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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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概念

篇1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267-08

前言

全球化浪潮席卷下,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我国跨文化交际的新纪元已经到来。为了增进相互了解,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国的人们进行商务和文化方面的往来,我们有必要加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以避免因认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引起文化冲突,导致交流失败。

跨文化的时间概念

当代跨文化理论认为,时间观念是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理查德・E.波特[1:7]提出,跨文化交际产生的障碍是受八个文化变量的影响:态度、社会组织、思维模式、角色、语言、使用和组织空间、时间概念和非语言表达。其中时间概念是一个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重要的文化变量。同样,爱德华T・霍尔制定了跨文化领域三个重要的文化变量――语境,时间和空间。在他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他指出,不同的文化导致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不同。

在中西方文化中,由于感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人们对于时间概念的理解往往会大相径庭。时间感知方式会影响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并继而影响其言语表达及行为方式,反过来,一定的言语表述及行为方式又反映出独特的时间观念。正因为如此,时间观念不啻是一个隐秘的向导,无形地制约着人们的言语行为。作为跨文化交际中非语言交际的一个重要方面,时间有助于我们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有助于进行有效的国际交流。因此时间观念的差异对交际行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

中西文化时间观念的差异

时间是永恒的哲学话题,它与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联。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它们的不同在于价值观放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根据萨姆瓦[3:168]的说法,注重过去的文化如英国,希腊和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因此,他们强调传统,习俗,历史和宗教和强烈相信之前的事件,过去的经验教会人们如何活在当下。注重现在的文化如菲律宾,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对当下一样重要。在他们的眼中,未来是未知的,现在真的存在。人们的这种文化可能更冲动和自发的,喜欢更轻松,更休闲的生活方式。注重未来的文化把重点放在有意义的未来。美国属于这一类,最受美国人欢迎的是无需回顾过去,努力工作准备未来。它们的不同在于价值观放在过去、现在和未来。

单向时间和多向时间的概念是由爱德华・霍尔提出。单向时间观指:时间是可以量化的和有限的商品,因此有必要使人们懂得使用时间和节省时间。它被认为是最有效地一次做一件事或在一个时间等待一个人。人们不应该让突发事件干扰他们的计划。多向时间观指:时间是无限和无法量化的。人们似乎不太繁忙,他们很容易改变时间表和期限。人们可以同时做几件事,情况可以频繁调整。中国倾向于多向时间观,通常可以在同一时间处理一些事情在同一时间,而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倾向于单向时间观,宁愿在一个时间里做一件事情。

西方文化中的时间观

西方传统的时间观侧重于研究自然科学中时间的哲学问题。西方文化的时间观受牛顿运动法则的影响。西方文化时间呈线性,意味时间溜得很快,一去不复返。西方人倾向于朝前看,崇尚未来。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历史上由于地理位置和军事力量,它们嗜好扩张地盘,向外延伸,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不同文化人打交道,他们求变求新,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

美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和工业革命影响,重视时间观念。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因此人们没有历史感,很少关心历史。在他们眼中过去代表过时,无用,守旧的概念。相反他们认为将来很重要,充满希望。只要他们努力,把握未来就一定能成功,就能找到幸福。这是美国人的梦想。

美国人看待时间如水、石油一样宝贵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能节省,花费或耗费的有形商品。在日常生活和商业往来中他们不喜欢相互寒暄浪费时间,喜欢切入正事。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有极强的时间观念,注重霍尔所说的“正式时间”。美国人重视制定作息时间表,合理地统筹安排时间以便规划好未来的工作与生活。正如霍尔指出:“讨论西方的时间观时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时间表的话,工业社会将不为人知,微不足道。”[4:136]美国的效率与时间紧密相连。高效率工作意味着他们生活、工作节奏很快。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便利店、快餐店如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孕育而生,帮助人们节省时间,迅速完成工作。众所周知,美国人称自己是钟表的奴隶,所以他们分秒必争地珍惜时间。

中国文化中的时间观

中国人的时间观不同于西方的时间观。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时间进程不仅是线性而且是循环性。[5:51]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孔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就表示时间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

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很重视时间的“过去”,通常把过去当作现在生活的指南因为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因此就有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姜还是老的辣”,“人心不古”,“古人云”“世风不古”等习惯用语。

为什么中国人在表示时间的“上、下”词汇比英语丰富,蓝纯[6:97]解释说,中国人有祭拜祖先,崇尚数千年文化的传统。祭总是放在祭坛的顶部,人们跪在地面向上来祭祀祖先。于是汉语中出现许多跟“上”和“下”有关的时间词如“上半年,下半年;上辈子,下辈子;上次,下次;上午,下午;上旬,下旬”等。

