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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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思想史; 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 《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 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 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 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 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 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 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 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 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 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 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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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医通过长期亲身体证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活动,对人体(包括外界存在物)进行有意识的取“象”达“意”的思维过程。

    首先,观物取象是意象思维的前提。在中国古代先民们看来,宇宙事物的存在无不有着“见乃谓之象”([1],p.240)的特征,因而物呈现于外的是它的现象、形象,如天、地、人以及万物之象,表征了万物显现于外必有“象”的涵义。《易经》有天象、地象、人象、事象、物象等,《内经》有气象、藏象、脉象,这些统统被称为“物之象”。它是以观物取象为前提的,是对万物存在样态的揭示,却有着“属人”的意义(如由象及理的推论)。因而,它的内容富于客观性的成分,同时充满着主观性的色彩,是有着立于客观物之上的主观认识性的活动结果——象思维。象思维是一种人类认知性的活动,最早有着广泛的“符号学”意蕴。在人类早期社会的认知活动中,象与数息息相关,基本上蕴含着有象便有数的道理。《周易》记载着“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1],p.237)的大宇宙象数之理。在《内经》理论体系中,“气”、“阴阳”、“五行”、“六经”和“五运六气”等基础性概念,都内涵着象思维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按照一定的组合原则构成中医理论体系框架,有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2],p.8)、“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2],p.291)及“天有四时五行”、“人有五脏化五气”([2],p.19)等的符号理论系统。这些揭示了观物取象活动,是意象思维的基础。其次,“以言有物”是由象达意的中介。伽达默尔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3],p.593)从一般交往意义上而言,象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因为有了“言”“,象”便有了解释学的意义;换言之,“言”是解释“象”而达“意”的工具。中医诊断讲究“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2],p.62),就是指通过充分表达的言辞来传递人体“象”的内容和意义,从能揭示出人体内在运行之态。这是用言语诠释“象”的形式,表明了言是连接象与意的中介,言的外化则为象,言的内化为意。也就是说,言以活生生的象为造型,又有活泼泼的意为底蕴,因而有着象为言之形式,以及意为言之内容的现象。因此,中医哲学蕴涵着由象形符号向意义符号的转变,为一种嫁接于言语上的由物象的本身性向思维的运用性的转向过程,而有着诠释化的表征意义。换言之,它是由象构成的象征符号系统往由言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转向。这种符号转向机制在中国哲学中是独具一格的。然而,虽然象征符号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但二者已分殊为两种系统,最重要的是语言只能起到帮助象表达其意义,却不能直接地、准确地表达象的“真意”,而且“仅关注‘言’而忽略‘象’只会得到残缺不全的圣人意图”([4],p.11),因而这有着虽尽言,但非尽意的缺陷之现象。中医也是提倡不要拘泥于言语,更多在体悟象的无穷所示。但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虽不能充分地表达人体本然,但离开语言的表达形式,思想的交流与传承就会存在极大的问题。况且,通过人的想象空间来达意,语言能够起到辅助、释义和弥补的作用。因而在达意方面,人们并不主张单纯以“象”尽意,或以“言”尽意,而是主张言象结合、言象相佐而尽意。因为由象达意需要主观性的感悟,感悟者的差异直接决定着对于象的理解,故而中医有“圣医”与“愚医”的理解上的差之千里之别。第三,“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象思维和意思维矛盾概念。“立象以尽意”最初涵义是《系辞》对《易经》的哲学阐释,旨在于尽可能立有限之象,用简易之理来表达无限之意。但立象又不可以完全尽意,有着立有限之象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尽无限之意。如此,便出现了“立象”能否“尽意”的质问。王振复认为在“尽”与“不尽”之间([5],p.20)。然而,无论是“尽”还是“不尽”,但其旨意在于“得意”。这是一种目的,是由万物之“象”来显现,主体能够通过观象来认识万物,以象来表达事实、真实,获取真意,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此时,“象”的存在意义被转移到“意”上,就可以舍弃“象”而只取“意”了,即所谓的“得意而忘象”。对于这点,中医哲学由内及外的超形态的整体性藏象思维,是不局限于现象的,而做到了“得意而忘象”之境;不过,其前提是以“立象以尽意”为基础的。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矛盾概念,然而它不是绝对对立的,前者是基础、前提,后者是进程、境界;前者是必要的,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也就是说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有前者未必定会达到后者。像“庖丁解牛”就是通过肢解大量的牛而得其意,能够达到“神遇”的娴熟地步,也就实现“得意而忘象”了;若没有大量牛的“象”作铺垫,是无法达到此地步的。中医除了通过“立象以尽意”的大量的临床经验而达到“得意而忘象”的地步,还要有行医者的聪慧悟性而达此境。在中医哲学的藏象思维过程中,观察与抽象并不分离、独立,而是融为一体。其表现为感性认知与悟性感通的合一,是象寓于着义、义却依附于象,二者不可分离而合则为一。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既是必然的联系,但又不是必然的推论;也就是说,二者可以仅得其一(但很多情况下是二者兼之),只是前者为基础性,后者为境界性;前者更多讲究渐进性,后者更多讲究突变性而已。

