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6 08: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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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今中国需要的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是更多的市场经济,更多的民主。
最近几年来从“民间”到学术界,从网络到出版物,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二十多年来以市场经济为指向的改革开放背离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因此现在应该及时“反思”并迅速刹车。这种思潮以为旗帜,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号召,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和道德优势。这种思潮还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由国家权力解决公平问题,因为公平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目的。据说这才是对和社会主义的惟一正确解释。在我看来,这种政治主张是肤浅的,不正确的,其理论基础也谈不上是,而只不过是对这一学说所作的道德主义、浪漫主义解释以及对失败的苏联模式之自觉不自觉的美化和留恋而已。把这种“”运用于我国现实,我深信,既不会有利于人民大众和社会进步,也不会给带来任何益处。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依照他们的历史认识,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方向,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经济矛盾高度发展的替代物。把社会主义看作客观历史意义上的必然性而不是主观道德层面上的必要性,正是马克思学说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流派的地方。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基本观念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而不是抽象的道德伦理“诉求”。然而,这一马克思学说的实质到后来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了。20世纪以来,对马克思学说作伦理主义、道德主义的解释,无论在西方和东方的社会主义者队伍里都占据了上风。人们愈来愈热心地大讲特讲、竭力“弘扬”的是马克思学说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嫌恶和对社会主义的正义追求,而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来特征避而不谈,这样就完全把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成了伦理社会主义者,描绘成了虽然怀抱对弱者、对劳动者的无限同情但却缺少自己的完整历史理论逻辑的道德家或宗教家。依我看,与其说这是在赞扬马克思,不如说是在侮辱马克思。因为这种做法恰好不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位立志以科学的检查和医疗方案根治资本主义机体弊病的医生去看待,而是在称颂这位医生时对他的医疗方案闭口不谈甚至毫无兴趣,只是一味啧啧赞美他那颗治病救人的好心;不是依靠我们今天更加发展了的科学手段去检验这位医生的医疗方案,指出其中至今仍有科学价值的部分,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发现其中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以便使之更臻正确和更具有现代水平,而是尽力使人们相信,他的方案正确还是错误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病人时他志趣高远,目标高尚!你们能够想象如果某位真正的医生受到这样的赞扬,他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么?我想他一定会说:对不起,我宁愿要对我的医疗方案的尖锐而实际的批评,也不要这种空洞的赞扬。
二
迄今为止,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社会矛盾之中自然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出现过。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心地区,而是在经济文化大大落后,刚刚只有资本主义初级发展或干脆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东方国度中发生的。应当承认,这些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有其特定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展进程中各种复杂的现实矛盾和精神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了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与东方各“后发的”或“欠发达”的国度在被动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此必然性非彼必然性,这些地方并没有具备经典马克思学说所要求的那些资本主义物质前提(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符合现代文明水平的文化)和主体力量(数量和质量上都足够发达、从而能够在革命后对社会生产资料实行自治管理的工人阶级人民大众)。而由于缺少了这些条件,在过去将近90年的历史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直接间接地总是引导向苏联类型的“现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能够借助高度集权的巨大政治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完全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迅速取得某些重大的、颇可称道的经济成就,也可以在一些时期或一些情况下凭借管理者的理想信念、本能的同情心和道德自律之类的主观条件,为谋取人民大众的利益实行有利的措施和政策,但所有这些措施和政策都没有得到制度上的客观保证,因而只能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依靠幸运的偶然性去保证的赐予。这一体制的最大弱点在于,由于缺乏民主,在制度安排上并没有保证劳动者大众自己掌握生产资料和实行自我管理,而只是建立了某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对生产资料公有关系的“代管制”(如罗莎·卢森堡在其名作《论俄国革命》中早就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的那样)。可以简洁地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无社会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恰恰是把社会——组成社会的人民大众——的参与管理排除在了整个社会组织的基本运作之外,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公有制,无法防止自己不成为管理者的公有制。这样一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社会主义大异其趣,现实生活早已证明,就长期而言,它既保证不了效率也保证不了公正。这种社会主义的典型——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给国家、人民,同时也给带来了巨大伤害。不走出这种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藩篱,不但不可能实现什么社会主义理想,甚至也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列。
三
然而历史也表明,要走出这一藩篱是十分困难的。其原因在于这一体制自身所固有的强大封闭性和顽固性,在于其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在于由这一结构所造就的盘根错节的特殊集团的特殊利益,处处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自我改革。战后几十年中苏联及东欧各国屡经修修补补式的改革,毫无例外地不是在内部矛盾面前浅尝辄止,就是在外部干涉之下戛然停步,永远是趔趄不前,一次次错失有利的历史时机,以至最终归于失败。在苏联模式最终瓦解,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陈迹的条件下,我们惟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就是通过市场经济所发展起来的客观社会力量——用马克思爱用的话来说,就是物质力量——来摆脱旧有的体制,并为创造未来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的物质与文化前提打下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完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高效率,都是当今中国所特别必需的,因为正是在市场经济的粗糙现实中,隐藏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希望。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把市场经济和劳动者的社会解放抽象地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起着革命的作用,它瓦解旧式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用契约的、形式的平等代替公开的等级制度,而这正是进一步实现社会普遍的、实质的平等和劳动者的彻底解放所必需的历史前提。不错,商品经济远不是美好的,但是,商品是天生的普遍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它会以自己的内在经济力量赋予劳动者捍卫和提高自己利益的物质手段。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民主,而只有在实现了民主体制的条件下,劳动者才有可能合法地、公开地抵制市场的有害后果,争取自身地位和待遇的改善,并逐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政治自治能力。
从这样的观点看,与其说我国现今的市场经济改革太多了,还不如说大大不够。我们现在与其说是
例1某商品的进价是120元,销售价是150元,则此商品的利润率是 .
解析:设此商品的利润率为x,因为商品利润=商品售价-商品进价,商品利润=商品进价×商品利润率,所以120x=150解得x=25%.
二、存(贷)款利息问题
例2某企业存入银行甲、乙两种不同性质用途的存款20万元,甲种存款年利率为2.5%,乙种存款年利率为2.25%.
(1)该企业一年可获利息收入4850元,求甲、乙两种存款各是多少万元?
(2)若该企业在缴纳20%的利息税后收入3880元,求甲、乙两种存款各是多少万元?
解析:(1)设甲种存款为x万元,则乙种存款为(20-x)万元,甲种存款利息为2.5%x万元,乙种存款利息为2.25%(20-x)万元,由题意得,
2.5%x+2.25%(20-x)=0.485
解得x=14
20-x=6(万元)
所以甲、乙两种存款分别为14万元和6万元.
(2)设甲种存款为x万元,则乙种存款为(20-x)万元,甲种存款利息为2.5%x万元,乙种存款利息为2.25%(20-x)万元,由题意得,
【2.5%x+2.25%(20-x)】×(1-20%)=0.388
解得x=14
20-x=6(万元)
注:利息=本金×利率×期数.
本息和=本金+本金×利率×期数.
