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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查明华,文山学院科技处教授,云南文山,663000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Ethnic Cultural Mentality
――Also on the Embodiments of th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 of Ethnic Psychology
ZHA Ming-hua
Abstract: As a branch of psychology, ethnic psychology’s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embody in serving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common life. Ethnic cultural mentality of narrow sense i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s. From the connotation of definition, it means the reaction trend and way of mental behavior to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relations such as people, things, objects etc, that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ulture accumulated from national history. The concept extension includes values, attitude characteristics, volitional characteristics,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mode of thinking. Accordingly, it is necessary to get rid of the bondage of mainstream research paradigm of psychology for research methods; absorb experience from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Key words: ethnic cultural mentality; ethnic cultural mentality of narrow sense; ethnic psychology;common psychological make-up of nationality
我国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为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共同关注。从研究规模和社会影响看,民族学界的相关研究更受瞩目。最为突出的是受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研究一直牵引着民族学界,但因学科及研究方法制约,该问题的证伪仍未取得突破。心理学界在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时,受西方主流心理学研究影响,侧重微观领域的民族心理的研究,内容分散,难以对民族心理进行整体把握。于是,有学者提出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势在必行。[1]
无论如何交流与合作,民族心理学的学科归属毕竟是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分支,从学科内在发展需要看,应明确它为什么而存在?为实现目的需要研究什么?如何显现其学科特性?
一、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目的谈起
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心理学拥有了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实验手段和客观方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但冯特认为“心理学将研究范围限制在个体意识上,是不能够全面理解人的心理现象并作出比较正确的解释的”。[2]他强调心理学有两个基本领域:即生理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要全面解释人的整个精神现象,除了在实验室研究个体心理外,还需走出实验室研究群体心理,研究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各民族的心理。他用了20年时间,写下十卷本《民族心理学》。在其民族心理学中,他将研究对象看成“作为人类社会一般发展的基础的心理过程,以及人类精神集体活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产物――语言和艺术、神话与宗教、风俗、文化--的发生”,[3]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藉此概括心理发展规律,了解人类心理发展史。其民族心理学研究直接服务于普通心理学,从心理产生的原始文化背景中寻找其发生规律,追求结果的普适性、客观性。但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却不能清晰辨别其研究对象。
民族心理学从研究目的看:一是理论上发展心理学,研究和揭示民族心理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全面掌握人类心理活动规律,丰富心理学知识体系。任一心理学分支学科都有这方面的目的或客观作用。二是实践上应用心理学,通过民族心理学研究,深入认识各民族,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为各民族的心理发展与教育提供依据。冯特民族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前者,其研究对象也未区分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所以作为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特征不明显。由于他进入了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去研究人类心理,将民族的历史文化产物分类比较,积累了丰富的相关资料,仍被公认为民族心理学的创始人。就第二方面目的看,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涉及各民族心理,研究范围是民族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时间上既追溯渊源,又重视现状和面向未来,研究结果服务民族的发展与共同生活,从而显示它作为心理学分支存在的必要性和特性。
自冯特之后,西方涉及民族心理研究的有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跨文化心理学以不同民族的成员的个体心理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和比较不同文化群体心理行为的差异来检验现有心理学理论的普遍性,从而找出人类行为的普遍规律,目的是为了建立普遍适用的心理学或人类的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虽对民族心理进行了比较研究,但仍与第一个目的相联系。心理人类学以民族为单位,对不同文化造就的不同心理和行为特点开展研究,以便从总体上把握一个民族的“基本人格类型”,其研究结果对民族心理学的第二个目的有支持作用,但在学科属性上它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研究受到重视。心理学界和民族学界都重视民族心理研究的社会意义。不论从民族心理学的分支学科性质的显现还是其应用功能的发挥,第二方面的目的都显得很重要。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民族心理学研究什么能使人们认识各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从而更好地理解民族?
二、民族文化心理:反映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
什么能反映一个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在哪些方面反映?
从学科逻辑看,民族心理学是研究民族心理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其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涉及民族心理过程:认知、情感、意志;民族个性心理:个性倾向性及个性心理特征包括能力、气质、性格等。再考虑社会成员和其心理相互作用而研究群体的民族心理。按此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框架和内部学科关系进行的民族心理研究多处于微观层次,得到的更多是个体信息,是民族的个别成员或某些成员的样本研究结果,如性格特点、认知风格,知觉偏好等等。这些结果对认识民族心理面貌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也体现了心理学的学科特点。但研究分散,难以形成有机联系而对民族的心理面貌进行整体把握。
因此,需要从心理学概念体系中衍生出能集中、概括、鲜明地反映民族的整体心理面貌的概念。这样的概念:首先,它反映的心理是社会性的。民族心理虽有其遗传基础,但主要由其社会历史文化所决定,特别是作为整体的民族心理更是如此。其次,它反映的是共同的、稳定的心理。即民族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活动和内外交往互动中反映出来的心理。同时,它在民族文化载体中体现出来,对民族成员之间有影响或示范作用。
为此,用民族文化心理来标示这一概念,并区分其狭义与广义。民族文化心理的内涵及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界定为:受民族历史地积淀的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对人、对事、对物等客观存在和关系的心理行为反应倾向和方式。这一内涵的关键词在于“反应倾向和方式”。其外延包括:价值观念、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思维方式。
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概念可概括一个民族追求什么?看重什么?对人、对事、对己怎么样?生活与劳动或工作的意志怎样?情绪乐观或外显、自控与否?看问题全面、灵活或保守、固执与否?抓住这些方面也就把握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或精神面貌,这也是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概念与熊锡元教授定义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有共同之处。熊锡元教授定义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共同心理素质尽管比较抽象,但决不是不可捉摸。一个民族,通过它的语言、文学艺术(包括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建筑风格与手工艺等)、社会风尚、生活习俗、、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方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审美观和民族意识与自豪感,这就构成该民族在共同心理素质上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这一民族在精神面貌上区别于其他民族” 。[4]两个概念都强调了文化的影响,以及对民族心理整体面貌的反映。但民族文化心理建立在心理学概念体系之下,“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立足民族理论背景,并有其具体来源,即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文化心理概念旨在认识民族整体的心理面貌,它的某些方面可与其他民族文化心理有相同特质,但表现风格有差异,即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有交叉又有区别。“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强调与其他民族区别。
就共同性和稳定性而言,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典型地反映“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从民族文化区分的内在依据看,又以等同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换言之,从心理学衍生的民族文化心理概念,其内容和作用与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致的。但民族文化心理概念的作用主要在于认识民族,理解民族。民族理论中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强调与地域、语言、经济生活等因素一起识别民族。至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能不能识别民族,在多大程度上识别民族又当别论,主要从民族理论和民族学中寻求定论。
广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指民族个体或某些群体或族群的文化活动或文化载体中体现出来的心理,也是民族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体现民族性的部分。心理学侧重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正是在广义的民族文化心理范畴上进行的,现有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及其成果主要是在此层面获得。广义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能体现心理学的特性,但还不足以显现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特性和它应有的作用及目的。
三、狭义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及困难
“民族心理学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研究不同文化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下各民族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5]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广义的民族文化心理覆盖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对心理学研究者而言,以实证方法进行广义民族文化心理研究更为可行,并切合心理学的学科特点,这也是民族心理学研究更多在微观层面进行的重要原因。而要凸显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分支学科的特性,对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研究是重要的也是有困难的,或者说尚未有突破。其困难表现在:
(一)研究内容的复杂性。民族文化心理植根于民族丰富的社会生活及个体活动中,跨越时空,涉及面广,其研究既要探究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又要确定其现今表现与影响,难以入手和驾驭,得到为人信服的结论也比较困难。因此,要抓住其价值观念、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思维方式等五个基本维度,寻找经历了历史文化发展或变迁而延续下来的稳定特征,并从稳定特征中找出相互关联的特征。
(二)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由于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很难以单一的研究方法或依靠心理学主流的实证研究范式开展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要有所突破。居于民族文化心理的社会属性,一是从心理学内部偏重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中吸取方法,二是从外部借鉴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冯特曾使用过历史文化产品分析法,他从民族的语言、艺术、宗教、图腾信仰、道德法律等文化要素中进行观察和分析,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在研究民族文化心理时仍有借鉴作用。近年来,研究民族心理进行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整合受到重视,[6]质的研究强调对心理现象的理解、意义和发现,于自然的状态下在社会背景中对对象进行整体考察,有助于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理解和把握。另有心理人类学研究者深入到不同民族文化中以民族为单位,对不同文化造就的不同心理和行为特点开展研究,有利于在生动的文化背景中发展地把握民族的心理面貌,其研究经验也可吸取。
狭义民族文化心理研究的最终环节主要依靠归纳与概括的思维过程。质的研究与描述和量的研究与分析都可使用。只是对不同发展状态的民族,适用的方法有不同。如对汉民族文化心理的研究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使用,量的研究较为方便。少数民族,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由于积累的历史文献少或没有,需要更多进行实地观察、访谈,在研究者与对象的互动中,借助民间留存的文化形态或载体进行研究。具体方法需要在研究中根据对象和拥有的研究基础和条件确定,其性质多于偏向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总之,研究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使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分支学科的特性得以显现,并将更有效地服务于民族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生活。同时,也为民族理论或民族学研究提供心理学依据。
参考文献:
[1] 徐黎丽.关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2002,(6):95-103.
[2] 张世富.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体系、理念及本土意义[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1):108-113.