    二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人们在经验知识基础上运思出的原创思维。

    它表征了人们通过直观感悟存在物(如世界、人体)的认知、推理过程,即通过提取人体与万物的共相特征,使其富有一定的属性和功能,而形成为具有一定意义内容的属性、概念。中医在知识获取方法上即如此,其中的意象思维就是主张取类比象获取知识的,表现于在经验基础上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增加这相互联系作用的宝库中被直觉到的类比对应物的数目”([6],p.314)。具体言之,取类比象的方法就是择取自然存在物象、人体生理显相、精神变化动象进行类比和比附,它是辨证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取类比象的方式多种,有人体官能比附宇宙,有宇宙物性比附人体,还有人体内外相类比这些类比有着对“真实关系”的直觉感悟、把握功能。第一,意象思维是以“真实关系”为理据的。在中国早期社会,人们对宇宙自然和人体生命的认识是以“象”思维来达意的。象的本质是人体以天地自然的认知为基础和载体的,能够自觉地借助象思维获取知识。在整体观指导下,中医哲学是主张人体内脏腑存在着一定互为协调的和谐关系。那是因为世界的各种物事及其现象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人体的活动也具有这种“实在的关系”;同时,人具有“可察知的关系”的能力,通过揭示人体与世界存在的规律,来反映人体本身的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统一与协调。中医基于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和析理基础之上,揭示人体与外界环境的交互关系、人体内部的关系以及人体内的脏腑之间的关系为“真实关系”来模拟存在性,借助阴阳、五行、气、象、数、正邪、虚实等符号和语言,来反映人体生命的运行和诊病理论。中医哲学所描述的万物生化的自然之道在于五运六气的变迁,以及人体内部与脏腑之间的存在关系,都是源于一种“真实关系”,而表现为“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2],p.19)之法则。由此看出,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是丰富的,而由其所孕育的知识更是充实的。中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经验直观、整体联系的“真实关系”的理论系统,能够按照和谐、有序、平衡、循环或对称的组合原则构成了一定的理论框架,这体现了中医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体系所形成的“真实关系”,内含着相似或相类事物的比类在思维中获得整体联系性的状态。不过,此种联系是凭靠理性逻辑推理和直觉感悟的整体形象来完成的,既拥有一定的数据和指标又有灵感共同来维系。其中,意象思维是与辩证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想象、灵感、顿悟等共同参与构成了中医思维体系的要素。第二,意象思维是融通理智活动与心智活动合一的载体。在获取知识方面,爱因斯坦便曾认为,科学知识的获取“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的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7],p.344)。中医哲学就是讲究立于人体系统论之上,通过经验考察把人体的存在与发展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知识。中医的阴阳五行符号则灵活地运用着原始化的概念和关系,通过阴阳五行的符号化组合和变换,而将自然与人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以简洁和明晰的符号系统来认识、解释和模拟宇宙自然万物。而且,中医通过由象达意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以表知里与司外揣内的相对待的分析方法,从而把握人体有机体作为整体在自然状态下表现出来的生理病理信息,建立了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使中医藏象理论体系具备了整体性和过程性的知识。而且,中医哲学讲究“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同科学观察、心智感悟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把感觉和观察结合在一起,我们可能观察到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并且能感觉到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然后这就成了不仅反映我们感觉到的而且反映我们观察到的东西的一种方法。它还是自我反映的源泉,自我反映使我们认识我们的本质、心智或自身。”([8],p.9)譬如,中医讲究“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而达到“补写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2],pp.40-41)之境;而且,这种特殊的功用还能“德化者气之祥”([2],p.151)和“德流气薄而生者也”([2],p.222),有着一定意义的作用和功能。因而,意象思维是对观物取象的超越,而富于德性之情。所以,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不仅在感,而且在情。这是将理智与德性相统一,表现为由内及外的心知(心智)活动与理智活动的不二,这是中医哲学获取知识独特的方法,也是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的基本方法。因而第三是,意象思维有着知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中医讲究象的动变之理,注重物的功能,而不是结构形式。在意象思维方法的指导下,中医哲学滋生出“恍惚之数”的模糊性概念。必须承认,这种模糊性是建立在人体直觉感悟之上的整体把握,以一种体认的方式来获得人体存在内在联系的。它强调相似事物的类比推理,注重整体上的易于辨识,不必讲究细节上清晰。中医的藏象理论就是基于临床观察和经验积累基础之上,经过大胆想象、体悟和创新,形成了有别于西方近现代医学之独特理论。这一理论反映的是人体内脏腑功能系统之间多要素、多维度的非线性复杂联系,蕴藏着一种动态而复杂的功能系统构成的脏腑关系网络。正是在直观整体思维指导下,中医“藏象的‘取类比象’不是靠精确的数据、指标来进行使人信服的推导,而是靠具有模糊性的整体形象,使思维得到启示触发,在思维跳跃中取得逻辑联系”([9],p.33)。但是,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绝对不精确。金哲认为,中医藏象理论的思维逻辑主要是模糊逻辑,“模糊逻辑是模糊和精确的有机统一”([10],p.1166)。它体现于在经验基础上的体道悟神,在忽略某些细节的情况下反而会使得整体的把握更加整全,有时却更有的放矢。而且,模糊之象还能激发想象力,有着思性的特征,能够拓宽医者的思考空间。这一思性的特征主要有三:其一,由形下“象”而形上“道”“神”是只可明道悟神,而不可言说的;因而,其二是重视“道”“神”的亲证体悟;其三,追求“道”“神”目标的途径是整体身心的修养,而不仅仅是掌握某种知识。这种体现的“至道在微”“神用无方”的特征与西方纯粹的形上思辩是不同的。不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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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研究和把握自然科学课程中的哲学思想，是高等院校自然科学专业授课教师从事教学的必然要求。这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是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类科学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关于客观世界普遍规律的学问，自然科学各专业课不仅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而且是相关哲学思想在专业学科的具体外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自然科学所内涵的哲学思想为其各学科的发展、从而也为各门专业课的研究和教学，提供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不言而喻，各门自然科学专业课都是寓含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载体，哲学则是引领各门自然科学专业课教学的思想旗帜。各门专业课的成功教学，无一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完美结合。谁准确地把握了自然科学课程中的哲学思想，谁就获得了从事相关教学的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也就掌握了教授学生领会和运用该课程科学原理、科学思想、科学品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钥匙。

本文立足于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就高校物理化学课程内涵的哲学思想，谈谈自己的两点体会。

物理化学蕴涵和体现着以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为总特征的唯物辩证法

物理学和化学本来是自然科学领域本质各异、区别明显的两大分支学科。但是，随着人类实践的进步和这两大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物理化学这门全新面貌的学科竟然脱颖而出。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客观世界存在的两个总的基本特征，从而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1]。物理化学学科，作为一门从物质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的联系入手来探索化学变化基本规律的科学，不仅蕴涵着以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为总特征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具体实践体现。

物理化学是普遍联系辩证思想的实践体现。自然科学史显示，物理学与化学虽曾有过约定俗成的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但并非互不相干的孤立存在。相反，它们相辅相成，联系普遍而紧密。在客观世界，物质的任何一种化学反应总是伴随着物理变化，任何一种物理运动也都会引起相应化学元素的化合或分解。据此，“化学和物理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中形成了一个轴心”。历史上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研究总是在相互合作、彼此促进中进行的。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兼及物理学和化学。每当化学家们对取得的实验结果试图作出解释并提高为理论时，每当他们在研究中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总是求助于当时的物理学成就，而且受益良多。自二十世纪以来，化学发展由于近代物理学的出现而如虎添翼，化学与物理学的交叉也越来越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科学家们对物理学与化学之间普遍联系的深入研究、把握和总结，使物理化学作为一门聚合物理学和化学特点的独立分支学科破土而出。显而易见，物理化学是物质的物理现象与化学现象相互制约和促进、从而也是物理学研究与化学研究彼此依赖和渗透的结晶。科学史还表明, 物理化学的形成与进步也得益于数学基本理论与技术的支持，得益于物理学、化学与数学的相互作用[2]。毫无疑义，物理化学课蕴涵和体现着物质世界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

物理化学也是永恒发展辩证思想的实践体现。唯物辩证法所说的发展，不是指事物的循环往复、简单重演，而是量变引起质变，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不是单兵独进，而是在与其他事物的广泛联系中变化；不是时进时停，而是永无止境的持续物质运动。这种永恒发展，正是物理化学的存在形式。其突出表现：一是突破，主要指探索新的科学规律，实现物理化学内容的质的升级。比如，从经典的平衡态热力学发展到非平衡热力学，从宏观反应动力学发展到微观的分子反应动力学，从体相到表象，从静态到动态，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等等，这些都是探索物理化学规律成果的一个又一个飞跃，是物理化学内容的波浪式、螺旋式质变。二是融合，主要指各学科相互交叉，多学科共同研究，形成边缘学科。比如，在对生命现象的解释上，经典平衡热力学的结论与达尔文进化论是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现今的物理化学吸纳或借助其他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3] 这一理论将生命现象视为一种逆反熵增，指出在非平衡的开放条件下，通过体系内部耗散能量的不可逆过程而产生或维持时空有序结构，而生物结构就是这样一种有序结构——在空间性方面表现为方位排列的有序，时间性方面表现为周期变化的有序，二者体用一源，协同互补，不可分割。耗散结构学说是物理化学理论的一个重大发现，但它的意义同时也是哲学上的。它不仅蕴涵和体现着物理化学与生物学的融合，也蕴涵和体现着物理化学在与其他诸多学科的广泛联系和包容中持续发展的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物理化学的持续跨越进步，是蕴涵其内的唯物辩证法的永恒发展思想的具体外化。

物理化学蕴涵和体现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4]仔细剖析物理化学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同其他学科一样，它是实践与理论的统一体，蕴涵着“实践—理论—实践”这一螺旋式循环上升的辩证认识过程，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实践体现。

首先，物理化学蕴涵和体现从实践到理论的基础认识过程。在物理化学研究中，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根据已知的原理或定律先进行演绎推断，做出某种设计，然后再进行探索性的实验和观察。有人将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认识看作是物理化学研究的全过程，这是片面甚至本末倒置的。因为，作为演绎推理依据和出发点的已知原理或定律，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或科学家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研究者从人类长期大量经验事实和科学实验中归纳推理得出来的。物理化学中的许多基础性原理或定律，如物理化学中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本身就是唯象理论，只能从人类长期大量经验事实中归纳产生，而无法从已知的原理演绎导出。迄今为止，在宏观世界还没有发现与之相矛盾的事实出现，实践验证了它们的正确性。毋庸讳言，没有大量经验事实，没有大量科学实验，不可能产生物理化学理论。任何一般性的物理化学命题，无论怎样抽象或表面远离个别经验事实，都无一列外地以实践为源泉，以个别经验为基础。实践的观点，这一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从事物理化学教研之第一观点。从实践到理论、从个别到一般的基础认识过程蕴涵和体现于物理化学的研究实践。

