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的文学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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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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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国主义的情感

中学语文课本中关于古诗文教学的许多篇章，高扬着古人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是伟大人格凝聚的结晶，理应为当代青少年学习和继承。教师应积极开发古诗文中丰富的资源，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加强爱国主义的人文情怀教育。

《离骚》中，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九死不悔之意志去追求探索“存君兴国”的理想直至生命的终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疑问，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博襟；《岳阳楼记》以作“记”为名，借题发挥，表达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此外，“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精忠报国”的岳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五人墓碑记》中，视死如归，勇于赴死的民众……，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我们人文精神教育需要的范本，也是用来培养学生忧患意识、爱国情怀最好的精神食粮。这些优秀的作品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正义、为保家卫国而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中学生，欣赏和学习这些古典文学作品,就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接受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熏陶。

2、良好的道德品质

语文教育必须重视文化内涵的挖掘及其教育，尤其要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如团结、气节、孝心、谦虚、节俭、仁爱、责任感、等等，这些传统美德理应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方面，予以足够重视。

《信陵君窃符救赵》可教育学生宽厚待人，真诚交友；《训俭示康》可教育学生养成务行节俭，力戒奢侈的良好习惯；《陈涉世家》一文则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不可见利忘义。《左忠毅公逸事》则可让学生学习左忠毅公面对，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王忠肃公翱事》中的王翱处理任何事情都坚持原则，严于律己，不徇私情，廉洁自守，忠于朋友的无私品质在当前社会则可以给学生以深刻的思想道德洗礼。

此外，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刘禹锡的《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博怀，……都是我们今天教育学生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和高尚人格的优秀示例，因此，教师必须充分挖掘其中的德育内容，并行之有效地贯穿于语文的课堂教学中。

3．严谨的治学精神

中学课本中选入的古诗文作品，有许多都是紧密结合学生学习的需要，与他们的学习密切相关的内容， 对于其今天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现书有感》)告诉我们在学习中只有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汲取新的知识，心智才能更加开豁，更加敏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短歌行》) 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它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可以说是出言警策，催人奋起。民族英雄岳飞在他的名作《满江红》里也表达了相似的人生态度：“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同时，他更以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给予后人有力的鼓舞和鞭策。《送东阳马生序》的作者宋濂以自己勤苦求学而功成名就的事实，现身说法，勉励后辈专心向学，刻苦自励，情真意挚，语重心长，给后学者以深刻的启示。

《石钟山记》则告诉我们要想获得真知，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学习这篇文章时，要让学生认真体会“事不目见而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箴言，养成不畏艰险，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游褒禅山记》的作者以游褒禅山的见闻为喻，阐发了富有哲理性的见解，讲述这篇文章时要使学生深刻领悟“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个中三昧。

此外，像《论语》中提到的“学思结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都体现了科学严谨的求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教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身处逆境之时，是消极避世，自暴自弃；还是积极乐观、奋发作为，不少古诗文作品也给我们做出了经典的回答。

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可以说是全文最富思想意义的警语。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面对一切艰难险阻，总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即使在郁郁不得志的逆境当中也不消沉放弃。东汉马援云：“大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王勃在此化用，警示那些“失路之人”不要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而王勃此时正怀才不遇，但仍有这般情怀，确实难能可贵。

《报任安书》中的作者司马迁为了“成一家之言“，完成巨著《史记》，身处逆境，隐忍苟活。他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给予后来者提供了一种人格榜样。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将《报任安书》和《渔夫》两篇文章进行比较阅读，司马迁和屈原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一个毅然赴死，一个忍辱而生。为后人做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抉择，通过对比分析，讨论交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人生抉择。从而可以让学生正视人生的苦乐顺逆，拥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通达乐观的健康人格，并进而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通过这些经典诗文的学习，可以培养中学生为理想和抱负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能力，尽管遭遇许多曲折和坎坷，也要具备不懈追求、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将自我塑造成有勇、有谋、有智、有识的新时代综合性人才。

