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认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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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概述及现状

（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概述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日益增加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与心理方面同成年人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未成年人犯罪也因此呈现出自身特点，因此，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因触犯刑法而被纳入到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1]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我国刑法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据此，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做出初步的定义，即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相关司法制度。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且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深，加之由于其在智力、身心等方面的发育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往往也缺乏清晰的认识。[2]因此，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应当有别于成年人。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现状

1.2.1规范层面的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出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和一些国际规则，立法呈现出分散性、片面性、缺乏针对性等特点。由于立法上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的规定不够系统与全面，导致各地司法机关往往缺乏统一的指导规则而出现司法实践不一致的情况。

值得高兴的是，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还将诸如社会调查、附条件不、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2.2实践层面的现状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对涉案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时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为了体现该原则，我国各地司法机关业已作出了各种积极的探索。例如，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早在1984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广西钦州公安局钦南分局在2013年成立了全国首家具有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警务科。[3]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惩罚上，司法机关逐渐采取“轻缓化”处理。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不捕率从2007年的12.55%提高到了2011 年的17.7%，不率从3.45%提高到了4.44%。[4]

然而，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颇多问题。第一，我国缺乏独立、统一的未成年人审判机构，地方针对未成年人的审判组织形式较为混乱；第二，针对未成年人的庭审教育往往流于形式，且手段单一，导致没有达到应有的教育效果；第三，司法机构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不注意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的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某些公众人物的未成年子女的刑事审判被过度曝光；第四，社会对未成人犯罪的帮教工作尚未建立，与司法实践没有实现有效链接。

二、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发展和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上的修改，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地位及处理原则

新刑诉法增加了“特别程序”一编，并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第一章，作出专章规定，从而确立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诉讼当事人地位，为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诉讼权利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立法依据。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一贯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为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最终目的往往不是惩罚，而是挽救未成年人的身心，帮助他们尽快重返并适应社会。因此，当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给予他怎样的对待，能否使他感受到关怀、理解和尊重，能否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消除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防止出现破罐破摔心理，对未成年人今后的人生影响重大。[5]新刑诉法将我国司法实践一贯坚持的方针和原则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有利于今后更好地贯彻和执行这一方针和原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明了方向。

（二）全面调查原则

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了全面调查原则，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犯罪原因等情况，司法机关应当进行全面调查。这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家庭生活环境、性格特点以及作案以前的一贯表现、作案原因等进行全面的了解，[6]从而根据调查所得到的信息进行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挽救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实现保护未成年人、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分案处理原则

分案处理原则，是指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在诉讼程序上进行分离，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一方面是避免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由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心智还未完全不成熟，加上监狱、看守所的封闭性，若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并案处理，极易导致未成年人受到成年人的不良影响和教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改造，使其顺利地回归社会。

（四）附条件不制度

新刑诉法首次在立法中确立了对涉案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附条件不有利于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现教育未成年人的本旨目的；其次，可以有效降低司法成本，将优先的司法资源用于情节严重的重大犯罪案件，实现诉讼效率与经济。

另外，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附条件不，新刑诉法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同时还规定了附条件不的监督考查以及公安机关、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的异议制度等，以防止附条件不制度的滥用。

（五）不公开审理原则

2013年最夺人眼球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莫过于“李某某案”，李某某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其个人成长历程以及此前被收容教养的记录在各种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铺天盖地出现，李某某及其家人瞬间成为舆论抨击的焦点。社会公众在忙着谴责李某某及其家人的行为之时，却忽略了李某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份。媒体对李某某个人隐私的肆意宣扬只是看中了李某某身上的新闻价值，迎合了民众的八卦和仇富心理，却背离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社会公众将“李某某案”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其实是对李某某施行的一种“软暴力”，同时对受害者也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更难以置信的是，李某某的家人和辩护律师竟然向法院申请公开审理，同时在微博对案件进行全程披露，这明显违反了我国刑诉法规定的不公开审理原则，也严重忽视了李某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应享有的权利。李某某的家人“救子心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们采取的不当行为不仅没能挽救孩子，反而把他推向了深渊。

（六）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实施犯罪后，如若相关部门将其犯罪记录记入其学籍档案、人事档案、户籍证明等向社会公开的文件，将被永远贴上“罪犯”的标签，社会舆论的谴责将会使他们产生自卑心理，乃至自暴自弃，甚至可能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7]新刑诉法的修改，将我国近20年来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探索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未成年人尽快摆脱犯罪污点，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也有利于将进一步降低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率。

