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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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社会治安的研究与分析，本人认为国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完善我国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第一：改革公安系统结构，扩充警察队伍，提高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

相对于庞大的管理人口来说，我国的公安警察队伍是多么的渺小。比如我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市，根据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的统计，深圳特区的总人口大大超过1000万，而深圳警察的总人数才一万人，也就是平均每一名警察要保护一千名公民；而我国的首都北京，人口大概是2000万，警察的总人数也就7万，平均每个警察也要负责大概三百位公民的安全。而深圳对岸的香港特区，人口大概七百万，而警察的总人数有2.7万，平均每个警察只要负责约260位市民的安全。相比之下，深圳北京的警力是多么的不足啊！深圳北京这样的国内一线大城市尚且如此，国内其他城市的警力就更加不用提了。而且我国大陆的公安管理系统的设置也不合理，室内办公的警员多，而基层一线的警员少。本来国内警员的数量就不足，再加上这种不合理的警员配置，使得国内一线警员的数量更加的不足。警力的不足，就进一步导致社会治安的恶化。

还有一点值得提及的，那就是我国从警队伍，来源混杂，警员的素质整体较弱。据了解，我国的警员有国内警校的毕业的，也有从社会人员中招聘的，招聘的门槛较低，警员的素质参差不起。毕业于国内警校的警员因为受过系统的教育，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都较高，而从社会上招聘的警员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再加上从警后缺少培训，个人的身体素质和业务素质都相对较差。这就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警察队伍管理社会治安的能力。

因此要改变我国治安混乱的局面，一方面要扩充警察队伍，补充警力。同时要加强对警员的业务素质的培训，提高警员社会治安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要改革公安系统的结构，把更多的警力纳入到基层的编制中，让警力进一步下沉，增强基层一线警员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确保市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确保社会治安的稳定。

第二：运用监控摄像头等高科技电子设备，加强对重点地区或路段的监

火车站、机场、地铁出入口、汽车站等人流量大，人员复杂，交通繁忙密集，社会治安也比较的混乱，历来是犯罪案件高发的地方，因此是治安监控的重点地方。由于我国的警力的不足，对于这些地方的监控，除了尽量派出更多的警力外，还要大量的运用监控摄像头等高科技电子监控设备，以此来弥补警力的不足，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监控，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效果。譬如说广州市流花火车站地区。流花火车站地区地处广州市的中心腹地，以广州火车站为中心，北起桂花岗，南至流花路，西接站西路、站前路、站前横路，东至环市中路电视塔路段。在这不到2平方公里的地段上集中了华南地区最大的铁路和公路运输枢纽，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由于人流密集，这一地区的治安状况极差，是犯罪的高发地区，因而历来是广州打击刑事犯罪的重点地区。为了治理广州流花地区混乱的治安秩序，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在该地区安装大批的电子监控设备，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据了解，在2005年广州市公安局投资500多万元对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周边的治安监控系统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在该地区安装了69个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并由经验丰富的民警24小时对流花地区进行监控。通过“电子警察”，及时发现广场上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和伺机作案的不法分子，迅速调动执勤民警适时实施抓捕，达到以快制快的效果，提高了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的成功率。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越秀警方通过“电子警察”，在流花地区破获各类案件400多宗，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00余人。这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犯罪，震慑了犯罪分子，稳定了该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第三：加强对出租屋的管理，从源头上遏制犯罪

出租屋是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同时也是犯罪的温床。犯罪分子常常利用出租屋进行犯罪活动，比如说、制造贩卖、制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等，而出租屋密集地区，本身都是犯罪的高发地区，治安秩序特别的差。根据相关的报道，广州85%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流动人口所为，作案者80%以上以出租屋为落脚点，80%以上的制假贩毒活动，90%以上的无证生产加工点在出租屋内。可见出租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藏污纳垢的地方，因此能否对出租屋进行有效的管理，对于打击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否对出租屋进行有效地管理，已经关系到能否实现社会治安的长期稳定。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出租屋拥有巨大的市场，很多业主纷纷把自己的住宅改建成出租屋出租。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光是广州，2006年有登记的出租屋就有533万间，加上那些没有登记的出租屋，数量就更多。出住屋具有分散、隐蔽、变更快的特点，这就给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的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出租屋比较集中的地方则是城中村和城乡结合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往往是治安管理的盲点，治安环境极差。再加上业主本身漠视对出租屋的管理。因此出租屋就往往被犯罪分子利用，作为其实施犯罪的隐秘场所。

因此要从源头上打击犯罪，就必须加强对出租屋的管理。具体的措施有：（1）完善出租屋管理条例，强化业主、小区管理委员会、村委会对出租屋的管理责任。对于管理不力的有关单位，加大处罚的力度。（2）要探索出新的出住屋管理模式，这种出租屋管理模式要能够实时反映出租屋的最新变动情况，比如说是承租人的姓名、籍贯、住址、承租的用途、承租时间等相关信息。（3）公安机关、区、街道办的治安管理人员，要加大对出租屋的检查力度，及时了解出租屋的相关变动情况。

第四：整合资源，专项打击重点犯罪行为

由于我国用于打击犯罪的警力和经费有限，公安部门很难同时对多种犯罪行为实施打击，而犯罪行为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可能会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区集中爆发。因此公安部门应该整合自身资源，集中精力，专项打击某类重点犯罪行为。通过对这一类重点犯罪行为的严厉的打击，不仅有效的压制这类犯罪行为，而且对其他的犯罪行为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自去年实施的重庆打黑风暴，其意义在于：这次整治行动不仅重重地打击了盘踞重庆十多年的黑恶势力，净化了重庆的社会环境，而且对于全国其他地方的黑恶势力以及其他即将要实施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也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在地区，公安部门早在两年前就对“两抢一盗”这类重点犯罪行为实施了专项的打击。具体包括：（1）针对犯罪分子多以摩托车作为作案的辅助工具，公安机关对重点路段、地区、甚至全城实行禁摩行动，禁止摩托车在这些路段地区行驶，从源头上剥夺犯罪分子利用交通工具实施犯罪的机会，使其犯罪付出更高的成本，面临更大的风险。目前广州、深圳、东莞等“两抢一盗”最为严重的地区基本上都实行全城禁摩。（2）组建便衣大队和打击“两抢一盗”专业队，充分发挥便衣警察和专业队的隐蔽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对犯罪分子实行重拳打击。自实行了上述措施以来，“两抢一盗”案件逐年下降，社会治安明显有所好转，根据有关的报道称，06年全省共立“两抢一盗”案件379969起，比05年的417800起减少37831起，下降9％；其中“两抢”案件103721起，比05年的127543起减少23822起，下降18.6％；盗窃案件276248起，比05年的290257起减少14009起，下降4.8％。全省06年破获“两抢一盗”案件137625起，其中破“两抢”案件50938起，破盗抢机动车案件37264起（盗抢汽车案件3608起），比05年的36788起多破476起。因此实施“整合资源，重点打击”的方针还是非常的有效的，对于打击遏制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以预防为主，建立警民联防体系，由点到面，实施全面布控

