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文化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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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首先，中西文化始终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对立着展现在作者的论述中。而这种对立主要存在于当时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与西方的核心信仰基督教文化之间。虽然两种文化在表象上有着诸多形似之处，例如：儒家经典中衍生万物的“天”的概念与基督教义中创造世界的上帝形象(以及由此而来的“敬天”习俗与上帝崇拜)；《论语》中的“克己”警言与《圣经》中十诫的训条；中国士大夫倡导的静心自省与基督修士们的苦行忏悔等。但是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毕竟是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独立发展起来的成熟文化，其文化核心与本质有着迥然的区别与对立。这种对立体现在中西方的社会组织、政治体系、行为思想等诸多方面，尤其是作为文化整体根基的宗教形式与道德立场上。

正如谢和耐书中论述的，儒家信条中所敬、所畏的“天”表现为一种“无个性特征的力量”，它是无言的、间接的，始终以一种“难以察觉和连续不断的运动方式维系着自然的交替和平衡”；而基督教中的上帝则是以一个有人格的干预者身份出现，它不仅亲自创造世界，给予人类以不朽灵魂，更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表达自身意志并发号施令。由此，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敬畏与崇拜中，中西方所确立的社会道德也有所区别。在基督教看来，真理与完美只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的“彼岸”，人们必须通过与自身天性、肉体的抗争及向彼岸的上帝的不断忏悔，以达到唯一的目的――灵魂得救；与之相反，中国人的道德建立在一个固有秩序之上，“这种秩序不仅存在于宇宙与社会当中，而且也存在于人自身”，所以对个人而言，“正确的行动意味着发展自身天性，努力把自己与天理结合”[1](P230)。

对于中西文化问的这种根本对立性，谢和耐给予了高度关注与重视。在书中，他更是以各种比对性的关系多次强调了这种对立的存在，如“绝对信念的确立”与“相对信仰的调和”，“个人灵魂得救”与“宗族群体获益”，宗教与政治的“鲜明划分”与“密切联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主题”与“儒家君臣、父子的严格等级关系”，人性上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精神与物质的“二元独立”与“浑然一体”等等，都充分展现了中国与西方两种高度文明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根基之上这一基础性论断。

二

尽管中西文化有着各自特殊的发育机制与独立的民族创造性，然而在这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是否存在调和的可能性?在这种调和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并带来怎样的结果呢?如果说前者是以利玛窦为首的多位西方传教士致力的尝试，那么后者则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所关注的焦点所在。

正如书中所说，中西方文化的第一次“真正实质性接触”是围绕着耶稣会士在中国以传教为目的的行为活动与中国人对此的回应展开的，因此，由此接触带来的矛盾或冲突主要是在两个阶层――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的这种“对话”中产生的。然而无论是中国人对传教士著作解释的混乱，还是传教士考察中国人时概念上所犯的错误，都让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惑：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文明能够真正实现“会通”与“调和”吗?

一方面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一直本着“合儒”、“补儒”的文化策略，试图将基督教嫁接在中国本土的儒家之上；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对其著作《天主实义》提出的道德观念表现的积极的认同与赞许，而这所造成的结果――基督教的儒教化抑或儒教的基督化，都似乎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两种文化在双方的努力下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一致，完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补与调和。但是，我们需看见的是，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在接触中始终只是“以自身的思维定见诠释对方，并把自己的思想投射给对方的文化”[2]，两者之间的所谓交流与对话更像一种从自身角度出发的“各说各话”或“自说自话”。可以说，他们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意义传递，在中西文化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并非是单纯某一方面的因素――即基督教普世主义所具有的强烈排他性，或在当时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所带有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造成彼此文化的无法理解乃至调和，而是缘自谢和耐在书中反复强调的论断――即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以及由此以邦文尼斯特的理论作为根本方法依托得出的结论――即根植于不同思维模式及语言结构上的两种文化不可能达成内在的、实质的、精神上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谢和耐在书中也曾提到过超越了这种文化之不可调和性的两种人――即耶稣会士中的乐观主义与中国士人中对传教士报有同情态度的开明者。前者“信任‘自然理性’，并乐于相信中国人的素质对基督信仰有利”；后者更是“秉持一种以人同此心的假定为基础的不同信仰的调和”[1](P6)。但我们应了解，谢和耐的这种“超越”只是建立在“可能”、“假定”或“相信”这种主观心态的前提下，而非存在于“确定”、“已经”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在书中，我们看到(或者说他展现给我们的)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实质上的矛盾与冲突，以及表象上的误解与混乱。尽管利玛窦尝试作出一些“信仰上的让步”；而中国人也似乎乐意接受《圣经》中的道德训条，然而“构成基督教精髓本身的东西――即道成肉身，基督是上帝的化身，终没有被传授”[3]，基督教在此期间是以一种皮毛或变种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的；而对此有所了解的中国人，则视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为一种侮辱性的酷刑，从根本上无法认同、接受。因此，摆在两者间的始终是一个“球状的世界”，而非“重叠的基督教世界或儒家世界”，而其中的理解与调和正如谢和耐自己在回答这个问题所说“似乎可以，实质上不可能”[3]。