三、新刑诉法存在的不足

尽管新刑诉法的修改使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改革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新刑诉法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对一些迫切需要立法化的国际共识性制度，如圆桌审判、法庭教育、观护制度、心理辅导等均未涉及。[8]同时，上文提及的新刑诉法建立的新制度也存在着一些缺憾，笔者仅举以下两例：

（一）附条件不的适用条件过于苛刻

目前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实体要件来看，仅适用于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部分犯罪，即“轻罪”才能适用该制度。但是我国《刑法》通常把三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重罪”与“轻罪”的分界线，为了与我国《刑法》的规定保持一致，有学者建议将附条件不的适用条件改为适用于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从而增加附条件不的适用空间，以达到更好保护未成年人之效。

（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保护不彻底

“封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但它仅仅意味着不得将犯罪记录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犯罪记录却依然存在。为了更有效地贯彻我国一贯执行的方针与原则，笔者认为应当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或经过一定的年限之后，将未成年人的轻罪犯罪记录予以彻底消除。从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这样的制度设计符合国际趋势，诸如《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当前，各地的司法机关已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研究，试点地区施行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这些试点的宝贵经验和成果有待于日后在立法中予以肯定和完善。

四、新刑诉法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初探

（一）审理机构专业化

2014年1月6日，最高检了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要求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对负责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人员提出了“具有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知识”的专业要求。[9]这向外界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专业化正成为未来检察工作的发展方向。同样，未成年人审判机构也应当逐渐符合专业化的趋势。目前我国尚未设置独立的未成年人审判机构，虽然不少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设立了少年审判庭，但在全国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少年审判组织形式。有学者提出应当建立以未成年人法院为主的多元化审判机构体系。[10]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案件多发地区，通过设置未成年人法院，可以选取具有专业知识或多年从事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工作的司法工作人员专案审理，以求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加突出专业化。在比较偏远、未成年人案件比较少的地区，可以设置未成年人法庭，从而避免案件少、司法资源浪费的现象，实现司法资源的平衡。

（二）“圆桌审判”方式的推广

所谓“圆桌审判”，就是指将审理未成年人的法庭布局改为圆桌，所有的审判参与人员围坐在圆形的审判桌周围进行案件的审理。[11]在该种审理方式下，审判气氛更加亲和，法官与未成年被告人之间的距离被拉得更近，未成年被告人不再仅仅是审判的对象，更是鼓励和教育的对象。通过使未成年被告人置身于较为轻松的环境中，可以缓解未成年人的紧张心理和压力，更有利于审判员与未成年人之间的沟通，从而更好地达到查明事实、感化未成年人的目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1992年率先采用了“圆桌审判”的方式，从实践成果来看，这种审判方式的推广具备可行性。

（三）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收容教养制度从刑法的意义上说不是刑罚的一种，而是“针对少年违法犯罪分子所适用的一种保护性教育管束措施”[12]。目前，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已被提上议程，但此次新刑诉法的修订并未涉及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收容教养制度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新刑诉法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实施分案处理原则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同样，由于收容教养场所的封闭性，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与社会相隔离，其接触到的均是同样类型的“问题少年”，收容教养场所形成了一个充满负能量的“小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未成年人之间很容易拉帮结派，互相影响，不仅难以达到教养的目的，反而会使情况演化得更为恶劣。[13]李某某在被收容教养期间结识了同伴，在重返社会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跟这些小伙伴们共同实施了犯罪，从李某某身上我们看到了收容教养制度的苍白无力。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严格把握收容教养制度的适用条件，尽量减少收容教养的情形，采取多元的社会化矫正替代措施，与社区矫正等制度相衔接，让未成年（下转第59页）（上接第56页）人的家庭和社会承担起更多的管教责任。一方面可以降低收容教养机构所需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未成年人更多地接触正常的社会，接受正面的教育和影响，从而更顺利地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340-341.

[2]李奋飞，邱江华.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4）.

[3]胡发清、彭秋.把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新动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新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综述[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5）.

[4]叶雷.“未检新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灯塔[J].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1-9（2）.

[5]张丽丽.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2）.

[6]路琦，董泽史.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发展与完善[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5）.

[7]徐美君.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14.

[8]马克昌.刑罚通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781.

[9]陈京春.“星二代”违法犯罪案件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考问[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5）.

注 释：

[1]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0页.

[2]参见李奋飞、邱江华：“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4期.

