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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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移民便成为一股全球性的力量。当前,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全球资本要素及人力资源跨国界流动更为频繁与迅速,因而国际移民数量巨大,而且流动方式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对移民输出国、输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起着促进作用。

 

现阶段国际移民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一)国际移民的主要类型

 

当今国际移民呈现不同类型,以国际移民目的为标准,将其划分为以下四类:

 

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而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高收益或更优良工作环境而离开其祖籍国前往另一国家工作,构成当今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以分为技术移民、合同移民、季节性移民、非固定移民。

 

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外国求学的留学生,是学习性迁移的主体。按照相关规定,申请人在被求学的国家正式教学机构接纳之后,即可申请以学生身份在该国求学。另一类比较特殊的“学习性迁移”是到外国的企事业单位接受技术培训类型,即通过办理相关手续后,到另一国家接受在岗职业培训(李明欢,2009)。

 

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迁移的人员。许多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盟大多数成员国,都在原则上承认合法移民享有和家庭成员团聚的权利。而在那些否认这一权利的国家,有关的家庭成员可能会设法非法入境(李芳田,2009)。

 

托庇性移民。托庇指依靠别人的庇护,而托庇性迁移指通过迁移以获得另一国的保护。此类迁移情况相对较为复杂,我国学者将之分为主动与被动两大类型。被动的托庇性迁移主要包括因原居地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跨国寻求救济、保护,或者遭受种族或政治性迫害而不得不逃离本国、寻求他国庇护的难民。

 

(二)国际移民的特点

 

从流动趋向看。国际劳工移民地区化特点日益凸显,作为一个地区性问题日益被关注。从外部环境分析,如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移民劳工的流动由向地区外流动转向地区内部流动,或者转向欧洲等发达国家。如今经济开始复苏,一定程度上又促进国际移民回流。

 

从流动总量看。金融危机后国际劳工移民流量日渐稳定,移民输入国对移民劳工由暂时依赖转为结构性依赖。如日韩移民劳工市场在金融危机期间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并流失了大量来自东亚的移民技术人员。许多国家又不得不调整本国的移民劳工政策,开放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吸收更多的移民劳工。

 

从内部流动循环看。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国际劳工移民内部流动呈现地区层次性,出现阶梯式的不均衡发展。比如东亚国际移民劳工的流向主要可分为东南亚与东北亚之间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两个迁移层次,即从欠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向东北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迁移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国际劳工迁移。

 

从人才类型看。国际移民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产业结构开始不断升级,专业技术型人才的重要性也在逐步增强,虽然高技能人才在整个移民总量中的比例还相对较少,但呈现增长趋势。

 

国际移民产生的动因分析

 

(一)全球化的后果

 

大规模的跨国移民是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共有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移民不论是规模、范围、影响等都有了许多新变化。詹姆斯H.米尔特曼(2002)指出,全球的生产重组已经加剧了在接收国和派出国之间的差别,造成了主要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吸收大量的进口劳动力到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趋势。另外,现代化的信息网络使人们极为直观、迅速地目睹富裕和安全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为人们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二)经济原因

 

新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移民的动机往往出自于个人,人们要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就会想方设法从低工资国家移入高工资国家。研究资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人群最可能外迁,而随着国内收入的增长,移民数量往往下降(斯蒂芬卡斯尔斯,2001)。

 

(三)自身经济体制内的原因

 

发达国家自身经济体制最大的特征是双重劳动市场的存在,即同时存在资本密集的主要部门与劳动力密集、低效率的次要部门。而发达国家员工迫于多种原因,往往不愿意从事低报酬、不稳定的工作岗位,但相关法律法规又不容许妇女和童工来满足对初级劳工的需求。这种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存在永久性的对外国劳工的需求,导致国际移民的不断涌入。而对于移民,即使工资极低,也总比在国内挣得多,甚至有些属于非法移民,不得不从事这类工作。

 

(四)政治原因

 

政治层面造成了规模巨大的难民潮,主要包括国家领土的变更、政权的更迭、种族或民族矛盾冲突、外敌侵入以及宗教迫害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冷战结束,世界不稳定地区依然不断增多,部族、种族冲突频繁,人们被迫跨国迁移。

 

(五)跨国移民网络的原因

 

除了理性个人的愿望驱动之外,国际移民很大程度取决于迁移费用。基于宗族、语言、血缘等共同性而形成的各种移民网络,使得移民过程较为安全、稳妥和连续,同时对增进新移民对移居国的了解及适应新环境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的估计,截至2005年全世界约有1.91亿移民,其中4000万属于跨国移民网络移民。

 

国际移民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一)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经济全球化定义为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全球化是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它包括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方面。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源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全球化,亦即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人力资源世界范围的流动,促进人力资源的全球化。

 

(二)国际移民有利于国际对话与合作

 

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外开放,积极促进国际对话与合作,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交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政策在促进对外开放,推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移民将祖籍国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播到其居留国,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国际移民可以作为国际民间外交的重要形式;国际移民关系输出国和输入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问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的交流。

 

(三)国际移民加剧了南北分化

 

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南北分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国际移民加剧了南北双方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技术产业的加速发展,外国移民将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力。预计到2015年,移民将占到美国全部新劳动力的一半。一方面,大量的国际移民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人力资源,对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而且也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这种国际移民却使南方国家更加边缘化、贫困化,恶化“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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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过程

《公约》由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历时9年11期会议始成，各国在作为《公约》重要组成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历经了漫长的磋商和谈判。

从时间上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开始筹备海洋法会议至1975年第三期会议的各国提出提案的时期（两期会议提出议案20个）。在美国提案的基础上，非正式工作组组织各国磋商，就争端解决的11个方面的提出建议条款，至此初具规模；第二阶段是1976年第四期会议到1982年将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纳入《公约》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是各国分歧最大，辩论最为激烈的阶段，主要集中在是否规定强制管辖及在国际法院之外设立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问题 。经过磋商、谈判、妥协最终达成的一整套争端解决程序规定在《公约》第15部分、第11部分第5节，以及附件五调解、附件六法庭规约、附件七仲裁、附件八特别仲裁中，可以说是相当复杂而完整，不仅吸收了国际在和平解决争端实践中的有益经验，而且也发展了传统（如调解），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创新（如海底争端分庭的强制管辖），加强了各国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多边义务。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如前所述，《公约》在争端解决方面所做的努力及贡献是引人注目的，笔者出于论述明晰的考虑，从纵向，即与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建立的海洋法体系相比和横向即其自身特点，包括对国际法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力争尽可能多地揭示其全貌（尽管这种分类标准可能是极不的）。

（一） 纵向分析

1， 一揽子协议并且禁止保留

与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相比，《公约》有一个明显的体例上的突破，即把争端解决程序完整纳入了公约，作为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象后者在四公约外单独设立《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由各国自由决定是否参加，从而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加入国只有36个 ）。

关于是否在《公约》中规定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及其适用范围也是各国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焦点。美国等国认为应适用所有性质的争端；新西兰、日本、前苏联、英国等国认为强制方法应在磋商、谈判及交换意见失败后，在允许保留范围之外才能付诸强制解决程序；智利、肯尼亚、巴林强调仲裁或司法解决程序仅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代表主张平等协商应是主要途径 。最后，公约采取了适度妥协的方法，规定在当事方共同选择的方法失败后，缔约国有义务接受一种或几种有约束力的强制裁判程序，仅对几类特殊的争端适用无拘束力的强制调解程序和事先声明的排除不适用。同时，在《公约》第309条规定，除明文许可外，禁止作出保留或例外，也就是说，缔约国在批准、加入、接受公约的同时即一揽子接受了整套争端解决程序，从而大大加强了各国在和平解决海洋争端方面的多边纪律 。

2， 管辖的争端范围大大扩展

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建立在传统的以领海和公海为核心的海洋法制度之上，适用范围相对狭窄，已经明显滞后于各国海洋实践和的发展。而作为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海洋法宪法 (a constitution for world’s oceans) 的《公约》不仅继承和发展原有的海洋法制度，在上有选择地确认了各国实践中的惯行做法，全面编纂了各类海域制度，同时开创了新管辖区域的管理开发制度。随之而来的就是争端解决程序所适用的争议范围也大大扩展了。如《公约》规定，因渔业、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海洋科学研究、航行、包括来自船只和倾倒造成污染的条文在解释和适用上的争议，适用《公约》附件八规定的由专家裁决的特别仲裁程序，体现专业性的优势。再举一例，国际海底区域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rea) 作为全人类共同财产这一海洋法中的新事物，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按照公约及其附件、相应规则、政策进行开发授权、管理和控制。因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争端，一律由海底争端分庭统一审理关于公约第11部分的解释及适用纠纷，管理局一方或缔约国一方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争端，开发合同一方对合同工作计划的解释适用及一方作为或不作为的争议等等（详见公约第187条）。《公约》争端解决程序管辖下的争端范围的广泛包容度是传统国际海洋法难以匹敌的。

（二） 横向

1、 争端解决众多

《公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包容了众多争端解决方法，涵盖了现行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鼓励各国按照联合国第33条规定的“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同时，对传统的概念也有变通和。如调解，按照传统国际法，调解是指当事人将争端提交由若干成员方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争端方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公约沿袭了对调解效力的传统理解，但是按照公约第XV部分第3节，对于海洋划界争端，有关专属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及对他国有意捕捞的种群和剩余量(surplus catch)的全部或部分的分配请求的专断的拒绝引起的争议，如果争端方未选择导致有拘束力的程序，调解可随时强制适用。对该类争议，任何一方可向争端他方发出书面通知提起程序，且其有义务接受，缺席不程序进行（公约附件5第2节）。也就是说，调解决定书没有强制力，但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争端，调解委员会有强制管辖权，双方在调解决定书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以达成和平解决，这种方式赋予了调解这一传统机制新的含义——不是可不可以调解而是必须调解，尽管无义务去遵循它。

2、 自愿和强制有机结合，最终保证有拘束力的解决（仲裁），同时规定强制程序的例外

公约首先尊重各国自由选择解决争端方法的优先权，“成功地把自由选择各种争端解决方法与利用现行所有方法和开拓创新结合起来了” 。这种对各国自由意愿的优先尊重也体现在对强制程序的选择上。在自愿选择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时，争端当事方有义务接受公约提供的四种管辖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特别仲裁4种。这四种强制程序处于平行并列，横向竞争的地位，缔约国可按照各国国情和法律传统的差异择一适用 。为了避免由于缔约国无选择或选择不一致时而导致管辖落空，在出现此种情形时，根据附件七成立的仲裁法庭则适时发挥“剩余备用”作用，从而保证争端获得最终有拘束的解决。