其次，物理化学蕴含和体现从理论到实践的检验真理过程。物理化学的发展历程昭示人们，它的原理或定律之所以是真理，不但在于它来自于大量科学实践，更在于它创立后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证实，在于它在接受检验中被实践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这突出地表现在化学动力学的发展上。1918 年，物理化学家路易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当时已建立起来的气体分子运动论来分析化学反应的动力学过程，提出了碰撞理论，认为反应物的分子通过简单的碰撞而完成化学反应，只要能量足够、取向合适，就可以发生反应。但是，当碰撞理论返回并运用于实践时，却只能解释实验事实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从而证明它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为了克服这一理论的不足，20世纪30年代，物理化学家Eyring和Pelzer又经过大量科学实验，在碰撞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化学反应的过渡态理论，认为反应物的分子并不是通过简单的碰撞直接发生反应的，而是在分子相互接近的时候会首先形成旧化学键部分断裂而新化学键部分生成、而且能量处于极大点的过渡状态，它极不稳定，会马上释放能量并过渡到生成物，从而完成化学反应。科学家们将这一理论投返于科学实践接受检验，检验的结论是：过渡态理论是对碰撞理论的深化，它解释了在碰撞理论中取向合适的碰撞为什么能量“足够”就能够发生反应，这个“足够的能量”以活化能来定量衡量；但过渡态理论尚存在无法回答某些新问题的不足之处，还需要后人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更新的理论去发展和完善。科学的任务在于不断地排除谬误、获得真理。而实践是辨识谬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物理化学发展的过程，就是在物理化学领域通过科学实践不断发现真理，又通过科学实践不断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辩证过程。

参考文献：

[1]王革,武育香,郑庆林.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

[2]魏光,曾人杰,马兆海,杨意泉,廖代伟.重新认识“物理化学”课程的战略地位[J].高等理科教育, 2001,1: 2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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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6-0 -0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R克思寓居巴黎时，于1844年5月至8月写成的，所以又称《巴黎手稿》。当时，欧洲的各个国家陆续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发展，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之上升，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马克思意识到，对当代世界的批判，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社会生活相关的现实问题，其中心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问题，所以在《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弊端，提出了著名的“异化”思想。

一、《手稿》中的异化思想

马克思认为“异化”即是“异己化”，“异化劳动”即是指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异己化的东西，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越发达，生产水平越高，劳动者就越贫困。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和人之间相异化，人和人之间相异化。

首先，马克思在文中提出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异化。对于劳动者自身来讲，它的生产技术越发达，他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越多，那么这些产品的价值就越少，所以劳动者通过它得到的财富就越少。“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其次，马克思认为之所以会导致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归根结底是因为劳动者和劳动活动本身之间存在异化状态，因为在劳动者看来，“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应该是人类的本质所在，人们劳动是对自身一种需要的满足，然而正因为异化的存在，使人们劳动不是为了劳动而是为了报酬，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

再次，马克思还提出了异化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与人之间的异化。他说道：“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这一带有人类意识指导的目的性活动本来应该使得人与动物相区别，但是异化劳动使得人和动物一样将劳动仅仅当作生存的手段。而且正是由于人与自身相对立，那么人与他人之间也是一种相对立的状态，这也就是马克思提出的第四个规定，人与人之间的相异化。异化劳动加深了阶级矛盾，使得劳动者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同时也使得劳动者之间竞争加剧，关系恶化。由于在社会中人们都是为了自我生存而进行劳动，那么自然就会导致各种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剩下单纯的经济关系，而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的异化的表现。

马克思在文中非常深入的分析了这种“异化”思想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的巨大危害，给与其严厉的批判和谴责。马克思认为这种异化劳动的现象使得统治阶级能够更加残酷的压迫无产阶级，破坏无产阶级的幸福，从而攫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巩固自身的统治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工人阶级沦为一个精神空虚，丧失自我，失去对生活本身的追求而单单追求生存的完全异己的存在物，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他越是努力工作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会导致他的愈加贫困，也就是说他越是追求生存，就越是生存艰难。

二、研究“异化”思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现象的分析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经济越发展，工人越贫困。而在马克思去世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尤其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自然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相比较19世纪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异化”现象是否也逐渐消失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相比较19世界，工人的生活水平确已提高，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依旧巨大。资产阶级掌握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物质财富，一些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依旧非常艰难。此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越来越多，人际关系日渐被单纯的经济关系所取代，人们的相处愈加冷漠。所以，在当今社会之中，研究“异化”现象依旧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涌现，似乎也陷入了一种“异化”的困境之中，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行业差距种种现象亟待解决。与此同时，“异化”现象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人的类本质与自身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异化。在当今我国的社会之中，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现象层出不穷，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人与人之间缺失了起码的信任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诚信缺失问题，问题，利益成为了一切人类的行为活动之中的终极目的，人们在行为活动中开始将行为带来的利益作为评价行为活动的标准。这正吻合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提到的人的类本质和自身的异化现象，人们将生存作为人的本质，劳动仅仅作为生存下去的手段，而非人的本质需要，而这种人与自身本质之间的异化现象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现象。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及时遏制此类现象的继续发酵。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只有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才会减少对物的依赖，进而不被物所控制。其次，坚持以人为本，提高对劳动者本身的关注。国家和政府应该以人为本，不断完善和改革社会制度、社会政策、法律法规，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保证人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劳动者的道德素养。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帮助劳动者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财富观，进而创建起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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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兽医本科教学体系中,兽医病理学占据着重要位置。它是一门承上启下的科学。它集合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及生物化学等众多基本文由收集整理础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内科学、外科学、传染病学等对于疾病的认识,同时为药理学及免疫学提供药物治疗及疫苗防治的指导依据。由此可见,兽医病理学是兽医专业本科生应该重点掌握的基础知识。

1 “对立统一规律”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它的核心内容是“矛盾双方是即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兽医病理学的基础理论核心内容可谓是“炎症”[2]。它是动物疾病中最普遍又是最复杂一种现象,在炎症过程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应该是“致炎因子所引起的损伤过程”与“机体自身的抗损伤过程”。二者在炎症过程中是对立统一的。

这种对立统一关系体现在损伤过程与抗损伤是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没有炎症早期以损伤性为主的变质性变化,就不会出现之后的以防御为主的渗出性及增生性变化,同时如果发生了剧烈的渗出和过度增生,又会加重机体的损伤性变化。

2 “质量转化规律”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事物发展的动力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矛盾双方的变化一般表现为量变与质变。首先量变是质变的基础,机体若长期处于致病因素或应激因素作用下,当胃脏黏膜表面屏障系统遭到破坏时,首先会出现浅表性胃炎,这种变化表现为一种渐变性过程,当这种渐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质的飞跃,机体这时可能会出现胃溃疡甚至胃穿孔。另外,在质变的基础上又可以引起新的量变和质变,当胃炎或胃溃疡不能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时,可导致胃癌的出现。因此,对于疫病我们要以预防为主,及时发现、尽早治疗。

3 “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在兽医病理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内因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根据,在动物疾病过程中这种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动物机体自身所处的状态;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在疫病过程中这种外部条件主要表现为致病因素的强弱。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传染性病原体引起的疾病过程中,宿主即可以表现为传染病形式的变化,又可以表现为败血症形式的急性病理变化[2]。这种疾病过程表现形式的不同主要取决于宿主感染病原体时所处的状态。

4 “部分与整体”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部分与整体”,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领部分,反之,部分也会对整体产生制约作用。在疾病过程中部分与整体关系最突出的体现应该是器官与整个机体的关系,但在兽医病理学中,尤其是兽医传染病病理学中这种关系另外一个层面的体现表现在群发病中不同群体与整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当对群发病进行病理诊断时,不能只看不同群体的发病情况,不能割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只有将部分与整体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才能做出科学的诊断。

5 “因果转化”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因果转化或因果交替规律”在兽医病理学学习过程也同样重要,机体在原始病因的作用下可以出现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可以作为新的原因引起机体发生下一个变化,使因果交替出现。这种规律在休克过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当机体烧伤或失血过多时,引起缺血、缺氧和酸中毒变化[3],这些变化又可以引起微循环血管大量开放,从而导致血流淤滞、回心血量减少,继而发生血压下降和交感神经兴奋,最终使组织灌流量减少并引起休克;而这种休克变化反过来又加重机体的缺氧、缺血和酸中毒变化,最终使机体处于恶性循环,加重疾病过程。如果能够很好的掌握因果交替规律,就可以对结果作出科学的预见,做到因势利导,对症下药。