[3] 胡礼遇.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J].广西民族民族学院学报,1986,(2):64-71
一、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整合趋向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学、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G.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W.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
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从社会心理学诞生之日起,以罗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以麦独孤为代表的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后来又出现了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不同研究取向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点。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试图从个人的人格结构中求得对人类社会行为的解释,强调个体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通过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化等“塑造嬉体”的因素来研究人们的社会互动,并进而达到对人类行为本质的解释,强调社会呀群体变量的重要性;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是从因素入手探索有关人类行为的解释,强调文化变量的重要性。但是,俱、社会、文化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彼此之间的互动是持续不断的。要充分准确地描绘人的社会行为,单一的研究取向是难以实现的,必须建立一种综合的研究取向才有可能。从本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欲图将社会心理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努力得以具体实施,尽管许多人做了大量工作,但学科间的联姻却未能获得预想的成功。最近20多年,不同研究取向的论争再度兴起,当理智战胜了感情之后,开始迈上了整合之路。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实现不同研究取向的整合奠定了现实的基础。
从国内外社会心理学多种研究取向的整合发展和现状启示中,我们认为,社会行为心理学是关于社会、文化和人格及派生物地位、角色和自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的造的综合应用社会科学,是从心理层面上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流行性反应的总体把握。从学科性质上讲,它既不是心理学的分支,也不是社会学的分支,而是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事合社会心理学。它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正如南京大学周晓虹博士所言:“我们只有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以至生物学的多维视野出发,才能获得对人类社会行煌完整解释”。从社会心理学的起源上看,它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边缘学科,是母体学科在解释人类行为及春与社会、文化、人格的关系时彼此接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体系来看,它虽然是在母体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它既不是某一学科的附属物,又不是多种学科的简单的拼凑和混合,而是多种学科的整合,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全新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社会心理学应独立地着力于社会行为心理的整合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第一次提出了整合社会心理学,其研究对象分为三层次或三个单元:第一层次为宏观层次,又叫社会主体单元,其基本概念是社会、文化和人格,认为社会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S)=f(S.C.P);第二层次为中观层闪,又叫个人主体单元,其核心概念是地位、角色、自我,认为个人行为是这三个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I)=f(S.R.S);第三个层次为微观层次,其操作概念是目的、工具和态度,又叫行为主体单元,认为任何作为社会行动的行为都是这三因素的函数,其公式为B(A)=f(O.M.A)。夏学銮教授“三层次九因素”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在水平层次上的任何一个主体单元的行为都必须考虑行动的三个参照系数的综合作用。总之,它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合在一起的。
从“三层次九因素整合说”中可以盾出,社会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社会行为的内在心理律的整合及个体作用、群体互动、社会影响的整合是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关节点。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是人类社会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心理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过程,而社会行为则是社会心理的外在表现。社会心理整合研究是指社会行为流行性反应的内在心理一般本性和一般规律的研究;社会行为整合研究是指现实生活中人们直接关注的流行性心理反应的外在行为特征研究。社会心理的维度是我们所熟知的,而社会行为的维度则往往有所忽视。目前,社会心理研究所有社会学化和社会行为研究有心理学化的整合趋势。社会行为心理学既要探计内在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又要研究外在的社会行为规律,以避免行为主义忽视行为内在心理过程,而认知论学派忽视心理过程外显行为的偏向。
二、社会行为心理不足合的切入点
中国社会近10年来,社会心理学进入重建与复兴阶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社会心理学知识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又不知傣何下手方能切合实际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行为也是千姿百态的,对社会行的总体把握不仅涉及到对鞭一般存在的把握,而且必然要涉及到对其各种存在样态及方式的把握,面对五光十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最适宜的入手处或生长点哪里?
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社会流行的社会行为心理问题,并认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这些总是提供依据和答案,因而开始了社会行为心理与现实社会问题结合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和现实生活的信息资源,限定了研究的切入点或理论的生长点。就此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最适宜的切入点只能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热点问题。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反映,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行为心理热点问题也是社会行为的心理的重点问题,这些行为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和前途。社会行为心理热点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心理的难点和焦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是很敏感、很尖锐的社会焦点问题,解决起来也往往难度不小。社会聚群行为是种种社会行为心理的起始点和矛焦点,也是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整合研究的着力点。
社会心理学是对社会生活和处于热烈社会生活聚焦点上的人们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的本质的思考,社会心理学一开始就是为解决与现实生活有关的社会心理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以后的每一步发展都直接从社会生活的急需中获得了无限的动力。显然,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例如,20年代“霍桑试验”中士气与生产效率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工业生产之急需;30年代舆论、流言、种族和价值冲突等主题,是为适应世界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之需要;40年代信仰、态度、民族性格等主题,是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需要;而五六十年代以后社会相对稳定和平发展,许多具有明显应用性的分支学科相继出现,既繁荣了社会心理学本身,又使它在社会生活需要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不仅在欧美国家,而且在日本、俄罗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心理学这门应用科学的社会职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越来越大。有人统计,这10多年中《全国新书目》上刊有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书有数百种,其中90%以上都与应用于社会生活有关。并且社会心理学应用成果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或正在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
三、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着力点
大量的有关研究表明,社会互动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对称性和非对称性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种种群众行为、大众行为、集群行为。也就是不受通常行为规范所指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群体行为方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聚群行为。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对社会发展和人们社会行为的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积极的社会聚群与人们积极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行为之间正相关,而消极的社会聚群(矛偏行为)与人们社会观念的偏颇和社会行为的偏离也有正相关。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有一种比西方更重视同辈凝聚的矛群意识,在这种社会心理环境下,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在聚群面对面的互动中会越聚越热,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将问题自然聚焦,聚焦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施放出来。由此看来,聚群和赤心理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成为社会变昔的掏力。所以,假公济私在生生的聚群行为心理入手,探寻研究社会行为心理现象和规律,是整合社会心理学具有生命力的着力点。
布鲁姆(H.G.Blumer)1946年曾把集合体分为四种:集群、大众、公众和社会运动团体。后来,布罗温(R.W.Rrumer0又把集群分为两种:暴众和听众。这种分类依照无组织群体的有机程度和无组织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全划分的,有利于人们对无序群体的理解和把握,对聚群行为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大众与聚群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两类群体都是一种无组织群体的集合现象。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以大众面貌出现的无组织群体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值得引起重视的群体现象。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人数和接触方式上。大众是散布在广大社会范围内、接触大众传播媒体为数众多的一群人,大众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接触是间接的,是通过大众媒体发生作用的。聚群是以视野所及、耳闻所达的一群人,相互之间的接触是直接的,通过感官和躯体感知群体中的人与事。大众和聚群都是无组织群体,具有自发性、散漫性、情绪性、无责任性等。
国外将聚群行为称为collectivebenhavior,也就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大众集合现象。原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把它称为“非集体行为”(或译为“集体外行为”),而我国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上,一般译为“集体行为”。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称为在公共场合或社会活动中出现的集群现象。兰州大学曹孟勤教授等认为,译为集体行为不妥,称为“群体行为”失之过宽,没有限制,称为“非集体行为”也不妥,因“集体外行为”并非个体行为。因此,人道我这种偶然聚在一起无组织的一群人的行为为集群行为。我们认为“聚群行为”这个概念更能全面地动态地表达无组织的、自发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的激烈行为特征。
