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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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老人对社会的义务减少，他们对社会的兴趣也日益降低。但更多的研究认为，是现代经济限制了老年人社会角色的发挥和社会活动的参与，从而形成社会对老年人的疏离。特别是强制退休制度，更是以牺牲老年人社会劳动的权利为代价，以提高生产效率。与此相比，早期“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更接近常人的认识，似乎公允一些。这个“理论”认为：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不因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老年人同样有活动和参与的愿望，只是参与活动的速度变缓、节奏放慢而已。“活动理论”与“生命持续理论”、“年龄分层理论”、“角色理论”和“发展理论”一脉相承。

中国老年人也面临一些特殊问题。传统社会的消失与当代制度的变迁使得中国当前的“文化失范”现象突出，“尊老”的传统日益消亡。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4-2-1”家庭结构，也造成了“万千宠爱集于一身（亦是全部压力集于一身）”的脆弱社会心理，又催生新的社会问题。在各种矛盾同时出现的今日中国，代际冲突与社会谈判将成为普遍现象，沟通（亦即传播）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老龄化与传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老年人与传播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据研究者调查，中国大陆关于老年人与传播关系的研究数量少、深度浅，集中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和个别刊物，研究方法多以感想式的评论为主，很不均衡。老龄化与大众传播媒介关系密切。在现代大众社会，老年人与社会生活的主要联系是非职业性的，是需要借助大众传媒来实现的。大众媒介却往往忽略对老年生活的反映，对老年人群的形象建构很多是负面的，也存在隐性歧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大众传媒都在有意无意地灌输一种悲惨和无助的“自然”年龄观：变老，意味着日益丑陋的容貌和日益无助的身体，意味着对社会的经济负担和对家庭的无益浪费。虽然从生理学和经济学上看，这些说法不是没有根据，但这种消极的观点导致了深重的焦虑心理，无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有害于老年人（事实上也包括全体人，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的精神健康。“日益年老”的现实与“永远活在当下”的理想之间的不匹配性与日益后现代化的视觉文化明显相关。而老年人正是视觉媒介（主要是电视）的基本受众。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及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2005年的一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老年人仍然习惯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电视是老年人中最常使用的媒介，其次是报纸、手机，而接触网络的老年人在当时只占很低的比例。有研究认为，价格是阻碍老年人使用新科技产品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技术困难。可见，只有经济水平和接受能力都较高的老年人才有可能接触并采纳新媒体，因此，老年人普遍把“会上网”看做一种正面标签，视为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数据显示，一周7天内老年人几乎每天都会收看电视，而每周约有一半的时间会选择看报纸，上网的天数平均每周仅有1天。可见，电视是充实老年人群体晚年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媒介形式，起重要的“伴随”作用。另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的调查，老年人群已成为中国电视观众的主体，见图1。

从收视时间看，2012年65岁以上老年人日均电视收视时间是269分钟，也是各年龄段中最高的；55至64岁是255分钟，位列第二，两类群体日均收看电视均超过4个小时，属于伯格纳所谓的“重度”观众。显然，老年人赋闲在家，有更多的时间收看电视；同时，电视帮助老年人扩大了信息经验，降低了他们的信息贫困程度。老年人与电子媒介：传播研究的一些取向“老龄化与传播”的关系主要涉及大众传播媒介（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为老年人口提供的服务和老年人接触和采用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问题。“老龄化与传播”研究则是在承认老龄化现实的前提下，力图寻求个人健康与社会和谐的纠偏除弊。现有的“老龄化（或者老年人）与电子传播”的关系有一些特定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分为老年人与传统媒介的关系及他们与新传播媒介的关系。对老年人与传统媒介的关系，由于电视与观众的研究文献丰富，有一些分年龄段的研究成果涉及老年人与电视的关系。

各国经验普遍显示，电视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等人提出的电视教养理论（cultivationtheory，台湾译称涵化理论）及其文化指标研究的发现④，美国老年人是电视的“重度”接受者（界定为每天看电视超过4小时的接受者），他们对真实世界的看法易受电视对世界的描绘所影响，甚至被其主导；电视暴力节目（包括其他一些负面报道）对重度电视观众尤其是老年人具有“吓退作用”。的确，中国的老年人对“邪恶的”现实世界（灾难、事故、犯罪案件、环境质量、食品安全，包括大量针对老年人的欺诈现象）也往往会有不安全、不可信的负面印象，并逐步退缩于个人的狭小世界。此外，老年群体、老年生活与老年形象在电视中的反映也是很不充分的，因为鸡皮鹤发的老人与观众对青春靓丽形象的期待南辕北辙，而观众的这种审美偏好也是商业电视长期培育出来的。即使有《金色池塘》等有数的几部影视作品从正面的视角反映了老年人的问题，但以老年人为主角的视觉文化总体偏少。而在中国电视剧库存中，老年人早早退出了古代宫廷以外的权力场域；在家庭剧种中出现的，也多是可怜可笑的形象。尽管老年人已成为中国电视观众的主体，可真正做给老年人看的电视节目却寥寥无几。中央电视台办了18年深受老年观众喜爱的栏目《夕阳红》于2010年告别荧屏；虽然后来在央视十套“复出”，但受关注度已大为降低。广播本来是老年人非常喜爱的媒体，近几年更多向年轻听众播放流行音乐，也使老年广播市场不断萎缩。相比之下，一直被我们误认为“不敬老爱老”的西方媒体，却很重视为老年人服务（当然，他们大多是出于开发和经营市场的需要）。美国有800多家老年广播电台；法国也有专门电台通过热线电话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服务。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生态的建构者，它们对老人形象的贬低和对老年节目的忽视也可能导致社会对敬老、爱老传统的淡忘。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老年人与新媒介接触的状况已经大大增加。据《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的数据，近几年来，60岁以上老年群体接触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人数有所增长，从2000年的283.5万迅速升至2012年的902万，增幅为218.2%。然而，尽管老年网民的总体数量在不断上升，但由于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更快，相比之下，互联网在老年人中的普及率近年并未明显提升，与非老年人群的网络普及率快速蹿升形成鲜明对比（图2）。可见，享受互联网及其所带来的便利，只是少数老年人的“特权”，绝大多数老年人仍属于信息社会“边缘人群”。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可能并没有缩小老年人与非老年人之间的“数字鸿沟”，甚至可能扩大了“代沟”，加重了代际隔阂。新媒体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仍是不熟悉的新鲜事物，使用互联网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则属于“锦上添花”的部分。因为需要投入较多的注意力和体力到海量的网络中“主动”获取讯息，相比于电视提供的不假思索即可完成的“被动式娱乐”，老年人对网络并没有形成很强的“依赖性”。

老年人在体验到“信息孤岛”的孤独感，认识到网络提高晚年生活品质和社会适应性等诸多好处后，也并不缺乏使用新媒体的意愿，但他们面临的障碍使他们望而生畏。包括老年人对社会环境和虚拟空间的疑惧，对技术的恐惧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使老年人对新媒体的采纳过程类似于由传统社会向信息社会的“移民”。而老年人最依赖的家人往往充当了他们向信息社会“移民”的“顾问”和“人”：家人通过提供物质支持、技术反哺、情感激励和心理支持等方式，成为促进新媒体在老年人群中普及的关键角色。使用新媒体（尤其是网上视频）可以弥合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弱化，减少社会分隔，帮助老年人“重新社会化”。晚辈对老年人进行新媒介素养“技术反哺”并通过虚拟空间的互动进行“精神赡养”，正成为现代中国人尽孝的一种方式。从社会效益角度看，新媒体催生的远距离工作方式，可能成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掘年长者潜力的辅助形式，为那些被退休制度划分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发挥作用的平台，让老年人从社会的“消极人口”变为事实上的“积极人口”。（本文作者：郭镇之、孟伦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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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期起，人口老龄化逐渐成为全球性趋势，进入21世纪，已成为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我国是“未富先老”的发展中大国，当前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四川省是老年人口大省，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在未来10～20年，四川省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人口老龄化对我省政治、经济、文化和地区发展的影响是系统性、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如何应对这一长期性、综合性的战略工程，采取有效措施，防患和解决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对于促进我省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老龄化社会包含以下几个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2003年，四川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上升到685. 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 86%。少儿人口比例在30%以下，1988年少儿系数为29.98825%。年龄中位数达到或超过30岁，2000年已经上升为30.14岁。老少比高于30%，2002年则达到30.99 %。根据上述四项指标的动态变化，可以看2003年，四川省的各项指标都已经达到老年型人口的指标数。

三、人口老龄化的预测及影响

人口老龄化数据预测采用ARIMA模型进行预测。从预测的图1中可以看到2022年65岁以上的老龄化比重将要上升到12%，并有稳定上升的趋势。

1.老龄化的趋势将继续，原有的老龄化人口问题更加突出和明显

未来十年内四川省的老年人口比例依旧不断提高。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老年人口问题将会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医疗保健、生活的照料等需求将会在社会的各种角落里出现，呈现出一种大范围的比较普遍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将会在较大范围内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和动荡。

2.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逐步高龄化

20世纪70年代初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省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人口素质也得到极大提高；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老年人口数量迅猛增长，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力供给逐步下降，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即将改变。同时劳动力年龄日趋高龄化。

