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的解决措施范文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12篇海洋污染的解决措施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引言

海洋总面积约为33600万km2，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0.9%。海洋对于地球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被称为“生命的摇篮”。但是在海洋环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人类活动不可避免的对海洋环境带来了污染与破坏[1]。随着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海洋污染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2]。目前，海洋污染问题逐渐成为世界性问题。我国海洋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海洋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也已成为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阻力，对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当面临环境问题时，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环境监测手段和治理方法解决这一危机，逐渐成为当前环境学者们研究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认为，预防主要分为两方面：环境损害预防和环境风险预防[3，4]。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一直采取的就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政策。这也是我国海洋污染治理的指导思想。

1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的主要任务

对海洋污染环境监测首先应该着手于对污染现状、污染分布和污染程度进行监测。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必会带来污染。如果不及时对污染进行处理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掌握污染范围、污染程度等资料情况，才能快速的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治理。其次海洋污染环境监测要对海洋中污染物的变化趋势进行监测，通过对比变化数据，分析污染的变化趋势，交于有关部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最后海洋污染环境监测要对突发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在人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突发污染，应该及早的监测出污染状况，并把突发状况汇报应急处理部门进行处理，减少突发污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和抵御突然海洋污染灾害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5]。但在实际工作中，在体制制度上、技术措施上还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质量的提高。具体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解决。

2.1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学科。由于海洋污染监测涉猎因素较多，运用资源巨大，因此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完善健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6]。目前为止，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管理体制尚未完善，在污染监测工作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对有效开展海洋监测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建立完善健全的管理体制，是我国海洋污染监测工作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海洋污染监测工作的健康有效地的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意义。海洋污染监测管理体系的建立，需要有相关的制度作为其强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在工作职能、监测体系建设、海洋突发灾害及海洋污染事故损害评估等方面相关制度有待于完善和规范。

2.2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技术手段有待加强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属于应用型学科，各种污染监视、探测工作都依赖于科学有效的技术方法和先进的监测设备才能得以顺利进行。而且目前我国海洋污染监测机构工作经费与研发经费缺乏，对我国海洋监测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7]。许多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技术尚不成熟，短时间内不能正视投入使用，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随着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海洋污染监测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污染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工作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海洋污染监测网络的整体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

3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发展对策

充分发挥海洋环境监测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建立完善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为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各地区的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机构和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协调运作，以提高各地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高效运行，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或监测缺位现象的出现，建设完善的海洋环境监测秩序。不断对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中的细节进行完善，形成科学高效的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制度体系。

根据监测工作的具体需求，开展相关培训工作。同时，引进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形成梯队建设，推动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技术水平。

4 海洋治理中需要明确的一些问题

发挥政府在海洋环境治理和消除污染工作中的重要责任，克服“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的局限性。实践中，关于政府的这一责任，主要是指政府及时进行采取治理措施，以减少海洋污染的持续发生，对人们生活健康造成的影响。由政府承担海洋污染治理责任是同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管理者的职能相对应的。政府在海洋污染治理事件中的作用和地位要因时间的不同而发生适当的转变。在污染范围较小时，由相关政府部门监督污染责任方自行清污。如果污染范围对海洋环境重大损害时，污染责任方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政府的作用和地位就大不相同了，这时就需要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才能完成。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治理程序体系，对海洋污染事故的发生，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以防止污染的持续扩散，从最大程度上减少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5 海洋治理中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5.1 建立完善海洋污染治理立法体系

建立完善的海洋污染治理法律制度是海洋环境管理的基础，随着人类对海洋开发利用的加剧，立法工作变得更为重要。建设完善的海洋治污法律体系，首先，应该填补海洋污染治理立法的空白。目前，我国关于海洋污染治理领域的立法较少。建议在创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法》、《海岸带管理法》等法规时，明确设立对海洋污染治理的相关法规。使海洋污染治理更加专业化，形成科学合理的海洋污染治理法律体系，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5.2 明确法律责任，保障海洋污染治理工作有效开展

明确法律责任需要从源头解决海洋污染治理部门内部及其与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明确政府是海洋污染治理责任的主体，使污染治理执法坚强有力。首先，要建立环境行政的统一高效管理。每个部门责任者应亲自抓治理工作，确立第一责任人，对不履行海洋环境保护、治理工作的责任人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其次，把海洋污染治理的具体责任交于污染治理的具体责任者，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不遵守污染治理法规者，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加大惩处力度，保障海洋污染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周世锋，秦诗立.海洋开发战略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145.

[2]宋亚莲，孙娟.浅谈环境监测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J].仪器仪表与分析监测，2003，4：45-46.

[3]杨留强，王彦昕.试论我国环境责任的重构[J].广州环境科学，2008，1：45-48.

篇2

第一，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不明确，公平性缺失。工业废水污染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程度是追究污染责任者所应承担责任的重要依据。工业废水污染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污染物进入海洋后，造成海洋环境的破坏，使海水富营养化，对海洋生物的繁衍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浒苔等很多环境问题。另一方面，污染物也间接的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危害人类健康。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入人心，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实现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沿海居民越来越重视滩涂养殖，从以前的养鱼、虾、蟹到养殖更具有经济价值、具有观赏性的水生动植物。这些养殖业的发展，使水产市场更加繁荣，同时增加了养殖户的经济收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也给一部分人创造了就业机会。①然而我国近几年发生的海洋环境污染现象切断了部分以海产养殖为生的居民的物质来源，对居民产生影响。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为海洋环境带来的损害无法直接衡量，导致了工业废水污染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居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各地的补偿规定不统一，缺乏公平性。

第二，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影响管理成效。政府在污染损害补偿工作中属于监督者和管理者，同时也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海洋环境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即环保、海事、渔业等环境保护部门，各部门对各自负责的水域进行分工管理。根据规定，各地环境保护局定期汇报污染排放情况，同时，中国环境总站也每年至少两次报污染源排放情况，每年应不少于两次，以便政府及环保部门及时对环境问题进行处理，并受害居民的损失。该规定使政府定期掌握污染情况，以便及时作出应对措施，并方便查看整改效果。但各地的环境保护部门报告频率极低，并未按照规定报告，这反映出政府部门对海洋污染的重视程度不足、监督力度不强，且监测结果缺乏第三方的监督的问题。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私吞补偿款的现象日益增多，本应获得补偿款的居民无法得到补偿，违规现象严重。可见，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缺乏统一的监督机构，政府部门忽略了本应承担的监管失责的责任，忽略了作为环境污染的间接责任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工业废水污染治理中，主要污染责任者都执行“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这种政策一方面使排污者产生错误的意识，认为排污是应享有的权利，付费就是承担的责任。因此，排污者并没有关注污染后对国家和社会的补偿问题，在排污时无所顾忌，使得海洋环境污染更为严重。而政府在宣传海洋环境保护时注重强调减少排污，并没有强调造成污染的主要责任者在整个损害补偿中的责任和义务，使得在海洋污染损害追究责任时，排污者相互推诿。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潜伏性强，周期长，“先污染，后付费”的政策使得海洋环境问题出现时责任主体不明确，无法对主要责任者进行处罚。

第三，污染处罚力度小，影响补偿进程。我国先后通过了《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陆源污染物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都对海洋污染防治进行了规范。《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了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或单位应缴纳罚款，这虽然使得环境污染补偿有法可循，但却缺乏相应的强制措施，忽略了责任者若并未按规定缴纳罚款，相关责任人是否承担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此外，《民法通则》中也有关于海洋环境污染补偿的相关规定，其中并非所有的海洋环境污染行为都应承担责任，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分子钻漏洞，通过私人方式用远低于法律规定的赔偿金额补偿当地居民，逃避相关环境主管部门的问责。②大部分的法律或规定仅明确了原则性的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但却缺少具体的赔偿措施，法律或规定的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我国法律规定的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措施较为模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罚过轻。海洋环境污染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但大多数海洋污染造成的损害仅通过缴纳罚金即可免责，罚金的数额远不能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只有造成严重损害的，才予以刑事处罚，使得补偿缺乏强制性。

二、解决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工业废水污染使居民的利益造成了损失，也使我国在补偿问题上陷入困境，除了在法制方面的滞后外，与我国长期以来对海洋权益的漠视也有很大关系。只有建立健全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使全社会形成爱护海洋环境的环保观念，才能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笔者认为，针对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应立足于法律、政府监管等几方面。在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预防和应急方面，我国政府的基本应对措施已初步成型，但在保障成果方面还存在着不足。政府应真正做到有效管理，提高管理成效，同时认清自己是间接责任者，做好污染损害的补偿问题，保障沿海居民的利益，从而保证沿海经济与海洋环境的和谐发展。本文致力于探究工业废水污染补偿机制，重点探讨如何在发展的同时兼顾海洋环境保护，发现我国工业废水污染补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完善海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着力于解决我国海洋污染事件频繁发生，却得不到妥善处理的问题。

(一)建立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评价制度海洋环境管理部门应建立完善的污染影响评价制度，首先应明确评估主体，可以是当地的环保局或政府委托的具备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其次应确定评估对象，重点评估对象主要包括渔场、自然保护区、海滨游乐园、养殖区等;最后要确定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的重点项目，重点项目可包括生物资源损害、主要污染面积等方面，评估依据应以并以污染物的浓度增量为准。另外，也应充分利用学校以及有相关技术的社会团体或组织等进行污染检测，最后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明确主要排污者的责任条款。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不易评估，且缺乏严格的标准，因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措施。部分省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此细化评价标准，形成完善的评估制度。如山东省颁布了以损失数量为标准的补偿措施，即对本辖区海洋污染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额不足1000万元的，应由设区的财政部门直接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相关赔偿要求;造成1000公顷损失的，需缴纳2亿元补偿费。此类规定较为详细，标准明确，使补偿有章可循。

篇3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224-02

随着地球人口数量爆炸式增长，有限的陆地资源已无法满足急剧攀升的人类需求；另一方面，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也为人类探索、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提供了客观技术条件。因此，近年来，地球迎来了新一波的海洋开发热潮。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接一次，越来越严重的海洋污染事件。1967年，托利。勘庸号油轮在英国附近海域因触礁搁浅而发生严重原油泄露污染事故，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影响。2010年4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所属一个外海钻井平台故障并爆炸，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洋污染事故-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事故发生后，漏油点附近大范围的水质受到污染，大量海洋生物及鸟类都受到严重影响，患病或死亡。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及阿拉巴马州渔业更是陷入灾难状态。在中国，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显示，仅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就发生海洋石油气勘探开发污染事故41起。而刚刚进入“十二五”时期，就在2011年06月21日前后，美国康菲公司所属蓬莱19-3油田出现严重漏油事故，已形成“劣四类”海水面积超过840平方公里，对渤海海洋环境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污染。除去对海洋水质的破坏以外，漏油事件本身还会对周边物种生态、渔业水产养殖乃至于沿海居民健康构成持续性的影响。