社会心理学认为,趋群性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趋向于合群。社会生产方式越发达,生活方式越先进,各类人员的趋群意识和结群倾向就越强烈。面对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发展,社会聚群现象普遍存在的、经常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情况和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随意性、自发的、无拘无束的聚群现象无所不在。它的启动原因之一是出于人们最基本的交换信息需要。这一需要最原始的生物学价值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聚群者希冀在集合中寻找到共鸣点,并力图补充缺陷,达到志趣相投、知能互补。不仅如此,而且聚群行为心理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聚群已由过去的单一性发展到多学科广泛交叉,层次日益增多,品位日益提高,形式日趋复杂。因此,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优化整合聚群心理与聚群行为发生、发展的过程特征和规律,即聚群心理的外在行为律与聚群行为的内在心理律,探求对积极聚群行为的鼓励、强化,以及寻求对偏离聚群行为的预测、预防和调控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1986年10月3日给沙莲香教授的信中所强调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九大部门之一的行为科学部门中,社会心理是一门重要学科。而行为乘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在条件和依据,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一般情况下,聚群需要形成聚群动机,聚群动机驱使聚群行为。“因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和根据都是心理现象的规律,同样一切心理的外在表现都构成某种行为”。人的行为无一不是由动机所引导、维持和导向,而动机又是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一个人的行为是这样发生的,一个聚群集合行为也是在相互一系列心理活动的支配下发生的。聚群心理是聚群行为的内中动力,聚群行为是聚群心理的外在表现。可见,个人行为与聚群行为都是一种动机性的心理行为。所不同的就是聚群行为中有大部分人只能模糊地意识到这种需要和动机,而简单的幼稚认同就应声而起,被动地或奇特地介入进去了。
四、社会行为心理整合的交互点
社会行为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人心理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社会行为与社会聚群行为活动等三大领域。当代社会行为心理学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的整合科学。整合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三大层面的内容,即社会环境、文化心理、人格信仰、角色地位之间相互作用的宏观社会文化行为心理整翕支;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态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中观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层;亲和行为、互动行为、聚群行为、规范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的微观社会聚群行为心理整合层;这三大层面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合构成了当代社会行为心理研究的有机整体,力图发挥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三者的“杂交”优势,克服不足,建立共性与个性、世界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学。
在个人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注的社会文化与亚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化心理的积淀,对社会成员人格信仰、角色地位等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人格与角色待社会和赤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环境与文化心理的建构。
在个人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所关心的个人之间的相互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怎样在社会认同层面,人际关系层面,人际沟通层面相互作用产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行为,以及后者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前者。
在群体与个人的交互作用点上,社会行为心理整合关注从群体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群体的影响过程,在群体合作、竞争、冲突、调适等对称性社会互动和模仿、暗示、感染等非对称性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人们的亲和行为和规范行为,以及人个行为又如何作用于群体行为。
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据说人类的自尊受到三次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原先,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人类当然是宇宙的主人,也因此而有无比尊贵的地位。日心说指出,人类所居的地球其实是绕着太阳转的,这颗小小的星球在浩瀚渺远的宇宙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人类只是孤零零地居住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上。
尽管人类不再是宇宙的主人,那么毕竟是万物的灵长,在这颗星球该拥有无比尊贵的地位吧?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一次打击人类的这种自尊。他告诉我们,人类的祖先是猴子,今天的所有文明人他们遥远的祖先无例外都是猴子。人类并非上帝造就,更不是上帝的宠儿,在这个星球上并不天然地拥有统治权和优先权。当代科技则进一步证明,人与猴子,甚至是老鼠的基因,90%多是相同的,不同处微乎其微。
或许人之高贵在于人所独有的理性和高贵的情感,这使人完全区别于动物。然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给人的尊严以第三次打击。他指出,人的行为其实质只是本能的冲动,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欲望的世界,这种原始的欲望跟动物并无本质的区别。因此,就其心理本质而言,人并不能区别于动物。马克思也说:“人从动物来,必带动物性,不是有无,而是多少。”所以,在西方文化的视野里,倘从宗教角度看,人是有“原罪”的,人类必须不断地向上帝忏悔,求得“赎罪”,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拯救。倘从科学的角度看,人是有动物性的,本性是恶的,其实也是一种"原罪"。人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并通过剖析和批判来展现人的真实存在的状态。正惟如此,人类因其向善的努力而区别于动物,赢得人性的尊严。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反思和批判,没有哥白尼,没有冲破神学的桎梏,自然科学就不可能繁荣,现代科学就不可能诞生。没有达尔文,没有人类学的独立而充分的发展,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就不能高度整合,创造出奠基于现代政治、哲学、法律、经济的现代社会。没有弗洛伊德,没有对人类本能、人性的追问和诘难,没有人类深刻的自我观照和精神提升,就不能对人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心理学的高度发展,影响现代哲学、艺术和教育。
人来自动物界,又从动物界提升,这是人类的必然趋势。西方因认定人有其“恶”,故用法律、宗教等手段来规范人。中国文化认为“性本善”,“人皆可为尧舜”,认为可以通过自我修炼而达到圣人的境界。“克己复礼”“吾日三省吾身”,既是修炼的目标,也是修炼的手段。中国人是完善自我,而不是批判自我。西方不认为世俗中有完人,因为只有上帝是完美的。东方认为世俗中有圣人,圣人是完美的。所以有人会扮作圣人,有人被捧为圣人。既然不肯自觉暴露自己内心的丑恶,所以自我约束很难彻底。圣人的标准太高,难于做到,故多文过饰非的伪君子。鲁迅先生作为思想家,他的伟大之处正如他所言:我的确常常解剖别人,但更严于解剖自己。倘若对人性估计太高,那么对人犯错的宽容度就小。监管既少,犯大错的可能性就多。一种民族文化有其优秀之处,也有其缺陷,每个人也如此。改过自新,长善救失,既包含着文化的尊严,也是人性的尊严。
音乐心理学是音乐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它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各种音乐现象进行了分析,从较为具体、微观的角度展开探讨,为音乐学的研究创造了各种可能性,也极大地促进了音乐学的发展。音乐心理学辩证且有力地分析了音乐学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对于音乐创造、音乐传承等多方面都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一、音乐心理学的概念
音乐心理学是用心理学的方法及理论研究音乐与人的各种心理现象的相互关系,并找出其规律的科学。它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汲取生理学、物理学、遗传学、人类学、美学等有关理论,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研究和解释人由原始(初生)到高级的音乐经验和音乐行为的心理学分支。总而言之,音乐心理学是从比较细微的角度对音乐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科学、严谨地找到了音乐学习中的必然规律和必然属性。
二、音乐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音乐心理学在对音乐心理现象研究的基础之上,创新性地找到音乐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对于深化音乐学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音乐心理学主要研究音乐感、音乐才能的定义及分类、音乐创造及表演的心理过程、音乐对心理的刺激及其效果、音乐天资的遗传、音乐对心理的刺激及其效果、音乐记忆、音乐与感情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和分析,从本质上说,音乐心理学研究的说研究音响与心理的关系,主要研究内容有音的物理属性(音高、音强、音质、时值)与感觉的关系:音程(八度、协和与不协和)对听觉所产生的结合作用、融合作用及遮蔽作用:听觉与其他感觉(特别是视觉)之间的关系:听觉空间感的形成问题、以及音乐感、节奏感。和声感等方面的研究。总而言之,音乐心理学研究能够有效地解释清楚音乐学各方面的内容,对于音乐学科的发展、音乐人才的培养以及人才音乐的创造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音乐心理学在音乐学研究中的作用
(一)音乐心理学对音乐创造做出了科学化的解释
音乐中天才的表达形式,对于音乐本身的创作构思的形成,以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一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对于音乐本身以及音乐心理活动的研究,能够准确地分析出音乐创作的情感状态和思路,从作家本身的感情、节奏、创新等各方面展开分析,对于音乐的创造做出合理的解释,只有如此才能够从不同的方面对音乐家展开深入的了解,找到音乐家与普通人的区别,“天才的表达形式”更加科学化和可具象化,打破了音乐本身的神秘,对于研究音乐创造有极大的关系。
(二)音乐心理学细微、具体地研究了音乐现象
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对音乐学进行研究,能够从细微、具体的角度研究音乐现象。比如音乐形式、音乐创造能力、音乐才能、音乐记忆能力、音乐想象力、音乐审美能力等,音乐心理学对此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比如音乐记忆能力,旋律、复调、对节奏、高低音、和声、音色甚至整部乐曲的记忆能力,通过培养学生的音乐记忆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帮助学生提高自己对于音乐的领悟能力,又拿音乐才能来说,音高感、音强感、时值感、节奏感、和声感与音调记忆能力:对于音乐听觉的感受能力、音乐感情的理解、音乐实现力、音乐气质的养成等这些都是音乐才能的具体表现,就音乐学的研究来说,只有从根本上找到与音乐学习相关的因素,才能够对症下药,为音乐学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三)音乐心理学有效促进了音乐的创造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0-0099-02
一、社会工作的定义
社会工作是一种由政府或私人社团所举办的专业服务。它的本质是一种助人活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做好人好事,或凭一腔热情帮助他人,而是具有专业理念,专业技巧的专业方法”[1]3。王思斌教授指出“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帮助社会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群体和社区,解决困难,预防问题发生,恢复、改善和发展其功能”[1]3。社会的专业方法包括个案工作法,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行政等。
二、社会工作与心理学的关系
(一)社会工作与心理学的联系
1.心理学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一部分理论和技术
社会工作和心理学的基础理论都包括了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动力理论、认知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以及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理论。由于社会工作和心理学都起源于西方,而社会工作在起源阶段只停留在实践方面,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因此社会工作的理论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其基础理论与心理学理论有一部分的重合。而心理学也为社会工作的实践提供了一些技术。
2.最终目标都是助人
社会工作的目的在于助人,而心理学研究目的之一也在于帮助正在遭受心理困境的人,尤其是在人本主义成为一大流派之后,倡导以人为中心帮助受助者挖掘自我潜能的目的与社会工作不谋而合。
(二)社会工作与心理学的区别
1.理论基础不同
心理学的理论分为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完形主义、人本主义等几大流派。而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则涉及面更广,除了涉及社会学之外,还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内容。
2.关注重点不同
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个体的心理过程,即以认知观念、情绪情感和意志为代表的心理活动。而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既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也关注个体的外部环境;既微观地深入某个个案,也以宏观的视角观察整个社区甚至社会的运行。
3.研究对象不同
心理学研究的是心理现象,即研究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的心理活动。特别是人本主义学派主张心理学不应以心理障碍和疾病为研究对象,而应以激发人们的潜能、增强人们的幸福感为己任。而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基本理念,在当前阶段,还是以研究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主。