3.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随着四川人口转变的推进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口红利窗口即将关闭，人口抚养系数上升，宏观经济高储蓄、高投资的现象逐步消失，这导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

4.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迎来新的改革

我省老龄化社会到来，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进一步加大。需要寻求更好的保险保障模式，使得老龄人更好的得到社会的尊重，同时减轻青年人的压力，促进四川经济稳步发展，使得社会更加稳定和谐的发展。

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建议

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对社会的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及社会保障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根据四川的老龄化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参与和共享――人口老龄化政策的基本原则

1999年联合国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人年”的主题，其实质是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使老年人真正作为平等的一员融入社会；其核心是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和平等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认同，消除视老年人为社会发展消极因素的认识误区，树立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

2.适当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前提

国际经验证明，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结果认为，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所出现的“社会保障危机”，主要原因并不是领取养老金人数的增加，而是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因此，政府应该及早调整积累和投资结构，改变目前以政府投资为主的格局，形成以企业和个人投资为主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同时，继续吸引国外资本，弥补国内资本积累的不足。

3.建立家庭养老为主的多元化养老模式

进一步明确家庭养老的主体地位，形成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在子女克尽赡养义务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提倡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有效结合。同时，建立老年服务督察制度，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强化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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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养老保险体系构建中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就要不断地完善，以通过塑造优良的人口环境促进人口良性发展。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极深。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社会保障的压力是极大的。如果养老保险制度没有跟得上时展，就意味着在具体实施中存在着滞后性。人口老龄化属于世界性问题，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就更需要直接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对全面掌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中分析城乡差异，并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执行情况做出基本的判断，基于此而对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进行评估。从中可以明确，中国的社会发展结构受到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极深，加之多元文化渗入，使得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要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才能够加快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并推进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

1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改革现状

1.1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建立以来，经历了改革，至今已经走过了10多年的实践，期间不断地摸索着，并落实到实践中，对于养老保险资金管理已经形成了社会统筹结合个人账户的资金筹集方式。［1］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中国的养老保险现状日趋严峻，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难以为继。目前退休人员的劳保保障，特别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模式的启动，养老保险功能日趋退化。这就需要从中国发展实际出发，针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问题展开研究，思考社会保障中所存在的问题。纵观中国养老保险的发展历程，自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中国的养老保险不断地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从1951—1965年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1966—1976年的养老保险制度引发社会问题而遭到破坏;1977—1992年的养老保险制度进入到恢复期并根据社会发展形势而不断地调整;直到1993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改革和创新。从中可以明确，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每一个阶段都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且符合中国国情。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变了原初的养老金计算方式，采用了社会统筹结合个人账户的养老保险模式，逐渐形成了中国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1.2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现状

中国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不断地改革，形成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内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三种养老保险形式，构成了多支柱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即为国家统一养老政策下的养老保险，主要是满足广大的退休人员和离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非常广，包括所有的单位职工、个体商户以及自由职业者。职工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属于一种补充性的养老保险形式，是职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觉自愿参与养老保险。这种养老保险模式可以与企业的养老保险相结合，有助于激发企业职工参与保险的积极性。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即为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所缴纳的企业年金，是基于国家有关政策而建立起来的，旨在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准。中国自2014年以来，开始启动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明确提出了改革方案。其中所涉及的敏感问题就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与企业养老制度并轨的改革方案。养老保险改革严格按照“一个统一”的原则的同时，相关工作的展开要确保“五个同步”:其一为养老保险制度与工资制度同步;其二为机关与事业单位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同步;其三为待遇调整与计发办法之间要保持同步;其四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与职业年金的建立同步;其五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同步。［2］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源以及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

2.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源

中国人口老龄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育儿费用比较高，人们的生活压力比较大，且快节奏的生活，导致生育率有所下降，甚至在中国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的丁克族;二是中国的医疗科技水平发展比较快，加之现代的医学知识传播途径很多，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很懂得自我保健，使得中国的人均寿命有所延长;三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多年，虽然成功地降低了人口数量，同时也出现了老年人人口数量所占比例增多的现象。［3］

2.2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性问题就是养老问题。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这就使得原有的养老体制不再适应现代的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针对中国的养老问题加以解决，但是依然存在着矛盾，并已经成为社会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给政府规划养老的能力以考验。养老已经不仅仅是养老金问题，还包括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保证、家庭护理等各方面。按照养老社会化的发展趋势，未来的养老就是社会养老，使得原有的家庭生活保障模式被打破，养老问题由政府来解决。但是，面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中国政府很显然也是力不从心的。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使得中国的家庭趋向于小型化，多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农村居民向城市流动，使得农村人口数量降低。农村居民到城市中的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自己有更好的发展，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解决养老问题。［4］之所以中国处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下而出现养老保险制度问题，主要还在于养老服务队伍的服务水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由于整体素质不高，加之业务能力有限，使得养老保险服务质量较低，特别是对老年人的健康护理，很难从专业的角度达到老年人以及家属的满意。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必须面对并着眼解决的问题。

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不断地改革和发展，面临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之养老保险制度在转轨期间所存在的各种遗留问题，使得新型的养老保险制度自实施以来面临着发展困境。首先，中国的养老保险覆盖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虽然中国政府将养老保险的覆盖工作作为重点工作内容，但是，要实现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却依然很难。根据有关数据统计，目前的养老保险在全国的覆盖率还不到40%，很显然这个数据无法证实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着保障功能，也使得社会保障难以满足中国社会发展需要。随着2009年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启动，使得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举步维艰，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很难将具体工作落实。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面对养老保险缴费的负担，使得一些人员开始退保。其次，养老保险基金没有实现统筹规划。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情况来看，由于采用了分级统筹的方式，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缺少风险抵御能力而导致基金严重流失。［5］养老费用存在着地域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导致养老金数量分配不均。对于经济发达城市而言，养老保险基金尚存在结余，但是如果经济欠发达地区，就会存在保险金缺口。一些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由于这些流动人口会缴纳养老金，而并不会在那里养老，就会使得该地区的养老金比较充裕。这样就会导致养老金发放不均衡，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流动快，养老金就会越多，而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于缺乏流动人口，就会导致养老金发放困难。最后，养老保险金的保值增值效率相对较低。中国自2010年以来，城镇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所积累的养老保险金就已经出现了超过1.5万亿元的结余，但是这样庞大的数字并没有落实到企业职工的个人账户中。现行的企业职工个人账户中，养老保险金主要是用于支付职工的退休金，账户多为空账，而且按照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金的20%足够支付两个月的费用，用于存入银行或者购买政府债券的部分则占80%。随着银行利率的降低，使得养老金结余贬值，难以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就会给国家养老保险带来负担。

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措施

4.1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从结构上来看较为分散，缺乏统一性，不仅对养老保险制度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还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应对目前的中国老龄化问题。［6］为了推进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中国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了改革，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划入到社会统筹范围内。但是，在具体实施中，却存在着养老保险制度新旧交替问题。在新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旧的养老保险制度相互转轨的过程中，就会存在利益上的矛盾，要实现平稳转轨，还需要一个过程。面对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进行调整，将实施工资改革与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时进行，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顺利过渡，快速进入到正式实施的轨道。中国的另一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就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为了让农村居民老有所养，中国为农村居民启动了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在近年来的实施给农村居民带来了实惠，但是，要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划入到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范畴当中，还没有具体展开。中国城镇化发展，加之中国农村正在走新型农业发展道路，很多农村地区已经逐渐向城镇化转变，居民的生活社区化发展。这就需要农村保险制度继续推进，逐渐融入到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范畴当中，首先从养老保险制度上实现城乡平等，以使得相关的各项制度有效衔接。参与养老保险的居民，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可以在城乡养老保险之间相互转换，以利于农村居民到城镇就业时养老保险的衔接。

4.2对养老保险制度要实施统一化的监督管理

中国进入法制化社会，虽然对社会保险金的管理都有明确规定，并在法律范围内诉诸了关于保障基金的征收以及使用的问题，但是，很多相关内容都没有在法律的层面细化。这就需要有关管理部门强化监督管理工作，包括财政机构、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都可以从各自的管理职能出发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启动和应用等工作进行监督管理。［7］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基金的征收和使用上，要建立专门的监督管理小组，采用问责制的管理办法，制定相关的风险管理制度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流动。随着风险管理制度落实到实践工作中，就会使得社会保障基金在使用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散处理，降低基金投资的缝隙率。此外，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使用，还要基于法律规定而由专业的公司进行市场化运行，以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收益率。

4.3从政策上支持养老保险和家庭保障的融合

中国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养老保险工作日渐重要。要确保中国人口结构合理，就要注重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将养老保险制度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家庭保障相融合，使得社会养老保险资源与家庭养老保险资源相匹配，养老保险问题的解决更为顺利展开，才能够促使中国的养老保险更适合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政府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调控者，要从统筹管理的角度出发对家庭保险与社会保险整合。这就需要从道德的层面强调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提倡中国家庭和谐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同时还要从政策上强调，从政策上完善家庭保障制度。此外，还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全社会都来关注老年人群体，伸出援助的手帮助老年人，以缓解社会养老保险的压力，特别是各项配套政策的落实到位，有助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更为符合中国国情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完善。

4.4高度重视商业保险的发展

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发展形势相比存在滞后性，这就形成了目前所必须面对的公民养老问题。虽然采用了立法的手段，但是由于区域差异和不同领域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所不同，使得养老保险体系系统化运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进入到攻坚阶段，面对中国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的问题，可以通过倡导养老保险制度多层次展开。养老保险水平要建立在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上，在考虑到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还要将商业保险融入其中，鼓励居民参加商业保险以满足自身的养老需求。虽然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在不断地完善，但是，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中，商业保险所能够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应该建立保险政策环境，优化商业保险制度，以促使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在保险业务上多开通老龄产业，将保险公司的专业保险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以通过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养老保险相结合，使得中国的养老保险多层次展开。

5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使得各个国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文化都受到了影响。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带来的严峻挑战在于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负面作用，这就需要从全社会角度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展开研究。为了能够更好地解决目前所面对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就需要高度重视养老保险的落实。中国通过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建设步伐对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地完善，以使得城乡居民老有所依。

参考文献:

［1］徐懿.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研究［J］．商情，2013(2):121－122.

