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动态管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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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黄桂然，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编号：70973092）资助。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构建区域竞争力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测度出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竞争力指数后，基于VAR模型，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利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对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动态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重庆市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的脉冲响应函数不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竞争力冲击响应的滞后期长且总体影响为正，区域竞争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竞争力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小，而区域竞争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预测方差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竞争力；VAR模型；脉冲响应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16-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18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必然趋势。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0年全国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已达到2.61亿人。而重庆市是中国农村人口最多的直辖市，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自1997年直辖以来通过启动“百劳工程”等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发展劳务经济，转移数量从1998年的355.40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901万人。与此同时，重庆市的区域竞争力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98-2004年间重庆市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上升了2位［1］，《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2］指出“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在全国排名由25位上升到了2010年的第19位。那么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促进重庆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1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研究主要涉及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以及地区差距两方面。大量文献均证实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显著改善，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3-4］。贾伟［5］、严超［6］和蒲艳萍等［7］分别通过使用全国和重庆市的劳动力迁移数据实证分析认为劳动力迁移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和合理配置土地等基本资源方面有正向作用。

而劳动力转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还存在争议，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会缩小地区间工资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收敛。但根据各地区的资料实证分析结果并不完全和这一理论相符，大部分研究证明劳动力转移缩小了地区差距。段平忠和刘传江通过建立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指出人口流动对经济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8］，樊纲［9］、王小鲁［10］、姚枝仲［11］、Shioji［12］、Rappaport［13］、Evans［14］等分别对全国、重庆市、日本、开放型国家和美国的研究也都支持这一结论。而Barro和SalaiMartin通过研究认为美国的高劳动力迁移率还不足以影响经济趋同和缩小地区差距［15］，王飞和孙自铎等也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地区间居民收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的差距。针对这一“迁移谜题”许召元通过新经济地理学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认为劳动力转移之所以在有些地区扩大收入差距而有些地区缩小差距的原因在于资本的外部性和拥挤效应的相对大小以及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技能差异。

上述研究采用各种计量回归模型证实了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转移是否能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也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是没有从区域竞争力的角度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重庆市1998-2010年的数据首先度量区域竞争力指数，然后根据重庆市统计局和农业局提供的年度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建立VAR模型，对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刘传江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动态关系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2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的变化趋势2.1区域竞争力的度量

区域竞争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目前尚无可直接利用的重庆市区域竞争力数据，本文采用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来计算区域竞争力指数，根据区域竞争力的理论和构建指标体系的原则从经济基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和国民素质等方面构建了一套包括4个递阶层次共49个指标的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计算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竞争力指数。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准则层的竞争力指数，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准则层的权重指数，最后利用综合评价模型来确定重庆市的区域竞争力发展趋势。指标体系中所用数据均来源于1999-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重庆统计年鉴》。

2.2劳动力转移与区域竞争力变化趋势

从总量分析，如图1所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1998年重庆市仅转移农村劳动力355万人，占农村常住人口的18.37%，之后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2002年已突破500万，2010年农村劳动力迁移人口已高达901万，占农村常住人口的比重提高到66.49%，劳动力转移年表1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Evaluating indicator system of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目标层

Target layer准则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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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泰勒1911年出版《科学管理原理》奠定了他在管理领域的地位。100年来，对泰勒管理思想的研究和实践从来没有停止过。泰勒的“科学管理”的思想经过不断的挖掘、讨论、研究和发展，其理论和实践的有效性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印证。泰勒观察和研究工作的一套方法和他总结的经验依然有效，他的“科学管理”对工厂管理的影响依然有益。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复杂的管理问题和多变的管理环境中，它也显现出局限性和缺乏灵活性。比如泰勒的“科学管理”解决的效率问题主要是单项工作的问题，对组织的整体效率的问题没能给予足够的关注；泰勒的“科学管理”指导和监控的对象主要是一般的体力劳动者，移植这套方法来管理脑力劳动者可能并非奏效；泰勒激励工人的原理更多建立在工人是“经济人”的基础上，忽视了工人“社会人”的需求。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代泰勒自己身体力行的管理实践中和“泰勒制”导入的过程中，劳资冲突不是减弱反倒加强，甚至引发较大范围的罢工；1913年美国上下议院还提出了“禁止泰勒制”的法律提案，这是和泰勒解决“劳资对立”的初衷大相径庭的。

