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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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据有关部门推算，2008年全国流动人口超过2亿，在2亿左右流动人口中，6--14周岁之间的学龄期儿童人数超过1000万，这些学龄儿童成为城市的特殊流动儿童群体，他们与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一样，也面临学习、生活等一系列问题，也容易面临心理发展、人格成长、情感矛盾、社会认知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难题。这个群体迫切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由于受到学籍、户籍的制约以及城市学校教育资源有限、家庭经常流动和经济困难等因素的负面影响，流动儿童经常面临入学难、受歧视等困境。城市边缘化生活过程中遭遇到的种种困难、不稳定学习活动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容易造成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和对社会生活的不满。近年来，各级政府开始大力改善民生，流动儿童教育成长的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关注的问题。

笔者对流动儿童认知特征和社会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对于了解流动儿童认知特征和社会适应状况及其问题，以及采取对应的教育措施引导和帮助流动儿童形成良好的认知特征和促进其社会适应，有积极的意义。　二、研究的现状

认知特征是个体对人、事、问题、社会加以感知、认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征。社会适应与个体的认知特点有密切的关系。社会适应是人与社会之间形成和维系和谐关系的重要基础，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面。流动儿童认知特征的研究文献很少，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问题有一些研究。邹泓等(2005)4耐九城市流动儿童对城市的主观感受、受监护情况、受侵害情况、歧视以及童工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孙璐(2006)就流动儿童社会融入问题的调研显示流动儿童在社会融入方面处边缘化状态，他们处在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而冒险又要为承受旧传统而忍耐、痛苦和懂憬并存、自卑和自强同在的境地。唐贵忠等(2007)对重庆市城区小学在读流动儿童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情况总体良好，但在参与集体活动和课堂发言方面还显得不够积极，提出应重视流动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为流动儿童的社会心理发展提供良好的校园和社会环境。

这些年，流动儿童社会行为的研究得到重视。邢延清、黄辛隐(2008)研究发现，流动儿童中女生的亲社会行为比男生要好；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小学阶段比初中阶段要好，其中五年级表现得最好，初三年级表现得最差。而且流动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不如本地学生好，存在差异显著。汪清(2006)研究表明，公办学校与民工子弟学校中的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和交往焦虑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公办学校中流动儿童的师生关系显著好于民工子弟学校中的流动儿童，公办学校中流动儿童与同一学校中的非流动儿童相比，师生、同伴关系水平较差。

我们看到，关于流动儿童认知特征的研究较少，关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较丰富。我们编制间卷调查分析了流动儿童认知特征和社会适应方面的状况，探索流动儿童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有效培养流动儿童形成健全的认知特征和促进其社会适应的对策。

三、调查的方法和对象

我们根据国内外关于认知特征和社会适应方面的有关研究，参考了有关研究者编制的问卷，初步形成《儿童认知特征和社会适应调查问卷》。根据问卷试测时儿童的反映和测试后的意见反馈，修改形成调查问卷，采取学生自主评分的方法，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问卷采取五级评分法，即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有时符合有时不符合、基本符合、完全符合这五个等级。

调查对象为某市流动儿童学校小学4--6年级学生，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的有效问卷为270份，有效率为90.00％。被试中男生为151人，占55.93％；女生为119人，占44.07％。

四、分析与讨论

我们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流动儿童的认知特征和社会适应表现出复杂的特点，大多数流动儿童的认知特征表现较好，他们有良好的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态度，绝大多数孩子具有良好的社会道德行为，能够适应社会生活。但是调查中也发现，有些流动儿童出现了一些认知特征和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

