会对文物石材造成危害使其缩短寿命,同时导致石质文物的艺术价值也不能得到充分展现,对研究工作与文物保护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石质文物表面清洗的问题上,要考虑到众多因素,首先文物本体是否经得住清洗,因为多数石质文物都处于露天环境,经历上千年的风吹雨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风化现象,因此采取何种清洗手段应非常谨慎。其次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清洗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我们应当在保证消除风化或污染物的前提上,尽可能地保存文物的历史信息,充分展现文物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通常石质文物表面污染物清除的目的是:
(1)去除有害于石材和文物展示的物质,如水溶性盐、难溶性硬壳、烟尘灰垢、微生物及杂草,以前处理的残留物等;
(2)打开被污垢堵塞的岩石气孔,恢复水蒸汽通道,消除表面可能危害岩石结构安全的应力;
(3)为随后的维修和保护处理作准备,例如提高石材对保护剂的吸收率和吸收深度等。
因此,石质文物表面污染物的清洗技术是去除直接破坏因素、缓解劣化速率,使后续保护措施能够实施的基础技术和必不可少的工序。同时,石雕和石刻等文物的价值集中表现在表面的精细结构上,而有害物质往往直接附着在文物本体表面,许多还渗透进表层的微孔和裂隙中,任何不当处理都会直接危害文物,这就对有害污物的清除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技术要求都大大超出了普通工业清洗技术的标准。石质文物的清洗有着自身特殊的要求、工艺和检测评价体系,这些都使石质文物表面清洗成为文物保护的最关键的技术之一,是实施重要石质文物保护工程不可缺少的支撑技术[2]。
其中,化学清洗是采用能够与有害污染物发生物理或化学作用的化学药品来达到清除目的的清洗技术。化学清洗又按溶剂类型分为水性化学清洗和溶剂型化学清洗。化学清洗的优点是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化学清洗剂能够渗入岩石微孔隙中清除特定的污垢和污染物。目前,国内外对大型石质文物的化学清洗大多采用敷贴法,即采用钎维、粉末或胶体等吸附物使清洗剂较长时间地与污垢接触和作用,最后也采用吸附的方法清除残留物。现代化学清洗用药量和用水(或溶剂)量都很少,对石雕表面微结构的破坏性也小。化学清洗技术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化学清洗剂,因为某些化学品有可能引发文物严重的破坏,例如腐蚀性破坏、盐结晶破坏、或表面残留物泛黄等 [3]。
3 试验部分
3.1 主要试剂及材料
试剂:乳化剂(NH3 H2O、OP-10的1:1溶液)、表面活性剂
材料:保鲜膜、纸浆、脱脂棉、牙签等
3.2 实验方法
(1)在碑首油污严重覆盖除选取3个10*10cm实验窗口,在试验窗口上刷涂乳化剂,外敷保鲜膜防止挥发。五小时后,揭取保鲜膜。在1号窗口喷涂表面活性剂的3倍稀释液,用脱脂棉滚动擦拭配合牙签机械清除。在2号窗口喷涂表面活性剂的5倍稀释液,用脱脂棉滚动擦拭配合牙签机械清除。在3号窗口喷涂表面活性剂的8倍稀释液,用脱脂棉滚动并配合牙签机械清除。晾置一昼夜,重复以上操作并升高温度,用棉签擦除。(2)由于之前进行实验时,选取实验样块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尽管清理效果明显,但造成文物表面不够美观。因此这次使用纸浆涂敷法仍旧在上次实验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在实验样块表面涂覆已完全浸入乳化剂和表面活性剂的混合溶液。在完全敷好的实验样块上包好保鲜膜,保证其密封性。五个小时后,揭取保鲜膜。为保证清洗后变化不致过于突兀,又在污物清洗处覆盖宣纸,利用墨汁拓印,以达到更好效果。
图1清洗前 图2第一次清洗后 图3最终清洗效果
4 结论
此次清洗只选取了石碑碑首污染严重处进行了局部试验,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后,再进行下一步大面积清洗处理。按照上述清洗工艺和最佳清洗剂进行清洗后,对清洗结果评估:(1)污物表面经过清洗后明显清洁美观,没有油污痕迹,使得石刻的质感体现出来,因此该方法安全可靠,效果显著。同时,在整个清洗过程中,不存在任务对文物本身造成危害或产生附加污染物的情况。(2)在清洗过程中,应考虑到石刻独特的加工工艺,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清洗手段,试验中用到纸浆敷贴法,保证清洗剂与污物充分接触,最终很好的清除残留物,达到预期效果。另外为了文物的艺术展示需要,在清洗结束后最好进行适当的做旧处理。
参考文献:
[1] 曾中懋.质文物上油烟污物清洗材料的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0,12(1):34-40
承德作为清王朝各代帝王在北京以外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在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建造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石质材料,创作了如须弥座、塔基、栏杆、碑刻及石狮、石象雕刻等诸多种类文物,这些石雕珍品精美华丽,充分体现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内涵,展示了超高的雕刻工艺水平,堪称我国石刻中的瑰宝,也充分体现了清王朝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宗教和科学价值,不仅数量大、石质品种多,而且价值高。
一、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石质文物概况
在避暑山庄及寺庙的保护范围内共有石狮石象雕刻、室外御制碑刻、室外佛像及佛塔基座、幢杆夹杆石 、石桥栏杆、建筑台基等石质文物六大类。其中有石狮雕刻12尊(丽正门门前2尊、普乐寺门前2尊、殊像寺门前2尊、普陀宗乘之庙门前2尊及琉璃牌坊前2尊、须弥福寿之庙门前2尊),石象雕刻4尊(普陀宗乘之庙内2尊、须弥福寿之庙内2尊),承德石刻馆文物内石碑41座,避暑山庄内有御制碑刻12座(永佑寺碑2座、文津阁碑、月台碑、避暑山庄后序碑、永佑寺舍利塔碑、林下戏题碑、古栎歌碑、绿毯八韵碑、锤峰落照碑、登高碑、鸬鹚碑各1座)。外八庙石碑11座(溥仁寺康熙御碑2座、普宁寺3座、普陀宗乘之庙3座、普乐寺、须弥福寿之庙、安远庙各1座)。此外,有须弥座15座,主要分布在普乐寺、普佑寺、殊像寺的宝相阁以及珠源寺遗址上。夹杆石分布较为广泛,共26座,几乎每座寺庙都有分布几乎每座寺庙都有分布,基本以红砂岩为主,鹦鹉岩(火山凝灰岩)材质的只有普乐寺一处。石桥栏杆现存一处,为须弥福寿之庙门前的五孔石桥,此外普陀宗乘之庙前尚存桥基一座。这些石质文物或记载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或造型生动、雕刻精美,极具保护价值。
二、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石质文物现状及主要病害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石质文物多为不耐风化的火山凝灰岩类石质,距今已有二百至三百余年的历史。特别是完全暴露在外的石质文物,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雨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表面污垢、生物侵害、点状侵蚀、缺失、裂隙、粉状剥落、龟裂、酥碱、裂缝、片状脱落、碑刻文字字迹愈益模糊不清等现象,大量石质文物残损严重,而且文物崩损、开裂的速度仍在加剧。如: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文津阁碑碑身正面下部分风化较严重,已呈片状脱落,文字呈模糊不清发展趋势,碑身东侧面下部有二处较深的裂缝和洞眼,台基破损严重,已风化酥裂;古栎歌碑由于历史原因人为破坏严重,碑身正面遗留了十余处破损及弹洞;避暑山庄后序碑风化较为严重,碑首的龙首缺失,龙身风化,有较大裂纹一道,碑身点状侵蚀严重,下部风化较重,纹饰不全,碑趺赑屃损坏极为严重,头部碎裂,后背有一条大裂缝宽度超过0.6厘米,还有稍小裂缝6道,底部大面积粉状剥落;绿毯八韵碑最为严重的是偷拓碑文留下的墨迹;珠源寺须弥座裂隙、开裂严重,残缺体量大,已严重影响到文物单体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松鹤斋东侧碑林有碑刻34块,现风化严重,有的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有的碑体断裂,残缺不全,有的上面刷有油漆;外八庙部分石狮、石象局部残损、开裂。普陀宗乘之庙琉璃牌坊前的石狮面部有较大的裂缝,普佑寺大方广殿石质台基风化严重。目前急需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具有重要价值的濒危石质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
石刻存在的主要病害
1、石刻表面酥碱,粉状、片状脱落;
由于这些石质文物大多露天存放,而且其石材空隙率较大,在雨水的侵蚀下,石材极易发生风化,而且致使石刻表面发生酥粉脱落与层片状脱落,导致石刻表面纹饰与镌刻文字弥散不清,而且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对进行干涉,其会一直持续下去,对石材构成致命的威胁。
2、石刻开裂(结构裂隙)
石刻在外力扰动特别是地基沉降、受力不均、地震震动等因素的作用下,在受力部位或沿自身天然纹理发生开裂、断裂,一般这类裂缝较宽较深且断裂面延伸较长,多呈 “V”字型开口。
3、石刻表面层片状开裂与龟裂
石刻均以火山凝灰岩作为基材雕刻而成,而这种石材夹杂较多,呈片层状结构,冬季承德地区气候严寒气温可达零下20余度,极易发生融冻破坏作用,在冰劈的作用下致使石刻表面发生片状开裂,严重时裂隙相互交切发生大面积龟裂,致使石刻表面裂隙交切纵横,丧失其完整性与美观效果,并大大降低石刻强度,极易发生局部脱落,严重时会对整个提刻的稳定性构成威胁。该类病害也多出现于毛细水活跃部位,以普佑寺须弥座最为明显。