[3]参见胡发清、彭秋：“把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新动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新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综述”，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4]李奋飞、邱江华：“宽容的底线：中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理性反思”，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4期.

[5]胡发清、彭秋：“把握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设新动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新发展――‘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研讨会综述”，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6]参见叶雷：“‘未检新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灯塔”，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1月9日第002版.

[7]张丽丽：“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8]路琦、董泽史：“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一体化的发展与完善”，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9]叶雷：“‘未检新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灯塔”，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1月9日第002版.

[10]樊崇义：《走向正义――刑事司法改革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6页.

篇2

台州市路桥区保安服务公司重组于1999年。7年来，公司从只有10万元启动资金，几名员工的小公司，发展成今天集人防、技防一体，下设9大部门，固定资产5000多万元的公司。路桥保安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路桥特色的道路，这是公安分局党委正确决策、按市场经济规律实行法人高度自治，走市场化运作道路的结果。

一、路桥保安公司现代化企业模式产生的背景

浙江是全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而台州的民营经济又是浙江省最快的地区之一。与其他地方相比，台州民营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民营经济已成为台州经济的主导，占经济总量的90以上，而且民营经济起点高，没有固定模式，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再创新；民营经济已成为改革、创新、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参政议政，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企业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促进台州经济快速发展的，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市场十分发达、活跃。路桥作为台州市的核心区域，使得市场建设在台州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并很快涌入了大批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治安使得警力十分吃紧。路桥经济的发展特征以及日趋严重的社会治安形势，也引起了路桥区公安分局的广泛关注，而路桥保安服务公司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铺开的。

路桥保安服务公司的前身只是路桥公安分局治安科的一个部门，在99年之前，一直以聘请管理人员的模式运行了五年。当时的保安公司受机制的影响，每接到一笔业务，不管大小，审批手续始终如一的繁杂琐碎，经常是一笔业务谈下来，还没开工，单是层层的审批手续已经弄得精疲力竭。这种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使得保安公司业务无法展开，始终停留在了原地踏步的状态上。路桥公安分局党委领导目睹了这一现象后，经过认真考察，根据当地民营企业兴旺，市场发达、流动人口多等特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确立了路桥保安公司隶属于路桥区公安分局，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业务上接受公安机关监督和指导的经营思路，并且确立保安公司完全拥有独立人事权。

二、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体系，

根据分局党委的指示，路桥保安公司于1999年3月重组，保安公司从区公安分局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企业，并设立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带着从公安分局借来的10万元启动基金开始了创业之路，已经拥有经营支配权和独立人事权，人事制度实行聘任制，公司实行“金安塔”管理体系，经营活动完全实行公司化管理。公司建立了科学、规范、有效的法人治理体系，有效地解决了一般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体制矛盾，实现了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合理配置权力、公平分配利益，明确了各自职责，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公司运行一年就还清了借来10万元创业基金，并使保安公司脱离了五年前亏损的状态，开始扭亏为盈，实现了公司重组时定下的经营目标，有效地提升了经营业绩。

三、深化产权改革，法人自治理体系初见端倪。

保安公司的原身因产权不明，激励机制弱化，员工工作没有积极性，在公司发展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因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进入恶性循环，形成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态，员工劳动积极性严重受挫，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保安公司的发展。现状告诉我们：只有建立清晰的产权关系，才能冲出所有权和经营权经常“打架”的恶性循环，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建立起来，企业发展才会有保障。

完善法人自治体系以后，路桥保安服务公司改革之路最大的突破就是触及了产权。在不改变保安公司国有企业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把公司的经营权、所有权和处置权都真正交给了职工，使职工利益和保安事业完全融为一体。这样一来，保安公司变成了企业的自有资产，公司的经营权、所有权、处置权、收益权都在保安公司自身体现了，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路桥保安公司抓住机遇，乘势而为，将改革进一步推向纵深，将企业内部合理布局、调整结构、整合资源、盘活资产，使路桥保安公司活力初显，推进了企业的战略重组。

四、公司不断适应市场格局的变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营管理之路。

公司创建之后，采用什么经营模式，将公司如何定位，成为公司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分析社会发展变化和安全防范形势的现状后，公司领导打破了其他保安公司单纯依托人防发展保安市场，或先立足人防再发展技防的传统观念，大胆开展了立足技防，发展人防的“非常规”经营模式。