(一)部分流动儿童觉得社会不公平

调查显示，不少流动儿童认为社会不公平，家人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这一认识也与其父母有关。在“我觉得社会很公平”这一问题上，流动儿童有21.56％的人做出否定回答。在“我家人遇到过不公平的事，我觉得社会不公平”、“我的父母觉得社会不公平”、“家人挣钱很辛苦，我觉得社会不太公平”等问题上分别有22.54％、22.55％和23.53％的儿童做出肯定回答。调查还显示部分流动儿童感到政府对农村来的学生关心不够，在“我觉得政府对待外地农村来的学生比较关心”上，有14.70％的人做出否定回答。

(二)部分流动儿童认为社会上好人不多，人际关系冷漠

调查显示，大多数儿童感到同学关系较好，在“我觉得周围同学还是喜欢自己的”问题上，流动儿童只有18.62％的人做出否定回答。但在“我会向同学倾诉自己的心事”这题上，流动儿童有48.04％的人做出否定选择，说明绝大多数流动儿童对人有明显的戒备心理。在“我觉得人们间的关系比较冷漠”上，22.55％的流动儿童做出肯定回答。在“我觉得社会上还是好人比较多”这道题上，有10.78％的流动儿童表示完全不符合或者基本不符合。

(三)相当多的流动儿童认为城里同学的家长歧视农村来的孩子

相当多的流动儿童感到城里同学的家长看不起农村来的儿童，“我觉得城里同学的家长看不起外地农村来的学生”这道题上，有40.20％的流动儿童做出肯定回答。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孩子的感觉是很真实的，这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利。关于“我觉得城里人待人还是好的”这道题上，流动儿童有15.68％做出否定回答。流动儿童表示不喜欢住在城市里可能与此有关，在“我不太喜欢住在城里”的问题上，有25.49％的流动儿童做出肯定选择。

(四)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的社会道德行为有问题

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表现出社会道德行为有缺陷。关于“我觉得应主动去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我觉得应帮助父母做事(如做家务)”、“我会帮生病的同学做值日”三题，分别有6.86、14.70％和10.78％的流动儿童作出否定回答。像在捡到东西还人、乘车排队、不随地吐

痰、不践踏草坪这样基本的社会公德行为，流动儿童的表现也不理想。在“我捡到东西会主动还给失主”、“我乘公共汽车时会主动排队”、“我不会践踏草坪”12.74％、11.76％、7.84％的流动儿童做出否定回答。对“我常常会随地吐痰”、“我有时会乱扔垃圾”有12.74％、16.66％的流动儿童做出肯定回答。

(五)部分流动儿童人际交往行为存在问题

调查显示，部分流动儿童合作行为、分享行为存在问题。在“我常常和别人一起分享我的食品”、“我愿意和别人一起玩我的玩具”、“同学哭了，我常常会去安慰他”、“同学遇到挫折时，我会主动去鼓励他”、“看到别人伤心难过，我会感到难过”等题分别有14.10％、13.72％、20.59％、15.68％、20.59％的流动儿童做出否定回答。在“同学哭了，我常常会去安慰他”这道题上，有22.77％的男生、35.44％的女生表示完全符合。

五、对策与思考

针对流动儿童表现出来的认知方面及社会适应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培养流动儿童形成良好的认知特征和促进其社会适应。

(一)关注流动儿童问题，重视改善流动儿童的待遇-

政府有关部门要重视并关注流动儿童问题，要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纳入政府教育整体发展规划，加强对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的调查研究，制定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各项政策和措施，改善他们就学的条件，使其能够与城市儿童共享城市文明。各级政府部门应大力改善民生，善待流动儿童，帮助他们形成对社会、政府的正确认识，促使他们形成良好的社会认知和行为。

(二)重视品德教育，培养流动儿童良好的社会认知

学校教育对流动儿童认知特征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教育中应重视流动儿童良好认知特征的培养。特别是在品德教育中更要关注良好认知的培养，比如在品德教育过程中，通过设置一定的情境，树立一定的榜样，使流动儿童进行模仿和学习，对流动儿童的良好认知特征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和导向功能。教师要重视学生良好社会认知的培养，善于抓住各种教育时机，并结合孩子平时的表现进行个别指导。