［2］牛克成.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关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些思考［J］．江苏商论，2016(6):122－123.

［3］姜士娥.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如何健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11(26):19.

［4］林义，林熙.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需要重视的问题［J］．老龄科学研究，2015(3):61－69.

［5］胡晓华，易守宽，杨雪梅.浅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挑战［J］．法制与社会，2013(4):24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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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老龄化社会；老年教育；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人口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自1999年开始步入老龄化阶段。江苏自2000年迈入人口老龄化行列之后，人口老龄化呈加速态势。老年教育作为缓解人口老龄化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以及老龄化社会中的一项重要公共服务活动，其积极作用日益显现。本文针对江苏老年教育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不足，提出推进江苏老年教育发展的相关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与老年教育

1.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根据国际惯例，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江苏省60岁及以上人口为922.15万，占户籍总人口的16.2%，意味着江苏成为全国老龄化最早的省份之一。据《江苏省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白皮书表明，江苏人口老龄化呈加速状态，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江苏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至1300多万，占户籍总人口的17.4%。截至2013年底，江苏60岁老人已超过1494.79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19.65%，比全国高4.85个百分点。

2.老年教育成为发展战略选择。老年教育是指以老年人为主体，以满足老年人需求为宗旨，通过增强老年人生存发展能力，推进老年人全面参与社会，最终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为老年人服务的活动。随着老龄化社会进程的加快，全面推进老年教育成为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的重要战略选择。一是发展老年教育，体现了终身教育的教育理念。终身教育是人生各个年龄段、各级各类各种形式各项内容教育的总称。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要求。这对于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是发展老年教育，促进了个体需求的有效满足。通过各级各类老年教育活动的开展，既可引导社会人文关怀流向老年群体，让老人寻求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同时，也能在增强老人自身生存能力的基础上适当减轻老年家庭经济负担。三是发展老年教育，满足了积极老龄化的社会发展需求。积极老龄化的题中之意，就是要通过发展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老年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提高生活和生命质量，推动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二、江苏老年教育发展现状

1.行政管理格局。20世纪80年代初，江苏积极响应国家“老有所学”的号召，一批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同志积极兴办老年大学，成为江苏较早的老年教育的办学形式。1998年，江苏省教委专门向省政府发出《关于明确老年教育管理工作职责的请示》，建议省政府明确老年教育工作归口管理的部门。之后全省形成老年教育宏观上由各级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各级老龄委和老干部局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则作为业务主管的管理格局。

2.实施类型。目前江苏省老年教育实施的类型主要有正规老年教育（老年大学）和非正规老年教育（社区老年教育）两种。正规的老年教育多为老年大学或老年学校。江苏老年大学（老年学校）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相对规范的具有传统学校特点的老年大学；第二类是利用现代远程传媒为主要教学载体和手段，以分散学习为主要形式，以教学点辅导为辅助的空中老年大学。截至2013年，江苏已形成了省、市、县（市、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五级老年教育网络，并形成以各级正规老年大学为骨干、社区教育机构为依托、远程网络教育为重要形式的教育体系。

3.办学主体与办学经费。在办学主体方面，一是以各级党委老干部工作部门举办的老干部大学（老年大学），硬件设施建设好，经费有保障，参加入学的老人主要是离、退休老干部；二是教育、文化部门和老龄工作部门举办的老年大学，经费有一定的保障，学校面向社会老年人开放，并收取一定的费用；三是社区以老年文化活动中心为平台的社区老年学校，经费由社区自己筹集，社区老年人基本是免费（或只收取很少学费）参加学习；四是民办老年学校，主要依靠市场经济的方式运作，一般经营比较困难。从目前来看，江苏老年教育中，老年大学和社区教育是老年教育最重要的办学形式。

4.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是老年大学的中心工作，各校在创新教学理念、加强大纲与教材建设、规范考核评估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也积极利用现代传媒发展老年教育。

5.老年教育研究。江苏老年教育研究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起步是比较早的，以南京金陵老年大学为首，于1994年即创办了老年教育刊物《实践与探索》，2005年又新创了《金陵老年大学学报》，2006年又创办了《学术通讯》。总体来看，江苏老年教育走在全国前列。

三、江苏老年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参与人数少。20世纪80年代至今，江苏老年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然而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白潮”，这样的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比较滞后。截至2013年，全省各级老年大学（学校）共9468所，在校老年大学（学校）学员130余万人，仅占全省老年人口的8.7%左右。这意味着全省约有91.3%的老年人没有机会接受老年教育，不能享受老年教育的权利。

2.发展不平衡。江苏老年教育的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为苏南、苏中、苏北地区老年教育发展不平衡。苏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部分地区积极发展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的参与人数多、吸引力强；而苏北地区的社区教育较为滞后，老年教育办学经费欠缺，办学条件不足，覆盖面不广。从全省范围来说，城市老年教育和农村老年教育发展也存在差距较大。

3.教育模式单一。江苏各地老年大学课程种类单一，主要开设一些大众知识类的课程，如书法、美术、摄影、声乐、舞蹈等，未能根据当地老年人的教育需求开设一些地方课程；教学组织形式单一，主要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对老年教育规律的探索。

4.导向作用不明显。目前，作为全省老年教育推动主体的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都还没有设置明晰的老年教育工作指标任务。也就是说，老年教育还没有被各级党委、政府真正作为化解人口老龄化社会风险问题的重要举措来抓，没有作为硬性指标任务加以落实，对老年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高。

5.教育投入不足。虽然在省、市级层面上，目前都已有了相应的老年教育发展计划、规划，乃至责任主体，但实际无论是在人力还是在物力上，无论是相对于江苏人口老龄化加快的现实，还是相对于江苏教育大省的地位，教育经费都严重不足，影响学校的正常运转和发展。

四、江苏老年教育发展对策

1.发挥主导性，树立积极的老年教育观。在老龄化社会的时代背景下，老年教育要提高到完善老人生命意义、唤醒老人生命自觉的高度，如此老年教育才富有价值。一要注重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国外老年教育的发展经验和江苏省老年教育的发展现实来看，各级党委政府在引导社会认识、强化服务管理、建立分层有效的老年教育投入机制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不可或缺。二是要注重发挥相关部门的主导作用。教育、民政、财政、卫生、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以及老干部局、老龄办等要加强协调配合，努力形成对加强老年教育工作领导和管理的合力。三是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主导作用。要以扩大老年教育的社会基础为目标，大力普及乡镇、街道、社区的老年学校，注重调动社会办学积极性。

2.体现超前性，挖掘整合老年教育资源。一要注重规划引领。江苏省老年教育方面虽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文件，如《关于加快我省老龄事业发展的意见》等，但要真正体现依法治教、发展老年教育工作，还应从更高的层面制定老年教育法和江苏老年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推进江苏老年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二要注重整合挖掘。要向社会开放各种教育资源，构建一个社会化的终身学习体系。要从政府、企业、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多个方面来拓展和完善老年人学习的渠道，充分保障老年人的各种学习需求。

3.突出多样性，改进老年教育教学模式。老年人群体不同于其他学习群体，在教育教学方式上应该讲究多样化。首先，在教学形式上，要关注老年群体需要的多样性，让课堂教学成为第一课堂，社团活动成为第二课堂，社区活动成为第三课堂，发挥各种教学方式的作用。其次，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突出社会发展的时代性和老年人的需求性，把技艺学习、知识更新、文化熏陶有机地结合起来。再次，在课程设置上，要根据江苏各地的情况开展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老年教育课程。最后，在教学方法上，要把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老年教育作为老龄化社会中一种积极的为老年人服务的活动，其发展对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江苏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先导区，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发展老年教育，必将对全国老年教育的发展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作者：刘宝萍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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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及其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有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的含义。所谓静态含义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动态含义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上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1]。

世界人口年龄分布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即年龄分布因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而逐步转向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在近几十年中快速增加,并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欧洲1955年出生的男婴的预期寿命为62.9岁,而今已达到70.5岁,女婴则由67.9岁增至78.8岁。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增幅更大,例如中国上海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年增幅约为3.24个月,男性预期寿命已由1978年的70.69岁增至2009年的79.42岁,女性寿命已74.78岁增至84.06岁。由此人口结构也出现老龄化,如1950年的欧洲,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预计在2050年时将达到28%,其中8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由1950年的1%上升至2050年的10%,亚洲和北美也有同样的趋势①。