若需要扣除利息税,则利息=本金×利率×期数×(1-利息税).
三、物价涨降问题
例3某件商品提价25%后售价为250元,现要按原价销售,应降价百分之几?这件商品的原销售价是多少?
解析:设商品的原价为x元,则有:
x(1+25/100 )=250,解得x=200
又设按原价销售应降价的百分数为y,则有250(1-y)=200,解得y=20%
即应降价20%,原销售价是200元.
注意:商品提价25%后售价比原价要高,如果降低提价后售价的25%显然其售价要低于原价,因此不能错误地认为提价25%后要恢复原价,就需要降价25%.
四、让利销售问题
例4某商品的进价是1000元,标价是1350元,商店要求以利润不低于8%的售价打折出售,问售货员最低可以打几折出售此商品?
解析:设售货员最低可以打x折(即降价x%)出售此商品,由题意得,
1350x=1000+1000×8%
解得x=0.8=80%
即售货员最低可以打8折出售价此商品.
五、商品定价问题
例5某商品的定价是1530元,按商品标价的9折出售时,利润率是15%,商品的标价是多少元?
解析:设商品的标价是x元,由9折后商品的利润=商品的利润率x商品进价,有:
90% x-1530=15%×1530
解得x=1955
故商品的标价是1955元.
六、盈利亏本问题
例6某个商贩在一次买卖中同时卖出两件上衣,每件都以135元的价格出售,若按成本计算,其中的一件盈利25%,另一件亏本25%,则在这次买卖中,商贩().
(A)不赚不赔 (B)赚9元
(C)赚18元 (D)赔18元
解析:设两件上衣的成本分别为x元和y元,则有
x(1+25%)=135,
解得x=108
y(1-25%)=135,
解得y=180
135+135-x-y=-18(元)
应选D.
七、缴纳税款问题
例7国家规定个人发表文章,出版图书获得稿费的纳税计算方法是:(1)稿费不高于800元的不纳税;(2)稿费高于800元又不高于4000元的应缴纳超过800元的那一部分稿费的14%的税;(3)稿费高于4000元的,应缴纳全部稿费的11%的税,今知周老师获得一笔稿费,并缴纳了个人所得税434元,则周老师的这笔稿费是元.
解析:设周老师的这笔稿费是x元,因所缴纳税款为434元
(x-800)×14%=434
解得x=3900,即稿费是3900元.
八、最优方案问题
例8某校校长暑假将带领该校市级“三好学生”去北京旅游,甲旅行社说:“如果校长买全票一张,则其余学生可享受半价优待”;乙旅行社说:“包括校长在内全部按全票价的6折优惠”(即按全票价的60%收费),若全票价为240元.
(1)设学生数为x人,甲旅行社收费为y甲元,乙旅行社收费为y乙元,请分别计算两家旅行社的收费(用含x的式子表示y甲、
y乙);
(2)当学生数是多少时,两家旅行社的收费一样?
(3)就学生数x讨论哪家旅行社更优惠。
解析:(1)由题意易求得y甲、y乙的表达式:y甲=120x+240,
y乙=(1+x)×240×60%=144x+144
(2)当120x+240=144x+144时,解得x=4,即当学生数为4人时,两家旅行社收费一样多.
(3)当y甲>y乙时,
即120x+240>144x+144,
解得x
当y甲
即120x+240
二、加强经营体制改革,培育农村市场主体
1.引导农户适应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市场经济调节范围的扩大,农户参与市场的程度也在提高,但总体上还是不能适应市场的发展。主要是由于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生活,习惯了国家的行政管理,缺乏自主决策的经验和能力。而且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在掌握市场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运用农业科技也受到限制对外招商引主体。农业投入问题是长期困扰农业发展的“瓶颈”。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培育农村市场主体,启动境外资本、工商资本、民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是招商引资的主要任务。
2.组建公司兴主体
主要是发展公司制农业,按照现代公司制度的要求,配置农业生产要素,培植一批加工型、流通型、生产型和复合型的农业企业。
3.鼓励干部转化为主体
根据上级有关政策,鼓励机关干部、科技人员离岗创业,兴办和领办农业经济实体。
三、加强市场环境建设,健全农村市场体系
1.发展成熟的生产要素市场
劳动力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我们应改革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鼓励富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还要加强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提高他们的素质,以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资金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缓慢很大一部分在于资金不足。因此,我们应着力解决农村的资金问题。我们的政府应转变职能,加快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
2.政府应加强对各种政策法规的调控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立法空白区制定相应的促进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的政策法规,按照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要求去贯彻执行,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我国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所承载的权益是不一致的,这种城乡不统一的户籍制度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城乡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使户籍登记能够准确反映公民的居住和职业状况。由于“二元结构”的限制,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亿,流动人口已经从城市体系中占较少比例的群体成为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的经济联系、社会联系日益密切化。同时,由于流动人口成为城市体系的边缘人,他们在城市中遭到的一系列社会排斥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公平和建设和谐社会,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随着城乡迁移和人口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户籍制度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迫切需要推进城乡户籍体制和相应的公共福利体制改革。
3.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
我国医疗、养老、住房、劳动保护等福利保障待遇基本上只施惠于市民。城乡不统一的福利保障和教育制度阻碍了城市对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吸收。因此,要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制度,消除在城乡分割制度下农村劳动力在获得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与营养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与城市劳动力存在的巨大差别。
四、兴办村办企业是实现农村发展的有效方式
农村的发展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经济问题。而如何搞好农村经济?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是兴办村办企业,通过集资或引资等渠道在每个村庄内搞一个或两个这样的集体企业。这样的企业有很多好处,如,吸纳本村的劳动力。本来,在农村地区有许多农民到城市里打工,而现在不用出本村就可解决就业问题。由于企业有一部分赚的是城市的钱,这样资金因素便可以流通到农村来,进而加快实现村办企业的原始积累,加快了资本的流通速率。资本的生命在于流通,农民挣了钱而后又以各种方式用于消费,这实际上是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支配能力。
[作者简介]刘利平,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教师,法律硕士,江苏盐城224051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6―0100―03
一、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内法依据
按照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71节(18)段以及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相关规定,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是指由商务部确定的那些不按成本和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作,商品在该国的销售不能反映其公平价值的国家。通常情况下,商务部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时所考虑的因素包括:第一。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第二,企业与劳工通过自由谈判确定工资率的程度;第三,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进行其他投资被允许的程度;第四,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第五,政府对资源配置以及对企业价格、产量决定权的控制程度;第六,商务部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
尽管从形式上看,美国的上述规定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由于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内销售价格是被扭曲的,不能反映产品的正常价值,因而在反倾销的过程中通常采用一个“替代国”的类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不过,其正常价值有时也采取生产要素价值方法来确定。然而,从实质上看,生产要素价值方法并没有脱离传统替代国制度的窠臼,只不过是改用替代国价格给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生产要素分别定价而已。虽然美国反倾销实践中强调在例外情况下,也就是商务部发现现有材料不足以用来依生产要素方法确定正常价值时,可以用一个或多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比产品。在其他国家包括美国的销售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但是,作为生产要素价值方法例外的市场取向产业测试法(以下称MOI)在实践中往往只是走过场而已。更为主要的是,美国商务部并未将MOI测试编入其反倾销细则。另外,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实践中采用的数量限制协议中止反倾销调查,以及单独税率测试等方面,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要比对市场经济国家要求严格得多。