(三)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促进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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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为检察机关确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是否继续适用羁押措施，是否适用附条件不，以及采取何种矫治和教育措施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要掌握这些必须通过社会调查。本文试图对检察机关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检察机关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时，由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组织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在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制作出书面社会调查报告，该报告将会成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作出决定或者裁决的重要参考因素。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从法律层面肯定并倡导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人民检察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综上，我国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都充分强调了社会调查制度在保护和关爱未成年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些规定体现了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适用。

二、检察机关适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阶段

（一）社会调查制度在审查逮捕中的适用

审查逮捕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捕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逮捕的制度。《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因此，在涉嫌犯罪的前提下，是否采取羁押的措施，取决于该未成年人是否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而所谓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人的存在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也就是再犯的可能性。影响社会危险性因素包括本人的素质特征和犯罪前后的态度，其关键是个人的素质特征，即年龄、性格、爱好、以往的一贯表现、为人处事的方式、道德等一系列的品格特质。个人的素质特征必须依靠社会调查来体现，通过对未成年未成年人在家庭、学校、村委会、社区的表现情况、个性特点和社会的认可度，确认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为其作出是否需要羁押提供依据。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审查中的运用

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依法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诉的活动。《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

未成年人主观恶性的大小直接反映了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而犯罪原因和动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观恶性的大小，这些可以通过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个性特点、身心状况和家庭关系等进行综合判断。社会调查报告恰恰为检察机关考察未成年人是否需要判处刑罚、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或者免除刑罚提供了参考资料。一般而言，作出不决定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应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判，客观方面体现在对被害人，对社会实际造成了的伤害，主观方面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可以从犯罪原因、犯罪动机及其成长背景、一贯表现、家庭和社会关系、人格特性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因此，在审查阶段，社会调查报告是作出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决定的重要依据，也是寻找未成年人最佳处罚方式的重要依据。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缓刑建议中的运用

缓刑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根据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定情况，依法对人民法院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建议的，应当将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有效监护、帮教的书面材料一并于判决前移送人民法院。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所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同时，调查报告所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和社区的情况也是未成年罪犯具有有效监护、帮教条件的证明材料，能保证缓刑的正确实施，从而在社区内实现矫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检察机关的运用

（一）检察机关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承担着审查批捕、审查职责，因此在受理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查批捕、审查案件后，检察机关可以启动社会调查，检察机关可以自行开展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组织开展社会调查，将社会调查的结果作为办事案件的参考。

（二）完善检察机关社会调查流程

检察机关不管是自行开展社会调查，还是委托有关部门或组织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工作要规范，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在肯定社会调查制度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对其公正性给予充分关注，完善一系列的监督制约措施。一是必须有2人参与调查行为。必须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二是回避制度。调查人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时，应自行回避。三是严格按照我国有关证据的规定进行收集，在收集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程中，严格按照我国法律中有关证据的规定进行。调查的内容采用书面形式，必要时要有音像、视频等资料，尽量减少对口供内容的依赖。四是保密制度。调查人员不得泄露在开展调查、参与诉讼中获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隐私等信息。五是明确调查时限。在审查逮捕阶段，调查人员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五日内完成社会调查工作，并制作完成《社会调查报告》。在审查阶段，调查人员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十日内出具《社会调查报告》。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方式和内容