对于打击犯罪，光靠打压是不行的，还必须要对犯罪行为予以防范。打压，着眼于犯罪行为已近产生，并且已经危害到社会；防，则着眼于犯罪行为正在酝酿，但还没有露端倪。，在犯罪行为酝酿时，就把它打掉。由于我国警力和经费的不足，要对所有地区实行全面的布控是不可能的。打击犯罪，倘若没有市民的协助是不太可能的，而市民也有协助警察打击犯罪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警察和市民应该联合起来，通力合作，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具体来说，公安部门应该要帮助市民建立保安队或者联防大队，并对其进行培训，增强其处置治安问题的能力，同时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合理的装备。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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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项基础性、系统性、战略性工程。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体现了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和现代化方向，是加快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实践；反映了深化平安建设、维稳反恐处突的迫切需要，是驾驭社会治安形势的积极作为；顺应了现代警务的核心理念和改革趋势，是实现警务机制改革的必然途径。

一、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2011年公安部全面部署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首次明确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总体框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正式形成。实践以来，各地公安机关不断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

（一）保障防控警力

长期以来，我国的警力处于倒三角状态，使得数量本就不多的警力在治安防控和基层工作中显得更加捉襟见肘。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通过机构改革、部门重组等方式，调整管理体制，精简机关人数，释放机关富余警力充实基层，推动警力下沉，深入推进派出所和社区警务建设，增强一线警力；同时，整合各警种巡防力量，屯警街面，提高街面见警率，变被动警务为主动警务，实现警务前移。

（二）加强硬件投入

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需要有基础、装备等硬件的强力支撑，先进的硬件能够规范警务工作，提高警务效率，各地公安机关在政府的财政经费支持下，在硬件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投入。如城市视屏监控系统、公安信息化作战系统、街面警务综合服务站、侦查破案高精尖装备、巡逻车防暴车、民警单警装备等。

（三）坚持信息主导

信息主导警务是现代警务制度的客观要求。信息化警务在各地被不同程度的贯穿到公安工作特别是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中，鼓励动员民警收集上报各类情报信息，通过治安监控系统、大情报平台收集的信息，通过对信息进行收集、分析、研判，能及时掌握社会治安动态状况，定期信息预警、信息导警、信息导防，从而实现有效预警、精确打击。

（四）网上网下同控

当今社会是个网络社会，公安机关应统筹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各地公安机关通过街面视频监控、社区警务、街面巡逻防控、行业场所阵地控制等手段管控网下战场的同时，将虚拟社会现实化管理，着力打造虚拟社会防空网。通过开设“网上公安局”、“网上警务室”、“社区民警QQ群”等警民联系平台，扩大虚拟社会防控触角；强化网络运营商、网站、网吧等单位网络安全管理；加强舆情24小时监控，及时筛选、研判有价值的情报线索，及时开展引导，确保舆情稳定。

（五）发动群防力量

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要坚持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构建综治牵头、公安主导、社会参与的群防群治格局。公安机关牢固树立“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理念，充分发动和组织基层治保会、村民小组长、治安中心户等群防群治组织积极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在单位学校指导成立护院队、护厂队、护校队，发动居民区的居民和商业街的商户，积极开展看楼守院、调解纠纷、义务巡防、安全提醒等治安防范工作。

二、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问题与成因

（一）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不高

构建多维度的立体化防控体系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公安机关起着主导和纽带作用，同时也离不开政府及各部门、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及各种群防群治力量的共同参与和各方力量的协同合作。但是当前，少数地方党委对此项工作重视程度不高，统筹规划、整体部署不到位，投入不够，推进不力，使得宏观上缺乏有效的制度框架和有力的协调支持。一些部门和组织认识不到位，片面认为治安防控是公安机关的工作，与自己无关，出现安全责任不落实、不愿参与支持配合公安工作的情况。此外，有些地方的群防群治力量薄弱，有的甚至基本虚设或处于瘫痪状态，使得公安机关往往陷于单打独斗的困境。

（二）公安机关警务理念有偏差

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部分领导和民警在打防理念上还存在认识误区，有的认为治安防控方面的工作有关业务警种和部门都在抓，建设防控体系是搞花架子，作用不大；有的认为破案打击是公安主业，打击易出成绩、防范难见成效；有的认为构建防控体系涉及面广、任务重、周期长、难度大，特别是整合资源难、统筹协调难、推进落实难，公安机关孤军奋战难有作为。另外，运动式打击、设置各种考核性的指标体系等都是基层公安机关构建防控体系的常规做法，多数公安机关很少考虑本地性化的建设方案，而是简单执行上级要求或参考复制其他地方做法。

（三）各警种协作联动不紧密

一些地方各警种、各部门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和整体联动，在情报信息、警力资源、应急处突、打防管控等方面各行其道。比如，公安机关中与治安防控直接相关联的警力有派出所民警、交警、城区巡逻民警等，这些巡逻防控力量缺乏统筹整合，导致巡防网络不密，既造成警力重置浪费，又出现部分街面场所存在巡防死角等问题；侦查和治安管理部门没有建立打防信息通报交换制度，打击和防范工作脱节；另外，各警种的业务信息由于权限问题，还不能互联互通，造成情报信息重复收集、利用率低等。

（四）信息化运用程度不高

目前，公安科技化手段和信息化技术未能得到全面推广及应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部分地区用于治安防控的财政资金紧缺，软硬件建设滞后，无法满足信息化的基本条件；其二，公安机关在加大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物的投入的同时，对警务人员信息化运用技能的培训则显得相对薄弱，而警员由于年龄、学历、知识结构的差异，对治安防控信息化的知识技能的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警务机制与工作流程的了解则无法满足警务信息化的要求。