中国古诗文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最丰富、最生动的载体,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我们还必须看到，作家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与阶级的局限,纵使十分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其间包含的思想也可能存在落后的东西。例如,曹操的名作《短歌行》充满着壮志豪情,然而他统一天下的政治理想却明显地带有封建帝王的狭隘与自私,他所认为的天下不过是一已之天下。岳飞的《满江红》高唱着精忠报国的旋律,但他的爱国是与对封建君主的愚忠交织在一起的。《陋室铭》中，既宣扬了洁身自好、不与世俗流化的高尚人格精神，也包含着随遇而安、躲避尘世的消极思想……

因此，在古诗文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以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特点和优势，更好地发挥其“以优美的意境感染人,以深邃的哲理教育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独特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使其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姚伯登《论中学文言文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南方论刊》，2008年第6期。

[2]文娟《中学文言文教学中对学生古典情怀的培养》，《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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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蜥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螂化蝉，而蝉不复为蜣螂？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请据其理之实论之。[ ]

显然，王廷相是主张研究各种自然现象、研究科学的。而且他还认为，研究天地之道是学者“穷理尽性”所必不可少的。他说：

古之圣人，仰以观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而人之道益明。盖以人性贯彻上下，通极内外，弥满于无垠，周匝于六合，苟一物之未知，是于性犹有所未尽也。故天地之道，虽悠远高深，学者不可不求其实矣。[ ]

王廷相不仅主张研究自然，同时自己也广泛深入地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上，他进行过大量的天文观测，主张浑盖合一论，并且通过对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优点加以综合，以解释各种天文现象；他还专门研究了古代天文学上的“岁差”概念的发展，撰有《岁差考》。[ ]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讲经世致用，与此相联系，他们也极力推崇科学，主张研究科学，包括研究天文学。

顾炎武对当时的王学末流提出批评。他说：“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认为，王学末流清谈“明心见性”之类，实际上是弃“修己治人之实学”，其结果是“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顾炎武所谓的“修己治人之实学”，就是“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关于“博学于文”，顾炎武说：

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 ]

顾炎武讲的“博学于文”，当然也包括研究科学。顾炎武的《日知录》三十余卷“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 ]，其中也包括科技知识。《日知录》第30卷“论天象数术”，有《天文》、《日食》、《月食》、《岁星》、《五星聚》、《百刻》、《雨水》等条涉及天文学。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发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 ]。同时在该书中，黄宗羲还非常重视“学校”，认为学校不仅在于养士，更重要的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他认为学校除了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他还说：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院而官之。[ ]

对于取士，黄宗羲提出了8种渠道，有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邑佐、辟召、绝学和上书。其中所谓“绝学”，黄宗羲说：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

显然，黄宗羲非常强调天文学的学习，注重选拔天文学人才。

黄宗羲在为学上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重要著作流传于世，同时也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 ]。

王夫之一生潜心著述，著作等身。除了对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等有深入研究外，他对科学也有较多的关注。尤为重要的是，他把研究科学与理学的“格物穷理”联系在一起。他曾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 ]

密翁，即方以智（公元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科学家。在学术思想上，他主儒、释、道三教合一，[ ]并且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科学著作。他认为，学问有“质测”、“宰理”、“通几”之分，[ ]所谓的“质测”就是要研究“物理”；他还明确指出：“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可见，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就是指自然科学。王夫之以方以智的“为质测之学”解“格物”，实际上就是以研究科学解“格物”。把研究科学与儒家为学成人所必需的“格物”联系起来，足以表明王夫之对科学的重视。

王夫之不仅以研究科学解“格物”，他本人对科学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王夫之晚年著《思问录》以及《张子正蒙注》，其中《思问录》外篇和《张子正蒙注》的《太和》、《参两》等篇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方面的论述，涉及天文学、地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在天文学上，王夫之反对盖天说，赞同浑天说。他认为，盖天说“可状其象而不可状其动也，此浑天之说所以为胜”。他还说：

乃浑天者，自其全而言之也；盖天者，自其半而言之也。要皆但以三垣二十八宿之天言天，则亦言天者画一之理。[ ]

王夫之还具体分析了历家的“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转”以及张载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并且说：