社会调查一般由社会调查人员直接到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进行调查，调查方式如调查问卷、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不定期地对未成年人进行访谈；见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所在单位的领导；深入学校、社区、村委会了解未成年人的平时表现等等。然而，这些方式很难准确把握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分析和预测其以后的行为。因此，应当完善调查方法，既要发扬传统调查方法的优势，又要积极采用人格理论、人格心理学等领域的优秀研究成果，通过人格测量等方式来更好地进行人格调查。同时注重各种方法应相互配合使用，通过综合分析，使调查内容客观、真实、完整、准确、实用。新刑诉法明确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而我国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更细化了这一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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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主体以公安机关为主，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补充调查，辩护人自行开展调查和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参与调查较少。2013年1月至8月，林州市检察院审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件23件31人，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7件38人。按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实施办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审查时均随案移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材料和社会调查报告52份，检察机关根据需要补充社会调查报告17份，人民法院根据情况调查9人次，辩护人自行调查2人次。其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全部为自行调查，人民法院为委托其聘请的专门调查员进行调查。另外，统计发现重复调查比例较高，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重复调查率分别达到32.7%和17.3%。在社会调查制度实行的初始阶段，重复调查可以使社会调查报告逐步完善，但同时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调查对象与方式

以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邻居、朋友同学、学校、社区（村委会）为主要对象，多采用访谈形式调查，没有进行犯罪危险性人格的心理评估。林州市检察院统计显示，13%的社会调查报告有3个调查对象，87%的社会调查报告有4个以上调查对象；约90%采用访谈方式，并制作询问笔录装入卷宗，另外10%采用调查问卷和书面证明等形式，作为面谈方式的补充。调查对象的占比统计，均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法定人进行调查；其他调查对象中，社区（村委会）、学校、同学较多，分别为调查对象的48%、32%、13%，朋友和其他人员较少，共占调查对象的7%。

（三）调查内容

调查材料数量和材料反映的行为事实较少，导致调查内容简单空泛。林州市公检法机关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条件等。在实际运用调查材料作出判断时发现，向父母、邻居、同学、老师了解情况时，有的因为人情关系，不能如实叙述未成年人现实表现；有的仅简单叙述平时表现好或者不好，具体如何好或者如何不好没有事实反映。犯罪原因多是“父母管教不严”、“家庭经济条件差”，对父母如何管教、家庭收入数额等没有深入调查。诸如此类过于笼统的调查材料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适用，有的还存在逻辑矛盾，不能为最终出具评估意见提供客观、充分的事实依据。

（四）调查报告使用

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参考使用的同时，缺乏对调查报告的审查、监督。侦查阶段即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使得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在审查逮捕、审查、量刑和法庭教育等环节作为办理案件的参考，但普遍存在不核实调查材料，不审查报告内容的现象。林州市检察院在出庭张某涉嫌抢劫罪时就发现：公安机关对张某进行社会调查后认为张某认罪、悔罪，庭审时张某向法庭提交一份悔过书。公诉人认为如果认定张某悔过，将会对其从轻处罚，建议张某当庭宣读其悔过书。而张某当庭宣读的悔过书，对查明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随提出不能根据社会调查报告认定张某认罪、悔罪，并得到了合议庭的支持。

二、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践现状的解读和分析

（一）调查主体不规范，导致调查工作流于形式或出现纰漏

我国法律规定的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控诉方（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辩护方、社会团体组织、法院。具体而言：

1.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进行社会调查，会导致办案人员工作量的大幅增加，通常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细致调查。在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不足的现实条件制约下，办案人员自行调查不可取。

2.律师进行社会调查，会因为职业自身的利益倾向性，以及进行辩护的需要，通常更加注重收集那些对未成年人有利的材料，忽视那些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不利的材料，难以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

3.法院进行社会调查，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诉讼中法官中立的宗旨。法官参与调查，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个人的主观色彩和先入为主，形成对案件的预断，不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公正审判。

4.社会团体组织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部门、共青团、妇联等。由于这些工作机构及人员配备不完善，一般公民并不具备调查专业知识，对案情不了解，对诉讼也相对陌生。另外，在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调查过程中经常遇到社会调查对象拒绝等原因，难以保障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实践中，这些主体进行社会调查的比例亦较低。

5.多部门进行社会调查，很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走向两个极。一是重复调查，各个调查主体基于其角色本能，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二是相互推诿，使社会调查工作流于形式，出现适用率低、实效差的问题。