4、石刻破损缺失
由于自然及其它因素引起石刻雕像局部缺失,这些缺失不仅影响石刻的完美性,有的还在石刻表面形成新的创口,加速石刻风化。
5、石刻表面污垢与生物病变
石刻长期户外保存,经受风吹雨淋,表面残留有大量灰尘污垢、水锈、生物污染与风化产物等,这些污染物尤其是生物污染物,不仅影响石刻外观,还会对石刻雕像产生不良影响。
6、不正当修复
在早先修复过程中,由于材料有限及认识不足,在修复过程中采用了大量水泥砂浆作为修复材料,目前这些修补部分已经出现了大面空臌开裂现象,基本丧失了原有保护作用,而且使用水泥砂浆作为修补材料会将大量可溶盐引入石刻本体,不利于石刻长期保护。
三、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石质文物修复措施
1、御制碑刻的保护
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碑刻,目前保存状况好于石狮及须弥座的情况,其主要病害主要集中在碑首和碑趺,特别碑趺病变较为严重;所以其处理措施主要进行表面清理、整体抗风化补强、裂缝修补、缺失修复、憎水封护方面。
文津阁碑、避暑山庄后续碑、月台碑处病变较为严重,是本次工作的重点。对其底部的抗风化处理必修采用包裹浸透的方法,文津阁碑碑趺必须引入稀环氧裂隙灌注补强其结构的灌浆处理工艺;后续碑赑屃大裂缝的处理必要时需引入机械锚固的方法。必要时进行锁水或基座抬升处理。
2、石狮造像的保护
丽正门、须弥之福寿庙门前四座石狮,其石刻狮子风化好于其基座,所以对狮子本身的保护主要进行本体补强、憎水封护、表面修复;而其基座处风化严重必须进行脱盐、勾缝、灌浆、浸泡渗透补强处理。对于须弥之福寿庙门西侧石狮背部的裂缝必修进行机械锚固与灌浆处理。必要时进行锁水或基座抬升处理。
3、须弥座的处理
须弥座的病害最为严重,石刻表面通体遍布裂隙,龟裂严重,而且由于地基沉降,出现石刻错位现象。石座水泥补配部分空臌剥离严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建议对于须弥座的处理,首先通过工程手段,去除水泥修补材料,对须弥座采用工程手段进行内填淤土清理与闪断的整理处理,而后启动石刻本体保护程序。
在目前文物保护工作中常用的化学溶剂多为合成高分子材料,但这些材料大多都采用以苯、甲苯、丙酮、醇等挥发性有机溶剂,不仅制作成本高,还会在文物保护使用中造成环境污染,而且保护效果也不是十分理想。例如溶剂型有机硅树脂作为石质文物的防护剂时,由于下大雨时水能渗透到薄层底下并溶解岩石表面的盐分,气候变干后盐分结晶生长,增加壁孔压力,这样多次循环后使处理层附着力变弱,以致剥落。而其他溶剂也会在石头表面形成了不可渗透的薄膜,石头表面的水不易干燥,于是水向石头深处渗入,将盐分移动到石头表面附近沉积为风化物,久而久之使石头破裂。绿色化溶剂就解决了上述问题,绿色化溶剂的透气性比溶剂型树脂好得多,更适合于石质文物的保护。例如最新研究成果双组分水性氟树脂,透气性和环保意义均优于传统溶剂,耐沾污性、耐水性、耐酸性都相当好,同时无光泽,符合修旧如旧的原则,而且透气性很好,在常温常压下,可使涂层内的水分挥发出来,保持石质文物内水的平衡,漆膜不易起泡脱落,这种溶剂将会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绿色化溶剂对文物保护的影响
绿色化溶剂作为新兴的研究成果,为文物保护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不再拘泥于传统合成高分子材料的应用研究,改变了以往文物保护中材料选择的局限性,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有更多的适用于文物保护的绿色化溶剂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这不仅仅是材料的革新,更是文物保护中的绿色环保意识的成熟。绿色化溶剂以其成本低廉,环保健康的特点,比传统材料更具优势,在性能上也更胜一筹,在文物保护领域将会逐渐扩大适用范围,逐步替代传统高污染的材料,也会给文物保护带来更深远的影响。首先,绿色化溶剂大幅度减少了文物保护工作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传统的文物保护材料中有大量的挥发性物质,这些物质挥发后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污染和破坏,尤其对于一些大型的不可移动文物,需要进行大规模的防护保护,必然会使用大量的防护剂,完成文物保护后,这些挥发物质污染文物附近的空气、土壤和水源等,甚至会反过来污染文物,造成文物的损坏加剧。而绿色化溶剂就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主要以水为溶剂的防护剂,对环境是无害的,对文物周围的环境基本没有影响,对文物本身也不会造成污染,而且对文物保护工作人员也是无毒无害的,也保证了工作人员的免受污染影响。其次,绿色化溶剂提高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效率。本着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目的而进行的绿色化溶剂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引进绿色化溶剂,得到的结论是明显优于传统的高分子材料。优势不仅仅体现在环保的方面,在文物保护的透气性、耐久性等特性上都略胜一筹,而且制作成本也明显降低,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不仅可以解决了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污染和自身保护问题,还提高了文物保护的效率和资金利用,改善了传统材料容易失效,需要反复保护的缺点,为文物保护工作赢得了更多的优势。再次,绿色化溶剂促进了文物保护工作领域的绿色意识。绿色化溶剂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采用,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还提高了效率,这大大促进了在文物保护领域的绿色环保意识,在采用环保措施的同时,其他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将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降低成本也会促进更多方面采用环保的材料,从文物保护领域也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促进环保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同样会带动文物保护领域的研究新进展。
现场调查
石狮子多数风化破损
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卢沟桥上的华表、石狮、望柱等石质文物大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1992年,卢沟桥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保护工程,到现在已过去了17年。丰台区文委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从两年前开始对卢沟桥的总体情况进行调查。”丰台区文委文物科有关负责人韩淑敏告诉记者,此次大规模调查使得文物部门掌握了翔实的数据材料。
根据调查发现,目前卢沟桥485个石狮子中多数都存在缺损、表层剥落、开裂等损害,其中游客最经常见到的、桥两侧望柱上的281个大石狮子均有风化损伤,约两成受损严重;119个石狮子受到中等程度以上的破坏,这部分约占到石狮子总数的25%。“受损严重的文物,用手指就可以在石头的表面搓下粉末,雕刻纹饰已经难以辨认,短期内风化可以对文物产生彻底的破坏作用,或对其结构产生影响。”
表层剥落成最大威胁
表层剥落问题成为当前卢沟桥文物面临的最大威胁。根据调查,卢沟桥各种石质构件中,存在缺失(文物表面损伤)、表面剥落、裂缝、空鼓(文物表面存在空腔)等四种病害,而表层剥落问题占四种病害的41%,是主要问题,文物表面存在损伤、缺失的占23%。
卢沟桥自辽金以来历代都有过维修,石构件多有修补替换,主要为砂岩、汉白玉。汉白玉石碑和碑亭保存状态较好。桥面上的石狮子、栏板、望柱情况区别较大,明代以前的文物大多风化严重。此外,华表保存状况堪忧,特别是顶部的圆盘和狮子,剥落开裂较为严重。
应对策略
专家提出四点保护意见
有关专家针对卢沟桥存在的剥落、裂缝等问题进行了小范围试验,探寻新的保护方法。参与调查的专家提出了四点保护意见:
加强对卢沟桥监控,尤其对明代以前的破坏严重的石狮、栏板和望柱,有必要进行定期观察,记录保存情况,对开裂的石构件也要重点观察,防止裂隙发展后对构件造成损失;
加强对卢沟桥小环境内酸雨、粉尘等环境因素监测;
对华表、石狮、望柱、栏板等剥落、空鼓破坏严重区域,采取保护修复措施,填补粘接裂缝,防止水分渗入;
对已经断裂残缺的构件,如残块存在就恢复原来面貌;对栏板和望柱的接缝进行修补。
此外,丰台区文委表示,今后文物部门将加强对卢沟桥的巡察,建立完整的数据库,为以后的保护做好准备。
晨报记者贺岩通讯员赵智和/文晨报记者李木易/摄
新闻链接:卢沟桥
卢沟桥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卢沟桥为东西走向,全长266.5米,宽7.5米,共有桥墩10个,桥孔11个,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最雄伟的一座联拱石桥,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罗哲文先生呼吁:游人摸狮子习惯要改改
北京明清故宫 持续扩大开放区域
2012年,《故宫保护总体规劃》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规劃以2004年《故宫保护总体规劃大纲(2002~2020)》为基础,将解决故宫112公顷土地上每一平方米用地的性质和每一平方米建筑的合理利用问题。目前,故宫博物院正努力呼吁国家相关部门抓紧制定《故宫保护条例》,以实现对故宫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有效控制。