中国人侧重循环性的时间观表明人们相信生命有轮回,人类的进程是按周期运行。因此就有“轮回”、“转世”、“周而复始”的说法。

冯友兰[7:213]在他书中指出农民为了农活就必须特别关注太阳、月亮的活动及四季的交替。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过去土地对人们来说十分重要,他们不喜欢搬家,离开土地意味着失去一切,因此他们觉得时间够多,事情可以慢慢做,逐渐养成了慢节奏的生活习惯。乡下的农民――他们的一天通常是按自然规律行事,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时间是金钱”。由此日常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像“慢走”,“慢用”,“慢慢来”,“慢悠悠”,“三思而后行”,“来日方长”等惯用语。

在农业发展中国家,多向时间观支配人的生活,人们可以同一个时间做几件事情。因为中国人喜欢回顾过去、尊重历史和传统。在中国人眼中时间不是稀

缺商品,很容易就能获得。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生产力水平低,吃“大锅饭”的现象普及,人们不重视效率。再加上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陈旧观念根深蒂固,大家的时间观念不强。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时间观念开始发生变化。现代社会要求时间的严格性和准确性,时间成为世界上宝贵的资源。

新浪网曾进行了一项题为“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时间观念正在改善。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3757名被调查者中,77%的人认为时间就是生命,10%的人选择时间是金钱,8%的人认为时间就是幸福。而仅有5%的人认为时间。对时间的珍惜和重视,表明人们越来越追求高效率生活,“与时俱进”的时间观念大大增强,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

概念隐喻理论下的时间概念

中西方哲学家,物理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甚至小说家和诗人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诠释过时间的概念。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时间范畴又以空间范畴为前提。其原因是,人类的一切活动无不发生于具体的空间,空间能为人的知觉器官直接感知,而时间则是无法感知的抽象概念,因此后者必须借用前者来加以认识和表述,也即要借事物、运动、空间方位等概念以隐喻的方式进行表达。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隐喻实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将某一领域的经验用于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一种认知活动。

1980年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动中。我们赖以进行思考和行为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是隐喻的。”[3:3]按照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隐喻是人类概念体系的基础,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一面镜子。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概念隐喻主要有三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将不同的概念域作为始源域来认知时间这一目标域,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时间隐喻。因此,时间隐喻即是将其它概念结构投射到时间概念结构上的隐喻现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人们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所使用的成语典故、习语谚语及文学作品都能反映出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由于受不同文化的影响,时间隐喻概念也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以下从跨文化视角探讨时间隐喻理论,借助分析中英文时间隐喻文本研究来挖掘不同文化时间观念异同及重要性。

时间隐喻在文本中的解读

一般来讲,大部分小说按时间顺序来编排叙述。读者能从小说中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存在和节奏感。比如:曹雪芹的名著《红楼梦》中时间就是按照四季的更替和事件的发展来体现,而马克,吐温的名著《哈利贝克・芬历险记》中惊险故事在漫长的夏天一个个展开,让人体会到时间缓慢地流淌。

下面从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所著的《乱世佳人》和十八世纪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丹尼尔,笛福著的《鲁滨逊漂流记》小说中译本撷取几个片段,加上一些中西方日常生活中的习语、谚语,通过文本研究来感知时间隐喻所赋予的语言震撼力。

1、时间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是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将涉及一种概念的各方面词语用于谈论另一概念。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我们的许多活动,如辩论,预算揭示时间隐喻的本质。“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和“时间是一个有价值的商品”都是隐喻概念。他们都是隐喻性的,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与金钱,资源有限,和有价值的商品概念化时间。莱考夫和约翰逊称这种隐喻结构隐喻[9:133]多德指出:北美人觉得时间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可以被用来使用,购买,浪费,节约,花费,并以其他方式操纵[10:146]。“时间就是金钱”拥有许多类似隐喻表达方式,时间可以安排、节省、耗费等。近年来“时间就是金钱”理念在全世界越来越盛行。例如以下文本分析:

例(1):她终于理解了他,他们俩的心终于撞击在了一起。这珍贵的时刻决不能轻易错过,不管事后会带来怎样的痛苦。

――《乱世佳人》中译本[11:1166]

例(2):他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现代女郎酒馆楼上赌钱,或是在贝尔,沃特林的酒吧里跟那些有钱的北佬和提包客密商赚钱的计划,使得全城的人愈加觉得他比他这些朋友们更可恨。

――《乱世佳人》中译本[11:849]

例(3):我在所有的铁器中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铁皮,花了一星期的功夫,总算做出了一把铲子。

――《鲁滨孙漂流记》[12:43]

例句(1-3)属于时间结构隐喻。受“时间是金钱”隐喻概念的支配和影响。时间被看作是有价值的商品(如:拥有,失去、花费)。例如,例(2)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赌博室……”,金钱是喻体,时间是本体。

例(4):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

例(5):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例(6):光阴一去不复返。

例句(4-6)是中国人常见的谚语。人们喜欢用“时间就是生命”来告诫人们不要浪费时间,要是浪费了时间就再也找不回来。“光阴”在汉语中表示时间。“光和阴”的变换预示时间的流程。在中国传统上人们习惯把时间比作金子,一种昂贵的东西,时间是可以珍藏的。这种惯用语耳熟人详。而在西方“时间是金钱”隐喻深入人心,但近几年在中国流传得很快,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时间如金钱一样宝贵。