（二）调查指标不具体，不能科学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

1.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原始调查资料是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基础，而收集的材料应当是反映行为人现实表现的客观事实，不是结论性意见。但这恰恰是调查内容的盲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经过近15年试点探索，各地具体做法不尽相同。目前，最具代表性且适用较多的是四见面制度。该制度要求，与涉罪未成年人见面，了解家庭情况和思想状况；与监护人见面，了解性格特征和成长经历；与学校、单位、社区有关人员见面，了解社会交往、学习、工作情况；与看守所人员见面，了解认罪、悔罪表现。上述人员中，除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外，大多与涉罪未成年人是亲属、朋友关系，如果不随机选取足够多的调查对象、询问详细的行为事实，就很难得到客观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现实表现的依据。

2.缺乏犯罪危险性人格测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是通过调查行为人的人格，查明行为人有无犯罪危险人格，发现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并以此作为司法机关实施个别化处理的参考。因此，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是对人身危险性最为可靠的调查，应该是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对性格、气质的判断，属于人格刑法学的范畴，需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判断，其理论基础是人格行为论和人格责任论，运用投射测验、自陈量表、主体测验、行为评估技术等人格测量方法。显然，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人性格、气质评估，是办案人员凭借自身经验、社会阅历的朴素认识。

3.缺乏统一操作标准。新刑诉法对调查的内容进行了列举，如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由于要求比较宽泛，所有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调查报告在客观内容方面不统一。如林州市人民法院《失足少年调查表》把“对书指控被告人已构成犯罪有无意见、对法院审理本案有何看法和要求”设定为调查内容。

（三）调查人员不专业，导致调查方法不科学和调查结论不可靠

1.调查人员权利义务不明确。一是没有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外其他机关、组织进行社会调查所必须的权利。其中，反映较多的问题缺乏相应的会见权、调查权。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判决前除承办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外，其他人员不得会见。如果调查人员没有会见涉罪未成年人，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和犯罪背景。二是调查人员身份不统一。参考各地的社会调查操作规程可见，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妇联、学校、聘请的社会调查员，以及其他多类社会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根据刑法规定，这些组织、人员分别属于不同性质的主体，如果对其违法调查行为进行处罚，则会存在同种违法行为不同种处理的情况。三是违法调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各地运行的社会调查制度对于调查人员除了形式上的客观、中立强调外，并没有具体的措施来保障其客观、中立。一般而言，在国外，担当社会调查员普遍具有客观、中立的职业要求，而且对其工作还有司法监督和公众监督，调查中的舞弊行为一旦查实，不但其调查报告将失去参考价值，而且调查人员还可能按伪证罪论处。[1]

2.调查人员不具备相关知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志愿者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均可进行社会调查。但是目前，无论由谁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人员专业化不足、素质欠缺的问题比较突出，直接导致社会调查方法不科学、结论不可靠。部分报告只是对事实的列举；部分行文语言含糊、逻辑混乱；部分报告不必调查只需要用一般认识就可能得出，如将性格特征简单地归结为内向和外向，将涉财犯罪的动机习惯概括为缺钱花、抵制不住钱的诱惑等。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探索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一方面要从制度本身入手，细化原则性规定，增强其司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从机构设置、司法理念以及协调机制方面努力建构适合的制度运行环境，从而保证制度在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时顺利实施。

（一）树立科学的少年司法理念，指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

1.树立双向保护理念。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注意对未成年人保护和对社会保护的有效结合。调查必须实现对未成年的实体保护，要求调查主体合法、调查形式合法、调查采取的具体方式合法，不能用不正当或者非法的方式。调查报告内容必须客观真实，调查人员在进行调查时应避免先入为主的思想，必须坚持客观公正，既不能为打击犯罪，收集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材料，又不能迁就涉罪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