三、创新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思考与建议

（一）社会化是创新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根本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以公安的有限资源根本无法应对社会的无限治安需求，无法维护日益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社会化是完善和创新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必须坚持的路径。首先，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发挥领导统揽全局的核心作用，充分依靠综治部门协调各方的牵头作用，强化顶层设计，实施整体规划，加大政策支持、资金投入，调动各方社会资源参与防控体系建设。其次，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各类社会组织、各企事业单位治安综合治理职能，加强协作配合，积极整合社会力量，高效配置防范资源、有序衔接防范机制，大力推进治安防控社会化进程，使治安防控由公安单打独斗变为社会共同管理。如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受益、谁出资”原则，打造治安防范共同体，建立安全防范互助资金制度；按照“分类管理、行业自律”原则，指导成立行业治安管理协会，建立等级化管理制度等，推动实现治安管理组织化。再次，发动社会人力资源，创新开展群防群治。过去发动群众以教育宣传的手段、自觉志愿的方式为主，实践证明这些经验和做法已经明显不能适应社会治安动态化、信息化、多样化的要求及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迫切需要以创新的思维来抓人力动员工作。社区民警和基层组织除了要继续强调各种社会组织和辖区群众承担治安责任义务的自觉性以外，还要主动作为，大胆创新，发挥市场的推动作用，通过政府统一购买、企事业单位认领、社会组织有偿合作等方式，动员更多的社会人力参与群防群治，推动实现安全服务市场化、治安防范全民化。

（二）信息化是创新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有力支撑

信息主导警务是新形势下提高治安防控效率和效果的客观需要，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稳定、强化社会管理和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技术支撑。做深信息警务，首先要加快信息化建设，动员全警采集，加速信息录入、整合；大力推进治安、交通、消防、出入境等警种基础业务信息系统建设以及复杂场所、特种行业的治安基础信息系统建设；充分挖掘使用海量的指纹图像、交通安防等监控视频数据资源，使用云计算进行智能化处理；依托“公安云”建设和大数据应用，构建“云搜索”、“云指挥”、“云侦控”等深度运用信息化系统，为治安防控体系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其次要推进信息整合，要全面整合警种、社会、单位视频监控资源，将公安指挥中心平台、警务综合信息系统、互联网虚拟社会管理系统、政府各部门联网的信息资源系统和视频监管控系统有机整合，最大限度的开放治安、交通、消防、网监、出入境等警种业务信息系统查询管理权限，形成全警采集、全警应用、全警共享的信息化应用格局。第三要推进实战应用，加强警员信息化技术培训，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系统的强大实战功效，通过警情监控、数据分析，实时对社会治安形势开展研判，研究发案规律、查找防控短板、制定有效措施，做到分色预警、动态布防、精确打击，把有限的警力用在刀刃上，使警力跟着警情走，不断增强警务部署的科学性、打击整治的实效性、巡逻防控的针对性。

（三）一体化是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重点内容

集打击、防范、管理、控制于一体，建立一体化的大格局是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的应有之意和重点内容。一体化要求视频监控、路面巡控、社区防控、阵地管控、网络导控、边界堵控一并防控布局，形成全覆盖、全时空、立体化的防控网络。完善视频监控，需要政府加大公共部位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的投入，鼓励社会单位积极开展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在做好本单位视频监控全覆盖的基础上向单位周边辐射。通过织密视频监控网，消除违法犯罪的空间盲点，实现全方位防控；织密路面巡控，积极整合以巡特警、派出所民警为骨干、社会化专职辅助力量为重要组成部分，群防群治力量为补充的街面巡逻资源，逐步完善巡防机制，积极推行网格化巡逻模式，最大限度地屯警街面。强化社区防控，要加强创新社区警务室建设，提升社区治安防范水平，遏制社区可防性案件，解决群众反映问题，同时积极整合群防群治力量，提升社区警务效能，维护辖区治安稳定；加强阵地管控，要求治安民警结合日常检查等工作开展基础信息大采集，及时、全面地将辖区内场所、行业、人员等基础信息采集入系统；构建网络导控，要求治安民警与网安部门密切配合，全面落实实名登记措施，加大舆情引导及舆情监控，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严密边界堵控，要求各地公安机关结合地方路网现状，对各级公安检查站、卡点建设进行科学规划设置，构筑治安屏障，提高查缉管控能力。

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公安工作的基础工程，也是重点难点工程。公安机关要不断摸索方法、创新机制，才能使防控工作适应多变的社会治安环境。要通过改革，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一步增强防控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实现防控全时空、全天候、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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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管理创新指标体系的具体应用

首先，把要社会管理评价指标分层系列化。通过社会管理创新的性质和实现目标，将其社会管理创新的组成要素分解，按照社会管理创新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隶属关系进行研究，按照其分层组合形成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模型。其次，对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模型中各层次社会管理创新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予以定量表示，再利用数学方法确定各层次社会管理因素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利用相对重要性次序的权值进行综合性运算。

三、实施措施

(一)完善社会管理体制

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和方式建设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要求，切实解决社会管理中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等实际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评价体系改革进程，推动公共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二)构建社会协同管理模式

社会协同管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注重发挥政府在社会服务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树立服务理念，充分践行所承担的公共服务义务。注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管理服务创新中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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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5(b)-0020-02

前言: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高职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高职教育在培养高层次技能型人才、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不仅关系到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问题、关系到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而且关系到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问题。本文阐述了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阐明了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性,并从增强服务意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几个方面提出了提升其社会服务能力的对策。

1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及重要性

1.1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内涵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功能;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职院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之外,在各种教育活动和教育过程中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发展所做的经常的、具体的、服务性质的活动[1]。广义的服务包括科研服务、成人学历教育、成人技能培训、社区教育等方面。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就是高职院校在开展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力,社会服务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高职院校价值的发挥,也直接影响着高职院校的生存和发展。

1.2 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性

高职教育是一种“与经济发展关系最密切、最直接,在提高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2]。”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增强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动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高职院校承担着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技能型人才的职能,提升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可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高职院校也为提升现有的劳动力素质做出了贡献,提升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的科研服务、成人技能培训、社区教育等,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其次,提升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有助于推动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高职院校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人才,如果高职院校不能有效履行这一职能,则高职院校就会失去存在的根基。因此,社会服务能力的增强既是高职院校存在的价值,又是促使其发展的强大动力。

2 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途径和策略

2.1 增强服务意识 明确服务定位

高职教育要本着“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的办学方针[3],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明确其服务定位。这就要求高职院校逐步理清办学理念,办出自身的特色,为社会培养的第一线的应用型的高技能人才。与研究型、教学科研型、教学型高等教育学校相比,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决定了其必须承担服务社会的职能,因此,高职院校必须增强服务意识,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高职院校在增强服务意识的同时,还要明确服务定位,找准服务对象。与其他高等学校相比,高职院校的服务范围是城区服务、农村服务、县镇服务,同时,高职院校的服务范围要逐步向农村和基层延伸,更好地为基层服务。服务意识的增强、服务定位的明确有助于高职院校找准方向,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2.2 校企合作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4]。要提升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推进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重要的途径。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打破原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学习课堂转移到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去,使学生在社会服务中学习和成长[5]。为此,要实现学生的学习和企业需求、服务社会的零距离对接。首先,高职院校要组织学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比如护理、医学专业的学生为社区老年人义诊活动,既可以服务社会,又可以锻炼学生的技能,并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有针对性和方向性。其次,学校组织学生到校企合作单位进行顶岗实习,促进其职业素质和知识技能的提升。到岗位实习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增强其进一步学习的动力。顶岗实习也有助于学生了解真实的工作情景,而不是拘泥于书本知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最后,可以采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订单式人才方式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确定培养标准,用人单位向学校下达人才需求订单,学校在结合用人单位的要求的基础上与用人单位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从而培养能够满足特定岗位要求的人才,有效提升人才培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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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评价体系的指导思想