欧共体于1968年制定的802/68号条例是其第一部反倾销法,其后的2176/84号条例、1761/87号条、2193/92号条例、3283/94号条例、384/96号条例、905/99号条例以及最近的461/2004号条例对反倾销法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按照欧盟的反倾销法的规定,在进行反倾销确定正常价值时,首先必须确定出口国是否为市场经济国家。与美国确立的衡量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不同,欧盟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列举的办法。凡被列举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国,欧委会就会认为其国内价格不能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可靠依据,而会采取其他的办法。
从欧盟1998年第905/99号条例第2条第7款涉及中国的有关反倾销法的补充规定中看,生产商只有在满足了下列条件时,方可被认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经营活动:第一,受调查的企业在决定价格、成本和投入,比如原材料、技术和劳动力成本、产出销售和投资实施按照市场供求情况来作出决定,并且在决定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重要的政府的干预,而且主要的投入成本反映了市场价值;第二,受调查的企业具有清楚的基本会计记录,该记录是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且使用于所有的目的;第三,受调查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特别是与财产折旧、其他的抵消、货物贸易和债务偿还有关的情况,不受此前实施的非市场经济体制的扭曲;第四,有关的企业适用破产和财产法律,这些法律可以保证企业经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第五,汇率是按照市场汇率确定的。
欧美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反倾销立法及其实践几乎成为其他国家的样板,不少国家纷纷效法,在其国内立法中对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作出规定。例如,加拿大《特别进口措施法》界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标准是:(1)该国政府垄断或大体上垄断该国的出口贸易;(2)国内价格大体上由该国政府确定,并且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种价格与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价格有很大的不同。澳大利亚、日本的规定与此相类似,都比较原则。
二、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
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际法依据主要见之于《GATrl947》《WTO反倾销协议》以及《中国入世议定书》等相关文件中。从历史上看,由于认为“GATr是由市场经济创造,并为之服务的”,1947年GATr第6条也因此在非市场经济问题方面留下空白。肯尼迪回合与东京回合谈判结束,GATY及其反倾销协议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非市场经济问题,1979年《关于解释和适用关贸总协定第5条、第16条和第23条的协议》第15条还规定了其产品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GATrl994第6条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际ADA)在非市场经济问题上沿袭了GATr的规定。在中国入世谈判及其结果性文件中,这个问题又有了突破性发展。
从内容上看,ADA第2.2条规定:“如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同类产品的销售,或由于出口国国内市场的特殊市场情况销售量较低,不允许对此类销售进行适当比较,则倾销幅度应通过比较同类产品出口至一适当第三国的可比价格确定,只要该价格具有代表性,或通过比较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金额的管理、销售和一般费用及利润确定。”该条款指出“不存在正常贸易过程销售”和“特定的市场条件”可导致“不允许恰当比较”,此种表述实质上涵盖了“国家贸易国家倾销”,从而将非市场经济问题事实上纳入反倾销协议。
从方法上看,ADA相关条款仍然采取不禁止的事实授权做法,因为GATrl994第6条和1994年反倾销协议并未划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和指明对其调查的具体方法,WTO各成员方方有权自主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并由反倾销当局在实践中采用特定的调查方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允许各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反倾销时采用替代国价格,但附加了明确的限制条件,即第三国必须是适当的,第三国的可比价格必须具有代表性,而且,按各成员在采取WTO反倾销协议第2条第2款行动时必须符合ADA第2.7条的规定,即“不损害GATrl994附件1中对第6条第1款的第2项补充规定”。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入世议定书》对非市场经济问题的突破在于,《议定书》第15条关于“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的规定中明确规定了在中国人世后的15年内,其他成员方可以对中国出口产品采用替代国价格来确定倾销的存在和幅度。按照《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的要求,
在反倾销问题上,中国除了要遵守《GATr1947》第6条、《WTO反倾销协定》外,还必须遵守《议定书》第15条的特殊规定。即该条第(a)、(c)、(d)项涉及反倾销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实质在于中国入世后的15年内WTO其他成员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符合国际法。
三、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法律依据的启示
从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国内法律依据与国际法律依据间的关系看,由于GATr/WTO框架下事实上建立了反倾销中的替代国制度,使得欧美等国的国内反倾销立法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有了国际法依据,由于GATr/WTO都未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出明确界定,这又为欧美等国对待非市场经济问题留足了国内立法的空间。对于中国而言,由于《中国入世议定书》是WTO体系下的国际法律,其中的非市场经济条款就成了其他WTO成员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国际法依据。概括地讲,非市场经济在反倾销中的法律依据的历程和实质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
第一,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二十一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观”被纳入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中,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指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以及各种社会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被实现。除了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以外,可持续发展的几大核心目标是环境保护、消除贫困、驱除疾病、抵御自然灾害等,力争实现人类美好的生活愿望。我国社会团体的发展,事实上关涉到全国人民甚至是全人类的福祉,社会团体的自愿性、自治性、利益性理所当然也追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团体在构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与共进促方面、在抗震救灾方面、在为非洲难民进行扶贫和各类捐赠等方面都承担非常重要的功能和发挥了重大作用,社会团体的发展事实上一方面是整个人类的伟大事业,另一方面也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第二,为构建内生主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贡献力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有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外生型模式,即最主要的贡献并非自身内生增长——资本内部积累和技术内生发展的结果,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依靠引进外资等外生增长的结果。事实上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更多是由于西方跨国公司将资本和技术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所推进的,这是一种被动发展模式。当然,我国原先的经济基础较差、人民的发展意识较为薄弱、市场发展的制度环境,被动性外生型发展模式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的今天,中国急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逐渐由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内生主动型模式经济发展是指由其公民积极的发展意识以及社会生活的自然演变推动的,概言之是社会自发形成的,是一种内源性的发展模式。这种内源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的是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实现创新,而创新的艰巨性和风险性单靠个体力量很难实现,而政府有其自身的利益追求和运行的规律,也难在创新方面投入足够的人财物资源。而社会团体可发挥团体的力量和智慧,相对于个体来抗风险能力更强,能够引进、研发、运用先进技术,培养群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因此,社会团体的发展在推动中国经济模式由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未来其作用将更加突出。