二、长寿风险的内涵与影响

当前人口老龄化在诸多社会领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如养老金因退休高峰而遭受巨大考验,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退休人口由积累财富转向消费时可能引致的资产价格下行等等。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也是长寿风险不断累积的过程,本文主要关注伴随人口老龄化而出现的长寿风险特质及其管理方法。

长寿风险对个人而言,是指寿命延长使个人面临未来支付增加而遭受的保障不足或无力支付的风险;对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而言是指寿命延长使未来给付年限和给付额度增加,导致负债大于资产的风险。

个人应对获得养老保障并化解长寿风险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寿险公司、企业年金、私人养老基金、住房逆抵押贷款以及风险自留等。

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系统遭受长寿风险冲击主要表现为收支缺口扩大和财政补贴压力持续增加,导致养老金制度的财政维持能力遭受质疑。当前国内个人账户资金计算使用的期限远低于实际寿命,超过计算年限后,随后年份的支付将再次并入统筹,政府养老统筹已面临长寿风险和人口结构改变的双重压力,其财务可持续性明显弱化。而今社会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改革推进呈现出公共养老金和私营养老金在收入替代率方面的此消彼长,即社会养老保险系统提供的退休收入比例下降,私营产品提供的比例增加,加之税收激励也推动了私营产品需求增加。

商业性养老保障型产品通过年金化为个人转移长寿风险,当前年金化仍以固定的死亡率作为精算假设进行定价,并未涉及到未来死亡率改善的可能性,于是寿命延长可能会造成年金商品费率被低估,进而引发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的财务问题,势必会对其经营形成不利影响。

由于长寿风险转移市场的缺失或发展迟缓,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等在为个人提供长寿风险管理的同时,自身陷入了长寿风险管理困境。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寿险公司、企业年金等商业性养老保障计划试图通过以下方法实施长寿风险管理:一是涉猎不同的产品、不同国家或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实施长寿风险的多元化或自然对冲;二是与再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协议,将部分或全部长寿风险的转移给再保险公司;三是有可能批量转售退休金计划未来支付等等。但从已有的长寿风险再保险协议和退休金出售交易存量看,系统性长寿风险集中滞留于保险系统内,保险公司接受长寿风险转入的意愿不高,且因死亡险和年金产品分由不同机构销售,自然对冲机制难以发挥作用[2]。于是养老保障型产品设计出现了DC计划逐步取代DB计划、产品定价升高等趋势。这主要是因为死亡率实际调查数据和生命表提供数据的差异显著,而生命表是各养老保障性产品设计与定价的依据,机构面临的长寿风险难以从定价中得到弥补。于是在长寿风险转移可能性很低的条件下,养老保障型产品定价过高、DB计划萎缩、DC计划年金化率低,长寿风险由个人自留将难以避免。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推进使得机构难以将长寿风险视为正常的商业风险,并予以承担。因而随着长寿风险的增加,研究各类养老保障型产品的长寿风险转移与风险对冲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

三、现有长寿风险管理方法的比较分析

当前机构管理长寿风险的方法基本包括四大类:一是机构自留长寿风险,即机构将长寿风险视为正常商业风险,并予以承担。二是在现有的制度中寻求解决方案,如长寿风险的多元化或自然对冲,即在产品组合中涉及定期保险和年金业务组合;与再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协议,将部分或全部长寿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机构将其未来支付批量出售给保险公司;小型的退休金计划还可为每位退休成员购买年金等,这样的套期保值策略将一并转移所有系统与非系统的长寿风险,除非转移长寿风险过程中使用的是定期递延年金。三是改变产品设计,如年金提供商提供参与式年金,将部分长寿风险转移给仍幸存的投保人,即年金合约中的死亡率时时调整,采用实际发生的死亡率,而非购买时的预测死亡率。四是基于创新型产品设计将长寿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如长寿风险相关资产的证券化,或使用死亡率指数和长寿指数相关的证券与衍生品管理长寿风险,具体包括长寿债券、年金期货、年金期权、死亡率互换以及死亡率远期等[3]。

除寿命延长因素外,导致养老基金潜在负债大于资产的风险显著增加的因素还有投资收益率的变化。无论是从金融市场的实际投资回报率变化趋势分析,还是从赡养比、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判断,金融市场难以产生大规模持续回报。从资产角度分析,养老基金资产增值幅度有限;从负债角度分析,养老基金负债因未来支付年限以不确定性的方式延长,导致潜在负债快速增加。因而当前管理养老基金潜在负债大于资产的风险,需从长寿风险的对冲管理角度展开。虽然对冲长寿风险的现有方法为数不少,但由于死亡险和年金产品分别由不同机构销售,自然对冲机制不仅难以发挥作用,而且不易操控。同时,已发生的零星交易观察,再保险公司并不热衷于对长寿风险进行分保。小型的退休金计划购买年金以处置长寿风险的方法并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年金,这只是转移问题而非解决问题。改变养老产品设计,比如设置递减支付、定期年金或采用DC计划,本质上都是要求个人自留长寿风险,属于长寿风险管理的低效表现,并不符合老人的养老需求。所以,各类养老保障型产品的提供机构仍在寻求更为有效的长寿风险管理方式。

在养老基金规模庞大且风险管理创新迅速的发达金融市场,从资本市场风险转移功能角度考虑设计与开发金融衍生工具以实施长寿风险管理的探索正在持续展开。虽然适用于交易所内交易的标准化合约开发还有很多障碍有待突破,但基于长寿风险管理的场外市场合约已有交易。

四、SwissRe死亡率证券和EIB/BNP长寿债券的启示

借助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Re)的死亡率证券和欧洲投资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EIB/BNP)设计的长寿债券的剖析,本文将探讨基于创新型产品的长寿风险对冲管理。

(一)SwissRe死亡率证券

2003年12月瑞士再保险公司发行了为期三年的死亡率债券,以便于减少瑞士再保险公司所可能面临的死亡率严重恶化的风险。SwissRe死亡率债券发行总额为4亿美元,每季付息一次,计息方式为三月期的美元LIBOR加上135个基点。该债券体现死亡率风险的设计为根据死亡率指数变化调整偿付的本金额度,也就是未预料的死亡率增加将导致偿付本金额度的减少。死亡率债券中跟踪的死亡率指数是在采集美、英、法、意和瑞士五国数据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

在SwissRe死亡率债券的三年有效期内,若实际死亡率指数未超过2002年基准指数的1.3倍,投资者可获得全额本金偿付;若处于基准指数1.3与1.5倍之间,则实际死亡率每增加0.01,本金偿付额减少5%;若超过基准指数的1.5倍,投资者的本金将全部损失[4]。

死亡率债券由特设机构发行,特设机构以债券发行获取的本金,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高信用等级债券,同时借助于利率互换交易将债券利息转变为基于LIBOR的现金流。特设机构每季支付一次利息,债券到期时根据实际死亡率指数调整本金偿付额度。特设机构的存在既可使得瑞士再保险公司将该业务表外化,还可控制信用风险,增强投资者信心。

瑞士再保险公司的盈利与死亡率负相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命与健康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正积极寻找交易对手以实现长寿风险的转移,否则大量积存的长寿风险需要保有规模庞大的资本金以满足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同时通过管理长寿风险,瑞士再保险公司还可维持较高的信用评级。死亡率债券的发行为瑞士再保险公司提供了极端死亡率风险的防护措施,有助于瑞士再保险卸载其可能面临的极端死亡率变化。

作为瑞士再保险公司的交易对手,债券投资者将在未发生极端死亡率事件的条件下,可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死亡率债券等同于死亡率指数的范围看涨期权,瑞士再保险公司是期权买方,债券投资者是期权卖方。

SwissRe死亡率证券是为应对突发重大灾难而设计的,债券有效期与长寿风险管理要求相差太远,而且指数编制与养老基金的受益人结构差距过大,即使该债券被用于短期长寿风险的套期保值策略,也会引发明显的基差风险。

(二)EIB/BNP长寿债券

法国巴黎银行(BNPParibas)原计划在2004年11月面向养老基金业推出长寿债券,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寿风险证券化尝试。EIB/BNP长寿债券发行总额为5.4亿英镑,有效期为25年,是支付浮动利息的年金债券,其创新设计在于利息支付与幸存者指数挂钩,该指数计算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2002年65岁男性的实际死亡率,最初的利息支付额设定为0.5亿英镑。EIB/BNP长寿债券被欧洲投资银行(EIB)评定为AAA级信用等级并发售,由PartnerRe再保险公司承保长寿风险相关的超额损失。EIB/BNP长寿债券实质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由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的浮动利息年金债券,以欧元为计价单位;二是欧洲投资银行与法国巴黎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欧洲投资银行支付浮动利率的欧元现金流,获得固定利率的英镑现金流;三是欧洲投资银行与partnerRe再保险公司之间的死亡率互换[5]。

EIB/BNP长寿债券设计的可取之处包括:债券现金流的设计有助于养老基金对其长寿风险曝露实施套期保值,尤其是为特定参考人群提供长达25年的年金化支付时。幸存者指数依据国家统计部门的原始死亡率而编制,易获取的可信数据增加了市场透明度,可提升投资者信心。