(三)个案社会工作与心理咨询的关系
个案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在实践中都是基于个体,强调个体的特殊性和个体所面临的特殊情境,因此在工作方法上,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有相似性。黄耀明认为“当受助者的问题主要归因于个人层面并与之意识和认识密切相关时,社会工作就会运用心理咨询的知识与方法去分析和帮助他们解决问题。”[2]
心理咨询主要倾向于帮助心理状况不佳或存在心理障碍的人群,通过找出引起心理不适的症结所在,达到缓解不适情绪,提高来访者适应环境能力,增进心理健康的目的。其关注重点在于帮助患者或来访者达到心理动力与人格,即个体内部的均衡。心理咨询由于其专业性强,针对的只是一部分社会人群,特别是私人开办的心理咨询机构,收费标准较高。
而社会工作说到底仍然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倾向于通过缓解当事人的情绪,促进其与社会、社区的和谐发展,其关注的重点在于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均衡。通过促进个体与环境的均衡,最终达到预防社会问题、增进社会福祉的目的。工作时既可以针对个人,也可以面向家庭、社区,或是整个社会弱势群体展开。
三、心理咨询工作方法在个案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一)“非言语信号”的识别
非言语信号指的是除案主的语言外的,能够表达当下案主情绪、态度等的信号。
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都注意案主的“非言语信号”,例如表情、肢体语言,甚至是长久的沉默都应该引起社会工作者的重视。
例如在第一步建立关系时,案主总是借故缺席或在交流过程中身体后倾,刻意拉开距离,社会工作者就应该意识到案主对社会工作者或社工的帮助具有阻抗的情绪。这时社工就应该暂时搁置原有计划,而从自身以及通过案主的家人朋友了解案主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并予以解决和处理。
又例如在叙事过程中,案主叙事速度较平时更快,社会工作者就应该询问案主,其情绪是否处于紧张状态,并且帮助案主放松下来。
(二)倾听技术的使用
倾听技术是心理咨询的一项基本技术。不同于一般的听,倾听技术强调的是用心去听。
在案主叙述故事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该抱着真诚的态度,并结合案主的表情和动作,不仅听到故事本身,也听到隐藏在故事下面的案主的情绪和需求。然后做出恰当的反应,必要的时候可以重复案主的话或说出案主的真实感受。
例如在案主中断叙事哽咽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可以说“他那样对您,您当时一定很难受吧”或者拉着案主的手,鼓励其继续叙述下去。
除了这些基本的技术外,心理咨询的很多治疗流派都可以运用在社会工作个别的案例工作中,以下就以叙事疗法为例阐述如何运用心理咨询方法来提高社会工作的服务质量。
(三)叙事疗法在个案社会工作实践中的运用
“叙事疗法是一种心理投射技术,即倾听来访者故事,找出遗漏的片段,使问题清晰,从而引导来访者重构积极故事,以唤起内在力量的改变”[3]284。
叙事疗法的主要观点是:(1)“讲故事可以改变自己”。(2)“人之所以产生适应问题,是由于个人的实践与主流叙事之间有矛盾。”[3]285
叙事疗法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1.建立关系
社会工作者通过与案主的初步沟通,了解案主的基本信息,获取案主的需求,准确识别案主的问题,并与案主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的关系。
只有识别案主的问题所在,才能有的放矢,也只有案主信任社会工作者,才能在接下来的沟通和治疗中真正打开自己的心灵,真实地叙述和倾诉,也只有案主和社会工作者互相认同,社会工作者对于案主的倾听和开导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2.引导案主叙说故事
请案主梳理事件的条理,重新叙述故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一个帮助案主宣泄情绪的过程,一方面也为下一步问题外化打下基础,在叙述过程中,案主或许能自己发现看待事件的全新角度。
3.问题外化
即将问题和案主分开。“如果把问题看成和人是一体的,要想改变就相当困难”[3]285正如某些社会工作者所说,“社会工作者要使案主有这样一种信念:是问题缠上了我,不是我本身有问题。”[4]把问题和案主分开,案主才会鼓起决心和勇气去面对问题。
4.解构技术
叙事疗法专家认为,在个体的主流事件之外,存在一些不被注意的边缘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往往蕴含着改变的力量。
解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该帮助案主跳出问题看故事,然后寻找出具有积极力量的边缘线索,即“闪光故事”,并赋予这些线索积极意义。正是这些线索让案主意识到诸如“啊,原来我这么勇敢”逐渐改变对自己的负性评价,获得积极的能量。
最后可以鼓励案主写出对自己的认识和未来希望等,每天大声读几遍,形成积极的自我暗示,强化成果。
四、心理咨询工作方法用于个案社会工作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对于较严重的心理疾病患者应及时协助进行专业治疗
由于社会工作者毕竟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于很多问题的处理只能站在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上,在运用心理咨询方法进行个案工作时可能在一些细节问题的处理上也会存在偏差。因此当社会工作者意识到案主可能存在比较严重的心理障碍时,应该及时联系心理专家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案主进行诊断或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二)用真诚和热情切实建立与案主的关系
心理治疗中来访者一般是主动寻求治疗和帮助,而社会工作的案主可能在一开始是被动接受帮助的,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开始阶段与案主建立关系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阻滞。这就需要社会工作者怀着热情和真诚,逐步与案主建立关系。切忌在关系建立前就急于开展工作。
(三)以案主为主体,发挥案主主动性
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观,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使案主从被加工的客体转化为对话关系中的主体”。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引导案主自己去发现去解构,切忌喧宾夺主。
(四)对外部环境资源的利用
心理咨询一般只强调个体本身,及其内部人格和心理动力的均衡,而社会工作还关注个体与环境的协调。社会工作的一大优势是可以整合社区资源甚至是社会资源,并加以利用,而如果过分依赖于用心理咨询的方法帮助案主,则可能忽视对外部资源的利用。这就要求社会工作者要“两手抓”,一方面借用心理学的手段和方法,与案主进行沟通,鼓励案主建立自信。另一方面,要擅于整合外部资源,通过社区、工作单位,及其家人朋友的力量共同影响案主,帮助其尽早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1]周沛,葛忠明,社会工作概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2]黄耀明.略论社会工作与心理咨询的关系[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7(3):9-12.
[3]陈青萍.现代临床心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目前我国研究者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
人们一致认为,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民族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因而民族学研究者将民族心理学视为民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心理学研究者也将其归属于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不同的学科所属使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颇为不同。
民族学研究者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曾将重心放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上,他们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进行了多种多样的阐释,从各自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构成要素。这一时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这两个概念的分辩与讨论,也成为热门话题。近年来由于借鉴心理学的理论,民族研究者已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对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已无异议,但对民族心理的具体解释却各不相同。比如,李静提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诠释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民族群体的心理的产生、发展及其历程,与民族有关的心理问题及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体其它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各个民族心理规律的揭示,对其心理模式各个方面的研究,包括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认知结构、思维方式等的研究,进而研究各民族相同或相异的心理模式及其发展演变…。而徐黎丽认为,民族心理学是普通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就是特定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民族心理产生发展的生理基础。
相较民族学界的解释,张世富对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解释更具有心理学意味。他认为:“民族心理学就是以发展的观点研究不同文化条件和社会生活条件下各民族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各民族的心理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民族心理应该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性格、能力、自我意识和民族的社会心理等基本内容A_。但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仍不足以说明对民族心理能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质的了解解因而,对民族内部的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也应进行研究4(58)。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而民族心理是由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认知、思维、气质、性格等;民族心理状态包括民族价值观念、情绪、情感、兴趣、爱好等;民族自我意识则包括民族认同、自豪感、自信心等。
上述对研究对象界定的差异,在实际研究中表现为:“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12™。然而,民族学研究者的宏观性研究与心理学研究者的微观性研究并不存在一种的相互补充关系,它们独自为阵,并不能实现民族心理学的完善建构及发展。
2、研究对象的剖析一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者们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定义,可以看到以往研究者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
其一,普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层面。认知、情感、意志、能力、气质、性格、自我意识等等,是个体心理的研究内容。普通心理学以个体心理为主要内容。仅只在各种心理现象前加上“民族”二字,只能表明研究样本具有“民族”这一属性(这一属性在我国还特指“少数民族”。说明民族心理学是对某一或某几个、甚至是所有人们现在能确定的民族的个体的心理过程、个性心理和自我意识的研究,即对民族的一般心理现象和规律的研究。如前所述,一些研究者就明显把民族心理学划为普通心理学的范畴,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民族认知、民族情感、意志等等。
其二,社会心理层面。将社会心理层面的心理现象作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者并不多。张世富在其主编的《民族心理学》一书中,曾明确提出社会心理也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2005年他指出,民族心理应该包括民族认知、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性格、民族品德、民族气质等,这些是民族心理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仍不足以说明对民族心理能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和本质的了解。因而,对民族内部的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也应进行研究。我国的学者大多持这一看法,即对民族内部的群体心理进行研究,特别要研究那些直接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产发展、生活提高、智力开发、科技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的民族心理现象,才能充分发挥民族心理学所特有的价值。
民族内部存在着众多的群体,如根据年龄、性别、血亲、职业、宗教、阶级或阶层、文化等特点构成的群体除了具有本民族的共同心理,还具有该群体所特有的心理现象,因此研究民族内部各个群体的心理现象,是十分必要的王昕亮对1997年到2002年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研究的计量研究资料表明,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是:人格特质占19.8%,儿童智力占9.9%,学习心理8.0%心理健康30.2%,双语教育18.5%,社会心理8.0%,其它内容(包括心理测量、审美心理、宗教心理、文化心理等等)占5.6%丨7丨<1>10)而在统计的所有研究中学生是被试群体的绝对主体,学生占被试总数的97.2%,其他人群仅占2.8%7丨(13)。所有内容中,仅占8%的社会心理研究,及其97.2%学生被试的数据已明确的说明:当前我国民族心理学在实践中的研究样本单一、内容庞杂,并没有形成该学科的独特的主体研究对象。
上述分析可见,目前我国研究者对民族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的界定并不清晰,未能明确的给研究者们指明主要方向。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其主要内容和重点究竟是通过对民族群体的研究而得出的各种民族个体的一般心理现象的研究呢?还是在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社会环境层面上,对各民族群体和个体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研究?还是如前文所述,只要是与心理学有关的,挂有“民族”二字,或研究样本是“少数民族”即可?