三

在书中，谢和耐充分肯定了中西文化在冲突矛盾中所展现的一种多元性与丰富性，但也因此割裂了两种文化间达成真正和解的可能性，而这意味着谢和耐否定了一种超越于文化之上的、为所有人类普遍理解的共同体验的存在。这样就形成了谢和耐的历史主义立场，其具体体现就是文化相对主义。

正如谢和耐自己所说：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所有这一切在既定的时代和文化中形成相

对凝聚的整体，所有这些方面都应予以考虑”[3]。由此，文化成了一个独立而完全的整体，也即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彼此绝缘的个体。既定的时代产生既定的文化，不存在超越时代的文化，而且各种文化有不同的感悟，它决定了其存在的面貌。这意味着冲突与矛盾，而非和解与会通才是文化间的终极状态。而这种状态决定了文化必须向其他文化开战，因为只有在这种战争中才成体现文化自身的存在。

可以说，谢和耐的这种文化观，使其面临着一种价值评判标准的丧失。因为当他否认那种超越的统统体验的时候，他也在无形中抹杀了一种普遍的客观真理的存在。

谢和耐说：“如果人们认为面对的只是互相替代的个体，如果人们假设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变的，而大部分情况则首先它不是赖以生存的世界之物，那么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3]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谢氏眼中，人首先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他从文化中获得的因素比其自然因素重要得多。因此“人在文化中变成了超越自然的东西，除了特定的文化，他没有别的存在模式，也没有别的支撑物”[4](P159)。文化成为解释人的特制的唯一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文化代替了真理、正义、美德等诸如此类的普遍原则，成为了人及其行为活动的价值评判标准。而各种文化之间又是不可理解与调和的，因此以任何一种文化所持的价值标准去评判其他文化都缺乏一定的正当性基础。而如我们前面论述到的，各种文化间的终极状态是永恒的冲突与矛盾，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以担当、维系自身文化为由的战争都是合理且正当的，因为在这样的文化相对的思想中，裁决的标准已然丧失。

由此，谢和耐于浑然不觉间陷入了历史主义的怪圈。虽然谢和耐始终坚持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对两种对立文化的价值予以平等的肯定，然而正是这种平等，扼杀了文化本身的真正价值内涵。因为在林立的各种文化中，这种不分高低、优劣的态度与精神，最终会将所有文化的价值置于平等的地位――同样的杰出抑或同样的平庸，而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就如各种文化显示出的多元差异一样(如书中描述的“神圣的宗教感”与“世俗的人神契约”、思维的“明晰思辨”与“混沌无知”等等)，仅仅是兴趣选择上的不同，而不再存在任何价值高贵与低劣上的区分。文化相对主义的结果就是文化虚无主义。

我们需承认谢和耐书中展示的不同文化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因为毕竟在各种自然的联合体中，拥有文明者为数甚少且相当艰难，我们应该珍视并尊重这些创造，为任何一种文化感到欢欣，这样的多样性展示出迷人的魅力；然而我们同样要注意到这种迷人的多样性背后所隐藏着历史主义的潜在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危险一即价值评判标准的丧失，即由此可能造成的各种文化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尤其在当今多元文化交汇的全球化时代，后者比其前者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