第三,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我国的公益事业根据无法完全依靠政府调控机制,政府拨付的资金额与公益事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额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社会团体能够为公益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筹资平台。具体来说可引进多元投资主体、拓宽多筹集资金来源渠道。《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表明,全国各类社会组织2012年接收捐款470.8亿元。填补了公益事业发展发展资金需求的部分缺口,为公益型社会团体的资金来源和经费提供强有力支持。
二、推动经济组织多元化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是多元化经济,健康活跃的市场呼唤着多元化的经济组织的参与与发展。随着社会团体的持续发展以及相关政策法律的逐步完善,社会团体的公益性与经济组织以产生利润为目的的营利性结合到一起,产生了新兴经济组织——慈善商店。慈善商店的概念于19世纪最早在英国出现,美国1902年建立了慈善超市。2001年在上海诞生了我国第一家慈善商超市,2004年民政部《关于在大中型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向全国推广慈善超市,我国的“慈善超市”名称多而不统一,如有阳光超市、爱心超市、扶贫超市等不同的叫法,是面向低保户和低收入家庭低价销售或免费发放社会捐赠物品的救助点。慈善超市在我国属于新生事务,在经济近十年来的蓬勃发展之后,慈善商店这一慈善运作模式已经随着公益理念传遍大漠南北,在各个省市开花结果,但总的运营效果并不理想,到2012年全国虽已有8000余家慈善超市,绝大部分运营并不算成功,运营得比较成功的在上海和广州。慈善商店的出现,一方面为社会资源的循环再利用以及公益理念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另一方面它以一种崭新的经济组织形式为人们呈现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新力量。
三、提供就业岗位及培训,扩大就业渠道
社会团体在扩大就业方面的作用越发受到重视,联合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强调社会团体对经济的贡献,并建议各国将社会团体的就业、经济规模纳入本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国,社会团体都吸纳一定比例的就业人口,例如在美国为9.8%、德国为5.9%、日本为4.2%,发达国家平均为7.4%。上述数据说明,社会团体的发展和完善有助于拓宽增加就业渠道,吸纳就业人员,缓解社会矛盾。随着中国社会团体的快速发展,社会团体在扩大劳动力就业渠道、吸纳就业人员方面的作用越发凸显。具体来说,主要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方式主要是指社会团体的管理与运行需要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这就直接吸纳劳动力就业,间接方式则是指社会团体通过提供各种培训、讲座、平台等,提供各类招聘信息及提高待就业人员技能和素质等方式对解决就业问题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在直接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由于中国社会团体中很大部分尚未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注册,有学者指出,在中国范围内开展或互益活动的社会团体大概有300万家,其中真正按现行法规登记注册的只有十分之一。因此,社会团体的对于社会的就业贡献难以准确统计,而且往往被低估。
1.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重要性的分析
1.1完善市场经济
市场调控出现错误判断是对市场发展非常不利的,这可能导致市场产品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市场中的产品与社会需求供不对求,生活需求就得不到相应满足,这可能导致市场经济再分配过程中出现问题,甚至发生个别行业发生垄断情况。一旦出现此类问题,市场将无法正常运行,市场经济发生混乱,正常分配将无法正常进行,这使得经济问题协调和解决困难大大增加。如果政府不能合理解决问题,过度追求企业的生产力,很可能给企业在管理思想方面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比如,企业在管理思想上可能出现混乱,造成思想膨胀。此类情况需要政府加强管理,正确引导,把企业思想引向正轨,对企业生产情况进行正确的宏观调控。
就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在不断向前探索中,这也一定程度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问题,并且受外界影响较大。这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企业,都是一个很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完善是势在必行的,这对整个市场和企业的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
1.2施行宏观调控
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建设阶段,对市场健康运行和政府体制完善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就对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带来一定局限,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存在一定阻碍和问题,市场调节过程中,对进行经济调控的一些调节手段还不够健全,这非常不利于市场秩序的恢复,这是在经济把控中宏观调控难以进行的根本原因,并且對经济把控的作用也不太明显。经过系统分析我国的经济体制,就现阶段而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比较明显,政府应加强科学宏观调控,运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来缩小和打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切实加强公有制经济体制,运用公有制的经济体制改善市场的自我调控功能,并且政府应切实完善宏观调控制度,这可以极大的促进国家和企业稳步和健康的发展。
2.加强企业市场经济发展中宏观经济管理重要性的建议
2.1从市场背景发展分析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和社会化的生产不可分割,在市场经济的调节和社会分工过程中,国民经济已经逐渐向共同竞争和相互依存的良性竞争中发展,能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这对我国目前乃至以后的经济建设发展而言都有着极大的积极影响。商品经济的兴盛发展使成员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其能充分探索和讨论去设立一些解决措施。严格去贯彻实施按劳分配制能使市场竞争更具有序性和积极性。要使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长远的发展,只控制和约束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两方面是远远不够的。许多企业奉行利益至上,在管理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这是造成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很大原因,还可能使得企业违规操作,导致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较差,合格率较低,不仅达不到国家质检标准,还会造成资源浪费。这就要求政府进行科学的宏观经济管理有效的调控国民经济的命脉,去使得国民经济更加协调的发展。其中要着重考虑的是对资本的管理不能只关注个别行业,要强化有单个企业之间共同建立的联系,在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时,要立足整体,统筹全局,防止调控时出现进行混乱的状况。
2.2加强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分析
经济体制建设对市场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不断变化发展,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也随之改变,许多经济再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例如,国有企业为使经营活动和市场进行有效对接,使其管理方式能与现代市场管理方式更加贴近采用职权分离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调控国计民生的相关经济行业和经济体制,这为我国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需要重点考虑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特殊性,市场经济在进行资源配置时需挑选相对适合的方案,做出正确有效的决定去管理市场经济的供应和分配。市场经济能在市场竞争在良性状态不断发展中得到很好的发展,并在管理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但如果政府对市场竞争情况没有切实的管控,这将很大程度的把市场竞争推向恶性循环发展。到那时再去做补救措施,就有一定的滞后性,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一定要对市场经济存在的缺陷有及时明确的认知,并及时讨论出干预措施,以此促进市场的平稳发展。
2.3对市场缺陷的完善分析