二、民族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1、民族心理学的概念
我国学界对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的不清晰,和民族心理学概念的翻译及对概念的定义不明有关。中国的心理学是舶来品,民族心理学也不例外。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是我国学界认为最重要的民族心理学著作。然而,冯特著作的英译名称是“TheElementofFolkPsychology”,涉及的内容有原始人、图腾制度、英雄与神的时代、人性的发展。冯特将这些内容的分析看作是人类心理发展的历史。张世富曾指出:“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应称作《民俗心理学》,冯特原来称其为Folkpsychology就是民俗心理学,冯特的《民族心理学》这一书名虽译的不够准确,但沿用至今不见有什么异议,该书的内容虽以民俗为主,但研究的是民族的、部族的民俗,所以仍属于民族心理学的范畴,故称之为《民族心理学》也不是没根据的”。由于冯特所做的民俗分析是对民族的、部族的民俗分析,所以被我国研究者接受为民族心理学。这显然是需要纠正的观念,国外对民俗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的解释是有明显差异的。最早使用民俗心理学(Folkpsychology)的心理学家WilhelmWundt在1916年认为民俗心理学的目的是在民族学所提供的事实基础上,针对原始人的思想、信仰及行动从事心理学的解释,而近期的学者认为民俗心理学指一种采取当地民众习用之本土性名词、概念及思想的心理学。从上述我国学者们对民族心理学的解释来看,显然不是指民俗心理学,因而,他们对民族心理学研究对象及内容的界定也非民俗心理。既然如此,以冯特的民俗心理研究的体系、理论作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指导理论显然是有偏差的。与民族心理学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是文化心理学(Cul¬turalpsychology),但文化心理学所研究的是文化传统与社会实务如何调节、表现及转变人心。中国民族心理学并未在实质上与民俗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分开,而是混在一起。如果民族心理学要发展,势必要与其他相关学科区分开来,以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领域。
2、族群社会心理一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1)族群心理与民族心理
族群范畴的心理比民族范畴的心理更准确地反映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庄孔韶在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中认为:族群(ethnicgroup)是人们在交往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自认为和被认为具有共同的起源和世系,从而具有某些共同文化特征的人群范畴。在概念上,族群与民族是有一定区别的。与族群不同,民族(nation或nationality)不仅是一种人群范畴,而且还是一种人们共同体。它一般指那些有自治要求,已被政治疆域化或正在追求政治疆界化的族群,而族群的政治疆界化则往往要以一定的共同地域和共同社会经济联系为前提。并不是所有具有共同地域和社会经济联系的族群都会要求政治上的疆界化。而一个散居的、缺乏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族群,也可能去寻找一块地域,创建共同的经济生活,使自己得到政治疆界化,成为一个民族。“族群”可以概称、囊括“民族’,也可以用它来区分民族内部的不同支系,但很难用民族来囊括族群。比如,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被称为“ethnicChinese”,但不能统称为“Chinesenation”,否则会引起纷争。在我国,对族群与民族的概念并不加以区别,但通过民族识别的56种民族中,汉族就明显没有自治区域的概念,而且我国目前还有很多有待识别民族成分的、明显有别于其它民族的人群体,如西藏的僵人、云南的苦聪人等等。仅以“民族”范畴的心理为研究对象,会使我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已被识别的少数民族上,而忽视许多未被标识民族身份的族群或未获得政治疆界化的族群。以族群心理作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合理,认识这一问题,对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是重要的。
(2)族群社会心理是民族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9-0147-06
一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审美文化研究引起了国内美学界的重视,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一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学术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审美文化基础理论研究有了相当的收获,林同华的《审美文化学》[1] 和夏之放的《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2] 两本专著的出版,在审美文化的基础理论与学科格局方面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探讨,开了审美文化研究的学科建设的先河。二是审美文化史的研究成绩斐然,陈炎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审美文化史》[3] 对中国审美文化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是一部不同于“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审美文化史”。[4] 吴中杰教授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5]“突破了既有的写作范本,把美学史写成审美的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生活、观念与艺术有机统一的审美意识史和审美文化史。”[6] 周来祥教授主编的六卷本《中华审美文化通史》,[7] 抓住特定时代美学的总范畴和审美理想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并着力揭示了这一总范畴和审美观念、审美创造的发生、发展、裂变、兴替的演变过程,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审美文化的发展历程。此外,余虹教授主编的《审美文化导论》,[8] 从审美文化的历史样态到当代状况的审视和阐释,为审美文化的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三是汕头大学与徐州师范大学相继编辑出版的《审美文化丛刊》,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必要的学术园地,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研究朝着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可以说,审美文化研究经过近20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学术态势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这就是如何通过更深入的理论探讨,通过对审美文化的历史形态与现实发展的深刻关注,并且从理论体系与学科建设的层面上促进研究的深化,促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产生一次质的飞跃。笔者认为,构建审美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应该是促进这一研究向着学科建设的方向发展,有效提升它的理论层次和学术水平的突破口。众所周知,范畴的构建是理论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体系建设最基本的认识论基础。在哲学史上,最早对范畴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范畴就是在对客观事物分析归类得出来的基本概念。他在《范畴篇》中提出了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与遭受这样十个范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则创立了一个先验论的范畴体系,这个体系由4个大类12个具体范畴组成。康德在他的研究中高度重视对于范畴的逻辑功能的阐释,强调了范畴在人的思维活动中,尤其是在加工感性材料的重要作用。黑格尔哲学高度重视范畴的普遍性意义,认为范畴“贯穿于我们的一切表象”,是“一般的东西”。他从辩证法观点出发,认为范畴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他说:“通过范畴的作用,单纯的知觉被提升为客观性或经验,但另一方面,这些概念,又只是主观意识的统一体,受外界给予的材料的制约,……这些范畴和范畴的总体(即逻辑的理念)并不是停滞不动,而是要向前进展到自然和精神的真实领域去的,但这种进展却不可认为是逻辑的理念借此从外面获得一种异己的内容,而应是逻辑理念出于自身的主动,进一步规定并展开其自身为自然和精神。”[9] (P124-125) 但是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影响了他对范畴的本质的科学认识,他一方面认为范畴是独立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把范畴的演变看成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
唯物辩证法则认为范畴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是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东西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列宁深刻地指出了范畴的本质属性,他说:“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工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10] (P75) 一定的范畴标志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阶段性成果,因此,“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0] (P78) 可以这样说,范畴是在反映客观世界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的一定体系中存在,它的本质表现在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中。范畴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取得的科学认识的结晶,又是人们进一步认识世界的起点。它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相一致,并表现着科学发展的总体要求。各种不同门类的科学体系中都有各自的范畴。
审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就有理由朝着建构范畴的目标前进,这可以说是审美文化研究向着学科建设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定学科的理论范畴的构建,首先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本身存在着的特殊本质的要求,因为各种不同的事物在具体的运动过程中总是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人们要真正认识具体的事物,就必须从这一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出发,遵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建立既能反映具体事物本质特征,又能符合人类对于准确、深刻地把握客观事物探究欲望的特定概念,并且在众多的概念中提炼出那些能够揭示这类事物本质内涵的核心概念,完成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这一重要环节,使这样的理性认识的成果最终成为“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正如在《矛盾论》中所指出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11] (P309) 审美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它跟传统美学中所指的审美对象相比较,应该有独特的人文意蕴和美学价值,相应地也会有特殊的存在方式。当我们把这样一种具有特殊本质的社会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就不可能简单地移用传统美学研究的方法和范畴,而必须创造出能够准确反映审美文化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的理论范畴,找到能够科学地揭示审美文化的深层内涵及其复杂模式的研究方法。因为我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审美文化跟一般的美的事物区别是由它们不同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两者并非只是名称上的不同。正因为如此,简单地搬用传统美学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也就无法真正把握审美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这就是说,建构审美文化理论范畴首先应该认真审视审美文化研究的特殊矛盾,找出它跟哲学美学、文艺美学和心理学美学的根本区别,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角度深化对审美文化研究的认识。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审美文化的存在形式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只有通过准确把握它的本质特征这一途径,才有可能逐步形成认识和掌握这个特定对象的基本概念。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把握对象的本质特征的过程与找到把握对象的理论范畴,是在深入研究这一过程的循环往复与良性互动中得到深化的。对于审美文化来说,这十几年的研究,一方面使我们对这样一种有别于一般的审美存在的特殊对象有了由浅入深的了解;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使我们初步获得了把握审美文化的理论之网。十几年来的研究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已经为进一步深化这一研究打下了基础,而理论范畴的建构,也正是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开始由自为的状态向自觉的境界转化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审美文化研究蓄势待发,并将迎来一次质的飞跃的标志。
二
