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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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

1、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增长

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 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为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因此，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增长速度的提高，不是短期因素所为，而是由长期积累因素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经济未来结构变动的趋势。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与近几年消费增长平稳和净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相比，投资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讲，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必要前提，与前期以轻工业为主和后期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的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2003年我国工业投资14460亿元，同比增长39．0％，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据2003年统计公报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另外，就长期趋势而言，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几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关系的变动上，投资率从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导致产业和投资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虽然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保持平稳，个别年份还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多年的能量积累，消费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相比，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目前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娱乐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在明显增加。2003年，在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支出中上述领域的消费占35．9％，农村居民达到34．9％。可以预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能量，成为带动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使经济高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验表明，当大众消费进入汽车、住宅消费阶段后，投资高位运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将保持较长时期快速增长。与之相比我国的情况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国人均GDP从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不仅来自于传统消费需求的生机和不断释放，而且新技术发展必然引致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汽车和通讯消费的持续高涨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二是我国已经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提高城市化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在未来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以重工业为主导，以新技术应用和城市化发展为依托，有可能持续20多年，直至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近年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都是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如信息、汽车和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也已连续3年以较高速度增长。随着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2003年出现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的短缺和投资热潮，客观上反映出主导产业变化的特点，标志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产业关联效应增强不仅反映在工业内部，也反映在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收入增长，人口流动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提高，大众消费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物流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复杂程度，使生产和流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趋于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讯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重化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张的同时，还将带动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研发、物流和金融为中心的新兴服务业和以满足城镇居民需要为中心的生活服务业，都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会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3、新的发展阶段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相统一，正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加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90年代随着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形成浪潮。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成立企业数量的最多年份是1995年；投资额最多的年份是近两年，尽管投资企业数减少，但投资额增大，表明大多数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已经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500强在华投资的73％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制成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国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进口替展阶段基本结束，出口导向阶段趋于成熟。未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会更多地转向资本技术产业，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1998―2003年，我国各年GDP保持平稳增长，外贸进出口虽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但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由于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从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由每年400多亿美元上升到500多亿美元；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9％提高到27．2％； 2003年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1．4％，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44．7％。我国经济对外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目前，许多高成长性行业如计算机、电信和汽车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以致进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增加了50％，钢材年进口数量增幅超过了100％。

综合上述分析，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将因重化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从而将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国内潜在的大市场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二、新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

1、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增大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既是后起国家振兴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容易造成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一般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转换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反之，则可能出现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韩国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发展，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陷入了债务危机，后经艰难的调整才渡过难关。拉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度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快速增长，但随后因为经济结构扭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终酿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中断，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目前正在进入的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在体制转轨和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步显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应有充分的认识。

2、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业化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拉大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资本的集中带来财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别带来收益的差别。在重化工业化阶段，两方面的趋势都在加强。根据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曲线，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现扩大趋势，其最高点即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大致出现在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协调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3、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发生渐变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会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容易出现经济高增长与失业压力增大的“逆反”现象不平衡。重化工业发展使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性增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这对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期的到来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我国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都会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减，倘若仍然依靠这一类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来发展经济的话，我们将难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在世界制成品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形不成核心竞争力，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因此，面对新阶段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如何调整经济结构，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既保持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又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都将事关发展与稳定的大局。

4、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

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我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为27％，人均森林面积为20％，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而单位产出的能源或原材料消耗却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增加，将使我国短缺的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特别是石油和矿产品的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对国际资源的依赖也会明显加强。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汽车、住宅业的发展对于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会显著提高。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会带来“三废”排放的增加，给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合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地解决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5、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虽然产业链条延长、中间需求增加，有利于扩充市场容量，但如果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跟不上，则可能加剧市场过剩和通货紧缩。重化工业发展资本需求量大，信贷膨胀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赶超冲动”和“政绩攀比”倾向，更容易引起盲目投资。如果投资效益不好，就会加大内部金融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引发通货膨胀。此外，重化工业发展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对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在全面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任何外部冲击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总之，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增长的内在要求，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不确定性风险和调整的成本也会增加。因此，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是这一阶段需要把握好的重大课题。

三、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取向

新阶段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正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许多严峻课题。从战略上讲，要把握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认真解决好内部协调性和对外平衡性的问题。

1、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新阶段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走势和中长期结构变化趋势的重要依据。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针对新发展阶段高增长和不平衡的发展特征，进一步树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既要利用好新阶段创造的新机遇，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又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大调整措施，注意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加快发展，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的合法收益和积极性，更要强调通过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好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既要注重效率原则，关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水平的提高，还要充分考虑公平，不断充实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以参与和共享来实现公正和平等，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为提高效率提供可靠保障和坚实基础。

2、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要注意结构变化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平衡