通过对社会契约论、市民社会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理论进行归纳分析，规避社会管理中一些狭义及有局限性的思想，得出社会管理的核心和影响因子，并结合新时期政府社会管理政策的重点和社会的需要，以公民为主体、强调政府责任和人的因素，以增进全民福祉为目标来建立社会管理指标评价体系。

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规范系统原则、全面多元化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动态发展性原则。

构建评价体系的主要方法

文献法、德尔菲法、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

体系权重

根据相关理论思想，我们将反映社会管理的指标分成社会规范、市容环境、社会安全、社会福利、城乡统筹、社区建设和城市幸福感知程度等七个维度构成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权重设置

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社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层次分析法是美国著名的运筹学家萨蒂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也是一种最优化技术，它把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目标分解为多个目标或准则，进而分解为多指标的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计算出层次单排序和层次总排序，以此作为多指标、多方案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

层次分析法可具体分为以下步骤：

第一步，确定层次分析结构。根据上文所构建的社会管理水平评价体系，将问题所包含的各因素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评价的总目标层，即社会管理水平总体水平；第二层是准则层，即社会规范、市容环境、社会安全、社会福利、城乡统筹、社区建设、城市幸福感知程度等七个一级指标；第三层是子准则层，即23个二级指标；最后将84个三级指标作为第四层，即指标层。

第二步，构造判断矩阵。在建立递阶层次结构之后，聘请熟悉此方面情况的有关专家，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逐层对各个要素两两之间采用指数标度法、1～9标度法或其他标度方法评分（见表1、表2），通过专家定性的经验判断分析，确定因素间两两比较相对重要性的比值，构造判断矩阵。评分标准如表1所示：

其中对于n个准则的准则层来说，可以得到一个两两比较判断矩阵U=（uij）n×n。uij表示因素i和因素j相对于目标重要值。显然矩阵U具有如下性质：uij>0且uij=1/uji。对于每个准则层下的子准则层和指标层，也进行同样的过程。这样就形成了三级比较判断矩阵。

第三步，根据判断矩阵初步计算准则层、子准则层及指标层的权重。计算各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求解如下的特征方程：（UW）=λmaxW。其中W为对应于λmax的特征向量，W的各分量wi就是对应于各准则（或各指标）的权重，对矩阵的一致性进行检验。

第四步，计算总权重。上文分准则层、子准则层和指标层分别计算了权重，用各准则层的权重乘以其下各指标的权重，得到总的权重。总的权重也要通过一致性检验。但也有最新研究指出，使用AHP方法不必检验总权重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在实际操作中，总权重的一致性检验可以省略。

指标体系的权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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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5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社会合作治理体系构建的成效

首先，政府在社会合作治理体系中的主导能力不断提升。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这表明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上将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逐步将一些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交由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实现社会的共同治理，同时也提升了治理水平。近年来，我国在社会治理上的投入也不断加大，如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在我国GDP中的占比不断提升，这为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此外，我国政府为进一步实现治理的有效性还对社会治理机构进行改革，将职能相近或交叉的部门进行整合或合并，减少多头管理现象，这既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又提升了政府社会治理效率。

其次，市场机制在社会合作治理中的作用逐渐凸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组织也日益成熟，与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共同构成我国社会治理的三大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市场组织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如果国有企业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社会公平，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则能够激发社会经济活力，也能创造大量工作岗位，这是其他社会治理主体所没有的优势。而且市场组织内部的和谐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企业通过不断改善就业者的生产生活条件、维护其各类合法权益等方式促进企业组织内部和谐，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

最后，社会组织在社会合作治理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我国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在不断提高，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这些社会组织通过优化结构、完善制度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如在固定资产、吸纳就业等方面都在逐步增长。社会组织数量与质量的提高，使之能够为社会提供大量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反映群众需求、管理社会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社会合作治理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治理主体行政化。尽管我国开始尝试将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但长期以来的全能政府惯性还是让我国的社会治理呈现出行政化与单一化的特征，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依然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政府长期在社会治理中扮演全能角色，负责一切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这必然会压缩其他治理主体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导致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缺乏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但实质上，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是难以独当一面的，存在大量缺位和越位的情况，这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效率，也加大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负担。

社会组织发育滞后。强势的政府导致我国的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处于弱势地位，自身组织建设不足，也无法承担起社会治理的各项功能。我国社会组织发育滞后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未理顺，社会组织应朝独立方向发展，实现政社分开，但我国的社会组织独立性差，有浓厚的官办色彩，过于依附政府生存。而且社会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职责划分不明确。其次，我国缺乏社会共治理念，很多地方政府仅仅把社会组织看作是政府机构的附庸，有的甚至认为社会组织的存在会分割政府权力，影响社会稳定，这种错误认知导致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发展往往采取压制态度，而非与之合作共同治理社会。再次，我国社会组织在协同政府进行社会治理上的能力不足。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合作治理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专业服务能力不高，很难配合政府的社会治理活动。最后，我国的政策和法律对社会组织发展支持不足。我国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层次不高，政策也不配套，这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规范发展。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不足。首先，我国公众在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方面存在不足。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识与官本位思想，公众在政治参与中往往是依附的，没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而且我国并没有训练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系统，公民素质又参差不齐，很大一部分民众并不具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其次，我国缺乏公民参与机制。尽管我国出台了一些有关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但实际上公民的参与权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参与程序上也有较大的随意性，公民能否参与、以何种方式参与、参与程度如何等这些依然由政府决定。

当代中国社会合作治理体系构建的路径

深化政府改革为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形成提供空间。首先，政府应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我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政府要将自身能力不足的部分职能向非政府组织转移，解决政府越位和错位问题。政府应逐步向社会与市场放权，简化各项审批手续，树立以人为本、多方参与的服务理念。其次，政府还要对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实现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政府组织结构改革主要要做好央地合理分权、大部门体制改革、地方政府改革等几个方面。再次，政府角色要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优化政府运行机制。政府要解决不同部门协调困难的问题，建立协调机制；在决策机制上要吸取各方意见，提高决策水平；政府还要建立完善监督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并完善问责制度，增强政府行政人员的责任感。最后，政府还要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与管理方式，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能够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效率，也为民众提供更多便利。