6 “发展观”在兽医病理学中的体现

物质世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世界,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把事物的发展看成一个变化的过程,同时能够明确事物所处于或即将处于的发展阶段和地位。疾病的经过与转归是“发展观”在病理学中最集中的表现。一般由生物性致病因素引起的疾病经过可以分为潜伏期、前驱期、临床明显期和转归期四个阶段。在诊断疾病时,我们应该做到客观推测机体与病原之间的平衡变化、抗损伤与损伤之间的矛盾变化,以此为依据对疾病的经过作出正确的判断。在疾病经过中,转归期又包括完全康复、不完全康复和死亡三种,能否对于疾病的转归做出客观的判断,要求对于机体的内环境是否平衡、免疫功能是否稳定、各器官脏器功能是否恢复正常、机体与外界是否协调等等各个方面都要做到很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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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庸之道

《论语·雍也》中最先提出“中庸”这一概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论语·尧曰》提出“允执其中”的中庸实践要求。朱熹解释《中庸》题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所以，“中”可以理解为“中和”“庸”即常、用。可见，“中”是求证中庸内涵的关键，而“中”的规定性又离不开“和”的本质界定。从中庸的本质内涵出发，学者们对其管理学意蕴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并达成一定的共识。中庸之道的管理学意蕴集中表现在两个基本理念之中：一是中庸辩证论，二是中庸适度论。

（一）中庸辩证论

中庸辩证论，即中庸思想包含一定的辩证因素。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卫国大夫。“鞟”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好勇而不安分”就是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所谓的“直而无礼”。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孔子把符合中庸的道德规范称之为美德，反对走极端，主张从两个极端中寻求中正而不偏，而这个中正并不是两端的正中间、折中点，而是要达到适合事物的合理状态，中庸体现了事物“质”、“量”、“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中庸美德的人就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度”。

（二）中庸适度论

中庸适度论是中庸辩证论的集中、具体的阐释。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论语·先进》中记载“过犹不及”。这是他们“中道”观共同的核心思想。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在评价别人的道德情操时，不“毁”不“誉”，主张“直道而行”。不难理解中庸思想认为离开实际则偏，则失中，均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亦即“过”或“不及”。现代企业管理者把中庸这两个基本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经过反复实践，提炼出“执两用中”、“君子时中”、“和而不同”等管理伦理法则。这不仅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是辩证的方法论，而且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总结，它在现代企业管理领域中仍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庸之管理哲学

从现代管理的观点看，中庸思想是一种与科学管理哲学交相映辉的人文管理哲学。中庸思想以尚中为逻辑起点，以时中为内在本质，以中正为规范原则，以中和为理想目标。“中庸之道”是古代管理文化的重要思想，必须进行现代性转化，才可以在管理活动中普遍适用。中庸首先作为一种伦理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存在，中庸的方法论有着巨大的作用：抽掉中庸的特定具体伦理内容，中庸即有了作为一般方法论的意义——“中庸理念”。“中庸理念”内涵着对矛盾和发展的深刻理解，其有关发展原则、策略、主体及地位的思想及其思维框架的特点对我国现代化管理方式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庸在管理中所体现的哲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诚实依道管理；整体合一管理；适度适中管理；时中权变管理。具体诠释如下：

（一）诚实依道管理

实践“中庸之道”，首先要做到“诚”。《中庸》中子思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王淄尘解释为：“天道运行，尽夜四时，无一间断，最为诚实。”诚是实践“中庸之道”，实践“中庸之德"的根本条件。而“诚”的本意即“无伪”性。无伪即真，真即事物的本来面貌。换言之，诚要求我们遵循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天地，要遵循天地之间的客观规律；在人世，要遵循“君君臣臣”的人道原则。天依天“道”，人依人“道”，此乃诚的实质。因此，在管理过程中，要实现“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中和"境界，就要遵循依据管理之道，实施“诚”的管理。管理学之所以能在西方被尊奉为一门科学，也正因为管理有“道”。管理科学存在的宗旨就在于去认识和利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所以说，“中庸之道”的理念和行为与科学研究的宗旨是不谋而合的。因此，“中庸之道”体现在管理中，就要求人们在管理活动中要遵循管理过程中的各种规律：管理客体客观的规律、主体的行为规律等等。因此，依“道”管理，应该成为我们在管理实践中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行为理念。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依道管理就是要求我们遵循依据“中庸之道”的管理理念，实事求是地去认识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从而最后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和谐，使管理组织稳定、和谐、持久地发展。

（二）整体合一管理

中庸具有“执两用中”的整体原则；儒家讲求“天人合一"观念，所以中庸管理具有“整体合一"的特点。中庸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和谐”，强调的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也就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追求“整体合一’’的和谐，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因此，在管理过程中，在追求和谐管理的同时，我们必须将和谐置身于一个整体的系统内，从整体的角度来评价和谐，追求和谐。因此，要实现“中庸之道”的和谐管理，还必须实施一种整体的合一的系统的管理模式。在管理行为中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将个人的社会接纳性及与人为善的能力相融合，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在管理中个体要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做到与己和谐，坚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外还要做到与环境和谐，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

（三）适度适中管理

“中庸之道”要求一个人为人处世、对人对物，既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一切都要做得恰到好处。因此，要达到和谐状态，首先我们应树立适度适中的观念，使事物的质处于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并尽可能朝向最佳的度的方向努力。在管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中庸的思想，实行适度管理。中庸是对管理者最高的要求，管理者把握成功的最要紧的是掌握一个“度”。只有动中求静，静中思动，才是中庸之道。”要做好“中庸之道”首先要树立“度’’的观念。管理者注意管理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其次是选取最佳度。管理者要想实现最优化的管理，就必须在多与少、大与小、长与短、快与慢、动与静、松与紧、宽与严、张与弛、刚与柔、进与退等等之中作出最佳度的选择。因此，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的适度适中管理原则，也应该成为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准则。

（四）时中权变管理

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可与立，未可与权”中的“权”字，其基本含义就是通权达变，也就是说凡事要审时度势，道出了“中"的灵活性。所以说它的不变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每一种形势对应的合理行为都有一个度，而度应该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如果形势变了，度也会随之发主变化。在不同的时间，“中”也不同。因此，同样一种制度、同样一种行为，在某种形势下是在度的范围内，而另外一种形势下可能就处在合理的度之外，也就是说，可能成为了“过”或成为“不及”。在现实管理中，无论是管理制度的制定还是管理技术的使用，乃至一切的管理行为，都要在把握形势的情况下，进行变化。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所谓的权变管理。目前，权变管理的理念已经随着西方70年代权变理论的提出而广泛地为人认知。而实质上，这一思想早己包含在“中庸之道”的内涵中。

由此可见，掌握中庸这种技术管理，就要做到：诚实依道、整体合一、适中适度、时中权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得掌握中庸、实践中庸。

三、意义

中庸管理哲学是一种新的视野。它既是古代中庸思想和现代管理思想这两种视野的融合，又是对这两种视野的超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现存社会矛盾同益高涨的今天，中庸作为一种兼顾哲理性、行为和目标性三重性质的管理模式，更是具有其深远的意义。

（一）中庸管理哲学是对古代中庸思想的融合与超越

我们说过，中庸思想本身包含有“管理”的因素。但是古代儒家心目中的管理乃“治国”，即对国家的管理。我们运用现代管理理论重新解释阐中庸最一般最普遍的管理学意蕴，同时也就赋予了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使之不仅适用于国家的管理而且也适用于现代的各种管理形式，诸如企业管理形式、经济管理形式、行政管理形式、社会管理形式等等。儒家管理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人文性，它以对人的管理为中心，发展出一套自成体系的管理思想，这就赋予了管理以人文的意义，丰富了现代管理的理论思维。