[参考文献]

[1]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M]．于硕，译．吉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2]刘耘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之反思[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篇2

0.引言

气候影响文化景观，不同地区气候环境不同，其文化景观也不同。河南为中华民族主要发祥地之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河南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曾几度达到鼎盛，先后有20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河南。河南地跨暖温带和北亚热带两大自然单元的我国东部季风区内，气候比较温和，具有明显的过度性特征，全年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少雨雪，春短干旱多风沙，夏天炎热多雨，秋季晴朗日照长。河南的文化景观与河南温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

1.地理环境

河南界于北纬31°23′～36°22′，东经110°21′～116°39′之间，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呈望北向南、承东启西之势。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古时即为驿道、漕运必经之地，商贾云集之所。远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纵横，森林茂密，野象众多，河南又被形象地描述为人人牵象之地，这就是象形字“豫”的根源，也是河南简称“豫”的由来。夏代禹时分天下为九州，豫州位于九州之中，历史上河南又有“中州”、“中原”之称。今天，河南地处沿海开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结合部，是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梯次推进发展的中间地带，是全国重要的铁路、公路大通道和通信枢纽。

2.自然景观

河南境内有奇峰耸峙、峻峭巍峨的太行山，重岩迭嶂、气势磅礴的伏牛山，岗峦起伏、溪流蜿蜒的桐柏山，树木繁茂、郁郁葱葱的大别山组成河南的四大山系，其间不乏许多名山奇观，如气魄宏伟、古迹棋布的中岳嵩山，怪石嶙峋、风景幽奇的鸡公山，景色秀丽的云台山，异峰突起、巍峨挺拔的石人山，都具有独特的魅力。河南河流如网，水库棋布，构成了绚丽多彩的游览胜地。远眺源远流长、奔腾不息的黄河，长天无垠、天水一色，给人以“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远上白云间”之感。山水楼台交相辉映的百泉湖，烟波浩渺、富有南国旖旎风光的南湾湖，吐珠喷玉、各具特色的珍珠泉、喷玉泉，千姿百态、神奇曼妙的自然溶洞，都独具特色、情趣各异。目前全省共有风景名胜区31个，总面积达0.17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岳嵩山、龙门山、鸡公山、云台山和王屋山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个，地方级自然保护区22个；森林公园55处。

3.气候概观

河南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还具有自东向西由平原向丘陵山地气候过渡的特征，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复杂多样的特点。

全省由南向北年平均气温为15.7～9.5℃，7月最热，月均气温为27～28°C；1月最冷，月均气温为-2～2°C。年均降水量1380.6～532.5毫米，6～8月降水量占年总量的45～67%，年均日照1140.1～2525.5小时；全年无霜期189～240天。南北各地气候显著不同，山地和平原气候也有显著差异。总的气候特征是：冬季寒冷少雨雪，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天炎热多雨，秋季晴朗日照长。

河南地处北亚热带和暖温带地区，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降水丰沛，南北两个气候带的优点兼而有之，具有南北之长，适宜于农、林、牧、渔各业发展。我国划分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正好穿过境内的伏牛山脊和淮河干流。此线以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地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此线以南为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地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30%，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点。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加上南北所处的纬度不同，东西地形的差异，使河南的热量资源南部和东部多，北部和西部少，降水量南部和东南部多，北部和西北部少，气候的地区差异性明显。河南西靠广阔的欧亚大陆，东近浩瀚的太平洋，冬夏海陆温差显著，风向随季节变化明显。季风气候对农业有利的方面是主导的，全年的降水量主要集中在夏季，约占全年降水量的45-60%。

4.历史、文化景观

除了有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观，河南还有很多丰富的人文景观。

远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原人民就创造了著名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令世人赞叹的史前文化。河南大地上孕育的千古风流人物多如群星：如古代哲学家和思想家老子、庄子、墨子、韩非，政治家和军事家李斯、岳飞，科学家和医学家张衡、张仲景，文学家和艺术家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吴道子等都为中华民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留下的大量的遗迹遗物等，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可以鉴史、可以育人，可以兴业，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中起着非常重大作用。