近些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有序开展古建筑全面修缮工程,持续扩大开放区域,使开放参观面积由目前的45%扩大到76%。经过精心整修的皇极殿已向观众开放。未来,还将开放慈宁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等组成的西部区域;端门城楼、大高玄殿将作为数字博物馆对外开放;南部将形成以午门城楼及东西雁翅楼、武英殿和文华殿为主体的大型博物馆展览设施群。为解决院内一些部门占用古建筑办公而对古建筑造成损害、古建筑亟需腾退整修的问题,故宫博物院正在建设西河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力争在2016年实现红墙内无办公科研场所。
故宫博物院为期7年的藏品清理工作已经顺利完成,确定馆藏文物总量为180万7558件。为解决古建保护与展厅现代化要求的矛盾,故宫博物院建设了完全达到博物馆温度、湿度、安全控制标准的现代化展厅一午门展厅。
目前,故宫博物院正着手对所有展厅中的展柜、台座等进行全面排查,逐步更新,以实现对展厅内文物的全面抗震防护。对地下文物库房进行升级改造,争取根据不同质地文物藏品的保藏条件要求,实现温度、湿度的调控功能分区。同时,建设第三期地下文物库房,配套复建内务府建筑,增加文物储藏保管功能,逐步减少并最终弃用地面文物库房,整体提升文物藏品保存条件。针对大量院藏文物濒临腐蚀、锈蚀等严重自然损坏状况,将建立大型综合文物修复中心,根据文物藏品性质设置各类保护修复室。
2011年12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建立“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信息化平台”,对文物建筑、室外陈设、植物动物、环境质量、游客动态、安全防范、基础设施、馆藏文物、非古建筑、监测保障等进行监测。针对游客动态,故宫博物院提前制定节假日观众接待预案,以加强值守力量、设置缓冲区域、畅通出入口和通道、调整开放通道作为应对措施,未来将根据监控,对超大客流进行分解疏导和科学控制。
故宫博物院正在规劃包括地库风冷系统改造、报警联动处置系统建设、消防设施改造、高压管网建设、午门安检前移、建立故宫应急指挥中心、采用物联网技术加强安全防范、彩钢房拆除、灭火救援能力建设等内容的安全防范新系统。通过技防、人防、物防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工作水平。
莫高窟 在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中加强保护
2003年甘肃省政府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专项文物保护法规之一。2011年出台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劃(2006~2025)》。敦煌研究院据此制订了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劃定了2万余公顷的遗产区,10万余公顷的缓冲区。
为保护莫高窟的突出普遍价值及其真实性、完整性不受破坏,敦煌研究院配备了先进的实验设施条件,通过承担国家重要科研课题,系统分析威胁莫高窟文物保存的各种风险因素和产生机理,解决保护中的关键问题;与多家国内外保护科研机构合作,积极引进、吸收先进的保护技术和理念。采取科学的工艺对本体的壁画和崖体等实施保护,并形成了保护技术规范。共修复壁画约3100平方米,加固崖体长1700米。对影响环境保护的风沙危害,采取固沙、阻沙综合治理措施使得窟区积沙量减少70%以上。敦煌研究院还在壁画和塑像、洞窟内环境、窟区气象和地质环境、风沙、游客、安全防范等方面利用先进技术开展实时监测工作,对有可能造成破坏的潜在因素进行预控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敦煌研究院始终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中加强保护。开展莫高窟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进行游客承载量研究,召开“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总结研究成果,根据洞窟壁画的内容和年代、保存现状、洞窟容积、位置,以及游客量变化等,制定游客预约制并及时调整洞窟开放策略,确保石窟处于科学、有效的保护和开放管理状态。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面对游客逐年增加的挑战时,为有效减缓洞窟开放压力,保护洞窟,充分展示遗产价值,尝试采用数字化虚拟洞窟的展陈方式。
长城:21196.18千米总长度的调查与认定
长期以来,长城保护是中国文物保护的一项重点工作。国务院先后将山海关、嘉峪关、八达岭等多处长城重点段落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地人民政府也将长城相关遗迹分别公布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2003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九个部委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长城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长城保护条例》,为加强长城保护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规保障。
为应对长城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消除自然和人为因素对长城的威胁,国家文物局制定《“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开展资源调查和建立记录档案、编制保护规劃、建立法规制度、理顺管理体系、开展宣传教育、加强科学研究、实施抢救维修、依法加强监管、加大经费投入等九项工作。“十一五”期间在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中安排5亿多元用于长城保护工程,确保了长城资源调查、重要段落保护维修等工作的顺利完成。国家文物局支持和指导各地实施了山海关等一批长城重点段落的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消除了一批重大文物安全隐患,为长城等大型文化遗址的抢救维修创造了新鲜经验。
2007年至2010年,国家文物局联合国家测绘局组织开展全国性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长城资源调查分为明长城资源调查和秦汉及其他时代长城资源调查两个阶段开展。长城资源调查由文物部门通过田野调查确定并记录长城本体、附属设施、相关遗存等的保存状况、保存环境及保护管理状况;在此基础上由测绘部门测定长城资源的长度、位置等测量数据,并建立长城信息系统。通过长城资源调查,全面、准确地掌握了长城的规模、分布、构成、走向、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等基础资料,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新发现。
在长城资源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6月份启动长城认定工作。通过长城认定,将进一步明确各类长城相关遗迹作为长城遗产的重要属性,解决“什么是长城”这一关键问题,并将各类长城遗产纳入《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认定意见,将能够准确掌握辖区内的长城资源情况,依法落实《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确定的长城“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明确每一处长城遗产的保护管理责任,解决“谁来管理”的问题。
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完成长城认定的批复工作,共认定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3个县域内分布的春秋战国、秦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辽、金、明等历代长城墙体10053段,壕堑1762段,单体建筑29507座,关堡2210座,相关设施189处,共计43721处长城遗产。调查认定的长城总长度21196.18千米。
苏州古典园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试点
在中国现有的30处世界文化遗产中,苏州古典园林的监测工作一直走在前列。经过多年探索和努力,建立起了一个体系较完善、功能科学的监测体系。建立了一套三级管理的分级管理体系。从苏州市世界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到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再到园林局下属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各古典园林管理处,形成了苏州市域范围内上下联动及时、协作处置有效管理体系。
为保障监测工作的有效实施,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于2008年出台了《苏州古典园林监测管理工作则(试行)》,并于2011年修订成为苏州市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各级各部门在遗产监测管理工作中的信息报送、预警处理等相应职责,确保监测工作有章可循。同时,通过数年的摸索,研究制定了《苏州古典园林建筑物、植物、陈设、游客量监测工作规程》和《预警指标值与预警(草案)》,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监测工作例会制度、培训制度等切合实际需要的配套内容。制定了苏州古典园林监测工作总体方案,确定了监测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三个全方位”,即:全方位数据采集、全方位实时记录、全方位监测预警,围绕这个目标,制定了遗产监测远中期规劃和近期分步实施计劃。