技防中心成立之初，总经理就大胆尝试设立专职业务人员拓宽业务渠道的做法。公司对外招聘了七八名业务经理，并给每位业务人员下达业务指标，如果业务量超额完成，就可以领到其业务量相应的提成。这些业务经理在当地“人熟、地熟”，对当地的人情世故、地方经济和企业运行的动态了如指掌。他们所能获取的软信息是一般保安公司员工所无法做到的。因为掌握了本区企业的基本信息，一旦这些企业和商户需要办理保安业务，业务经理能及时与对方联络，通过业务人员的上通下达，使公司能更好的认识客户的状况，也使客户更好的了解公司的各项政策支持，以及公司的发展状况，最终与客户达成了更广泛的协议，使业务量得无限扩大。这种操作模式使技防中心运营两年就实现了产值1500万元的喜人业绩。

公司还在些基础上及时扩展经营规模，于20__年取得了浙江省安全防范工程

设计施工资格证书，于20__年取得了建筑智能化工程资质证书，这标志着公司可以承接工程造价在600万以内的建筑智能化工程，所承接的工程项目也从安全防范系统拓展到整个弱电建筑智能化系统。几年来，先后承接了中国日用品商城、浙江玉峰集团、浙江方林集团等多个大型综合工程，完成了路桥城区及周边乡镇道路监控系统工程的安装，在此基础上，公司还积极走出台州，开拓外地市场，进入了更为宽广的业务领域。公司在承接安防工程上尝到甜头后乘势而上，运用科技优势，于20__年组建区域联网报警中心。区域联网报警中心是“110”报警功能的延伸和补充。发展至今，报警用户已发展到5000多户，每年共接警上万次，到目前为止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达到500多人，为客户挽回各种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阻止或成功处理街面飞车抢夺等违法犯罪200多起，街面出警巡逻每年达到10000多次，有力遏制和打击了犯罪活动，赢得了广大客户单位的信赖和公安机关的好评。

几年来，技防中心规模日益发展壮大，现已扩展成为4个部门和1个中心的规模。公司也在1999年被评为浙江省“十佳”保安公司，并于20__年获得“浙江省重质量守承诺公众三满意单位”的荣誉称号。

五、大力开拓人防，实现业务全面发展，达到人防、技防共赢的战略目标。

在技防稳步上升后，公司开始着手人防市场的开拓。人防中心从建章立制开始，制订了人防管理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了人防中心总经理、保安部经理、大队长、中队长、班长五个级别的阶梯式管理模式。人防中心总经理为人防总负责人，公司总经理对人防中心进行业务辅佐，同时下达了年度营业指标，并与人防中心负责人签定协议。年终考核超出营业指标的，按协议约定进行奖励；反之，没到完成营业指标的，则按协议约定扣除人防中心所有员工的奖金。

人防中心刚开始开展业务时，业务范围仅仅局限于酒店宾馆服务业、卡拉OK厅、按摩店等娱乐场所的保安派驻。在签订协议后，这种操作模式提升了员工工作积极性，服务范围逐渐渗透到了各行各业，以每年递增几十家服务单位，新增100多名保安队员的速度在不断向前发展，并呈逐年稳步上升的良好趋势。

篇3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程序一直备受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权只能由依法具有侦查权的机关即法定侦查机关行使；依法不具有侦查权的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被禁止行使侦查权。而且“只有通过犯罪侦查，才能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分子，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并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提供充分的材料租根据”。从某种层面上讲，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由此，侦查机关便享有了进行专门的调查工作和针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强制措施的权力，如搜查、拘传、拘留、逮捕、扣押等一系列的处分权。然而，从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作效果来看，却存在许多不足和缺憾。无论是之：甫沸沸扬扬的“孙志刚案件”，或是时下网络热词“躲猫猫”，侦查机关随意施暴，超期羁押，甚至还有嫌疑人惨死在审讯室里或者被讯刑后跳楼自杀的情况却是屡禁不止，这就不能不让人去反思我国的侦查程序制度是否存在着缺陷?笔者试图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我国侦查制度中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建立法院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才是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建构一个使犯罪嫌疑人等利害关系人有效、平等对抗国家权力空间的有效途径。

一、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理论——实践视角

目前，不同层面的理论界对侦查行为的审查制度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1．由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不仅逮捕的权力应当划归法院，而且搜查、扣押等强制侦查措施，原则上也应当经过法院批准，侦查机关只享有紧急情况下的拘捕权和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权力，且事后也必须经过法院的审查确认。2．将公安机关适用的搜查、扣押和拘留等交由检察机关批准；对于逮捕的决定，应当赋予当事人申请法院审查的权利。3．将部分案件强制性措施的审批权由检察院行使，只是检察院批准实施的侦查措施最终仍需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笔者认为，由于检察监督自身的局限和法院司法审查的合理性，决定了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由法院行使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将是一个从理论视野逐步纳入到司法实践的合理路径。