新发展阶段资源向重化工业和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其根本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业发展的领域，带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不等同于城市加快发展，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转换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的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循环之中。因此，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关键在于使结构变化更加有利于产业关联和城乡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结构的安排与要素禀赋的特点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结合起来。从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看，资源配置应突出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在结构上坚持就业优先。在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应高度重视客观上存在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解决这一问题可能的思路有两点：一要抓住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之间保持平衡，注意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在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二要把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始终作为战略重点，保证劳动力质量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这两点，前者旨在抑制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后者则着力于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总体上讲，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解决好结构升级与增加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才是成功的。

3、宏观调控政策应注意适时适度和长短结合

新发展阶段具有结构变化剧烈，容易引起经济波动，调整代价较大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方向、时机和力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宏观调控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开掘市场调节的自组织功能。新的发展阶段是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以往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时期不同），政府调控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干预来主导发展的方向，而是要通过创造环境来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府对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失调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必要的，然而更多的问题是需要依靠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力量来自求平衡。在市场有效范围内充分保护和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是宏观调控的边界和基础。其次，短期宏观调控措施要有更长远的预见性，在总体上要服从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因为局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积累和加深长期矛盾。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措施长期化，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在调控方向上与长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再次，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弹性，无论是顺向调节还是逆向调节都应把握好时机和力度，多用“微调”的方法，为市场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循序渐进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篇2

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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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文化自信需要多措并举，而文创产品由于其广泛的吸引力，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竞争最重要、最有效的载体之一，也必然是提升中国“文化自信”最重要、最有效的载体之一。中国是文化大国，历史悠久、文明昌盛，但并非文创产业强国，文创产品和服务的原创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既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也还不足以更好地传递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的优秀价值观。在当前文化激烈竞争的时代，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新的文创产业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文创”

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成为推动文创产业规模增长和文化消费市场扩张的重要动力和主要工具。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11052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5年的25829亿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从2.75%上升到3.28%。中国文创产业不发达，文创产品和服务的原创能力不强的后发劣势反而有可能转化为后发机遇。在这一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文创”也形成了自身特色。

1. 形成了以用户生成内容（UGC）大爆发为代表的原创新模式。与发达国家主要依靠专业生成内容（PGC）、UGC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产业发展路径不同，UGC在中国文创产业体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正日益成为文创产品和优质知识产权（IP）的主要来源。如以UGC为主的网络文学，目前是畅销书的主要出版来源，也已经是影视剧和游戏的主要IP来源；UGC带动的网络漫画给中国传统的动漫行业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动力和机会；网络视频等领域中也产生大量优质的UGC，且其中不少团队和顶尖人才开始从UGC向PGC转变。

2. 形成了以商业模式创新等软创新为主的产业创新模式。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导致“互联网+文创”的每一个细分市场都足够大，甚至比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总和都要大，这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全球领先的重要基础。基于这一市场红利，适应于移动互联、低价带宽、便捷支付的文创新商业模式也不断涌现，典型的如“千字三分”的网文阅读模式，打赏为主的直播模式等。

3. 形成了资本驱动下的文创产业全球合作新模式。并购文化企业是近年来资本市场的重要风口。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和文娱企业通过全球收购，购买了众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创企业、工作室和团队；另一方面，大型企业和金融资本通过深度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文创市场，与全球知名企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深度合作，助推中国文化在产业层面初步实现了创意全球化。

然而，“互联网+文创”的市场繁荣并没有显著提升原创核心竞争力，IP泡沫、盗版侵权、监管滞后等问题仍然严重。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通过互联网更好地推动文创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期推动产业体系的不断完善，产品和服务品质的提升，进而推动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

在这一改革进程中，现有最核心的经验，以及今后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通过互联网最大限度地发掘每个人的创意天赋，并将其与互联网企业的技术、资本、管理等优势相融合，从渠道、平台、内容、生态构建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并辅以更加鼓励和包容创新创业的治理方式。因此我们将这一阶段称为“创意者经济”发展新阶段。

创意者经济是文创产业，甚至可以说是文化领域的全面改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文创”发展模式的深化，是产业组织、社会传播和政策体系的三位一体。

共享型生态是创意者经济的产业基础

1. 在产业组织的层面，互联网首先带来了更广泛的创意生成。“互联网+文创”在前所未有的范围内充分激发了创新、创意，通过不断在互联网文创平台上树立榜样效应、提供专业指导，将业余创意者与专业人士进行联接，将用户转变为创意者，实现了跨界融合的创意和不断创新的创意综合开发模式（图1）。中国的创意者群w已经达到空前庞大的数百万规模，更大的基数意味着更有可能产生精品。

2. 改变来自于产业组织方式，实现了更扁平的创意生产。互联网上游企业通过开放平台，整合了一个远超传统文创全产业链的产业生态系统，并在这个生态体系上构建了一个资源共享、良性竞争、不断创新的产业分工组织模式，减少和优化了传统产业分工环节，实现创意者和生产者之间更加专业化、灵活化的水平分工，并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了创意的快捷变现（图2）。