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能力。首先，我国应为现代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包括改革现有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权责界限，改变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关系，使之回归公共性和非营利性。其次，社会组织本身应提高自己的治理能力，如社会组织应建设起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内部组织结构；社会组织还要不断提高包括社会治理能力在内的专业化水平，这样其才有能力参与社会合作治理体系。最后，还要建立社会组织的监督机制。我国社会组织在公众中缺乏公信力，除了社会组织本身治理能力不足外，还因其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外界难以了解其组织财产使用、盈利分配情况等，为此有必要建立社会组织监督机制，规范社会组织的运作与发展。

创建公众参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平台。首先是要提升公民的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政府应利用各种大众媒介在社会进行参与社会治理宣传，提升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可以在教育系统中加入公民政治素养能力教育，提升公民参与社会合作治理的能力。其次，政府要为公众参与社会合作治理提供完善机制，如推动政务公开制度、社会听证制度，落实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最后，政府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公众参与平台，如建设政府网站、开设政务论坛、开通微博平台等等，支持公民通过网络形式参与各种社会治理活动，实现政府与民众的网络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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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P2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07（b）-0177-02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催生了旅游景区管理模式的重大变革。更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景区的应用，提升了景区的管理服务水平，促进了景区的高效运营，助推了传统旅游景区的转型升级。[1]依托科技手段，九寨沟景区探索出了中国景区数字化管理新模式，建立了景区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1 智慧九寨的项目依托

2004年，九寨沟景区承担了国家建设部的“城市数字化示范工程应用研究”课题――《数字九寨沟综合示范工程》项目的建设，并创新性地建立了“资源保护数字化、运营管理智能化、旅游服务信息化、产业整合网络化”集成应用体系，探索出中国景区数字化管理营运新模式，引领了全国旅游景区信息化建设的新浪潮。

近年来，九寨沟景区以承担国家项目研究为依托，开展智慧景区建设，已成功申报并承担了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基于时空分流导航管理模式的RFID技术在自然生态保护区和地震遗址博物馆的应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智能导航搜救终端及其区域应用示范系统》及《实景化景区智能管理与服务系统应用》等多个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研究，实现了新兴信息技术条件下集成管理模式的应用，为建设九寨沟创新型景区、研究型景区插上科技翅膀，从而实现向科技要管理，向管理要效益，推动传统旅游向现代旅游转型，使九寨沟走上科学发展之路。

2 智慧九寨的关键技术

智慧景区是充分运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移动互联网等通信和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感测、传送、整合和分析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对景区管理、游客服务、旅游运营等活动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的响应，面向未来的景区管理者和游客构建全新的大数据决策和应用的高级信息化智能化的景区智能化形态。[2]

2.1 云计算

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云计算核心思想，是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计算资源池向用户按需服务。提供资源的网络被称为“云”。[3]作为智慧九寨重要的神经中枢，云计算中心的建立，整合了数据资源，避免了信息孤岛，提高了系统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能最大程度上覆盖智慧景区管理的各个环节，为景区管理和服务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2.2 大数据

大数据（BIG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大数据技术，是指从各种各样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的能力。

大数据的必要性。

九寨沟在全国率先开展数字景区建设，景区管理及景区相关产业（如酒店、旅行社、运输公司等）的信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感知系统、电子商务平台等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大量的数字、文字和视频数据；同时，源于互联网的旅游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社交网站等也会产生数以亿计的关于九寨沟的数据，这些数据都具有典型的大数据特质。

数字九寨的建设为景区管理健全了手脚，而要实现从数字化到智慧化景区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大数据这个数据大脑。利用大数据的旅游数据收集分析能力，可以满足游客的人性化需求；通过大数据的分析能力，可以创新营销模式，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甚至可以利用大数据平台，加速推进线上与线下的资源整合，为游客提供更为适合的旅游产品。

依托大数据技术，可以完成例如景区客流波动预警，分析原因及影响因素等以往无法完成的任务，与景区营销、公安、交通、产业规划、景区公共服务等体系形成信息共享和协作联动，结合电商游客预订数据形成旅游预测预警机制，提高了景区的应急管理能力和旅游安全保障能力。

2.3 物联网

物联网是通信网和互联网的拓展应用和网络延伸，它利用感知技术与智能装置对物理世界进行感知识别，通过网络传输互联，进行计算、处理和知识挖掘，实现人与物、物与物信息交互和无缝链接，达到对物理世界实时控制、精确管理和科学决策目的。

物联网实现了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互联互通。通过把RFID、传感器、二维码等信息传感设备植入门票、桥梁、公路、建筑、供水系统、电网等景区的各种物体中，可以实现对景区更透彻的感知；通过与互联网的融合，能将景区事物信息实时准确地传递出去，从而实现更为广泛的互联互通；通过利用云计算、模糊识别等各种智能计算技术，对海量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能够帮助对景区内各类人和物实施智能化的控制

3 智慧九寨的总体框架

以“数字九寨”为基础，九寨沟景区继续推进智慧景区的建设。要实现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的重大转变，智慧九寨的总体框架要建设扎实的IT骨骼，透明、共享的信息通路和智慧的决策头脑，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更加灵活、可靠、高效的IT基础设施，二是大容量高性能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三是具备信息共享的IT服务设施，四是集通信、办公、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服务平台，五是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

智慧九寨的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一项应用、三大平台、五个系统”。一项应用是指应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实现更有效的综合辅助决策，从而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为旅游业企业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三大平台包括信息基础平台、数据基础平台、云计算服务平台；五个系统分别是公共管理系统、资源保护系统、旅游营销系统、智能指挥控制中心系统及决策支持系统。

3.1 一项应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各种行业的规则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建设三大平台和五个系统最终的目的是要形成智慧九寨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配合一项应用形成真正的智慧，为景区管理提供决策辅助，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公共服务，为旅游业企业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景区管理不再仅是建立在传统的经验之上。根据可视化的数据，景区管理可以通过应用软件主动为游客推送吃住行游购等信息，制定旅游行程、引导旅行消费；旅游产业链的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满足游客打车、住宿、旅游线路规划等个性化需求，改变服务方式、经营模式，避免一味比拼价格、降低服务质量的恶行竞争，转而用大数据来管理和服务游客，形成良性的产业链发展。