泰勒“科学管理”的逻辑是从解决单项工作的效率出发，通过解决单项工作的效率进而解决组织的效率，使得劳动产品较大地丰富起来。因为泰勒相信劳动产品匮乏是“劳资对立”的原因――劳动产品丰富了，可分配的财富增加了，“劳资对立”就能迎刃而解。泰勒“科学管理”解决问题的指向是“劳资对立”，不是很多人所理解的相对单一的效率问题。

1.泰勒“劳资对立”转化为“劳资两利”的设想

“雇主财富最大化”（“maximum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r”） 与“雇员财富最大化”（“maximum prosperity for the employee”）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在物质匮乏年代，工厂生产的产品是一个较为固定的量的时候，这个矛盾表现尤为明显。有经济常识的人都会同意：在财富分配环节上如果存在两个利益方，一个是雇主，一个是工人，你的所得就是我的所失，这个对立矛盾是无法破解的。除非财富共有，你之所得才会成为我之所得。泰勒在其《科学管理原理》对此进行论述，他意识到对大部分人而言，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是“必然对立”的（“necessarily antagonistic”）；但是泰勒坚定地相信他的“科学管理”能够实现两者的根本利益“一致”（“one and the same”），其理由是通过“科学管理”实现“效率最大化”（“maximum efficiency”）可以使得雇主和雇员财富最大化，雇员得到他们想要的高工资，雇主得到他们想要的“低工时成本”（“a low labor cost”）。泰勒相信如果忽视雇员财富最大化，雇主财富最大化不复续存，反之亦然。

泰勒“科学管理”破解劳资利益分配此长彼消的矛盾的设想，是通过较大幅度增加生产产品来实现雇员和雇主利益同时增加。支持这个设想得以实现的是他的“科学管理”的方法，泰勒相信采用“科学管理”的方法――即通过“工时研究”和“动作研究”进行工作再设计，减少时间浪费和消除多余动作，就能够发现单位工时产出最大化的“最佳办法”（“one best way”），进而实现工厂产出和利润较大幅度增长。在产出和利润较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劳资双方对劳动产品进行分配自然有条件同时增长，各自想要的东西都得以实现，劳资双方就能建立“和谐而非分歧”（“harmony, not discord”）的劳动关系。

泰勒反对雇员工资的增长要依靠更多的工时投入和加大疲劳程度来实现，他认为这不是“科学管理”。“科学管理”的方法是有效利用时间而非延长工作时间，“科学管理”也不是增加工人疲劳程度而是使他们的疲劳程度降低，如果不能达到上述目的，“工作设计误入歧途，这远非‘科学管理’的目标”（“…the task has been wrongly set and this is far as possible from the object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Taylor,1911：49-50）。

2.泰勒构建“劳资两利”劳动关系有效性降低

泰勒试图通过总结和推广“科学管理”解决劳资对立的努力其有效性的最大限制来自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中，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只要存在一天，劳资对立就不会得到彻底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劳资两利”是在劳资对立的条件下的“劳资两利”。

2.1“科学管理”不一定总是能够大幅度提高产出。泰勒试图通过实施“科学管理”来实现雇主和工人财富最大化的努力得到很高的评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泰勒有“科学管理之父”的美誉。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在多大的程度上带来效率的提升不太容易评价。泰勒自己也承认，影响效率的因素很多，不仅仅是他的“科学管理”，其他因素“例如蒸汽机和电气的发明与应用、机器的使用、大大小小的发明以及科学和教育的进步等”（泰勒，2007:109）都会影响效率和“整个国家”（“the whole country”）拥有更多财富。最近，也有学者挑战泰勒的方法及其研究的准确性，他们认为泰勒“简化了实验和数据收集，并利用这些不全面的实验和数据进行错误推导”（L. W. Rue, L. L. Byars，2005:25）。例如泰勒主持的搬运生铁的实验中，那个施密特一天搬运47.5长吨的生铁，这个量是否应该算施密特一个人？还是应该算施密特和那个拿着秒表告诉他“现在搬起生铁，移动。现在坐下，休息”（泰勒，2007:36）2个人？如果后者，这个效率就会被调低，比如说一天只搬运23.8长吨。可见，泰勒的“科学管理”对效率的抬升作用需要有正确的理性的判断。包政(泰勒，2007：XXVI)认为“在去除无效动作的基础上，降低劳动消耗，节省劳动时间，提高单位时间的产量，这件事情本身能够带来的效率是有限的…”。