(一)检察监督的局限性。

立法层面上，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6条、第87条等条文中不难看出，对该类问题的规定都过于原则，如对监督的权利、责任、义务等，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与此同时，人民检察院使用的《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口头纠正意见等纠正违法的方式，也并没有在《刑事诉讼法》或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适用范围、法律效力、保障措施等作出具体的规定。由于法律没有明确侦查活动监督的法律效力和保障措施，监督制度往往因缺乏严肃性、权威性和实效性而难以有效地落实。

司法实践层面上，目前，检察监督主要是事后监督，即通过查侦查机关报送的刑事案件材料来获取侦查活动监督线索，而且检查工作也只是对卷宗材料进行书面审查。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观念淡薄，或惧怕心理等诸多原因，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违法行为，检察机关是难以发现的，即使开展调查，也丧失了最佳查证的时机。另外，从结构上看，侦查是控诉的准备阶段，侦查职能实际上是控诉职能的一部分，两者在性质上都属于刑事诉讼控、辩、审“三方组合”中的控诉方，因此，站在辩方立场上看，检察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同体监督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外部制约，公安随意拘留、非法搜查、扣押等违法侦查行为得以普遍存在。

(二)司法审查的正当性。

首先，在我国，涉讼公民在侦查中的地位本就极其脆弱，而司法救济是其最可以信赖的、但又极为有限的权利救济途径之一，如果连这为数不多的救济途径也被切断，那么公民在侦查中的地位就会更加无助。由于缺乏法官介入侦查、控制侦查的司法审查机制，侦查程序的结构呈现出了一种侦查机关及其相对人的两方组合形态，侦查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完全控制着侦查程序的运行，而嫌疑人在侦查中的地位相对化、客体化。

其次，我国法律上对逮捕的理解上，不仅包含了强制到案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有较长时间剥夺自由的状态，实质上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羁押”。而决定羁押的权力，既不属于法律监督权，也不属于侦查权，而属于一种程序性裁判权，如果在赋予了检察机关崇高宪法地位的中国，再把拘留、搜查、扣押、逮捕等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全部交由检察机关行使，那不仅个人的人身自由难以获得有效的保障，而且整个社会的权益也将面临新的威胁!另外，即便法院在目前条件下并不比检察机关具有更高的社会信任度，但法院毕竟是公认的裁判机关，由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更加符合正当程序的精神。

二、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现实图景

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诉讼民主化的发展，两大法系在侦查程序的设计上牙始不断借鉴与吸收对方的有益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融合。在侦察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上，主要表现出下列发展趋势：

1．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即法院通过当庭的直接、言词、辩论、集中的证据调查完成对事实的认定，作出独立自主的裁判，对侦查活动进行最终的司法审查。通过这种司法审查，使得侦查活动在法庭审判乃至司法救济阶段仍能受到司法机构的继续制约和控制。

2．将逮捕行为与逮捕后的羁押予以区分，前者被设计成保证嫌疑人到场或到庭的行为手段；而后者被作为一种羁押状态，且两者在适用条件和程序上严格分离，对审前羁押实施严格的司法控制，并确立了一系列旨在替代羁押的强制措施，如保释制度。

3．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不断扩大。除个别国家外，大多国家都允许和通知辩护律师在警察或检察官讯问嫌疑人时可以直接参与。而且，辩护律师有权与在押的嫌疑人进行秘密的会见与通讯、有权阅览案卷材料、有权独立开展一系列调查取证活动。

三、侦察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理想图景之重构

我们正处于一个以多元化、全球化为特征的高度复杂性与开放性的世界。在多元开放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与法治国家体系的确立，表明全权国家正逐渐退出在非常时期掌控本应属于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对话将取代对抗，和谐共存原则将取代你死我活的复仇法则。法律并非一系列强加于所有法律客体之上的专制而横蛮的实体规则，而是为解决各种冲突的过程。事实上，生硬而严厉的刑事惩罚并不必然是消除危险行为、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种合适、有效方法，更好地考虑那些受影响的社会利益，重建社会关系才是最理想的维护良好公共秩序的主要手段。由此，法律也必须应加强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障。通过对我国构建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应该在结合中国司法实际，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真正树立司法中立理念。