3.2 三大平台

随着北斗导航系统在景区的应用、景区智能监控系统、LED信息平台、电子商务系统、门禁票务系统、具备自助导览功能的景区APP等陆续上线，预示着智慧九寨已初具雏形。智慧九寨的建设不仅是景区内部的信息化，更应是加快带动整个旅游产业链上各要素的信息化智能化的过程。三大平台的建设要改变整个旅游系统无序发展、烟囱式建设的格局，建立基于云计算和物联网的智慧旅游管理平台、服务平台、营销平台以及统一的数据仓库，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IT格局，避免重复投资和“信息孤岛”，形成惠及旅游发展产业链各环节的智慧云九寨。

3.3 五个系统

五个系统是基于旅游资源特点、应用系统功能、系统服务对象、系统使用部门等因素而划分的。一是公共管理系统，主要包括应急救援管理、旅游服务管理和景区行政管理。应急救援管理是应对景区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包括110、119、122及120的快速反应；景区服务管理主要是满足游客需求，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旅游服务，包括主动均衡景区游客分布、加强景区游客流量控制、景点拥挤警示、分时 就餐管理、分时售票管理、智能车辆调度、旅游咨询服务、景区全息展示等；景区行政管理主要是根据机构职能对景区工作人员、景区居民、资源配置、旅游安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的管理。二是旅游资源综合保护系统，主要通过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对景区旅游资源进行常规的保护监测，并通过对回传数据的及时分析进行状态评估、及时预警，其中包含：森林植被监测、地质地表灾害监测、森林火灾监测、水质水文监测、气象监测等多个方面。三是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主要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各要素）旅游资源的整合平台、电子商务平台、旅游资讯服务平台、景区信息智能推送软件、基于客源地分析定向营销推广平台、微信公众服务平台等。四是指挥控制中心系统，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遥感技术以及实景影像技术，对旅游景区的虚拟重建，结合景区智能监控系统建立指挥控制平台，实现对景区的资源合理配置、游客均衡分布、车辆实时调度等进行动态的指挥控制管理。五是智能决策支持系统，通过人工智能和决策系统相结合，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对景区保护、管理、开发、营销相关的多维数据进行分析，形成多维的数据报表（包括基于GIS和实景三维的数据报表），辅助管理者的决策。这五大系统共同构成“智慧景区”的应用服务体系。

4 智慧九寨前景展望

在今后的信息化工作中，九寨沟景区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拓展新视野、确立新目光、塑造新优势、争当新表率。将进一步通过“智慧九寨”的建设切实解决景区游客量增长所面临的一系列管理压力，对景点的游客量控制管理，有效保护景区生态环境；以最优化的调度扩大景区容量和生产规模，降低管理成本；确保整个景区安全有序优质高效的运营，实现文明管理，推动和谐景区的建设，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以九寨沟一流品牌、一流管理为基础，延伸产业链，促进和谐、可持续、跨越式发展，积极促进旅游二次创业，努力把九寨沟建设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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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我区改革发展这条主线，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国情、区情教育活动为载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形势任务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要把科学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送到基层，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充分利用市民学校、农民讲堂等阵地，组建专兼职的教师队伍，经常性开展多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活动；充分利用纪念征文、知识竞赛、群众文艺、报告会、座谈会、红色旅游、主题实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倡导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增强全区各族人民热爱内蒙古、建设内蒙古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富民强区的伟大事业上来，营造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加强宣传教育，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思想保障

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坚持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组织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学习身边的典型，将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干部群众一项重要必学课题贯穿始终；倡导“八荣”、反对“八耻”，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净化社会风气；将学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与解决干部群众思想观念、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并根据本地区发展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深化。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要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能够拉近理论与群众的距离。要充分整合和运用社会资源，紧密联系自治区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具体实际，让人民群众切实体会经济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水平提高、社会和谐有序带来的好处，从而提高群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主题教育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要利用学文件、讲党课、办展览、外出参观等多种形式，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培育，使广大干部群众结合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始终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接力探索开辟出的一条正确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要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演讲、征文、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自治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他们从思想上认清我区改革发展的形势主流是好的，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虽然在我区的发展进程中，也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但目前存在的问题只是前进中的、可以解决的、暂时性的问题，从而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去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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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卑心理。自卑是一种消极的情绪情感体验，对自己评价过低，往往表现为忧郁寡欢，压抑自怨，不愿交际，封闭自己。

（2）焦虑心理。焦虑是一种焦灼、烦躁、忧虑的情绪，往往表现为做事优柔寡断，顾虑重重。

（3）懈怠心理。懈怠是对自己管理松懈、行为懒散，对他人怠慢不敬，对事情松散怠慢的情绪反应。

（4）虚荣心理。虚荣心是一种扭曲的自尊心，是自尊心的过分表现，是追求虚表的性格缺陷。

2.高校特困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1）家庭因素。家庭环境、父母的教养方式及个人早期经历直接影响孩子认知心理和人格的形成。特困生大多来自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家境贫寒，经济拮据，父母忙于生计，与孩子沟通较少，致使特困生出现心理问题。

（2）社会因素。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对高校特困生的心理有重要的影响。 “金钱万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虚伪。特困生为解决生活问题盲目地从事社会兼职，常遇到被欺诈的问题，心理障碍随之产生。

（3）个人因素。特困生自我评价偏低，不能正确评价和认识自我，不能正确对待当前所面临的困难，不能正视自己所面临的困境和挫折，使特困生的心理问题难以解决。

（4）学校因素。高校针对特困生的教育和管理缺乏系统性和有效性。如确认特困生的办法不完善，奖助勤补免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咨询服务机构监控和服务不到位等，使特困生的心理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缓解。

3.构建高校特困生心理支持体系

（1）提高特困生的自我认知水平和加强正面引导教育。学校组织开展特困生系列励志教育，如“自立自强明星”评选、“立志成才”报告会等，为特困生健康成长搭建平台。教师不能因为经济条件差和学生心理问题严重而放弃对他们的教育引导，而应发现其特长和优势，教育引导其深刻理解“人穷志坚”“从来纨绔少伟男”“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的道德，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客观积极的认识，敢于正视、面对和战胜困难，鼓励他们克服不良情绪，正确处理学习、劳动和生活各种关系，唤起和激发他们生活的勇气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2）联动家庭，共同关注特困生。特困生虽然远离父母，但仍然离不开家庭教育，辅导员应通过家访、书信、电话、微信、QQ群等形式与家长联系，家校联合，共同对特困生进行情感帮扶，帮助特困生不自卑自弃，增强承受能力，尽快调整挫折带来的消极情绪，鼓足战胜困难的勇气，重新奋起，努力改变目前的现状，树立正确的“三观”。

（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给予特困生政策倾斜。高校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特困生的奖贷勤助补免等相关制度，鼓励他们通过勤奋学习、勤工俭学、无息贷款等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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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35.060

