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现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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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内部资本市场产生于美国，由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1975年提出，上世纪90年代末成为关注的热点。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多半是伴随着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兴起和并购重组的日益频繁而逐渐活跃起来的。国外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内部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资源配置（如Gertner，Scharfstein和Stein，1994）还是无效的资源配置（Jensen，1993，1999）；二是对内外部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即共生（如Williamson，1995和Peyer，2000等）、危害（如Inders和Muller，2003等）或消亡的关系（Guilien，2000等）；三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正面效应（如FauveihHounston和Naranjo，1998）和负面效应等（如Claessens等，1999）。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特殊时期，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是我国今后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在外部资本市场欠发达的情况下，对我国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有以下4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企业集团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其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和资金管理问题也逐渐成为理论和实际关注的焦点。

第二，针对我国公司治理尚不完善，问题比较严重，股权集中度普遍偏高的特殊问题，控股股东有很强的利益侵占动机，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很可能为控股股东进行利益输送创造条件。因此，如何将内部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分析和探讨，将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国内研究型数据库（如CSMAR等）的建立为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有效地弥补了前期研究样本小、数据跨度时间短的局限性，大大提高了对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说服力。

第四，随着企业集团附属公司数量增加，附属公司和母公司之间的信息传递成本、监督、控制成本也将不断增加，内部控制是保证企业有效运行的重要手段，如何将内部资本市场和内部控制紧密结合，将为我们研究内部资本市场提供另一个新的方向。

二、中国对内部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研究

邵军、刘志远（2006）通过理论模型，说明了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放松融资约束的功能。总部能够从外部市场筹集到比单个成员企业更多的资金，能够在集团内部进行有效率的配置，而且随着成员企业数目的增加，融资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赵红梅（2007）基于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成员企业投融资的效率分析，表明内部资本市场由于在监督、激励和资本的重新配置以及低融资成本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能起到提高集团成员企业的投融资效率，但是我国内部资本市场并未充分发挥提高集团成员企业投融资效率的功能。

卢建新（2007）构造了一个多分布企业内部跨期资本配置模型，把内部资本市场“有效率论”和“无效率论”结合到一起。研究表明，若通过内部资本市场重新配置并能诱使两个经理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的效率可能高于地域或等于两个单分布企业组合的效率，而不是其中的某一种结果；其强化不同分部之间的生产力差异，并重视管理激励，进而降低配置成本。

魏馨、徐荣（2008）借鉴Hyun-HanShinYoungSPark的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研究，选取了290家上市公司，并将其分为两组。168家国资委下属有多家上市公司企业集团和122家非国资的仅有一家上市公司的企业，其结论与Shin和Park（1999）对韩国财阀中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情况研究结论不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非有效性现象非常突出，导致内部资本市场异化的原因，是我国H型组织架构的上市公司第二委托-关系较为复杂，即大股东侵占小股东权益问题严重。

三、中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

我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苏冬蔚（2003）基于对数单位模型（logitmodel），对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与多元化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未能提供企业集团内各经营单位的财务数据，不能直接研究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笔者间接地分析了母公司与外部资本市场现金流状况对多元化决策的影响。如果多元化程度与母公司同外部资本市场的现金流入/流出呈负相关，即多元化程度高的公司与外部资本市场的金融交易少，则资本市场可能较为有效；反之，若呈现正相关，则内部资本市场就可能无效。其次，笔者分别通过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和多元化决策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两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价值高的上市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对外部资本市场依赖程度小的公司具有较高的多元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说明了内部资本市场较为有效。尽管研究结果具有间接性，但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如寒张璋（2006）借鉴苏冬蔚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选择中国沪深股市A股中的电信和计算机板块的66家公司为样本，分析其在2002～2004年的财务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内部资本市场较为有效，适当运用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功能可以增加企业价值。

曾亚敏、张俊生（2005）选择中国1998～2000年进行股权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和内部资本市场假说对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动因的解释能力。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收购前后的会计业绩变动和市场业绩变动与公司融资约束程度基本上无关，否定了内部资本市场假说。

涂罡（2007）以2000～2004年在沪深A股市场发行上市的山东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发生异化，隶属于企业集团的公司更易发生占款；多元化经营有助于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大股东占款金额与关联企业数呈正相关关系。

饶静、万良勇（2007）以1999～2001年为样本年度，从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融资互动的视角考察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行为如何影响到上市公司外部股权融资行为。研究表明我国特殊的经济环境决定了上市公司所处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具有典型的机会主义特征，这种机会主义的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是上市公司偏爱配股融资的重要动机之一。而大股东的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一方面是由于大小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引起；另一方面源于更为深刻的制度根源，如金融抑制环境、政府干预等。