3. 改变来自于更充分的创意认同。通过在互联网上的社交互动，创意者及其产品成为新的亚文化社群的核心，并通过社群实现了创意者、生产者和用户（消费者）更加精准的对接和更加高效的互动，不断完善文创产品和服务，甚至引导消费走向投资（众筹），激励着更多的用户转化为创意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通过互联网不断产生创意者、激励创意者、认同创意者，进而有更大可能提升中国原创能力、创造精品文化的“互联网+文创”发展模式。

多元化叙事是创意者经济的传播路径

基于创意者经济模式创造出来的新文创产品，与传统的文创产品及其传播和表达方式也极为不同，基于互联网社群的视角，其至少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这一传播是多中心甚至是去中心化的。因此，信息的传播不再依赖于其距离信息中心的远近，而在于其是否会引发各个中心的共振，形成波纹式传播。

其次，这一传播的马太效应更强，但由于传播的信息都是碎片化信息，从而导致了信息的热度极高但时间很短的“新马太效应”，同时也带来了大市场的头部更热，但细分市场长尾更长的特点（图3）。

因此，基于创意者经济逻辑的价值观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文化自信，不应再拘泥于一个声音、一个故事，而应通过一个个创意者将这一宏大叙事解构为一个个彼此关联、交叉传播的碎片，再经由互联网下的社群传播，尤其是通过优质文创产品和明星的传播，重新捏合成每个人心中的“中国梦”（图4）。同时，社群竞争产生的“排行榜效应”，又进一步提升了传播的效率。这种以创意者为核心的全民参与，汇聚日常叙述的传播表达方式，才能更加精准、多元和有效地引导社会价值、讲好中国故事。

包容性政策是创意者经济的治理基础

创意对于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如此重要、如此直接，为产生更好、更有影响力的文创产品和服务，政府、企业和民众都应该更好地认识产业和传播规律，鼓励、培育并力争成为创意者。这需要一整套创意友好导向的产业政策体系予以保障，尤其应侧重以下三个方面。

1.要在制度上鼓励创意的交流、流转、交易和综合开发利用。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更好地确认版权、打击盗版，更要加强互联网时代版权的有效保护和便利应用。其中，有效保护意味着保护的不仅仅是版权，更是创意者的收益权。而便利应用则需要一套更加完善的快速授权制度和机制。

2.要在制度上更好地向小微企业和个人创意者赋能授权。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新技术（如大数据、社群认同），更好地解决小微企业和个人创意者的资金和信用问题，并通过良好的培训机制提升其创意能力。同时，也要明确主导产业生态的平台企业的权责边界，使之更加开放、自律，并与政府一起构建促进产业生态健康发展的合作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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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具有共享性、流动性和衍生性特点，这就决定了信息极化发展的趋势。所谓信息极化发展，借用了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是指信息从信息稀薄地区流向稠密地区，形成区域性信息中心。流动性为信息极化提供了可能，共享性使信息极化成为必须，而信息极化过程又是信息衍生的过程，极化促进衍生，衍生加强极化。信息极化中信息对经济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这类现象在当今经济信息化发展中屡见不鲜。如美国的硅谷，集中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信息精锐，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具有诱惑力的信息经济极点。在我国这种现象也有所表现，如北京，上海，深圳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正在逐步发展成为我国首先极化的信息经济极点。

根据传统区域经济学理论，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经济进一步发展会导致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可见，随着经济的信息化发展，劳动力会逐渐地流向信息产业，并且在发展的初期会不断地走向集中。从空间角度来看，由于极化剩数的作用，极化地区无疑对信息人才更具有感召力，人才、信息技术、资金会源源不断地回流到极点。这是区域经济信息化发展阶段的必然趋势。

信息经济成熟阶段――信息扩散

在考察整个信息化过程时，应该进一步考核长期因素和信息极化对信息利用率的影响。

1.长期因素。信息既然作为经济的一个要素，长期来看它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其边际生产率是递减的，也就是说信息的作用不是无限的，而人们对信息作用的评价以及信息不断老化带来的副作用，会使人们对信息作用的期望值随着其信息占有量的增长而下降。当人们持有适量的信息时会感到信息充分而且利用率较高，当信息持有量超过某一个限度时，人们就会对信息进行选择，尽可能地使用自己熟悉的信息和技术。