尽管我国早在2000年就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防治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是，由于当时海洋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多处于试验阶段，对未来面临的困难准备不足，一些方面规定的不够全面、精确。特别是对污染损害赔偿制度方面，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只在第九十条做了原则性规定，根本无法应对现在日益频发的海洋污染事故。康菲石油公司露油事件发生后，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受损渔民求偿过程中面临取证，定损，费用等方面的困难。此外，信息披露的滞后与缺失不仅造成部分渔民的二次受损还使国家海洋局面临着行政诉讼。甚至随后由国家海洋局代为发起公益诉讼都面临很大的法律障碍，凸显出我现行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制度亟待改善。

1海洋污染的定义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造成污染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船舶造成的污染；海洋油气开发对海洋造成的污染；工厂对海洋的污染。

2关于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国际立法现状

最早规范海洋原油运输的法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前身“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IMCO）的领导下于1954年制定了《1954年国际防止海洋石油公约》（简称《伦敦油污公约》）。公约规定禁止15总吨以上的油轮和500总吨以上的其它船舶在离岸50海里以内排放油类或油类混合物。这也是海洋环境保护的第一个国际公约。1969年，托利•勘庸号油轮露油事故发生后，举世震惊。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制定措施防止船舶污染及如果发生损害后如何赔偿的必要性。为此，IMCO于1969年11月10号至29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海上污染损害国际法律会议，通过《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解决了当时面临的最棘手的法律问题，即在公海发生油类污染事故时，沿岸国政府有无权利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以防止、减轻或消除对其沿岸海域或有关利益方产生的油污危险或威胁以及它们的后果。同时《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对船舶所有人实行严格责任，并将赔偿限额相比于1957年的规定提高一倍。随后《1971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简称《基金公约》）设立了一只国际基金以减轻船舶所有人由于海上事故而引起油类污染赔偿所应承担的责任和额外补偿受害者的损失，以及后续的《1972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宣言》要求停止倾倒有毒物质和环境不能吸收的其他物质，国家尤其应防止海洋污染等都对防止海洋油污染作出了规定。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各国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并进一步要求各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来源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并根据不同的污染来源作了不同的规定。我国参加的国际海事组织于1990年通过了《国际油污防备、反应与合作公约》（简称《油污防备公约》），随后又通过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简称《CLC公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这些国际公约也对防治海洋油气污染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3我国现行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立法

3.1国内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法律

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有关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根本性法律。其第四十一条规定“凡违反本法，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本法第五条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责令限期治理，缴纳排污费，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并可以给予警告或罚款。”在第九十条又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赔偿要求。”《民法通则》第一一七条第二

款规定:“损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然而，上述法律仅对海洋污染损害赔偿问题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3.2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行政法规

国务院2009年公布的《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对海洋工程建设做出了相关规定，并明确了因海洋工程建设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责任。该条列第五十六条中明确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承担赔偿责任。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主管部门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本条例的企业、事业单位、作业者，可以责令其限期治理，支付消除污染费用，赔偿国家损失;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可以责令其缴纳排污费。”

3.3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地方性法规

随着全社会对海洋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近年来，部分沿海省市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来规定海洋污染赔偿的相关事宜。2004年通过的《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造成海洋污染损害的责任人，应当消除危害，并向受损害方赔偿损失。”同年，《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对造成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6年通过的《江苏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工程建设项目未采取海洋环境保护或者海洋生态修复措施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责令停止违法作业、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不处理作业、经营产生的污染物、废弃物，污染海洋环境的，由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清除其使用的海域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和其他固体废弃物，并可以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3.4我国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

为了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我国先后加入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92年议定书》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但是，这两个公约只适用于“污染损害系指油类从船上溢出或排放引起的污染在该船之外造成的灭失或损害，不论此种溢出或排放发生于何处”，对海洋油气开发工程项目造成的的海洋环境污染并不适用。

4现行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法律的缺陷

4.1相关法律规定太笼统，缺乏相应实施细则

康菲石油公司露油事件发生后，康菲公司究竟触犯了哪些法律应当受到哪些惩罚，不仅是那些受到此次露油事件影响的人所关心的问题，更是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家海洋局只是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对其作出最高2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决定。中国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中，或许现在可以适用的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少数法律。反观美国，墨西哥湾露油事件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不仅花费巨资进行油污清理，还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保证任何可能受到的损失都在发生后得到合理赔偿。

康菲事件发生后，国家海洋局向康菲公司提出生态索赔。然而，国家海洋局的求偿主体资格和程序正当性却招到质疑。一方面，在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规定的是“有关单位”或“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为海洋污染赔偿的求偿主体，并没有明确具体的机构；另一方面，按照中国海洋管理范围划分，国家海洋局负责海水生态环境污染，海事部门负责商船、港口水域，农业部负责渔船、渔业污染，环境保护部负责管理岸边水域，近岸地区则由地方政府出面，这样一来，国家海洋局能否代表全部利益相关方进行生态索赔令人心存怀疑。

4.2赔偿标准缺位

如何确定海洋污染赔偿及生态恢复费用的标准是全世界海洋污染赔偿制度面临的法律难题。因为一方面海洋自身具有净化功能，部分污染物会随着海洋生态系统循环而自动消除，这部分是否应该赔偿，怎么赔偿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海洋污染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并由此带来对海洋生态系统长期而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如何评估，如何补偿？对此，我国也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标准，给海洋污染赔偿造成很大的法律障碍。2002年“塔斯曼海号”溢油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方开庭审理后，肇事的外籍船员质问我方提出的赔偿金额的法律依据，我方却给不出。因此，尽快制定海洋污染赔偿和生态恢复费用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4.3信息披露义务缺失

据媒体报道，在此次康菲石油公司露油事件中，很多渔民由于不知道是因海水水质受到污染而引起养殖的鱼虾大量死亡，在康菲公司隐瞒不报的时间段，又投入了新的鱼苗进而造成了渔民的二次损害。如果康菲公司能在发现露油的第一时间及早通报，很多沿岸渔民的损失就可以避免。很多国际公约已就此做了相关或类似的规定。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九八条规定:“当一国获知海洋环境有即将遭受污染损害的迫切危险或已经遭受污染损害的情况时，应立即通知其认为可能受这种损害影响的其他国家以及各主管国际组织。”又如《油污防备公约》规定“缔约各方同意确保将船舶、近海装置、海港的油装卸设施发现的油污事故，报告给最近的沿海国或主管当局，并告诉可能有被污染危险的邻国和国际海事组织。”但遗憾的是，我国尚未对信息披露义务作出明确法律规定。

4.4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刑事立法不足

相对于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刑法中专门的海洋环境污染罪责，我国现行刑法对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仅在第三百八十八条和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等情节严重的后果时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两条刑法规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给实际运用造成很大的困难，难以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

5对完善我国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法律制度的建议

（1）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的法律细则，增强其操作性。

当今世界处理海洋油气污染损害赔偿主要存在三种法律体系，基金公约体系，美国完整国内立法体系及加拿大的二者并行体系。鉴于我国尚未加入《基金公约》，美国的此类法律制度是我们最好的参照。美国关于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主要有1973年《濒危物种法》，1977年《清洁水法》，1980年《广泛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以及1990年《石油污染法》。《广泛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规定了“谁污染谁负担”的基本原则，而且实行“可追溯的、严格的和连带多方的”责任，不仅直接污染者要负责，“潜在责任人”（包括污染项目以往的所有者、经营者和承租人）也要担责。此外，母公司，其控股的股东、公司高管，都有可能被追责。《濒危物种法》《清洁水法》和《石油污染法》具体地规定了确定赔偿对象，范围和数额的法律标准。我过完全可以借鉴国际社会和美国的成熟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海洋油气开发污染损害赔偿机制。

（2）加快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和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难以量化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是包括我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内的世界各地有权立法的部门都作了有益的尝试。美国《石油污染法》规定了石油污染的赔偿范围和标准，该法规定赔偿分三部分：一，修复、恢复、替代或获取受损自然资源的类似等价物的成本；二，自然资源在修复期间价值的减少；三，评估费用。标准以“修复费用”计量，即不是计算石油污染造成的鱼类资源损失的市场价格，而是计算如果采取措施把鱼类资源恢复到污染前的水平要花多少钱。我国国家海洋局颁布的《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指出，海洋生态损害评估，应该包括海洋生态直接损失、环境修复费计算（包括清污费、修复费）、生物种群恢复费计算、调查评估费等4个方面。《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绕开了难以计算的海洋非生物资源损失，把计算重点放在了渔类资源的损失量上，规定了相应的标准，即按照20年用海期限计算，每50公顷用海应当缴纳1000万元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费。笔者认为，我国的这两个法规对当下如何确定海洋环境污染赔偿及生态补偿标准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前者只是部门规章，后者也只是地方性法规，法律效力较低，应吸收其精华，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海洋环境保护问题。

（3）从法律上明确各方及时信息披露义务。

为了避免因未能及时进行海洋污染事故信息披露而导致的损害，以及参照国际公约中相关的要求，建议从法律上明确责任各方的信息及时披露义务。将是否及时进行了事故信息披露作为有关部门对其处罚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对由于未能及时披露相关信息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方从严从重惩处。

（4）完善海洋环境保护刑事立法。

《刑法》是防止危害人类社会行为的最严厉的、最有效的屏障。在《刑法》中加入海洋污染犯罪的具体内容和量刑标准对防治海洋油气开发污染，保证海洋污染赔偿和生态补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严重海洋污染行为入刑可以有力保障海洋环境保护行政法律规范得到及时、正确的实施。因此，在《刑法》中补充海洋环境污染犯罪是完善海洋油气开发污染赔偿机制的重要举动。

参考文献

［1］余妙宏:试论建立我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4，17（1）.

［2］刘红.中国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的建立与实施［J］.交通环保，2002.