许多建筑企业在进行内部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工作当中,缺乏先进的成本管理理念,使得管理意识落后而导致成本观念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首先,企业缺乏对风险的防御意识和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往往是在问题出现时才进行解决与处理,而不是具有前瞻性质的预防。滞后性使得企业不能够很好地控制问题的发生,陷入了成本管理的被动局面。此外,在进行经济成本的管理过程当中,企业管理者缺乏动态性变化性的管理意识,只是对建筑施工的具体阶段进行成本控制与管理,而对于全程性的成本管理却缺乏应当具有的意识,没有在建筑项目的整个过程当中进行成本管理理念的贯彻。同时,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工作中,往往只是局限于目前的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缺乏对工程进度以及全局动态性变化因素的考虑,进而使得成本管理控制与工程发展状态不相适应。此外,建筑企业往往还会由于缺乏全面客观的经济成本管理意识而导致问题的出现,有些建筑企业对表面上的成本管理工作具有足够的意识,例如人员以及材料成本管理,而隐性存在的建筑成本问题却得不到有效的关注,例如设计的变更所导致的成本增加问题等。忽略建筑工程的全面管理却仅仅注重眼前的经济效益会导致企业由于缺乏全面规划而导致成本管理存在问题,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的落后性将限制其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1.2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不完善
首先,部分企业存在着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组织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问题。其并不进行专门成本管理部门的建立和建设,往往由财务部门进行兼职。而有些建筑施工企业进行成本管理控制的工作部门过多,导致分工不明以及职责划分不明确的问题出现,职能交叉与工作重叠都会使得其工作人员在进行成本管理时互相推诿,不能够进行责任的有效追究和落实。其次,部分建筑施工部门缺乏完善的奖惩制度,缺乏对奖励和处罚制度的重视和落实,不能够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以及激励,使其在工作时缺乏热情和动力,无法增强其责任心,进而导致成本管理工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此外,还存在着经济成本核算监督机制并不健全和完善的问题,许多建筑企业的成本核算工作存在着例如核算方法错误、核算结果缺乏审查的问题。企业还缺乏对于成本管理的监督执行者,现有的监督机制缺乏主动性和有效性,不能够有超前性的对问题进行监督和管理,影响了建筑企业的建筑经济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开展。
1.3工作人员素质建设有待加强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涉及的工作人员不仅仅包括建筑管理人员,还包括具体的施工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对于企业的项目建设和成本管理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需要企业进行关注和对其的素质建设培养。首先,素质不足的建筑工程管理人员会导致对建筑的管理不到位。在建筑管理工作人员中,企业往往会缺乏既掌握建筑管理知识、又熟知成本管理内容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专业的建筑管理人员不仅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管理,还有可能对建筑效果产生负面影响,不能与市场经济下的建筑行业发展现状相适应。同时,企业还存在着具体施工人员素质有待加强的现状和问题,在对建筑工程进行经济成本的控制与管理时,企业往往将这一项重要工作交由财务人员进行,没有将其与具体的施工人员利益进行有效的联系,使施工人员缺乏足够的责任意识。此外,施工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出现偷工减料等重大问题,使企业的成本管理遭受巨大的挑战,影响企业的良好发展。
2加强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有效策略
2.1及时更新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理念
首先需要企业管理者树立起具有前瞻性的成本管理理念,意识到建筑企业加强经济成本管理控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尽早地进行问题的预防,并且对于成本的预算进行严格的监督与控制。同时,还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的管理,使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有完善的体制和制度作为依据。同时,还要树立起动态化全程化的经济成本管理理念,关注建筑工程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从项目的投资与决策、设计一直到工程竣工以及复核审查,使经济成本管理工作能够渗透到每一个建筑施工的细节当中。建立动态化的成本管理意识需要企业监督部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审查,进而有利于问题的及时发现和解决。此外,企业不仅要关注存在于表面的建筑经济成本管理项目,对于隐性的经济问题内容也要进行严格的监督,综合进行长远经济利益发展的策略制定,在树立统筹兼顾的管理意识同时,加强各个部门的工作配合,使成本管理能够科学有效,责任清楚明确。
2.2完善健全建筑经济成本管理体系与制度
企业首先要确保经济成本管理部门能够得到有效的组织保障,设置和建设专门进行建筑经济成本管理的职能部门,合理地进行责任的明确与具体工作的分工,避免出现工作重叠的现象,使各个工作部门都能够进行有效的配合与协调,完善成本的管理与控制工作。其次,建筑企业务必要加强对成本管理的奖惩制度建设,激发和鼓励工作人员进行成本管理工作的热情与积极性,增强责任意识与工作水平。此外还要进行成本核算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采取准确的成本核算方法,避免误差和问题的出现,强化经济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2.3强化工作人员素质与队伍建设
企业务必要进行专业性人才的引进,采取招聘以及高校引进等方式不断的吸纳专业性建筑管理人才,提高企业的建筑经济管理水平,降低问题出现的可能性,确保企业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和保障。同时,还要加强对企业建筑经济成本管理技能的培训,综合多种专业培训方式提高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与工作技能,确保培训能够为企业的人才建设提供动力。建筑企业还应当以进行成本管理为主要任务进行人才的择优选拔,提高有能力者的待遇,促进其工作技能的发挥,推动建筑企业的建设和经济成本的管理。
二、建立完善机制,促进体育适应市场经济活动
为促进体育适应市场经济活动的机制,要在发展体育事业的过程中增强全面意识,为体育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主要包括市场意识的提高、经济意识的建立、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的加入,全面增强体育长远发展意识,有效促进体育事业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市场经济活动下,体育组织要建立自身发展机制,包括对经济机制、人才机制和信息机制的建立,从体育事业发展内部进行完善。
(一)增强全面意识
体育事业的发展要具备全面的意识,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结合市场经济的理念,加快体育活动参与,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谋得一席之地提供基本保障。体育组织要全面提高自身意识主要包括市场意识的提高、经济意识的建立、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的加入。
1.增强市场意识。增强市场意识是体育事业在市场经济机制背景下发展的首要原则。体育作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构成部分,与市场发展有着重要联系,增强市场意识即在体育组织中融入市场机制,使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市场的发展形成相似对比。在市场意识的指引下,体育发展具有优胜劣汰的标准,例如在羽毛球项目的发展中,以科学训练为前提,对人才进行严格选择,最后实现优质羽毛球人才的培养,如林丹、张宁、鲍春来、李雪芮、谌龙等,促进了体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增强经济意识。体育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在推进经济前进中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因此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增强经济意识,需要对体育带来的经济效益引起高度重视。例如,在《2013—2018年中国体育产业前景预测及投资咨询报告》中显示,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推进了体育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根据2013年的数据统计情况来看,目前全国各地的体育场馆和体育相关产业出现了供需不平衡现象。如此说明,为促进体育在市场中谋得更好的发展前景,需不断增强经济意识。
3.增强创新意识。创新意识是体育在适应市场经济机制中的能动性意识。创新意识在各行业领域的发展中都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只有不断增强创新意识,才能跟上市场经济的变幻莫测,在体育事业发展中拔得头筹。在创新意识的指导下,促进我国体育运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我国女子10米气步枪运动员易思玲以优异的成绩拿下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女子200米蝶泳等多个项目也拿到让人满意的成绩。可见,在发展迅速的经济社会中,增强创新意识至关重要。
4.增强竞争意识。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市场经济活动一样,以优胜劣汰为生存原则,因此要不断增强体育组织的竞争意识,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例如,我国的足球运动,要在全球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提高自身的竞争意识和长远意识,在战略战术上加强研究,将攻防有效结合,有效提高足球运动的整体实力。