2.信息聚集的副作用。信息的成本主要表现在其传输和查询成本上，在信息聚集的条件下，信息的查询成本是主要的成本，即信息聚集造成的信息检索费用高昂。近年来，社会上广泛谈论的信息爆炸就是信息集聚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无边无际的信息海洋中，个体可以利用的信息是微乎其微的，被动地持有大量的垃圾信息，从而降低了信息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利用有用信息的成本。所以信息聚集应当有限度，当信息处于适当的集中程度时，信息给经济带来的效用是最大的，而这时信息的平均成本是最低的。当信息利用率下降到信息集聚的临界点时，信息将不再集聚，而会向相反方向发展，即信息要进入扩散阶段。这是因为，虽然信息不再集聚，但信息量却由于信息的衍生作用而不断增大，如果没有外部的消化，信息在紧急系统中将受到负面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信息化的过程是一个信息流向问题，它符合倒U模型。在信息化初期和发展阶段信息利用率极化作用明显，到达临界点后信息扩散作用将凸现，从而逐渐缩小周围地区同信息化极点的差距。可见区域经济信息化过程是一个不均衡发展的过程。周围地区同极点的差距先是逐渐拉大，达到某一极点时差距就会自动缩小。

区域经济信息化的基本路径

由于东部地区信息化发展相对成熟，下面以西部地区为重点指出信息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支援西部信息化建设，实现东西平衡发展

沿海地区已开始逐步走向信息化社会，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已经制定出了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科技发展计划，上海更是提出了在全国率先建立“知识经济先行区”的规划。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必须着力建立起自己的信息化极点。国家已明确提出将西安、重庆两个城市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城市。在这两座城市带动区域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千万不可忽略信息化建设。因为相比较而言，这两个城市信息化程度明显低于东部信息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无论从硬件基础设施还是以人才为基本特征的软件条件都比较落后。一方面，由于东部先发展起来的信息化极点具有极强大的吸引力，使得西部本来就已匮乏的用于信息化建设的资金向东部流去；另一方面，信息科技人才往往“孔雀东南飞”，寻找更适合其创业的基地。这样无疑使得西部信息化建设工程的启动举步维艰，因此西部地区要想在信息化浪潮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根据其自身特点，借助其现有优势，加速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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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障碍，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如果说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围绕经济总量增长为核心的话，未来将是总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增长与发展并行的伟大变革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判断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有人均收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等，总体判断，我国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迈向工业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上等国家的阶段。在成功实现“低成本优势―中低端制造业―投资＋生产”推动的第一次增长浪潮之后，我国面临能否成功迈进由“创新优势―高端制造＋服务业―创新＋消费”推动的第二次增长浪潮的重大机遇期，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变化。1952～2010年的59年中，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年均8.3%的增长。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1万亿元，已经超过日本，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二位。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1万亿元，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资基础。2010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达到5880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已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大体上都经历了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等几个阶段。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起飞准备阶段，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当前我国已经积累了较多的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中间需求变化支持国内需求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和资金、劳动力在产业间活跃重组；资金和劳动力供给增加；具备了支持供给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了支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及社会环境；具备稳定开放的国际环境，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推动外贸结构变化，促进比较优势转变等等。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主要根据是：第一，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到2010年的10.1%。第二，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2010年的50.05%，城镇化率达到49.95%。第三，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比较强大。第四，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第五，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消费和出口提速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

1998～2010年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居民住行消费升级提速，融入全球化以后世界经济长期景气带动外需高速增长，资源禀赋优势带来全球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特征形成，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在此期间，高速增长行业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热点显著增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有：房地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工业、石油工业、建筑业、金融业等。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

“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金融危机及其后续的调整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同时也蕴含着重大机遇。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已被初步稳定，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轨恢复”的迹象。但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不仅没有解决其全球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反而由于过度依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侵蚀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部分新兴经济体刺激过度，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等诸多新的问题。国际上，全球经济和贸易失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危机后的全球治理格局并未体现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因此，不仅大震之后必有“余震”，而且如果全球不进行彻底有效改革，或许需要更大的一次危机来释放风险。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长期来看全球化不仅不会倒退，还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使跨国、跨境交易更加便利。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全球贸易和投资还会继续增长。这将有利于我国继续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释放增长潜力，加快发展进程；有利于我国充分吸收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国际人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竞争优势；也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重要国际资源和技术。但近期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仍会抬头，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增加。

当前正处于康氏周期的低谷，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处于“萌芽期”

为了重新获得竞争力，发达国家都重新回归再制造化，并正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酝酿新的突破。在实现技术赶超及利用新技术加快发展等方面，我国具有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等优势，可以藉此在某些技术领域迈入领先行列。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时机还不成熟，目前的一些新技术尚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实体经济恢复还没有形成。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随着全球减排责任体系和制度安排的逐步形成，以及相关领域技术进步的迅速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发展趋势或发展模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将会不断增大。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减排将促进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将在新的背景和条件下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对全球产业分工及贸易格局产生影响。我国面临发达国家转移部分资金密集、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的新机遇。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地区的一些历史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将会加快，以印度、巴西、南非和中东某些国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会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既对我国构成了竞争压力，又为我国扩大外部市场空间创造了条件。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将增加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的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等领域广泛开展竞争。未来全球地缘冲突可能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增加。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分析