这种时间隐喻在中英文上存在差异,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传统和生活环境。在过去,中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时间的价值,因此这种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就出现了像“一刻千金”,“寸阴尺璧”等成语。然而,西方国家主要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人们重视工作效率和时间。如以上已经说明,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不同的时间隐喻。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时间就是金钱”的比喻是典型的西方式表达,而“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比喻是典型的中国式表达。

2、时间本体隐喻

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分析,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是物质的,人类对物体的经验为人们将抽象的概念理解为“实体”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就派生出了本体隐喻。在这类隐喻概念中,人们将抽象和模糊的思想、感情、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的概念看作具体有形的实体,特别是人体本身。“本体隐喻”又可分为“容器隐喻”和“拟人化”。例如以下文本分析:

例(7):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在这岛上已经生活了二十三年了。

――《鲁滨孙漂流记》[12:75]

例(8):是啊,时光如流水!二十多年前我种的那些用来做围篱的树,现在已经变成大树了。

――《鲁滨孙漂流记》[12:147]

例旬(7-8)属于时间本体隐喻。时间被看作金钱或移动的物体。当时间被比作移动的物体,我们可以用不同动词描述在时间域运动过程点及运动状态。同样时间也被描绘成流动的水,时间一去不复返。已成为普通的日常语言,且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一般情况下人们已意识不到它们的隐喻性,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熟知的具体事物来思考、谈论抽象的事物。由此可见,隐喻性的思维方式和其他感知一样已成为人们组织经验、认知世界和自身

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除了上述例子中,仍有很多例子的本体隐喻。在中国时间被描绘成流动的水。当我们想强调时间飞快,我们可以说时间如离弦之箭,像风疾驰,表示时间在我们观察者面前来来去去,例如:“任时光匆匆流去”、“似水流年”、“时光飞逝”、“光阴似箭”英语中也有许多类似的表达。

例句(9)岁月不待人。

例句(10)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例句(11)有了时间和机遇,一切秘密都暴露。

例句(12)岁月流逝,脑子善思,最大的痛苦也解除。

例句(13)时间是伟大的发现者。

例句(14)时间能创造奇迹。

例句(15)时间能教你学会一切。

――沈一向,沈超英[13:411-413]

例句(9-15)属于拟人化范畴,画线的词都是拟人手法。例句(9)选自陶源明的诗“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告诫人们珍惜时光,不要虚度年华。例句(10-15)摘自英语谚语辞典。表明时间过得飞快以至于人们抓不住它。时间不等人提醒大家充分利用时间。

例句(16):时间就是生命,懒人消磨时间就意味自杀。

例句(17):时间在飞逝中仍然带给她更多的真理,而且在偷走她的青春时给予她智慧。

――爱德华,摩尔[14:202]

例句(16-17)是英文格言。“杀死时间”动词“杀死”字面上的意思是“造成一个人死亡”,但这里“杀死”的宾语是“时间”而不是“某个人”,表示“悠闲地打发时光”。像这种类似的英文表达还有很多如“愚弄时间”、“欺骗时间”、“谋杀时间”、“偷取时间”等。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人喜欢用表达拟人化的时间隐喻,这是典型的英汉语中由于文化差异而不同。

3、时间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是指隐喻从“进出,上下,前后,开关,深浅中心一边缘”等表示空间的具体概念域向非空间抽象概念域的系统映射。这些隐喻跟人的身体构造及认知世界的方式有关。[9:133]

李国南指出[15:85]在英汉语中有着相似的方位隐喻。由于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英汉空间隐喻是相似的。例如:“去,往,现,前,来”用来指空间的概念,后来他们成为表示时间的词素,构成方位隐喻如“去年,去岁,去冬,以往,过去”、“现在,当前,现时”、“将来,未来,来年”、“回首,回顾,回忆,追忆,追溯”等时间词。以下文本分析:

例(18):“我现在不去想它,”她重又祭起了自己惯用的法宝,狠狠地想道。“如果我现在还去想失去他的痛苦,我就要发疯了。我明天再想吧。”

――《乱世佳人》中译本[11:1312]

例(19):“这一切等我明天回到塔拉庄园再考虑吧。到那时候我就能够忍受了。明天我要想出个办法来重新得到他。不管怎么说,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了。”

――《乱世佳人》中译本[11:1313]

例(20):望着那渐渐离去的岛屿,我心中顿时涌起了无限的遐想,让我想起了当初的岁月,想到了现在和未来……

――《鲁滨孙漂流记》[12:162]

例旬(18-20)中“过去、现在、将来”属于方位隐喻,呈现出典型的美国将来为中心的时间观文化,美国重视未来,因为预示着希望、前途和期望。女主人公斯嘉丽把“明天”当作她的“法宝”。每当遇到困难她就鼓励自己明天是崭新的一天,希望的开始,相信自己只要做好准备一定能成功。俗话说“好时机就要来了”说的就是苦难是暂时的而前途是光明的。斯嘉丽有足够的把握重新赢得瑞特的心,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