篇4

一、风险社会语境下加强我国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必然性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针对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此后德国刑法学界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了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一般认为，风险刑法是为应对风险社会而产生的一种刑法观念，它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刑法规制关口前移，改变了传统刑法对某些危害人类生存安全的罪行处罚过于滞后的做法，进而实现防范社会风险、维护人类安全的目标。在风险刑法观之下，一些对人类生存安全造成潜在严重威胁的行为，即使没有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也应予以刑罚处罚。

目前海洋污染是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加强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已成国际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均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海洋污染罪；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海洋污染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纷纷加强了对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我国海洋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从我国每年公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看，我国海洋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海洋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所有这些都暴露了我国海洋保护立法的不足。2010年7月16日下午发生的辽宁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更为我国海洋保护敲响了警钟。风险刑法理论与环境犯罪须臾不可分，目前我国海洋污染问题已成为风险社会的常见风险形式。“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刑法最根本的价值诉求是‘防范风险、保障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犯罪立法与风险社会的刑法具有价值基础上的同构性”。 刑法作为最严厉的调控手段，面对威胁全人类的海洋风险，有必要在预防和惩治海洋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既是当前我国保护海洋环境之需，也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下国际社会加强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国际潮流，体现了风险刑法追求人类生存安全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现行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现状及缺陷

我国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肇始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近20个有关海洋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目前已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由各种形式的国内法及我国缔结或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公约、议定书和双边协定等组成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而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事立法则相对滞后，它经历了由粗疏到相对细致的立法演变过程，1979年刑法没有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单独设罪，发生的海洋污染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犯罪行为参照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来定罪处罚。1997年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构成犯罪的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处理。刑法修正案（八）则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相应将原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对于惩治海洋污染事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我国海洋环境刑事立法的现实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未能全面体现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

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观是在工业化程度不高，人类对海洋污染的后果认识不充分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海洋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重点不是海洋生态环境，而是人身和财产权益。“因为，环境不是利益的归属主体，不能反映利益，环境利益只能透过人才能表现出来，故只有在人本身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第38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代之以“严重污染环境”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不难看出，现行刑法尚有不少传统人本主义法益观的遗留，从我国现行刑法把海洋环境犯罪放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来看，可知海洋生态权并不是刑法所直接保护的法益，也不是保护的重点。

（二）缺乏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的犯罪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在应对海洋污染的方式上仍坚持“末端应对中心主义”，污染海洋环境并造成严重后果才可按犯罪进行处理，而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则未予以规制。刑法修正案（八）虽对该罪作了修改，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仍以“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本罪在修改后已从结果犯转变为行为犯，罪名的成立不再要求行为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并达到了成罪所需要的程度，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理念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回归的态势。 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张明楷教授认为，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转变并不意味着由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变更，原因在于，“根据犯罪的本质，行为犯也必须具有侵犯法益的性质，否则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认为行为犯是只需要实施一定的行为就成立的犯罪，则可能意味着不需要法益侵害与危险，这会导致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除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外，还另外附加对行为后果的要求，即须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显然，“严重污染环境”并非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而系对犯罪结果之强调。因此，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体现的还是传统的“末端应对中心主义”对犯罪结果的要求。

现行刑法将大部分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是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与立法者的惩治目标相一致。 然而，随着我国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刑法这种只注重末端治理、而缺乏源头干预的应对方式已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刑法在预防海洋污染和环境破坏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未能有效解决认定犯罪因果关系方面存在的困难

我国在确认海洋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秉持了主客观一致原则，要求污染行为必须是出于故意并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还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然而，海洋污染的过程较之传统的环境侵害行为更为复杂，它往往是经过多种因素最终形成侵害的，海洋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作为承担举证责任的公诉方，事实上很难证明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未对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相关关系原则作出明确规定，未能有效破解认定污染海洋犯罪因果关系的难题，使得许多污染海洋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弱化了刑法在打击和追究海洋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独立罪名缺失，且现有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

我国现行刑法对海洋污染犯罪并未设立独立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对污染海洋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定罪处罚，使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并列成为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但这三类行为性质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大不一样，危害性程度也并不相同，将此三种性质各异之污染环境行为合并在一起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性， 使得司法实践对海洋污染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此外，现行刑法第338条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缺乏资格刑的规定，难以有效地对海洋污染犯罪进行打击与预防。

三、完善我国污染海洋犯罪的设想

（一）独立设置污染海洋罪

海洋刑法必须因应海洋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实现“从人本主义的立法价值观向海洋环境生态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将污染海洋罪从污染环境罪中分解出来，设置与海洋环境保护相适应的独立罪名，即污染海洋罪。具体理由如下：

1.污染海洋罪虽同属污染环境犯罪，但其危害程度、危害范围却远超一般环境违法犯罪，从本质上说，污染海洋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为海洋环境生态安全，而非简单的与人类本身有关的法益如生命、身体、健康等权利，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均将本类犯罪归属于“公共危险罪”即可证之。且“由于涉海领域的犯罪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决定其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上非常困难，在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上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 增设污染海洋罪不仅可以完善刑事立法的不足，而且有利于惩治有损于海洋环境的各种犯罪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2.设置污染海洋罪不仅是成文法国家立法大势所趋，更是我国将所加入的国际条约进行国内法转化的要求。目前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已对污染海洋犯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作为缔约国或参加国必须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范围内在将其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规定。同时，国外一些临海国家均在刑事立法中专门设立了污染海洋罪，我国如不因应形势增设污染海洋罪，势必影响对有关犯罪的司法管辖和司法合作。

（二）增设抽象危险犯

在刑法理论中，危险犯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两类。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定罪依据，但抽象危险犯是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即只要行为本身具有刑事违法性就可成立犯罪，至于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程度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犯罪中仅设置具体危险犯显然是不足以吓阻和惩治日益严重的海洋犯罪的，出于我国欲突破末端应对中心主义缺陷的考量，我国刑事立法在设置污染海洋罪的同时，应增设海洋污染源头干预环节的抽象危险犯。

1.增设抽象危险犯是海洋刑事立法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要求将对海洋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严重后果但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2.从行为的危险性角度来看，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入罪的必要性。国内外刑法学者如雅科布斯、耶赛克、罗克辛、王皇玉等，均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笔者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具体到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是否入罪问题上，应从其危险行为是否具有严重危害性方面加以判定。实践中，海洋污染行为侵害的对象往往是大范围内不特定的人或物，海洋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往往很难恢复，甚至不可逆转，而且治理代价昂贵且结果不可预期，因此，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将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这是犯罪本质的要求。

3.从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效果来看，抽象危险犯应对模式更具实效性。对普通污染来说，结果犯应对模式具有合理性。 但如上所述，海洋污染行为具有“侵害对象不确定、危害后果严重且不可逆转”等特点，如按结果犯模式应对则会使得刑法介入时间过于滞后。因此，基于海洋污染案件的特性，在非法从事海洋活动因而产生海洋污染抽象危险时，刑法便予强力介入，不仅可以降低其作为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减轻国家追控成本，而且能有效而及时地将海洋污染制止在萌芽状态，彰显刑法的预防、震慑、引导功能。

（三）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相关关系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与因果关系一样，也是说明事物之间联系的重要形式。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洋风险，我国有必要在污染海洋犯罪中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1.相关关系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破解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难题。过去我们习惯性地用因果关系来探求事物的联系。即使无因果关系，我们也还是会假定其存在，而对相关关系基本不予考虑。但研究表明，因果关系被完全证实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也是比较困难的。相对因果关系而言，相关关系对证明的要求则较低，只要找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即可预测、推定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在海洋污染犯罪处理上，倘若恪守“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想从正面突破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并不现实。相反，如果我们有条件地实行相关关系原则，从对于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上，则破题变得极有可能，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环节，而且可以使污染海洋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

2.国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我国实行相关关系原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近年来，有鉴于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现实困难，国外许多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德国等纷纷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由此产生了一批理论创新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又及时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本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如日本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就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不难看出，国外立法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与相关关系原则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基于事物关联关系的推定，即只要控诉方在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结果提出证明时，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并可以依此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国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破围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刑事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目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成为人类改变探索世界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必然会影响到法科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换言之，大数据时代使得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变为可能。相关关系的基础是有关数据的采集，核心是量化两个数值之间的数理关系，关键是预测和推定。因此，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正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负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不具关联关系，刑事追究自然无从谈起。很显然，这种通过采样分析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篇5

【作 者】赵婧D，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张先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 C912.4；P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074 - 007

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化带来急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海洋人类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学科诞生初期弗思（Firth）对马来亚渔民及其渔业经济的“单纯”关注①，[1 ]28-63而在文化生态或社会文化的研究范式，[2 ]49-94研究态势开始日渐显现。在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下，海洋对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意义不言自明。

一、传统研究主题：渔业社区发展与人海关系

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深入，渔业社区传统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乃至人际关系注定无法挣脱“被变迁”的命运。渔业社区的发展与良性人海关系的建立历来都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核心话题。

王嵩兴对宜兰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进行的民族志书写，[3 ]49-91阿伦贝皮文化变迁的考察，[4 ]3-32《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安达曼岛人》等早期出自人类学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海岛民族志都是人类学对渔业社区研究的经典。在延续这些传统讨论的同时，人类学对于这一话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动向。

Breton延续了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的讨论，他注意到加拿大魁北克圣保罗河流域的渔业社区通过社会经济组织所展现出对特定地理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回应，以及双边亲属制度（bilateral kinship）如何为适应性策略给予了巨大的弹性。[5 ]他用参与观察的方法检视了两个渔业社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家庭结构，认为尽管这两个社区的工作组织与食物结构都类似，但一个社区与大型社会呈现出中间人式的联系，另一个则是直接与大型社会进行单线联系。[6 ]

choembucher和Byron的研究旨趣与人类学经典研究相契合，前者探讨了印度南部渔业种姓中的平均主义和等级秩序，并提供了大量的民族志资料。[7 ]后者在历史脉络下分析了北欧渔民家庭与家户的关系，[8 ]obben从社会系统中紧密相关的社会分层、社会规模、社会等级着眼，解析了两个巴西渔业社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9 ]

后来的研究者们扩展了其研究视野并拓宽了研究兴趣的范围，Volkman关注渔业社区中的性别话语问题，他以80年代后期印尼东南沿海渔业社区中妇女在生计方式上的转变为例，强调文化弹性（culture flexibility）是使女性得以从“传统”织布机上抽身出来转投渔业贸易行当，并成为国家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与贸易快速扩张获益者的原因。[10] Taway等人分析了人们对乌干达湖滨渔业社区艾滋病高发病率所产生的刻板印象，认为渔民往往给人以不负责任的高危人群印象，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计和健康支持，渔民和渔业社区应该避免这种刻板印象的出现。[11 ]

然而，尽管海洋人类学对于渔业社区的研究已经逐渐多样化，但是对于渔业社区更急迫的现状仍然关注不足，难以顾及渔业社区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致力于在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与保护海洋生态之间寻求制衡，为发生正在变迁的社区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及谋求长远发展的策略，关怀正在经历变迁的人们，帮助建立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为海洋生态保育提供更大的保障。

如何平衡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与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者们所面临的困境。Siri.u.S・reng尝试在保护资源与继承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兼顾两者的方式，在对挪威近海的渔村进行考察后，他认为维持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方法在于建立体察当地捕鱼技术与文化差异的多元法律途径。[12 ]渔业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生产技艺的传承问题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内，Smith关于印第安人独桅艇制作技艺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13 ]

拉玛莱拉村所经历的遭遇是当传统生活方式遭遇现代化挑战的典型个案。这是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南海岸的小型渔村，延续着在每年的5月-11月期间用鱼叉捕捉附近海域鲸群的传统。但是，随着邻村频繁采用炸鱼的方式进行非法捕渔，近海生态的破坏以及抹香鲸种群数量的减少，拉玛莱拉村已经面临无鲸可捕的窘境。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以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改变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为代价，拥抱现代科技可能成为该村① 剩下的唯一指望。[14 ]