四、中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相关问题的个案研究

周业安、韩梅（2003）通过对华联超市借壳上市进行案例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上市公司以国有股为主的股权结构特征为内部资本市场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分析强调，通过适当的内部市场设计来实现内部资本市场和外部资本市场的互补，进而放松股权融资约束，造就集团内部投资机会的均等。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公司治理问题、相应的法律法规及券商行为等问题。

万良勇、魏明海（2006）以三九集团和三九医药为例，分析了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形式、困境以及实现内部资本市场优化资本配置功能的条件，指出非相关多元化会加剧内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此外，约束缺位及激励扭曲，导致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杨棉之（2006）基于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以华通天香集团为例作了分析，得出原本是为了提高资本配置而存在的内部资本市场却部分被异化为进行利益输送的渠道，同时没有发现企业进行明显的跨部门交叉补贴证据。李宁波、邵军（2007）以华立系的内部资本市场为例，研究大股东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对其附属上市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当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系族企业”所构造的内部资本市场为大股东进行关联交易，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了方便。

吴国栋（2007）以三九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困境为案例，重点分析该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活动与治理问题及其内部资本市场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三九集团应该通过以下途径提高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首先是出让非相关多元化业务，做强主营核心业务；其次是变革组织结构，减少层级控制；最后是加强内部控制，建立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等。

此外，部分学者结合具体的行业特征对内部资本市场进行了深入分析，如吕洪雁（2007）结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团自身的特点，尤其是煤炭行业整合重组过程中的特殊问题，探讨了内部资本市场运行的机制、模式及效率。冀凝煜（2007）基于建筑行业中的大型企业集团，就建筑行业中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及其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对我国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评价

通过对以上内部资本市场研究文献的归纳和整理，受到我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研究优势和不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尤其是2004年以后，我国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较以往有长足改进，采用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方法的文献数量在不断增加，大大提高了对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的说服力。随着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关于大股东如何通过内部资本市场输送利益的实证文献在近两年也有所增长，主要归因于：首先，国内相关数据库的建立和完善，为现有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数据，但是对内部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及与之相关的多元化程度均缺乏直接的衡量标准；其次，是现有的文献个案研究较多，典型的案例研究较多，缺乏对中国大企业、大集团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再加之个案研究自身的局限性，其结果推广仍有待进一步考究和探讨。

第二，把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紧密结合起来的研究文献较少，结合中国特殊制度背景展开研究也较为薄弱。在我国，公司治理尚不完善，问题比较严重，股权集中度普遍偏高，不仅存在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外部资本市场欠发达的情况下，控股股东有很强的利益侵占动机，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很可能为控股股东进行利益输送提供运作的平台，同时也使公司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因此，将内部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问题如何紧密结合起来，将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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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现状我国从1984年开始发行企业债券,1992年发行额为684亿元,达到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此后,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一直在低位徘徊,而同期国债、金融债券、股票市场、企业信贷市场却得到了蓬勃发展。首先,国际金融市场的经验表明,企业债券筹资额往往是其股票筹资额的3—10倍。我国自1996年起股票发行规模开始大大超过企业债券发行规模,相对于股票融资的迅猛发展,通过企业债券融资的比例不但停滞不前,近几年甚至还有下降趋势。1997年以来,企业债券融资规模仅仅是股票筹资额的几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2001年,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为221150亿元,占股票(A股)筹资额957149亿元的23113%,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正常比例相去甚远。其次,1993年以后,国债和金融债券得到了长足发展,其发行规模与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差距呈现拉大趋势。2001年,国债、金融债发行规模分别达到4883153亿元和2590亿元,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仅为国债发行规模的415%、金融债发行规模的8155%。最后,企业债券融资主要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和企业债券融资,相对于银行信贷等金融机构贷款不断膨胀的规模,企业债券融资显得不足道。总体而言,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和市场开拓不但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各种融资渠道不断深化的现实需要,而且与国际企业债券市场加速发展的势头背道而驰。