从国内条件看，“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压力将有可能持续加大。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内需潜力巨大，但释放内需面临一系列体制性制约

“十二五”及更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庞大的需求潜力分阶段释放，从而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更长时间。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财税体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工业化升级和城镇化潜力的释放还面临诸多障碍。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引擎转换的重要转折点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外贸增长将稳步趋缓，相应地内贸比重将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地区结构中，北美的地位将下降，周边陆上邻国和各大洲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将提升。内贸结构方面，随着国内各大经济区间分工的细化和合作的加深，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将日益活跃。

居民消费结构将继续较快升级，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预计“十二五”期间以住、行改善为主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活动会继续较快推进，消费需求会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年均增长4.5%左右；年均新建住宅11亿平方米左右，较2003～2008年的年均水平增加4亿平方米左右。预计家庭轿车保有量年均增长25%（2003～2008年为51%），2015年全国私人轿车保有量将达到5139万辆左右，较2008年（1938万辆）增加1.6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2%左右（不包含价格因素）。

区域发展格局日益合理，区域功能定位日益明确，区域发展差异逐步缩小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将成为崛起最快的区域，占全国的GDP比重将由2009年的19.3%上升到2015年的22%。西部开发区将由18.3%上升至19%，东北振兴区将由8.5%上升至9%，东部沿海地区将由53.8%下降至50%，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将明显提高。国内各大经济区之间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细化，区域功能定位日益凸显，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制造业基地转移的过程中将迎来高速成长期。

人力资源新优势正在形成，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逐步显现

未来几十年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状态。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预计2015～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人。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素质劳动者群体队伍预计将不断壮大。此外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高达1.6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1.9%。

生态环境状况局部改善，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增强

“十一五”以来，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治理和保护的力度明显加大，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甚至有明显改善。但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控制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与此同时，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呈现增多趋势，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十二五”期间工业化与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形势，将使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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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信息的安全包括互联网设备安全、计算机软件安全以及网络信息安全三个层面的含义。在信息时代要充分保障上述安全，就需要对计算机的硬件与软件进行及时更新与优化，以对抗恶意软件的攻击，同时对硬件设施加强防护，充分保障信息安全。让更过的人们正常地应用互联网服务。

如今，互联网已经应用到每一个家庭，为人们信息交流、情感沟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实现了视频通话、电子支付以及网络交易等多种便捷的功能，互联网在应用中所展示出的便捷优化了生活的质量和效率，使人们的需求得到全面满足，进一步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计算机在我国各领域的普及和应用，网络安全在成长中逐渐健全，以传统防护功能的防火墙为基础，构建了更加完善的安全系统，将检测、报警、查杀、防护、存档以及恢复和自动优化有效的结为一体，形成安全性与实效性并存的网络完全模型，计算机用户的安全与隐私获得充分保障。当然，黑客技术与新型的网络病毒也在持续更新，在目前的计算机网络中，我国的安全技术依然与其保持者长期“交锋”状态，一方面针对黑客技术与新型的网络病毒能够推动我国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的优化与完善，另一方面依然要对网络安全时时保持高度警惕。

计算机的存储作用代替了传统的纸质版原始数据，具有便捷、高效、存储量大等多重优势，因此个人、组织、企业以及我国各级政府会将信息录入到计算机中进行存储，这就要求相应的计算机安全性尤其是网络完全性相对完善。然而，由于部分计算机的安全技术长期未更新，所以存在的漏洞会导致其安全性能大幅下降，一些别有用心的个人或者团伙将会通过网络安全攻击，对计算机内的数据信息进行窃取或者篡改，造成机密泄露或者数据失真，而失去既有的意义和作用。

软件是计算机应用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参与互联网的过程中，计算机需要下载并安装一系列的相关软件，正是通过这些软件才能使计算机与互联网进行深层次的链接，但这些软件能够直接接触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关键文件，如果安装了存在漏洞的软件，那么计算机的网络完全必然会形成隐患。因此，为了保证用户的信息安全，需要对软件进行安装前的漏洞检查，对存在漏洞的软件务必谨慎安装。

在信息时代，一些不法的黑客会通过恶意攻击并盗取重要的网络信息彰显自身的实力，或者换取经济利益，尤其是隐秘性较高的新科技或者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信息。黑客的存在具有一定专业性，他们热爱信息技术且能力较强，但是却喜欢通过编写程序入侵网络中尚未弥补的漏洞。诚然，互联网在发展中会对已查知的漏洞进行整改，但是黑客的技术也一直在成长，他们会不断发现新的漏洞和攻击方法。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的问题，所以无论是个人计算机还是单位的网站，普遍都会设置安全措施，例如防火墙等实时防护工具，但是在实际应用中，由于需要搭建网络访问权限，所以不法分子便得到了可乘之机，对目标展开攻击并窃取其中的资料信息。