EIB/BNP长寿债券并未成功发行,总结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长寿债券的有效期还不足够的长,该债券并不能成为养老基金的有效风险对冲方式,这妨碍了养老基金的投资意愿。二是资本要求高而风险降低的少,这使其成为占用资本金较多的一种风险管理工具。三是模型和参数的不确定性较高,使投资者和发行人缺乏充足的信心。即使长寿债券能够提供完全风险对冲,其所隐含的不确定性将使得合理定价成为不可能。四是潜在的套期保值者认为基差风险相对于债券定价而言过高。长寿债券的特定人群与多数年金和养老基金的受益人结构差异显著,如年龄阶段或性别因素,隐含的基差风险大。又如当年金受益人经历更快的死亡率改善(比定价的基础—全民指数),基差风险显著增加。基差风险增加的可能性原因还包括长寿债券特定的年金支付水平,在实现养老金计划存在支付提高的可能性(如基于通货膨胀率调整的年金化支付)。五是长寿风险所依赖的指数是中心死亡比率,这意味着幸存者指数将低估幸存人群的真实比例。

虽然EIB/BNP长寿债券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其中包含的长达25年的债券有效期、在场外市场实施死亡率互换、死亡率指数或幸存指数编制等都为长寿风险的资本市场管理工具与市场发展提供了借鉴。

另从以上两个债券的设计可看出,通过资本市场实施长寿风险管理还有很多障碍,如死亡率指数编制。有效的死亡率指数需消除具体投资组合和人群的个体差异,同时确保依然保留不能有效分散的长寿风险。就地域和社会人口统计因素而言,指数覆盖面应尽可能广泛,同时还需尽可能地接近参考它的投资组合,把基差风险(basisrisk)降到最低。只有这样,该指数才能成为公平交易和风险转移的理想市场基准,并实现长寿风险的市场最低价格确立[6]。

五、总结

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长寿风险的日益累积,导致社会养老保险的多支柱改革和养老需要满足对年金等商业性养老机构的倚重。与此同时,长寿风险管理方式的滞后使得年金、养老基金等机构遭遇了长寿风险自留、监管资本要求提高等系列问题,这又抑制了商业性养老保险型产品市场的拓展。故而从长寿风险管理方式上实现突破,将有助于整个社会养老保障系统的优化。从已发生的交易看,可从以下方面加快长寿风险转移与对冲的实现。

一是鉴于政府已经由养老保障的第一支柱承担了可观的长寿风险,不宜再通过长寿债券发行负担更多的长寿风险,政府统计部门可提供死亡率原始数据,还可基于公开数据编制死亡率指数或长寿指数,作为长寿风险对冲管理市场发展的基准。

二是随着长寿风险的累积,市场需要大量的有效期超长的债券以便构造套期保值投资组合,尤其是递延年金需要期限长达50年甚至更长的债券以满足其年金费收取和年金化支付期间的现金流管理需要,而通过国债提供超长期债券是较为可行的。

三是长寿风险对冲管理市场需要在场内市场交易的标准化合约和在场外市场交易的非标准化合约相互匹配。场内市场可针对系统性的长寿风险设计标准化合约,由于合约的最终使用者类型多,各种信息、预期会迅速反映到市场竞争中,同时场内市场交易还具有流动性、交易机制设计等方面的优势,如死亡率指数或长寿指数交易。而场外市场非标准化合约可为投资者度身设计以对冲其非系统性的长寿风险,降低基差风险,如长寿债券、死亡率互换等。

基于指数型长寿风险衍生品、已有的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衍生品和投资组合策略,养老保障型产品提供机构可有效地调整投资风险和回报率,更注重纯粹风险的管理,将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上,还可使得产品设计更加个性化、低成本,推进市场细分,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每个风险群体都能得到更为精确的定价。

参考文献:

[1]StephenRichardsandGavinJones.Financialaspectsoflongevityrisk

[2]ThomasCrawford,RicharddeHaan&ChadRunchey,LongevityRiskQuantificationandManagement:AReviewofRelevantLiterature

[3]SwissReinsuranceCompanyLtdEconomicResearch&Consulting.Annuities:aprivatesolutiontolongevityrisk

[4]AndrewCairns.LONGEVITYBONDSANDMORTALITY-LINKED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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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2 文献标识码： A

一、保定市老龄人口现状

根据联合国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时，社会即处于老龄化状态。保定市常住人口中， 15-64岁人口为837.06万人，占74.78%；65岁及以上人口为90.8万人，占8.11%。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4.87个百分点，15-64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9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0.96个百分点。按照全国老年人口3.25%的递增速度和保定市总人口7.8‰的自然增长率测算，保定市老年人口比例将持续提高，到2015年，预计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187.91万，占总人口的15.52%。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低龄老年人口占绝对比重，但是随着低龄老年人口向中、高龄的过渡，未来保定市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将更为严峻。

二、保定市老龄化产业发展的问题

1.社会各界对老龄化产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老龄化产业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表现在对老龄化产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资金投入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不够，老龄化产业的优惠政策在一些地方难以实施，全市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总体水平还不高。

2.农村老龄化产业发展缓慢。保定市是农业大市，大部分老年人居住在农村，而农村的养老服务网络尚未建立起来，老年活动设施匮乏，缺少投资建设的主体；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条件、水平远远低于城市，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

3.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创新乏力

目前我市的老龄产业，整体上处于一个“小而散”的发展状态。一方面，在传统老龄产业领域，产品及服务单一且层次低，主要在衣食、保健等方面提供低层次的服务;另一方面，在现代老龄产业领域，为老文化娱乐和精神享受的产品和服务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缺少高科技产品和高质量的品牌产品。

三、保定市老龄化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1．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

在老龄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应该担负起各自的职责。政府应紧密结合本市实际，科学地研究制定加快保定市老龄化产业建设和发展规划，并把它纳入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优先立项，统筹安排，调配资源，整合力量，从根本上保证老龄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可以采取小投入带动社会大投入的办法，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的发展资金。对现有政府投资兴办的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老龄经济实体，可逐步走出国有和集体所有的框框，探索福利性起步、社会化扩张、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不仅新办的老龄产业交给社会力量办，而且把原来公办的老龄产业也更多地交给市场和企业去办，真正做到发展增量，盘活存量。这样才能促进统一公平的老龄产业市场的形成，使多种经济成分举办、多种服务形式并存的老龄产业在平等竞争中获得更新、更快的发展。

要统筹规划,加强指导,积极研究和解决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的问题,逐步建立起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力量承办、养老服务机构自主经营的运行机制,依法保护服务对象和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保定市可以通过政府投入、信贷、税收、投资、营销和流通等方面给予老龄产业必要的优惠政策和一定的资金支持，鼓励国内外机构和个人到保定发展老龄产业。

2．实现老龄产业服务对象社会化。要适应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需要，实行面向全社会老年人的服务产业。一方面，要以社区为依托，大力发展社区服务设施和网点，在社区建立适合老年人需要的为老服务产业;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驻地单位服务设施的辐射功能，建立适应社会需要的老龄产业及服务设施。

加快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步伐。我市农村现行养老保障方式以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为主，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农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新形式下，家庭赡养和土地保障将难以为农民养老提供稳定的基本生活来源。可逐步推行在有些地区已试点成功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采取储蓄积累的方式，为农民建立个人账户，实行个人交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在农民进入老年后根据个人账户的积累额计发养老金。这种方式将家庭赡养、土地保障和社会保险结合起来，为农民建立了一道比较可靠的养老保障。制定一些特殊办法，给予适当的医疗费用保障。在农村，推行不同形式的农村医

疗合作制度。并可以尝试结合实施财政支农政策，将粮食、种子补贴等原本付给农民的钱，直接转变为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保费。

保定市老年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高龄人口多的现实情况决定了解决养老问题必须迅速增加养老服务的供给，走出一条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3．调整老龄产业结构，推动老年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挖掘缺口服务行业的发展空间，保定市应鼓励企业从事老年玩具、老年益智游戏、老年特殊生活用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比如老年人专用手机、多功能拐杖等。对老年用品的科研活动给予有效的支持，采取政府有偿购买社会研究机构的有价值成果，然后免费向社会广为公布的做法，鼓励企业在获取技术的条件下，积极投资老年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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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0-0051-05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妥善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对做好当前老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还可为解决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借鉴。本研究从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征入手，阐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索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切实可行的老龄工作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统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人口总数10%，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或老龄化地区。据此，国际上习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总人数7%的称为老年型人口，4%-7%称为成年型人口，4%以下称为年轻型人口。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为1.3亿，首次突破10%，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几乎都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既有与经济发达国家类似的方面，也有许多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特殊表现。

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65岁以上人口1041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9%，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预计到2040年人口达到最高峰值时，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3.3亿，接近于1980年全世界老年人口之和。国际老龄问题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解决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按联合国统计，从1950年到90年代末，世界老人数量增长了176%，中国的老人数量增长了217%；而在本世纪未来的25年中，世界老人将增加90%，中国的老人将增加111%。某人口研究机构统计，65岁以上老人从7%增加到14%所需的时间，在法国是115年，瑞士是85年，美国是66年，英国是45年，而中国只需要25年。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将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60岁以上老人数平均每年增长4%以上，65岁以上老人数的年增长速度将超过5%。也就是说，每12至13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就要增加1亿，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总量。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少有，甚至超过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改变了世界人口老龄化格局。即过去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事情，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时间上、空间上很不平衡。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进入老年型社会时间的标准差为9.36年。东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已相继成为人口老龄化城市。上海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87.3万，占总人口的20.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30万，占总人口的16.9%；到2025年将增加到416万，老年人口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还不突出，但这些地区的老龄人口总数不可忽视。