在对苏州古典园林进行监测的过程中,注重科技提升。一是与有关大专院校合作,研究多种手段对遗产实施监测的方法,研究三维扫描仪在古典园林保护中的运用。二是与信息科技公司紧密合作,利用现代技术和先进的设计理念,自主开发世界遗产监测预警系统软件,研究出一套符合苏州古典园林特点的监测软件和监测指标、监测预警标准,力求监测手段科技化,监测数据科学化,监测结果时效化,为逐步实现从传统到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变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从确保世界遗产原真性的目的出发,以“原法式、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为标准,结合遗产维修工程的实践,摸索苏州古典园林维修工程的监测方法,2007年编制《世界遗产维修课题大纲》,2008年实施耦园案例的“维修工程监测研究”;2010年完成以留园曲溪楼维修工程监测工作。四是加强对国际文件和动态的研究,2009年完成了国家文物局下达《世界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定期报告(2003~2008)》试点研究课题的任务,得到国家文物局充分肯定,认为具有在全国遗产地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2011年被确定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试点单位。
遗产监测工作的核心内容是监测信息,苏州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承担着信息维护及的信息中枢职能,一方面通过网络平台实时采集与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人工监测巡视、巡视报告、编辑监测预警信息专刊等工作弥补网络平台信息的不足;除此之外,还结合信息科技的发展,积极研究平台功能的提升,架构科学高效的信息化网络,并对采集的信息数据进行科学分类研究,走出一条从全方位信息采集到以遗产价值影响因素重点梳理、从摸家底到抓关键,从图文并茂到三维测量的信息化建设之路,在实现遗产价值的全方位监测的同时也为各级各部门的管理评估工作提供了详实的信息;还为传统技艺流失、保护修复专业人才流失的可预见影响因素做好了必要的信息储备。
大足石刻:石质文物保护的示范工程
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典范。长期以来,大足石刻研究院先后完成各类文物保护项目20余项,在一定程度上使石刻病害得到有效遏制。在保护修复中,坚持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材质创新。如在大足宝顶山石刻观经变龛危岩抢险加固、地狱变相龛及合利塔防风化保护、九龙浴太子龛渗水治理等多项保护工程中所采用的一些技术措施均处于国内石质文物保护的领先水平。尤其是正在开展的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更是提高了大足石刻乃至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的科研水平。
中图分类号:K879.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东山宝塔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城区东宝山主峰太平顶上,宝塔因山得名。从实物勘查和史料分析,东山宝塔自隋开皇十二年(592)建成。历代有所修葺,现五层以下为宋绍兴辛亥年(1131)的遗构,六层以上是清嘉庆时重修的遗构。1956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一、建筑构造
东山宝塔是一座砖石结构的楼阁式塔。平面八角,底部周长31.2米;塔身七级,高28.58米,石砌塔基,基座之上为石须弥座,各隅雕托塔金刚石像一尊,刚毅威武。须弥座之上为塔身,第一层塔身下半截(高2.365米)为石砌,其上全为砖砌。塔身每层用三层砖叠涩出檐,二至六层每层隔间设门,七层设圆窗。第一层塔身西北开半圆券门,石门框,门上置石匾,上镌“长林头角”。进门后为一层塔室,塔室内设螺旋式石阶梯,呈顺时针方向,可盘旋至顶层,每层设塔室,可供憩息和远眺四周美景。
地宫:东山宝塔始建于隋开皇十二年(592),当时属佛塔,应有地宫。据元至元五年(1339)《重修东山宝塔题名记》碑记:“东山七级宝塔者,乃宋僧宗愍之所建也”。元以后作为文峰塔、风水塔来看待。宝塔虽经几次重修,但塔址未变,因此东山宝塔应有地宫。
塔基须弥座:塔基八角,周长31.2米,高0.76米。基座之上为石须弥座,须弥座八角各雕一尊托塔金刚,威武刚毅,神态逼真。
塔身:第一层券门开在西北面,高1.95米,石券顶,门券下方正中雕刻有八卦太极图案,两端刻有云彩、仙鹤图案。匾额以下为石砌,其余塔身为0.34×0.24×0.08米的砖砌塔身。第二层塔身砖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开半圆形券门,高1.73米,宽0.53米。门下部有石质栏板。第三层塔身砖砌,东、南、西、北四面开半圆形券门,高1.73米,宽0.5米。门下部有石质栏板。第四层塔身砖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开半圆形券门,高1.65米,宽0.5米。门下部有石质栏板。第五层塔身砖砌,东、南、西、北四面开半圆形券门,高1.65米,宽0.5米。门下部有石质栏板。第六层塔身砖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开半圆形券门,高1.5米,宽0.5米。东南、东北、西南、西北门下部有石质栏板。第七层塔身砖砌,东、南、西、北四面开圆形窗,直径0.5米。
塔心室:一层至七层塔心室均为砖砌叠涩穹窿顶。二至六层每层设有十字通道,塔身外设半圆形券门,保证塔内通风、采光。第一层塔心室高2.9米,上为叠涩穹窿顶,内收11层,高1.085米。第二层塔心室高2.4米,上为叠涩穹窿顶,内收9层,高0.84米。第三层塔心室高2.25米,上为叠涩穹窿顶,内收7层,高0.755米。第四层塔心室高2.25米,上为叠涩穹窿顶,内收7层,高0.755米。第五层塔心室高2.2米,上为叠涩穹窿顶,内收7层,高0.755米。第六层塔心室高2.3米,上为叠涩穹窿顶,内收7层,高0.595米。第七层塔心室高2.05米,上为叠涩穹窿顶,内收7层,高0.595米。
塔檐:第一层塔檐为四层砖叠砌出檐,上出二层条石,然后内收二层青砖后,承托第二层塔身。第二层至四层塔檐为三层青砖叠檐,上出二层条石,然后内收三层青砖后,承托塔身。五层至七层塔檐为三层青砖叠檐,上出一层条石,然后内收三层青砖后,承托塔身。
塔顶:塔顶为砖砌,层层内收。至顶为葫芦形塔刹。塔刹按一般的做法,上有刹座、刹身(相轮)、刹顶(圆光、仰月、宝盖、宝珠)组成。
门、栏板:第一层塔身塔门设在西北,其它面无门设置,二至六层每面隔面开门。七层东、南、西、北四面开圆形窗。第一层塔门为木门,二至六层门为石门框,门下部为0.88米高的石雕栏板,上部空敞。
塔内楼梯:楼梯为石砌。第一层楼梯由东面向东南方向旋转,为顺时针螺旋式楼梯。
地面:塔外地面为钻假石地面,后期所为。塔内第一层地面为石铺地墁,第二层至六层地面为青砖铺地面,第七层为木楼板。
碑:第一层塔心内东北、西南墙上有七块(东北三、西南四)功德石碑。第二层塔心东墙上嵌有元至元五年(1339)所刻《重修东山宝塔记》,南墙上嵌有元至元五年(1339)《重修东山宝塔题名记》碑碣。
二、修缮施工
“根据古塔的特殊性及其历史意义,其加固维修方法也和一般建构筑物完全不同,它是一门独特的、且专业性很强的综合型技术。”[[参考文献:
[1]尚继红,程晓伟.《古塔加固工程实例》,《甘肃科技》,2008年第07期.]]为做好东山宝塔的修缮工作,从2000年起,我们开始对塔体的各残损情况进行定期跟踪勘查和监测,通过多种手段全面地掌握了文物的残损状况。2006年,荆门市城区文物管理所与湖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共同制作了《东山宝塔修缮工程设计文件》,湖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鄂文物综[2006]77号《省文物局关于东山宝塔维修工程设计方案的的批复》批准了该设计方案。
1、基本情况观测
2000年3月,在一次例行的文物巡查中,我们在东山宝塔的第三层至第四层之间发现了一条细小的裂缝。“勘查和分析工作是古塔维修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也是整个维修工作中的第一步。”[[[2]黄 滋.《古塔维修中的原状分析》,《古建园林技术》,1997年第4期.]]为此我们将裂缝观察纳入了日常的巡查必检项目。首先我们用钢尺和记号笔在裂缝的上、中、下端各选取了三个位置,并将各位置的裂缝尺寸记录在案,初次记录显示,裂缝约在5-10毫米之间,裂缝大概是10毫米左右。2002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过后,裂缝已经达12-15毫米。通过现场详细勘察,我们发现塔基西北角灌木杂草丛之中有一坍塌的小坑,经过清理发现由于鼠、蚁共同侵蚀和长时间的雨水冲刷,西北角的水土流失严重,塔基部分悬空,均沉降导致塔体裂缝产生。由于地基处理不善,会导致塔体发生倒塌或倾斜,十塔九斜便来源于此。经过我们精确测量,发现塔体有稍稍的倾斜现象。为此,我们紧急启动了文物保护抢救方案,进行程序报批后对古塔开展了抢救性的保护。
2、塔身的处理
“由于古塔建造的年代不同,地质情况千差万别,建造后所经历的人为破坏和自然力破坏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古塔倾斜后所采取的处理与加固技术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即复位纠偏和加固补强。”[[[3]陈东佐,康玉庆.《中国古塔的维修与保护》,《太原大学学报》.2006 年12月第7卷,第4期总第28期.