篇2

一、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概念

自1944年中国留美人类学女博士胡先晋发表有关《中国人脸面观》论文以来,众多学者先后撰文论述“面子”问题,并对这一概念给出了各自的界定。胡先晋认为“面子代表一种中国社会重视的声誉,这是在人生经历中通过成功或夸耀,步步高升而获得的名声,也是经过个人努力和聪明才智积累起来的声誉。”何友晖认为“面子是个人基于他在社交网中所占的地位、合宜的角色表现与被人接纳的行为操守,而从他人获得的尊重与恭敬;个人所获得的面子乃视个人及其关系密切者的生活举止与社会期望是否吻合而定;而在两个人交往的情况,面子可说是一种相互的服从、尊重与恭敬,是双方都期待获得,同时也准备回报的。”黄光国则认为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个人的面子是其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成中英从主观和客观两个度来解释“面子”,他认为“从主观向度上看,‘面子’体现的是与社会关系及整个社会相关的个体自尊价值和自身的重要性。客观向度上的面子是指个人被相同社会或社区中的其他成员认可的社会位置,或更多表现为在某特殊场合被特殊人认可的社会地位或价值。”金耀基认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对面子的定义具有代表性:面子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个人的尊严将从适当的行为及社会赞许中获得,即社会性的面。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的“面”,除社会性外,尚有道德性的含义。朱瑞玲认为“面子是一个社会认可的‘自我’,也是个人社会影响力的代称;它因社会互动而产生,又因拥有种种社会资源进而影响人际间互动的关系;为了追求面子亦即有利的自我意像,个人逐渐习得各种符合社会规范的因应行为模式。”陈之昭从现象心理的角度将面子界定为:在自我或自我涉入的对象所具有且为自我所重视的属性上,当事人认知到重要他人对该属性之评价后,所形成之具有社会意义或人际意义的自我心像。周美伶从两个角度对面子加以界定,一为社会尊严,另一则是公众形象。翟学伟在综述了前人的研究并对“脸面”的语义做了分析之后,提出如下定义:“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所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他人心目中所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

综合以上的概念得以看出,学者们对面子的定义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认为面子是一种声望、尊重、价值、重要性或社会地位,总之强调面子是一种社会尊重或社会价值。二是视面子为公众自我形象,或他人所认定的自我形象。强调面子是个人在他人心目中所建立的形象,是他人用来认定个人的整体知觉。但所有学者均认同的一点是,面子须透过互动情境而获得,一个人的“面子”是“面子”拥有者和认可者之间特定关系的一个函数。

二、西方文化中的“面子”概念

Goffman是西方探讨面子的代表人物。他对面子曾做过一“动”一“静”两种描述。其互动性的定义是:面子是在特定的社会交往中,个人成功地获得向他人声讨的社会正向价值。它包含了以下两个过程: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某种关系的人,其中一方向另一方声称自己拥有某种社会赞许的价值;若互动对方加以承认,这个人就获得了他所要讨的面子。而静态的描述性定义是:面子是一个具有社会赞许性质的自我心像。静态描述与互动性定义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丧失了面子运作所具有的磋商与互动的本质。

Brown& Levinson则进行了精细的跨文化语言分析,以探讨人们怎样透过语言来表达对面子的顾虑及避免面子威胁。他们的理论虽以“礼貌”为名,但是面子却是此理论的关键概念。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在一个社会中,任何有能力的成人都有面子,而且知道每个人都有面子,他们也有一定的理性知道如何选择方法来完成(照顾他人面子需要的)目标。这里所谓的面子就是“每个人要求他人认可的公众自我心像,是一种须情绪投入,可以丢失、维持或增加,并且在交往中需要被时时留意的东西”。这一概念包含了两种成分:消极面子与积极面子。消极面子是指“每个有能力的成人的行动都不被他人妨碍或强制的需要”;积极面子则指“个人的需要至少被一些人视为可欲的”。消极面子所要求的是一种独立自主、可以自给自足的公众形象,追求个人的自主,不受他人强加负担或义务,这种愿望一旦得到满足,该成员的消极面子就得到了保留;积极面子是希望自己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能被有关的人物接纳、赞许的需要,追求与他人的亲近、和睦,及受他人赞同。

Ting Toomey在她所提出的“面子磋商理论”中将“面子”与“我”及文化的概念交织在一起。她指出“面子实际上是个人的自我在某种关系情境中呈现出来的心像”。它是在某一情境下互动者互相定义的身份。而“面子磋商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各文化的成员都在为他们想要拥有的面子而与互动对方进行磋商。她将面子分成四个向度:自己的/他人的消极面子;自己的/他人的积极面子。

Lim认为面子指的是一个人向他/她人所声讨的积极的公共意象。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自主的、交情的和能力的面子。自主面子是人们控制自己命运的意象,该意象根植于不想被压迫的需要;交情面子是人们对于有价值的同伴的意象,该意象引发被接纳的需要;能力面子是对一个人的能力的意象,它产生了一个人的能力被尊重的需要。