（二）中庸管理哲学是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融合与超越

中庸思想博大精深，包含多重含义，其中对人对事的中庸和对己修养上的中庸是它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对人对事的中庸要讲“忠恕”，对事要尽心尽力尽责，对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抛弃自私自利的陋习，爱广大民众，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做这一切时都要有一个“度”，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否则就会走向极端。只有在社会上保持了对人对事中庸态度，才能从本质上协调群众，建立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修己”。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君子义以为上”，“喻于义”，而非“喻于利。总之，中庸主张人应修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成人”，一个“君子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孔子的中庸思想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睦。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启发我们在经济政策上要注意做好宏观调控，从整体上着手，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经济的飞速发展必导致激烈的社会竞争，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给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庸之道"反对过激行为，讲求理智，对社会的不良现象要凭借制度合理解决。对于为人处世，“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主张不要盲从，也不要唯唯诺诺。强调为人处世要有自己的原则，这样在处理各种矛盾时，“叩其两端”，“执两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和睦。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现代管理制度的超越。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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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言有物”是由象达意的中介。伽达默尔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3],p.593)从一般交往意义上而言,象思维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因为有了“言”“,象”便有了解释学的意义;换言之,“言”是解释“象”而达“意”的工具。中医诊断讲究“观其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2],p.62),就是指通过充分表达的言辞来传递人体“象”的内容和意义,从能揭示出人体内在运行之态。这是用言语诠释“象”的形式,表明了言是连接象与意的中介,言的外化则为象,言的内化为意。也就是说,言以活生生的象为造型,又有活泼泼的意为底蕴,因而有着象为言之形式,以及意为言之内容的现象。

因此,中医哲学蕴涵着由象形符号向意义符号的转变,为一种嫁接于言语上的由物象的本身性向思维的运用性的转向过程,而有着诠释化的表征意义。换言之,它是由象构成的象征符号系统往由言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的转向。这种符号转向机制在中国哲学中是独具一格的。然而,虽然象征符号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都是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但二者已分殊为两种系统,最重要的是语言只能起到帮助象表达其意义,却不能直接地、准确地表达象的“真意”,而且“仅关注‘言’而忽略‘象’只会得到残缺不全的圣人意图”([4],p.11),因而这有着虽尽言,但非尽意的缺陷之现象。中医也是提倡不要拘泥于言语,更多在体悟象的无穷所示。但需要强调的是,语言虽不能充分地表达人体本然,但离开语言的表达形式,思想的交流与传承就会存在极大的问题。况且,通过人的想象空间来达意,语言能够起到辅助、释义和弥补的作用。

因而在达意方面,人们并不主张:请记住我站域名单纯以“象”尽意,或以“言”尽意,而是主张言象结合、言象相佐而尽意。因为由象达意需要主观性的感悟,感悟者的差异直接决定着对于象的理解,故而中医有“圣医”与“愚医”的理解上的差之千里之别。第三,“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象思维和意思维矛盾概念。“立象以尽意”最初涵义是《系辞》对《易经》的哲学阐释,旨在于尽可能立有限之象,用简易之理来表达无限之意。但立象又不可以完全尽意,有着立有限之象不可能毫无遗漏地尽无限之意。如此,便出现了“立象”能否“尽意”的质问。王振复认为在“尽”与“不尽”之间([5],p.2)。然而,无论是“尽”还是“不尽”,但其旨意在于“得意”。这是一种目的,是由万物之“象”来显现,主体能够通过观象来认识万物,以象来表达事实、真实,获取真意,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此时,“象”的存在意义被转移到“意”上,就可以舍弃“象”而只取“意”了,即所谓的“得意而忘象”。

对于这点,中医哲学由内及外的超形态的整体性藏象思维,是不局限于现象的,而做到了“得意而忘象”之境;不过,其前提是以“立象以尽意”为基础的。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构成一对有张力的矛盾概念,然而它不是绝对对立的,前者是基础、前提,后者是进程、境界;前者是必要的,没有前者就不会有后者,也就是说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有前者未必定会达到后者。像“庖丁解牛”就是通过肢解大量的牛而得其意,能够达到“神遇”的娴熟地步,也就实现“得意而忘象”了;若没有大量牛的“象”作铺垫,是无法达到此地步的。中医除了通过“立象以尽意”的大量的临床经验而达到“得意而忘象”的地步,还要有行医者的聪慧悟性而达此境。在中医哲学的藏象思维过程中,观察与抽象并不分离、独立,而是融为一体。其表现为感性认知与悟性感通的合一,是象寓于着义、义却依附于象,二者不可分离而合则为一。因此,“立象以尽意”和“得意而忘象”既是必然的联系,但又不是必然的推论;也就是说,二者可以仅得其一(但很多情况下是二者兼之),只是前者为基础性,后者为境界性;前者更多讲究渐进性,后者更多讲究突变性而已。

二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人们在经验知识基础上运思出的原创思维。

它表征了人们通过直观感悟存在物(如世界、人体)的认知、推理过程,即通过提取人体与万物的共相特征,使其富有一定的属性和功能,而形成为具有一定意义内容的属性、概念。中医在知识获取方法上即如此,其中的意象思维就是主张取类比象获取知识的,表现于在经验基础上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增加这相互联系作用的宝库中被直觉到的类比对应物的数目”([6],p.314)。具体言之,取类比象的方法就是择取自然存在物象、人体生理显相、精神变化动象进行类比和比附,它是辨证思维的一种重要方法。取类比象的方式多种,有人体官能比附宇宙,有宇宙物性比附人体,还有人体内外相类比这些类比有着对“真实关系”的直觉感悟、把握功能。

第一,意象思维是以“真实关系”为理据的。在中国早期社会,人们对宇宙自然和人体生命的认识是以“象”思维来达意的。象的本质是人体以天地自然的认知为基础和载体的,能够自觉地借助象思维获取知识。在整体观指导下,中医哲学是主张人体内脏腑存在着一定互为协调的和谐关系。那是因为世界的各种物事及其现象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人体的活动也具有这种“实在的关系”;同时,人具有“可察知的关系”的能力,通过揭示人体与世界存在的规律,来反映人体本身的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统一与协调。中医基于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和析理基础之上,揭示人体与外界环境的交互关系、人体内部的关系以及人体内的脏腑之间的关系为“真实关系”来模拟存在性,借助阴阳、五行、气、象、数、正邪、虚实等符号和语言,来反映人体生命的运行和诊病理论。

中医哲学所描述的万物生化的自然之道在于五运六气的变迁,以及人体内部与脏腑之间的存在关系,都是源于一种“真实关系”,而表现为“列别脏腑,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2],p.19)之法则。由此看出,中医哲学的意象思维是丰富的,而由其所孕育的知识更是充实的。中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经验直观、整体联系的“真实关系”的理论系统,能够按照和谐、有序、平衡、循环或对称的组合原则构成了一定的理论框架,这体现了中医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体系所形成的“真实关系”,内含着相似或相类事物的比类在思维中获得整体联系性的状态。不过,此种联系是凭靠理性逻辑推理和直觉感悟的整体形象来完成的,既拥有一定的数据和指标又有灵感共同来维系。其中,意象思维是与辩证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想象、灵感、顿悟等共同参与构成了中医思维体系的要素。第二,意象思维是融通理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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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是中西方哲学所表现出来的两个明显的不同特征，对中西方哲学致思的方向，以及对中西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知性思维与古希腊哲学

知性思维是古希腊哲学总体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它表现出对于纯知识的追求，对于抽象逻辑的热情。

“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 即爱智慧①的意思。这一本义导引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基本路向，奠定了其“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求知出发点。

据说，泰勒斯有一次走在路上，因只顾观察天象，不慎跌入泥坑中，遭到一个女奴的嘲笑，笑他只想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却不知道地上和身边发生的事。后来柏拉图认真对待了这一嘲笑，认为该女奴无意中说的话实际上对所有哲学家都适用。哲学家们经常驻足在常人熟视无睹的地方，凝神思考。他们提出和解决一些问题，并非为了达到什么直接的实用性目的，而是为了满足求知的本性。哲学家们排斥了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追求，使哲学成了为智慧而求智慧的纯思辨活动，“它涉及满足某种渴求理解的愿望，而不属于实用范围”[1]。

对形上本体的探索，最能反映古希腊先哲们知性思维的特征②。为知而知的出发点将哲学家们的目光引向了遥远的天际和抽象的思维领域，产生了从伊奥尼亚派“形体质料说”到新柏拉图关键词的本源意义或者说是哲学之本性的话，那么，“本体论问题可以说最能体现哲学本性的问题了”[2]。

古希腊知性思维的特征还表现在逻辑学的成熟上：古希腊人更侧重于对思维本身、思维形式本身进行反思，其思想更能走向抽象逻辑理论的深处，从而他们经过自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不断努力，最终建立起一整套更为严密的概念、判断、推理的体系。