作者简介:杜文成(1975- ),男,湖北荆门人,荆门市博物馆文博馆员,主要从事文物保护工作。
]],东山宝塔使用的是加固补强法。塔身西北面长期受风雨侵蚀风化严重,对于残损特别严重的墙面我们采用传统的剔补法与修补法相结合对风化严重的塔砖进行修缮:对于风化深度在2厘米以下的部分保持原状,对于风化超过2厘米的拟视其情节采用传统的剔补法进行修补。由于传统的剔补法存在着缺陷,经过前期的探索,我们采取对于整块砖均已破裂且酥碱深度超过5厘米的用传统的剔补技术进行修复;对于酥碱深度在2-5厘米的可采用灰浆修补办法,具体为先用小钎将酥碱面层进行稍稍清理,将清理下来的残损部分和剔补剩余的废料磨成粉状,以6:3:2=青砖粉:熟石灰:糯米浆搅拌均匀后按原砖规格进行修补,颜色差别过大则加大砖粉的比例或加入一定数量的铁黑,具体颜色在施工前进行调试,确保做到与原状相区别又与整体相协调。对于塔体杂树杂草,用刀、钎等工具将树、草连根挖出,用生石灰灌缝,生石灰对杂树杂草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将砖石归位后外用白灰砂浆封口。对裂缝的处理采用压力灌浆法,先将缝隙清理干净,再注入一定量的清水,利于浆液的保护,然后用空气压缩机将石灰米浆压入,直到不进浆或邻近咀子溢浆为止。灌浆顺序自下而上,压力一般控制在2-3千克/平方厘米左右。整个外墙处理完毕进行勾缝处理。由于原有的勾缝较为陈旧,传统技术下的勾缝新旧对比强烈,为保证协调一致,勾缝完成后用砖粉:素土:糯米浆=2:3:5对新的勾缝进行涂刷,同样可根据周边的勾缝颜色来调整配比,必要时可以加入一定量的素土。
3、对塔檐的处理
塔檐由于受大自然长期风浸雨蚀的损坏,各层塔檐砖、条石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风化脱落。维修时对风化脱落的压檐砖、压檐条石,选用同质地的材料,按原规格制作,用白灰砂浆砌筑。一些石料如塔檐石表面风化破损严重,在维修的过程将其翻面安装,下面用小石块垫平并用砂浆粘接,外用白灰砂浆勾缝。这样做既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原材料,又保证了材质的一致性。对于一些必须要更换的石材砖材,全部使用本地材料。
4、对塔顶处理
塔顶为砖砌,层层内收,至顶部为葫芦形塔刹。塔顶砖有的破损,每逢雨天有渗水现象,危及塔身的安全。维修时先拆除损坏的塔顶砖,选用同质地的材料,按原样用白灰砂浆砌筑后,上盖一层防水材料,以防塔顶渗水,消除渗水带来的隐患与危害。
内墙的处理
室内墙面的处理力求和原墙面一致。宝塔内不少墙面脱落,由于原墙面经历时间久远,发变黑,大部分墙面采用设计方案的施工办法不能达到和原墙面一致,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就地取材,利用宝塔附近的粘土兑铁黄铁黑经反复比对,调整到和原墙面基本一致。粉饰完成后,表面用本地素土:石灰:糯米浆=4:2:5进行涂刷。既保证了墙面协调,又防止了墙面尘土脱落污染。
6、对窗栏及楼梯的处理
二至六层部分雕花石栏被损坏,维修时先拆除红砖砌筑部分,选用相同的石料,按原栏板花纹雕刻后安装,并用环氧树脂粘接牢固,以确保游人在高处眺望风景时的人身安全。环氧树脂配方比例:环氧树脂601#:乙稀三胺:二甲苯=100:10:10。残损的楼梯维修时用相同石料按原样制作安装,用白灰砂浆砌筑。
7、地面的处理
一、同步增强增韧效应
纳米材料的比表面积很大、粒径很小,因此与其它材料具有很强的结合力,在制作复合材料时不仅能提高材料的强度还能够增强材料的韧性。对分散有纳米TiO2的PMMA进行拉伸实验,可知若加入的TiO2为5%,则拉伸强度会增加60%;若加入的TiO2为15%,则拉升强度增加90%。通过实验可知,使用纳米材料能够提高有机质文物的强度,例如年代久远的纺织品、骨角象牙、纸张等,有助于对其进行长期保存。
二、透明及防遮盖特性
纳米材料的粒径都小于100nm,而可见光的波长则为400nm至750nm,因此根据Mie理论可知纳米级材料TiO2相对于可见光而言是透明的特性。所以用纳米材料TiO2所制成的符合材料涂抹是无色、透明的,将其涂在文物的表面可以不改变文物原来的性状。但如果在制备复合材料时纳米材料发生的团聚,那么就可能是材料的实际粒径大于纳米级,降低符合材料的透明性。因此在制备复合材料时必须要保证纳米材料均匀的分散在基体材料之中。
三、抗紫外线和耐老化特性
紫外线对文物具有很大的危害作用,紫外线的照射能够使彩绘文物褪色、变色以及表面的彩绘脱落,能够使的银器变黑,同时使纤维类文物产生光解。而因为一些纳米材料具有抗紫外线的特征,在保护文物免受紫外线损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ZnO、TiO2等纳米材料,它们本身具有半导体的特性,可以通过吸收或者散射紫外线来减小紫外线的通过率。同时,纳米颗粒的量子尺寸效应使其在吸光时产生“宽化”和“蓝移”现象进而增强了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
四、疏水疏油性
纳米材料的表面具有很高的化学活性,非常容易与周围的气体小分子结合,从而形成一层非常薄的气体膜,这层薄膜阻止了水分子与油分子吸附在材料的表面,因此使得材料呈现出疏水疏油的特性。纳米材料的这种应用在古代的“黑漆古”铜镜就有所应用,研究发现在“黑漆古”铜镜的表面有一层大约10um的表层,该表层含有纳米SnO2微粒,有效的阻止了外部的空气和水分对文物表面的腐蚀。运用纳米材料的双疏性可以对防止酸雨等对室外文物破坏。
五、抗菌防霉性
根据纳米材料的有效成分可以将其分为光催化型、金属离子型、稀土激活光催化复合型等3类,它们都具有抗菌防霉的作用。其中,都属于光催化纳米材料,它们在文物保护中使用的更为频繁,这类材料的作用机制是利用了纳米粒子的光催化作用。纳米半导体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杀菌:一是光生空穴与光生电子直接与细菌的细胞壁、细胞膜以及细胞内的相关成分产生反应;另一种方式则是和自由基(等)与脂类、酶类、蛋白类、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反应,直接作用于生物的细胞结构,或者经过一系列的氧化链式反应后对生物的细胞结构进行破坏。纳米材料的这种性能有利于处于潮湿环境中的丝织物、纸质物等有机物进行保护,极大的保护文物免受防霉杀菌剂以及空气净化剂带来的损坏。
六、呼吸性
材料的呼吸性是指,保护材料在不仅能够阻止外界的液态水进入文物,同时也可以文物让内部的水分通过气体的形式从内部散发,使得文物内外的湿度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于石质的文物来说,其自身的毛细孔就可以保证文物与外界进行水分交换。一旦使用了高分子保护材料,由于材料具有防水性,会使得文物内部与外界不能很好的进行水分交换,进而在文物的内部会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湿度梯度。如果外界的温度发生了变化,那么在不同的湿度交界处就会存在显著的收缩膨胀应力,如果文物长期受到外界温度的变化,这种应力差将对文物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破坏。
如果将纳米颗粒加入到高分子材料中,使得文物内部产生了很多的微小空隙,进而增加了文物透水透气的性能;并且使用纳米材料也不会影响文物本身的毛细空气,可以保证文物能够顺利的与外界进行水分交换。经实验证明,加入了纳米材料的高分子材料其不仅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其本身的憎水水也没有受到影响,所加入的纳米粒子越多材料的通透性就越好。纳米材料的这种性能对于一些石质类、陶瓷类文物的保护作用非常明显,可以增加文物的透气性,防止其内的盐分在温湿度环境下溶解结晶,进而产生往复作用力作用在文物的孔壁,使得文物表面剥落。
【摘 要】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课程和实验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重点。文章以文物保护课程及实验改革为出发点,着重阐述课程改革应从更新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入手;实验改革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从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开放实验室、实验教材的编写、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 文物保护;实验课程;实习基地;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大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西北民族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文物保护是一门文理交叉、理工渗透的新兴边缘学科。它利用化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自然学科的手段,实现对文物物质实体和所蕴含文化信息的最大程度的保护。由于文物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本身具有珍贵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所以要求文物保护工作者必须具备丰富的文物保护理论知识、娴熟的实践操作经验,能够理论实践相结合,确保文物保护工作具有很高的准确性。
正因如此,文物保护类课程及实验作为西北民族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理论与实践(实验)相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一直在探索文物保护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不断进行教学和改革。我们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对文物保护课程及实验教学改革加以探讨。
1 文物保护课程教学的思考
1.1 更新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
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等文件中明确指出了以“贯彻教育方针,更新思想观念,拓宽专业口径,改革内容方法,加强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为主要内容的高校教改基本思路。
文物保护课程注重实践,但并不仅仅依靠实践,其理论知识的掌握亦是课程的重点,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学生应加强理论知识的掌握。如青铜器在长时间的埋藏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病害——“铜锈”,如果不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则不知“铜锈”是有害锈还是无害锈,各种锈蚀的种类有哪些,哪些锈该去除,哪些锈该保留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更新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在以往的教学中,课程内容多以文物的种类进行区分,以《无机质文物保护》课程为例,章节分为陶瓷器文物的保护、石质文物的保护、青铜器的保护、铁质文物的保护等。课程内容的讲授均先是文物产生病害的原因,其次如何去保护修复及保存。如把青铜器保护和铁器保护串联起来,即先讲授青铜器、铁器病害产生的原因,再讲授青铜器和铁器保护修复方法,更能使学生较为容易的理解和掌握。陶瓷器和石质文物保护的讲授亦可以串联起来。