即使在社会体制转型的今天，政治意志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统摄司法主体的理念，司法仍然难以与政治相区隔，总体上难有中立可言。另外，受传统文化、伦理等因素的影响，法官作为“官员”，往往还具有父母官的情结，对富人与贫民、集体与个人之间的诉讼，往往采取偏倚的态度，司法中立往往被边缘化。然而，“司法权作为裁判权是在两造间裁决的权力，它本身不能为两造中的任何一造所用，不应当成为两造中任何一造的工具，它应当是两造的‘公具’，而不应成为任何一造的‘私器’。因此，无论是纠纷的解决还是公正的实现，都必须存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具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

因此，笔者认为，当司法独立被赋予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显得格外神秘、敏感之际，进一步将司法中立的理念制度落到实处，对于构建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无疑是个有效的路径。如在构建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时，明确侦查行为司法审查的范围和程序，不仅要把涉及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措施纳入审查的范围，也要把涉及对物和对公民隐私权的强制侦查措施纳入审查的范围；侦查机关采取任何涉及公民权利的强制侦查行为，都必须有侦查机关事先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签发许可令状，才可以实施，但如遇有实施严重犯罪行为的现行犯等紧急情况的，也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侦查行为，但事后必立即向法院报告等。

(二)明确定位检查权范围。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对公安、法院和律师的定位都大致相同，但唯独对检察权的定位到目前却是最具争议的一个。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既行使公诉权义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算是当今世界较为特别的一个。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追诉犯罪，使罪犯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罚和维护公益、监督法律实施。从国外情况看，由于检察机关并不具有作为裁判官的基本特性——中立性、被动性、公开性等特征，所以，无论是英美还是法德，都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审查权。但在我国，将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并赋予其法律监督的职能，却是宪法的规定，并且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是不现实的。由此，对于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之间的矛盾，仍需要我们结合国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设立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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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刑诉法的新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强化了对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别关注和保护：

（一）明确规定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在新刑诉法修改之前宪法已经对该原则作出了规定，但这是首次在部门法中明确规定该原则。这由未成年人案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①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相对简单，往往是临时起意，事前预谋的较少；②犯罪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主观恶性不大；③他们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的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本文由收集整理的自我评价具有较大的可塑性；④可以说，涉罪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由于他们自身的保护意识和防御能力较弱，因此，他们在诉讼中弱势地位非常明显。这也决定了其在诉讼中更加需要关照和保护。

（二）明确规定了“办案人员专业化”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1]

（三）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比，新刑事诉讼法有两个新的变化：①将法律援助从审判阶段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②将义务机关扩大到公检法机关。根据规定，“没有委托辩护人”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唯一条件。换言之，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司法机关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3]

（四）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社会调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4]

这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意味着今后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承办人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定罪量刑。

（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和分案处理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5]“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是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尽量不适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强制性规定，指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时，不仅必须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需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的意见。

（六）确立了讯问和审判未成年人时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6]

（七）设立了未成年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7]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处理原则。

（八）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8]

二、新刑诉法对开展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影响

我们知道，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对待，是世界各国的惯例。我国新刑诉法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特别程序是给未成年人犯罪“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待遇的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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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刑诉法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设置相对独立的特别诉讼程序，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特殊保护。更加明确了今后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为涉罪的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回归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该程序的确立，在我国未成年人诉讼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检察机关在新刑诉法背景下的应对措施

（一）认真履行好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针对新法规定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这一原则。这要求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应当将未成年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以“少年权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将重心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着力于使其迷途知返、回归社会。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二）建立健全专业的未成年人办案组织

根据《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注重设立完善的专门机构或稳定的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实践表明，具有一定专业性、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工作的承办人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灵山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这一情况，成立了“青少年维权岗”，并注重对每个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建立档案，关注他们犯罪的起因、家庭状况和成长的背景，撰写出有借鉴意义的社会记录；并对犯罪较重的被羁押的未成年人，积极运用亲情感化方针，唤回他们迷途的心灵。

（三）严格适用逮捕，重视减少审前羁押

针对新刑诉法新的规定，检察机关今后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在过去的实践中，公检两家重配合，轻监督，存在这样一种“公安机关报过来就一定要捕”的配合思路，这是不对的本文由收集而只有加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措施的运用，才能进一步减少审前羁押，进而减轻检察机关面对公安机关由于已先期羁押而提请批捕，检察机关不予批捕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