老年人口城乡分布不均。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因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不同，加上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的差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是城市高于农村，城市老龄化程度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初、中期比农村突出。但随着今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将可能出现农村高于城市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使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有所缓解；中老年人留在农村，则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发展差异给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水平。从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直接正向的联系，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保障能力、国民收入水平有着较大的偏离和超前性。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世界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的发达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达到这一比例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1千美元左右。即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经济的发展和年龄结构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在经济水平较低、综合国力有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就使我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遇到更多的困难和矛盾。

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迅速。国际上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时通常把80岁以上老人划为高龄老年人口。我国高龄老年人口预计到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3547万和12083万，占世界高龄人口的23.1%和31.9%。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概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这对我们老年社会保障和发展老年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长寿与低生育率是人口趋向老龄化的直接因素。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强调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而笔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由增长型向稳定型转变，有利于未来人口数量的稳定和负增长，从而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社会在经济不发达，缺乏应对准备的情况下提前来临，使得社会承载力相对不足，这是它的负面影响。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于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社会用于积累的再生产基金相对减少。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导致消费基金的不断膨胀，从而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一旦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呈现老化趋势，必然使劳动力素质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人口过快的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使社会负担加重。我国老年人供养系数已由1982年的12.9上升到2000年的29.4，预计2030年将达到39。这说明劳动力人口除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进行生产劳动外，还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费用，这不仅使劳动力人口的负担日益加重，同时也加重了社会负担。三是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需求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大，为满足庞大老年人口特殊需要的商品和生活服务及服务设施也将大幅度增加，这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作相应的调整，发展以满足老年人需要的产业和社会服务设施。而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与人口老龄化很不适应，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特殊需要。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生产生活的社会化以及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家庭规模缩小，全国平均每个家庭人口数在建国初期一般为5人以上，1982年下降为4.41人，现在已降到3.28人。家庭结构模式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换，多代家庭显著减少，与子女分家或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同时，家庭中可照料老人的成员减少，特别是由于妇女参加工作，将难以承担照料任务，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影响到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老年人需要社会有适应老人的文化活动来丰富精神生活。老年人喜爱的大秧歌、太极拳、保健操以及老年大学等很多社区文化教育活动将会有显著的增加，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体将会增加适合老年人的节目和版面。社会文化变迁的主体将是老年人自身，变迁的目的是为了从心理上和生理上创造出一个更加适应老年人生活的社会氛围。但不可避免的是，一些老年人退休后无所事事，孤独、单调、缺乏创造性的生活状态仍会有相当程度的存在；社会发展和变化节奏的加快使一部分老人不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紧张家庭的生活使晚辈没有时间陪伴和照顾老人，可能会有新的难以预料的现象发生。

三、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老年人问题

人口老龄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口是一个生理和社会功能处于下降时期的群体，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弱势群体，当这一群体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不相适应，社会观念、保障机制和服务水平等又难以配套时，必然引发一些老年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压力日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尚未达到保障全体老年人口的水平，特别是广大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能力弱。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广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二是医疗保健问题较为突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日渐增多，医疗新技术的运用，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对政府和家庭都是新生的负担。往往因一个老人生大病就阻碍了一个家庭的致富之路，“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三是老年人生活社会化日趋普遍。随着人口的高龄化、家庭的小型化、老年家庭的空巢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失去全方位养老的功能，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病残老人的生活照料更依赖于社会服务，老年社区服务中心、康复机构、老年公寓、托老所等需求量日增。四是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快速上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经济收入不断增加，文化层次逐步提升，必然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更高的要求。如老年文化活动、老年大学、老年旅游、老年网站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青睐。如何满足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五是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不断增强。随着老年人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保健意识和保健能力的增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体现生命价值的愿望愈加强烈。庞大的老年群体蕴藏着巨大的人才能量，应加以充分开发利用。

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对策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引发的老年人问题，必须立足实际，放眼长远，趋利避害，及时研究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以实现老龄化不利影响的最小化和老年人价值的最大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增强经济承载能力。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切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实力。统计和预测表明，在2020年以前，我国人口的总供养系数在60%以内(相当于发达国家1995年的总供养系数)，是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这个时期少儿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在上升，总供养比尚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劳动力也相对年轻，劳动力资源充足，每年净增劳动人口达600万左右，是加快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不断增加积累，为应对老龄高峰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适当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自70年代以来，我国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0‰以下，妇女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在21世纪前20至30年，人口的净增值仍然会居高不下。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将超过9亿，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因此，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我们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重要任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使我国的人口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一是制定人口发展规划要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和压力。二是对城市和农村应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鉴于农村人口增长的比例和社会控制难度较大的现状，农村的人口政策应该在一个较长时期维持不变；城市的人口政策可在一段时期后作些调整，比如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第二胎等。三是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推动我国人口由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的转变。

加快完善符合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保障老有所养是老龄化社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要求各国政府根据向所有老年人都提供保险的原则，建立或制定社会保险制度，强调养老保险应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同时应努力实现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为养老计划提供资金时要慎重考虑，既要确保这些计划的实现，也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这些要求对于我国建立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既能保障老年人经济生活需要又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我们实现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助老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由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组成，国家基本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保险费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宜采用现收现会与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建立个人帐户储存积累基金，为21世纪老龄化高峰期的退休人员剧增做准备。农村养老保险以家庭保障为主，目前要充分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政府对有养老任务的子女给予适当的资助和优惠。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在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商业保险和社会互助保险，满足部分群众对养老的特殊需要。

建立切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因此，要用发展的观点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坚持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近年来，江苏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举办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养老院，并设立了养老爱老救助基金，对解决老龄化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以及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一方面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资源在逐渐减少，需要通过发展社区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这几年，江苏各地加快了社区利民服务网点建设，但社区服务发展缺乏宏观政策的指导，缺乏管理人才和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服务项目少，工作不规范。下一步，要把发展社区服务纳入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目标，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建设。硬件建设项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物业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队伍建设，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

积极推进老年立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解决老年人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的老龄事业。我国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有关老年工作的法制建设仍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很多涉老民事纠纷时，缺乏专项法律法规依据。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应尽快制定养老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区服务法、老年人住宅法和老年福利法等。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的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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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简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的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二、我国老龄化现状

第六次人口普查，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以女性人口为100.00）。2015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数据显示，2014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l 24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55万人，占比10.1%，首次突破10%。

而且女性老龄人口在总老龄人口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以北京市2013年做的一次老龄人口普查为例：在百岁老人中，性别比例相差非常悬殊，其中男性仅190人，女性399人，男性不到女性的一半。而在60岁以上人口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92.7：100。事实上，80岁以上老人中，男性就已经只有大约女性的一半。除了复杂的性别基因等原因，有健康专家分析，男性压力普遍大于女性，男性更加不注重健康养生，也导致高龄男性大幅少于女性。

三、老龄化趋势下妇女生存发展状况

妇女作为老龄化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理和文化传统等原因，在家庭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城市老年妇女的弱势现状备受关注。同时，年轻的妇女其生存发展状况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也讲遭受严峻挑战。

（一）老年妇女的生存发展现状

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老龄妇女的数量也不断上升。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这些年老的妇女习惯了之前的忙碌与操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已经无法像之前那样为家庭和儿女忙碌。妇女区别于男性的心理敏感性，使得他们更易产生自卑心理，怕给儿女添负担。所以，这些老年妇女的心理压力相对于男性老年人口而言会更大。

老年妇女对亲情和情感的要求更高。所以，她们更多的关注子女的生活和工作，有更强烈的意愿想融入到子女的生活中。但是，因为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对待事物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尤其是在婆媳相处过程中，更易产生冲突和家庭矛盾。之前曾经有关很多案例，甚至因为家庭矛盾和婆媳关系最终导致命案。

（二）已婚青年妇女的生存发展状况

妇女在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模式中的地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发生根本变化，那就是：这些已婚妇女既要工作，还要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同时要担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

而老龄化趋势的加强，加之目前很多青年人都是独生子女，往往一个家庭就形成了“一、二、四”的结构：上面有双方的4名老人需要赡养，下面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家庭中的男人一般只负责在外打拼，而赡养老人和扶养子女的重任便落在这些青年妇女身上。

来自家庭养老扶幼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会使得这些妇女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受巨大折磨，而又得不到及时的心理指导和宣泄。所以，这些青年妇女患心理疾病的概率不断上升，女性癌症患者的比率也不断攀升，生存现状堪忧。

（三）老龄化给妇女就业带来的机遇

人口老龄化使得需要照顾的老龄人口不断增多，为老社会服务需求不断攀升。而女性细腻的情感和内心，以及天生容易取得老年人信任的特点，使得妇女在老龄人口服务工作中十分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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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又由于目前实行全面二胎政策，这使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快。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

中国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21世纪头10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57%，低于上世纪最后10年一直保持的1.07%的年增长率，因此中国人口正在进入老龄化，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今，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所以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时期。