文物保护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学科发展也是日新月异,因此不能只教授书本已有的知识,必须跟踪本专业领域内最新发展动态和最新科技成果,将它们充实到课程内容中去。这样不但能开阔学生的视野,而且能让学生及时了解本专业知识发展的方向和前进的步伐,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兴趣,对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也有益处。
1.2 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课堂教学仍然是教学的主要形式,但教师往往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填鸭式、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开拓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学改革中,提倡教师运用互动式、交流式、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并且重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高质量的教学任务,应提倡提问式、对比式、启发式、研讨式和多媒体组合教学。文物保护课程教学内容偏重于实践操作,因此,在讲授理论知识时,如不采用多媒体投影等教学手段,学生对于文物的保护修复操作仅仅存在于独自的思考当中,并不能完全理解,而采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使课堂教学形象化,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接受,提高讲课效率。多媒体教学已经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对于课程的教学手段来说则是必须的。
2 文物保护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高校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着力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为此,高校要“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教程教材等基本建设。”“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2.1 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鉴于实验教学在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高等学校要重视本科教学的实验环节,开发出一批新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在现有的教学条件下,可以采用“自主设计与合作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教师只对实验目标和实验所用方法提出要求,学生自主进行实验条件和实验路线的摸索设计,最终达到实验目标。相信学生通过实验的实施过程,能够提高他们从基础性实验中所学的技术进行综合应用。通过实验过程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讨论和实验结束后各小组之间的交流与讨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团队协作精神,相互促进,使学生更能理解相关知识与技术,掌握实验技术的关键点。
2.2 开放实验室
随着实践教学制度改革的深入,对具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传统的实验教学只注重学生共性而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发展。实验室开放是一种新的运行模式,它打破了传统实验教学的实验时间、空间、内容、条件固定等因素的种种制约,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进入实验室学习和实践的机会。
实验室开放可以使教学方法多样化,教师课堂辅导与学生自主进行实验相结合,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有充分开展的条件,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
2.3 实验教材的编写
文物保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并没有与之相关的实验教材出版,大多均是任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编写的内部实验讲义。为此,我院根据当前实验室仪器设备及教学的实际情况,正在组织教师编写具有鲜明特色的实验教材,以反映文物保护研究进展情况,并根据文物保护学的发展,在教材中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内容,减少验证性实验,杜绝将重复及过时实验纳入教材当中。
2.4 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
建设校外实习基地是保证学生顺利进行实习的重要保障。校外实习是强化专业知识、增加学生感性认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综合性教学环节,校外实习基地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场所,是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纽带。建立高质量、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迅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的操作能力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可以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发现工作中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建议。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是实践教学的基础条件,其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培养质量。
我校充分利用甘肃省作为文物大省的资源优势,已初步与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地质博物馆、甘肃武威市博物馆、广河县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共建教学实习基地,为学生今后的校外实习提供有效的保障。
3 结语
作为西北民族大学的特色专业,文物与博物馆学和文物保护技术一直是学校重点建设的专业,而作为两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文物保护课程是学校支持的教学改革课程。随着文物保护学科的迅速发展和教学改革的进展,教学模式也要不断适应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的需求,只有不断对文物保护课程及实验进行深入教学改革,才能逐步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才能有利于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参考文献
[1]张宏彦,凌雪.文化遗产实验(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建设[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2(8).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8-0027-04
近些年,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陕西省许多重要的古遗址、古建筑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维修,取得显著的效果,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古遗址、古建筑保护方法的应用做一介绍。
一、概况
(一)现状
陕西境内已知的人类历史至少已有75万年。在中国历史上自西周至唐代,共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千余年。陕西地上及地下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其类别主要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碑刻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地下遗存从最早75~80万年前至明清,遍布全省范围。地上古建筑遗存,从唐宋至明清,比比皆是。陕西还是我国石窟寺、造像碑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主要分布在铜川、延安及关中一带,时代最早为北魏和北朝,最晚为明清。始建于北宋的西安碑林,共收藏汉至清代碑石2300多通,是国内保存碑石时间跨度最大、数量最多的地方。另外还保存有中国最早的汉中褒斜道石门东汉“[畜][阝]君开道碑”摩崖石刻。
以来,陕西省于1958年、1980~1981年、1987~1989年共组织了三次全省范围内大规模的文物普查。第三次文物普查共发现和复查各类文物点3.1万处,位居全国第一。其中古遗址10378处,古墓葬4011处,石窟寺544处,古建筑2577处,石刻14551处,近现代史迹1089处,近现代建筑342处,其他类型文物点约1000处。2007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开始,目前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在进行中。另外,除了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外,陕西省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88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157余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1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2处。