张子据理而论，伸日以抑月，初无象之可据，唯阳健阴弱之理而已。乃理自天出，在天者即为理，非可执人之理以强使天从之也。[ ]

显然，王夫之不赞同张载提出的“日月五星顺天左旋”的观点。与此同时，他也不赞同张载用阴阳五行说解释日月五星各自运行速度的不同，并且明确指出：“五纬之疾迟，水金火木土以为序，不必与五行之序合。”[ ]关于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王夫之说：

远镜质测之法，月最居下，金、水次之，日次之，火次之，木次之，土居最上。盖凡行者必有所凭，凭实则速，凭虚则迟。气渐高则渐益清微，而凭之以行者亦渐无力。故近下者行速，高则渐缓。[ ]

此外，王夫之对月食、月中之影、岁差等天文现象以及历法的有关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也非常重视天文学的研究。陆世仪（公元1611～1672年），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太仓（今属江苏）人。他赞同朱熹的格物穷理之说，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他说：“致良知虽是直截，终不赅括，不如穷理稳当。……天下事有可以不虑而知者，心性道德是也。有必待学而知者，名物度数是也。假如只天文一事，亦儒者所当知，然其星辰次舍，七政运行，必观书考图，然后明白，纯靠良知，致得去否？”[ ]陆世仪认为，科学方面的知识不同于心性道德方面的知识，其认知方法也不相同；儒者应当学习科学知识、研究科学，而不是靠“致良知”。与此同时，陆世仪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强调学习科学的重要性。他说：“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 ]

清初大儒李光地对天文学也有研究。李光地（公元1642～1718年），字晋卿，号厚庵、榕村，福建安溪人。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著作。李光地一生致力于理学，“以子朱子为宗，得道学正传。而又多才多艺，旁及天文算数之事，尤能贯通古今，洞明根底”[ ]。他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仰则观于天文，穷理之事也，此则儒者所宜尽心也。”[ ]在这里，李光地把研究科学与儒家的“尽心”、“知性”、“知天”、“穷理”联系在一起。

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梅文鼎奉昭参与修《明史历志》。当时的李光地因仰慕梅文鼎的历算才华，与他订交，并就历算的研究进行了交谈。此后，李光地经常前去求教，学问大进。期间，梅文鼎还根据李光地的建议编纂《历学疑问》。该书写成后，李光地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后来，李光地又将《历学疑问》以及梅文鼎推荐给康熙皇帝，梅文鼎受到了褒奖，于是名声大震。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

戴震是清代重要的汉学家。他除参与编修《四库全书》外，还有著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有清代考据学大师之誉。同时，他也非常强调研究科学。他说：

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

显然，戴震把对科学的研究看作是整理、考订古典科技文献必要的知识基础。

戴震不仅强调研究科学，而且自己也深入研究科学，“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 ]正是对科技的深入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

还需指出的是，明清一些儒家，比如黄宗羲、李光地等，他们在研究天文学时，较多地通过介绍西方的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的天文知识与西方的天文学结合起来。这对于西方天文学的传入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彭宪长论学书》。

[2] 《论语为政》。

[3]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4] 《王氏家藏集》卷三十《策问》。

[5] 参见高令印、乐爱国：《王廷相评传》，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61页。

[6] 《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7] 《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

[8] 《日知录》潘耒“序”。

[9]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3页。

[10] 《明夷待访录学校》。

[ 1] 《明夷待访录取士下》。

[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9册。

[ 3]《船山全书》第12册《搔首问》，湖南：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7页。

[ 4] 参见罗炽：《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载陈鼓应等：《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卷），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版。

[ 5] 方以智：《通雅》卷首三《文章薪火》。

[ 6] 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

[ 7] 王船山：《思问录》外篇。

[ 8] 《思问录》外篇。

[ 9] 《思问录》外篇。

[20] 《思问录》外篇。

[21] 《思辨录辑要》卷三《格致类》。

[22] 《思辨录辑要》卷一《大学类》。

[23] 阮元：《畴人传》卷四十《李光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篇4

老师翻到第一页的时候，老师看到了，带着笑容，重重表扬了他。

当老师翻到第二页时，全老师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小明看到了自己的糟糕的作业，非常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