1 前 言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中不和谐、不平衡问题不断涌现，如基层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滞后、主体结构单一、机制创新不深入、方式方法不当等。绩效评价不力正是导致诸多困境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推动基层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必须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

2 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

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客观体现基层社会管理绩效的内涵特征与构成，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导向性等原则，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客观方面主要通过统计年鉴、统计报表和相关的事实资料获得所需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绩效评价结果；主观方面主要通过满意度调查了解公众对基层社会管理绩效的满意度。

应用模糊数学隶属度分析方法对主客观关键绩效指标进行初步筛选，然后通过SPSS19.0对其进行相关分析、信度和效度检验，最终，得到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AHP）是运用多因素分级处理来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决策方法。[1]

（1）建立层次结构。在明确了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的层次及各层级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目标层（提升基层社会管理绩效）、维度层、因素层和指标层组成的层次模型（各级指标如表1所示）。

（2）构建判断矩阵并赋值。运用德尔菲法，请各位专家对各层次每个元素的重要性程度按“1-9标度法”进行赋值，并经过多次修正反馈，得到最终结论。赋值时，一定要结合当前基层社会管理状况，对于提升基层社会管理绩效这一战略目标影响较大的指标，应当增加其赋值。

（3）层次单排序与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是确定各元素对上级元素影响程度的过程。

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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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为社会保障，其亦为社会文明与进步重要的标志。在当前体制转换、社会转型的整个过程中，社会保障的全面建设与人民群众根本的利益息息相关，其亦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重要的内容。党的十报告指出对大部门制改革要稳步推进，要健全部门职责的体系。此外，社会经济快速的发展，强烈需求建立完善权责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二、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现状

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取得稳步发展与长足进步的同时，亦存在法律与制度建设的滞后制约统一管理机构的形成、社会保障机构设置不均衡且机构职责不清、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多且较为分散等不好的现状[1]。对社会保障概念进行界定，一直未达成统一共识，即使是社会文件中关于社会保障功能的界定亦是较为模糊且经常的变换，而这造成社会保障工作具体的内容不具统一的标准。现行机构的设置中，地方以及中央管理职责划分不清且基层管理机构不健全。由于权责划分不清，造成社会保障资源不合理的配置，管理效率较为低下。作为大部制改革成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工伤保险、城镇养老保险是其社会保障业务的主要内容。此外，其还具有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等部门，而散且多的部门导致管理混乱。

三、健全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对策

第一，大力加强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建设。

遵循社会保障运行管理的内在规律要求，对社会保障经办机构职能进行科学合理的确定，组建统一高效、依法独立运营，不依附行政管理部门的一个社会保障基金的营运与管理机构。社会保障的经办机构应该确立法人治理的结构，采取理事会领导、总经理负责的制度[2]。专家、雇员代表、雇主代表以及政府代表组成理事会。组成理事会应该保证对社会保障基金进行运营管理可以广泛反映各方利益及意志，保证社会保障的基金可以获得有效管理以及合理的使用。对经办机构内部运行的机制要不断的优化，在薪酬标准、人员聘任以及经费来源采取更灵活机制。此外，应强化监督的机制，扩大理事会中社会人士比例建立审计监督、信息公开、绩效评估等制度，确保社会保障基金安全高效、公平透明的运行。

第二，构建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的综合平台。

依据中央管办分离与政事分开相关的要求，应该从各行政部门中逐步剥离出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等各项社会保障工作的事务性职能。将社会保险的经办服务机构作为依托，对现有医院进行整合，对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综合的大平台进行构建，为农村以及城市各类的人员提供一站式、均等化的服务。社会保障事务性的所有工作应该实现后台一个系统、前台一个窗口对外。在这个基础之上，对社会保障卡、网络、社会保障信息系统进行统一的建设，将服务水平、监管效率以及运行效率进行进一步的提高。整合各项社会保障的服务功能，对社会保障管理综合服务的大平台进行构建，可以将管理服务规模效益充分发挥，对服务效率的提高、改善与保障民生、群众社会保障事务的办理起重要的作用。

第三，制定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

法律是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进行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核心，而这意味着重新整合相关部门原有职能，将对部门现实的利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将触及与改变领导与下属、部门与部门、地方与地方、中央与地方等各种利益的关系格局，这亦为此次改革的难点[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三方面措施。第一，通过立法对政府社会保障的职能进行具体且科学的界定，使政府社会保障的只能法定化。第二，进一步法定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社会保障行政机关的设置与职能。第三，用法律的形式具体规定侵害公民社会保障权利行为的处置、公民享受社会保障的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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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8－0108－03

[基金项目]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2008年度重点研究课题“解放思想与加强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批准号：08gdcsr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东泰，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副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员，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广东 韶关 512126)

一、解放思想是建立广东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重要的思维手段

运用解放思想这个理论武器，本着实事求是、融入国际社会和确保广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的原则，科学探讨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指标体系，应该是我们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指导思想。

建立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指标体系，有利于规范广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一方面，能够促进企业积极主动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企业的良好社会形象，缓解企业与社会的种种矛盾，为企业自身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企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能够科学地界定或基本界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责任范围，避免企业社会责任泛滥化，避免把所有社会责任都推给企业的错误做法。有利于合理规范企业负担，合理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避免因责任不清导致企业备受责备的现象，从社会氛围上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企业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下生存发展，不断壮大。

二、加强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必须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

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要紧密结合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充分考虑广东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用科学的态度和思维方法对待广东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问题，在借鉴国际经验和国际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广东实际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

(一)科学界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是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前提。建立广东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不能把所有社会责任都推给企业，由企业去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不等于社会责任，不能包含所有社会责任，否则，企业根本无法承受，将会导致企业倒闭，社会经济衰退。只有科学界定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才能分清责任。责任分清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界定清楚了，才会真正给企业减负，企业就不会被无休止的责任压垮，社会就不会无休止地指责企业，真正给企业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经营环境，企业才会发展壮大。

(二)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是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并不断壮大的重要条件。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目的是要促进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并不断壮大。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只有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才能有效遏制企业社会责任内容扩大化的倾向，通过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既约束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又约束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诉求。通过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可以创造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并不断壮大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三)建立广东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应该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较快的经济发展水平，使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社会组织、专业人士和学者的头脑发热。由于出现了对企业发展水平高估的问题，社会出现了一些不顾国情而要求企业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声音和诉求，导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和法规的集中出台。

2008年我国企业发展经历的寒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理论界，在制定方针、政策、法规、理论探讨、推广实验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脱离我国企业发展实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承受力估计不足的问题。2006年以来我国政府制订和修订的一些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法规，如新劳动法、工资倍增计划等就存在着脱离中国国情和现实的问题。因此，在加强广东社会责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