2.2劳动产品分配不公也使和谐劳动关系不易实现。劳动产品分配公平或者不公平，首先是一个感性的问题。因此分配公平或者不公平，评价来自感觉，不一定有客观标准参照。泰勒搬运生铁的实验证明这种基于感觉的评价是有可能的。实验中的施密特按照“科学管理”的方法进行作业，搬运生铁的重量由12.5长吨增加到47.5长吨，增加2.8倍，但施密特的工资仅增加60%。“科学管理”节约的工时成本的好处大部分归资方所有，至少如果施密特不是一个“反应迟钝”（“mentally sluggish”）的人他会这样想。这种不公平还反映在雇员之间，如“能干的生铁搬运工搬运量是不称职的工人的搬运量的3.6倍，但是只得到了超过60%的额外工资”，“确实显得极不公平”（泰勒，2007:104）。针对这个问题泰勒引进了除资方劳方之外第三个利益方，即作为消费者的全体人民，泰勒认为他们也得到了好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利益的第三方获得的好处是有别于劳资双方一次分配获得的好处的。换言之，资方劳方分配不公，并不因为存在第三方而使得不公平的分配变得公平。第三方利益的获得是一次分配完成以后，通过二次分配取得。

2.3“科学管理”施行不当破坏“劳资两利”。泰勒对自己的“科学管理”可能带来的效果也有评价，他认为对“科学管理”的不当使用也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即使是非常赞成科学管理原理的人，如果不听取那些对改革有多年经验的人的警告，就匆忙地把过去的管理方法改为新的管理方法，那么就会遇到一连串的麻烦，有事甚至可能会发生罢工，最终以失败告终。”（泰勒，2007:100）“多年经验的人的警告”是对工作因素如工时研究、工具标准化、机器完好状态改进要尽早实施；管理者和工人的精神状态和习惯要彻底改变。“这种改变只能缓慢地进行，需要对工人进行直观教学。”（泰勒，2007:101）

非常赞成“科学管理”的人可能没有预见到，良好的动机可能也会带来不良的结果。旨在增进资方劳方乃至全体人民利益的“科学管理”在执行中可能会受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因为工人们强烈反对，资方也被迫举起反对的大旗，“劳资两利”偏离了泰勒他们设想的道路。“科学管理”理论在逻辑理性和工人情感非理性上有意想不到的冲突。泰勒在他的《科学管理原理》中一再强调选用“合适的工人”（“proper workmen”），这样的工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更是“复杂人”。人天性懒惰，人也天性反对受人支配。实践中很难找施密特类型的工人，当执行“科学计划”（“scientific plan”）的管理人员“让你移动，你就移动；当他让你坐下时，你就坐下，并且从不顶嘴。”（泰勒，2007:35）这倒不是要证明泰勒的“科学管理”失效，而是泰勒“科学管理”的理性的合乎逻辑的“科学计划”可能不一定得到受非理性情感支配的工人甚至管理人员正确执行。泰勒设想通过“与工人密切合作”（“heartily cooperate with the men”）实现“劳资两利”有效性有所降低。

3.结束语

泰勒“科学管理”的出发点不是单纯解决效率问题，解决效率是增加社会财富的手段。泰勒他们相信，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矛盾也随之瓦解。这个逻辑是科学的。泰勒坚信资方劳方财富可以此长彼长，双方利益此长彼消的对立关系可以通过社会财富较大地丰富得以化解，“劳资对立”转变为“劳资两利”。实践中问题可能比泰勒他们的设想更为复杂，“科学管理”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性是存在的，但在程度上有所降低。推行“科学管理”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减少贫困或者增加财富应做更具理性的思考；即便是实施“科学管理”以后财富如泰勒之所愿得到较大幅度增加，这些增加的财富是否进行分配、如何分配也还是个问题。“科学管理”的拥护者在推行他们的“科学计划”时可能也会受到工人的反抗，这种反抗不是证明“科学管理”无效，而是“科学管理”也是有瑕疵的，至少它未能全面估判人性。当然，要求“科学管理”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管理问题是不“科学”的。“科学管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管理”，它试图解决的是特定条件下具体的问题，它也确实能在局部在某种程度上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泰勒的“科学管理”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弗雷德里克・泰勒著，马风才译.科学管理原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F. W. 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EB/OL]. 1911.省略/reference/subject/economics/taylor/principles/index.htm,2012-01-26