同时，公约又规定了限制和例外。对某些争议如违反公约关于航行、飞越或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和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特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等规定的，应适用强制解决程序，但由于沿海国行使斟酌决定权，暂停或停止计划，沿海国EEZ和大陆架的科学研究，EEZ内对生物资源主权权利及其行使等引起的争议，适用无拘束力的调解程序。其次，为了实现主权和公约的最大协调，消除部分国家的顾忌，公约专立一条即强制程序的任择性例外，一国可以书面声明对于某些争端不接受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如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条文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sea boundary delimitation)，涉及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军事活动的争端以及正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执行《联合国》所赋予的职务的争端等。有学者对此表示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妥协正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吸纳主权者加入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其广博的包容性，从此角度及为和平解决争端虑，诸多的例外和妥协是值得的（worth the sacrifice） 。

3、 体制上的创新——国际海洋法法庭

是否在公约内设立一常设司法机构来处理有关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在海洋法会议期间经历了激烈的辩论。最终在以77国为首的发展家的积极推动下得以成立并于96年10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如前所述，公约容纳了多种并行不悖的审理机构，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法庭在其中并不居于中心地位。但《公约》仍处处体现了对于法庭的侧重，使其在强制解决争端方面居于天然优势地位。

首先，正如国际海洋学院的代表帕多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所说，“与成立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相比，更有用的是设立一个由所有缔约国组成的常设机构，能够对这种妥协给以权威解释” ，《公约》本身诸多的原则性规定决定了在适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理解和分歧。这时，由缔约国按照条约组织的专门司法机构即法庭的权威地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抵消政治妥协色彩带来的消极影响，保证《公约》在适用过程中的一致性，实现法律可预见性的目标；

其次，法庭管领下的海底争端分庭对海底区域内活动的争端具有强制管辖权 ，即不需要双方事先就接受管辖发表声明，这比法庭更进了一步，大大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色彩。公约第187条对其管辖事项（大都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性质）作了详细列举。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强制管辖不应妨碍管理局行使斟酌决定权，且对于有关开发合同的解释，适用争议已提交商业仲裁的，分庭也不能审理。可以说，在赋予权利的同时划定了“雷池”。

再次，海洋法法庭法官在专业上的能力可以确保争端尤其是涉及海洋活动本身特殊性的争议获得正确和令人信服的判决，体现职业分工的专门化，这也是近年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共同的趋势，例如WTO专家组。

最后，《公约》有关临时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和迅速释放(prompt release of vessels and crews) 的规定将法庭推上了重要地位。前者，如果在仲裁法庭组成之前需要规定临时措施，争端方可协议由法院或法庭来裁决(包括海洋法法庭)。如在请求规定临时措施之日起两周内不能达成这种协议，那么则由海洋法法庭依据《公约》规定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措施；至于后者，在扣留国和请求国不能就释放在10日内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请求国可直接向海洋法法庭提出释放申请，无须与双方选择的强制解决程序保持一致。这样就使得法庭对于其不具有管辖权的案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案件进程。

以法庭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的“塞加号”案为例，法庭首先驳回了几内亚的主张，一致认为根据《公约》第 292 条的规定，法庭对该案是具有管辖权。并很快于1997年12月4日作出判决：以3个12票对9票判决起诉成立，几内亚应当立即释放油轮及船上的船员和释放必须经提供合理的保证书或者财政担保（尽管几内亚并未遵守且又因此引起该案的继续/涉及临时措施和实质问题）。在实践中，法庭的这一功能一直运行良好 ，尤其体现出了快速审判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际司法机构审理速度慢的通病。不过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到为止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在处理海洋法争端方面的地位有待提高。

4、 发展了传统的国际法主体

有关国际法主体，尽管在理论上存在“国家唯一主体说”，“个人唯一主体说”，“国际基本主体说” 等不同派别，但在国家实践中，个人一般是作为国际法客体来对待的（尤其在我国）。然而根据《公约》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海底争端分庭的当事方除《公约》缔约国(包括主权国家、自治联系国或自治领土、政府间国际组织)外，还有国际海底管理局和部、国营企业、人和法人。因 此，自然人和法人可以依据《规约》将在海底区域开发活动中产生的特定纠纷诉至海底争端分庭而成为分庭的当事方，或起诉，或应诉并参加诉讼程序。当然，以此点（个人和法人等实体的出诉权）来妄断个人已经成为国际法主体为时过早，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起码在实证层面上，个人已经能够在特定区域和特定条件下直接参加国际法律关系了，这不能不说是公约争端解决程序对于推动国际法理论发展所作的贡献。

5、 与其他机构和国际组织密切配合，有效促进争端解决

《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并非“孤家寡人”，首先在与同属一体的内部机构海底管理局的关系上，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合作，其中涉及到争端解决的有：海底管理局大会对法官代表性及规约修正的意见；请求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时的合作；在就开发合同事项提交商业仲裁时的合作；解决海底区域争端时与海底争端分庭的合作等等。在与相关国际组织的配合上，如与国际法院，存在《联合国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合作和关系协定》作为两者行为的指引，具体包括相互提供资料、交换有关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资料，行政协调等 。这种内外部机构的资源共享和信息经验的交流无疑能有效地促进争端的解决并提高《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影响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约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多种解决并存、自愿选择和强制程序相结合但以强制解决程序为重心、针对争端性质区别对待（或裁或调或审或声明保留等）、专门司法机构常设与相关国际组织协作等鲜明特色，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制度。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 ，但足以担当的起“国际多边条约史上引人注目的和平解决争端制度”的评价。

对于我国这样一贯排斥国际司法程序的国家，首先，针对我国海岸线漫长，大部分沿海海域存在与其他国家划界的，可以按照《公约》规定，对某些涉及领土主权事项的争议声明不予适用。如1985年对南沙群岛（所谓卡拉延群岛）及其毗邻水域和资源不可争议的主权声明；其次，鉴于海洋法法庭在迅速释放方面的重要地位和我国渔民渔船近年屡遭扣押的情况，可考虑在这方面接受法庭管辖；另外，对于解决争端的强制性程序，我国可选择具有相对灵活性的仲裁程序，同时利用《公约》规定的例外和限制，侧重技术性问题，使某些方面不必提交强制程序 。当然，在国际海洋争端解决制度相对完备的今天，重新审视我国的态度和立场并进行适时调整，不仅有利于争端的和平解决，也是履行条约义务的应有之义。

一、中文著作及期刊

1、黄进、肖永平主编：《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法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吴慧：《国际海洋法法庭》，海洋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陈德恭：《国际海洋法》，出版社1988年版。

4、《珞珈法学论坛》第二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版。

5、《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6、《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7、《法学评论(双月刊)》，1999年第3期。

二、外文期刊

1、Berry hart Dubner，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Sea， International lawyer，Vol36(2)，2002

2、John king Gamble JR， 1982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binding dispute settlement? ，Bosto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9，1991

3、John king Gamble JR， The 1982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binding dispute settlement? ，Bosto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9，1991

4、Shigeru Oda，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7，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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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9-0127-05

一、引言

能源是世界各国一切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源。进入20世纪70年代。石油正式取代煤炭成为人类第三代主体能源。全球经济进入能源约束型时代。爆发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能源极度紧缺的日本带来严重冲击，使其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及国民经济运行造成了极大危害。面对这种危害，日本政府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成功地将其产业结构调整为低能源依赖型，将产业结构重心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石油危机的影响。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行政机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行政机制使能源价格上涨所引起的产业结构短期失衡和经济增长停滞等问题得以解决，有效地调整了能源结构，从而降低了产业及经济发展进程中能源约束的影响，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在受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之后，日本政府调整产业结构实施的行政机制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政策性行政规制和“微观”层面的法律规制。

二、政府的政策性行政规制

国家将权利机制通过行政权的形式移载入经济活动的措施即为行政规制。日本在行政规制的运用方面非常成功，其最为成功的地方就是制定与实施了指导式的行政规制。在日本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根据相关机构对产业的发展提出的论证实施以计划、展望和劝告为主的指导式行政规制。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政府确立了新的“产业结构设想”，即《1970年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又称为“70年代展望”，其中提出今后的产业结构目标是：实现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具体来说就是将产业结构从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转向以知识密集产业为中心。《构想》还确定了四种类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即研究开发集约型产业（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相关产业等）、高度组装产业（事务用机械、通信机械、数控机床、教育耗材等）、知识产业（信息处理服务、教育相关产业、软件等）以及时尚型产业（高级时装、高级家具、电子音响、家用电器等）。日本政府在“70年代展望”中强调将上述这些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其主导产业优先发展。从而使这些产业在70年代以后开始主导日本经济的走向，并成为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70年代展望”在日本产业政策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由这一“展望”可以看出，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就已经确立了由重化学工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发展道路，石油危机的爆发加快了这一转型的进程。伴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国内经济形势严峻，通货膨胀加剧，日元升值、贸易摩擦等问题相继出现，因此，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后来又对《1970年通商产业政策构想》进行了修改。

1975年制定了《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又称作"1975年展望”），其主要目标是要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发展具有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性的知识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分别从满足国民需求、节省资源和能源、发展技术密集产业、国际间经济合作、产业结构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设定。

1980年3月公布了《80年代的通商产业政策展望》（又称为“80年代展望”），它重新规划了日本在后石油危机时代到90年代的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了三点新的“宏观目标”：一是从国际关系方面出发，加强与世界各个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国际社会作出贡献。二是从自身资源环境出发，将“技术立国”定为基本国策。以克服日本国内的能源约束环境。三是从经济发展质量出发，保证日本经济的“活力”与“富裕”同时并存。“80年代展望”还提出了“创造性知识集约化”构想，将主导产业设定为以尖端技术为中心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进行重点扶植，最主要的就是通过主导产业的发展最终带动所有产业都能实现系统化、专门化、反馈自动化以及软件化。

三、国家的法律规制

国家倚重自己的政治权力，以法律、法令、条例、规则等形式来限制、规范和约束产业经济的行为准则即是法律规制。实际上，法律规制是对政府的政策性行政规制的具体执行。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对能源和产业给予了高度重视，相继出台了很多与其相关的立法。主要包括限制性立法和扶植保护性立法。

（一）限制性立法

为了控制日益恶化的产业公害，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发展，日本于1973年制定并通过了《公害受损补偿法案》，该法确立了有关于公害的纠纷中在民事责任基础上受害补偿制度，在此之前的处理方法仅是由肇事者和受害者通过民事裁决来解决问题。

石油危机之后，能源价格高涨，日元大幅度升值。有些行业陷入萧条和衰退，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萧条产业”。为了防止过度竞争，帮助这些萧条产业处理过剩的生产设备。使之平稳渡过危机时期，从而实现转型期产业结构的调整，日本对于这些萧条产业实施了以下调整政策。