其中Brown& Levinson的消极面子与积极面子观具有典型的西方文化特征,是完全基于西方文化的面子概念。

三、结语

Brown& Levinson所提出的积极面子与中国文化中的“面子”有相似之处,而消极面子则几乎无任何相同。中国文化中不存在以行动自由和自主要求为核心的消极面子观念。相反,Brown& Levinson认为在西方文化中不太敏感和正式的积极面子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则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构成了中国文化中“面子”概念的主体内容。这种积极面子要求的实质是要受人尊重,其本质还是一种尊严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中“面子”概念的核心就是人格尊严的要求,对友善、热情、认同、人格完满的要求,对行动自由的要求不明显。中国文化中“面子”的维护包括对己与待人两个方面。对己要克己守礼,不失体面,一言一行符合社会的要求和自己的身份地位;对人则要尊重体谅、热情友善,充分顾全到对方的面子。(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参考文献:

篇3

[DOI]10.13939/ki.zgsc.2015.01.143

社会发展为人类实践提供了日渐广阔的空间,人类社会实践方式也异彩纷呈,种类繁多。各类实践在不同层面均涉及文化这一范畴,不论是语言文化、科技文化还是传统文化。其中文学创作作为反映社会现实、抽象人类规律的实践方式之一,牵涉跨文化交流这一目下时势所趋。因而文化差异也就必然成为文学翻译中不可回避的内容。

1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定义

有关文化(Culture)这一概念的定义分歧与争端早已结束,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信仰与规范集合(the totality of 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1]或“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文化差异(Culture Difference)则是跨社会形态、模式的信仰与规范集合的不同。文学创作作为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文化活动势必背负其烙印,反映其特定信仰与规范集合;因而导致文化差异,这一相对异质文化形态接受者形成的解读障碍。文学翻译(Literary translation)则是跨语言体系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往往是语际(interlingual),而非语内(intralingual)概念。语言作为文化载体,是不同文化的镜像;语际翻译是不同语言体系间的交流与合作,势必面临文化差异的处理。

2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关联

文化差异不以政治意义国家疆域为划分标准与界限。虽然政治这一往往涉及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对文化活动有不容忽视的操控能量,其影响时常见诸翻译活动;文学创作,这一社会图景的写实手段,更难离政治。但政治意义的国家疆域却并不形成文化差异划分的唯一量度与界限。因为从文化角度出发所探讨共享一套信仰与规范的社会,是不以国家疆域界限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概念。因而文化概念的不同社会是与不同国家既相交又分离的共核概念(Common Core)组合。即,一个文化概念的社会形态可以跨越国界,一个政治意义上独立的国家也可涵盖多个不同文化社会形态。是以文化差异不一定平行于国家疆域的变化而变化。正如霍奇森所指出的那样:“将文明视为一个不连续的区域性存在的思想是毫无疑义的。”[3]文化与文明的不可分割性,使其也体现同样特性:跨地域连续性。但尽管在保持其连续性同时,文化也呈现地域差异。在同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差异如此,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差异亦复如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例,在宗教源起之初,基督教是以犹太教为蓝本的。因而其教义与犹太教颇有渊源。独立之后,其信众的单一性也使宗教文化折射出单一性。但随着基督教在世界的广为流布与接受,其宗教文化也日渐丰足与多元起来。迄今为止,基督教已分化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主要分支、105余派”。[4]此时,人们已经完全遗忘了犹太教对基督教文化的肇始作用。而基督教本身的发展,在拜犹太教所赐同时,这种多元与其流布接受过程中的地域人文情态的变迁不可分割。是以形成基督教遍布世界的众多流派与相应文化活动。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以不同文化为背景的作家自然会流露出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差异。如霍桑的《红字》,作品通篇贯穿基督教赎罪意识;而萨尔曼・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则试图抹杀对穆斯林及其文化与宗教的认同;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被宗教界人士斥为歪曲,但文学作品及改编电影备受非教派人士追捧。这种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对跨文化背景文本的接受差异不失有趣的文化现象。同一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核对不同受众引发的接受反映可能截然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译本成功与失败。所以文化差异意识对透彻理解文学作品不可或缺,而后者正是上乘文学翻译的前提。因而文学翻译中应对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译者应考虑接受读者的文化语境,意识到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意味着在译介新文化,同时在接受文化中重构包括社会、经济及语言等层面的源文化。文化差异作为文学翻译,这一时常跨越文化背景进行译介活动的重要又不可回避的层面,本身也是文化现象之一;而对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也同属文化活动领域,二者均被文化研究所囊括。所以文学翻译与文化差异是呈双向、同质交织运动状态的手段与目的、客体与本体关系。