[3] L. W. Rue, L. L. Byars.管理学：技能与应用（英文改编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P.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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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施政主体的劳动要素不健全和结构搭配不合理而产生的低效、负效情况屡见不鲜。同时，由于对劳动效果评价不准和判断失误而导致施政活动进人无谓重复、恶性循环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因此，有必要对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和效果形态加以深人研究。

一、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形态

人类劳动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的存在形态，即潜在形态的劳动、流动形态的劳动和凝结(物化)形态的劳动。行政弓彗谁里人员的劳动也不外乎这三种形态，只不过共性之外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罢了。

1.潜在形态的劳动。所谓潜在形态的劳动，是指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所特有的施政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观察预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联络能力、疏导渗透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参谋咨询能力、开拓进取能力、理论研究能力。

2.流动形态的劳动。行政管理人员在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进行工作时.潜在形态的劳动便转化为流动形态的劳动，具体表现为“读、谈、讲、写、做”五种形式:“读”是一种知识性劳动，既是劳动能力的输出，又是劳动能力的积累，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先学一步，不断更新、拓展、充实自己的知识，在读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谈”是一种艺术性工作，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协商对话、家庭访问等形式，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化解各种矛盾，这是行政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旋律;“讲”是一种职业性劳动，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学习、宣讲、报告等形式不断地向群众宣传先进意识、科学知识和各项方针、政策、法规、措施，取得理想的施政效果;“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不可或缺的一种文秘性劳动;“做”是一种事务性劳动，往往展示行政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榜样感召的力量。行政管理人员所进行的流动形态的劳动，虽说纷繁杂乱，但这是他们直接创造价值的重要一面。

3.凝结形态的劳动。流动劳动消耗的结果，便转化为凝结形态的劳动，或叫物化了的劳动。大体表现为人们认识能力的增强，思想觉悟的提高，精神面貌的改善，生产劳动积极性的焕发，政方针政策的有效落实，以及由此派生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等等，这是施政工作的最终产品。衡量施政工作效果的大小，主要以行政管理人员的凝结形态的劳动为标志。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是一种具有特质的社会性劳动，有四个明显的特点，即政策性、抽象性、创造性、忘我性。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是一种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忘我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甘为人民的“儒子牛”精神，是行政管理人员最起码的职业要求。

二、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

1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从行政管理人员工作所影响的范围划分，执政效果可分为宏观效果与微观效果。全社会受益的施政效果，叫宏观效果。某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行业受益的执政效果叫微观效果。宏观施政效果包含微观效果，微观施政效果量的积累构成宏观效果。行政管理人员工作的目的，就是通过各单位、各部门、各行业微观施政效果的大量积累，形成社会性的宏观效果。在某种情势下，要获得较大的宏观施政效果，往往要牺牲某些单位和部门的既得利益，暂时影响该单位的和部门的微观施政效果。这就要求该单位、该部门的同志顾全大局，努力工作，决不能把谋取本单位的微观施政效果建立在损害全社会的宏观效果之上。

2.直接效果与间接效果。按某一层次行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付出的一定劳动量，首先可以获得两个方面的施政效果:一是主体效果，即行政管理人员通过施政实践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二是客体效果，即通过有效施政激发了工作对象的生产积极性，给本单位带来了效益，我们把某一层次行政系统所获得主体效果与客体效果之和称为直接施政效果。

随着该系统工作人员更加卓有成效地工作，他们创造的施政经验，还会影响和带动其它系统与部门获得理想的施政效果，这种“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五枝十枝花”的效应，我们把它称作间接施政效果。由于间接施政效果是在波及和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又称为波及效果。这种波及效果连锁反应，再波及到其它行业和层次所产生的效果，可称为扩波及政工效果。