二、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的政策和制度的约束及企业自身产权制度不合理、治理机制不健全是主要因素。11政府的政策和制度的约束限制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英国经济学家萨斯的研究表明,企业偏好股权融资而冷落债券融资的关键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误导。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1)我国证券市场的政府驱动型发展模式制约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不但被赋予了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职能,而且肩负着推进经济改革的重任。从实际情况看,股票市场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筹集资金等方面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日益壮大的国债市场对于弥补中央财政赤字、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等方面功不可没;相形之下,企业债券市场便成为资本市场中最不受重视的部分。而且,企业债券还一度“恶名远扬”,几乎是乱集资、扰乱金融秩序、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代名词。

(2)政府对企业债券的管制严重抑制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长期以来,政府对企业债券的管理一直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制度,企业能否发债、债券的期限、利率、额度都由政府决定,准入限制较多,审批环节繁琐,使得企业债券的行政色彩浓厚而市场色彩淡薄。①对债券市场筹资的企业进入限制。自1993年实施《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以来,企业债券的发行一直实行多头审批制,企业如要发行债券,往往只注重如何获得政府的批准,而不注重自身经营状况及实力的提高。由于债券审批程序复杂,政策门槛过高,使目前发债企业主要是交通、能源等具有相对垄断地位的特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而大量信誉高、资金需求量大、有足够偿还能力的企业不得不长期游离在企业债券市场之外。即使合乎政府要求的企业在获准发债之前,也要经过政府层层审批,审批通过与否的不确定性使企业极有可能错过募集资金由整理提供使用的最佳时机,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此外,现行发行制度还隐含着这样一个信息:政府对发债企业已经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政府将以国家的名义保证发债企业有能力还本付息。这就有可能使企业债券演变成“准国债”,弱化投资者的风险意识,从而给债券市场留下极不稳定的因素。②对企业债券利率的管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对企业债券利率有明确的政策限制,规定其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40%。利率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企业之间的品质差异,也影响了企业在发债成本与发债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发行人不管自身信用如何,都把利率定在“不超过40%”的最高位,造成优质企业债券成本偏高,而一般性企业债券又不包含风险收益,不符合“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市场原则,阻碍了企业债券的发展。利率限制不仅造成企业债券缺乏需求价格弹性,使投资者无法自由根据债券风险与收益做出选择。而且,在银行利率连续下降后,企业债券的利率与市场实际资金收益率出现了较大的偏差,企业债券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因此大大降低。此外,政府对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募集资金使用方向上也有严格的限制,规定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不得擅自突破国务院确定的规模、募资主要投向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等等。众所周知,是否发行债券、发行何种债券、发行多少以及募集资金如何使用等本质上取决于发债企业的筹资意向和投资者选择之间的均衡,由行政机关决定其规模和用途,无疑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遗迹。不可否认,上述政策的出台有效地刹住了当时企业过热过乱集资的不良倾向,但同时也严重限制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21企业产权结构不合理、“内部人控制”使企业本身缺乏利用债券融资的积极性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普遍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股一般占控股地位,但这些股权存在着所有者缺位问题,难以对人行使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社会公众股由于持股数量不多和严重的“搭便车”倾向,既无监控的能力,又无监督的动机,这种产权结构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内部人控制”。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导致公司行为更多地体现人的意志,而不是所有者的意志。募集资金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成为其在融资活动中最关注的因素,股票融资至少从形式上是一种无风险的永久性融资,股利的发放似乎是按人的计划分配的,既使企业不进行任何股利分配,投资者也无法要求其偿还本金,考虑到企业债券还本付息的硬约束,人的理性选择必然是“重股轻债”。国有银行缺乏独立的财产权,导致企业在权衡发行债券融资和申请银行贷款时,更偏好后者。由于国有银行不具有独立的财产权,所以缺乏最有效地利用资产、实现财产收益最大化的积极性;由于同样存在“内部人控制”倾向,为追求“内部人”利益,国有银行可以对偿还不了贷款的企业继续贷款,通过该企业归还旧的贷款和利息等方式实现银行的账面盈利。因此,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预算约束远远小于发行企业债券直接面对广大债权人的硬约束。由此可见,在股票融资方式下,可能存在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利用银行贷款融资,也可能存在银行的“内部人控制”现象;而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由于有债券契约的限制,所以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相比之下,债券融资要求企业的资金利用效率更高,进而更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高效率的投资项目或经营者手中。因此,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提高企业债券融资比重,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资金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助于改善资本市场融资结构,改变金融风险过多地集中在银行的状况,为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超级秘书网

三、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对策与建议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应吸取我国金融改革的经验教训,制定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长远战略,建立公正、透明、有效的监管制度,从健全企业制度、加快信用评级、完善监管措施、实施投资教育等方面夯实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的基础,促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其中改革现有企业债券管理制度和健全企业制度尤为重要。11改革现有的企业债券管理制度今天,仍沿用简单手段对企业债券进行直接控制已不合时宜,必须改革现有的企业债券管理制度,使企业债券发行实现市场化。