三、设计广东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思考

加强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必须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那么，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究竟应该是什么，这是加强广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提出一个可供研究、探讨和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案，使之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促进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的建立。我们认为，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指标体系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举指标体系两大类。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指标体系。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指标是指通过考核能够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情况的指标体系。这类指标体系既能够反映企业在其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对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又能反映企业解决由其自身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问题的情况，体现了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

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指标带有一定的社会约束性。一方面，它约束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如果企业不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或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不到位，就要受到国家法律、规章、政策的制裁和社会公众谴责。这类指标能够起到促进企业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遵纪守法意识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约束了社会各界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乱摊派、乱加码的行为，有利于企业在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下生存、发展和不断壮大；再一方面，它能够使社会各界正确认识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内容和范围，有利于促使社会各界全面、正确地认识企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做的贡献。

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指标体系包括企业经营责任指标体系、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两类

1.企业经营责任指标体系。企业经营责任指标体系是与企业的建立、生存和发展的目标相一致的，是企业主动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企业经营责任指标体系应该包括税务贡献指标、利润贡献指标、就业贡献指标、员工福利待遇指标、产品升级指标、产业链贡献指标、产品价格下降贡献指标7个方面。

(1)税务贡献指标是反映企业依法向国家缴纳的各种税费，形成国家税收收入的指标。税务贡献越高，说明企业对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贡献越大。是企业必须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之一。

(2)利润贡献指标是反映企业依据产权和相关法律向国家上缴的各种利润收入的指标。利润贡献指标包括企业按

照股份制架构给作为股东的国家的分红，和根据所得税法向国家上缴的所得税收入。利润贡献越高，说明企业对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贡献越大。是企业必须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之一。

(3)员工福利待遇指标是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其员工福利待遇增长情况的指标。员工福利待遇指标反映了随着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企业员工福利待遇提高的情况，企业员工福利待遇稳定增长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企业较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这类指标有：小时工资率、工资支付率、员工工资增长率、社保提取率、社保支付率、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人力资本维持能力等。

(4)产品升级指标是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产品研发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力的指标。产品升级指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生产力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对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具体贡献。

(5)产业链贡献指标是反映企业的新产品研发，科技创新能力对社会产业链水平的影响力的指标。企业的新产品研发，科技创新能力越高，对提高社会产业链整体水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反映了企业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贡献和对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贡献。

(6)产品价格下降贡献指标。产品价格下降是企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结果，产品价格下降贡献指标是反映企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对公众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指标，公众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是公众安居乐业，国家安定的前提条件之一。

(7)企业遵纪守法指标体系。企业承担的企业经营责任的前提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通常叫做合法经营。制定企业遵纪守法指标体系是引导、教育、帮助企业自觉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效形式，也是监督、检查、确保企业认真承担其自身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也是规范社会各界监督、检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范围和途径的重要手段。

2.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履行好企业经营责任的基础上，考虑环境和社会因素，承担起对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保护其权益，以获得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包括员工作环境指标、公平和平等制度指标、产品安全指标、企业社会诚信度指标、环境保护贡献指标、资源消耗责任指标等等。

(1)就业贡献率指标是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解决就业人口方面的指标。就业贡献越高，说明企业对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贡献越大，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多。这类指标有：就业人口数量、就业贡献率。就业贡献率用来衡量企业运用全部净资产为社会公众提供就业的能力。一般来讲，就业贡献率越高，说明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业能力越强；反之，则说明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业能力越弱。

(2)员工工作环境指标是反映企业改善员工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实施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目标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体现着企业对员工在生活、健康、工作安全等方面的人文关怀和提高员工生活质量方面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情况。这类指标有：员工健康状态、员工工作环境满意度、员工业余生活满意度、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员工幸福指数、员工伤亡率等。

(3)公平和平等制度指标是反映企业在实现公平分配和平等对待员工方面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指标。这个指标能够促进企业通过公平分配实现减少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减少和平息社会矛盾，平等地关心对待员工，提高员工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和顾客的积极性。

(4)产品安全指标是反映企业关注产品质量，关注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指标。关注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就是关注民生，就是最好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之一。企业在产品安全问题上做得越好，越说明企业能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把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就越能赢得社会公众的信赖。

(5)企业社会诚信度指标是反映企业与社会各界(如银行、政府、其他企业以及消费者、内部职工)之间的信用状况的指标。诚信作为企业理念和价值观的一部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企业社会诚信度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社会各界交往时形成的社会信誉度的反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这类指标包括企业信用等级、商业伙伴满意度、消费者投诉率、消费者满意度、交货准时率、品牌忠诚度、社会形象知名度等。

(6)环境保护贡献指标是衡量企业对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治理的态度、制度、方法、措施和效果的综合指标。这类指标包括：环保投资率、环保经费占收入的比重、环保经费增长率等。

(7)资源消耗责任指标是衡量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产品技术含量和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越低说明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的生产水平越高，企业的能源消耗就越少，越是说明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类指标包括：单位收入材料消耗量、单位收入不可再生资源消耗量、材料用废率、单位收入耗能(水)量、单位收入排废量等。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义举指标体系。企业社会责任的义举指标是反映企业在自愿的原则下有选择地承担社会责任情况的指标体系，这类指标能够反映企业积极投资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活动的情况。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而言，企业关注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活动，向社会奉献爱心和企业反哺社会等行为是企业自觉自愿的行为，不是企业义务，而是企业的义举。作为义举，企业可以为之也可以不为之，作为义举，不应该受到任何强迫。因此，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活动，不能进行考核。

近年来，许多人都把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强加给企业，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误解，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全社会的成员为之奉献。由于我们的制度存在企业责任缺陷，许多“责任”都自觉不自觉地叠加给企业，导致了企业对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不热心、不积极，这需要我们从制度层面予以解决，不应过多指责企业和企业家。

建立相关指标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指标，增强自觉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活动的企业和企业家的愉悦感、荣誉感和成就感，通过这些指标，鼓励他们的积极性并对他们的义举给予较高的社会承认和肯定。这些指标的实施，能够体现出企业的奉献与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和顾客的忠诚度及其社会形象的提升，对企业能够产生较大的社会回报，使企业感到其组织形象的不断提升也是社会财富，对企业的发展壮大有着紧密的联系，将会进一步提高企业、企业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可见，企业社会责任的义举指标体系不构成社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约束性，企业是否承担这一类企业社会责任不受国家法律、规章、政策的制裁和社会公众谴责。企业社会责任的义举指标体系包括捐款、赠予、救灾、关心弱势人群、办教育等等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