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

1、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人口老龄化使得消费转变与现有的产业结构产生重大矛盾，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老年产业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需求。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住房、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这些消费将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2、加重养老负担，冲击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长期实行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抚养系数比上升并失衡，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这就加重了家庭的养老负担，同时迫切需要通过国家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来减轻家庭的负担。也就是说，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养老保险金支出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同时，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对医疗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制度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从我国的国情看，同时满足这些需求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供求矛盾的长期存在，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显现和隐性的社会问题。

3、影响城乡二元结构和农业的发展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都在农村，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从而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减少，同时大部分的劳动力人口外出打工，使得务农人口以老年人口为主，这样的人口结构状况将影响农业的发展。第一，影响农业的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二，不利于农业对新技术的应用；第三，使农业的生产率下降。这样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就影响着城乡二元结构，同时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更加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作为衣食住行的重要保障，一旦受阻必将会反作用于经济，使市场失灵。

三、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险机制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社会对养老、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将是非常大的，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和医疗制度，健全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老年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加强社区老年卫生工作，增加服务项目，改进服务措施，为老年人提供预防、医疗、护理和康复等多种服务。建立健全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通过医疗救助等多种渠道帮助贫困老年人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同时，要加强社保基金监管，进一步规范社保机构设置，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老年服务。

2、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将相对降低，而老年人口的消费将相对上升，这也是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一个新的挑战。消费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导致更多的企业和商家加大对老年人口需求和服务的研究，他们将进一步开辟老年消费市场。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兴建老年人活动的公共设施，扩大老年人活动场所，寻求更全面的老年服务项目，提高老年服务质量，促进老年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

3、大力发展经济，为其奠定物质基础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迎来了老龄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将以较薄弱的经济力量来应对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长的问题，负担较重。因此，我国要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为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老年人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为老年人快乐、健康的生活提供更有力的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才能够有能力去应对老龄化危机。

4、加大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投入，发挥宏观经济作用

由于人口老龄化使得家庭面临养老危机，所以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政府此时需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加大对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投入，使得老人能够得到很好的救助，子女可以安心工作，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率的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应该加大对于像河南等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大省的转移支付，使其有足够的财政资金能很好的掌控人口老龄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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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体育 服务 老年化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社会的影响

按照联合国的规定，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5[1]。全国老龄办于2006年2月23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从2001年至210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至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第二阶段，2021年至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第三阶段，从2051年至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发展已成定局。

二、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及内容

（一）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

公共体育服务是公共服务在体育领域的拓展，其内涵还是政府所承担的一种职能。借鉴公共服务概念，公共体育服务是指满足公共体育需求所承担的服务职能。公共体育服务包括管理、组织、生产、供给、设施、保障等不同层面的内容。公共体育服务根据其性质不同可分为有形服务（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等）和无形服务（如公共政策、法规制度等）两大类。它是以政府机关为主的公共部门生产的、供全社会所有公民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社会产品[4]。总的来讲，公共体育服务就是公共体育组织通过多种机制和方式的灵活运用，以回应社会公众体育健身需求的活动的总称。

（二）公共体育服务的内容

由于公共体育需求多种多样，必然要求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内容丰富多样。公共体育服务根据其性质不同可分为有形服务（如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等）和无形服务（如公共政策、法规制度等）两大类；根据公共体育服务的表现形式又可分为：基础性的公共体育服务，如公共体育场馆、公共图书馆等；制度性的公共体育服务，主要包括有关体育的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应的规章制度、国家体育发展战略规划等。这些公共服务的内容既有纯粹的公共物品，也包括混合物品，在实践中往往以混合物品居多。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内容的多样性，在大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职能的框架内，政府部门必须根据具体的公共体育需求信息确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内容。

三、老龄化下公共体育服务的意义

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能力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目前我国的公共体育服务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公共体育缺少相应的政策与法规保障，公共体育组织与管理机构不够健全，缺少专业的公共体育工作者，体育场地设施简陋不足，老龄人的体育锻炼科学化程度较低等。然而，老龄人对公共体育活动具有极大的热情，他们目的明确、意志坚韧，这种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令人叹服。大力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提高老龄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大力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活动，科学合理地组织和指导老龄人从事体育锻炼，有利于提高老龄人的身心健康水平。一是坚持体育锻炼，可以活动筋骨，各关节保持灵活，提高身体活动能力。二是通过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心肺系统机能，促进新陈代谢能力，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三是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推迟各器官系统生理机能的衰退和老化。四是在体育活动中，可以排除忧虑，消除孤独，保持良好的心态，促进心理健康。

（二）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营造和谐美满的家庭与公共生活气氛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难以在短时期内建立起与老龄化相适应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体系，现阶段应以家庭养老为主。据统计，我国大约有1亿的老龄人与子女合住，职工在工作与照顾老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高速运转，久而久之，影响身心健康，也会影响家庭成员的关系。如果公共能够为这些老人提供良好的体育与生活服务，不仅能促进老龄人的身心健康，还可以丰富老龄人的业余生活，建立和谐的家庭与公共生活气氛。

（三）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体育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众多的社会服务职能逐步转移到公共，加强公共建设、管理和服务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大力开展老龄人公共体育服务，不仅可以增强老龄人的身心健康水平，还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增强公共凝聚力，强化公共意识。鼓励广大公共成员积极参与公共体育服务，有利于形成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范，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公共里的老人晚年生活健康幸福有保障，还可以在公共中起到示范作用，使年轻人消除后顾之忧，自觉拥护计划生育政策，有利于控制人口的增长和提高公共的人口素质，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 邬沧萍，等.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中国老年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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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达到10%或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13.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不容忽视，乌鲁木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2005年乌鲁木齐60岁以上人口达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1.43%。到2010年乌鲁木齐60岁人口达到31.6万人，平均每年增长6个百分点。至2010年以来，乌鲁木齐老龄化速度加快，2014年全市60岁以上老人38.4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1%，2015年乌鲁木齐常住总人口达到355万人，较上年增长不足1%，但老龄人口已突破15%。据估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50万人以上，乌市老年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

二、乌鲁木齐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现状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和确保城乡居民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乌鲁木齐市社保局在全疆率先出台了相关规定，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的，针对社会不同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2004年全疆首个为城镇灵活就业者提供服务的医疗、养老保险试验点在水磨沟区建立。起初为激发城镇收入较低居民的积极性，水磨沟区社保局将最初的养老、医疗保险捆绑交付的方法改为两种保险可任选其一。另外，又为不具备缴费能力的以个人形式参保城镇居民规定了特定的缴费方式，从而短期内有效提高了城镇居民参保率。2006年末，乌鲁木齐市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参保人数为182万人，增加5%（离退休人员44.32万人，增加3.7%）。2007年6月底，养老保险参与人数增加到42.52万人，比上年增加2万人，基金收缴率94.72，清欠率18.6%，清欠额为3160万元。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达13.44万人。2008年后参保人数有所下滑，但两年后便开始增长。2011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达94.74万人（其中在职职工参保人74.96万人，离退休人数为19.7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55万人（其中在职职工参保人数增加10万人），增长15.27%。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收入为48.36亿元，比上年增加10.48亿元，增长27.67%。基金支出为42.56亿元，比上一年增加8.16亿元，增长23.72%。2011年底，企业退休人员的月平均养老金达1776元，较上一年的增加96元，增长5.71%。2015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24万人，比上年增加1.24万人，企业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待遇提高到2636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每月380元和195元。

三、乌鲁木齐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面临的问题

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较低，养老资金缺乏。2015年乌鲁木齐市劳动力人口270万人，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共有124万人(包括离退休人员)，覆盖率仅为46%，有待于进一步的扩大。乌鲁木齐的流动人口较多，有些灵活就业者，由于无固定收入来源，甚至雇佣单位不履行其职责，导致这部分人群有意参保却参加不了的境况。处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的环境下，乌鲁木齐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企业税负过重等问题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缺乏严重。有些经营不善的企业拖欠养老保险费用时有发生。养老保险基金渠道缺乏，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基金的保值增值机制不够完善，社会救助的渠道如社会捐赠和民间慈善组织不多。另外，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进一步加大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不平衡。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参保范围的扩大。养老保险缺乏统一的社会化管理。就乌鲁木齐市而言，养老保险的各种服务设施不齐全，社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管理水平较为底下。由于历史原因乌鲁木齐社会结构较为复杂，兵团制度与地方存有一定的差异，建设兵团已退休人员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冒领养老金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地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仍然存在。目前，养老保险的社会化管理和服务水平也很低，导致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仍然由企业承担，增加了企业的负担。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不完善，缺乏相应的政策指导。我国关于养老保险的法律一直都很缺乏，建国初期，仅推出一些方案与指导意见，缺乏法律效应。上世纪末，我国正式颁发《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由于国家农保的立法较低，推及到乌鲁木齐，效果不尽如人意。进入本世纪，乌鲁木齐推出各项政策推动养老保险的发展，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仍面临许多长期的问题如兵团与地方的双轨运行及监管漏洞等。

四、改善乌鲁木齐养老保险的合理化途径

城乡统筹，加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在农村，乌鲁木齐农村的参保率较低，应该强制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思想观念的落后，受传统养儿防老思想的束缚，对现代养老保险的观念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强制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很有必要。在城镇，要求所有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缴纳的保险金不受职业种类的限制。设立专门的机构，统一管理，专业化的运营，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多元化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方式和筹集资金渠道。为了平衡养老基金的收支，可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允许外籍人士购买养老保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资金的不足。目前银行的利率不足以弥补物价上涨的幅度，养老基金放入银行反而会贬值。养老基金应有专门的人员负责管理，选择合适的方式如投资项目等盘活养老资金。养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捐赠，填补养老资金的缺口。乌鲁木齐民间慈善组织较为缺乏，发展慈善组织，凝聚各民族力量，鼓励其积极募捐资金用于养老保险，活跃民间资本，牵引民族向心力。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减轻养老保险支付的压力。前几年，我国开始进行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目前我国退休年龄相对较低，另有部分居民提前退休，加大了养老金的支出。国际上，很多国家适当延长了退休年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因此逐步延长适当退休年龄，是乌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可行手段之一。在进行延长年龄时，为稳定起见，可进行逐步延长。比如每隔五年延长2-3岁，用十年时间延长到既定退休年龄。这种阶段性的退休年龄的调整可以一段时期内提供劳动力，又能以最优化的方式分配劳动力资源。

作者:姚雪莲 孟玉龙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殿国.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J].经济研究参考，2008;(32).