现阶段，云端、云平台和云盘等被广泛应用，信息的存储安全性获得提升，但是在存储、浏览或者下载的过程中由于涉及到过多的网络接口，其中潜在的漏洞会对相关数据信息的网络安全造成一定威胁。

局域网和广域网是构成计算机网络的两个核心部分，我们常用的为广域网，局域网在是在组织内部建立的网络，虽然不与外部网络相连，但是数据信息能够在内部进行共享和流通。因为局域网没有与外部网络相连接，所以组织一般不会对局域网的网络安全进行重点设置，导致其有漏洞存在，一些不法分子则可以通过局域网进行窃取数据资料，破坏组织的重要信息。

防火墙技术是计算机应用最普遍的一种网络安全技术，也是计算机的基本防御，因此不法分子入侵计算机首先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就是防火墙。当前的防火墙技术发展以相对成熟，包括针对应用环境的包过滤防火墙技術和具有较强信息处理速度防火墙技术两种类别，应用的灵活性较强，用户可根据具体环境和实际需要进行适时调整。

我国反病毒技术经过不断优化，一方面从被动防御发展为主动查杀，对计算机进行实时监测，另一方面病毒库的更新与共享大幅缩短了新病毒生存与感染的空间，一些疑似病毒能够即使被发现和处理。我国的反病毒技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历了“小球”、“熊猫烧香”、“蠕虫病毒”、“勒索病毒”等多个危险而严峻的阶段，在当前已能够有效保障计算机的网络安全，在国际反病毒技术领域中发挥着带头作用，引领着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发展方向。

所谓数据加密技术，是指依照双方共同商定的法则，将双方的通信信息进行复杂变换的一种保密手段。数据加密技术包含有加密和解密两个过程。在网络安全技术中，加密技术被称之为基石，可见加密技术在网络安全技术中的重要程度。我国积极参与到数据加密技术的研究中，由中国大陆学生提出的魔方流加密算法曾参加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并获得奖项。借鉴电报中的摩斯密码发挥出的重要作用，计算机网络中的数据加密技术获得广泛推广。双方对加密法则进行协商，然后在信息传递和存储时应用转换后的形式，该手段能够促使数据信息更加安全有效，即便被窃取后由于缺少破译手段也无法造成信息泄露。

防火墙技术作为网络安全防护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成为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未来研究的重点技术，ASIC架构表现出了明显的发展趋势，其在性能、带宽容量、稳定性等方面表现出极高的优越性，然而其计算能力、灵活性、扩展性等性能的发挥则需要借助于强大的硬件平台，因此需要在硬件方面进行完善以保障防火墙技术的充分发挥，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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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创新系统及其发展阶段划分

区域创新系统是在一个开放的区域内，企业、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创新单元相互联系和交流，政府宏观引导创新活动的区域创新网络，是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相互作用的创新网络系统，也是各创新主体自身及与环境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一个复杂适应性社会系统。根据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笔者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可以分为创新主体发育、创新主体互动、创新网络形成和创新系统成熟四个阶段。

(1)创新主体发育阶段。区域创新系统在形成初期其组成要素规模小，且体系不完整，系统的发展主要是各创新主体的成长与发展。企业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的真正主体。高等院校在实现人才培养功能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职能，充分提高自身依托基础研究服务企业的能力。科研院所也要充分提高自身科研实力，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建设。中介机构此时还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健全机构，充分发挥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沟通与链接职能，此时的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是创新经费的主要来源，政府鼓励和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还需要不断建立和发展。政府在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力度的同时，应通过财政开支、税收等政策对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实施税收优惠。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性金融政策，加大对区域公共设施和公共社会服务的投资，优化投资环境，间接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使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建立合理的创新投入体系，促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从而使创新系统逐渐发展到下一阶段。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的充分发展及环境系统和辅助系统的建设是这一阶段的重点。

(2)创新主体互动阶段。随着创新主体的不断完善，区域生产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为了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创新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即创新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因此，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想使自己的科研成果适应市场的需要，就必须加强同技术创新主体——企业问的联系。这一阶段开始由政府单独推动技术创新逐步转变为向市场多元主体共同推动技术创新，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在市场作用下进一步加强，中介机构得到较大发展，企业与创新系统的实力得到增强，表现为新产品不断涌现，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技术改造速度加快，经济得到较快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改善。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市场和政府共同推进技术创新。辅助系统的完善与主体系统的构建是这一阶段的战略重点。

(3)创新网络形成阶段。随着区域创新系统中各创新互动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密切，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在创新系统中作为创新单元相互联系和交流，这些创新单元在政府的宏观引导下逐渐形成了进行创新活动的创新网络。中介机构与创新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会在区域创新系统内部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运行机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促进了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工作，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形成合理的投入产出结构。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技术创新所需知识、思想、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来源。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产、学、研等创新行为主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机制联系起来，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有利于知识、信息、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流动的、开放的创新网络。