(二)建立发展机制
市场经济活动下,体育组织要建立自身发展机制,包括对经济机制、人才机制和信息机制的建立,从体育事业发展内部进行完善。经济机制是体育事业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建立的首要动力机制。换言之,为良好的发展体育事业,必须要有充足的经济支持。通过经济条件的保障,才能满足体育运动中所需要的硬件设备或软实力的提供,通过体育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体育组织的进步打好良好的经济保障;人才机制是关键机制,“一切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在任何行业的发展中,人才培养都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体育事业发展中也要增强人才竞争意识,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资源,培养更多优秀的体育专业人才,如姚明、刘翔、林丹等运动员,代表我国体育组织走出国门,提高了国际竞争力;信息机制的建立,主要是根据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的合理机制。现代社会是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市场经济活动中处处体现着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为适应这种发展形势,体育也要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信息机制,即通过全面的信息搜集,建立专门网络,为体育组织提供国内国际的体育信息和发展形势,为体育发展方向指明道路,促进体育事业长远意识的建立。
三、建立体育市场体系
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与市场经济活动有效结合,可以通过建立体育市场体系的方式,促进现代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1.加强体育市场组织管理,促进体育市场秩序和谐。目前我国的体育市场中存在较多的中介组织形式,主要进行体育市场的管理和生产消费活动,是进行体育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为有效规范体育市场秩序,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具有协调、约束体育市场主体行为功能的自律性组织;其次,要加快建立为促进体育市场发育,降低体育市场交易成本的中介组织或机构;最后,要鼓励成立可直接为体育产业部门服务的、具有桥梁作用的中介组织或机构。另外,要鼓励成立可以保证体育市场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的公证组织或机构,成立可为监督体育产业行为,维护正常体育市场秩序的检查认证机构。
2.加强体育市场管理人才的培养。为提高体育市场管理效率,使其能更好的适应的市场经济活动,就要从优质人才培养上入手。首先,以高校为依托,设置体育经营管理专业,发挥体育学科与社会经济管理学科相结合的优势,培养体育经营管理人才;其次,采用中短期培训的方式,培养体育经营管理人才,同时通过开办培训班对现有的体育经营人才进行强化培训。
3.加强体育消费,促进体育市场与经济体制的有效结合。在建立体育市场体系中,要加强大众体育传播,促进大众体育消费。可以通过加强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重视开展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项目,建立不同类型的体育组织,提高民众的参与程度。
4.促进体育产业的资源整合,进一步完善体育市场体系。从体育产业自身的优化开始,根据市场经济活动特征对产业进行整合,通过激烈的行业竞争,制定科学的行业规划,促进体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发展体育事业时,要使体育与其他产业有机融合,促进资源整合,形成互补,通过联合的方式促进体育市场繁荣。
5.制定相关政策规定,从宏观管理方面促进体育市场的规范。在市场经济活动下,要对体育市场进行宏观管理,即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发展政策,对体育市场中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控制和规范,切实维护消费者的自身权益。政府相关部门要根据市场经济活动的变化情况,及时对体育市场进行调控,保证体育市场在良好的监督管理下协调发展。
在这“投机随正常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涨而产生”同时,投机反过来对正常需求产生干扰作用,使市场变得畸形化,不再正常运转,使得人们看不清正常需求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少。为了观察到市场需求中哪一些是正常的,哪一些是投机的,聪明的人们也发明了一些观察手段,比如在当今问题最多的房地产市场中,人们就以楼房的租金价格与出售价格的比较,或者以楼房价格与人均年收入的比较,来说明问题。人们购买楼房并不一定拿来居住使用,许多人拿来投机炒作,谋求待价而沽,但人们租房更多的是居住使用(当然也不排除通过专门的租房转手而谋利的情况。但如果存在第二者、第三者租房转手,那房屋原有者为何不直接与最终租用人联系业务而获得更大利益?因此租房转手实际上并不成为普遍现象)。如果(租金/房价)这个比值很低,说明房价之高大大超过了人们对楼房的实际使用所承受的价格,此时人们更愿意租房使用,从而也会把房租普遍拉高。而房价之所以高过市场对楼房的实际需求使用所具有的价格程度,就是因为存在对楼房商品的投机因素,这个因素在拉高房价。相反,如果这个比值很高,就说明人们现在的房价与租金相比很低,此时人们便愿意买房居住使用而不愿租房,同时也说明,此时市场对楼房商品的投机现象最少。
投机需求与正常需求有一个区别:正常需求会遵守供求关系,在价格上涨时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上升;但投机正好相反,在价格上涨时投机需求量会增大,价格下降时投机需求量反而减少,如果价格下降到最低,则投机现象消除,但此时却正好是正常需求最大的时候。
仔细考虑,投机需求也不违反供求关系,只不过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实际价格的多少,而是“预期价格”的变化程度。所谓预期价格是指人们对商品价格变化趋势的预估,它与实际价格往往存在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比如当某商品价格正在上涨时,人们对它当前价格的预估往往是最小的,即从当前起,价格仍不断上涨,当前价格与以后价格相比仍是最低的。因此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商品价格实际上涨越快,人们对它的预估反而越低,从而使人们更多地将资金拥向这种商品,形成商品价格中“追涨”现象。相反,如果商品价格趋向下降,则人们会预估商品当前的价格是最高的,从而在商品价格下跌过程中出现“杀跌”现象。所以,供求关系中反常的价格“追涨杀跌”现象,也是供求关系的一种曲折体现。这种情况在投机性需求中体现得成为显著。
这样,通过这种“越贵越买,越买越贵”的投机炒作,投机现象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资源与财富都卷进来了;此时,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的过程中产生大转换,产生重新的社会分配。那些商品价格上涨很快的行业,越来越多将社会资源圈卷进来,所占去的社会资源甚至会使其它行业出现紧缩局面。比如现在的房地产行业价格上涨过快而将过多的社会资源、过多的社会购买力圈卷进来,自然会使其它行业因购买力不足而出现紧缩局面。在这种社会重新分配的格局中,在价格上涨期能够截取一小段上涨价格的人,就可以额外获得一笔财富,相反,在价格下跌期遭受一段下跌价格的人,则会损失一笔财富。所领受和遭受的价格幅度越大,所得到或者损失去的财富也就越大。
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过程中的这种重新分配,是维持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零和游戏”?还是使社会财富总量有所损失?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种价格涨跌的情况下,财富量不能再以当前这种价值变动幅度较大的货币来衡量,而要以实物财富或者以币值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对这些财富的衡量来判断。
另外,正常需求的物品一旦因投机炒作而价格爆涨,则这种物品就会脱离正常需求所应具有的属性,变成了投机获利的纯粹形态,成为人们专门进行投机获利的纯粹手段与工具。比如当我们每天所必需消费的粮食的价格只有1元/斤时,我们会心安理得地每餐消费着一定量的粮食,但当粮食价格一下子上涨到30元/斤时,我们不敢消费那怕数量很少的粮食,而是小心翼翼将每一粒保护好,以图在市场上换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投机物品已经不再适合于人们的消费,而成为人们炒作谋利的工具。象今天某些城市里住房价格上涨那么剧烈,从5000元/平方上涨到17000元/平方,则住房已经脱离了它的原有居住功能,没人敢拿如此昂贵的住房来居住(如果居住过就变成了“二手房”,转让价格会低很多),而是拿它去作无数次的转手交换。于是,对住房商品就已经没有正常需求、正常消费可言了。
二投机是产生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投机旺盛,带动相关投资的旺盛(如房地产业的投机过度带动了水泥、钢材、铝材等行业的投资扩张,这些行业必将因房地产投机泡沫的破裂而遭受严重打击),则使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繁荣景象又反过来使投机行为加剧,最终因汲干社会相关资源而必然使社会经济趋向衰落,通货紧缩,市场价格普遍下跌。就象当今中国股市,过分的投机汲干了社会上可以用于股市的资源,从而使股市陷于难以拯救的衰落之中。这就迫使政府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去控制市场的这种繁荣与衰落交替的局面。这样,原先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必要的政府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市场经济机制中去;本来并不需要政府行为的市场经济机制,现在则显得必须依靠政府行为才能正常运转了。但政府行为到底是使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平稳,还是使市场经济更容易陷于波动之中?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难题。其中最关键的,显然是与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的介入、干预的方式是否合乎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问题。