第一，承认联合公司，允许成立“萧条卡特尔”。在颁布于1953年的《禁止垄断法》中，对组建联合公司有明确的规定。但经济低速增长期，《禁止垄断法》的实施也相对宽松，经过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审批适时组建联合公司不受其限制。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调整期间，多种原材料型产业进行了联合重组，重组期平均为8-9个月。

第二，指导生产。这一政策包括：制定需求计划、建议减产及限制时间等。制定需求计划是由政府主要负责部门在分析特定产业的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提出需求计划书，再由各企业提出与本企业相适应的生产计划。最后由政府主要负责部门综合政府和企业各自的需求计划提出最终的减产建议。建议减产是由通产省主要负责，就是根据各企业的设备使用和停用状况直接提出减产建议。省略了制定需求计划，这一点重点是针对合成纤维产业实行的指导。限制时间的实行期限是1977年至1979年，是运输省针对国内40家大型造船公司进行限制生产的措施。日本政府根据整体产业发展情况和个别产业性质综合运用上述三种方式对相关产业的生产调整进行指导。

第三，于1978年5月起实施《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以及1983年5月起实施《特定产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简称《产构法》）。《特安法》的主要目的是对萧条产业的闲置生产设备进行统筹规划、统一处理，以期更有效率地调整萧条产业。其具体内容有：（1）对特定萧条产业的过剩生产设备进行统一处理。包括废弃、停用、长期搁置等。（2）对萧条产业中闲置生产设备的增加进行严格限制或禁止。（3）规定了不受《禁止垄断法》限制的原则，必须要征得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同意。（4）对于处理闲置生产设备所需要的资金，政府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列出所需要资金的详细名目，并需要为此设立特定产业信用基金。（5）根据不同的地区和行业制定相应的地域政策、就业政策，如《特殊萧条地区离职人员临时安置法》（简称《特离法》）、《特殊萧条业种离职人员临时安置法》等。

在《特安法》开始实施后不久就发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又一次受到了冲击。《特安法》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其实施年限仅为5年，有些产业并未得到完全妥善的调整以及日本整个产业发展状况又在不断的变化，新出现了很多生产设备过度闲置的产业，这些情况都需要更全面的调整。因此，1983年5月日本政府又根据本国产业发展情况制定与实施了时限为5年的《特定产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简称《产构法》）。《产构法》与《特安法》都是希望通实施政策对闲置生产设备统一处理。从而有效地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产构法》同样也规定了相关产业不受《禁止垄断法》限制的原则，极力促进生产、买卖的相互合作，同时对废弃资产、新增资产的税收也相应放松。

（二）扶植保护性立法

在日本战后实施的产业政策中。扶植保护性的政策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其首要任务是对支撑未来解决发展的产业进行保护和扶植，主要实施手段则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产业结构改善法、振兴法等立法。如《机械电子工业振兴法》《航空工业法》《纤维工业结构改善法》《工业布局促进法》等。

根据产业结构的知识密集化设想，日本政府于1978年制定了《特定机械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简称“特振法”），明确规定加强对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飞机等尖端技术产业的政策扶持，对这些产业的开发提供政策补贴，同时也对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和金融投资贷款等优惠措施。电子计算机（包括硬件与软件）作为尖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政策扶持的重点产业。日本对电子计算机的研发始于1952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已经颇具规模。1973年的石油危机以后，电子计算机工业的发展更是获得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1976年设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补助金制度”。提供了291亿日元的补助金，获得了1000多项与集成电路技术相关的专利。为了把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通向科技立国之路”，日本政府还于1980年提出了“技术立国”口号闭。

石油危机爆发之后，能源供给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对进口能源的高依存度使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因此，与能源相关的技术开发成为重要且紧急的课题，日本政府在鼓励节能投资和技术开发引进等方面进行积极扶持。1974年7月，通产省制定并实施了“阳光计划”，这是日本第一个综合新能源技术开发长期规划。政府投资一万亿日元以上，对太阳能、煤炭的液化和煤气化、地热能的利用、氢气的利用、海洋温差发电等进行技术开发。

由于日本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积极采取节能对策和措施，因而第二次石油危机对日本造成能源方面的冲击相对较小。并且在重视开发新能源技术的基础上，致力于节省能源技术的开发，从1978年开始执行大规模的节能技术开发计划，即“月光计划”。“月光计划”主要从大型节能技术、基础节能技术、民间节能技术的协助、节能技术的综合效果、节能标准化以及节能技术的国际合作这六个方面进行调研与开发。

，四、行政机制实施的效果

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政府根据这些变化做出了相应的应对，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制定与实施宏观上的“展望”、“构想”与微观上的“规制”、“立法”相结合的行政机制。将产业结构重心从高能耗的初级重化学工业转移至低能耗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行政机制的实施效果非常显著，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虽然经济增长率严重低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能够保持稳定增长

1974-1975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萧条之中，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从1977年末开始，逐渐走出“萧条隧道”，转入景气上升局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4年内，即1976年至1979年，日本的实际增长率为5%，这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10%相比，刚好下降了一半，因此，可以说日本确实进入了“低增长时代”。但是，与世界上其他受到石油危机冲击的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经济这样低速的增长已是非常难得的“高增长”了，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美国与西欧的增长率不过3%左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也的确是“稳定”增长的。

（二）进一步改善了出口商品结构

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形成了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机械电子、光学机械等产业为主的尖端技术产业。随着“能源节约化”和“高度加工化”产业结构的形成，日本出口商品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虽然日本出口总额中重化学工业品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由1970年的72.4%升至1980年的84.4%），但其内容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即钢铁、化工等消耗进口能源资源的产品所占比例下降，而微电子、一般机械等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比例大幅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出口的增加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其他商品出口的不振，使日本整个出口规模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出口主导型经济的增长。

（三）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就业率

日本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实施的行政机制，使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以产业机器人和数控工作机为代表的机械电子装置给日本产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科技的电子技术在日本国民生活和产业生产中已经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高科技的应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对劳动和就业产生了影响。机器人、数控机床等高科技的应用替代了恶劣环境下和单调重复的劳动，这确实减轻了劳动，但却也带来了人员关系淡漠，以及工作分工过细、劳动自主性下降等问题。另一方面，在机械电子装置迅速普及的地方，就业的减少不可避免。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考虑成本因素开始大幅裁员，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在生产现场的工人。

（四）能源结构日趋多样化。能源使用效率不断提高

经过积极的调整，日本在石油以外其他替代能源的技术开发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能源消费结构向多样化调整，核能、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的开发受到空前重视，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大力推行新能源开发和节能技术，日本一次能源国内产出有所增加，从而使能源消费种类更为多样化。日本国内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增长率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曾达到12%。高于经济增长水平。而在经过实施行政机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段时间之后的经济低速增长阶段，能源使用效率也不断提高，在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情况下，能源总消耗量基本维持在11000PJ左右，基本接近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水平。

五、行政机制的特点

（一）具有权威性

“权威”是日本政府顺利实施预期经济发展目标的有利保障。从日本制定行政规制的机构组成便可以看出。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行政机制具有权威性。“产业结构审议会”隶属于通商产业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性行政机制的制定与实施。都是在其决定、参与和监督下进行的。这些机构既是产业结构调整中行政规制的的权威制定者一核心决策者和指挥者。在应对能源危机时期，日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行政机制，是通过拥有和使用行政权力来向外界传导和表现其权威性的。

（二）被动性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发生了石油危机、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日本政府的行政规制主要是围绕这些事件展开。当然对于这些事件并没有准确的预测和先知。而是在事件发生后进行弥补。这表现出日本在这一时期的行政机制具有明显的被动性。日本60年的经济发展策略实际上具有潜在的缺陷，只不过当时经济繁荣的景象掩盖了这些缺陷。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的很多矛盾其实就是单纯追求增长速度、片面发展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策略所种下的恶果。

（三）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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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智能电网的发展现状还是一个初期的基本阶段，很多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法还没有明确规定。我国电力研究人员在进行智能电网发展的相关研讨中确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智能电网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即使未来的中国电网系统成为集信息化、数字化、自动化和互动化为一体的安全经济、高效环保、稳定可靠的现代电网。以下本文就逐一为大家介绍智能电网的基本特征。

一、　信息化

智能电网信息化是指实时和非实时信息的高度集成、共享和利用。我国电力工业信息化的实施开展是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的。早期的计算机技术应用还不够成熟，在电力系统的应用中也仅仅只是用于各种数据的计算和设备监测等方面。自80年代后，计算机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与应用，促进了电力系统的信息化发展，现代化信息技术几乎遍布整个电力系统的工作内容中。近年来，电力信息化更是成为电力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内容，使信息化进一步与电力企业的生产、管理与经营高度融合。

1、电力信息化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电力系统信息化建设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如缺乏统一的标准体系，存在重复建设；信息孤岛众多，信息集成度低，无法相互协作发挥整合效益；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与生产控制系统通常相互分离，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过多地投入到设备的自动控制、数据信息的收集共享，，却忽视了对信息的整理和挖掘。

2、对于电力信息化发展的建议

（1）在国家电网公司信息发展规划的指导下，　按照相关的成熟信息技术标准体系，　统一数据编码，　统一制定软件架构标准体系，　统一制定电力业务标准、文档标准和服务标准等相关规范。

（2）整合现有各信息管理平台，　争取尽早实现整个电力大企业的数据一体化、集成应用一体化、电力服务一体化。

（3）　电力企业管理信息系统与电力生产控制系统有机结合，加强数据深层挖掘研究和应用。

二、数字化

数字化是指电网对象、结构及状态的定量描述和各类信息的精确高效采集与传输。电力系统数字化概念的提出使电网的运行管理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电力系统数字化的具体内容涉及面较广，几乎覆盖了整个系统的运行工作对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对电力企业的发展管理以及外部环境对于电力系统的影响等方面，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实时描述与再现两个方面的功能。目前我国的电力系统数字化主要采用电力系统离线仿真软件和数模混合仿真系统。电力系统实时数字仿真器也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1、在电力系统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前的电力系统数字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厂站侧的数字化进程滞后于调度侧。数字化变电站仍然处于示范阶段，　离实际的规模应用还有一段距离。调度侧的高级应用系统缺少集成和统一的标准。对某些元件的数学模型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缺少系统以外的重要信息，　如光照、风力、地质运动等。