[2]马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0;(6):79-83.

[3]胡绍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研究[J].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5):1-7.

篇12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11年底，中国60岁老龄人口已达1.85亿，占当时人口总数13.7%以上。目前老年人口年均增长800万人，到2050年将达到4.3亿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人犯罪问题也愈发突显。2014年海淀法院公布了一项针对老年人犯罪案件的调研结果。调查结果显示，70岁以上老人罪犯率已上升至20%左右，在2010年甚至出现80岁以上老人犯罪案件。如何及时应对老年人犯罪激增，已成为政府机关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一般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一般研究现状

研究资料表明，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中国的老年犯罪将在很长时间内显现逐步上升和增加的趋势。然而相对于老年人犯罪率激增，国内学术界对于老年人犯罪问题的研究明显滞后，目前，国内只是少量、自发且散乱的学术论文，还有待系统深入地研究。

（二）存在的问题

在对于老年人犯罪的研究中，国内学者研究仅限于单纯的从法律法规层面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以单一路线对老年人犯罪问题进行解剖并提出解决方案，很少结合国外先进经验，对预防机制的建立缺乏概念，不能很好地利用社会各方资源。只有从源头出发，探寻老年人犯罪的根本原因，结合各种资源，曲突徙薪，才能更好的实现科学化社会管理，推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

二、老年人犯罪现状分析

（一）老年人犯罪的特点

由于老年人在生理机能上的衰老和下降，使得老年人犯罪出现几大特点。

1.通常采取非暴力手段犯罪

由于生理机能的大幅下降，老年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更具智能性、间接性和隐蔽性，其中老年人犯罪类型以诱骗、敲诈等居于首位。敬老爱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然而老年人罪犯正是利用这种社会氛围，利用对老年的关爱，进行犯罪行为。以北京房山老人孙万祥为例，其以66岁高龄一手导演了156起“碰瓷”案件，骗取138名被害人人民币12万余元，被老百姓称为“最牛碰瓷王”。

2.暴力犯罪对象多为弱势群体

受身体衰老的限制，老人很难对普通成年人以实施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行为，但以未成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为对象的暴力犯罪却屡见不鲜，其中、猥亵、谋杀等案件最为突出。2012年福建长汀县65岁男子钟某，入室15岁智障少女，导致其怀孕生子。2014年6月16日，长汀县人民法院以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钟某有期徒刑六年。

3.犯罪分子文化层次普遍较低

目前我国老年人文化层次普遍较低，尤其是农村老年人，以文盲或半文盲为主。其文化层次较低、缺乏法律知识、守法意识淡薄，常常依照自己的经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人处事，导致农村老年人成为老年犯罪“主力军”的核心。据相关部门统计，在犯罪的老年人中，农村老人占到55.3%。

4.量刑难度大

我国实行的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战略，加之爱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使得检察机关与法院在量刑时对老年人犯罪一直保持着人道主义关怀，通常都是从轻处理。然而对老年人犯罪从轻处理尺度过大，会降低其处罚的预防功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犯罪率猛增。

（二）老年人犯罪诱因

由司法机关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老年人犯罪种类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犯罪诱因也是五花八门，但归结起来大致分为三大原因。

1.高速发展下的家庭裂变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规模迅速膨胀，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导致农村“空巢老人”规模也是急速扩张。而在城市中，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及功能发生变化，快速的人际流动关系与高速的生活节奏也使得家庭结构迅速的转变，老年人独居越来越普遍。老年人独居产生的孤独感和挫折感，加之情绪的波动，使得部分老年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扭曲，根据司法部门资料显示，在老年人犯罪案件当中，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的空巢老人占到总犯罪人数的60%以上。可以明显看出“空巢”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极大的影响。

2.未富先老的养老困境

截至2012年底，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2273万人，其中失能人口3600万人，慢性病患病者0.97亿人，空巢者0.99亿人。高龄人群的高龄、失能和空巢化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的紧迫性和复杂性。加之我国人口老龄化远超前于现代化速度，未富先老的问题日益凸显，老年人面临着贫困、疾病、失能、照料、精神关爱等诸多困难和问题。面对如此困境，使得少部分老年人铤而走险，进行财产犯罪活动.用于解决经济问题。

3.法制建设任重道远

“亲亲、尊尊”是封建立法和司法的根本原则和指导思想。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取得成功，但少数地区民众封建思想顽疾、法制意识淡薄的问题依然严重。当前相当一部分数量的老年人没有系统地接触法律，而在农村地区这一问题则更为明显。这导致很多老年人在处理日常事务上更多是依靠当地风俗习惯非理性的法制思维，导致很多老年人以年龄优势争取个人利益，导致冲突甚至案件的发生。

三、老年人犯罪预防机制

由于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加之我国传统文化环境，目前全国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在老年人犯罪的量刑中均给从宽处罚。然而刑罚的作用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对老年人犯罪 “从宽”尺度过大，会减弱刑罚的预防功能。所以，对待老年人犯罪应首重建立预防机制，其次改善从处罚措施。

（一）环境设计预防老年犯罪

C?Ray?Jeffrey于1971年在他所撰写的《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了“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这一概念。这个词的本意就是“通过妥善设计和合理利用建筑物环境，降低普通民众对犯罪的恐惧和犯罪案件的发生几率，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CPTED目的在减低犯罪率，鼓励积极向上的社会行为。C?Ray?Jeffrey的环境设计预防犯罪主要包括四个策略：领域感（Territoriality），自然监督（Natural Surveillance），入口控制（Access control），活动支持（Activity support）等。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受限，再加上体能及应急能力的影响，通过妥善设计和合理利用建筑物环境，可以将大多数老年人犯罪行为扼杀在摇篮中，真正做到“曲突徙薪”。

1.自然监督

自然监督指通过对环境的物理设计，使潜在的犯罪人和他们的潜在犯罪目标能够实时可视：即通过设计，使入侵者很容易被门卫、居民、旁观者和监控设备所观察。通过对物理环境的合理布局，使易受侵害场所的可见度最大化。例如在城市、社区的主要交通路口增设智能视屏抓拍装置，多角度抓拍并储存出入车辆的信息，通过安装自动辨析报警系统的车辆识别软件，对来往的网络备注嫌疑车辆，系统将自动向指挥中心报警。

2.领域强化

通过特殊环境设计来表达空间的所有权，能够增加罪犯的危险意识感，强化合法所有者控制感。例如在视频监控支架杆印上“****派出所”、“治安监控”字样，再搭配警徽，以冲击性的视觉效果提高威慑力。在社区周围设置防盗护栏，内部组织治安巡逻队，营造“全民皆兵”的“蚕茧式”社区氛围。

3.入口控制

在街道、建筑入口和邻居门口等通道入口加强控制，如使用社区电动门、公寓大厦对讲机、电子门禁等。通过入口控制来阻碍或拖延罪犯接近目标，减少犯罪机会，增加犯罪代价和犯罪风险。

4.活动支持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活动来激活社区生活空间，例如加大对社区、养老机构，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法律宣传与教育，不断增强其法制意识与抵制犯罪倾向的能力，将犯罪隐患扼杀在萌芽阶段。在开展形式上，农村地区可以结合当今流行的文化下乡活动，播放通俗的普法教育片；在城市老年大学的课堂中，可以开设与老年人生活贴近的法律课程：在社区的宣传拦.可以报道一些对老年人具有警示作用的案件。同时，在展开法制活动的同时，也能够吸引公众眼球，聚集足够人气，使民众在活动中进行自然监督。

（二）科学化量刑的威慑效应

我国是一个拥有尊老敬长这一传统美德传统古国，并已固化为一种伦理思想，成为指导、评判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因此一般在老年人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均采取从轻处理的方式，然而这一行为违背了刑法的预防及惩罚犯罪的理念，无法达到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的目的，甚至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犯罪狂潮的到来。结合我国老龄化的社会背景，这并非危言耸听、以偏概全。

1.威慑性处罚

量刑上，结合老年人犯罪时的身体和个案的具体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该罪犯的危险性，而非以唯年龄论的一刀切，把老年人的具体综合因素作为法官判案的定量刑情节，法官在不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下，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确保惩罚的正义。对那些社会的认知较为成熟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并不因为其高龄而受影响的老年人，必须承担其应负担的刑事责任。

2.人性化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