5.结论

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东接安徽、山东，北界河北、山西，西连陕西，南临湖北，呈望北向南、承东启西之势，古时即为驿道、漕运必经之地，商贾云集之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河南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曾几度达到鼎盛，先后有20个朝代建都或迁都于河南，为后世创造了丰富的文化景观。河南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还具有自东向西由平原向丘陵山地气候过渡的特征，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复杂多样的特点。平均年总辐射量456～511KJ/c㎡，日照时数在2200h以上，≥10℃的活动积温4300～4700℃，年降雨量600～800mm，无霜期大多在200～220d，适宜于农、林、牧、渔各业发展。由于河南省处于暖温带和亚热带气候交界的边缘地区，所以气候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我国暖温带和亚热带的地理分界线——秦岭—淮河线贯穿河南省境内的伏牛山脊和淮河沿岸，此线以南的信阳、南阳及驻马店的部分地区属亚热带湿润半湿润气候区。河南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的美称，曾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古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因为河南优越的气候条件，使得河南在历史上和现在社会上都占着重要的社会地位。河南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景观，与其当地温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周克前.河南历史气候研究.气象出版社，1990，07，04.

[2]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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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44； R2-4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6）09-0056-0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curriculum for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GENG Yun**， FANG Bangjiang***（Department of Emergency，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ed relationship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current emergency medical environment， the courses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t up. The students can be helped to establish a good idea f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and to train some mature skills for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tal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mergency teaching；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中医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孕育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及人文精神，漫漫历史长河里，逐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职业道德观，它以包容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中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观点认为，对中医学的认识，要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这将成为中医学传承、创新、发展、振兴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然而长期以来，中医文化对于医患关系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2]。如何借助中医文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使其服务于临床医师的成长，已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新课题。笔者所在科室承担了近年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急诊相关的本科、研究生、留学生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临床带教任务，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近来，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急诊医患沟通相关课程的建设，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教会医学生了解病人的心理和需求、加强医学生对相关医疗法规的学习等来不断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取得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 急诊医患关系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据原卫生部统计，至2006年，我国恶性伤医事件共10 248起，到2010年上升至17 234起[3]。另据中国医院协会组织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显示，每年每所医院发生暴力事件的平均次数从2008年的20.6次增加到2012年的27.3次，发生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到2012年的63.7%。被调查的30个省的316家医院中，96%的医院有医务人员遭到过谩骂、威胁，64%的医院有医生遭受过患者的攻击并明显受伤[4]。恶性伤医事件不仅影响了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危害到医务人员生命安全，也打击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而急诊科作为医院24 h接诊患者的一线科室，医院的窗口单位，以接诊患者多、病种复杂、社会矛盾突出，且患者就诊时间无规律、病情紧急、发展变化快，以及工作风险性高、强度大、任务繁重等特点成为了医患纠纷的高发地。在急诊科人满为患的诊室里，各种争吵轮番上演，更有蛮横患者竟暴打医生。不知从何时起，治病救人的医生变成了高危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医学生如何解决好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尤其是在应对急诊这样高风险医疗专业的时候怎样面对，成为当前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构建基于中医文化的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

2.1 中医传统医学文化优势

中医学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也蕴含了高尚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医学伦理知识。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的“仁学”就开始向医学道德渗透，无数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从中汲取营养，留下如“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针二命”的佳话；春秋时期《黄帝内经》中已出现了有关如何处理医者与病家关系的阐述，如第二十九篇《师传》：“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呼？”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更是对医德修养等作了精彩的论述，其卷首即论述了“大医精诚”的思想：“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即提倡在医德上对病患应一视同仁，在作风上不得炫己毁人、谋取财物，在诊治上亦应努力纤毫勿失。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强调医生要多为患者着想，不应“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清代名医王孟英也认为应：“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啻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由古至今，传统医学文化推崇医患交流沟通，体现了医学活动的正义、公正、尊重、理解、信任、厚德、仁慈、责任和同情，充满了人性的体验、人情的慰藉和情感的相互交融。?