3 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应对策略

文学作品在翻译学中被定义为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处理涉及地道或习惯表达,如俚语、歇后语、问候语等;习俗或常规如节日、婚丧嫁娶、礼仪等;历史渊源如朝代更替、政纲演进、人物交迭等;上述仅为文化差异在文学文本中体现之万一,但不论它的体现形式怎样,译者译介行为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将以不同程度改写源文本(因而有了译本比较研究这一翻译实践研究模式),因为接受文本(Receptor/Receiving Texts)中无可避免会出现以忠实(Fidelity)为前提对源文本的增删。而改写程度大小则视译者手段运用而定,或译者译介意图而定。接受文本或意在引介异域文化或实现重构后在目标文化中对源文本的接受。前者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异域情态(Exoticism)及独有特征(Realia),通常会采纳音译、异化等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引致阻抗(Resistancy/Resistance)现象,异域文化负荷有可能会丰富或动摇目标文化系统。后者着眼于在目标文化系统中重构源文本,词汇替换、归化等手段会是选择的对象,从而产生冗余(Redundancy)现象;使目标文化多样化,巩固其系统。此外,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策略还常涉及建构性翻译常规(Constitutive Translation Conventions)、折射(Refraction)、预先规范(Preliminary)等。译者对源文本的处理策略将不仅使接受文化读者能接触源文本,左右其对源文本的接受;也能对源文本所根植的接受文化(Receptor /Receiving Culture)多元系统(Polysystem)构成操控作用,从而对目标文化体系构成影响。以中国传统文化书信表达为例:信末文言体“顺祝/颂教/商祺!”现代汉语体“祝安!”“安好!”等在很多情况下无差别地被译为“Best wishes to you.”反映出东西文化尚礼与尚简生活态度的文化差异。又如《前赤壁赋》开篇中最后一行后半阕“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富含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底蕴。A.C.Graham在译文中处理为“hovering above as though we had left the world of men behind us and risen as immortals on newly sprouted wings.”其中“world of men”、“immortals”是典型基督教文化符标。两个截然不同体系中的文化概念在此交会,这恐怕是苏轼始料未及的。再有译界佳话:张谷若先生对“David Copperfield”中顺口溜的翻译。“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我爱我的所爱,因为她长得实在招人爱。我恨我的所爱,因为她不回报我的爱。我带她到挂着浮荡子招牌的一家,和她谈情说爱。我请她看一出潜逃私奔,为的是我和她能长久你亲我爱。她的名儿叫爱弥丽,她的家住在爱仁里。”翻译实践中此类神来之笔不胜枚举,策略多样,无一例外体现译者意识形态对文学文本中文化差异的作用与体会。进而展现译者意识形态与作者意识形态的融合与冲突。

文学翻译对接受文化而言是一个改写源文本但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其异质文化特征的过程,而这一异质文化特征与接受文化背景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它可能与接受文化背景有同源关系。通过这种译介手段从异域文化汲取养分,可视为接受文化充实自身的途径之一。通过文学翻译中对文化差异的客观建构,也可驳斥如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国等这类对异质文化的曲解与误读,从而从根本上消除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跨文化交流障碍,建立更畅通的文化间理解与交流。

参考文献:

[1]Eugene A.Nid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篇4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3-0034-04

人们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处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下,有着不同的,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到“文化差异”这一概念。不同类别的文化差异存在着不同的差异程度,其中差异程度最大的要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另外还有由于所属国家的不同而产生的国别的文化差异、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因职业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甚至不同个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因为文化差异有如此多的类型,所以不可能一一论述,本文所涉及的是差异程度最大、最明显的一类,即东西文化差异,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国和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

先来看一个例子:

例一:一个美国教授戴维斯在中国讲学三个月,而当他谈起对中国的印象时竟然说“中国人不尊重知识和学术”,原因是大部分中国人称他为“戴维斯先生”,而不是他所熟悉的“戴维斯教授”或“博士”,所以他感到中国人似乎在故意贬低他。据此,一位赴美留学生在《我对称呼的见解》一文中指出英文的“Mr.”和汉语的“先生”的内涵意义的不同。[1](P2-3)

国内关于文化差异的研究已经很多,如文化差异与英汉翻译、文化差异的研究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文化差异对语言交际的影响等,这些研究大多提出了文化差异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与翻译、教学、交际等实际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而本文则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研究中西文化差异,探讨中西文化因素对人类认知活动的影响,如例一谈到的中美关于“先生”这个称呼的不同理解是怎样使中西方的人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的。

“文化”是一个提及率很高的词语,人们常常说“酒文化”“茶文化”“文化节”等,但“文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什么样的差异属于本文所要探讨的文化差异?为了使本文的探讨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有必要在讨论文化差异的某些具体问题之前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关于“文化”的概念。

一、关于“文化”的概念

不同的学者对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一般来说,“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桂诗春提出,狭义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广义的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及其伟大的代表人物所做出的种种重大的成就与贡献,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等。[2](P138)

胡文仲指出,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创造,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狭义的文化单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3](P28)