(1)放宽对企业债券发行主体的限制企业债券融资本质上是企业进行筹资选择的一种市场行为,必须按市场规律进行。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债人的资信条件是进入市场的惟一制约因素,政府不能用行政手段把非国有企业限制在企业债券市场之外。目前,我国的股票发行已逐步取消企业所有制限制,实行核准制,这对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应淡化并逐步取消计划规模管理,对企业债券发行也实行核准制。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营业绩好、信誉高的非国有企业,应该允许其按照合法的程序发行企业债券,让债券融资真正成为企业的自主行为,从而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

(2)企业债券利率必须尽快市场化企业债券利率反映了企业债券作为一种金融产品的市场价格,反映了企业债券的投资价值,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最重要的依据。因此,企业债券利率的高低和付息方式的设置直接影响企业债券的发行。企业债券的利率必须基于发行人的信用状况和企业债券市场情况,按市场规划确定。此外,应逐步取消企业债券发行计划规模管理,放宽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限制。在鼓励募资主要投向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方向的同时,允许企业将资金用于债务结构调整、企业并购重组、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用途。

21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塑造真正的企业债券市场主体应继续大力推广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国有资产运营和监督机制等,对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规范的产权制度改革,明确界定并充分保护产权,使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拥有真正独立的法人财产权,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成为真正市场化的、富有效率的企业,才能按市场规律筹集资金,从而改变“重股轻债”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进行的国有企业改组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下一步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

参考文献:

[1]何德旭,李武1对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思考[J]1金融理论与实践,20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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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资本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1、从证券发行方（即公司）角度来看，上市公司整体实力有待提高，一是法治理结构不完善，控股股东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二是决策机制不协调，经理人只注重公司短期效益而往往忽视长远发展，从而做出不利于股东利益的决策；存在控股股东操纵董事会、干预经理层，直接控制上市公司事务甚至操纵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三是公司的素质参差不齐、股权结构不合理、财务报告披露质量差。

2、从证券购买方（即投资者）角度来看，正如所说“Casino capital”赌场资本，目前我国大多数投资者质量较低，属于投机而不是投资。更多的是随便买入，像赌博一样看运气，而不是经过对公司所处的环境及其经营状况进行分析理性投资。

3、从资本市场整体来看，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完善，政府干预现象严重，财务造假事件时有发生。

二、我国资本市场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

1、我国公司上市仍然采用由政府过渡干预的审批制，掠夺了本该由投资者根据自己对公司的评价和预期来对公司证券估价的权利。而真正完善的资本市场，政府的职责就只是进行程序性审批，对于实质性的决策由投资者自己决定。我国资本市场法制不够健全，重审查轻监管，从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管无效、执法效率低下，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时有发生，众所周知的银广夏、琼民源等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2、我国投资者结构不合理，中小投资者比例偏高，而大的机构投资者比例偏低，短期投资特征明显。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大部分投资者更注重公司的分红而不是内在价值的增长，这也就迫使很多公司即使在有很好的投资机会或者业绩不好的年度也要被被迫分红，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司的长远发展，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跟美国成熟的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区别。例如在美国，苹果公司连续17年未分红仍然有投资者看好其强劲的发展势头而愿意做这个价值投资；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这样的例子几乎是找不到的。

3、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够严苛，虽然对于上市公司报告披露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仍然缺乏一套严密的制度来规范上市公司，使得财务信息质量较差；但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上也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规定，举例来说，我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连续3年亏损就要面临ST的风险，这也就使得很多公司无法投资于那些回收较慢但是总的投资报酬率很高的项目，而在美国资本市场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三、对策

1、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发展多层次的股票市场，大力促进中小板、创业板的成熟，使那些规模不大但是高速成长的企业和一些高科技企业有更好的融资和发展机会。同时推进场外市场建设，使那些无法在场内交易的证券也能很好地流通，形成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优化资源配置。

2、在符合实际的前提下，学习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经验，逐步完成企业IPO由审批制向注册制的转型，把资本市场真正交给投资者，由投资者自己对公司的价值和潜力做出预期。

3、政府转变职能，将主要力量用在完善法制建设，制定一整套有效的法律规范来约束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同时注意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财务信息披露等的监管，以此来保护资本市场的有序和投资者的权益。