2、对电力数字化建设的建议

（1）　积极推进厂站侧数字化进程。实现输电元件的测量、保护、控制、通信一体化，　实现对输电元件的数字化监测以及分散式的智能决策；实现发电厂的数字化生产。

（2）　加强调度侧高级应用系统的集成和标准化建设。将分散的EMS、电网广域动态监测系统、在线稳定分析预警系统高度集成，　调度人员无需在不同系统和平台间频繁切换，　便可实现对电网综合运行情况的全景监视并获取辅助决策支持。

（3）　加强系统元件数学模型研究，积极与公共服务系统配合，将对系统安全稳定影响较大的外部信息数字化，　并集成到相应的决策分析系统中，为电力系统避免自然灾害导致的大停电提前做好准备。

三、自动化

自动化是指电网控制策略的自动优选、运行状态的自动监控和故障状态的自动恢复等。我国的电力系统自动化发展已经有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不断更新自动化技术，由原来的调度自动化、厂站自动化和配电自动化发展到今天的在数据库、安全防护、电力营销等等，多个层面都实现了自动化管理。尽管如此，我国的电力系统自动化程度和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对于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仍然需要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不断的创新与进步。

1、电力系统自动化发展过程中存的问题

在我国的智能电网发展中，存在着一些制约电力自动化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调度侧各种控制系统或辅助决策系统，种类较多，缺少集成和统一标准；另外，　调度侧仍需人工参与才能实现闭环控制，　缺少智能专家系统支持。配电自动化水平仍较低；各种控制措施以分散、独立控制为主，　缺少彼此间的协调优化。

2、自动化发展的建议

（1）　类似于数字化与信息化中的标准化建设，　统一调度侧各控制系统的功能、接口、数据库等。

（2）　加快智能控制方法的工程化进程，。依靠智能控制方法，　减少人工参与，　实现实时在线的定值修改、策略搜索、在线自动控制等功能。

（3）　借鉴国外在综合自动化方面的经验，　积极发展配电自动化。

四、互动化

互动化是指电源、电网和用户资源的友好互动和协调运行。互动化是信息化、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最终目标，是智能电网的本质要求。主要包括发电与电网之间的互动和电网与用户之间的互动这两种形式。近年来我国电力体制的改革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条件，但在具体的实施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1、电力系统互动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电力互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为以下几点：在发电商竞价上网的过程中，三公　原则的力度还不够大；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的相关技术研究相对滞后；用户侧硬件装置和软件配置还不具备与电网互动的智能化条件。

2、关于电力互动化发展的建议

（1）　建立公开、透明的统一电力市场信息平台，　并逐步纳入电网统一信息平台之中。另外，　随着特高压全国联网的实现，　有必要加快全国电力市场的建设进程。

（2）　加快可再生能源并网对系统安全稳定影响的研究，　并制定、完善相应的并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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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子支付产业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已经由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初起步阶段逐步进人了高速发展阶段，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的经济学特征逐渐显现。

一、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现状

(一)电子支付定义 　在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的《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中，将电子支付的定义界定如下：“电子支付是指单位、个人(以下简称客户)直接或授权他人通过电子终端发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支付与资金转移的行为。电子支付的类型按电子支付指令发起方式分为网上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销售点终端交易、自动柜员机交易和其他电子支付。” 　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历经了传统支付向以网络支付为主的新兴支付的转变，其涵盖范围也从atm取款、pos消费扩大到b2c、b2b、c2c等网络支付、电话支付、移动支付领域。

(二)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状况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逐年提高，互联网正在走进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据cnnic最新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显示，商务交易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增长最快，平均年增幅达到了68％。其中，网上支付用户年增幅80.9％，在所有应用中排名第一。2009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500亿，2010年网络购物市场将迎来更大规模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电子支付产业模式呈现出网络支付(b2c、b2b等)蓬勃发展，移动支付、电话支付蓄势待发的特点。网络支付按照机构类型主要划分为三种类型：商业银行支付网关、中国银联支付和第三方支付平台。

1、商业银行支付网关 　我国最早推出网上支付的机构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支付网关系统由各家商业银行自行开发，制订统一的接口标准，通过与商户服务器直连，借助网上银行系统满足网上购物和客户商户间的资金结算的需要。银行支付网关的推出，有助于各家商业银行拓展新商户、收取结算手续费、扩大本行银行卡、网上银行的影响面进而绑定客户存款、获得综合收益。银行支付网关已经成为各商业银行近年来发展的重点及未来市场争夺的焦点。 　2、中国银联支付 　中国银联支付由银联公司与商户服务器联接。商户并不与发卡各商业银行连接，银联通过现有的银联收单系统实现各发卡行与商户间的资金清算。银联支付可以受理各家银行卡且支付方式简单，用户只需输入卡号、密码就可以进行付款，但也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3、第三方支付平台 　主要是指商业银行支付网关和银联支付网关之外的支付平台。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有支付宝、网银在线、上海环迅、腾讯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由非金融机构创建，但已基本实现了与各商业银行的直连，能够受理各家银行卡，而且比普通商业银行支付网关功能完善、能够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电子商务服务，因此虽然起步晚，但竞争力强，成为很多中小商户和网上支付消费者的首选。

二、我国电子支付产业经济学特征

电子支付产业中包含着众多的参与者：商业银行、商家、消费者、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监管机构等。各参与者之间关系复杂。但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一些经济学特征逐渐显现。

(一)网络外部性特征 　1、网络外部性定义 　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mality)最早是jetlrey rohlfs在研究电信服务时发现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完善，katz和shapiro对网络外部性是这样进行解释的：网络外部性是指产品使用者来自消费该产品的效用会随着其他使用该相同产品人的数量增加而增加的效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指当采取同样行动的人(agents)的人数增加时该行动所产生的净价值的增值。网络外部性实质上是网络规模扩大过程中的一种规模经济。 　网络外部性有正负之分，产品使用效用既会随着消费该产品的人的数量增加而增大，导致正的网络外部性；同样消费者也会因该消费产品的人的数量增加而增大外部成本，从而产生负的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根据产生方式不同分为直接网络外部性与间接网络外部性。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通过消费相同产品的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而导致的直接物理效果产生的外部性，例如电话网络、电子邮件、网络游戏等。而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随着某一产品使用数量的增加，该产品互补品数量随之增加，价格逐渐降低，从而间接提高了该产品的价值。间接网络外部性比较典型的例子如电脑操作系统，随着终端使用客户数量的增加，在该操作系统上进行软件开发的公司逐渐增多，新软件产

品不断丰富，从而进一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使用该系统的终端，推动操作系统这个平台的价值不断提升。 　2、电子支付产业网络外部性特征分析 　电子支付产业的网络外部性同样既有正的网络外部性又有负的网络外部性。随着网上消费群体与商户群体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网络提供的物美价廉的丰富商品而不用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能够享受到电子支付带来的方便快捷的购物新体验；网上商家能够从网络这个巨大的无形市场中吸引到天南地北的客户，同时降低交易、库存等成本，赚取丰厚利润；同时电子支付的发展完善了电子商务产业链，大大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如银行卡、物流等产业)的发展。这些方面无疑都提升了电子支付产业的价值，是电子支付产业正的网络外部性的体现。 　同时，电子支付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商家、金融机构以及物流等电子商户相关产业联系在一起，它的发展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网络上的隐私权保护问题，电子支付过程中，客户账户、联系方式、住址等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在网络上进行传播，拥有此类信息的各相关机构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发大规模客户隐私泄漏风险。再比如，电子支付实现方便快捷支付的同时，也引发了比如信用卡套现、网络洗钱等新型犯罪问题。这些又体现出电子支付产业负的网络外部性。 　从直接网络外部性和间接网络外部性划分角度上分析，电子支付产业的网络外部性应该属于间接网络外部性。因为单纯电子支付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并不能提升价值，消费者选择是否进行电子支付取决于网上商家的多少及产品种类，网上商家选择是否接受电子支付这种结算方式也取决于另一端消费者的数量。这就体现出了间接网络外部性的特征。

(二)双边市场特征 　1、双边市场定义 　目前常见的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s)定义有arm- strong2004年提出的：双边市场是指两种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或平台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人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最终用户)的数量。更确切的定义是rochet和tirole2004年提出的：平台两端市场的定价总和固定，如果交易平台上成交的交易总量与两端之间的价格结构有关，或者说与两端的相对价格有关，则这样的市场就是双边市场。

2、电子支付产业双边市场特征分析

电子支付产业是具有典型的双边市场特征的产业。按照双边市场的定义，双边市场是一种类似于“哑铃形”的产业结构。当平台对两端的参与者制定的价格总水平保持不变时，价格结构或两端的相对价格改变将影响到双方对平台的需求和参与平台的程度，并会进一步影响到平台实现的交易总量。在电子支付产业中，电子支付平台提供机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支付平台)为网上消费者和网上商户提供结算服务的同时也对平台的两端实行收费，收费价格策略的制定既包含对消费者端收费价格策略，也包含对网上商户端的收费价格策略。 　电子支付产业中只有电子支付平台两端的参与者达到一定规模，电子支付平台才能够正常运转，并在一定的规模临界值之后实现盈利。要使平台两端参与者同时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制定合理的定价策略。相较于平台两端的价格总水平，两者间的价格结构更为重要。在实际的电子支付平台运营中，常常采用定价平衡法则，平衡法则是指为平衡两边用户的需求，交易平台通常对一方采取低价策略或转移成本的方式，以吸引其来平台注册交易。具体来讲，就是仅收取网上商户的费用而对网上消费者低收费或不收费。这正是双边市场特征的明显体现。

三、我国电子支付产业的发展建议

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网络外部性及双边市场等经济学理论特征研究为促进我国电子支付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1、大力扶持，合理定价，促进电子支付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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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5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23-02

教育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已毋庸赘言，而优质的教师资源已成为当今教育的发展的助推剂。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已成为当今各国有效保证教师质量，确保教育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实行教师资格证书认证制度的国家，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教师资格证书认证制度体系已经日渐完善，保障制度日渐成熟，留下了许多可供我们参考的启示与借鉴。

一、美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历史演进

1.师范学校阶段（1823年-19世纪下半叶）

美国在建国初期没有专门的教师教育机构，当时的中小学教师一般由神职人员担任。19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平民学校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对合格教师的需求也自然被提到议事日程。1825年，俄亥俄州中等民事法庭被授权在各县任命3个考核教师并发放证书的普通学校教师为考试官员。教师资格制度在美国诞生，从而开启了教师资格证书的县政府管理阶段。随后，1841年纽约州、1845年佛蒙特州先后实行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到1860年美国普遍建立起了考试委员会和教师资格证书的县政府管理机构。[1]