拉玛莱拉村是全球范围内众多发生剧烈社会变迁的渔业社区的其中之一，对渔村进行新闻式的报道显然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目标。在传统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与现实中寻找渔业社区的出路与建立良性互动人海关系才是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宗旨。当然，设立海洋保护区（MPAs）的国际通行做法对渔业社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为渔业社区带来了食品安全、资源权力、雇佣、社区组织结构和收入等方面的福利，并赋予当地社区争取政治经济诉求的力量，但是获益的渔业社区和渔民只是少数而已。[15 ]

对海洋社会和渔业社区而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人类学的方法与关怀去帮助架构良性互动的人海关系；如何平衡渔业生产与海洋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海岛社会中维持社区的稳定与和谐。因此，虽然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肩负渔业社区发展与良性互动人海关系建设的责任，但未来的研究路途仍然任重道远。

二、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作为海权问题之核心的产权问题

当今，海洋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战略重点，基于海洋权益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各学科、各层面讨论的焦点。这些看似为围绕着争端、海上安全利益、捕捞权（fishing rights）、海洋资源开发等海事权益（maritime rights）等核心展开的各方博弈，实则根源于海陆（ocean/land）不同的资源属性以及产权（property rights）这一关键概念本身的扑朔迷离。海洋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回应。

产权问题从其概念本身再到产权的确认与属性的辨析就是不乏争议且令人困惑，其被视作一系列相关权利（bundle of rights）并涉及一套复杂区分系统。但是不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认同在所有者享有的进入（access）、管理（management）、排他（exclusion）、转让（alienation）、撤销（withdrawal）等基本权利中确认产权的关键在于排他性。[16 ]13-41动性特点显然使得人们难以套用在陆上区分资源或财产属性的逻辑去轻易判断其排他性。因此，海洋到底属于公共资源还是私有财产并非一目了然，这也使得产权确认、海域（territoriality）所有权与海洋资源使用权的界定和区分问题陷入难解的循环论争中。

实际上，论争的核心在于海洋到底是无疆还是有界，即海洋究竟是理所当然的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与开放资源（open resources），还是设有准入限制和产权归属的私有资源（private property）。换言之，各种丰厚的海事权益应是均享抑或专属。对于世界上大多数海事权益相关者而言，产权问题 ① 决定了他们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享有海洋资源，对所有权一事置若罔闻，还是必须遵循海洋产权的划分和所有权的归属并对各自在海洋上的行为保持克制。

就通常意义而言财产（property）无所不在，而产权则处于法律、经济、国家、政治、文化的交叉地带，甚至涉及社会认可的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s）。Carruthers和Ariovich根据其在经济学和法学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提出了进行产权确认需要参照五个维度的新观点，即财产的客体与主体、财产的使用、强制权以及财产的流转。[17 ]人类学家主张，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制（tenure）受到从资源本身条件到技术水平、人口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尽管大部分文化中陆地与海洋都隐含了作为公有财产的预设，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环境资源变得稀缺，调节资源占有形式，转换资源公私属性的社会机制（social property regime）便应运而生。当然，也存在人口增长后人均资源占有率下降，但是公共资源仍然保持其公有性质的案例。因此，简单而仓促地对海洋作出公私属性的判断无疑武断而粗暴地忽略了社会现实。[18 ]

Acheson长期致力于海洋人类学的研究，他早年坚持将海洋生物等海洋资源视为公共财产（common property），但同时也承认陆地、海洋、江河等公共资源存在被过度开发或滥用的事实。Acheson认为私有资源由其所有者维护，因为他们必须通过对资源的投资来获益，故而不会出现过度开发或滥用的情况。于是，被贴上公共财产标签的开放资源就陷入了只有无限制开发才符合逻辑的悖论中，[19 ]因为个体缺乏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动机而造成的公地悲剧一样。[20 ]对美国缅因州龙虾产业和捕虾人进行了跨越近30年的定点研究后，Acheson发现人们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的预设受到现实中各种划分地盘（territoriality）的非正式规矩的挑战，[21 ]逐渐意识到人们在海上的地盘之争是包含一系列冲突与策略的复杂博弈。[22 ]

Durrenberger 与Pálsson在其联合研究中就捕捞领地与海洋资源的可进入性进行了探讨，尽管他们也同样质疑了海洋作为公共财产和集体资源的刻板印象，但是他们对于产权与海洋资源准入资格之间因果关系的推定难免显得有些简单。其实，Durrenberger 与Pálsson也承认正是由于缺乏对产权、所有权（ownership）、可进入性（access）、海域控制（control of sea territories）等概念的系统区分才导致了争论的延续。[23 ]

随着研究的深入，Ostrom注意到了资源管理机构从政府到社区再到私人的三级分层对资源在公私属性的转换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24 ]Quires等人为在对跨国金枪鱼渔场进行了多点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后，提出产权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分离产权和使用权（use rights），也未能区分不同层次的公共产权设置受限的准入权。[25 ]25-59

在最近的研究中，Acheson企图调和众人的说法也力求对这个令人纠结又众说纷纭的问题做出一个“了断”。他通过分析民族志资料和比较海陆所有制形式的不同个案（case study of Land Tenure and Sea Tenure），系统阐述了产权的概念及其产生机制，提出资源存在从公有到私有财产转化的可能，人们对资源的占有形式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维护资源的代价（defense cost）。[26 ]言下之意在于强调海上生计方式的不稳定性以及在海上高昂的排他成本，使得海上资源的所有形式转化变得不那么简单。

然而，实际上包括Durrenberger与Acheson在内的人类学家发现其研究，不过是验证了海洋环境本身的复杂性造成了海洋属性与产权问题的似是而非与模棱两可。从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换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他们找到了影响资源属性转化的因素，但并非完全揭示了判断资源性质和进行产权确认的普适性标准。

于是，在此之后的海洋人类学研究试图冲破过去研究思路的掣肘，不再挣扎于界定产权的概念。扩宽思路后的海洋人类研究着力于分析人们争夺海洋资源背后的动因和行为逻辑，而不同于经济学家为了寻求提高渔业生产效率的渔业管理政策，而对政府控制海洋准入资格的权力寻租行为进行无力指责。[27 ]

Levine相信人类学关于产权的讨论已经从对人类领地的适应与不适（adaption and maladaptation）转移到控制进入空间和资源的消极/积极因素上来，在涉及地盘（territoriality）争夺的诸多变量中，产权问题应该跻身更中心的位置。在对三个以捕捞鳌虾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新西兰村庄进行的比较研究中，Levine归纳了准入控制（Controlling Access）的三种类型并对这一行为作出了解释，他认为人们争夺海洋资源就像争夺地盘一样，准入控制代表正是渔民保护财产的方式。据此，他反对在渔业管理中对公共财产的无限制应用（unqualified application）。[28 ]

此外，人类学家还关注渔业社区的社会结构以及社区在争取资源和权益时的诉求与进行的表达，尝试用文化的视角来解释产权问题对渔业社区和渔民们所具有的意义。Taylor在对爱尔兰Donega郡辖下的一个沿海居民点Teelin进行的考察中讨论了捕捞大马哈鱼（salmon）与表达社区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Teelin居民在夏季捕捞大马哈鱼的行为并非旨在创造更多的家庭收入，而是以此作为表达社区认同和个人认同的方式，并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最终起到将当地社区凝聚成一个社会整体的功用。[29 ]

总的来说，海洋资源的属性难以一概而论，而实际上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和文化脉络之下，资源的公私属性是可转化的（convertible）。在人类学家看来，产权问题的复杂与可变恰恰源于世界各地的海洋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地方性知识乃至认知体系上的多元。因此，在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脉络下理解产权问题，并分析资源以及产权对于当地社会的意义，才有最终可能厘清该问题。

然而，现实情况实际远比研究者的预设更为复杂。Gatewood观察了西南阿拉斯加采用围网捕捞技术（seiners）的大马哈鱼渔场，他发现渔场的性质以及渔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长期被忽略了：渔场本身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组织和信息分享单位，人与人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并非简单的人群集合。[30 ]Vinck在对斯里兰卡北部长期受内战影响的渔村进行定点考察后发现，北斯里兰卡的捕渔权、产权纠纷以及渔场准入问题涉及多个主体（个人和渔会都善于表达自身的诉求）与多维度的权力斗争。[31 ]

在加入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维度的研究与反思后，不免发现静态地就产权而论产权的人类学研究可能是研究者自己天真的一厢情愿。产权的概念其实由来已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乡族社会就不乏争夺水资源分配权利的个案，围绕水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的斗争往往以宗教仪式作为展演形式（performance），并由此促成了区域联盟的产生。[32 ]现代意义下的产权制度只是人类整个产权进程中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一种产权形态。按照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体系，资本可以分为客观资本和象征资本，其中客观资本包括源于经济资源的经济资本，实质为信息资本的文化资本，以及作为资源与政治权力连接形式的政治资本，还有叠加于实际与潜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上的社会资本。此外，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认知资本，各种客观资本都无法脱离隐含于自身的象征存在。用布迪厄的话说，“象征资本就是不同种类资本所取的形式。”[33 ]119作为产权依托形式的经济权属之外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角度出发，[34 ]对具有再生产性的象征产权的重视而言，关于产权的人类学讨论还有重新检视的必要。

三、话题转向下的新焦点：海洋治污与管辖权问题（jurisdiction）

在全球化及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的压力下，海洋生态环境受困于生产-污染的吊诡对立，海洋污染不仅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普遍问题，而且是既牵涉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地区与国际利益的疑难杂症。

从20世纪中期开始，海洋污染问题就已经引起海洋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视，在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中，关注海洋污染现状，分析污染原因，寻求污染解决办法是其中主要的研究线索。[35 ]在经历了前期以寻找污染源和划分污染类型为重点的研究阶段后，后期的研究侧重于从技术手段上提出治理海洋污染的新方法。[36 ]

此外，解决海洋污染的主流途径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展开国际合作，力求在国际法范畴内探索处理海洋污染的办法。尽管通过国际合作来治理海洋污染已经取得不少突破，但是海洋污染问题的处理仍然亟待“直达病灶”的良方。《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正式生效，并日渐成为裁决国际海洋争端、海洋资源问题、海洋污染治理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管辖权的暧昧与模糊成为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障碍。因此，为了处理涉及具体国家与责任认定的污染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次会议界定了海洋污染来源的类型，其中包括陆基来源（land-based sources），国家管辖权内由海底行为（seabed activities）引起的污染，超出国家管辖权范围由海底行为引起的国际海域污染，倾倒引起的污染，由空气或通过空气传播的污染，船舶引起的污染。[37 ]

但是，在涉及经济活动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海洋生态问题上，面对具有不同诉求的主体，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海洋污染的难度与壁垒可想而知。Diehl和Siqueira在巴西的观察就说明，尽管人们明确海上商品运输是海洋原油污染的首因，而且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心知肚明，但是海事水域司法监管职责的履行（marine waters guardianship）却未能配合当地的司法命令（judicial ordering）。[38 ]