二、实践思维与中国先秦哲学

实践思维的主要特征在于现实性与目的性的合一：思想的出发点以现实需要为指向，并普遍接受这一目的的制约。也可以说，实践思维有着求实用、求功利的特质，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与有着特定历史内涵的西方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范畴之间划上等号，它不涉及道德标准问题，而只强调一种认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然，它也不同于作为获得科学途径的实验主义或者审视知识之结果的实证主义，虽然它们也具有与知性思维相反对的一面，有着反形而上之空想玄谈的倾向，但这仍逃不脱在人的外围世界打转转儿，仍然是为一个解释而已。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也是实践思维的主要表现。言人道必言天道，言天道意在人道；行是知之依归，知是行之先导。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人探求真理，目的乃在于生活之迁善，而务要表现之于生活中，‘学说’乃以生活行动为依归。”[3]《论语公冶长》载：“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为什么孔子不言天道呢？孔子是很衙实际的人，也继承了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不言天道，少谈鬼事，都是为重人事。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这里，荀子已明确将行动上的实践作为认识世界的直接目的。主张“贵用”的墨家，不仅在思想体系上具有实践思维的明显特征，而且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墨子及众多门徒在行动上也亲自参加生产实践。，知性思维。至于老庄之“道”与“无为”，亦无非是另辟蹊径的人生处世之道吧。，知性思维。如果说没有什么概念比“求真”二字更能把握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实质了，那么，实践思维则更在“求真”与“求善”的结合。

三、中西哲学的总体特征与差异

中西哲学发展的原点时期所具有的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的特征和差异，实际上也适用于中西哲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和总体差异。尽管这个整体发展模式在某个时期或个别思想家那里有过不同的偏离，但这也正如原点所具有的个别现象一样，并不影响中西哲学所带给我们的整体印象。宋明理学的高度思辨有“知性思维”的味道，让讲究实际的中国人受不了，以至于他们把宋明两代的灭亡加罪在这些“无事闲来谈心性”的学者头上，并很快就以“经世致用”之学扭转其发展的方向。反过来，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就是知识”，号召哲学家关心人事后，哲学家无不以改善公众事物为己任，柏拉图的“哲学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斯斯多亚派的“世界公民”都指向了政治实践，然而，在对待人事的方式上，他们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拿出“对待自然的一套来研究人事，采取逻辑分析的态度，作纯粹理智的思辨”[4]。所以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在中西哲学上的差异尚不只在研究范围上，而更在研究方式和态度上。

总之，实践思维和知性思维成为中西文化中两种不同偏好的认知态度和方式。在思维起点上，实践思维以“实用”为求知的首要动因，知性思维以“求知”为求知的出发点（此即所谓追求纯知识的热情）。在思维内容上，一方面，二者关注的对象各有侧重，实践思维关注人及其与自然的合一，知性思维关注自然、关注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在同一内容的思维领域里，实践思维关注于人的德性实践，知性思维则以重分析与思辨的方式表达了对道德理论方面的关注。

四、知性思维与实践思维之影响问题上的中国式反思

当中国人在近代战争中败于西方人之手后，“”、“维新变法”便成为噩梦惊醒后的直感选择，然而不过是技艺的模仿和政治的抄袭，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于是二十世纪后的人们开始在文化思想领域去寻找问题的症结，其中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是，在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没能孕育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梁漱溟、牟宗三、冯友兰等一代巨匠都曾站在肯定中国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思想重新审视，对此问题提出过一系列比较合理的解释。实际上，在“科学”产生的问题上，正是实践思维模式让我们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在实践思维功利性目的的影响下，“中国主要发展起来的是应用型知识体系”，即使‘理论的建立也必须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无论其针对生存意义、经济基础层面的现实需要，还是观念意义、上层建筑方面的现实需要”[5]。反之，所作所为怕思所想若不能看到直接的实用价值，则为学界所不齿。《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巧。，知性思维。，知性思维。子墨了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故所谓巧，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知性思维。”公输之此时表现的尚是一种技艺，远非抽象的科学理论性的知识，却已不能为人所容，那就难怪在知识的旅途中，中国人与超越于实用意识、偏重思维抽象和逻辑推理的西方人最终分道扬镳：他们选择了科学，中国人选择了技术。，知性思维。

如果我们庆幸自己还有技术，那么技术这棵苗在中国实践思维的土壤里却缺少充分的营养。首先，实践思维欠缺有时甚至鄙夷知性思维中可贵的思辨精神，而理性思辨在理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很多功利性目标的实现便离不开理论思辨的前提。其次，很多事物在其产生之前甚至在产生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其作用及程度是很难一眼望穿的，所以，戴着效用意识的近视镜让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谁能说公输子发明的“鹊”不是中国第一架飞机的雏形呢？可惜被墨子狭隘的实用思想一句话抹杀了！最后，实践思维中极端的道德、政治实践目标钝化了中国人向外、向自然界的追求，在“自然--人―社会”的结构中，“义欲之辩”、“义利之辩”让人们惭愧地弱化了物质追求的欲望。天人合一、真善合一的表面形式最终被“以天抑人”、“以善制真”的实质内容所代替。

注释：

①此并非否定中国哲人的爱智慧，只是中国人不愿将其作为学问的目的。

②用知性思维来说明西方本体论发端的原因，并不能因此被引以为证明中国先秦时期没有或缺乏本体论的证据。但中国的本体论更偏重体用一源、当下即是，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之中有着明确的“人道”实践指向。

参考文献：

[1][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求实出版社，1982.

[2]李维武.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张再林，中西哲学比较论[M].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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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象的分类和特点

一般按照对事物的映象程度把意象分为特殊意象和一般意象。所谓特殊意象就是对它们所代表的那些物理对象的忠实再现。换句话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意象可以像照片那样把以前见到过的东西再现出来。这种清晰的意象也称为遗觉象。在一般情况下，真正适合思维活动的意象不是忠实地再现，而是不完全的复现。比如，意象中的大熊猫并不像它出现在你眼前那样清楚，这就是一般意象。一般意象是由记忆机制提供的，通过记忆机制可以把事物从它们所处的环境中抽取出来，加以独立的展示。而对创新思维具有特别意义的科学意象指的就是一般意象。“科学意象主要包括记忆意象和创见意象。所谓记忆意象是指对客体的一种主观经验（视觉的、听觉得等）这个客体对于经受这种经验的人来说，曾经作为一种刺激物存在过，但现在并不存在于其知觉领域。所谓创见意象，也是对客体的一种主观经验（视觉的、听觉的和其它的），但这个客体对于经受这种经验的人来说，从来没有作为一种刺激实物而存在过；它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客体。”

从思维科学角度来看，意象都具有下列几种基本属性：它是主观性、心理性、意识性、精神性的东西，是思维的产物，只存在于人的头脑当中，是形象思维的基本单元；它是客观事物的具体形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不管多么离奇、怪诞、荒唐的意象，都不是主观意志完全、纯粹、凭空的自由创造，而是有一定的客观根据的，但它也不是客观事物本身，只与客观事物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意象是一个整体，是由若干特征按照一定的结构组成的，但不是那些特征的机械总和，而是有由一系列特征按照一定结构组成整体时所“突现”出来的新的属性。

意象具有较大的易变性和可变性。一个人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保持一种意象，当再次唤起这种意象时就会以稍为不同的形式出现。除了特殊意象以外，一般意象都是朦胧、含混、模糊的。不仅如此，意象还可以随意地移动位置，很快与那些在时间空间上同它接近的其它意象联系起来，从一种情境快速变成另一种情境。意象倾向于再现在空间上与前一个意象刺激物相接近的事物的形象。有的意象具有显著突出的部分，可以导致产生具有同样特征的意象。一片残垣破壁容易产生地震过后的意象或者战争过后的意象。有的意象没有显著的特征，而是一连串容易相互代替的部分。有的意象则是现实世界中本来分离的一些形象的融合或凝缩，龙的意象便是如此。意象不仅是再现或者代替现实的第一过程，而且是创造非现实的第一过程。当意象再现那些实际存在而又不可得到的事物形象时，就可以促使人去行动、探索，找到那个渴望获得的事物；如果这种事物实际上并不存在，就可以促使人去创造它。因此，意象不仅可以忠实地再现现实，而且能够创新，能够产生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