(4)创新系统成熟阶段。这一阶段是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高级阶段，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已经充分显示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高校科研机构作为知识创新的源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介服务机构运行良好，创新系统的创新产出和创新人才都能满足社会需求，主导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也颇具水平。创新系统的对外输出占有突出份额，此阶段的特征是政府的职能得当，发挥宏观调控、充分激励和鼓励创新的作用，使市场在组织、调整、配置资源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2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与指标体系建立

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不同，其对经济支撑和引领的力度和方式也不同，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也不一样。在区域创新系统主体发育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企业等主体规模扩大和资本增加，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积累，经济发展方式以要素积累的驱动为主。在区域创新系统创新主体互动阶段，经济发展逐步转变为依靠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鼓励主体合作、改善经济运行的结构和质量，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运行的质量改善为主。在区域创新系统网络形成阶段，经济发展依靠各创新主体进行知识的整合、密切的合作，充分配置区域内的资源，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已经形成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合作创新在区域内普遍存在，因此经济发展方式是真正的创新驱动。在区域创新系统成熟阶段，如上所述，这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高级阶段，其对区域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也发挥到最大，知识经济发展模式已在区域内基本建立，主要依靠知识经济和创新网络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为网络驱动。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又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到位的过程。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和进程。遵循全面性、合理性、动态性和可行性的原则，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我们建立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主体互动、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等6个方面设立了20项指标，作为考核和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指标体系。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依据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将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划分为要素驱动、质量驱动、创新驱动、网络驱动四个阶段。根据经验数据，给出了20项指标不同阶段的临界值(见表1)。据此，可对某一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定量判断。

3河北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定量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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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压力增大的矛盾和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变革和创新。适应新阶段发展的要求，应当由以经济领域为重点的改革转向全面改革。

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以丰富和创新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近几年，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总体上来说是相对滞后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一些矛盾凸显，这些都对改善公共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改善公共治理的关键是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现实诸多案例表明，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直接投资或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既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此，应当加快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台机制。同时，要强化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适应全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在确保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主体责任的同时，应当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使公共政策能够始终代表和体现公平正义，还应加快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督体制，严格规范行政立法程序。

在新阶段全面改革当中，全面调整利益关系成为重大任务。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逐步深入，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大趋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利益博弈不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甚至扩展到政治领域。新阶段的全面改革不仅涉及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还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协调。因此，改革调整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

在推进全面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一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同时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干部制度改革和社会监管机制的建立，为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提供政治保障。

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涉及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复杂、更深刻，既需要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也需要“阶段的突破”。由此，才能实现改革攻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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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完善社会经济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的社会经济管理体系,完善经济管理机制是保证经济管理工作科学开展的重要内容“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经济管理目标,保证经济管理的顺利实施,全面的掌握经济管理目标的实际动向,协调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建立健全社会经济管理的体系,科学的、规范的统一部署,加强各项工作间的联系,提高社会经济管理研究的水平,保持经济管理的稳步前行与创新意识相结合,以完善的体制约束和规避经济管理中不协调的因素,提高加强经济管理的意识,完善经济管理的机制,以规范的制度促进社会经济管理的发展。加强社会经济管理中的经验积累。

    加强社会经济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利国利民的的措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情况日益增多,加强社会经济管理中的经验积累,有助于合理的化解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的积累经验也是一种学习和总结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创新的过程,参考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探索和实践,提高了对社会管理中人人参与的主动性,增强了各企业、行业间的责任意识,在学习中探索,在探索中积累经验,总结社会经济管理的根本规律,从中找到新阶段社会经济管理的有效思路方法。不断的积累经验,勇于创新是社会经济管理发展的有力措施。

    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质量、实效。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质量,在于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在研究中,要按照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要求进行工作。要坚持全方位研究、深入研究、创新研究,要严把好对经济管理研究成果的质量关;要讲求实效,。在经济管理研究中,要注重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创新和提高,而不是一切都从头开始研究。在研究中,要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兼顾,侧重于应用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服务上。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科学水平。新阶段的社会经济管理与传统的经济管理有较多的不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

    新阶段的社会经济管理特点必然要遵循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点。加强经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按照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来督促社会经济管理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加快培养新阶段社会经济管理人才,以现代科学的方法,提高社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对经济管理工作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创新,建立与社会经济管理发展相配套的现代化科技水平。以长远性经济发展为目标,科学的规划,社会经济管理工作,以科学促发展,以管理带效益,实现有新阶段特点的科学的社会经济管理的的稳步发展。 

    建立健全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改善社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不足,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情况,必须对社会管理基本理论、社会管理存在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立足中国国情,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益的社会管理经验,提出加强和创新我国社会管理的思路与对策,为党和政府完善社会体制、制定社会政策,推进社会管理,提供科学决策的参考依据。