人们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对海洋生态、海岛社会、渔业社会乃至海洋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影响和危机。[39 ]面对复杂的海洋污染问题，难以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或补救途径。“谁污染，谁清理，谁赔偿”的假定原则只能起到有限的效力，这在试图寻求海洋污染解决办法的研究者们中几乎成为一个默认的共识。Levy在对海洋原油污染的分析中认为，海洋污染之所以成为顽疾，是因为对污染责任方的简单责难起不到震慑作用，而彻底禁止海事活动又难免对合法权益者有投鼠忌器的担心。[40 ]

事实上，尽管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海洋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渔业社区的传统生计方式，以及海洋社会的人际关系乃至社会结构，然而在针对海洋污染问题进行的诸多研究中，对海洋社会、渔业社区、人海关系进行深描，关注海洋生态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和地方文化造成的影响，并重点解析造成海洋污染中文化变量的人类学研究却并不多见。人类学研究在该话题上的方兴未艾也许才是海洋污染问题“久治不愈”的原因所在。

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参与攸关民生的社会议程讨论，以人类学理论指导社会应用实践是人类学发挥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的必要方式，也是建构负责任的人类学（engaged anthropology）的基本准则。[41 ]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处理海洋污染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向：用文化的视角体认并“翻译”人们在不可逆的全球化过程中的经历与感受，揭示海洋污染对生计方式、地方文化传统所造成的影响，为受到海洋污染影响的社区谋求利益，[42 ]259-280提出社区应对生态危机的具体措施。[43 ]如何摆脱开发即污染的“诅咒”，在关注海洋污染治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育的同时，以不牺牲地方文化传统和文化多样性为前提，为变迁中的渔业社区寻求新的生计与生活方式才是未来海洋人类学应用性研究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四、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海洋人类学话题转向下的机遇

海洋因其承载着人们有关食物、资源、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量已经成为人类越来越重要的庇护所。 [39 ]在从“海洋”出发又重返“海洋”的人类学研究大趋势下，[44 ]人类学的研究前景势必可期。

然而，伴随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是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前所未有的海洋环境危机，海洋社会与人海关系均呈现出愈加复杂的趋向。这使得人类学家们体认到从传统、经典的研究主题，转向旨在以推动解决当下实际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新话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一带一路”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石，也是中华强国梦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海洋”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维度，对于顺应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都至关重要。然而，相对于内陆农业社会来说，“流动”的海洋社会并非我国人类学界最为熟稔的研究对象。但是，只要系统梳理国际海洋人类学成果并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前沿动向，方兴未艾的中国海洋人类学研究将会为厘清当下海洋热点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更重要的是，将为理解我国传统海洋文明和传承海洋文化，构筑海洋中国的话语体系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海洋强国梦的实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Firth， Raymond. Malay Fishermen： Their Peasant Economy[M].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y， Inc.， 1975.

[2] 王利兵.海洋人类学的文化生态视角[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3] 王嵩兴.龟山岛――汉人渔村社会之研究[M].“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十三，1967.

[4] 康纳德・科塔克.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M]. 张经纬，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 Breton， Yv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Work Groups in an Eastern Canadian Peasant Fishing Community： Bilateral Kinship and Adaptive Processes[J]. Ethnology， 1973， 12（4）.

[6] Ellis， Caroly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Two Fishing Communiti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1984， 46（3）.

[7] Schoembucher， Elisabeth. Equality and Hierarchy in Maritime Adaptation： The Importance of Flexibility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 South Indian Fishing Caste [J].Ethnology， 1988， 27（3）.

[8] Byron， Reginald. The Maritime Household in Northern Europe[J].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94，36（2）.

[9] Robben， Antonius C. G. M. Stratification， Scale and Ranking： Social Change in Two Brazilian Fishing Communities [J]. Ethnology， 1982， 21（2）.

[10] Volkman， Toby Alice. Our Garden Is the Sea： Contingency and Improvisation in Mandar Women's Work[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94， 21（3）.

[11] Westaway E， Seeley J， Allison E. Feckless and Reckless or Forbearing and Resourceful？ Looking Behind the Stereotypes of HIV and AIDS in ‘Fishing Communities’[J]. African Affairs， 2007， 106（425）.

[12] S・reng， Siri.U. Legal Pluralism in Norwegian Inshore Fisheries： Differing Perceptions of Fishing Rights in Sami Finnmark [J]. Maritime Studies，2013，12（9）.

[13] Smith， Roger C. The Caymanian Catboat： A West Indian Maritime Legacy [J]. World Archaeology， 1985， 16（3）.

[14]最后的捕鲸战役（Lamalera l'ultime combat）[EB/OL]，http：///video/VSET100216166991/1eeec54ba5c14ffcba252a841e3b106b.

[15] Mascia M B， Claus C A， Naidoo R. Impact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on Fishing Communities[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10， 24（24）.

[16] Schlager，Edella.， Ostrom， Elinor. Property rights regimes and coastal fisher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M]// Terry Anderson and Randy Simmons. eds. Political economy of customs and cultures： informal solutions to the commons problem，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1993.

[17] Carruthers， Bruce. G.， Ariovich， Laura. The Sociology of Property Right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4， 30（1）.

[18] Aswani，Shanka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changing demographic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on sea tenure regimes in Roviana Lagoon， Solomon Islands [J].Ambio， 2002， 31（4）.

[19] Acheson， Jame.M. Anthropology of fishing[J]. Ann.Rev.Anthropol，1981（10）.

[20]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 Science， 1968， 162（3859）.

[21] Acheson， James M. The Lobster Fiefs： Economic and Effects of Ecological in the Territoriality Maine Lobster Industry[J]. Human Ecology，1975， 3（3）.

[22] Acheson， James M.， Gardner， Roy J. Strategies， Conflict， and the Emergence of Territoriality： The Case of the Maine Lobster Industry[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4， 106（2）.

[23] Durrenberger， E. Paul， Pálsson， Gísli. Ownership at Sea： Fishing Territories and Access to Sea Resources[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87， 14（3）.

[24] Ostrom， Elinor. The challenge of common pool resources[J]. Environment ， 2008， 50（4）.

[25] Allen R， Joseph J， Squires D. Convers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ransnational Tuna fisheries[M]. Wiley-Blackwell，2010.

[26] Acheson， James M. Private Land and Common Ocean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Regimes[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5， 56（1）.

[27] Edwards， Steven F. Ownership of Renewable Ocean Resources[J]. Marine Resource Economics， 1994， 9（3）.

[28] Levin， H.B. Controlling Access： Forms of “Territoriality” in Three New Zealand Cray fishing Villages[J]. Ethnology， 1984， 23（2）.

[29] Taylor， Lawrence. "Man the Fisher"： Salmon Fishing and the Expression of Community in a Rural Irish Settlement[J].American Ethnologist， 1981， 8（4）.

[30] Gatewood， John. B.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synergy： Information-sharing groups among southeast Alaska salmon seiners[J].American ethnologist， 1984， 11（2）.

[31] Bavinck， Maarten. Fishing rights in post-war Sri Lanka： results of a longitudinal village enquiry in the Jaffna region[J]. Maritime Studies ，2015， 14（1）

[32] 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J].史林，1995（1）.

[33] Bourdieu， Pierre.， Wacquant， Lo？fc J.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Cambridge：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street publishers，1992.

[34] 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4）.

[35] Schachter， Oscar.， Serwer， Daniel. Marine Pollution Problems and Remedi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1，65（1）.

[36] J. Dvarionien， G. ZoblaitNoreikien， J. Kruopien，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Life-Cycle Assessment Method for Pollution Prevention in Klaipda Sea Port， Lithuania[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13（290）.

[37] Vallarta， Jose Luis.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t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J].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83， 46（2）.

[38] Diehl F P， Siqueira C B. The Juridical Guardianship of Marine Waters in Brazil and the National Politic Managment of Hidric Recourses： International Acts and Incident National Legislation[J]. Journal of Coastal Research， 2006， 1068（1）.

[39] 张先清.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视角[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3）.

[40] Levy， Eric M. Oil Pollution in the World's Oceans[J]. Ambio， 1984， 13（4）.

[41] Barbara R， Merrill S， Van W J. Reclaiming Applied Anthropology： Its Past， Present Future[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06， 108（1）.

[42] Kottak， Conrad.Phillip. Mirror for Humanit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M].Boston：McGraw-Hill，2009.

[43] 陈刚.西方应用人类学最新发展述评[J].民族研究，2011（1）.

篇6

中图分类号：TM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5-0115-02

1、前言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陆地资源日益紧缺以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海洋资源得到了不断的开发和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但是，受现有海洋浮标监测作用低、海洋资料浮标设备陈旧以及管理维修模式落后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很难准确的掌握海洋环境的污染情况和预测海洋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换而言之，我们要想有效的提高我国海洋资源开采过程的持续性和安全性，我们就必须不断完善海洋资料浮标技术[1]。对此，本文将研究结果总结如下。

2、当前海洋资料浮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海洋资料浮标网络得到了有效的普及和建设，在促进海洋资源安全开发和增强海洋环境监测力度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受我国海洋资料浮标工作发展较晚这一因素的影响，我国海洋资料浮标工作中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在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海洋资料浮标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海洋资料浮标网管理面广、管理难度大。海洋资料浮标在海上作业时，会产生较大的能源损耗，继而使浮标管理部门面临着严峻的浮标网络管理经费不足的现象，严重制约着海洋资料浮标系统的正常运行和监测质量的提高。例如，当前我国的海洋资料浮标管理模式只能保证3个站位的海洋浮标运行，但是我国却拟定了12个站位的浮标网计划[2]。

（2）国内研制海洋浮标整体技术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我国的海洋资料浮标技术起步较晚、海洋浮标生产设备的硬件设施落后以及海洋浮标设备的零部件缺乏统一的标准等因素的存在，我国海上作业一直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展和利用。

（3）缺乏统一的海洋浮标管理机制。就目前而言，我国海洋浮标管理工作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模式，很多区域都是各自管理，使得海洋资料浮标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时，很难获取及时有效的解决措施。此外，有些海洋资料浮标管理部门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一旦海洋浮标设备出现问题，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维修和保养，大大增加了因海洋浮标故障维修不及时给系统造成的损失。

（4）维修保养人员工作能力不足。海洋浮标工作难度大、工作人员工作不积极、维修人员维修技术薄弱以及浮标管理部门奖惩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海洋浮标管理维修部门都面临着维修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使得我国海洋浮标管理单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人力资源缺乏现状。严重影响着海洋浮标安全系统的安全运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海洋资料浮标监测结果的准确性。

3、提高海洋资料浮标技术的有效策略

3.1 完善海洋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作为海洋资料浮标设备的核心系统，在增强整个海洋浮标工作质量和改善工作设备运行质量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家海洋资料浮标中心（NDBC）研究出的第六代型号数据采集系统MARS可以运用于所有的海洋资料浮标设备和自动台站上。这种通用数据采集系统具有通用性强、扩展性广、兼容能力高、体积小、功耗小等优点，是当前提高海洋浮标监测结果准确性和监测内容广泛性的核心技术[3]。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开展组织培训和开展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强化数据采集系统研究人员的工作能力，为海洋数据采集系统的完善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保障。