二、意象在创新思维中的一般功能

一般说来，意象具有三种功能，即意象作为纯粹的记号、意象作为绘画和意象作为符号。

1.意象作为记号。如果一个意象仅仅代表某种特定的内容，但又不能反映这种内容的典型视觉特征时，它就是一种纯粹的记号，换句话说，这种意象只能起着记号的作用。例如，代数中的x、y、a、b等字母，它们除了代表不同的项（如已知项和未知项）之外，与自己所代表的东西之间再也没有别的相似之处。因此，这些字母在代数中只能作为一种记号。当然，严格地讲，我们还找不到一个只能作为记号而丝毫不具有其它功能的意象，因为每一个记号都是一个视觉形象，这种视觉形象或多或少带一点描绘的性质，即使上面谈到的x、y、a、b等记号，也有自己的形象，它们多少也能起一点再现或象征作用。“书面的或口头的文字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作为思想元素的心理的东西是一些记号和有一定明晰程度的意象，它们可以由我“随意的”再生和组合。这种组合活动似乎是创造性思维的主要形式。它进行在可以传达给别人的、由文字或别的记号建立起来的任何逻辑结构之前。上述的这些元素就我来说是视觉的，有时也有动觉的。通用的文字或其他记号只有在第二个阶段才能很费劲地找出来，此时上述的联想活动已经充分建立，而且可以随意的再生出来。”按照意象的记号功能，我们不难看出，当某种意象被选择作为一种记号时，它就只能作为一种间接的媒介使用，它的作用也仅仅是使人们看它就想到它所代表的内容。因此，仅仅作为记号的意象本身不能作为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媒介。

2.意象作为绘画。如果把作为纯粹记号的意象进一步“加工”，使它们接近意象对象的形象，那么这种意象就可以“描绘”事物，成为这些事物的“绘画”。作为绘画的意象，总是捕捉被描绘的事件或事物的某些突出性质，加以再现。换句话说，作为忠实复制原物的绘画几乎是不存在的。比如，在人们对大熊猫的意象中，大熊猫那肥胖的体形、黑白的颜色，以及憨厚、可爱的各种姿态与其它方面相比，就显得格外突出。作为绘画的意象一般比它再现的实际事物抽象，而且，不同的绘画意象的抽象程度也不同。按照阿恩海姆的观点，儿童从一个无区别的世界中区分出某物，就已经进行了初步的抽象。对于一般的观察者，当他的眼睛具有注视能力时，当他的心灵具有足够的警惕性，能使精力高度集中时，他就已经具备了抽象能力。当他能够从刺激材料中抽取一种相当简化的形势时，他就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抽象能力。因此，通过具有抽象风格的绘画意象，人们可以把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再现题材从物理现实中转移出来，使实际事物的特征摆脱物理现实的约束。例如，记忆意象就明显地具有这种绘画功能。物理世界中实际发生的向某人头部的猛烈一击，在绘画意象中已经变成了抽象的攻击动作，而且被击人的反应也完全变成为一种抽象的痛苦表情。由此可见，绘画意象所描绘的是一切思维活动所关心的那些性质，尽管这些性质具有非现实性，但却是从物质实体中抽象出来的。正如笛卡尔所说：“意象本身不会产生科学，但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求助于他。首先，它可以使我们的思想集中于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其次，它还能使我们从沉溺的思想中醒悟过来……在用推理解决问题时，意象的作用是首要的。因为在把推理过程中的结果一一罗列之后，就需要记住它们，而记忆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些暂不用的资料贮存起来，但若这些被考虑的资料既不按意象的方式经常在脑海中出现，又不将它们在各个例子中全部奉献出来，那么这些资料就有被忘掉的危险。”[2]因此，意象的绘画功能是一切思维活动必须具备的。

3.意象作为符号。如果意象能为一类事物或某一类力的作用赋予具体的形状，并且能用它代表一类事物时，它便有了符号的功能。例如，如果用一头大熊猫的形状来代表大熊猫类的概念，那么这个形状变成了大熊猫的符号。不仅如此，许多高度抽象的意象也具有符号的功能。比如，在物理学中，常用矢量来表示力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用电力线来描绘电场的大小、方向和电荷分布等。矢量使抽象的力的概念赋予了具体的几何形象，电力线使抽象的电场结构赋予了具体的几何形状。因此，它们都是具有符号功能的科学意象。是否使用符号进行思维，是人的心理功能与其它动物的心理功能的主要区别。其它动物的认知过程虽然也具有学习、记忆和理解等功能，但它们完全依靠直觉来接受信号，学习、记忆和理解的也仅仅是某种刺激信号，人则不同，人不但使用信号，而且使用符号。通过符号，人们能够把像电力线、磁力线这些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创造出来。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科学家通过运用多种符号，并且按不同的前后关系或比例配合使用符号，使这些新的关系或比例配合成为某些从未被表征过的事物的符号，成为在此之前是用不同方式被表征的事物的符号。因此，创造性科学思维过程实际上包含着符号化过程。这种符号化过程，有些是原始的符号，有些是高级的象征符号，其中科学意象所代表的符号属于符号功能中最原始的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讲，科学意象是进行创造性科学思维的第一因素。科学意象的对象一般是不在场的或不存在的事物，人们要与这些事接触，就必须通过心理呈现，赋予这些事物的心理存在。因此，在科学思维中，如果科学意象再现出那些实际存在，但又不可得到的事物形象时，就会促使科学家去探索，以便找到那个渴望获得的事物；如果这种事物从未存在过，也会促使科学家去创造它；如果这种事物即找不到，也暂时不能创造出来，科学家就会通过科学幻想逐渐认识它，然后再一次地探索或创造。例如，爱因斯坦在思考惯性与重力的关系时，通过视觉意象“看到”了坐在自由下落的电梯里的观察者，在其附近不存在着重力场的图像，从而在心灵中再现了两个同时下落的物体的情景。同样，法拉第在描绘静电场时，通过视觉意象“看到’”了静电荷周围的状况，揭示了从未存在过的电力线，从而形象的描绘出静电场的性质。必须指出，一种特定的科学意象总是同时行使着绘画和符号两种功能。作为绘画的意象，其抽象水平比它再现的经验要高，而作为符号的意象，其抽象水平又比它所代表的经验低。所以，一个好的科学意象通常是绘画和符号两种功能相互补充。例如，物理学中的受力图，既再现了研究对象与其它物体间的联系，又表征出研究对象的受力情况。在受力图上，研究对象要比它所代表的实物抽象得多———用一长方形或正方形表示，但反映研究对象的受力情况又不如实际受力那么抽象———各种力都由代表力的矢量来表征。可见，一个受力图同时行使着科学意象的绘画和符号功能。

三、意象在创新思维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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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教育的课程，同其他政治课一样不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课，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课。讲清哲学原理是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是讲清理论的归宿，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怎样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透哲学原理，让学生感觉到这门课的趣味性、实用性是我们的责任。因此，在教学中单凭空洞的理论说教、不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不结合学生实际是不可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的。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地、适当地贯彻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初中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课应以学生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人文素质。WwW.133229.CoM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让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学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烦恼和困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

笔者认为，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思想，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对初一学生进行“锻炼坚强意志，积极对待挫折”的教学时，可向学生提出“挫折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思考题。多数同学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坏事。”首先应肯定学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说是坏事；然而，也有人能战胜挫折，成就一番事业。如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但李时珍并没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学医，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又如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研制炸药屡遭失败，甚至因此失去了亲人，但他坚定不移，继续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请学生思考：我们应怎样正确看待挫折？通过讨论、分析，学生体会到挫折是有负面效应的，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挫折能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许多有作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这时，适时地进行点拨小结，其实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挫折一样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消极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化。这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使学生懂得了培养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重要性，对学生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违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识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违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违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违纪违法的事，不思悔改，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犯罪。有这样一个案例：王某从小经常打架、破坏公物，还逃学到网吧或游戏厅上网玩游戏，没有零花钱就偷拿同学的钱物或敲诈小同学，经老师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罪，犯点小错误没事。后来，因偷窃邻居的财物被公安机关送去劳教所劳动教养。但劳教回来后，仍恶习不改，一次因参加一团伙抢劫被逮捕，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导学生分析王某“违纪——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上的“量变与质变”原理。指出大量的违纪是违法的前提和准备（量变），违法则是违纪的必然结果（质变），违法之后不思悔改，继续行窃，就是在做量的积累（新的量变），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走向犯罪的深渊（再次发生质变）。