篇10

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质量、实效。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质量，在于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在研究中，要按照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要求进行工作。要坚持全方位研究、深入研究、创新研究，要严把好对经济管理研究成果的质量关；要讲求实效，。在经济管理研究中，要注重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创新和提高，而不是一切都从头开始研究。在研究中，要基本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兼顾，侧重于应用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服务上。加强社会经济管理的科学水平。新阶段的社会经济管理与传统的经济管理有较多的不同，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经济管理模式。

篇11

王烁同志，您好！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这一词汇开始进入中国百姓的视野。

那么，什么是“新常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新”就是“有异于旧的”；“常态”就是经常持续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这辆快车已经换挡行驶，而且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

实际上，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同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而不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其次，这种“新常态”的出现，始终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正常运行区间，从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表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符合“新常态”增长率。惠誉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将避免“硬着陆”。

篇12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地方政府转型的进程实质性地决定了发展方式转型的进程。因此,改变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加需要地方政府在一些基本认识上达成共识。

“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发展”?继续保持二三十年的较快增长,是各方面的共识和期盼。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的全部问题。发展除了增长这一要素外,至少还应包括“结构、分配、就业和环境”四个要素。以增长代替发展,希望“在增长中解决所有发展的问题”,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新阶段以GDP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代开始成为历史。对地方政府来说,解决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

“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策略,使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容易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而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则可以带来消费能力的提高,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还可以有力地保障社会公平,创造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因此,需要尽快实现从国富发展优先转向民富发展优先。

“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做大蛋糕”将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目前我国已进入了“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不“分好蛋糕”,不仅使“做大的蛋糕”可能成为一块“无效”的蛋糕,而且将直接造成继续“做大蛋糕”的动力不足。同时,“分蛋糕”中的某些不公平问题,将制约进一步“做大蛋糕”。一个社会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可能持续地“做大蛋糕”。

国有资本追求“营利性”还是“公益性”?国有企业也要有营利性,营利性是一个企业的基本属性。但对国有企业来说,需要把营利性建立在公益性的基础上,在盈利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福祉的最大化。就是说,国有资本可以通过股份制的形式配置于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配置于社会公益领域,在实现公益性目标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因此,国有资本要在保障公益性的基础上追求营利性、公益性。

新发展趋势下的地方新优势

消费主导时代与地方竞争优势。进入消费主导时代,是我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当前,我国投资消费关系的失衡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矛盾。“十二五”是我国提升消费率的历史拐点,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推进相应的政策调整与体制变革,构建消费主导的格局。从现实情况看,如果说过去地方竞争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投资上,那么未来竞争优势将集中反映在消费上。前30年,为了做大经济总量,地方政府在土地、财税、行政等方面做了相应的改革,形成了有利于投资的体制安排。从消费主导的趋势看,地方政府需要尽快形成有利于消费的体制安排,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比如在省级层面尽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提高区域居民收入占比。应当说,哪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走得快,它在未来二三十年的竞争优势就会明显。

城市化时代与地方竞争优势。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格局,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十二五”时期,我国将进入城市化时代,城市化水平有望达到50%-55%。从地方政府角度看,2008年全国三分之二的省级区域城市化率落后于工业化率,平均相差十个百分点左右。从发展趋势看,地方竞争的新优势就在于能不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做大城市群,形成投资消费的新载体。这就需要地方政府顺应城镇化发展的大趋势,勇于推进相应的体制变革,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为形成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提供制度支撑。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与地方竞争优势。近几年,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5年的支出规模。在这个背景下,地方在谋求竞争新优势方面就能“大有所为”。谁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走在前列,谁就有可能在未来二三十年的区域竞争中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几年出现的民工荒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工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到位有直接关系。这两年,广东、浙江等省分别出台了省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是前瞻之举。

低碳经济时代与地方竞争优势。应当说,低碳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发展型新阶段的基本要件之一。从地方政府来说,低碳经济是形成发展新优势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尤其是对欠发达地区,是“弯道超车”的契机。例如,是否满足低碳标准,有可能成为未来决定投资与消费的重要因素。再例如,能否在低碳技术上重大突破,决定了地方能否占领未来的技术高地。

形成竞争新优势要放弃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过去30年,适应于做大经济总量的需求,我国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设计制度环境、政策、区位、营销等竞争战略,通过压低要素成本,旨在尽可能地提高当地经济增长速度、扩大经济总量,由此形成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应当说,这一策略是成功的,但是也产生了很多矛盾:

首先,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追求总量的扩张,使地方政府更偏好于投资重化工业,由此带来较为沉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例如,较早开始工业化的珠三角地区已是重酸雨区。其次,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增长主义以追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形成了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分税体制,这带来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由此,地方政府一方面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稳定财力。再次,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和资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通过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形成财富高度分化、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使得居民收入偏低,难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