(二)存在的问题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文物造成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不论是古遗址,还是古建筑,突出的问题,就是其周边的环境日趋恶化。例如:在划定的保护范围里建造构筑物,任意在遗址内挖坑取土,占用古建筑作其他用途等等,古遗址或古建筑在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之后,本身已经很脆弱,根本经不起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所以说,两种因素不但给文物本身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外,也给文物保护和维修增加了难度,同时也给管理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
(三) 保护目的
制定古遗址、古建筑的保护规划,目的是为了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主要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通过保护规划,划定出古遗址或古建筑的保护范围,控制其周边建设用地,改善其周围环境风貌,以达到与人文景观的统一与和谐。第二是早期遗址本身的保护问题,如何保护好遗址不再遭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破坏,这个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下面结合这几年陕西省的古遗址保护实践,重点探讨早期建筑遗址保护方法等诸多问题。
二、遗址保护
西安曾是周、秦、汉、唐十三个朝代建都的地方,保存有许多著名的古代建筑遗址,这些遗址具有以下共同点: 遗址一般均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最早的有3000多年;曾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代表当时建筑及社会发展的水平;均占有较大的面积,而且其上没有建筑覆压,环境条件较好;虽然上部建筑已不存在,但遗址保存状况较好,因而可以通过对遗址的研究了解到建筑最初时期的情况;还可通过其他文献资料,对建筑有关情况作进一步了解。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逐步为早期遗址、帝王陵墓及古建筑群制定保护规划,陕西省文物主管部门对城市建设发展涉及到文物时,或者文物本身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维修时,首先要求必须制定总体保护规划,在规划的基础上分期分批实施。对于文物本身,需要指出的是,保护的目的,是尽可能让文物的原始状态能够一直保存下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人类历史发展的信息。由于中国早期建筑遗址主要是以夯土、砖铺地面及石质柱础为主,当遗址考古发掘结束后,遗址马上就面临的是回填或展示的选择。哪一类遗址会选择维护开放展示,哪一类遗址又会选择暂时或永久性回填,这将涉及到各个方面,比如,环境的条件、经济条件、科技手段等。更重要的是遗址本身的历史价值,与当前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实践,我们认为,对遗址而言,在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又不会对遗址造成破坏,复原性的保护应该作为第一种选择。回填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而并非最终的保护措施。保护开放的方式是我们探索的重点。遗址保护共分两类:一类是复原性的保护,这类保护措施要直接触及到文物的本身;还有一类是非复原性的保护,这类保护措施不直接触及文物本身。
非复原性保护主要针对建筑遗址,因为必须保护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防止自然因素的破坏,保护措施与遗址本身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建筑所采用的结构、材料、工艺及设备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复原性保护并非单纯对建筑作出复原,而是作为一种手段。如果想恢复到初始状态,这是不大可能做得到的,因为最初的使用状态、环境、室内陈设等均已不存在,不可能再去重新恢复,所以复原保护是有一定限度的。
复原性保护不能因复原而对遗址造成任何损害,复原的部分必须具有可逆性,并与遗址有适当的区别,所以说复原保护宜简不宜繁,复原性保护必须深入研究考古发掘成果,从中找出依据,使复原具备真实性。复原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遗址免遭自然与人为因素的破坏;复原保护的对象也是选择在历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的建筑遗址。比如:汉长安城、唐代大明宫、唐乾陵、汉景帝阳陵、唐长安城――天坛遗址等,下面以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保护工程为例。
(一)现状
中国早期建筑保存至今主要是以夯土、砖铺地面及石质柱础等为主,而含元殿遗址正是如此,它是唐代大明宫内的最重要的殿堂,位居龙首塬南坡的高地上,龙朔三年(663)建成,是当时朝廷举行元旦、冬至大朝会的场所。殿堂构筑于三层夯土台上,殿身面阔11间,每间均宽5.35米,进深28米,柱径0.7米左右。在大殿东西两侧约30米处各建有栖凤阁与翔鸾阁,殿与阁之间用曲尺形长廊连接,并建有转角建筑,在大殿东南与西南方向还建有东、西朝堂。朝会时,百官须经殿前龙尾道后才能入殿。
现保留有大殿的殿基以及栖凤阁和翔鸾阁的基址。其上木结构部分已毁于唐末,堆积物也不存在。遗存主要包括夯土台、局部砖铺地面、砖铺散水、台壁包砖、石质柱础、栏杆及螭首,且大部分已残。由于长年风吹雨淋, 夯土台不断地剥蚀变小。
(二)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气候和雨水对遗址造成的影响。西安位于关中盆地中部,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海拔400米左右,属暖温带,年平均气温13.3℃,极端最低温度为-20℃,极端最高温度为45.2℃,年降雨量为604毫米,而且多集中于7~9月份。经雨水长期冲刷与浸泡,造成遗址表面比较疏松,特别在冬季的冻融作用下,夯土台面层风化与剥落不断加速。
(三)保护工程
含元殿遗址的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均非常高,影响也很大,因此保护好这处遗址意义重大。既然是由于自然气候条件对遗址造成破坏,因此要设法增加其遗址土质的强度,增加表面的抗风化能力,进而设法再现含元殿遗址的原貌。
1.设计原则
(1)尊重考古发掘成果,以考古资料作为参照依据。
(2)查阅有关文献记载,研究建筑各部位的原貌。
(3)通过对遗址规划,划定其范围,控制周边环境的变迁。
(4)将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方法有机结合,对遗址实施无损保护。
(5)在依据充分的情况下,设法再现含元殿当年阶陛的规模。
(6)任何一项保护措施应具备可逆性。
2.保护方法
(1)夯土遗址表面的保护:对考古发掘清理之后的遗址表面,先铺满一层5~10厘米的细砂,然后在其上覆盖45厘米厚的黄土,使遗址表面保护层厚度为50厘米,其目的使遗址表面与保护层有所区别,但又不破坏遗址表面。
(2)支护与加固相结合:千余年来自然与人为因素给遗址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如夯土台被凿出多孔窑洞、台壁开裂以至坍塌等,这些均给遗址整体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对这部分重点是采取原材料与原工艺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补强或夯填。如填实窑洞、加固台壁、密实裂缝等。
(3)殿基局部复原:在遗址某一部分具备有复原条件的情况下,可考虑使用原材料与原工艺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复原,比如三层夯土台,均可按照遗址原表层砖石包砌做法予以恢复。若复原的依据不充分,但遗址某一部分又需要支护,可考虑使用砖、石等材料进行包砌,但其表面要与原建筑遗址能够有所区分。
(4)有限的局部展示:对于遗址中保存较好的砖铺地面、散水、柱础石等部位,可在保护层上设置观察窗或观察井,使参观者能够对昔日的含元殿有一些真实的感受。
3.遗址土力学的分析及保护
对于遗址夯土,经工程地质勘测和实验室分析结果,得出含元殿殿基是由素填土、夯土、古土壤等构成。其中素填土为遗址表面风化及考古发掘回填的黄土,夯土主要是殿基部分,厚度约4米;夯土以下为原生土。
据地质报告分析,经过人工夯筑之后的黄土具有较高的强度和承载力,无湿陷性,一旦风化很容易造成疏松、开裂,因此殿基夯土部分应是重点保护的对象,选择在夯土之上再覆盖黄土的办法可以补充损失的黄土。为了增加黄土的强度,在上面的黄土内加入一定比例的石灰粉。这样做既可以将传统材料与新工艺有机结合在一起,又符合传统的做法。
为了防止夯土台壁出现坍塌,同时也能再现含元殿殿基的原貌,在各层夯土台外壁砌筑保护性挡土墙,墙厚720~1080厘米,用青砖包砌。为了增加夯土表面的防水性能,在夯土上面按原殿基做法铺设地面方砖,恢复柱础石。在殿基保留夯土的地方,使用黄土加黄砂和胶粉,用传统方法夯筑0.8米高的矮墙,以表示原大殿的柱网布置。
含元殿坐落在三出陛的台座上。经考古发掘,第一层台、三层台的位置与高度能够确定,惟二层台因破坏严重而不能确定。为了保护遗址不再造受破坏,并再现三出陛的形式,在遗址表面铺设保护层(5厘米细砂,45厘米黄土),在台陛侧面砌筑青砖挡土墙,在台陛上面铺灰土层,夯至10厘米,形成防水层,再在其上铺方砖。
龙尾道是设在大殿南侧上下蹬道,史书记载坡道转折而上,犹如龙尾。本次考古发掘未找到任何迹象,但在东西二阁与殿陛结合处发现有坡道的痕迹,因此,认定龙尾道位于两阁的内侧。所以龙尾道沿阁的内侧设墁道登上大殿。先在遗址表面覆盖保护层(5厘米细砂,45厘米黄土),然后在其上铺设仿唐灰陶方砖。
含元殿遗址保护工程是对遗址保护原则与方法积极有效的探索,它必将对古遗址的保护产生重大影响。
三、保护修缮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陕西省已对近百座各类文物建筑进行了维修保护,主要包括木结构殿堂、砖石结构古塔等。近几年则重点对省内几座倾斜砖塔实施纠偏保护试验,对韩城元代建筑进行维修保护。下面逐一介绍:
(一)眉县净光寺塔
1.概况
