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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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080-06

一、引 言

我国当前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在此阶段，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为指向的“三农”问题始终处于极为突出的地位，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农业和农民发展问题会凸现出来，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国情也决定了我国的“三农”问题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和重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外力以适当方式嵌入，但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其关键应是从农户的经济性质出发，努力形成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的自生能力，如果说外力支持是“输血”机制，那么自生能力则是“造血”机制，长期来看，“造血”机制相对于“输血”机制更能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常规性安排。从逻辑上说，自生能力和“造血”机制应能最大程度地耦合农户的经济性质，而理解当前我国农户的经济性质，是讨论“三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政策含义的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二、“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一个比较

在经典的农民学理论中，农户的经济性质主要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利润最大，由于对生产目标和约束条件的理解不同，现有农户经济性质的讨论基本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

第一条主线是以“恰亚诺夫―斯科特命题”为核心的“道义小农”假说。此假说认为农户的经济活动具有区别于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行为的“异质性”：农户的要素投入过度倚重劳动力、农户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农户在经营别强调风险规避。恰亚诺夫指出：农民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1] 即以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的基本特征是：生产主要采用家庭内部的劳动，而较少雇佣劳动且投入不采用货币度量，这意味着农户的生产难以按照成本―收益法则计算回报；同时，农户生产主要不是为了市场交易和获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上述观察表明：对农户的经济行为而言，以雇佣劳动和追求利润为基石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能使用，而应采用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沿着恰亚诺夫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通过案例研究指出：农户的经济行为不能用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成本―收益法则进行解释，比较契合农户经济性质的是“道义经济”，即农户开展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则是“安全第一”的“拇指法则”。[2] 具体地说，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更倾向于规避经济不确定性，而不会冒险追求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经济行为基准是选择回报率较低但较为稳妥的策略。

第二条主线是以“舒尔茨―波普金命题”为基础的“理性小农”假说。此假说强调农户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本质差异，农户具有足够的理性去优化资源配置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即使对最贫困的小农来说其行为方式也具有追求效率的“便士资本家”特征。舒尔茨批评了农业存在零值劳动力的传统学说，指出农户在配置其所拥有的要素是很有效率的，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因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且能够对市场与价格、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敏反应。[3] 这表明，农户的行为方式等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厂商”，“贫困但有效率”这个命题可作为分析农户经济行为的逻辑起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解农户行为来说也是适用的。作为对舒尔茨观点的延伸，波普金通过对越南农村社会的深入解析，认为越南农民是非常理性的个人主义者，农户所组成的村落只是空间概念而缺少利益认同纽带，不同农户往往是在松散而开放的村庄中相互竞争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农户会照顾邻居或村民的利益，但在通常情况下各家各户均是自行其是且自谋其利的。[4] 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小农无论是在市场交易领域还是在政治社会活动中，都倾向于按照理性投资者的原则行事。

概括起来，上述两条线索均是围绕农户的生产目标和约束条件而展开的。从生产目标的角度看，“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试图给出农户生产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方面两者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它们可能各自凸现了“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假定可概括为“以尽量小的代价换取尽量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道义小农”强调农户的“风险规避”和“理性小农”强调农户的“盈利动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农户经济行为在本质上可概括为追求代价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农户的生产目标可以概括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之间的某种组合。然而，不同的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两者的组合方式可能并不相同，这暗示着对农户经济性质的理解应该注重对风险规避―利润追求组合方式的考察。从约束条件的角度看，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对外部环境或约束条件的一种反应，约束条件不同会使农户行为表现出差异性特征。在这个层面上，“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前者假定农户劳动力配置被严格局限在农业内部，农户的需求也被限定为农产品或简单手工产品，经济体缺少社会保障机制去提高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后者则假定认为农户对市场具有足够的判断和理性，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充分且有效的，农户的生产目标和要素投入能够得到完备市场的有力支持。可见，对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的判断也会导致对农户经济性质的不同认识。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特殊阶段，农户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追求和约束条件必定不同于“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两种极端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特征，对“过渡小农”的解读无疑会成为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

三、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经济性质的一个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供给能力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依然比较薄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特征未有实质性变动，特别是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农户行为具有既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异质性。从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角度看，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典型的过渡特征。