3.2 不断完善海洋污染监测浮标

海洋污染监测浮标技术是20世纪90年代期间发达国家率先开展的海洋环境监测技术，在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程度日益严峻的今天，很多海洋资源开采企业都在不断增强自身的环保意识，而海洋浮标技术作为当前预测海洋生态环境的主要技术，得到了广大海洋资源开采企业的使用。例如，挪威Oceanor公司的TOBLS浮标和德国的MERMAID浮标测量系统等，都在不断完善海洋浮标检测系统[4]。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当前海洋污染和海洋灾害中存在的问题之后，不断改进海洋浮标设备的监测指标，最大限度的促进海洋浮标的工作能力。

3.3 增强海洋资料的质量控制和资料交换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海洋资料浮标技术日益完善，海洋资料浮标的种类、数量、以及规模等都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海洋资料浮标设备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但是，受我国海洋相关产业发展速度过快、海洋污染程度日益加剧以及海洋灾害发生率持续升高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海洋资料浮标技术依然难以满足海洋产业发展的需要。对此，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完善海洋资料浮标技术的质量和完善资料交换功力的应用。

4、结束语

从上述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当前我国的海洋浮标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再加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沿海城市的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都直接排入的海洋中，严重污染着我国的海洋环境。身为海洋资料浮标维修管理工作人员的我们，只有在日常的工作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积极完善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才能及时的发现当前海洋资料浮标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完善，为我国海洋资源的持续开发和利用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褚同金.关于我国海洋资料浮标系统工程技术[J].海洋信息.2011.25.

篇7

1 概述

海洋占地球总面积70%以上，有着丰富的资源，是人类生命的摇篮。随着社会经历的发展，海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据国家海洋局公布的2016年中国海洋环境公报情况显现，我国船舶海洋污染形势紧张，船舶携带入海的污染物持续增高，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由大气输入海洋的污染物流通量仍然呈现上升的态势。防止船舶海洋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已经成为政府和航运企业制定有关措施并强行实施的主要任务，各国都在努力加强海洋环保的力度，务必确保海洋船舶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2 船舶污染特性

（1）污染物质多样性。船舶污染的物质是属于多样化，复杂化。船舶排放的物质主要有油类、有毒物质、船舶垃圾和噪音等。

（2）流动性与无国界性。船舶污染具有流动性与无国界性的特点。海水具有流动性的特点，而船舶具有移动性的特点，这些都决定了从船入海的污染物不会停留在某一范围而静止不动，而是扩散流动的。每发生一次污染事故会波及到几个沿岸国家和地区，给污染的治理形成许多的障碍。

（3）危害性强且范围广。船舶污染危害性强且范围广。船舶污染使海洋水质和海洋生物的栖息地受到严重破坏，使海洋自身的自我调节功能减弱或丧失，对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物资源和海洋渔业生产等产生严重危害，从而影响了全球生态平衡，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

3 船舶防污染措施

（1）建立船舶防污染法规体系。从原则来讲，应针对船舶污染防治立法，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全面系统的审查，然后进行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从内容来讲，要形成由国际公约、基本法律、专门性法规和其他法规等多方面内容组成的体系。从方法来讲，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借鉴国际公约，将国际公约具体化与国内化，做到国内与国际接轨。从体制来讲，我们应该充分调动海事部门与航运企业的积极性，对船舶防污染做到及时跟踪与反馈，及时了解情况。确保船舶防污染法规体系的有效性。

（2）持续改进安全管理体系。在长期的实践研究探索中，安全管理模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船舶防污染工作又是安全管理体系的很重要的一方面。为此，我们必须要继续革新安全管理体系，使其符合船舶防污染工作的情况，满足最新生效法规的标准。我国各航运企业早在多年前就建立和实行了安全管理体系，对船舶进行了规范性的安全管理。我国通过对管理体系持续改进，而公约的更改势必会对船舶运营产生影响。所以我国对于船舶防污染管理的规定也应该尽早与国际接轨，及时作出相应的更正。

（3）加强船舶安全检查。加强船舶安全检查是强化公司的内部管理和船舶的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而根据ISM规则显示，人为因素中约有80%可以通过有效的管理加以控制。目前有不少的小公司管理很不规范，漏洞极多，这是导致船舶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整合小企业，规范航运企业船舶管理，尽量地避免和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是防止船舶海洋污染的有效途径之一。加强船舶安全检查，杜绝不适航船舶开航是船舶管理的重要工作。一旦发生船舶污染事故对海洋环境的破坏极为严重，具有溢油量大、污染持久、清除困难等特点。

（4）加强船舶设备的管理使用。要解决船舶防污染问题必须加大硬件设施投入。一是严格按照船舶修造规范标准执行。要求船舶企业在对船舶进行建造、改造或修理工作时，严格要求造船规范，要保证船舶在良好船况下运行。二是船舶防污设备安装和使用落实到位。必须根据船舶机器使用说明书来安装和操作，根据一定的安装技术和既定的规范要求作出合理的安全的安装，做到与说明书和相关法规一样。在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说明书船舶安全管理要求进行操作。在后期的保养中亦是如此，做到安全、规范、定时的保养与维护，同时视情况对其进行检查。总之。要保证船舶在安全良好的船况的航行。

（5）制定应急救援预案。作出合理、可行、安全的应急预案。要在预案中在提出在救援中公司、港口国、相关政府得到一定帮助，做到与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衔接。要确保船舶在任何时候突发事件的措施到位。要规范船舶污染应急计划，能保证在预案实施过程中各种措施、设备、方案能快速有效的实施与进行，只要发生船舶污染事故，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作出最快的应急反应，同时应急行动有效力、执行力极强。尽量把损失和风险降到最低。

（6）提高人员素质。严格要求自己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为了更好地加强公司对船舶污染的防范措施加，船舶企业必须正视并抓好安全防污染管理工作，加强防污染操作的培训，要提高人员素质以及增强防污染意识，进而能给船舶安全防污染工作提供一定的保障。所有的船舶公司都要定期给船员进行船舶防污染的技能培训和安全讲课，完善对船舶防污染体系的预定方案及定期对一套可行安全的应急预案进行演练，加强船员的培训机构和培训内容，不断提高船员的防污染技能。

（7）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总体来说，我国船员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还不够强。这就需要国家起到带头作用，要团结各海事部门、航运企业、船舶管理公司、船东、船员等一起组建船舶防污染专业队伍，对船员和船公司进行防污宣传，用实际案例和相关法规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让其了解最新的船舶防污知识、相关文案和先进设备，掌握最新的船舶防污染动态：结合实际并通过参与实践提高他们的素质和船舶防污团队的工作水平：进行船舶防污公开课和一系列相关讲座，让有关的工作人员能系统有效的了解与提高他们的防污知识技能：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争取社会各界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与支持，只有思想上引起重视，才是彻底根除海洋污染的最有效的前提。

（8）开发“绿色”船舶。所谓的“绿色”船舶是指船舶在正常营运期间对海域环境和空气无污染或不产生破坏的船舶。“绿色”船舶开发程序是挪威从1993年3月开始着手研究的，涉及领域广泛，主要从控制海上污染、大气污染和人为故障方面进行研究。此过程中，有许多公司也参与了这个程序的开发与研究，包括船东、设备商、船级社、国家污染控制机构、船东协会等等。

4 结束语

在人类大力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经济的二十一世纪，保护海洋环境，避免船舶污染海洋环境已成为人类共同遵循的法则。由于经济发展的快速性，海洋已成为国际间贸易往来的重要枢纽。当今现状，世界航运货运量越来越大，船舶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对海洋的污染日渐严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船舶大量有害污染物质通过船舶流入海洋，使海洋环境遭到破坏，从而影响生态平衡和水文现象，危害人类健康，所以必须严格控制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为当代人类健康，也为给子孙后代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春生.浅析《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J].珠江水运，2009（12）.

[2]梁恩胜.船舶柴油机的排放污染与SCR技术[J].装备制造技术.

篇8

从去年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到今年的中海油渤海湾漏油,我国接连发生海洋污染事故。世界各国的漏油事故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海洋污染对生态破坏影响巨大,后果极其严重!墨西哥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卫生专家曾提出石油漏油已表明,与石油和化学物接触可能会影响肺、肾脏和脾脏功能,且因此造成的精神紧张可能会增加焦虑、抑郁,并在之后长达6年内可能造成创伤性压力。从健康角度考量有四个主要担忧问题:一是空气质量,二是皮肤与石油的接触,三是石油对海洋的污染,四是影响心理健康。还有就是漏油事件会对当地渔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鱼类、鸟类等生物大量死亡,损害当地海洋环境的生物链,甚至会伤害到濒危物种。而油气散发到大气之中,会影响人类身体健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排放的大量有毒气体,将加剧大气污染,腐蚀海岸线,影响土地肥力;还会随着台风以及洋流流入大西洋,进而影响欧洲地区。由此可见,海域溢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二、海洋溢油的问责维度和力度偏低

接连发生的漏油污染事故值得我们警惕。通过与欧美国家漏油时赔偿情况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力度较低,将巨额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给政府和社会。笔者认为,对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应当包括多种责任承担方式或者说是责任种类,包括社会责任、法律责任等,其中法律责任中又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

2010年墨西哥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BP)对美国海洋污染损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赔偿,BP公司已宣布向墨西哥湾灾民赔偿1亿美元,创建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故的受害者。另外将会受到美国政府可能达200亿美元的处罚。而之前的漏油事故,如1999年“埃里卡”号漏油,罚款数额为37.5万欧元,同时法院判决法国道达尔集团向约100名原告赔偿高达1.92亿欧元赔款;1989年美国“凡尔德斯”号漏油,埃克森公司为此支付高达43亿美元的赔偿及罚款费用。从这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对于污染环境企业的问责实际上是较为全面的,涵盖了从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司法机关等多重问责的机制,从惩罚、赔偿、恢复等多个角度确保问责的最终落实,从根本上讲,问责机制的健全也是避免今后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类似海域溢油事故的一种举措。

而对于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来说,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问责机制又是如何的呢?