净光寺塔位于眉县县政府院内,具体建造年代不详,塔北经幢题刻留有“眉城净光寺修造佛塔”、“元和拾壹年”、“咸通九年”等字样,经专家考证,认为该塔应为唐塔。净光寺塔为楼阁式砖塔,方形七层实心,底层设有塔室可入,塔体每边长为4.46米,塔高约22米。现塔底层剥蚀严重。1998年测得塔体向北偏东7.525°,倾斜、垂直方向倾角4.3°,塔刹中心偏差1.664米,正北方向偏差1.620米。
2.原因
净光寺塔倾斜主要是由于地基不均匀沉降造成的,另外“”期间曾在塔北面建有厕所,从而造成地基湿陷,加快了塔体倾斜的速度。地层关系:上部为0.4米厚杂填土,主要为砖块等。其下为素填土,土质不均匀,多含瓦片、石子等,含漂石。勘察表明,塔下土体经过上千年的重压,其密度已相当高,塔下土体水浸速率相当缓慢。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决定对该塔采取“成孔―软化”的技术,在塔南侧塔基下钻一排孔,再注水以软化孔间土,迫使塔体南侧产生不均匀沉降,促使塔身逐步回倾。
3.塔体加固
由于该塔年代久远,塔身整体性较差,塔体倾斜已趋于临界状态,为了防止纠偏过程中塔体出现开裂,首先对塔身1~3层用槽钢、木板及钢筋拉杆做临时性加固,每层加固两面道。在塔体纠偏过程中对加固拉杆应力的变化实施全过程监测。
塔底层剥蚀、破损比较严重,为了防止在纠偏过程中对塔下部造成局部的破坏,在纠偏之前对塔底实施适当的永久性加固措施。
4.塔体纠偏
避开被有关专家称之为“潦石”的土层,距地表约1米打1排孔,孔径为10~12公分,孔间距为10公分,孔与水平面夹角控制在10°左右,孔的深度依据理论分析以进入塔边线3/5左右适宜。孔大小与数量根据情况控制。成孔方式则采用洛阳铲人工完成。
成孔后需观察48小时,向孔内注水以软化孔间土。注水48小时后观测显示出塔体开始向南侧缓慢回倾,大约经过36小时,塔的回倾过程逐步趋于稳定。类似工序共需进行8轮。
一个月后对纠偏施工进行复测表明,塔尖南北方向由原来偏移1.62米缩小为0.62米,矫正61%;塔尖东西方向回倾0.52米,矫正70%。预计在以后一段时间内,塔体还会回倾10~20厘米。
5.经验体会
(1)塔下土体经长期重压,密度较大,常规浸水难以奏效,若浸水时间长,塔体回倾量无法控制。“成孔―软化”中的浸水是辅的,可以有效控制塔体回倾速率与最终量。因此,成孔―软化技术是可行的。
(2)在纠偏前需对塔身及塔底进行加固。因为塔体倾斜后,在回倾过程中,其轴面剪应力较大,所以为防止在回倾中塔体会出现开裂,对塔体要采取加固措施。
(3)成孔位置在距地表1米处为宜。
(二)韩城高神殿
韩城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遗存非常丰富,是陕西境内名副其实的文物大县。特别是古建筑保存下来非常多,共有国家级、省级、县(市)级重点古建筑152处。这些古建筑普遍存在着年久失修、破损严重等现象。有许多级别不高但文物价值比较高的古建筑更是面临毁坏的边缘,高神殿就是其中的一处。该殿原由四座单体组成的一组建筑,后来一座被拆除,现存三座,每座殿均雄浑完整,外檐彩画也十分精致。自被村上学校占用后,其内部构件就被任意改造,彩画被任意涂抹与刻画,大殿墙壁四处裂缝,柱子歪斜,瓦件残缺,殿周围垃圾成堆,排水不畅,环境恶劣,致使好端端的殿堂变成了危房。
为了保护高神殿,文物部门决定实施搬迁异地的保护措施,将高神殿搬迁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普照寺门前广场。
搬迁是一个非常慎重的问题,也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程,不能出现任何闪失。按古建筑维修规定:古建筑必须坚持就地保护的原则。搬迁则是不得已的办法。所以搬迁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保持其“原汁原味”。搬迁过程中有几条经验需总结:原建筑的山墙均为土坯墙,搬迁后山墙仍用土坯砌筑,一改过去大维修中将土坯墙换成砖墙的做法;二是高神殿经过改造,原门窗均己不存在,这次搬迁后,没有制作新的,而是设法在当地收购旧木门和窗,与高神殿整体和谐;三是将原建筑山墙上保留的部分壁画揭下,然后再重新嵌入原来的位置。四是搬迁前殿与殿之间的位置;搬迁后仍然保护原有格局。
无论是古塔纠偏保护,还是元代建筑整体搬迁,均是严格按照文物保护原则制定出可行的设计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对文物本体做到了最小干预。
四、结语
如新疆克孜尔,其壁画,艺术风格详见((新疆壁画艺术》,至于窟群中的塑像,早在伊斯兰教进入南疆代替佛教以后曾损坏了一部分。而近百年来更遭到帝国主义分子盗窃,因此许多精美的佛教塑像,一件也看不到了。如克孜尔第47窟前室的大盒,高达16.3米。这样大的窟型与阿富汗巴米羊大像石窟的形状颇为接近。新疆库木土拉的石窟群中,汉文题记最多,尤其是第3期9至16的各窟中。大窟群之南,渭干河出山口之东的河埋一区有六个窟,二区有八个窟。其中3号窟在河东岸上,前室作摩崖大鬼,完内当年曾塑12米左右的大像,与克孜尔第47窟的形制相同。
吐鲁番地区是古代高昌国所在地,唐时又为安西都护府的治所。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打马球俑”泥俑,这尊泥俑高37厘米,塑造了一位正在挥杖击球的唐代骑士形象。他头戴慢头,身着圆领武士抱服,蓄八字短须,双目朝下似正紧盯马球,座下白马腾空跃起,正在飞奔向前。那疾驰的马身,挥杖的手臂,都给人一种力度和运动的感觉。该俑取材于唐代贵族中广泛流行的一种体育运动一打马球。“马球”又名“波罗球”,因来源于波斯(今伊朗)而得名,经唐太宗提倡而盛行成风,历经宋、元,至明末才慢慢消失。
阿斯塔那唐墓中,新疆自治区博物馆于1973年发掘出的彩绘木俑“牵驼俑”(藏该博物馆),驼夫身高约50厘米,人物造型很有特色,在两道浓黑修长的剑眉下,一对略凹的大眼睛炯炯有神,鼻梁高耸,胡须微翘;头戴红边白顶高帽,身着石绿色掩襟长袍,前胸敞开的衣襟上,可看到绘有蜜蜂花草图案的红地衬里儿,足穿高黝黑靴,两手紧握,做牵驼状,无论从形象上还是从衣着上看,都具有鲜明的新疆兄弟民族的特点。
“牵驼俑”在制作技术上系采用先分段雕刻,然后合胶成型再施以彩绘,表现了唐代新疆造型艺术的高妙,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历史文物,同时它形象地再现了新疆兄弟民族的动人形象,是新疆美术史上的瑰宝。
阿斯塔那(三堡)北区,因扩大农田,在古墓区共发掘清理了大小墓葬30余座,出土遗物甚多,其中有大批泥俑。俑的种类包括骑马俑、男女立俑、武士俑、大小马俑、镇墓兽等等,同出于第336号墓中。这些俑都敷彩,彩色以红、绿、白为主。从俑的形象来看,为唐代无疑。泥俑目前还只在新疆发现,它们的制作风格虽然与内地同时代的陶俑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新疆的陶器,新石器时代、两汉至隋、唐的,屡有发现。而吐鲁番地区的俑以泥代陶,其原因是与地理条件与气候干燥的关系所至。这里除小件马俑有合模压制的痕迹可寻外,其余多是手工捏塑的。这种方法与敦煌乃至新疆各地千佛洞塑佛像的情况完全一致。由此,我们似不难找出泥塑和泥俑之间的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敦煌乃至全疆各地千佛洞的塑像是因石质疏松,不能雕造佛完、佛像,因而采用泥塑的办法。
我国古代的墓俑,题材分为两大类;一是侍奉墓主的俑人和动物;二是保护墓主的辟邪压胜之神物。马在我国古代,特别是汉唐时代社会中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墓俑素有“汉狗唐马“之称,可见唐代马俑艺术之精湛和人们的赏识。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向来以产良马闻名。阿斯塔那唐墓马俑更是非凡而有特色的,是研究古代新疆雕塑史的重要遗迹。1972年在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一件彩塑马俑,高76厘米,淡青色,全身花纹隐约。这件马俑,塑得丰筋少肉,头如剥兔,睛若悬铃,额广平宽,面部干燥;曲颈,长厚强大,轩昂富于悍威。胸臆宽阔,髻甲高峻厚实,肩脚长斜,肘腋开张,背长腰短,腹平,臀冕圆实,汗沟深长,腕促蹄高,挺然卓立。这件马骸具有:头颅清秀,躯干雄壮,骑乘坐速度,持久见耐力的特点,是速力兼备、追风汗血的战马形象。河斯塔那一号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泥塑马俑,也是淡青色的。那高昂的脖颈、修长的细腿、以及躯干的壮实、和上述的青聪马相近,但是气质性格迥异。如果说那件塑的是久经沙场的战骑,则这件倒象初出茅庐的雏驹。它不及前者骡悍,却更骏秀,带有少年般的稚气。头部最为出色:额面方,鼻梁长直,颊圆而开张,食槽宽大;张嘴时口裂深,长唇前伸,下唇收缩;眼盂深且眉脊凸起,眼大而明朗,炯炯有神,头向左歪着,好象在倾听、在注视什么,神色机敏聪慧。它自蹄至耳高约74厘米,至髻甲高约53厘米,身长(胸至臀端)为打厘米。举步轻捷而善于驰骋。此外,尚有出自336号墓的两件泥塑马俑,也都是形象高大、体质雄壮、面目清秀而四肢修长的骏马。
上述马俑的形象,自然令人联想到天马,即大宛马。新疆唐代雕塑与绘画中的骏马形象,同长安、洛阳的有类似处,又有所不同。头小面目清秀,四肢干燥,这是彼此的共同点,但新摄的尤为突出。这可能和沙漠、戈壁、草原、山峦等自然环境有关。在这种自然条件下,要经受干旱、酷热、寒风、冰雪的锻炼,马的体形干燥劲健是很自然的。这大概是内地和边疆马匹特点上的差异。在表现手法和艺术效果,静中寓动是中原和新疆唐代马俑所共有。气魄宏大,精美高华是长安、洛阳唐马俑的特色。这可能同京师长安、东都洛阳聚天下之良匠高手和要求考究有关。大概还因为三彩陶马是在作坊窑场里制作烧成的,可以精心细作,从容加工。阿斯塔那唐墓的大件泥塑俑,是在墓室甲就地塑就不能移动的。这样的制作条件,不容许精雕细刻,反复加工,而是“急就成章”,难免粗疏。这种即兴创作,容易流露一挥而就的天趣和熟练的技巧。在制作方法上,除了内地用烧陶,吐鲁番用泥塑不烧之外,其余和内地一样。上述的泥塑马俑,脖颈和脊背都有一道窄窄的深槽,是栽鬃用的。这与内地西安东郊洪庆村唐独孤思贞墓出土的六件三彩马俑的形制与栽鬃槽完全相同。
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和内地唐墓一样,都有镇墓兽,这无疑是内地葬俗的传播。现出土的多作蹲兽形,也有人头兽身、兽头兽身之别,和长安洛阳的相同。如果说它在艺术上有什么特点,那就是怪诞中见真实尤为突出,有的简直可以当作动物雕塑来欣赏。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一件镇墓兽,通高超过70厘米,泥塑淡彩,狮头兽身,头生双角,长了四只偶蹄,正合乎战国以来镇墓兽生鹿角偶蹄的传统,与中原唐墓的一致。精彩的是坚如岩石般的前额和胸肋,张牙翘舌,口裂深大,鼻翼和眉头象拧挤在一起的鹅卵石;深陷的眼窝,夸张地努凸出来的一对眼睛,好似在喷火。它富于气势凶悍矫健,野性十足,如有雄狮之神气。吐鲁番文物陈列馆展出的另一件唐墓镇墓兽,色彩鲜丽,也作张口蹲踞状。爪各三趾,体形呈流走的曲线,是以虎豹为原型塑造的。阿斯塔那唐墓这两件镇墓黔泥塑艺木所以成功,不在于虎头长角,狮腿生蹄,而在于能够巫飞实地、生动地表现猛兽的神态,并且驰骋想象把不冠的种属的动物器官,巧妙地、和谐地综合起来,构成令人惊绝的艺术形象。
新疆阿斯塔那唐代墓俑雕塑,己出土的数以百计,佳作尚多。足以代表百西域的雕塑水平。我们以上提到的几件泥塑,在艺术上均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决非全面无遗。就艺术形式而言,新疆古代雕塑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中国雕塑艺术的优良传统。 [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