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自身的艰苦劳动，创造直接施政效果，加速间接施政效果的波及与扩波及，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3.隐效果与显效果。按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价值形态划分，可分为隐效果与显效果。行政管理人员虽然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去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从初层次来说，解决了一个或几个这样那样的实际问题，从深层次来说，引起人们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这些存在于人头脑中新确立的主观精神，直接支配工作对象的行为，这是行政管理人员劳动价值的内在表现形态。由于这种施政效果并未游离出人体之外，故称为隐效果。 人们思想境界的升华和付诸于实践，必然用语言、情绪、态度和行为表现出来，最终表现为群众积极性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落实。这种由精神价值形态转化为物质价值形态，称为显效果。

一般说来，行政管理工作的隐效果决定显效果，思想支配行动，行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但显效果对隐效果有巨大的反作用，社会实践又可以促进思想理论的升华，使思想认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使施政目标、内容、措施有机融合其中。

4.独创性效果与共存性效果。按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工作的关系来划分，可分为独创性效果与共存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员依照自己的工作范围进行工作所产生的施政效果为独创性效果。行政管理人员配合其它社会工作交叉产生的共同效果为共有性效果。行政替理工作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绝对意义上的独立性施政效果是不存在的，它们两者之间是既相互交又、又相对独立的关系。

三、行政管理人员的劳动价值功能

1.目标导向功能。施政效果以价值的形态出现，既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它在目标方向、时空、效率等方面都有相对的质量规定，施政效果的目标方向特性，决定行政管理人员劳动的效能。公式为:

劳动效能二目标方向X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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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瑞芬太尼对老年高血压病人全麻诱导后气管插管时的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 择期拟行胃肠肿瘤切除手术的老年高血压患者50例，年龄65~75岁。随机分为瑞芬太尼组(R组)和芬太尼组(F组)，每组25例。分别记录两组麻醉诱导前(T0)、诱导后(T1)、气管插管即刻(T2)及插管后1 min(T3)、3 min(T4)、5 min(T5)的MAP和HR。结果 与T0时比较，两组T1时MAP明显下降，HR明显减慢（P<0.05），T2、T3时F组MAP明显升高，HR明显增快（P>0.05）；T2、T3时R组MAP明显低于、HR明显慢于F组（P<0.05）；T4、T5时R组MAP明显高于F组（P<0.05）H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瑞芬太尼适用于老年高血压病人的麻醉诱导，能有效地抑制气管插管引起的心血管反应，更好地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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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瑞芬太尼；老年患者；高血压；气管插管；血流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 R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3（a）-0025-02

Effects of remifentanil infusion on intratracheal tube hemodynamic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TONG Baofeng YANG Kai SUN Ya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Liaoning Provincial Central Hospital，Liaoning 12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of remifentanil infusion on intratracheal tube hemodynamic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elevated blood pressure . Methods Fifty ASA Ⅰor Ⅱ patients (Mallampati Ⅰ or Ⅱ)，aged 65-75 yr， scheduled for elective radical mastectomy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were randomized into 2 groups (n=25 each): the remifentanil group (group R) and fentanyl group (group F). Heart rate and mean artery pressure were recorded before induction (T0)， after induction (T1)， at the same time ， intubated (T2)， at 1min after intubation (T3)， 3min (T4)， 5min (T5). Results Mean artery pressure in two groups of T1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T0， Heart rate was significantly slower (P<0.05); Mean artery pressure in two groups of F ( T2 and T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 Heart rate was significantly faster (P>0.05); Mean artery pressure in two groups of R ( T2 and T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roup F， Heart rate was significantly slower than group F (P<0.05); Mean artery pressure in two groups of R ( T4 and T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group F (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R （P>0.05）.Conclusion Induction of anesthesia with remifentanil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ardiovascular reaction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tracheal intubation， to better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hemodynamics.

[Key words] Remifentanil; Elderly patients ；Elevated blood pressure；Intratracheal tube; Hemodynamics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高血压已经成为国人十大疾病之首，老年高血压患者在工作中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如何降低这一人群气管插管时的心血管反映，保持血流动力学稳定，一直是麻醉医师面临的实际问题[1]。本研究观察了瑞芬太尼与芬太尼对老年高血压患者气管插管时的血流动力学变化，以探讨更安全的诱导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选取2012年3月—2013年6月，本院拟行气管插管全麻下行胃肠肿瘤切除术（根治术）患者50例，ASA II~III级，体重指数<30kg/m2，Mallampati分级I~II级，年龄65~75岁，男27例，女23例。高血压I期41例，高血压II期9例。心、肺、肝、肾等功能未见明显异常，无糖尿病。随机分为瑞芬太尼组(R组)和芬太尼组(F组)，每组25例。所有患者均口服降压药至术前单日早晨。