那么,怎样把握审美文化研究对象的特殊的本质与特殊的矛盾呢?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审美文化是不是就是一般美学研究中所指的审美对象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先要厘清传统美学研究中几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即哲学美学、文艺美学和心理美学的学科性质,对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社会意义与学术价值,进行深入地讨论,然后再跟审美文化研究进行科学的比较,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握审美文化的个性特征,才有可能准确地概括审美文化研究的学科品格。
对于审美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性,这些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同华先生的有关论述是较为系统的,他把文化看作人类行为及其产物的全部组成部分中的一部分,并且是通过社会而传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从“美学系统,即是美学文化系统,实质上,都是审美文化系统”这一基本看法出发,认为“美学文化学,就是审美文化学”,[1] (P4) 而“美学文化学是美学与文化的结合体。这种结合并非一切文化模式与美学文化的组合,而是有其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要求的结合。……无论在各种文化模式的整体中,都有其内在和谐和审美的情感寄托。如果不拘泥于文化因素的形式,而注重其内在的神韵和特定流动的形式要素,那么,就很容易理解美学与文化学识如何在整体上会结合成一门新兴的学科。”[1] (P4-5) 这就是说,林同华先生把审美文化学定位为美学与文化学的交叉研究,这个看法注意到了审美文化研究跟一般的美学研究的区别,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同时,他提出美学与文化学的结合并非简单的凑合,而是有内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在关系上的表现就是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和谐”,在内涵特征上就是“审美的情感寄托”,这一看法也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对这样一个交叉研究的具体对象的分析中,林同华先生却把它所主张的美学文化学看成是美学研究的特定对象,他提出的美学文化学应该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类行为心理文化意识所产生的美学”,“第二个层次,是文学艺术文化所产生的美学”,“第三个层次,是人类文化哲学系统里的审美观问题”。[1] (P13-14) 这三个层次,其实都是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如第一层次所指的“行为心理文化意识所产生美学”,就是美学发生学的研究对象,因为任何审美意识、审美活动和美学思想都是在人类特定的行为心理和文化意识的作用下形成的;第二层次所指的文学艺术,在传统美学研究中往往被看成人类审美活动的典范形式;同样,审美观问题本来既是人类文化哲学系统的重要内涵,也是传统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正是由于他在具体的研究对象的把握上没有能够把交叉研究的本质特征贯穿到底,这就导致把美学文化研究的交叉性消蚀掉了,实际上也就抹杀了审美文化研究的特殊矛盾与特殊本质。
夏之放先生在《转型期的当代审美文化》一书中也对审美文化研究进行了学历的考察。他认为,“审美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文化整体中的一个层次或者层面,即文化系统的审美层面。审美文化不应当被简单地看成是文化家族的一个单独的成员,它附丽于诸文化形态之上,具有覆盖和跨越整个文化领域的一种特质。”[2] (P52) 这就是说,夏之放先生把审美文化的内涵看成是附丽于各种文化系统中的审美特质,并认为审美文化研究就要把一般的文化客体纳入到审美文化领域而成为审美文化的对象,就要从审美层面来把握对象,从审美的角度来理解其意义。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研究审美文化时,应当注意首先从一般文化现象中把审美文化层面抽取出来,剥离出来,加以单独的考察和研究,才能确定审美文化的独特性质;”[2] (P52)] 并且认为审美文化特质就是“人的审美活动”和“人与现实对象的审美关系”。笔者认为,夏之放先生对于审美文化的特征的认识有独到之处,但是他对这一特征的具体把握,还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无论是人的审美活动,还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都是美学原理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果审美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那它跟一般的美学研究相比较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特质了,这一学科的存在价值就很难见到了。
如果说林同华、夏之放两位先生是在审美文化研究刚刚兴起的时候,对这一问题进行的思考和探索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意义,那么,余虹教授在去年出版的《审美文化导论》一书中的看法,可以说是中国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的认识。他根据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主要是指表意或象征的体系”这一观点,认为:“‘审美文化’是一种介于感性、理性和神性之间的表意或象征体系,这便是它与纯粹的感性文化(比如感性狂欢)以及纯粹的理性文化(比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道德、法律)和纯粹的神性文化(比如神学、宗教)区别开来。”[8] (P8) 审美文化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与感性经验密切相关:“如果说理性的抽象和神性的冥思在使我们进入超感性世界的同时也使我们远离了活生生的感性世界,审美文化则使我们在与理性与神性的关联中始终保持着与感性世界的亲近,这便是审美文化最为根本而特有的价值。”[8] (P8) 二是和各种文化形态有着复杂而深刻的联系,“审美文化总是和特定历史时期的宗教、政治、哲学、道德、科学、经济等领域纠缠在一起的。”[8] (P8-9) 余虹从文化的表现形态及其相关性这两个角度阐释了审美文化的内涵和特质,确实有助于人们对审美文化的认识的深化。但是,这一看法对于审美文化的内涵的界定与特质的分析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前面说的是“介于感性、理性和神性之间”,后面却把与感性的亲近看成是最根本而特有的价值,这样的阐述也就留下了令人费解的空间。
笔者认为,哲学美学或者说美学基本原理的理论研究,关注的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一般性问题,它所探讨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也就是美与审美这两个基本问题。它主要包括对美的本质特征的哲学阐释,对美的基本样式与存在形态的类型学分析,对审美鉴赏与审美创造的人类学、文化学与心理学内涵的探究,以及有关提高人的审美能力的教育学研究。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就要运用逻辑思辨对美与审美的本质属性与历史形态进行科学的抽象,并通过具体的分析、阐释的过程,去探寻美与审美这一社会形式与思想形式在交错、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特殊本质与特殊矛盾,为人类的物质生产、艺术创造、社会生活与心灵世界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提供思想和理论上的指导。对美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辨,就是哲学美学的根本特征,正如彭富春教授所指出的,“哲学美学是关于美学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它将美学的基本问题置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中。”[12] (P4)
文艺美学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艺术所具有的审美特质、审美价值,艺术作品的美对人的特殊的作用,艺术的创作、鉴赏活动如何按照美的规律展开,艺术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如何能够对人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产生美好的影响。文艺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艺术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探讨,艺术美与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的事物的辩证关系的分析,人类在对艺术美的创造与鉴赏、接受与批评的过程存在着的内在规律的阐述,艺术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如何达到完美统一的审美理想的探求,以及各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在创造与鉴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审美特点的揭示。它主要是通过对具体的文艺作品的鉴赏、解读与分析、阐释,来达到把握艺术美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的目的。胡经之教授对于文艺美学与一般的美学和诗学的比较,已经准确地阐明这一学科的本质特征,他说:“文艺美学不像美学原理那样,侧重基本原理、范畴的探讨。但文艺美学也不像诗学那样,仅仅着眼于文艺的一般规律和内部特性的研究。文艺美学是将美学和诗学统一到人的诗意根基和人的感性审美生成上,透过艺术的创造、作品的阐释这一活动系统去看人自身审美体验的深拓和心灵境界的超越。”[13] (P2)
心理学美学则是从人的心理活动的规律来探讨审美活动殊的心理现象,力求把握审美活动中人的心理活动的表现形式及其内在规律,它运用现代心理科学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成果,揭示人类在审美心理结构,审视审美活动对于人的精神和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探讨审美活动对于形成健康而优雅、坚强而有活力的人格特征的作用,关注审美调适在优化人们精神生活和心灵世界的意义和价值,分析不同类型的美与美感跟人的心理平衡的关系。心理学美学主要通过心理分析以及实验的方法进行研究,随着心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对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日益重视,心理学美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林同华教授把这门学科称之为“美学心理学”,但对于它的具体内涵的分析其实更符合“心理学美学”基本特性,他说:“应用现代心理学的概念显现的科学内涵,去区分、阐述历史上美学家所提出的审美心理范畴,这是揭示审美心理结构的必经之路。我们所以把它看成‘美学心理学’,就是因为它具有美学和心理学的双重性品格,是一门跨文化系统的新学科。”[14] (P2) 在这里,心理学的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是作为美学研究的基本手段来看待的,而审美心理范畴、审美心理结构这些美学学科的基本内容则是这一研究的中心,尤其是它所具有的美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品格,因而,林同华教授对于美学心理学的学科定位,用在心理学美学同样是完全合适的。
三
把范畴的构建看成审美文化研究的突破口,这不是心血来潮的偶然念头,而是这一研究深入发展的实际需要,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在当前的相关研究中,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他们开始提出一些具体的概念或术语来把握审美文化的特质,这其实已经开始对审美文化的范畴进行初步的探讨了。例如,余虹教授在谈到审美文化所具有的感性直观的特点时,列举了“风景、酷、帅、爽、秀、淡、雅、崇高、神圣”[8] (P8) 等词语用来表达审美文化观念,正是这种探索的具体表现。这些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时代特征和学科内涵的积极关注,但是,由于未能深入抓住审美文化的本质特征,没能从这一学科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出发去揭示它的要害,因此,这些概念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主要表现在语言表达与内涵阐释上的一般化,它们跟一般的美学原理中所说的审美范畴或审美形态,虽然注意到当代性的特色,但并没有在理论内涵上揭示出审美文化的本质特征。
审美文化研究的核心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审美活动进行理论的分析,它运用实证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审美物态、审美现象、审美观念、审美理论及审美活动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的挖掘、解读与科学的概括,揭示审美活动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的独特地位及其特殊作用。因此,审美文化的理论范畴的构建,首先应该以文化事象为切入点,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对审美活动的历史与现状、审美产品的文化内涵及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进行整体性、社会性、历史性的微观分析与宏观阐释,通过科学的抽象掌握审美与人类生活的内在关系及其具体的运行方式,并由此提出能深刻反映审美文化研究内在规律的若干理论范畴。也就是说,审美文化研究的范畴应该是从文化的总体性出发,在考察人类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相互联系与转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掌握审美问题之网的网上纽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准确把握审美对象的物态化存在及其所标志的文化发展水平与特质,才能为这一学科的形成创造条件。可见,构建审美文化研究的范畴,其理论的基点与核心就是审美活动中的文化问题,这正是它跟哲学美学、文艺美学与心理学美学的不同之处,也是这一学科得以成立的根本依据。其实,从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来讨论物质文化的审美价值及其与其他文化要素的关系,早已引起经典作家的重视。马克思认为一种特定的物质文化遗存所显示出来的审美特征,是衡量这一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他说:“只要知道一个民族……的武器、工具或装饰品,就可以事先确定该民族的文明程度。”[15] (P129) 上述这些学术史实说明,创始人通过对物质文化的美的生成、发展与具体表现的具体分析,揭示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特定时代的创造性劳动中所显示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内涵与发展水平,揭示了隐藏在物质生活的实用性需求之中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以及民族心理结构的具体内容,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审美文化研究的本质特征,对于构建审美文化理论范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沿着这条思路,笔者认为审美文化研究在构建范畴的过程中应重视通过特定文化事象,去挖掘蕴涵在其中的人性和人情,去阐释凝聚在物质文化中的审美意蕴所包含的人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方式,并且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的美的事物所显示的共同性与个别性的比较,探索美的事物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影响,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审视人的建造活动所体现的心理内容对于文明发展的影响。审美文化研究的范畴构建还应该通过对物质文化的美及其多样而深邃的意味的探究,去展示人类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及其呈现的人学意蕴,由此达到对人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准确的把握。这种从美的物态化表现的具体分析,上升到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存在的哲学思考,正是审美文化本身的人学特性的反映。可见,审美文化研究理论范畴的构建还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即从人与物的审美关系在历史进程与逻辑展开出发,在心灵世界与物质文化这一纵横交错的坐标系中,选取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审美对象作为深入研究的点,通过这些点的文化阐释和心理分析,去展示人类精神世界与创造能力的发展历程与现实状貌,使审美文化研究成为更深刻地认识人类本质力量的重要渠道。