? 2.2 发挥传统医学文化优势有效减少和规避医疗风险

中国传统医德思想孕育着医患和谐的思想，传统医学文化认为医患关系的指向理应是一种“为人之道”，而非仅仅是一种“为学之器”，这样的思想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对于缓和现阶段紧张的医患关系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值得广大医学生从中汲取精华，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医德修养，规避医疗风险，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目前，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急诊医患纠纷不断增加的现状，在临床医学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医学生急诊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意识的培养、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等来不断提高中医学生的医学素养。

2.3 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的实践

2015年起，我们聚焦于“立德树人”的目标，针对目前急诊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开设了针对中医院校临床专业医学生临床实习时期的急诊医患沟通课程，通过基于中医传统文化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教学，包括理论课程与实践训练的综合性教学，尤其是通过开展模拟急诊接诊实训的教学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提升面对危急重症患者及家属时的临床沟通技能，具体方式如下：

1） 传统讲座模式 安排有临床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将临床常见病例、医疗纠纷等与同学们分享，更能生动地体现实际工作中医患沟通的复杂性、重要性。

2） 急诊情景模拟 根据教学内容，教师课前准备好若干个适宜的简单案例（情节简单），可课堂上临时抽取学生模拟情景表演。演示后，教师和学生围绕其内涵和学生的表现进行简短的评价。下课前，教师进行评价和总结。

3） 学生感受分享 在急诊科建立针对实习学生的“我想说的”留言册，收集同学们面对急诊复杂医疗环境以及上级医生进行医患沟通、医患矛盾处理的感受。

通过1年以来的探索与实施，急诊科留言册上留下了许多在急诊科实习的学生们的感受：有学生表示，古代良医的精神值得敬仰，要像他们一样，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付诸于医者治病救人的实践中；有学生通过情景演练后认为，在越险恶的医疗环境中，越应该秉持友好、善意的交流态度和患者及家属沟通，表现出中医学生独有的“中医气质”；有学生表示，在急诊这样特殊的医疗场所，通过参与真实的抢救工作，通过聆听上级医生与患者家属进行临终谈话等过程切实感到生命不易，想自觉地主动地学好专业来帮助更多患者……这些切身的感受，体现出博大精深中医文化对医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结语

医学生的德育教育难以量化，但通过中医文化的传承，通过在急诊真实场景的体验与演练，中医文化蕴含的和谐医患关系得以体现，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思想逐步形成，医患沟通能力得以提升，通过中医文化倡导的“以人为中心”思想渗透，让医学生的诊治疾病过程渐渐充满人文沟通和文化认同，以培养出更多具有仁爱精神和济世情怀的大医。

参考文献

[1] 温长路. 中医药文化与中医学的中和观[J]. 环球中医药， 2010， 3（1）： 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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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三种意识 SIPOC原则 长效机制

一、背景

随着市场的发展，管理精细化、精准化是企业发展的趋势，作为国有企业，顺应市场变化，满足顾客需求，打造高精尖制造企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西控公司近年来提出以“危机意识 责任意识 问题意识”为导向的“三种意识”价值观，旨在提升核心竞争力，建立规范标准制造企业。作为精密壳体组合件加工为主的60分厂，践行“三种意识”目的即为平准运行，顺畅产出，落实到具体工作宗旨则是履职尽责，凸显问题，快速解决，以确保标准高效运行。

近年来，60分厂结合自身特色，全面开展精益制造模式体系建设，引入多种管理创新工具，各领域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现已初显成效。但随着管理的深入，各管理工具虽应用良好，但整体效能的发挥不够，且协同性不足。为全面提升分厂产能，建立规范标准管理体系，60分厂结合“三种意识”，明确以问题为导向，建立管理体系，以平衡计分卡落地作为体系框架，结合管理创新工具包，辅以班组建设等民主管理手段，将各项管理工具明确解决目标和路径，使管理方法目标统一化、体系化、系统化、整体化和协同化，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体系。