2.树立客观、中立理念。社会调查人员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调查报告应当事实求是，客观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和犯罪背景材料，理性判断分析受调查者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避免受到其他人、社会舆论等的影响带有偏见性调查。如同情或者痛恨的态度，必然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和真实。

3.树立全面调查理念。基于教育挽救的目的，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及其生活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以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式的条件因素。

（二）细化社会调查制度，增强其可适用性

1.规范调查内容。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和教育的参考，必须具有统一调查指标。

2.引入心理学人格测量。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是对人身危险性最为可靠的调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正式引入人格测量。同时注意，在运用人格测量结论时不能因为负面的测量结论作出对涉罪未成年人不利的处理。即，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比较健康，应当作为减轻、从轻处罚的依据；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不健康，不宜作为加重、从重处罚的依据。

3.合理界定调查对象范围与人数。向监护人、亲属了解情况，应当详细询问能够反映涉罪未成年人表现的具体事情，并通过调查邻居、同学等予以印证。向同学、同事、朋友、邻居等了解情况，应当随机选取3至5人以上进行调查。特别需要避免的是，不能仅向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其监护人提供的人员了解情况。

4.加强对调查报告审查监督。加强对调查报告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审查力度。对收集的书面记录、书面材料、调查表等原始资料，重点审查材料数量是否充分、反映事实是否客观、调查内容是否全面。对调查结论，重点审查判断方法是否科学、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评价与调查的原始资料、涉罪未成年人的的供述、相关证明能否相互印证，是否需要补充调查。

（三）促进调查主体阶段式发展，在组织制度上保证社会调查适用

1.社会团体组织的调查能力不能满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需求，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应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进行调查。

2.逐步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承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职能。鉴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应当由中立第三方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接受司法机关委托开展社会调查。

（四）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确保调查报告制度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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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办案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不仅要查明案件本身的情况，还应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教育经历、个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于犯罪和案件处理有关信息作全面、细致的调查；必要时还应对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并根据调查的结果选择最恰当的处理方法。其也称全面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樊崇义教授在《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这样解释道。

专家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看法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关注的视角由犯罪事实转向了行为人本身，这一转变契合了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提高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作出各项司法决定的针对性，契合了教育刑、再社会化、刑罚个别化等刑罚理念、原则的要求。

而在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干警看来，社会调查制度适用广泛：对于个案而言，社会调查制度为强制措施的适用、不决定的作出、准确适当量刑和刑罚执行时的教育矫正提供了依据。此外，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可以为其推广到所有刑事案件积累经验。

目前，天津市检察机关已将社会调查广泛应用到审查逮捕、不、公诉案件量刑建议等环节。据记者了解到，在审查逮捕阶段，将社会调查的情况作为判断逮捕必要性的主要标准。如河北区检察院制定的《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可行性评估标准》，其中关于人身危险性、家庭监护条件、社会帮教条件等15项评估事项，都是以社会调查为前提。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环节，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犯罪起因、犯罪前后的表现等，对于人身危险性下降且确有积极改过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表现的，觉得相对不。在提起公诉时，结合社会调查的情况，决定是否建议适用缓刑，并将社会调查报告随量刑建议书一并移送法院。

经过几年的推行，社会调查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记者拿到的河北区检察院的案件统计数据看，2008年至2010年间开展社会调查以来，在审查逮捕阶段对74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其中不批准逮捕8人，且都没有出现捕后再犯的情况。在审查阶段，经社会调查后决定不有18人，占受理全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总数的11%，不率比此前有所上升。而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提出的规范化量刑建议共计94份，法院采纳率为100%。

尽管取得了一定实效，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了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于是，天津市相关部门在2010年12月出台了相应的《实施细则》，《细则》里规定了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审查逮捕、审查以及审判、执行刑罚时，必须结合社会调查报告作出有针对性的处理等内容；并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各自职责及相互协调与配合机制等内容。

不仅如此，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未检科干警基于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立法、理论、实践等层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