在仔细的分析中，使学生认识和理解了违法和犯罪的联系，懂得没有“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有“小错不断，大错必犯”的道理。因此，我们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以防止违法犯罪的发生。

又如，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九年级教材中有多处体现。“改革开放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对外开放的必然。教学中，可一方面介绍党的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获得直观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将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等观点穿插其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我们在观察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既看到内因，又看到外因，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使学生知道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内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外部条件（外因），引导学生对改革的重要性和开放的必要性进行理性的思维，懂得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入哲学思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年龄特征、认识特点和理解能力，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事例，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实践中表明，在教学中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一，寻找机会，适时渗入。在进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时，我们要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揭示出相关的哲学思想，使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更进一步，由特殊具体的知识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体会到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指导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把握尺度，适当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毕竟不是哲学原理课，我们只是想让学生对哲学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与教材内容紧密相关的哲学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和适当的方式予以介绍即可。让学生在对比的基础上有所感悟，从而训练学生的思维，增长学生的智慧，使学生更灵活、更聪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避免脱离学生的实际将哲学原理讲深讲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达不到预定的目的。

篇11

一、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永恒性观点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运动的永恒性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就化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而言，贯彻和运用这个基本观点是非常自然和有利的。

1.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

自然界一切都是由物质构成的。目前实验上已发现的基本粒子有400多种，其中的质子和中子构成了原子核，原子核和电子构成了原子即化学元素。现已发现的112种化学元素又组成了单质和化合物，进而构成了我们身边的物质；日常生活现象如蒸发、沸腾、凝固以及物质可分割等，都进一步说明了分子的真实性；质量守恒定律证明，即使经过化学变化，原子之间也只是进行了重新的排列和组合，反应前后的总质量始终保持不变。

2.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永恒的

物质运动形式多种多样，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它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自然界中，岩石的风化、钢铁的锈蚀、塑料的老化以及碳、氮的循环等无不说明自然界中的物质都在不断变化；胶体的性质、物质的三态变化、溶质的溶解和扩散等，也无不揭示着物质分子的运动；用加热、搅拌等方法可以促进溶解，是因为这些方法使溶质分子加速运动；电镀、电解质的电离、电解质溶液的导电性及其电解等内容，不仅可以进一步使学生确信离子、电子的真实存在，而且这种哲学思想还使他们进一步学会从运动的观点来理解这些现象。

二、自然界各种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表明，事物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我们绝不能孤立地去看待事物。在研究物质变化时，一定要让学生从物质或现象所存在的条件中去研究它们的性质以及所发生的变化，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规律，真正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

工业合成氨的反应是培养学生树立“事物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观点的典型反应，为了获得氨的最大产率，必须逐个分析温度、压强、催化剂三者对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的影响，而后再综合考虑三者的影响，以寻求最适宜的生产条件。这样分析问题，不仅把合成氨的生产条件讲得清楚、明了，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的能力。

三、矛盾的观点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矛盾是事物自身包含着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是始终不可分割的。人们要想科学地认识事物和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必须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学会对具体的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

1.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

化学平衡与其它平衡一样，也是相对的、暂时的和有条件的，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这是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又如物质的可分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物质的不可分性则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这就是物质的可分性和不可分性的对立统一。

2.矛盾着的双方相互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化学平衡、电离平衡和沉淀溶解平衡，当在一定条件下达到平衡后，若外界条件发生改变时，平衡就被破坏而发生移动，在新的条件下，又重新建立起新的暂时的平衡。

四、质量互变规律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的。当矛盾的双方在斗争中力量的增减还没有引起依存关系的破裂时，事物将处于量变状态。而当矛盾双方在力量上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引起矛盾双方地位的变化，从而使依存关系破裂，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量变引起质变有两种形式。

五、内外因辨证关系原理在化学学科中的体现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外因不可能离开内因单独起作用。

氯酸钾在二氧化锰催化下加热分解制取氧气的反应中，氯酸钾分解是内因，是变化的依据。要想实现快速反应，只有内因还不够，还必须有适当的外部条件，加入催化剂和加热是外因，对该反应起加速的作用。内因和外因同时存在于该反应中，缺一不可。

化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促进了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哲学又为化学研究导航。希望一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能够做进一步归纳和运用，以期不断提高学生的化学哲学意识。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篇12

        哲学是一门对学生进行基本理论教育的课程，同其他政治课一样不是单纯的理论教育课，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课。讲清哲学原理是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基础。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是讲清理论的归宿，是哲学教学的目的。怎样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透哲学原理，让学生感觉到这门课的趣味性、实用性是我们的责任。因此，在教学中单凭空洞的理论说教、不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不结合学生实际是不可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的。必须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地、适当地贯彻思想教育，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初中生，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

        根据新课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课应以学生发展为宗旨，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人文素质。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它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让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学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们正确处理学习、生活和成长中遇到的各种烦恼和困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

        笔者认为，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思想，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在对初一学生进行“锻炼坚强意志，积极对待挫折”的教学时，可向学生提出“挫折是好事还是坏事”的思考题。多数同学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坏事。”首先应肯定学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说是坏事；然而，也有人能战胜挫折，成就一番事业。如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曾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但李时珍并没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学医，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又如瑞典化学家诺贝尔研制炸药屡遭失败，甚至因此失去了亲人，但他坚定不移，继续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之后，请学生思考：我们应怎样正确看待挫折？通过讨论、分析，学生体会到挫折是有负面效应的，但只要我们正确对待，挫折能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许多有作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长起来的。这时，适时地进行点拨小结，其实世界上许多事物和挫折一样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地、全面地看问题，既要看到消极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积极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转化。这样，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观点，使学生懂得了培养坚强意志和顽强毅力的重要性，对学生起到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违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识教育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违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违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一个人如果经常做违纪违法的事，不思悔改，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犯罪。有这样一个案例：王某从小经常打架、破坏公物，还逃学到网吧或游戏厅上网玩游戏，没有零花钱就偷拿同学的钱物或敲诈小同学，经老师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没犯罪，犯点小错误没事。后来，因偷窃邻居的财物被公安机关送去劳教所劳动教养。但劳教回来后，仍恶习不改，一次因参加一团伙抢劫被逮捕，经人民法院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导学生分析王某“违纪——违法——犯罪”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渗入哲学上的“量变与质变”原理。指出大量的违纪是违法的前提和准备（量变），违法则是违纪的必然结果（质变），违法之后不思悔改，继续行窃，就是在做量的积累（新的量变），久而久之必然导致走向犯罪的深渊（再次发生质变）。

在仔细的分析中，使学生认识和理解了违法和犯罪的联系，懂得没有“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只有“小错不断，大错必犯”的道理。因此，我们平时要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以防止违法犯罪的发生。

        又如，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在九年级教材中有多处体现。“改革开放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对外开放的必然。教学中，可一方面介绍党的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让学生获得直观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将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等观点穿插其中。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我们在观察事物、分析和解决问题时，要既看到内因，又看到外因，坚持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观点。使学生知道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动力（内因），而对外开放则是外部条件（外因），引导学生对改革的重要性和开放的必要性进行理性的思维，懂得我们这样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但是，独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我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综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渗入哲学思想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们在实际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年龄特征、认识特点和理解能力，用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事例，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学实践中表明，在教学中把握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第一，寻找机会，适时渗入。在进行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时，我们要认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在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揭示出相关的哲学思想，使学生的认识和理解更进一步，由特殊具体的知识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体会到哲学基本观点和原理对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指导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第二，把握尺度，适当渗入。初中思想品德课毕竟不是哲学原理课，我们只是想让学生对哲学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与教材内容紧密相关的哲学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语言和适当的方式予以介绍即可。让学生在对比的基础上有所感悟，从而训练学生的思维，增长学生的智慧，使学生更灵活、更聪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避免脱离学生的实际将哲学原理讲深讲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达不到预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