2.师范学院阶段教师质量的标准与认证（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

在这一时期，州政府管理的教师资格证书逐步替代了县政府管理的教资格证书制度。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人口逐渐趋向城镇，教师流动现象日益增多，县政府管理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给教师在州内的调动带来了不必要的障碍，与此同时，公众也更加关注教育的问题，关注教师的质量，教师自身也越来越重视教师资格证书。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出现了州政府管理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2]

3.综合大学教育学院和文理学院教育系时期（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80年代）

这一时期美国建立起教师教育机构认可制度，并逐渐开始建立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虽然州政府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在规格和数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共同点是对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另外，由于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全美统一的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使得各州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地区间教师流动困难。为进一步提高教师的素质能力，促进教师职业的专业化发展，1946年，全美教育协会创立了全国教师教育和职业标准委员会，计划在全国实行通用的教师资格证书。随后的全国专业教学委员会的建立进一步推进了全国性教师认证的潮流。

总体来看，美国教师资格认证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重数量到重质量、从低标准到高标准的发展过程，教师资格证书也由县政府、州政府逐步发展到由全国性机构考核发放的过程。

二、美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现状与特点

依据美国的宪法，教育管辖权归属各州及其人民，因此不可避免教师认证制度在不同的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3]美国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目前主要分国家级及州两大层面。州级又可以分为传统型教师及非传统型两大类别。

1.州级层面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州一级教师资格认证是美国各州教师进入教职的主要通道，主要是经由法定程序的教师资格评价，认定教师进入教职。

（1）传统型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传统型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是各州政府强制规定州内学校任教者必须参加的教师资格考评。通过考评来确定申请者是否具备从事教师职业的专业素养。[4]

学历方面，各州都规定参加教师资格认证者必须具有学士学位、并在规定的教学专业科目及研究方面取得相应的学分。[5]在初级教师资格认证中，各州主要通过对申请者基本能力、学科知识、普通知识、教学知识以及教学表现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同时，为了进一步保障师资质量，确保教师职业能力不断提高，各州还对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从教者提出了继续进修的具体要求和规定。

（2）非传统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为了弥补严重的师资短缺，提高教师群族的代表性[6]，应对自美国师范学校成立以来，各界从未停止过的质疑和批评，选择性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应运而生。非传统型教师教育（Alternative Teacher Education）是指采用变通的方式，非传统型资格认证制度是州政府、教师教育机构等，以提升补充师资不足等为目的，主要以协助职业转换而提出的师资认证方案。[7]

选择性教师教育项目的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各项目是在充分考虑特定地区、特殊领域对教师的特殊要求，考虑到教师这一特定人群的特点和需求的情况下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开展教师教育的。如为帮助退伍人员转入教师队伍而专门设立的“教”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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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M8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4）14-0141-01

随着我国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的各个科学领域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传统对波形图的分析来看，主要针对波形图的分析内容有幅值、平均值、有效值、频谱等信息。通过电压在线监测系统的采集结果来看，所获得数据均可反映出真实的情况，其最接近实际的工作。而对于铁磁谐振的分析主要采用的方法是相平面法、图解法等，通常这些方法直观、简捷是对模拟实验方法的一种很好的补充。目前国内对于铁磁谐振的研究重在非线性所造成的混沌、分叉等领域，对于单相铁磁振谐、三相铁磁领域的研究不足，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成熟，这些研究不足领域将会逐渐得到补充研究。

1 过电压信号的特征识别

我们在进行过电压信号识别的时候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或者是其他装置对图形、图像、物体、语言、字形等信息进行自动识别。目前采用的识别方法主要有专家系统、神经网络、模糊数学、遗传算法以及支持向量机等，采用神经网络进行过电压信号识别，最有成效的属误差回传BP神经网络[1]。对过电压信号特征识别时，采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识别，所建立起的神经网络模型由大量的节点或者称神经元组成，其中网络中每个节点表均代表了一个通过连接信号的加权值（权重），此节点相当于人工神经网络的记忆，网络的输出由网络的权重值、连接方式以及激励函数确定。

2 铁磁谐振过电压的抑制方法

当遇到铁磁谐振过压时，需要采取及时的措施进行处理，采取抑制的措施较为常用的方法有尽可能的改变谐振回路参数、改变电感参数、拉下电源开关闸刀。当铁磁谐振发生时，首先得选取消除谐振较好的办法，那就是改变谐振回路参数，当谐振刚刚发生时，可以通过合上谐振激发电源断路器来消除谐振。但是合上电源断路器，很可能造成谐振过电压上又被叠加上合闸过压，此时的激励电流会更大，很可能造成电压互感器损毁[2]。对铁磁谐振过压进行消除谐振可以拉下电源侧闸刀，从而断绝了整个谐振回路的能量供应，可使得谐振逐渐消弱。

由于铁磁谐振的发生原因很多，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也很多，随着我们对消振谐措施的研究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型消振谐被应用到工作和研究之中，且这些消除振谐新型装置取得了一定得效果。

3 抑制弧光接地过电压的措施

对于抑制弧光接地过电压的措施，考虑到目前的谐振接地系统研究，再结合经济方面的原因，将消弧线圈投切运行的方法作为控制措施，即系统运行时中性点不接地。当过电压分类系统判定系统发出弧光接地信号，消弧线圈迅速投入，系统立即改成谐振接地的方式进行运行，当过电压分类系统判定系统认为接地故障清除后，那么系统迅速的退出消弧线圈，系统又恢复到原来的方式进行运行[3]。这种方式的主要优点在于进一步的提高了整个系统运行的安全程度，进一步的保证了电能

质量。

1）消弧线圈的调谐措施。消弧线圈是否能够实现熄弧与谐振系统中的脱谐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从消弧线圈的作用来看，谐振系统的脱谐度绝对值尽量越小越有利，但是电网在正常供电时无法处在补偿点上，如果还没有一些限压的办法或措施，那么电网在运行时必将产生串联谐振过电压，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不被允许。但又为了解决中性点位移过电压和残流的矛盾，目前主要利用以下两种方式来解决：一是在消弧线圈上并联或者串联阻尼电阻，以增加电网阻尼率，从而使整个电网在运行时的谐振过电压不超过规定值；二是在电网运行时加大脱谐度，从而使消弧线圈在正常运行时远离谐振点[4]。

2）电容电流计算流程触发策略。怎样判断系统运行方式的改变从而启动电容电流计算流程，从而计算出单相接地电容电流问题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该问题的重点是系统在运行时，要快速并准确的测出系统对地电容容抗的值，再将该值用于计算单相接地电容电流。消弧线圈装置根据实际的情况的技术确定了以下三种计算流程触发方法：一是系统定期自动的进行计算，二是人工手动计算，三是系统运行状态发生改变时系统自动进行触发。

3）消弧线圈的启动和退出策略。目前对单相接地故障的判断一般都是利用绝缘监视设备对PT开口三角电压进行监视来实现的，当电压超过了规定数值时则发出报警。电网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除了单相接地故障外，还有其他很多情况也能使PT开口三角电压超出规定值，如PT高压侧熔断器熔断、PT铁磁谐振等，从而使绝缘监视装置发出报警，这种现象被称为虚假接地，鉴于这种情况，绝缘监视设备对单相接地故障的判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而本文主要采用的是基于遗传算法的过电压模糊聚类分层识别系统，该系统能够准确的对弧光接地过电压进行快速的识别，准确率很高[5]。

通常认为，一旦出现间歇性弧光接地故障时，消弧线圈投入到全补偿的状态，当接地故障清除后，中性点电压会出现先降后升的情况，因为消弧控制器对中性点电压的监测是实时性的，当电压降低到一定值时，控制器会判断故障清除，所以可以在谐振电压产生之前退出消弧线圈，但通过实践，该方法还有待进步。

4 结束语

随着近年来我国电力系统的快速发展，很多的电网改造中不断将新技术应用于实践之中。如果铁磁谐振过电压和弧光接地过电压在配电网中的持续时间很长，则非常容易造成整个电力网络出现安全事故。所以如何抑制铁磁谐振过电压和弧光接地过电压显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针对过电压的产生特性进行分析，并结合抑制两种过电压的对策进行探讨，为配电网的安全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王荆.电力系统过电压识别方法及混合过电压分解方法研究[D].重庆大学，2011.

[2]刘.配电网消弧及铁磁谐振监测与控制技术的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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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理论强调：学习不仅仅分布于学习者这一认知主体本身，也分布于认知主体外的环境因素中，包括其他认知个体、工具、情境及认知对象等。它摒弃了以往以个体作为分析单元的思想，重视系统中参与认知活动的各要素间的相互依赖。AR电子书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旨在应用增强现实技术为学习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环境，以期促进学习者的学习。然而，这一环境是否能促进学习者的学习以及它有哪些待完善之处，本文试图结合分布式认知理论，主要从认知、情境、交互三方面对AR电子书加以分析与探讨，以期为AR电子书进一步的应用与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分布式认知理论概述

分布式认知是指个体的认知活动分布于认知主体及其学习环境中，并强调个体与其他环境要素间互动交流对认知活动的重要作用。随着信息技术与网络的不断发展，分布式认知理论中的“制品”即计算机等设备及其产生的数据，作为学习环境的典型要素备受关注。许多研究表明，“制品”在增强人们的认知、促进信息共享、拓展人们的理解与能力方面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分布式认知理论亦由此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理解，并发展成为学习环境的基础理论[7]。其具体特征有以下几点。

1.强调认知的分布性

分布式认知理论认为人的认知分布于参与认知活动的全部要素，即认知的分布性，而这些要素构成了人与设置的学习环境系统，在该系统中，为促进学习者的学习，除了关注学习者个人独立的认知活动外，还需引导学习者通过关注同他人或机器交流获取有效数据等方式增强认知与理解。

2.强调系统要素的交互性

分布式认知理论认为，人所处的学习环境是动态系统，系统要素间的互动交流是分布式认知的潜在动力。而技术作为高度交互的媒介，为分布式学习环境设计提供重要给养，从而使分布式认知理论成为一系列的分布式认知活动——学习者共同体、概念学习交流和知识建构共同体以及日益发展的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等重要的理论支持与审视框架。

3.强调社会物质境脉的塑造力

分布式认知理论认为社会物质境脉以自然或非自然的交互方式塑造人的认知过程，并且关注个人和物质世界如何以重要的方式进行交互，而非简单理解为意义建构或知识加工过程，更为强调其对人认知过程的塑造能力。

4.强调智能制品的认知作用

分布式认知理论高度关注智能制品，并认为在分布式认知系统中，制品和人同样重要。其认知作用的核心在于交流共享，交流是分布式认知的必备条件，而知识若不被共享则变得无用，制品作为交流与共享的载体可将知识表征出来，在此过程中制品就作为载体工具、作为知识表征工具、作为知识可视化工具促进人的认知与理解。