4、加强对大型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的宣传教育，提高投资者的素质，逐步由投机转向投资，注重企业的内在价值增长和长远发展，而不是短期的分红

四、总结

资本市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作用不可估量，为了国家经济更好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大力度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改善资本市场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使资本市场真正实现市场化，为经济发展服务。同时也要加强对企业和投资者的教育和管制，是资本市场高效有序的运行。

参考文献：

\[1\]吴晓求.股权分置改革的若干理论问题——兼论全流通条件下中国资本市场的若干新变化\[J\].财贸经济,2006,（02）.

\[2\]刘伟,王汝芳.中国资本市场效率实证分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效率比较\[J\].金融研究,2006,（01）：64-73.

\[3\]易宪容,卢婷.国内企业海外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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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满意的根源与中国发展的轨迹有着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一穷二白中一跃而成为全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的大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推手是曾经穷极了的中国人对财富的极度渴望。但粗放型增长所带来的结果是，GDP增长主要来源于房地产、钢铁、水泥等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大的产业，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

同样以上世纪30年代为例，美国当时的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阿根廷也在1万美元左右，甚至还有一句谚语“富有得像个阿根廷人”来形容阿根廷的繁荣。但是如今美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6万美元，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家，但阿根廷还在原地踏步甚至有所倒退。为什么两个同时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国家，一个走了出来，一个却沉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抓住了机会，在上世纪进行产业整合，在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背后资本市场成为重要的推手，几乎每家公司背后都有私募基金，技术与资本的相互借力使得美国经济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

在中国大力倡导产业转型的今天，资本市场又是一个怎样的现状呢？

现状一：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

目前的资本市场由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组成。但在实际操作中，创业板和中小板几乎没有分别。“中国的创业板实际是‘小小板’，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业板。”

这两个板的上市企业规模都远大于法条规定的基础条件，且都以制造型企业为主，所以中国需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板，或者像美国那样有一个场外交易市场，为那些赢利能力弱但需要资金的创业企业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2004年8月证监会第一次提出中国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中国一旦能够建成四板市场（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场外交易市场）才算真正的多层次市场。

一个真正的多层次市场应该能够满足不同规模企业的融资需求。大企业上主板，中等规模企业上中小板，创业型企业上创业板。喜欢冒险的可以投PE（私募基金），购买ST股票。稳健型的投资者可以购买债券或其他稳健型的投资产品。当中国多层次的交易市场建立起来，并且都是规范、严格、透明的，市场才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现状二：金融市场资源垄断

当前中国最大的垄断不是“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而是金融。99%的金融资源掌握在国有企业和政府手中，这种“牌照经济”对民营企业造成很大的影响，金融垄断的结果便是银行的收益水平畸高，所以私募基金成为民营企业获取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

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称之为“基金化的美国经济”。美国所有的商业模式背后都是各种各样的基金投资，私募基金的规模远大于公募基金。基金化有两大好处，一是投资效率高，基金由专业人士管理，投资眼光和管理能力会比普通人强，不会出现像中国所谓的非法集资，投入房地产等政府不鼓励或是投资过热的行业。二是集腋成裘，能够集中社会闲散资本。但中国的问题是，投资机会太少，基金也不够。

2012年IPO又被再次叫停。中国股市设立21年，平均每三年被叫停一回。IPO的叫停实质上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影响很大。IPO一叫停，私募基金的资金募集都将产生问题。

中国企业上市时的定价不必达到二三十倍的市盈率，像香港那样五倍十倍的市盈率也很好。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的不是高市盈率、高股价或是高股指，而是流动性。

投资者的趋势性机会

投资者最需要学习和掌握国家的政策。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一定存在众多的投资机会；而限制发展的行业，投资可能面临风险，所以投资者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紧跟国家的政策走向。

资本市场对PE投资的方向和退出都有重要的影响，几乎每一次PE行业步入低谷都由股市的深度调整引发，中小板、创业板对PE的带动则是另一个例证。只有跟踪政策的走向，把握未来的趋势，PE才能规避系统性风险，获得良好的回报。

目前尽管有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但是也有很多人购买中国的东西。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15年保持年均GDP 6%以上的增长是看得见的，中国仍然是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之一。支撑GDP 6%增长的依据是城镇化带来的消费和投资机会—住房、钢铁、水泥、医院、互联网基础建设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投资机会。如果未来民营企业能够获得与国营企业均等的机会，在公平的市场规则面前，民营企业会表现出比现在更大的活力，也会给私募基金带来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