既然投机是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那么政府就应牢牢抓住这一点,从这一点入手来控制与驾驭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也是对“市场经济运行容易产生投机现象”这种固有性质入手,而合乎规律地对市场经济进行控制的体现。具体地说,政府应特别注意市场经济中的投机现象,不应对之放任自流,否则,市场经济必定产生兴衰波动。只要管好这个问题,市场经济就可以长期平稳地运行与发展下去。可能有人说,管住投机只是管住“兴”的方面,“衰”的方面又如何治呢?实际上,衰是由兴带来的,投机造成过度、畸形的“兴”,最终因耗尽相关社会资源而必然转化为“衰”;因此“衰”并不能脱离“兴”而存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每一次萧条,无不如此产生。凯因斯主义的问题正在于此,它只是单纯从“衰”的方面考虑治理问题(强调刺激需求的“需求管理”),而不太明白衰归根到底是由“兴”带来的。因此凯因斯主义在治理了“衰”后又必然带来畸形的“兴”,从而陷于频繁的“兴衰循环”甚至“兴衰重叠”(即滞胀)。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点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阿克洛夫、麦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因为对“信息不对称市场分析”的贡献,共同获得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阿克洛夫将“柠檬市场”(the "lemons "market )的概念引入信息经济学研究,(“柠檬”一词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主要用来描述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拥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阿克洛夫以旧车市场为例进行了分析。
我国目前处于经济市场化的的初级阶段,随着市场竞争的深入,伴随着竞争的无序,以及有效监管手段的缺乏,在一般性的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均存在大量的“柠檬市场”的例子,现分类予以分析。
一、证券市场的“柠檬市场”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是典型的“柠檬市场”,在股市的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均是如此。
1.证券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
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均存在“柠檬市场”的问题。
在证券发行市场,由于上市公司及券商比中小股民更了解股票的真正质地,在监管不力、信息披露不够公开的前提下,大量业绩不佳的公司就会包装上市,并挤占了优质公司上市的空间,从而导致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下降。股市由大量劣质上市公司占据。
在证券流通市场(交易市场),则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政府政策管制的信息不对称和上市公司质量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政策缺乏连续性,上市公司的质量不可琢磨,这种事前的不对称信息导致市场参与者的逆向选择,而逆向选择博弈的结果就是市场失灵,投资者“用脚投票”,退出市场,这也是导致近期股市形成持续2007—2008年近一年时间下跌的主因。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持续下去,市场面临彻底萎缩甚至完全消失的风险。目前政府管理层强调的重塑投资者信心,实质就是实现证券市场信息对称,才能创造价值。因为证券市场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息市场,信息创造价值,信息不对称是难以创造价值的。
2.解决“柠檬市场”问题的最优化设计
为解决证券市场“柠檬市场”的问题,应实现证券市场的最优化改进,即实现帕累托最优,保证我国证券市场的参与各方实现多赢。即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包括其大股东)以其认为合理的、且市场认为合理的价格获得资金,并为此提供市场认为合理的回报;大小投资者承担其认为合理的风险,并取得相应的收益回报;中介机构取得其减少市场“摩擦”,提高市场效率而应获得收益;监管机构和政府取得维持市场秩序的收益。
(1)发行市场的最优化设计
发行市场最优化设计的核心是发行市场应构筑一个有效的市场基础——有一定真实价值的上市公司。这是实现市场稳定均衡的基础。其核心是改善监管思路,完善发行审批制度,加强监管力度,以建立真正的上市公司,构筑有效的市场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简言之,就是为国有企业寻找不花成本的融资渠道,减少银行的压力。国有企业由于治理结构的缺陷、所有者缺位、权利寻租等积弊,国有企业经营者也没有动力和压力经营好企业,客观上形成股市成为国有企业圈钱的工具。这样,股市无法形成良性的资金循环的通路,大量资金流入上市公司,然后被“蒸发”掉,无法形成产出投资回报于股民。这种情况下,证券市场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柠檬市场”——在经历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市场上充斥的都是劣质公司,上市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严重贬值,真正的好公司被挡在了市场之外。这样的股市基础无疑是相当危险的,也是我国股市是投机性市场的根本原因,因为投资者无法通过长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只有通过低买高卖获得价差收益。
①监管层从根本上转变思路,真正作到企业上市与否应由公司的质素决定,与企业的性质无关;
②其次,应完善对中介结构的监察力度,会计所、律师、券商应加强资格审查和业务检查,对于虚假上市者不仅上市公司要严处,中介机构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③最后要加强对已上市公司的定期检查,督促上市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稳健经营和合法经营,为投资者创造最大的股东回报。
(2)流通市场的最优化设计
流通市场最优化设计的核心是:流通市场应通过交易实现市场帕累托最优。在上市公司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基础上,市场参与各方,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通过交易实现市场帕累托最优,达到“多赢”,即市场的稳定均衡。
①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目前国内股市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等问题是股市发展最大阻碍,并严重影响投资积极性及导致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对流通市场的侵害。
②监管层建立流通市场上上市公司的正常信息披露秩序和法律约束,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者决策的有效性。比如管理层应明确上市公司对重大收购重组行为的信息披露规则,以及其他对股价波动有重大影响的公司信息,以保持投资者及时获得充分信息。
③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目前我国的证券流通市场已从机构和散户博弈的阶段逐步过渡到机构投资者博弈的阶段,2006年以来这一趋势非常明显,这标志着我国股市已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因为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市场形成均衡价格后,个股和大盘股指的市场波动幅度较小;而且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投资理念一般是价值主导型,更侧重于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挖掘,而不仅仅是以前看重炒作题材的所谓“资金推动型”理念,价值投资的理念无疑有利于形成市场多赢的局面,客观上也有利于上市公司良性经营,因为上市公司再融资时,良好投资回报的上市公司才能获得机构投资者的认购。
④管理层应降低有关税费。比如针对流通市场的印花税无疑是偏高的,而且投资者买卖实行的是双向征税,国外通行的是对投资者获利征收资本利得税,即赚钱收税,亏钱不收税,我国是盈亏“通杀”,这明显也是不合理的(而且我国股市的情况是投资者赢少亏多,据统计2008年,至少90%的投资者亏钱),压抑了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应逐步改变,首先降低佣金(目前已实行),其次逐步过度到征收单向的资本利得税。管理层应通过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把蛋糕做大”的方法获得监管收益,而不是“河泽而渔”。
二、银行系统的“柠檬市场”问题
金融市场中,除证券市场存在“柠檬市场”的问题外,银行系统也存在“柠檬市场”的问题。简单予以阐述。
银行系统的核心是银行、企业、储户。企业从银行贷款发展项目,项目有好有坏,好项目占总项目比例总体上应处于多数才能确保银行稳健经营。如果市场总体上坏项目太多,而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则银行并不知道项目的好与坏,银行系统风险很大。
银行体系形成“柠檬市场”是相当危险的,比如1998年的金融危机。韩国、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当时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发展技术成熟的产业,换句话说,项目大多是好项目,好银行还会留在银行体系(同业拆借市场)中,拆借市场还能工作。但到了19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其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坏项目大量增加。这时好银行会发现,离开银行系统,和其留在市场中的利率损失比起来可能就微不足道;这时,好的银行就会离开这个市场。这个市场只剩下最糟糕的银行。因此一个银行出问题,就可能通过这个市场波及其他银行,金融风险便会通过“柠檬市场”相互传染,进而爆发金融危机。
在我国,由于银行系统的贷款对象主要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点项目,而一旦银行决定继续放贷后,以后即使发现项目是坏的,银行也将不得不继续贷款,政府行为也导致项目容易继续得到支持,而且也没有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如实报告,坏项目也将会一直继续下去。由于市场中坏项目的普遍存在,银行的好与坏也没有信号表现出来,逐渐银行体系就成为“柠檬市场”,即充斥坏的银行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金融封闭,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的银行体系基本就是“柠檬市场”,按国外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和衡量指标,已没有“好银行”存在了。只是由于硬性的行政监控和金融壁垒,没有形成金融危机。但已相当危险。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剥离不良资产(动辄打包几十、几百亿资产拍卖),注资(发国债)、还有企业上市。当然一些新兴的股份制银行的质素相对好些,如招行、民生银行等。