二、基于分布式理论的AR电子书特征分析

1.可视化学习内容，减少学习者认知负荷

学习中的认知负荷，主要是指一项具体项目的执行给个体认知系统所施加的负荷。一般包括固有认知负荷、固加认知负荷和生成认知负荷。固有认知负荷主要取决于学习材料相对复杂的程度和学习者的经验水平；固加认知负荷是指学习者学习过程中额外产生的附加负荷；而生成认知负荷主要是指形成生成性知识的相对阻力。分布式认知理论中，认知在媒介中的分布模型主张认知分布于个体、认知对象和认知工具等之中。AR电子书作为学习者的认知工具，承载着学习者所学内容（认知对象）、承载着部分认知。相较于传统图书而言，AR电子书将抽象的间接经验转化为形象的直接经验，降低了学习材料本身的复杂程度，从而减少了固有认知负荷。虽然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对AR电子书进行操作，但其易于操作的特征并没有增加学习者的固加负荷，同时，还替代了学习者部分低层工作；此外，三维知识场景中所学知识的形象展现为学习者生成性知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学习者生成性知识的形成。因此，AR电子书减少了学习者的认知负荷，进而提高学习效率。如：Mark Billinghurst和Poupyrev博士利用AR技术研发出了“Magic Book”，使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可直接在AR显示设备上观察真实的场景，从而感知书本内容生成的虚拟对象和事件，使学习更加直观、深入[8]。Utku Kose等人将增强现实应用于计算机科学课程中，将教材中实践操作部分运用AR技术制作成电子书，让学习者获取计算机实践操作的直接经验[9]。Albertina Dias开发的mibook通过AR的图像识别技术来实现纸质图书中文字及图片内容的三维呈现，实验证实相较于传统书籍而言，miBook的现实增强功能更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更易于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10]。

2.丰富学习情境，促进学习者高效投入

首先，AR电子书促进了学习者的行为投入。行为投入主要是指学习者学习过程中的操作表现、交流互动及坚持性。AR电子书所提供的三维知识场景通过增强自然的认知情境为学习者进行主动、体验式学习提供了支持，其真实、沉浸、互动的特点实现了学习者对当前环境的沉浸，增强了学习的持久性。此外，基于相应技术支持它能够有效响应用户输入，即通过个人与“制 品”间实现学习者与AR电子书之间的实时交流，促进学习者的行为投入。如：Azfar Bin Tomi等人以乌鸦喝水的故事为素材开发了交互式移动增强现实魔幻剧本，让婴幼儿进行数字学习[11]。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可以通过有形交互技术用手指与乌鸦进行交互，交互效果良好；George Margetis等人在纸质图书上集成了手写功能，运用3D跟踪笔实现文本的操作与输入，实现了AR教育手写方面的重大突破[12]；Utku Kose等人在计算机科学课程中开发出了一款电子学习工具，实现了学习者与三维场景的实时互动[13]。

其次，AR电子书促进了学习者的认知投入。认知投入主要是指认知加工、对知识的深层理解及自我调节。分布式认知理论强调学习环境对学习者认知的塑造，而知识的意义存在于符号的情境之中，阅读传统书籍，学习者只能通过自己的经验为抽象的文字赋予情境进行理解，而当学习者经验不足时，就难以理解抽象文字。AR电子书直接为学习者提供了增强现实情境，学习者即使经验不足，也可以通过AR电子书的形象化呈现有力地塑造这一认知进程。当学习者接触自己以前未接触过的知识时，其会通过对AR电子书的学习获得反馈并进行自我调节，完善自己的个体认知。

最后，AR电子书促进了学习者的情感投入。情感投入主要是指学习者对学习活动的情绪反应。其一，AR电子书变革了传统的学习方式，运用AR电子书学习，学习者间皆可以实现不同程度的协作，使学习者的认知交互变得更协调，从而促进了学习者的情感投入，弥补了学习中易忽略学习者情感因素方面的不足，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其二，AR电子书的运用促使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学生成为了学习的主体，而教师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是学生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师生的交互变革，使学生由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主动吸收者，学生的学习欲望增强。

3.加强互动交流，促进学习者多种思维力的提升

首先，培养学习者直通思维能力。直通思维能力强调学习者可以以他人的思维为基石进行深层次思考，从而实现学习的小步子跳跃。在用AR电子书进行学习活动时，可以实现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认知工具及认知工具之间的互动交流，其拓宽了“他人”的概念，他人可以是其他学习者，也可以是与学习者交流的认知工具，促进学习者与“他人”的协作，从而促进学习者的直通思维，增强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力。

其次，培养学习者的横向思维。AR电子书在教育中的应用通过知识可视化情境、交流共享等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均促进了学习者的学习迁移。实现了抽象知识的直观具化，能够有效地让学习者将其与所学知识建立密切联系，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概括，从而促进学习正迁移，在此基础上促进高层思考。

最后，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在AR环境中学习者可以利用PC机、PDA等技术设备，通过各种手段或途径去获取所需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加工处理，最终利用信息完成任务，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培养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发现、总结、概括、应用与质疑能力，进而促使其批判性思维的形成。通过智能制品促使学习者在经历过程中逐步积累思维经验以形成智慧，进而达到学习者“知识学习与智慧培养”的有效融合。

三、分布式认知理论对AR电子书应用的启示

1.设计层面：优化媒体内容、加强流程控制

分布式认知理论关注表征状态的传播与转换，指出人的内部认知能力加上外部设备的促进，能够实现认知的最佳理解。AR电子书在为学习者提供学习环境的同时也作为媒体工具承载着对认知对象的表征，若媒体工具设计不合理，必会增加学习者的固加负荷。而认知对象是学习者学习的主体，在设计过程中要突显认知对象。反之，若三维沉浸环境引人入胜而没有突出学习者所学信息则会得不偿失。

加强流程控制即加强AR电子书的应用流程控制设计，也就是对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方式、活动等进行合理规划。分布式认知摒弃了以往以个体作为分析单元的思想，强调参与认知活动的各要素间的相互依赖。学习者运用AR电子书进行学习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学习者与个体、AR情境、工具等系统要素间的交互过程。其流程控制设计至关重要，如：通过对“制品”的流程控制合理安排练习项目、记忆项目与新学项目的数量。只有精细设计流程中的每一小步才能为学习者与系统要素间交互及深层认知提供依托。

2.技术层面：掌握应用原则、优化技术支持

掌握应用原则即注意技术应用的适时性、适当性和适度性原则，是对“制品”的应用时机进行考量。目前，AR电子书大多用于非正式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应用相对较少。掌握应用原则将为其在课堂教学应用的普及提供契机。没有一种能够适用于所有学科、所有教学的万能模式，同样，也没有一种能支持所有学科、所有教学环节的万能技术。技术只有应用在合适的时机，支持恰当的教学环节、并做到有的放矢才能为教育教学提供支持、为创新提供支撑。

学习者运用AR电子书学习过程中，其所提供的学习环境是显性的，可被学习者感知到的。而显性环境是以一系列隐性的技术作为支撑。AR电子书在实践过程中其技术方面仍可进一步优化。如：优化参数以消除虚拟图像噪声，优化算法以加强虚拟物体的平稳性，为更好的“智能制品”提供支持。“教育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只有在不断应用、不断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改进以逐步完善。

四、结束语

文章结合分布式认知理论，从认知、情境、交互等方面分析了AR电子书在教育领域中通过虚实融合、实时交互、高度沉浸等学习体验增强学习者的认知活动，促进学习者的认知协调以及塑造学习者的认知模式，并由此改变了学习者以往的学习方式，向着便捷、实用、沉浸、体验的方向发展，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前景广泛。但由于AR电子书的教育应用起步较晚，尚存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如由于技术的限制，其对学习活动复杂性的支持有待进一步提升；学习过程中若让每位学习者配备一部智能手机或PDA其可行性有待商榷。但相信随着相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技术、价格等问题都将会得到有效解决，届时AR电子书将进一步变革教育教学的模式与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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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2-0073-04

一、城市化中与城市化后住房保障需求的差异

城市化中(城市化过程中)住房保障需求的特点是由城市化城市人口增长的特点、人口结构的特点、住房供求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1)城市化中城市人口增长的特点：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既来自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来自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同时因为生产率低、社会保障缺乏、法治水平低下以及性别、家族观念等的影响，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会很高，由此造成城市化中城市人口的增长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快；二是增长具有集中性；三是增长规模大；四是人口增长的持续时间长；(2)城市化中城市人口结构的特点：城市人口结构方面的特点取决于城市人口部分的特点。城市化中城市人口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人口的年轻化。原因在于：城市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决定了城市自身人口的年轻化；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一般而言，是以年轻人口为主，老年人往往留在农村，或者是在最后迁入城市；第二，低收入人口的增加。一般而言，由于城乡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等造成了城市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势必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低收人人口，一方面是城市低收入人口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城市低收入人口在城市人口中比重的提高。城市化速度越快，城市化越集中，城市低收入人口增长越快，短期内增长规模越大，低收入人口比重提高得越快；(3)住房供求的特点：从住房总供求来看，由于城市人口的集中性大规模增长，住房总需求势必相应集中性大幅度增长，如果住房供给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住房短缺就会不断加剧，一般而言，由于土地价格上升、城市住房价格的高昂等因素的作用，住房供给的增长往往赶不上住房需求的增长，因此伴随着城市人口增长的是住房短缺的加剧，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规模会很大，住房条件差的居民户规模则会更大。从住房供求结构来看，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供给取决于市场和利润，高、中档住房是优先供应对象；另一方面，面向低收入居民的就会是价格低、质量也差的住房；(4)经济发展的特点：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累积性的过程，城市化中经济发展水平会不断提高，但会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与城市化后相比，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政府保障能力也比较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平均住房条件也处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社会和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能力受到限制。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增长的特点、人口结构的特点、住房供求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城市化中住房保障需求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住房保障需求增长快。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低收入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造成住房保障需求的快速增长；第二，从时间段来看，住房保障需求的增长很集中。城市化是一个城市人口集中增长的阶段，所以住房保障需求也就呈现出集中增长的特征。尽管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速度越快，城市人口的增长越集中，住房保障需求的增长就越集中，但城市化速度的快慢所影响的只是住房保障需求集中的程度，而不会改变需求增长集中性的特征本身；第三，住房保障需求规模大。这是由城市化中城市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和低收人人口的增加以及住房供求及经济发展的渐进性特点所共同决定的；第四，住房保障需求增长的时间长。无论工业化进程顺利与否，城市化都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城市人口大规模集中性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会使住房保障需求的增长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第五，住房保障需求面广。基于城市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的特点以及经济发展的限制，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保障的住房困难居民会相当多，若按人人住有所居和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作为标准，那么会有大量的城市居民需要住房保障；第六，住房保障的数量需求居于主导地位。尽管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平均住房条件的改善，住房保障的质量需求也会逐步增加，但在城市化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能力的限制以及居民收入水平低和平均住房条件不高，特别是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住房保障的数量需求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与城市化中的住房保障需求相比，城市化后(城市化完成后)的住房保障需求具有什么特点，则需要看城市化后人口、住房供求、经济发展等因素的特点。(1)城市化后城市人口增长的特点。城市化后的人口增长仅来自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由于生产率高、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法治水平高以及性别、家族观念等的淡化，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会呈下降之势，由此造成城市化后城市人口的增长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增长速度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二是增长平稳；三是增长规模小；(2)城市化后城市人口结构的特点。城市化后城市人口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人口的老龄化。由于不再有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因此城市人口结构只是取决于城市人口自身。城市化后城市人口的低自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决定了城市人口会呈现出老龄化，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医疗技术的发达，老龄化最终会演变为高龄化；第二，中高收入人口的增加。由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壮大，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发展也会使得中产阶级队伍比较稳固，规模大，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也高；(3)住房供求的特点。从住房总供求来看，由于城市人口的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住房总需求不会大幅度增长，甚至会出现下降，从总量上来看，会出现住房过剩。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的存在主要不是总量原因，而是由结构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只要是市场经济，住房供给就依然是利润导向，若无利润，就不会有供应商向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提供住房；(4)经济发展的特点。城市化后经济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大部分居民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较好的住房条件，社会的平均住房条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政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社会和政府有能力提供更高质量的住房保障。