构建审美文化研究理论范畴还应该认真借鉴人类学、文化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具体说来主要有文化人类学、艺术文化学和文化社会学,因为这些领域的研究跟审美文化有许多相通或者相关的地方,这些学科的研究对人的创造活动和社会生活、心灵世界高度关注,都重视从人类社会历史展开的过程中去考察文化的演进,从通过对具体的文化事象所包含的人学意蕴的阐释,去探索人的深层本质与文化的发展规律。如美国历史学派掌门人博厄斯接受了地理文化学派的理念,通过对美洲印第安人原始艺术及其辐射到世界各文化传统的田野资料的深入分析,阐述了人类在原始艺术的审美创造中呈现出来的区域与类型之间的特定关系;又如上世纪初兴起的文化人类学,通过对边远的、非西方社会的审美活动的关注,探讨了这些社会类型中的艺术跟宗教、政治、经济等活动及具体的社会生活语境的广泛联系。由此发展而来的当下的艺术人类学更加重视对艺术的创造、流通、消费及其所植根的制度、所产生的影响的关注,而贯穿其中的社会学取向,可以成为审美文化范畴建构的参照系;特别是阐释人类学把艺术看作社会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倡导用“深描”和充分尊重“地方性知识”的方法,尽可能追寻文化持有者眼界内的文化世界,并且从艺术品的符号表征这一基本特性出发,建立起由艺术而反观其文化的这样一种认知结构和知识体系。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这些学科的某些理念与方法,对于建构审美文化理论范畴肯定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因为,对于前人在相关学科的间接经验的借鉴,虽然会由于学科的不同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只要充分注意它们的联系与区别,注意不同学科各自具有的学术特性及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一定能够汲取学术营养,促进审美文化理论范畴构建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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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设计上,我们坚持“专业教育与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基层社会工作为导向,突出教与学为实际工作服务;注重让学生把知识转化成为能力、巩固专业知识,拓展综合素质,使社会心理学有助于学生对人们社会行为、社会事件进行理解、预测和控制,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运用于解决社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1.课程分析社会心理是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带有边缘性质的独立学科,它将个体置于社会的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在社会情景中个体或群体心理现象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2.教学对象分析社会心理学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开设的必修课,教学对象是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正式录取的高职本科四年制学生。入学前多数学生已拥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拥有一定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教学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引导他们积极去拓展知识面,体会自己的心理感受,进而理解他人,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社会现象,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3.能力目标分析学生能比较系统的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知识,构建社会心理学知识网络。学生能了解社会心理学典型的理论派别,并清楚每个理论派别的典型观点,并能将之与社会实践相联系。学生能进行一定的社会认知,掌握一些使自己表现更好地的心理学方法;明白在社会认知中存在偏差,知道对社会行为进行正确的归因。学生能理解遗传和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的社会行为的,了解侵犯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掌握减少侵犯行为的方法;了解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从而知晓如何增加亲社会行为的方法。学生能理解态度的相关理论,能学会运用该理论解释社会事件;知道影响说服效果,产生态度改变的因素,从而知道如何提高说服效果。学生掌握人际吸引的原因,懂得如何增加自己的吸引力;掌握依恋的类型、亲子依恋关系的形成对成人亲密关系形成的影响;知道什么是爱情,自己是否有爱的能力和被爱的能力;懂得人际关系的处理原则,增加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学生掌握社会影响的表现及社会影响的作用及如何应对社会影响。学生了解团体心理与行为,掌握影响团体凝聚力的因素,掌握团体沟通的内容与技巧。学生掌握健康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掌握心理健康的标准及如何鉴别心理异常,掌握心理应激的相关知识,懂得自己如何应对心理应激。
4.课程内容设计(见表1)
5.教学设计该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在讲授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首先,对重点难点做到精读细讲,力求使学生准确掌握。其次,由于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之前并没有接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他们仅在一年级下学期设置了社会心理学课程,为后续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课程垫定基础,故而在讲授过程中多举一些他们生活中的现实例子,以便更好地理解及运用所学心理学知识。再次,通过多媒体课件,放置大量的图片、表格、视频等帮助学生理解相关概念。在讲授过程中,还应加入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合作学习、团体游戏等课堂活动,增进师生之间的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的能动性;加入一些心理测验和分享一些心理实验,让学生自己体会心理感受,更加了解自己。
二、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与适用性
1.根据社会工作需要选择学习内容或增加部分学习内容因为授课的对象是高职社会工作专业学生,高职学生更加突出实践性,突出有用性,故而在授课时,尽量选择适合他们学的内容,实践性和操作性都较强的部分,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理论的讲授。另外,社会工作的对象是人,尤其是老人与孩子,所以在教学内容设计时,应考虑适当增加一些发展心理学的知识,或在教学过程上穿插发展心理学的知识。
2.突出教学实践,强化岗位工作的能力以“岗位职业素质+岗位工作过程”为人才培养主线,紧紧围绕专业人才应该具备的岗位能力和实践能力,建立与培养目标相适应、校内外紧密结合、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实践教学内容,摆脱理论说教,学生实践占绝大部分课时,以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小组活动、团体游戏等多种教学调动学生积极参与。
3.注重对学生多方面能力、服务意识的培养在课堂中不仅教会学会书本上的知识,更要锻炼他们其他方面的能力,如表达能力、合作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等,如在课堂上给他们更多地发言机会,或其他的一些表现自我的机会,从而达到锻炼的目的。在教学内容中,课程组还会设计一些情境,让学生在这些情境中体验挫折,从而增加他们的耐挫折能力。另外,注重学生服务意识的培养,如在课堂中加入培养学生奉献、爱心、合作的职业素质的教学内容等。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3)05-0004-03
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心理学研究都是对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人类心理的研究。但主流心理学采纳的是自然主义科学观,其研究忽视心理以及心理学的文化特性。然而,在心理学研究中关注文化现象,以及在研究中采取文化视角,将日益成为心理学研究的趋势。从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到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 or trans-cultural psychology),其中的文化意识发生了重要衍变,表现为在不同阶段,心理学对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其中蕴涵着认识论、方法论的转变。本文拟就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中文化意识的衍变作一探讨。
一、文化观上的差异
科学心理学采纳的是自然主义科学观。这种研究方式假定了人类统一的心理机制的存在,把人类心理理解为脱离历史和文化的存在。这种无文化或超文化的研究,既忽视了研究的本土文化根基,也忽视了研究的跨文化差异。因此,这种脱离文化特征的研究既难以反映本土文化中真实的心理行为,也无法确切解释和预测异质文化中的心理行为。心理科学对于人类统一心理机制的追求,是以牺牲人类的文化品性为代价的。心理学正是靠跨越文化和历史来保证自己研究的合理性和普遍适用性的[1]。
人的心理是文化和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不同的文化和环境影响下的心理是不同的,要想对人的心理有完全、真实的认识就必须将人置于具体的文化和环境之下。文化进入心理学研究的视野之后,心理学家面临的是如何处理文化的地位与角色的问题,而此问题实质是文化与心理的关系问题,必须在心理与文化关系的探讨中得到说明。
在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中,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曾经有过多种形式的体现。在主流心理学的研究中,人类心理被认为是超文化存在的,是普遍统一的心理机制,这使得文化与心理的关系是割裂的、分离的。20世纪中叶以后跨文化心理学兴起,它试图通过研究和比较不同文化群体的被试,找出一套全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和仅为某些群体所具有的心理机制。虽然它在研究中考虑到了文化、环境的差异,但由于其深厚的科学实证主义倾向,未在内容、方法、理论上有本质性的改变。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既有的心理学理论进行检验,以及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在心理结构、心理能力方面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验证人类共同心理机制的假设。文化在跨文化心理学中还不是研究的主要兴趣,仅仅被视为需要祛除、剥离的因素。再如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它主要关注文化与生物因素的关联,关心文化如何适应生理需要的进化与发展,试图使文化研究融入生物学这个大科学(big science)中[2]。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化作了生理、生物的还原处理。由此可见,心理学研究虽然对文化问题日益关注,但其对文化的角色的处理与认识并不一致,或者说当代心理学对于文化因素的采纳与接受已经不是问题,而如何认识与处理文化在研究中的作用与角色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随着心理学对文化因素的关注日益增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心理学产生了与跨文化心理学将文化视为心理过程发生的背景不同的观点,而视心理为文化的投射物、对应物,认为人的任何内在的、深层的心理结构及其变化都不可能独立于文化的背景和内容,心理和文化既是有着相互区分的各自不同的动态系统,又彼此贯穿、相互映射、相互渗透。在文化心理学家眼中,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价值和意义系统。文化不是作为环境和生态系统为人们提供客观限制或给予便利,而是存在于实践和建构活动中的意义系统。文化作为一种意义系统,主要具有以下功能:一是表象功能(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即包括了人们共同持有的对经验本质的理解;二是规范功能(prescriptive function),提供了人们行为的一般准则;三是创生功能(constitutive function),可以定义并创造生成某些事实[3]。当然,文化所具有的以上功能均是在视文化为一种意义系统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三者必须进行整体理解。真正文化取向的文化心理学不再以一种心理学理论为研究背景,去寻求理论在异域文化中的检验,而是从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特有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入手,以社会化过程、人际互动过程为研究重点,以本土心理学代替普遍性心理学。