二、内涵

通过平衡计分卡落地牵引，贯通上下；生产计划能力平衡模型自下而上，反映问题；班组建设搭建平台，落实工作；SQCDP系统全员参与，凸显问题；分层例会逐层上报，快速响应；精益管控平台显现问题，实时监控；QCD会议持续改进，监督落实；标准作业监督检查，规范指导；流程梳理完善体系，标准管理；薪酬改革激发热情，提升士气…管理创新工具的全面应用，以快速响应解决问题为目标，利用长效化的可持续改进机制，借力可量化的班组建设民主管理模式，形成全员参与管理的良好氛围。通过对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体系的搭建，构建以精益思想和精细管理为核心的高效制造企业，促进分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精益化生产现场的目标。

三、做法

（一）践行文化，三种意识指明方向，思想引领保证体系

深入贯彻理解公司提出的“三种意识”文化理念的核心和内涵，将“问题”作为一线机加分厂落实“三种意识”的根基，以问题解决践行责任，以问题消除挑战危机。明确指导思想和目的，通过企业文化宣贯，使全员明白其内涵和意义，明确长存“三种意识”，直面危机和挑战，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即为建立一套长效保证的发现问题、消除问题的管理体系，即构建以问题为导向的机加分厂管理体系。用“软实力”凝心聚力，达到“上下同欲”的效果，确保体系建设得到认可，全员参与，有效落实。

（二）自上而下，明确四级管理层级，促进管理体系落地

管理精细化、精准化是现代企业的要求，纵观分厂组织机构，明确分厂级、工段级、班组级、工位级四级管理层级，明确责任主体和责任人。选择平衡计分卡及生产计划作为贯通上下，细化考核标准，明确考核内容的有效工具，通过建立分厂内外部计分卡，贯彻落实年度重点工作；制定各工段（室）指标责任书，明确管理基线，将问题点前移，及时发现纠偏；细致分解分厂级计划，紧抓重点长线任务，平衡瓶颈资源，作准做实做细周计划日班产，严管控细考核，实现以指标承接联动上下，以任务牵引暴露问题的管理模式。

（三）自下而上，凸显问题及时纠偏，确保问题快速解决

企业的管理体系搭建是从上而下的，而问题的发现和反馈却是自下而上。通过平衡计分卡落地分解，建立可量化的四级考核制度，特别是作为关键控制过程的“班组”，通过承接重点任务指标，量化考核要求，以“班组达标”来确保“分厂指标结果”有效完成。同时明确问题关注点，梳理可造成任务拖期的各类过程指标，按照指标类别分为SQCDP五类，借助SQCDP系统可视开发，分层例会，精益管控平台，QCD持续改善这些工具，规范问题发现，问题上报，问题解决机制，将扫清“暗礁”的道路理通顺，从而确保“平准”、“顺畅”。

（四）上层带动，规范标准管理模式，保障体系有序运行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企业的管理也是如此。新的管理模式的实行，必须要从顶层策划，顶层贯彻。在分厂各级管理者包括班组大员及重点岗位中全面实行管理者标准作业，确保任务明确，检查规范，考核到位；建立月度、季度、半年、年度分析机制，按规定周期总结，及时暴漏问题，实时纠正偏差；建立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制，将领导业务域划分至班组、工段，亲自参与其中，并鼓励班组、工段自主开展形式各异的活动。

（五）持续改善，梳理流程薪酬改革，建立长效改进机制

企业的发展和体系的搭建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在初步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体系后，需不断持续改进，点滴改善才能形成长效机制。认真梳理分厂各级作业流程，明确流程清单，识别重点流程，以SIPOC原则对流程进行逐一评审，优化，以流程显性化，执行表单化，行动规范化来实现管理的精细化、标准化。同时辅以薪酬改革，适应新形势，激发员工积极主动性。

四、成效

自建立以问题为导向的管理体系，分厂各项管理水平大幅提升，总工时较上年度增加2.2%，工人完成工时增长6%，在制品占用下降21.13%，关键生产指标完成率提升39%。同时规范、标准了管理体系，有效有何各项管理创新工具并快速见效，建立了问题快速反映机制，持续改进机制，分厂产能得到较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