城市化后人口增长的特点、人口结构的特点、住房供求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城市化后住房保障需求具有如下主要特点：第一，住房保障需求增长慢。由于城市化后人口增长和

低收入人口增长平稳甚或下降，住房保障需求不再快速增长，甚或呈下降之势；第二，住房保障需求规模缩小。这是由城市化后人口的结构特点和住房供求关系的变化和经济高度发展所共同决定的；第三，住房保障需求面缩小。由于城市化后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的特点以及高度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后需要保障的住房困难居民会大幅度减少；第四，住房保障的质量需求提高。由于平均住房条件的改善、经济的高度发展，居住质量需求就会成为与住房保障数量需求同等重要的需求。

二、关于中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与政策设计的思考

中国是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完成城市化。中国的住房保障需求体现的是城市化中住房保障需求的特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住房保障需求体现的是城市化后住房保障需求的特点。作为住房保障一般，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住房保障制度和具体政策自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显然不能生搬硬套，因为中国和经济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住房保障是处在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住房保障。中国当前正处于急遽的城市化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住房供求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特点，在研究清楚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住房保障需求特点的基础上，探寻适合于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住房保障发展需要的住房保障制度和政策，寻求最佳的住房保障效果。

(一)住房保障具体目标的选择

人人住有所居和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是住房保障的原则性目标，但从其内容来看，既包括数量目标，也包括质量目标。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人口的大规模集中性增长，绝不可能提供如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的住房保障。虽然住房保障的具体目标应该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但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住房供不应求、保障性住房存量发展的渐进性、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人住有所居和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应是以数量目标为主的目标，质量目标主要是城市化后的保障目标，并且数量目标也会是一个由最基本的数量目标到适当的数量目标的逐步提高的过程。

中国城市化发展还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住房保障目标不可能是质量目标优先，而只能是在满足基本质量要求的条件下，力争实现住房保障的数量目标，力争逐步提高住房保障的数量目标，最终实现住房保障的数量目标。

(二)住房保障水平的选择

城市住房保障水平从根本上来看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是住房短缺、价格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低和政府财政能力不足，住房保障水平只能根据现实条件确定；一方面住房保障面积要根据现实条件确定，另一方面住房质量也要根据现实条件确定。基本住房保障应该是城市化中的基本住房保障，而不是城市化后的基本住房保障。处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国家不可能依照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住房保障标准来确定本国的住房保障水平，确定超阶段的住房保障水平不仅实现不了，而且会损及其他方面的社会保障，降低整体福利水平。

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长过程中，住房保障水平始终要根据城市化过程中的特点来确定，提供基本住房保障。基本原则是：第一，住房保障水平应定位于较低水平的基本保障；第二，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等的提高逐步提高住房保障水平。

(三)住房保障对象的选择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住房困难居民会急剧增长，城市化速度越快，住房困难居民增长会越快，城市人口增长规模越大，住房困难居民数量越大，需要保障的居民越多。如何选择住房保障对象呢?从基本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住房困难居民均应纳入住房保障范围，但住房保障能力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提供有效保障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并无可能向所有的住房困难居民提供有效的住房保障。从理论上来看，住房保障对象的选择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一开始就按照广覆盖的原则提供保障；二是，先小覆盖，逐步过渡到广覆盖。前者的优点是保障的公平性程度高，后者的优点是能向保障对象提供有效保障；前者的缺点是提供不了有效保障，后者的缺点是保障的公平性低。从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中住房保障对象的选择来看，实际上走的是先小覆盖再到广覆盖的道路。在城市化过程中，住房保障对象到底如何选择才算合适呢?鉴于前述两种思路各自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都不是最优的。合适的选择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即兼顾覆盖面和有效保障。具体做法是，以广覆盖作为基本原则和长期方向，根据住房保障能力，确定优先保障对象，再逐步扩大保障对象的范围。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增长规模非常大，而且增长集中，由此造成城市住房困难居民一方面规模大，另一方面住房困难居民的增长也具有集中性。如果一开始就按照广覆盖的原则选择保障对象，则会造成保障效果不佳；如果只注重有效保障，则会造成长时期内大部分住房困难居民得不到住房保障。既要使更多的住房困难居民获得住房保障，又要使提供的住房保障达到有效标准，就需要将覆盖面和住房保障的有效性结合起来，以广覆盖作为基本原则和长期方向，以有效保障为限制条件，根据住房条件和经济条件确定出优先保障对象，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能力的提高，从低到高按级递进，渐进扩大住房保障对象。

(四)住房保障供应主体的确定

由于住房保障需求增长快，规模大，且需求增长具有集中性，需求增长的时间又长，并且需要保障的人群面很广，如果单纯依靠政府提供保障，只会造成如下结果：第一，保障面积小，绝大部分住房困难居民甚至无房居民得不到保障；第二，保障水平极低，甚至可能只能获得象征性的保障。这与政府的主观意图无关，是由城市化中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所决定的。在城市化中要使住房保障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住房保障供应主体必须是开放性的多元化的制度安排。基本原则是鼓励雇主和社会力量积极提供住房保障，以鼓励雇主提供住房福利的形式向其雇员提供住房，以慈善形式鼓励社会力量捐赠住房或者住房购置资金向住房困难居民提供住房。

(五)政府的基本定位

住房保障事关基本人权和人道主义，也关系到社会福利水平和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当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与和谐。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和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有责任承担起提供住房保障的任务。但政府在住房保障中担当何种角色，担负多少责任，担当多大责任，则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和政府财政能力的限制，政府不可能包揽全部住房保障的责任，并且要最大限度地发展住房保障，政府必须有合适的定位。在城市化过程中，因为政府能力的限制，因此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住房保障；因为社会力量不愿顾及，因此政府必须承担起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居民提供住房保障的责任；因为政府财政投资和补贴能力的不足，因此要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住房保障的政策，促进面向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供应。简而言之，政府的基本定位就是“积

极鼓励，部分承担，政策导引”。

中国的城市化正快速发展，需保居民迅速增加，但住房保障面临着保障性住房严重不足和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的制约，既未实现应保尽保，更未实现应保即保。这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现行制度和政策设计有关，一方面是城市土地交易制度和房产交易制度助推房价的上涨；另一方面是排斥社会力量参与的住房供应制度设计和无为性质的住房保障参与制度及政策设计限制了社会力量建设住房和参与住房保障，住房供应和住房保障发展的潜力远未被调动出来。适宜的选择是允许和鼓励社会力量建设住房和参与住房保障，政府担负起向低收入住房困难居民提供住房保障的任务，形成政府与社会力量合理分工、相互补充的体系。

(六)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

1.实物保障方式与货币保障方式的选择

由于住房保障对象的地域分布、人口特征以及经济特征等，住房保障始终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实物保障方式与货币保障方式并存，但是否并重，则应视城市化所处的阶段而定。住房保障方式不同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住房保障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货币保障方式所占的比重越高意味着住房保障发展的阶段越高。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是城市人口高速、大规模的集中性增长，城市住房供应总量严重不足，政府财政能力难以支撑住房保障之需，更重要的是住房供不应求导致的房价高企，货币补贴是无法起到提供住房保障的作用的。因此，应该以实物保障方式为主，货币保障方式为辅。在这个阶段，实物保障方式为主也是为货币保障发挥作用提供基础。

2.实物配租方式与住房补贴方式的选择

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实物配租方式与住房补贴方式并存，但两种方式孰主孰次，则应视城市化所处的阶段而定。总的来看，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住房总供给不足长期存在，若以住房补贴方式为主，一是政府财政能力难以维系，补贴水平会很低，二是住房补贴会被住房价格的上升所稀释，从而发挥不了住房保障作用。在城市化过程中，住房保障方式都应以实物配租方式为主，唯如此住房保障才能真正发挥出保障作用。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物配租方式是实现住房保障的基础，应以其作为主要的保障方式。当然随着住房供求关系的改变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实物配租方式与住房补贴方式的地位应逐步调整，即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住房补贴方式的比重最终提高，但那是城市化发展的最终结果。

3.砖头补贴方式与人头补贴方式的选择

基于住房保障的性质，在市场经济中，砖头补贴方式与人头补贴方式始终应该并存。但在城市化中和城市化后两者的地位是由差别的，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长期所面临的住房供不应求和住房价格的不断上升，并且面临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在城市化长过程中，都应以砖头补贴方式为主，这是住房保障得以发展的基础。在住房供不应求和住房价格的不断上升的条件下，人头补贴难以发挥向保障对象提供住房保障的作用，并且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向应保对象提供足够的补贴。在城市化过程中，住房保障方式的选择应坚持以砖头补贴为主，同时进行动态调整，即根据住房供求关系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扩大人头补贴，逐步提高人头补贴方式的比重。