三、过度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市场
过度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市场容易形成“柠檬市场”。这里要分两种情况讨论。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经工作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而具有十分关键的战略地位。如果财经工作无法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限制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上来看,我国的经济环境需要财经工作的支撑。经济环境水平的提升需要经济管理理念的支持,只有借助良好的财经工作,才可以保障经济管理的顺利进行。企业管理也需要财经工作的约束,通过制度化的管理使企业在合法的前提下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当下财经环境急需提升财经工作的水平,以保障经济环境的平稳运行。一方面,提升我国财经工作的水平,可以为经济政策的推行提供支持。财经工作的开展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借助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性可以有效地提升财经工作的执行力,而财经工作的推行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实行。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建立也需要财经工作的支持。只有处在健康的法制环境下,经济发展才能顺利进行,财经工作才能得以发展。
2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问题
2.1缺乏整体规划
当下我国经济环境比较复杂,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为财经工作的发展提供机遇;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缺少整体性的规划,导致财经工作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挑战。财经工作的规划应当与实际的经济环境相适应,但是不同经济领域、层面的环境比较复杂,难以协调。而财经部门职责的发挥,也离不开财经整体规划。但是在制定财经规划的时候,往往不能真正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造成一些内容存在重复,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2.2存在制度漏洞
财经工作的进行离不开制度的约束,特别是有关财政转移的制度等,与当下财经工作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现有的财经制度不能与经济环境相适应。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侵占了大量的资金,却不会受到财经制度的约束,这一点对我国当下财经工作的发展尤为不利。
2.3忽略了公共服务
随着财经工作的不断发展,政府也逐渐加大了对财经工作的关注。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财经管理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也别是忽视了对公共事业的服务效果。对于一些公共建设、运转需要的资金,投入较少,到位效率较低,管理也十分薄弱,导致这部分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且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发展。作为经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财经工作应当关注公共服务管理机制,保障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对资金的流动进行监管,以确保资金到位后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发挥财经工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有的作用。
2.4缺少区域互惠
财经工作的发展也会收到地域的影响,不同区域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过分关注本区域的经济环境与财经问题。但是经济的发展与财经工作的实施,不仅仅在区域内就能够实现,更重要的是需要将区域联合起来,实现互惠互利。只有摒弃了地方保护主义,重视联合与合作,保障双方或是多方的经济利益,才能将区域经济逐渐扩展,从而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但是当下的各个区域往往只关注本身的利益,在区域内部奉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能与其他区域之间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关系,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约。
3应对财经问题的有效对策
3.1完善财经工作规划
只有保障财经工作的平稳进行,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应当对当下经济发展现状与发展形势进行仔细地分析,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财经工作规划,并结合规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不断完善。同时,还需要保障财经工作规划的客观性与标准性,以确保与财经有关的各个部门能够严格按照规划的指导完成工作。这样一来就有效地避免各个部门无法明确自身任务的问题,也有助于不同经济领域顺利完成财经工作。
3.2加大财政支付转移力度
在财经领域内负责对效果进行调查的有关部门应当在充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形式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地区间财力、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好地体现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平性,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结构逐步调整到合适的比例;不断完善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测算方法,确保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公平性,建议集中力量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大幅度压缩和减少项目数量;有关部门要增强全局和服务观念,克服部门本位观念,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做好专项转移支付工作。逐渐提升对财政支付转移的关注,通过积极推行与财政支付转移有关的政策与条例,使支付转移速度得到有效地提升,充分发挥财政部门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朝着活跃的方向发展。另外,在对支付转移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各个部门应当充分了解相关领域的经济知识,确保财经工作的质量。此外,还应当重视法律法规对财政工作的支持,以法律的形式对财政支付转移进行硬性的要求,以提升其执行效率和力度,在减少冗余支付名目的同时,保障资金的合理使用,从而有效地规范经济市场。
3.3保障均衡发展
财经工作水平的提升,会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会有所提升。而只有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获得了提升,才能反过来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良性发展,并不断完善以适应变化的经济形势。一方面应当加大对公共服务事业的投资,确保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应当重点抓资金到位的速度,确保专款专用,避免资金的滞留,使其尽快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作用。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的同时,社会各个方面都会为经济环境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在关注财经工作的同时,重视公共服务十分关键。
3.4推动经济区域互惠
针对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违规进行的地方保护政策,严重阻碍的经济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地方保护主义似乎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区域性的合作从利用资源互补、人文差异互补、地理优势互补等合作共赢方面考虑,区域化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人文方面的进步等远远超出本地区独立发展的所带来的增加值。因此,财经工作应当重视地方保护主义,在制定工作计划时有针对性提出一些对策,以避免地方保护注意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同时,应当制定相应的财经计划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指导,特别是在地方的营销观念、方式、模式等方面,要使区域认识到地方保护注意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同时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互利互惠,在与其他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使经济更加活跃,为区域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