根据我国于1999年12月25日、于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之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上述笔者引用的法条仅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因此责任人承担的也仅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责任。我国对海洋污染责任企业的惩罚力度与欧美国家相差甚远,美国墨西哥湾漏油导致海洋污染面积达到23000平方公里,按200亿美元罚款来计,每平方公里罚款金额折合人民币556.5万元,假设按该标准,中海油蓬莱漏油造成840平方公里海域污染,应当受到46.7亿元人民币的处罚。这一行政处罚的力度目前来说是无法达到的,也缺乏相关的法理依据,那么在现阶段应当如何来规范环境污染企业的法律赔偿责任呢?让我们再来看现阶段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三、海洋溢油污染的现有法律规定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

《侵权责任法》第 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由上可知,笔者认为该赔偿责任应当按索赔主体区分为国家索赔和民间索赔两类,这两种主体的共同点是由于海域溢油而遭受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不同点则在于国家索赔系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向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环境污染企业索赔,而民间索赔则是由遭受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向责任人进行索赔。

四、海洋溢油损害赔偿的法律困境

还是以我国中海油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为例,国家海洋局在事故发生后宣称不排除代表国家对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因此康菲公司赔偿的金额可能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二十万元的行政处罚款项。其依据的就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之规定。

以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发生重大水污染一案为例,环境部门对中石油的罚款仅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今年6月,国家环境部信息显示,5年来国家和当地政府累计投入的治理污染资金已达到78.4亿元,其影响深远和危害烈度远不是100万元的罚款所能弥补和挽救的。

而去年的大连输油管道爆炸导致的漏油事件,最终中石油仅以“投资抵赔偿”的方案进行补偿,而实际后续赔偿工作全部由大连市政府承担,在给地方政府增加不小负担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对环境污染企业的索赔制度为何会失效?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赔偿的相关规定,因此一旦污染发生,很难评估出环境污染导致损害的具体赔偿金额,因而无论是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抑或是受损单位或个人的民事索赔权都无法有效行使,最后往往就是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企业进行一次性罚款了之,而最终为长期环境污染买单的还是政府和当地居民。尤其是在政府接手处理环境污染的后续治理事宜时,由于政府部门未能依据法律法规行使国家索赔权,而又是政府部门在为环境污染企业处理后续治理事宜,因此,受损单位或个人欲行使民事索赔权更是困难重重,限于种种压力或是环境污染企业已与地方政府部门达成“补偿方案”,受损单位或个人的维权之路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一纸诉状将环境污染企业告上人民法院,但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又会面临如何确定受损单位或个人的主体资格、如何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以及如何明确环境污染导致的具体损害结果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问题既无先例可循,又无规定可依,更令人尴尬的是,连对环境污染损害结果进行评估鉴定的权威机构都没有,而现有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规定过于抽象,无法量化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结果。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生存区域及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对具有重要经济、社会价值的已遭到破坏的海洋生态,应当进行整治和恢复。

但就像之前所述的,如何量化这个整治和修复的费用是一大难题。也就是说,若发生该等索赔诉讼,原告如何证明该损失是源于这一次海洋溢油事故造成的污染,又如何证明污染前的环境状况抑或是污染后整治和恢复到何等程度。环境污染损害后果应当包括环境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破坏、人身伤亡和财产损毁及其减少的实际价值,也包括为防止污染扩大、污染修复和恢复受损生态环境而采取的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在正常情况下可获得利益的丧失、污染环境部分或完全恢复前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损害。这些金额费用的计算就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定。目前国家海洋局已经批准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但作为一种计算标准,是否能够成为法院判决的依据,事实上还是存在争议的。

此外,由于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企业均属于央企、跨国公司之类的“巨无霸”企业,地方司法机关在受理、审判中必然会面临更多的压力与困难,而将此类诉讼统交由高级法院受理又必然会增加维权者的负担。因此,“小”法院如何去审理“大”企业又是一个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所以,处理对海域溢油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索赔纠纷、明确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赔偿责任,就必须解决前述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正是我们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亟待解决的。

另一个笔者认为海域溢油环境污染事故中法律赔偿问题的重点在于环境污染企业的赔偿能力。海域发生严重漏油事故时,企业很难凭借自身力量承担全部风险。此前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英国石油公司获得了35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偿,即便如此,该公司仍背负了巨大债务,甚至开始出售资产筹集资金。同时,他们创建了一笔金额为20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赔偿漏油事件的受害者。这笔赔偿基金用于清理当前的油污、损失赔偿,同时也为将来可能显现的影响预留赔偿金,每年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对受油污影响区域的清理、修复、长期生态影响评估以及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持续补助。

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近些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对石油的需求量日益扩大。我国是能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为了保证能源安全、尽可能摆脱受制于国际巨头定价的局面,我国石油企业将通过技术输出等手段扩大海外石油资源的占有,提高石油进口量。但与此同时,石油在开采、运输等环节面临的风险将大大提高,一旦发生风险事故,漏油导致海水污染,这些跨国石油企业将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赔偿,面临巨额的赔款压力。而按照国内法律规定,针对此次中海油漏油事件,责任方仅需支付二十万元的行政罚款,不会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但这并不是结束,而只是赔付的开端。

篇9

基金项目：2012年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辽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法律保障问题研究——以生态损害责任为视角”（2012lslktzifx—04）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对策——以辽宁为例

收录日期：2012年9月19日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生态文明的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文明和伦理的高度，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海洋占有重要地位，并对人类生活有巨大影响，因此研究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保障与对策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所谓“海洋生态损害”是指由于人类的各类行为和活动而引起或可能引起的由海洋生物及其周围海洋环境相互作用组成的海洋生态系统失衡和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给人类和整个海洋生物界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海洋生态损害不同于传统民法中的海洋侵权。传统的海洋侵权是以海洋生态系统为媒介，以其他法律主体的人身、财产权益为侵害客体。海洋生态损害的侵害客体是整个人类的海洋生态利益，这种损害不涉及个人私权，海洋生态环境是受损的直接对象，而且海洋生态损害本身具有难以恢复性，甚至是不可逆性。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主要分为陆源污染物排放、海洋油类污染、破坏性开发活动等，而这些也正是造成海洋生态损害的主要损害行为。

一、我国海洋生态损害的现实问题和研究情况

近期，在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海洋污染侵权案件接连出现，从2010年7月16日大连原油爆炸泄漏事故到2011年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污染程度范围是越来越大，而这两起事故也同时殃及到河北、山东、辽宁三省的海域。然而，与之相关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的追究和赔偿问题却成难点。目前，有些受损的渔民已经在当地法院向责任主体提出了相关的索赔诉讼，天津海事法院已经于2011年12月30日正式受理了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引发的养殖户损害赔偿纠纷案，现正在审理当中。国家海洋局早在2012年1月也提出了10亿元的调解赔偿草案计划。经过行政调解，农业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以及有关省人民政府就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康菲公司和中国海油从其所承诺启动的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中，分别列支1亿元和2.5亿元人民币，用于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监测评估和科研等方面工作。但是，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包括受害渔民的实际损失和国家海洋生态损害的评估问题、如何来证明损失和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加强地方的立法及相关司法执法制度的完善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做过一些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韩立新教授对海洋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归责原则、责任主体、赔偿范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尤其是对“海洋生态损害”的概念做了科学的界定。大连海事大学李志文教授则是从船舶压载水引发海洋生态损害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其综合分析论证了海洋生态损害的生态学、生态哲学以及生态利益等多维理论基础。国家海洋局的刘家沂研究了与海洋生态损害相关的海洋生态文明、生态安全等问题，提出了海洋生态损害的索赔内容，并主张将环境价值减损作为海洋生态损害的组成部分列入赔偿范围之中，还研究了海洋生态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内对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法律保障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其他方面相比却还显得略有不足，具体体现在：研究海洋污染损害的多、海洋生态损害的少；研究民事责任的多、行政责任的少；研究国家索赔的多、渔民个人索赔的少；从海商法的角度研究的多、民法和环境保护法角度的少；从赔偿制度设计角度研究的多、损害责任承担角度研究的少；对国家立法研究的多、各级地方立法的少。尤其是缺乏针对近期在我国海域内发生的重特大海洋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害的法律责任承担方面，无论是在学术理论研究层次方面，还是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实践当中，都存在着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二、辽宁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法律保障对策

辽宁位于我国万里海疆的北部之端，海域广阔，海域面积15万平方公里，其中近岸管辖海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陆地海岸线全长2，292.4公里，占全国海岸线12%，居全国的第五位。辽宁是海洋大省，发展海洋经济潜力巨大。2010年辽宁海洋经济主要产业总产值已突破3，000亿元，达到3，008.7亿元，同比增长17.%，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8.4%，成为辽宁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虽然，在实施沿海经济带发展战略、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辽宁加大了海洋环境保护力度，使辽宁海洋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缓解。然而，海洋经济和沿海经济带的持续快速发展，给海洋环境带来的压力有增无减，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为此，我们特提出以下四项建议措施：

（一）应当制定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管理评估的地方规章。2010年6月12日，山东省财政厅和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联合制定下发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首个海洋生态方面的补偿和赔偿办法，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的界定、提出主体和适用范围等方面都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另外，山东省还出台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评估方法》，其中规定对造成1，000公顷用海生态损失，应当缴纳2亿元损失补偿费。这些先进立法经验和做法都很值得辽宁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予以借鉴。

从辽宁地方角度来看，无论是2011年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还是2010年的“7·16”大连原油爆炸泄漏事故，都对省内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然而，辽宁截至目前却在海洋生态损害赔偿领域存在明显的立法空白。因此，我们认为，辽宁相关立法机关应当制定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管理评估的地方规章，对在辽宁的海域内已经造成一定规模用海生态损失的行为，应当根据其实际的污染程度标准缴纳不同数额的损失补偿费，从而弥补当前辽宁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存在的立法空白。

（二）应当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和责任主体进行认定。在被誉为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索赔第一案的“塔斯曼海轮”溢油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溢油所致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仅为环境容量损失、自然资源损失及相关的调查、监测评估与恢复研究费用，却对海洋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海洋沉积物恢复费用、潮滩生物环境恢复费用、浮游植物恢复费用、浮游动物恢复费用等未予认定。因此，我们认为，辽宁相关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应当认定在2010年“7·16”大连原油爆炸泄漏事故中和2011年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中民事赔偿的责任主体，为辽宁海域内的受损渔民提供必要的支持。

（三）应当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行政处罚种类和数额加以改进。首先，虽然在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辽宁省海洋环境保护办法》中都规定了“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罚款”等多种行政处罚的种类，但是在实际执法时，我们认为应当以能从根本上杜绝生态损害发生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为主，而非当前的以罚款为主。其次，在具体处罚额度上，应当积极借鉴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的先进经验，实行按损失比例处罚，对责任者的罚款额不应再设置上限，改变当前罚款额度普遍较低（根据目前的相关规定最高罚款仅为30万元）、威慑力明显不足的现状。

（四）应当设立出台由第三方托管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基金。在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以下简称BP）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不久，BP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向肯尼斯·费恩伯格管理下的第三方托管基金“湾岸索赔工具”拨出了200亿美元。迄今为止，总共已经有大约67亿美元从该基金中提走，这些提出的资金除了用于向索赔人支付赔偿金外，同时还被用于支付清洁成本和通过向美国地方政府付款的方式来实施重建项目。因此，借鉴以上做法我们认为，辽宁应当制定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设立类似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基金，为在辽宁海域内受损的渔民提供必要的资金补偿。

主要参考文献：

篇10

活动时间：学完“热身”、“听力”、“口语”之后。

语言知识要求：

词汇：damage，pollute，pollution，die out，protect，environment

句型：be poured into the water，be not fit for drinking/swimming，do something about the pollution，think of a way to make the water clean，If we....we can…