4.租赁式保障方式与产权式保障方式的选择

考虑到保障对象的地域结构、保障对象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租赁式保障方式与产权式保障方式并存应作为住房保障方式的常态。但在城市化中和城市化后，两者孰主孰次并不相同。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住房短缺，做大保障性住房存量是实现住房保障的物质基础。要确保保障性住房存量的增长，就应该主要采取租赁式保障，即以保障性住房出租给保障对象作为住房保障的主要方式。只有在城市住房供过于求、保障性住房存量需求下降的条件下，才适宜转向以产权式保障为主。中国的城市化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城市住房供不应求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保障性住房存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并且已经实行过的以产权式保障为主的住房保障政策选择已被证明不适应住房保障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坚持以租赁式保障方式为主的原则，只有在城市住房供求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保障性住房存量可以满足住房保障需要的条件下，才适合转向以产权式保障方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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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03-02

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研究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是理论与学科关系层面的探讨，或可以说属于学科史研究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从学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两个学科的方位和边界、正确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与相互间影响。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辨析

要进行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学科的属性，即该学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来考察政治学。政治学英文“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首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善”、 “正义”和他的哲学王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他倡导以个人幸福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城邦政治论，使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权利政治学、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等几个阶段，①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政治学，则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语。在英文《韦氏词典》里对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从这一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一是在学科上它从属于政治学；二是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三是对外政策或外交是其关注的重点。“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指国际的政治关系，还涉及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卫生、民族、政党等各种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线的国际社会关系。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2]，“严格来说，国际关系的领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这些关系和其他因素（如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个体）是有紧密联系的；与其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国内政治结构）也有联系；甚至与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也发生关联。国际关系学是交叠了几个其他领域的庞大学科。”[3]可见，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或主要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则可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这些联系和及其规律的独立学科[4]。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

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3]。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5]4。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4]7。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四、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

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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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作为社会历史变迁的过程，是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直面的现实境遇，对当前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难得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应直面现实，分析国际化对大学生思想形成发展带来的复杂影响，把握大学生思想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和变化趋势，有力应对国际化背景下的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国际化背景下高职学生思想特点

1.价值取向方面。

伴随着国际化带来的文化多元化，各种价值观念在高职院校涌现和聚集，导致高职学生在价值取向上多元化，高职学生对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取舍标准逐步发生变化，价值目标追求呈现多层次性。学生仍然注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和国家发展，但在价值取向上，自我价值的需求和表现更突出。传统价值观受到冲击，学生价值观更现实化、多元化，某些学生中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消极价值观较为突出。某些学生的价值取向表现为追求个性张扬，注重实现个体价值，计较个人得失，不愿意贡献和付出，更多地强调自我实现和向社会的索取;拜金主义思想滋生，崇尚金钱万能，少数学生间物质攀比之风日盛，追求奢侈品，把是否有钱视为判断成功的唯一标准，把能否获取利益作为衡量行为的唯一标准。

2.理想信念、自主意识方面。

国际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高职学生，信息获取更便捷，知识体系日新月异，思维活跃，注重个体表达。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学生思想进一步解放，视野日益开阔。一方面，当代学生认同主流政治价值，坚信国家民族发展必须有党的科学领导作保证，支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在少数学生身上表现为凸显主体意识，自我期望值高，推崇平等基础上的自由竞争。

3.道德观念、思想行为方面。

大学时期是个体道德意识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高学历的青年一代，高职学生的整体道德水平在全社会范围内仍处于较高层次。学生认同社会基本道德规范，赞同要积极宣传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德，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弘扬社会正气和公平正义，积极投身道德实践活动，崇德向善，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随着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渗入，某些学生道德判断标准模糊，导致是非观念弱化，传统道德观受到侵蚀，对一些不良行为出现了盲目效仿，传统道德观念日趋淡化。某些学生甚至不认可宽厚待人、艰苦奋斗、诚实守信、奋发图强、廉洁自律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背离集体主义这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重功利、轻德行，出现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

二、高职学生思想特点的影响因素

1.信息全球化。

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为信息的跨国界传播与交流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信息资源突破了民族、区域和制度障碍，实现了全球范围的沟通，人类传播方式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不仅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网络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互联网为高职学生提供了丰富全面的知识和广阔的思维空间，为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给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挑战：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正逐渐丧失网络文化空间和话语权，文化的民族性和意识形态性受到严峻挑战[1]。网络的开放性、共享性、快捷性和虚拟性，使当代一些青年学子可以不选择教育者灌输的知识或观念，而是根据自身意愿从网络中获取信息，从而导致网络上的不良信息很容易传播到学生身边，与此同时教育者的主导地位部分丧失。部分思想活跃、求新求异、辨别是非能力不强的学生，更易受到不良信息的侵害，甚至出现人格发展的异化，身心健康受到较大的伤害。

2.文化多元化。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和国际交往的扩大，文化多元化的态势日益显著。面对各种文化思潮，高职学生群体求新求异，成为积极追求者和思潮传播的有力推动者，在此过程中，一些高职学生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处事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无法脱离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开放的视野汲取优秀的外来文化，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共同的有益成果，对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文化交融过程中，部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呈现减弱的趋势，甚至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对自身的发展和道德文化水平的进步造成消极的影响。

3.人才流动国际化。

经济全球化带来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中外教育合作办学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招收留学生、师生中外互访等国际合作、交流方式日益丰富，带来全新的教育和管理理念，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在教学、管理、服务和队伍建设等各方面的全面综合提升。

三、对策与建议

1.丰富教育渠道，更新教育理念。

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根据国际化背景和整体形势的变化，改进教育理念，全方位改革育人理念和方式策略。引导学生顺应时代潮流，培养社会责任感，立足大局，用宽广的眼光观察社会，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得失观、义利观，正确对待人生价值，跳出只关心个人的小圈子，选择并追求高尚的人生目的，并朝着既定目标不懈努力。完善自我意识发展，正确认识自我，加强自我约束，逐步培养理解、宽容、尊重的良好品质。

丰富教育渠道，强调体验式教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加强沟通交流。多渠道开展海外文化宣传介绍，开展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教育，引导学生了解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和风土人情，加深对社会多样性的理解，注重借鉴分析，培养学生尊重民族文化宗教差异。将课堂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活动相结合，加深学生对国际市场的理解，引导学生学会遵守国际法则，培养国际意识。同时，加强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提升文化素养，自觉学习、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从当代学生思想和行为特点入手，引导学生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虚心学习，不懈探索，不断完善，将提高个人道德认识水平和躬行道德实践相统一，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

2.创新教育载体，充分发挥网络作用。

互联网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载体和媒介，给教育工作者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互联网信息量大，影响面广，方便快捷，互动性强，学生可以借助互联网吸收不同的素材，开阔视野，快速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使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更顺畅便捷，有利于发挥学生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促进学生观念的多元化和现代化。

互联网内容良莠不齐，面对其广泛运用，高职院校要采取措施提高学生的信息识别能力，推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做到合理利用、正确引导，不断提高学生的网络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倡导主流价值，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通过开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空间，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形式，提升教育的生动性和时效性，同时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和构筑坚固的“精神防线”。

3.转变教育方式，提升思政工作者素质。

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形势的变化，教育者要树立终身学习意识，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更新知识体系，优化工作方式方法。随着学生群体特质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开阔视野，及时应对，实现从教育管理到教育服务，刚性管理到柔性管理的转变，主动走进学生，倾听学生的内心，与学生平等对话，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

言传不如身教，教育者自身的知识、素养、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在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思政工作者需要丰富知识储备，开阔视野，逐步完善和提高自身国际化素养，培养国际化思维，与时俱进，成为复合型的综合素质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专家，用自身的优质品质和行为去带领和影响学生。学校在注重专业教师队伍培养中要为思政工作者提高创造条件，采取“内引外培”的方式，选派相关人员出国学习交流，开展中外互访，推动教育者更新工作理念和模式，提高教育实效。

现阶段，高职院校正在蓬勃发展。在国际化背景下，高职学生的思想特点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和表现。研究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国际化背景下的工作规律和趋势，既是信息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规则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和判断国际化背景下高职学生的思想特点及发展规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才能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工作中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动权，推动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建设工作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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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教育体制多样化等时代特征的不断发展，培养国际化人才成为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和趋势之一。高校作为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主阵地，除了在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之外，分析当代学生特点，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也必不可少。

一、国际化背景下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及变化规律

国际化趋势的发展，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变化。其影响与变化表现在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一）积极影响

1.思想更加开放，思维更加活跃。全球信息的一体化使得当代大学生可以多渠道了解讯息，快速获取各类前沿的文化动态，他们知识更加丰富，思维更加活跃，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解放。

2.竞争与合作意识增强，规则与效率意识强化。当今时代各行业竞争加剧，相互依存度相应增加，这使得当代大学生竟争观念和合作意识得到强化。他们更加能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到竞争与合作中去，并在竞争中注重规则与效率。

3.自我意识与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受西方文化与思潮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民主意识的增强方面有显著的改变。他们强调民主，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崇尚自由、公平。

（二）消极影响

1、过分崇尚西方思想，传统价值观弱化。大学校园是思想交汇的地方，学生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容易片面否定甚至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甚至出现盲目效仿、盲目崇拜的现象，表现出了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淡忘了艰苦奋斗、诚实守信等优秀传统价值观。

2、过分强调自我，功利心过重。由于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部分大学生表现出以自身利益为重、只顾眼前利益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思想倾向。

二、国际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功利心过重，对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兴趣。思想政治教育偏向于对学生健全人格与思想的培养，教育过程贯穿始终，并非立竿见影。当代大学生功利心过重的倾向，决定了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兴趣的缺乏。

（二）强调民主自由，对传统价值观认同感淡化。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过分强调民主与自由、缺乏团队精神。他们对传统价值观缺乏学习甚至不愿学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认同，这容易导致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不明显。

三、国际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法与对策

新形势下，高校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要辩证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以开放的心态、全球化的视野引导学生多元化发展，同时要坚持理想信念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价值，注重增强学生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责任感，帮助其自觉抵制西方不良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冲击。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做到全员育人。一支好的教育工作者队伍，对开展教育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应摒弃“专业教师负责专业教学与科研，辅导员负责思想教育”等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教育相分离的思想，加强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有机结合，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努力创造每一个机会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做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员参与”。

（二）加强党建工作，发挥思想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向与指针。在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发挥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利用朋辈的影响力带动大学生群体。这也要求高校应继续加强党建工作，严格入党程序，加强党员群体素质，努力增强党员同学的先进性。

（三）拓宽思想政治工作渠道，构建新媒体平台。为了适应当代大学生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应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拓宽与创新。例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主动掌握网络新技术， 构建新媒体平台，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性与及时性。

国际化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突出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之一，怎么利用好国际化这把双刃剑是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只有不断地分析当代大学生思想上呈现出的新特点与新趋势，根据变化改进教育方法、创新教育措施，才能更好地实现育人的目标，达到育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