Raymond Williams认为culture一词包含三方面的含义:(1)用以描述知识、精神、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表示一种生活方式,不论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者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3)用以描述智力,特别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和成果。[3](P29)

涵盖面最广、最精确的“文化”定义之一是英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Edward Tylor 1871年在他的著作The Primitive Culture(《原始文化》)中提出的:“所谓文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3](P35)

以上介绍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本文就引用Edward Tylor关于文化的概念,这是一个较为广义的概念,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本文主要侧重精神层面的“文化”,并从差异程度较明显的词汇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来分析。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认识世界、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行为模式等方面也随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从认知语用学角度来看,这就表明了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人们认知结果的不同。本文试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主要运用认知语境的相关理论来分析中西文化差异。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认知语用研究

认知科学是从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等多角度研究人类智能系统的性质和工作原理的一门综合学科。[4](P3)它的哲学基础来自于主客观相结合的经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认识论,简称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认为客观现实和人的感知、思维并不是相对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人的经验来源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前者涉及到人的吃、穿、住、行等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后者则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人的精神领域。但是,这些经验并不是完完全全储存在人的大脑里的,而是大脑对其进行能动地认识、消化、概念化和结构化,最终形成知识结构储存在大脑里,这个过程就是人认识世界的过程,即人的认知活动。而经验的来源就包含在本文所要谈及的“文化”概念范畴中,人类认识世界、获取经验是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作为人类经验来源的文化因素对人的认知活动又有什么影响呢?不同的文化因素,即文化差异会造成怎样的认知结果呢?

从认知语用学角度来看,这些概念化和结构化了的并储存在大脑中的知识结构便形成了人的认知语境。认知语境在操作上可以抽象或系统化成“知识草案”(knowledge script)、“心理图式”(psychological schema)和“社会心理表征”(socio-psychological representation)三种语言隐性内容的推导机制。[5](P3)下面就结合认知语境的相关知识,从差异程度较明显的词汇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来探讨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人的认知活动的影响。

(一)词汇方面的文化差异

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语言这一人类特有的工具,其中文化的交流更是如此。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因素影响着语言的表达,所以语言能够反映出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烙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特征。作为语言的基本要素――词汇,则更明显地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中西方的差异。词汇的覆盖面很广,本文只选择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词汇加以分析。

1. 动物词汇的文化差异研究。例二:龙(dragon)。在中国古代传说中,“龙”是统治整个水族的神异动物,是一些远古民族的图腾。在封建时代,“龙”是帝王的象征,沿袭到现在,“龙”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华夏儿女自称为“龙的传人”。因此,在中国,“龙”都被赋予“至尊、神圣、吉祥”的含义,于是有了“龙凤呈祥、龙腾虎跃、龙飞凤舞、望子成龙”等褒义词汇。然而在英美文化中“龙”是凶恶、残忍的古怪野兽,它吞食人类、制造水火灾害。于是英语中的“dragon”有“悍妇、凶恶的人”的意思。在圣经中“the old Dragon”指的是“撒旦、魔鬼”。

在成长的过程中,中国人和西方人通过与身边的父母、教科书、媒体等接触获得了关于“龙”的概念和信息并逐渐在头脑中形成印象。在认识“龙”这一人类杜撰出来的神异动物时,中西方在这一点上的文化差异同时会影响人的认知活动。“龙”在人的大脑中不仅仅是有鳞有须的神异动物,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龙”是“权力、尊贵、吉祥”的象征,而西方人则把“龙”等同于“魔鬼、凶恶的人”。这两种关于同一事物完全相对的概念化结果分别储存在中西方人们大脑中的知识结构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表征。

作为认知语境的一部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形成的社会心理表征会影响语用推理的过程,导致推理的种种变体。[6](P116)当中国人听到“望子成龙”时,首先检索头脑的知识结构中关于“龙”的内容,发现“龙”有“权力、尊贵”的含义,于是得出结论:父母希望子女长大后出类拔萃、建功立业、获得巨大成就,这样完成了对“望子成龙”这一成语的正确的、符合中国人关于“龙”的认知结果的理解过程。而当西方人听到“to hope that one′s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时,他们也会在头脑中搜索关于“龙”的社会心理表征,找到“龙就是撒旦”的概念化结果,那么得出“父母希望孩子成为恶人”的结论,进而对这一说法大惊失色。

2. 抽象词汇的文化差异研究。例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中西方在价值观上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群体取向与个人取向。

在中国,人们的价值观强调的是集体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崇尚集体的和谐,反对突出个人,把功劳归于集体,同时避免“锋芒外露”。“个人主义”的含义成为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只顾个人,不顾他人、集体和国家,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个人主义”固化为与“集体主义”相对的贬义词。