1.2 麻醉方法

患者入室后开放静脉，常规补液，吸氧，监测ECG、BP、HR和SPO2。两组均提前静脉注射咪达唑仑0.03mg/kg，面罩吸氧去氮5 min（基础值），采用依托咪酯0.25mg/kg，R组瑞芬太尼1μg/kg（注药时间60 s），F组芬太尼2μg/kg，罗库溴铵0.6mg/kg依次缓慢诱导，90 s后行气管插管（由同一有经验的麻醉医师操作）。气管插管后行机械通气，潮气量设置为8~10 mL/kg，吸呼比1:2，呼吸频率12~14次/min，维持PETCO235~40 mm Hg。

1.3 观察指标

记录麻醉诱导前基础值(T0)、诱导后(T1)、气管插管即刻(T2)及插管后1 min(T3)、3 min(T4)、5 min(T5)个时间点的MAP和HR。

1.4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数据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一般情况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血流动力学变化与T0时比较，两组T1时MAP明显下降，HR明显减慢（P<0.05），T2、T3时F组MAP明显升高，HR明显增快（P>0.05）；R组T2~ T5时MAP和H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T3时R组MAP明显低于、HR明显慢于F组（P<0.05）；T4、T5时R组MAP明显高于F组（P<0.05）H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2)。其中F组有9例在T4以后因血压过低使用麻花碱。

3 讨论

气管插管引起的心血管副作用是由于咽喉及气管黏膜内的感受器遭到机械刺激，使交感肾上腺系统活性增强，体内儿茶酚胺大量释放，引起HR加快，血压增高，左心负荷加重，心肌耗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患者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率[2]。以喉镜使用后30~45 s 时最剧烈，持续3~5 min 后逐渐恢复[3]。而插管所致的应激反应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影响更加明显。因此，诱导插管期维持循环稳定是老年高血压患者麻醉工作的重中之重。

瑞芬太尼是一新型阿片类镇痛药，药效强，起效快，作用时间短，剂量容易控制。在体内经血浆和组织酯酶分解，对肝肾功能无损害作用[4]。瑞芬太尼现已广泛用于麻醉的诱导和维持，1ug/kg的诱导剂量对老年患者是安全有效的[5]。瑞芬太尼效价是吗啡的250倍[6]，而芬太尼是100~180倍（约125倍），老年人给药剂量比成年人要适当减少，所以F组选择诱导剂量为2μg/kg。

瑞芬太尼单次给药后1.5 min 达到作用高峰，停药后3~10 min 后药效消失，血浆半降时间为3~5 min[7]。R组的药物峰效时间与插管反应的峰效处于同一时间，有效抑制气管插管引起的应激反应，伴随插管完成、刺激减轻，瑞芬太尼的血药浓度也逐渐下降，保证了诱导的平稳。而F组，插管时，芬太尼的最大效应尚未出现，患者出现血压增高：插管完成后，才达到芬太尼的峰效时间，这时又出现低血压。如果要等到芬太尼的峰效时间插管（芬太尼峰效时间3.6 min，舒芬太尼峰效时间5.6 min），插管前的低血压状态将持续更长时间，这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是非常危险的。

综上所述，瑞芬太尼用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麻醉诱导，可以更好地抑制气管插管对机体的应激反应，具有稳定血流动力学的作用，其作用强效，恢复迅速，适用于此类患者的麻醉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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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安刚，薛富善.现代麻醉学技术[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233.

[2] 王勇，马武华，黎玉辉，等.Airtraq喉镜和Macintosh直接喉镜在经口气管插管时血流动力学的比较[J].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2011，4(32)：407

[3] 张国楼.全麻插管期心血管副反应的防治[J].临床麻醉性杂志，2001（17）:673.

[4] 庄心良.现代麻醉学[M].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627-630.

[5] 陈永权，柳兆芳，金孝岠，等.心率变异性监测雷米芬太尼在老年患者麻醉诱导期安全性的评价[J].临床麻醉学杂志，2007（23）:577-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