跨文化心理学假设超时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规律的存在,它的学科任务就是要从不同文化背景的实例中抽象、概括出这些规律,以形成“超文化”的心理学理论。理论的抽象、概括程度越高,适用的范围就越大。文化心理学家则认为,任何特定的心理过程都内在地蕴涵着文化因素,不仅如此,任何一种理论,包括它所使用的概念、命题、假设也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会使人对同一概念或理论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如果离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将很难对观察结果作出准确解释。因而,文化心理学不再以一种心理学理论为研究背景,去寻求理论在异域文化中的检验,而是从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特有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出发,以社会化过程、人际互动过程为研究重点,以“本土心理学”取代“普遍性心理学”。随着文化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扩展,人们对心理学文化内涵(content)理解的不断深化,“文化敏感”对于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也愈益凸显。
二、方法论上的差异
在研究方法方面,跨文化心理学采用了科学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归因主义,首先假设一种与现象世界相分离的“本质”,或者假设一种与现象世界相分离的存在方式,作为世界的本原或“真存在”;其次,假设人能够认识这种“本原”或“真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人“怎样”实现这种可能的认识,即对那种设定的“本原”或“真存在”的重述和再现;再次,这种探究和认识通常具有一定逻辑,而这种逻辑与事物发展的逻辑一致或重合。换言之,跨文化心理学假设存在普适性知识,存在客观真理,现象背后有本质,事物有其存在的普遍性基础或规律,其基本目标是通过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去发现适合于各种社会、各种文化、通用的心理学理论和定律。它采用的基本上还是实证的方法,在具体研究策略和方法上,强调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异文化研究和控制研究,区分研究中的主体(研究者)和客体(被研究者或研究对象),坚持价值中立,强调量化方法,重视说明和预测,倾向于去情境化(decontextulized),尤其是没有情境的问卷法、实验室实验法等。它通常把某种文化中生成的研究程序用于他种文化中加以检验,以确定其合理性与普遍性。
而文化心理学采用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解释学的基本观点,是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多元研究方法。文化心理学借鉴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它是以特定文化中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生成研究程序,而跨文化的比较是次要的。在具体研究策略上,它强调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同文化研究和生态学研究,重视现实性研究而反对研究的“人为性”,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为主体的关系,采用哲学解释学方法,重视研究双方的视域融合。
文化心理学认为,应对特定文化中的现象进行认真深入的密集性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它认为人种学研究方法和质化方法是最为有用的,在研究任务上重视描述和理解,强调在“真实生活”情境中收集材料,研究许多变量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情境,其基本研究是综合的、整体的,而非决定论或确定性的[4]。
三、文化和心理关系
跨文化心理学把文化与心理的关系看作是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外在客观因素如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等决定的,文化是这些客观因素中的一个方面。换言之,它把文化看作是与心理或行为不同的外部因素,强调对文化的控制、利用。由此它认为,心理学研究应通过对文化等因素的分析来描述和理解行为,考察文化对心理或行为有什么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心理或行为,以达到用文化来解释心理或行为之目的。
文化心理学则认为,文化与心理应该是一体之两面,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等唯有放在人如何去知觉它、解释它的前提下才取得其自身意义。也就是说文化既对心理活动有所界定,同时文化的意义又取决于心理活动过程,人的心理历程是以文化为中介的历史发展。这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文化与心理是同一整体,必须同时加以考虑,缺少任何一方则另一方也不存在;第二,文化与心理又是一体之两面,存在一定的区别,不可以把一方还原为另一方,这也就是说文化与心理是保持着一定张力的整体存在,二者既不可以分割也不可以还原,这就是文化与心理的依存性。在文化与心理互相依存的条件下,二者又是相互建构、互为因果的关系[5]。文化是人用自己的心理构筑或规整的世界图景,而心理在这种构筑和规整活动中被改造,从而得到发展,具有新的意义、结构和功能。文化与心理是一体两面,文化是人的世界的基本特征,人及其世界就是文化性质本身。“人既是文化世界大厦的建筑师,同时又是这个大厦的砖瓦”[6]。
具体地说,人在实践活动中,一方面依据自己的心理(意志、需要、认识等)来改造世界,赋予世界新的图景(如梅花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不只是一种植物的花,它更意味着坚强),使它成为文化,适合于人;另一方面,人又运用心理来认识和体验世界,获得有关世界的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和人本身都成为文化。世界转化为主体化了的世界,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人的心理也在刺激活动的不断作用下形成、发展和深化,具有文化特征,成为文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又进一步转化为文化创造活动。因此文化心理学认为,刺激的(文化)意义而不是客观特性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作用。由于意义是主观的,因此可以说人的行为是由主观因素决定的。这些主观因素有信仰、认知等,由此在理解人的行为时,应分析或了解刺激或事物对人的意义,以及人的其他主观因素。
总之,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都在关注文化因素对心理和心理学的影响和作用,但它们对文化的看法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存在较大差异。跨文化心理学主张进行多种文化条件下的比较研究,以把握更为普遍的心理规律。事实上,文化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仍处于边缘角色,文化在研究中起到的只是标签作用,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验证人类共同心理机制的假设。文化心理学的基本主张在于:文化应该参与心理学基本理论的构建,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视角;在文化与心理的关系上,文化心理学主张摆脱还原论和实体论,重视文化与心理相互构建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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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并未声称已经建立起自由的实在性,但他确实宣称在先验观念论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自由的可设想性。即它与自然的因果机制的相容性。实际上他甚至声称“如果我们屈从于先验实在论的幻想,则自然或自由都将不复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宣称已经展示了自由的实在性,并且将自由的概念刻画为“纯粹理性乃至思辨理性系统之总体建筑的拱心石”。最后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提出通过自然的合目的性概念,判断力使得从自然概念的领域向自由概念的领域的转变成为可能。所以由此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根本上看,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一种自由的哲学。
一、康德的自由理论存在的问题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康德的自由理论是他哲学中最难以解释的,也是最难以为之辩护的一部分。康德刻画自由的方式之多令人困惑,他对不同类型或不同意义的自由所作的区分也是多种多样的。尽管如此相对来说没有争议的是,在全部三大批判以及讨论道德哲学的主要著作中,康德论述自由的核心是先验自由的悬拟观念,这是一种明显的非决定论的观念(要求独立于现象世界中所有先行原因的规定)。康德自己也强调这一点并坚持认为,恰恰是因为自由包含了这一先验的(非经验性)的成分,它才成为了“所有经验主义者的绊脚石,但却是批判的道德学家理解最崇高的实践原则的关键”。
人们已经对先验自由的概念是否易于理解提出质疑并反对有所谓诉诸于该概念的绝对必要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康德诉诸于现象一本体的区分便将他的非决定论的自由观念与他通过第二类比所认可的因果决定论调和起来的做法所提出的权威反驳。康德的批评者一致认为,把这一区分运用于自由的问题会导致无路可走的两难困局:要么。自由存在于某个永恒的本体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与自然的因果性相调和,但只有在付出一定代价时才如此,即将这一概念弄的难以理解,但却对人的行为能力无关紧要;要么,可认为自由在经验世界中举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的永恒的本体地位的概念以及在受因果原则支配的自然领域内的不受限制的范围都必须被摒弃。
针对康德理论的种种伦理维度的反对意见看起来也同样令人畏惧,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与康德道德心理学相关。从黑格尔到伯纳德威廉姆斯的批评者都拒绝康德关于道德自由或自律的论述,这些论述也许要求我们将道德主体设想为一个这样的行为者,他能够排除“真实生活”的人所具有的一切利益关切和欲望,并且能够单纯从对一抽象的道德法则的尊重出发而行动。针对这一点,批评家们主张:第一,这样一种自由概念把康德推向一种荒唐的观点,即只有真正自律的行为才是自由的,由此可得出我们对自身不道德的行为不负任何责任的结论第二,我们不可能排除一个人的所有利益关切和欲垫第三,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道德沉思便没有意义,也没有什么可以推动他和合乎义务地采取行动:最后,将道德价值赋予为自律所推动的行为,实际上是仅仅赋予这类行为,这与我们各种基本的道德直觉相冲突。在着,既然按此论点,只有这样来理解道德性的要求才会赋予道德性的需要先验自由这一假设以可信性,那么,一旦这种理解被拒绝,就没有任何必要再去诉诸这种悬拟的观念。
最后,康德致力于建立道德的有效性并以此确立其独特的自由概念的努力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都试图做到这一点,尽管这个论题本身充满争议,但看起来这一努力在两部作品中采取了根本不同的形式。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三中,康德明显的策略是提供一个道德律的演绎,该道德律建立在假设自由概念作为前提盼性基础之上。或许康德后来确信这种方法徒劳无益,这时他便转向第二批判中的道德律的有效性问题,从而颠倒了他的思路。他不再致力于从自由概念中推出道德律的实在性,而是主张道德律可以被确立为一种“理性的事实”,而这种理性的事实又能作为自由演绎的基础。但人们广泛认为这种思路只是一种绝望的和狡辩的手段,它放弃了对先天概念或原理提供一个先验演绎的批判要求,陷入一种实践理性的独断论。由于康德主张自由的现实性只有通过道德律才能被建立起来,这就意味着他的自由观念同样是缺乏依据的。
二、对康德自由理论的辩护
虽然我们并不能够证明康德的理论在他所有细节上都是可以辩护的或者他在自由的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但事实上,我们也会看到,即使我们做了最宽容的解释,他的理论也存在许多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先验的观念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正如康德自己所说的,他的劳动不是要奠定什么宗派或教义的基础,而是要奠定人类的利益及其力量的基础,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治学的信念和态度。虽然康德的哲学思想充满了矛盾,但这也正是他哲学的魅力所在,所以我们同情的理解就可以从康德的非相容论的自由观念中整理出一套合理的系统。而且,康德的道德心理学的主要特征,包括他的自律、道德价值、道德的推动作用和根本恶的概念,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合理的多,而权威的批评家们则由于未能结合康德的理性行为能力理论来对这些概念进行思考而遭到了失败。
美国学者阿利森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就对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做了很好的解释,浓缩其精华,就是主张先验的区分主要不是在于两类实体即现象和物自体之间,而是在于人的经验对象可在哲学反思中被“思考”的两种不同方式,即他们呈现的方式和是其自身的方式。就此而言,这种区分可被描述为康德观念论的“两个方面”的一种变体,它与人们熟悉的的“两个对象”或“两个世界”的解释形成对比,根据后面的解释,现象和物自体构成了在本体论上截然不同的两套实体。
“两个方面”解释的核心是“认识条件”的概念,所谓“认识条件”,指的是表象诸对象的必要条件,时间和空间,人类感性的各种形式和知性的各种纯粹概念均可作为康德所独有的那种认识条件的候选。作为对象呈现的可能性条件,认识条件有别于心理学的条件和本体论的条件。前者即心理学的条件包括心智的种种偏好或运行机制,他们或许规定着信念或者信念的习得,后者即本体论的条件则包括事物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就此而言,这些条件独立于它们与人的心智及其认识能力的关系之外,成为诸事物存在的前提。各种认识条件与前者即心理 学的条件共享“主观性”特征,因为他们反映了心智的结构及种种运行并因此规定着我们对事物的表象而不是物自身。认识条件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它有客观化的功能。相关地,认识条件与后者即本体论的条件共享客观的或客观化的特点,这些条件区别于后者的地方在于,他们规定着事物“表象”的客观性条件而非物自身的那种存在。
这种认识条件概念的言外之意是说,我们必须对不同层面上的事物作区分,一方面,这些事物服从于上述条件并因此可以为人的心智所认讽另一方面,同样这些事物又“是其自身”。虽然根据定义,以后一种方式考虑的事物不为我们所知,但我们可以设想他们是禀赋有非感性的直观或理智直观的神性精神的可能对象。因此,我们可以思考,但却不能认识是其自身的事物。
阿利森的这种解释途径是有丰富的文本证据的支持的,而且也使我们能够摒弃人们熟悉的许多反对意见,这些反驳以两个对象或两个世界的解释为基础,直接针对康德的“本体主义”而发。阿利森的解释则使我们避免把下述观点归之于康德,即自由的行为能力于一个独立的“智性世界”,或者,独立的本体活动以某种方式介入却没有干扰到现象世界的因果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