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强调的则是个人的独特性,能够自由发展,而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等势力束缚,崇拜个人奋斗,保持一致在西方看起来是个性丧失的表现,隐私权被看作合理的要求,若受到侵犯如同受到侮辱。[7](P11)《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是这样定义individualism的:(1)feeling or behaviour of a person who likes to do things in his/her own way,regardless of what other people do(2)theory that favours free action and complete liberty of belief for each individual person(contrasted with the theory that favours the supremacy of the state) 可见,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个人主义”不含有贬义成分;相反,这个词被赋予了更多的积极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价值观念影响了人们对于同一个词的认知活动,经过长期的概念化和结构化过程,“个人主义”内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含义就被赋予了不同的感彩,于是当听到“王先生崇尚个人主义(Mr. Wang advocates individualism.)”这句话时,中国人提取出的头脑中这个词已经概念化、结构化的意义即是“个人主义是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然后结合这句话,得出结论:王先生是一个自私的人,应该受到人们的鄙视。然而,西方人则会结合他们头脑中关于“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表征,即“个人主义是宣扬个性、不受束缚”,因此得出不同的结论:王先生是一个珍视个人权利、勇于进取的人,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由此可见,不同的价值观念使人们在头脑中形成不同的社会心理表征,进而影响人们的语用推理,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

(二)社会生活方面的差异

社会生活也是方方面面的,既包括生活方式,也包括言语交际、非言语交际、生活态度等,本文仅举一个例子加以分析。

例四:看病。“去医院看病”不管对于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件,由于这个事件的反复发生,它逐渐地变成一种典型结构并概念化和结构化在人的大脑中,成为一个知识草案,它是固定的认知意义单元。但是,中国和西方看病的流程略有不同,在中国,病人直接去医院就可以了,不用像西方人那样还要提前预约,这就体现了长期以来中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

社会文化因素以经验的方式不断输入大脑,于是产生了相关的内容和形式结构,形成了相应的社会心理表征,而这种带有社会文化色彩的心理单元,可以影响到有关知识草案的选择。[6](P118)知识草案随着时间逐渐被固定和深化,只要具体的事件或场景一出现,这种知识草案就会被激活并投入使用。另外,结合具体的场景因素,知识草案经过经验式的排列组合可以形成规模更大的心理图式。如例四所示,西方人看病的知识草案比中国人看病的知识草案多一个“预约”的环节,所以当生病需要去医院时,西方人不会像中国人想到的那样直接拿钱去医院,而是先打电话预约。

三、文化因素和认知活动的关系

如上文所述,文化因素能够影响人的认知活动,不同的文化在人的大脑中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表征、知识草案,进而连接成规模更大的心理图式,当遇到类似的场景或情景时,这些心理单元就会被激活,进行语用推理或产生相应的行为方式。但是,这些在大脑中形成的固定的心理单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方的交流日益加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生大大小小的变化。这些文化因素上的改变都会进一步影响人的认知活动,相应地改变人脑中已经形成的固定的社会心理表征、知识草案或心理图式。某一时刻当这些心理单元被激活后,则产生不同以往的语用推理或行为方式。

以例四看病为例,假如一个中国人在西方居住一段时间后,他会发现原有的依据知识草案生成的行为和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了矛盾,因而结合身边的具体场景因素相应地调整他的知识草案,久而久之,形成一个新的固定的知识草案。于是,当再次遇到类似的情景时,他脑中这个新的知识草案就会被激活,他就会基本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行事,在看病前先预约了。

再如“例三”中作为一种价值观的“个人主义”一词也处在变化之中。曾有学者将当代美国人分为四代,对于每代人,“individualism”作为一种信仰都有不同的含义[8](P23-24):(1)对于出生于一战、成长于二战期间的一代来说,“个人主义”中包含着对家庭、朋友、同事等团体小团体利益的重视,并没有“平等”的含义。(2)对于出生于大萧条、二战期间的一代来说,“个人主义”意味着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3)战后经济的复苏和繁荣孕育出的“生育高峰期”的这一代人的“个人主义”,就是自由地表达个人意愿,为自己的思想行为作主,向违反个人自由意愿的人或事说“不”。(4)生于信息时代的一代人的“个人”似乎已经消失在电脑面前。以上是“个人主义”的含义在美国的历史长河中的演变。在中国,这个词同样也发生了变化:“个人主义”的含义趋近于“主体意识”,逐渐趋向于中性词或褒义词,就是说“个人主义”这个词升值了。由此可见,随着历史的进程,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人们的价值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人们对“个人主义”这个词的认知,使人们重新调整已经在大脑中形成的社会心理表征。

四、结语

本文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分析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指出文化因素能够影响人们的认知活动,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人们在头脑中形成不同的社会心理表征,产生不同的知识草案、心理图式。当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场景或事情时,与之相关的知识草案或心理图式就会被激活,人们因而进行不同的语用推理和采取不同的行为或生活方式。本文同时指出人们大脑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心理单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化因素的改变,社会心理表征、知识草案和心理图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另外,“文化”是一个范畴很广的概念,文化差异也体现在方方面面,本文仅举了词汇和社会生活中的四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加以分析,其他方面如比喻和习语、打招呼、称呼、夸赞及其答语等都有深入研究的价值,而认知语用学也为文化差异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和方法,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化差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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