语言技能要求：读、写、说、听。

活动形式：

1、小组活动。走访自来水公司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了解本地主要的水资源情况，废水排放情况等；到当地码头、内河及自来水取水口进行实际考察，收集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应措施。

2、班级活动。举行听证会，各小组展示自己的教研成果，师生共同评价，也可邀请行业人士（最好懂英语）参加评估，集体参与方案的修正，形成正规报告，把报告提供给有关部门。

任务目的：

1、帮助学生了解人类活动带来的水污染问题，培养学生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2、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巩固语言知识，提高语言技能。

任务二：出一期以奇妙的海洋世界（Wonderful Oceans）为主题的报刊或板报。

活动时间：完成“口语”、“阅读”、“综合技能”之后。

语言知识要求：描述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的词汇和句型。

语言技能：听、说、写。

活动形式（分为四个阶段）：

1、小组活动，选定主题，明确分工。

2、个人活动，收集资料，完成初稿。

3、小组活动，整合材料，设计版面。

4、班级活动，公开展示，评出最佳。

任务目的：

1、拓宽学生视野，多渠道获取信息。

2、增加语言输入和输出量，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任务三：以关爱海洋（Caring for the living things in the oceans）为主题，完成下列任务（这个活动可以是任务的继续）。

教师通过展示学生所收集的资料，或用多媒体展示海洋污染、生物大量死亡的画面，让学生总结当今海洋生物面临的生存问题（因海洋污染以及人类过度开发海洋资源而导致海洋生物大量减少），并分组开展关爱海洋的讨论，然后派代表在班上交流。

以下问题可供参考：

1、What’s the problem with life in the oceans？

2、What has caused the problem？

3、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oceans？

4、What can we do to protect the sea？

任务目的：

1、使学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关爱生命，关爱环境。

2、进一步运用巩固所学语言。

我在高一、高二近两年的教学中，明显感到新教材和教师用书在倡导任务型语言教学，自己也在教学中积极地尝试和实践，深刻地体会到这一教学模式有下列优点：

1、可操作性强。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进度，结合实际情况精心设计任务，合理安排，及时指导、检查，学生就能较出色地完成任务。

篇11

【关键词】地铁 穿越 海洋工程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地铁的兴起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环节和步骤，能够极大的缓解整个城市的交通拥堵现象，还能够提高整个交通效率，极大的方便人们的生活，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了方便海峡之间的交流和交通的效率，地铁穿越海洋也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点之一，但是在方便人们生活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到地铁穿越海洋对整个生态环境的影响。海洋资源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会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要对地铁穿越海洋工程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重点监测方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一、地铁穿越海洋工程

目前，我国在地铁穿越海洋工程方便还处于实行的初期阶段，主要是在大连地铁方面，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研究所最近了《大连地铁5号线（海底隧道工程）海洋环评公示》，根据公示将会修建一条3.4公里长的海底隧道，这条隧道将会出暗语梭鱼湾海域，修建完成后市民可以乘坐地铁穿越海底国际。可以说这是我国目前在地铁穿越海洋方面的重要尝试。这条海底隧道的主要方案是在原有的地铁一号线和地铁二号线的基础上，修建四号线五号线以及七号线，通过对整个的海洋区域的研究发现，海底隧道工程选址在大连湾西侧，根据目前的进度来看，该工程将会在2019年完工。

目前，我国在对地铁穿越海洋的研究也处于不断地深入的状态，海下地铁的发展势必会成为我国接下来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发展地铁穿越海洋的过程中我国还注重对海洋生态的监测，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环境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地铁穿越海洋又是比较新兴的行业，因此对地铁穿越海洋工程的海洋生态环境检测我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对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但是在海洋工程检测中还需要许多的技术及碰到许多的难题，这些技术及难题将会下下文中进行分析，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提供一定的经验，改善我国的环境。

二、海洋工程中海洋生态环境监测

海洋工程中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非常重要，主要是在进行地铁建设的过程中会对海洋造成一定的污染，出现污染的主要原因是海水中的悬浮物会明显的增加，这些悬浮物的增加不仅仅影响海域的环境质量，而且有可能对海产品养殖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会极大地影响整个工程的成本，进而影响到周围人们的正常生活。海水中的悬浮物的急剧增高，会进一步影响到周边的海域初级生产能力，一旦影响到生产能力就会扩散到海水养殖的区域，一旦这些海域初选污染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感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另外一点就是在海洋监测中的监测区域问题，监测能够发现在地铁建设过程中的污染状况和分布，能够减少监测的指标以及地铁建设对海洋的生态影响程度。还有一点要明确的是在地铁建设的过程中要建立生态敏感区域，这种生态敏感区域也就是海洋中的自然保护区，因为即使没有地铁这种海洋过程也会出现病原生物感染的现象，因此要在地铁穿越海洋工程中给予更多的重视，建立更加完善的生态敏感区域，保证减少对养殖业的影响。

对于监测站点的分布也是非常讲究的，一般分布在断面，在海岸的垂直方向布设纵断面三到五个，然后再整个工程的核心的主断面布设几个，这样整个断面的布设就能够实现断面交汇，实现比较完备的监测。另外，是监测范围的问题，在进行监测范围布置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对重叠布设站位，这样可以使用历史数据进行评价和比较。在监测生态敏感区域，布设的监测点应具有代表性，能够用最少的监测点获取最多的监测数据，这样才能够方便数据的收集，并能够作出可比性的评价，要始终以生态敏感区域的保护为主，适当增加生态敏感区域的监测站。

在进行监测时要对地铁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污染物进行监视，其主要的污染物主要是肉眼能够明显看到，进行GPS定位，寻找到扩散的范围并进行及时的处理。另外，对那些重要的污染物要进行跟踪监测，只有对他们追踪的监测才能够保证这些重要污染物不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最后，监测都是定期的，只有定期的监测才能够保证监测的质量和效率，保证监测的效果。

三、结语

地铁穿越海洋工程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措施，能够极大的方便人们的出行和缓解交通的压力，而且是我国国力的重要体现。但是地铁建设毕竟是在海洋过程中进行的，在许多的方面是不成熟的，因此会造成一定的海洋污染现象，海洋污染的出现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海洋的生态平衡，最总要的是会影响到海洋敏感区域，破坏他们的生态结构，最终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参考文献：

篇12

一、区域性立法与执法联动的可行性

区域性联动执法与行政管理的可行性执法尺度与标准相比较成文法而言，更新的周期快，需要不断与现实情况接轨。若能很好地利用其特点，反倒可以作为解决各地法律适用冲突的工具。可以将区域性执法尺度联动视为“小立法”，通过“小立法”最大限度地协调各方利益，缩小尺度差异，弥补立法本身存在的差异和冲突。区域行政管理要求各地区行政机关联动地进行管理。以生态环境行政管理为例，我国目前城市环境管理主要措施是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因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特殊性，各级地方政府仅保证在本辖区内从事的经济活动不对本地区环境造成影响是不够的。有些环境污染是由相邻区域各地方的数个行为共同造成的，这就要求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联动地进行行政管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的模式可以引入区域行政管理，通过定期举行“行政首长联席会议”明确各方目标和任务的做法也是可行的。区域性合作立法的可行性通过区域性联动立法，明确各方利益、协商确定统一内容和标准，不但解决了法律冲突，同时也节省了立法资源。如果说立法联动是积极主动地预防适用法律的冲突，那么各地在对相同或相类似问题各自已有立法后，解决法律冲突，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法。对于后者而言，遇到具体问题各方相持不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各自利益的博弈。此时，各方所依据并坚守的是各自现有的法律、法规，而不会过多考虑他方利益。但是，多方若能在立法初期就充分交换意见、平衡利益，最终制定的法律相较于各自分别立法势必更易为各方接受，出现法律适用冲突的可能也会小得多。地区间开展合作立法并非全新的设想，某些地区早已有类似的尝试。东北辽吉黑三省政府就曾于2006年7月达成了立法协作框架协议，共同确定了开展立法协作的领域。省级政府立法协作、制定适用于某一区域的行政法规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尝试，但尚有不少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应通过修改《立法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使区域立法合作法制化，并明确立法的主体、可协作的权限和范围，解决法律渊源和位阶问题，理顺立法审查监督机制等。如此，区域性合作立法引入海洋经济地方法规和管理规章的制定将更具可操作性。

二、对海洋经济立法与执法联动的具体构想

区域协调委员会还可以在纵向上建立省级、市级、区级协调委员会，从而真正将区域性联动从口号落实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在遇到区域性海洋经济活动中需要协调的具体事项时，应由协调委员会协同各方的行政主管部门，就个案或个案背后可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协调，促进达成区域共识，化解矛盾，保证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举办跨地区研讨会就专门问题举行的研讨会是各方充分交换意见、明确各方利益的平台。各省目前已有通过举办研讨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2007年，宁波市就曾召开“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研讨会”，以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这样的模式同样可以应用到联动立法、执法中去，在研讨会上聘请有关专家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论证和分析，各方代表在会上充分阐明自身需求，明确各方利益，并最终通过磋商确定统一立法理念和执法标准。由此从源头上解决法律冲突。当其他地区对相关事项已有立法，而本地区准备制定法律弥补立法空白时，也可以通过举行研讨会邀请已有相关实践的地方立法、执法机关，吸取经验，了解其他地区法律制定后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在自己立法时避免出现相同的漏洞；而其他地区也可以利用此次研讨会的契机，修改和完善现有立法，这样从客观上也通过立法联动实现了地方性法律、法规的协调和统一。设立合作基金区域性联动还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合作基金的方式进行。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生态保护、生态补偿、共同开发等方面。合作基金的设立是对于海洋污染治理费用分担的一种尝试，治理海洋污染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有时仅通过某地区单方面的努力很难完全解决问题，其结果将是污染得不到彻底根治，最终仍会引起更大范围的损害。区域合作基金既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根据个案专项设立。基金的收缴对象应采用“以政府为主、相关责任企业参与”的模式。通过协商，综合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企业自身情况、不同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的严峻性、上下游经济活动的整体性等因素来确定各方主体的应缴数额。此外，设立专门的基金监督机构也必不可少。设置由各方主体共同组成的基金监督机构，监督基金的日常管理、防止基金的不当使用，维护基金设立的初衷，为区域海洋经济的协调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在共同开发问题上，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可能会出现有些地区有资源可供开发却无财力与技术支持，而其他地区有财力、技术而缺乏可供开发的资源。合作基金设立后，正可以起到统筹兼顾，互相取长补短的效果，以达到区域经济总体向着更快、更好方向发展的目标。五、结语面对海洋经济法治化进程中存在的许多现实问题，区域性立法与执法联动以其自身具有的优势，在解决地方法规与管理规章冲突、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海洋经济法治化中的区域性联动在当前条件下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可操作性，应当引起学术界和我国关联地区政府的足够重视，尽快在实践中建立和运行起来。

作者:胡轶木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