首先，从生产目标的角度看，农户生产的目标是风险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但在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农户对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的优先序列可能会出现差异，这从“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的分歧中看得非常清楚。显然，决定这种优先序列的主要不是农户的经济偏好出现改变，而是资源禀赋或发展阶段是否为农户的风险规避或利润追求提供有利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正处于从“缺少社会保障”到“构建社会保障”，从“缺少市场渠道”到“拓展市场渠道”的转变时期，结果导致农户生产目标也表现出“两重性”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从农业内部的角度看，农户生产具有显著地摆脱自给自足状态并逐步走向高商品化率的趋势，当前农户的农业生产既不是完全的、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也不是主要进行市场交易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状态，而是部分用于市场出售、部分用于家庭消费的中间状况。数据显示：1991-2005年我国农户三种主要粮食的商品化率虽趋于提高，但并未达到发达经济体所表现出的农业高商品化率的水平，稻谷从44.30%变化到50.70%，小麦从49.70%变化到56.30%，玉米从54.50%变化到69.70%，这说明农业内部生产的“半自给、半交易”的特征依然比较显著。另一方面，从农业和非农业的关联性来看，农户生产具有典型的“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工”的兼业化特征，农户的收入构成包括了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雇用收入两个部分，其中农业收入具有平抑农户风险和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而非农雇用收入则有增加收入、弥补家庭开支的功能。黄宗智在对中国华北和长三角小农经济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农户存在着“以农为根本、以商为补充”的“拐杖型”收入特征。[5] [6] 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机会已有了显著增加，但这些劳动力在短期不能割裂同农业和土地的联系，这不仅源于现有的公共品配给体系难以为农业人口的大规模流转提供条件，而且源于农村劳动力对土地和农业具有超越经济性考虑的观念或文化依赖。据此，我们能够理解在中国存在着1.5亿的“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候鸟性”转移反映的正是农户依靠农业来规避风险、依靠打工来增加收入的“拐杖”模式。

其次，从要素投入的方式看，要素投入方式考察的是农户生产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给性劳动，由于要素禀赋分布的非均匀性，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体现了农户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标度了其他要素对农业劳动的替代程度。据此，“道义小农”强调农户经营单纯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理性小农”认定农户社会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充分理性。当前中国农户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引入其他生产要素，从而不再完全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因素，长期来看这种要素替代趋势还会延续下去。但是，目前农户经营中自给性劳动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要素投入的序列中，绝大多数农户会首先考虑密集使用家庭内部的劳动要素。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迂回生产程度在不断提高，即农户经营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机械、化肥、农药、良种、薄膜等资本品，而资本深化体现的正是农户要素投入的结构性变化――从单纯强调劳动转向更多使用资本和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如果用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拥有的机械总动力表示机械化程度，用每亩耕地面积平均投入的化肥总量表示生物化程度，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生物化和机械化程度均在不断提高，其中生物化程度增长了6.2986倍，而机械化程度增长了5.8831倍，生物化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了中国农业的生产能力，导致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总体提高。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户的生产仍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劳动投入，农业生产具有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不对称性。黄宗智指出中国小农经济具有典型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倾向：即密集使用劳动以致出现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当前，农业生产的“过密化”和“内卷化”虽然因农民工流转而有所缓解，但由于户均耕地面积的有限性以及非农化流转的渐进性，则密集使用劳动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对2004年36个国家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比较，则就土地生产率而言，中国5185.39公斤/公顷的水平在样本国家中处于第10位，但就劳动生产率而言，中国827.08公斤/劳动力的水平是非常低的，在36个国家中中国仅高于蒙古和斯里兰卡，居第34位，这从侧面证实了农户的要素投入仍具有劳动密集使用的特征。

最后，从市场发育的程度看，约束条件描述了外部环境对农户经济选择的影响机制，而外部环境与市场的发育程度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道义小农”否认存在着发育完全的市场，而农户缺乏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理性和能力；“理性小农”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农户面对的是发育成熟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显然，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上述见解需要基于渐进式体制转轨的背景进行适当修正。艾利思从市场风险、依附性、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土地占有、家庭劳动等角度分析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并指出：农民可以部分用他们始终变化、但从不全面的市场参与程度、部分地用他们参与的市场的不完全性来定义。[7] 这种市场的不完全性或者不充分的市场参与度能够与中国农户的生产特征相耦合，而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条件下，农户所面临的市场体系具有渐进式完善的特征。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说明：一方面，从要素市场来看，农户面对的是一个存在较大程度的“割裂”、“垄断”特征的要素市场，在生产资料市场中，农户所需的化肥、农药、良种和机械多数由少量生产资料公司专营，分散的农户并不具有与生产资料供给者进行有效谈判的能力，而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很难深入到上游生产资料提供领域；在资本市场上，农村存在着比较典型的“供给短缺主导型”的金融抑制现象，农户之间依靠的主要是亲戚朋友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型信贷，正规金融机构不仅因贷款条件苛刻而对农户的金融支持不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将农村剩余资金转为非农信贷的“虹吸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上，户籍制度因涉及公共产品再配置而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在不同地域和产业之间的职业转换，且农民工就业也大多集中于具有“苦、累、脏”等特征的城市形成部门。另一方面，从产品市场来看，农户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供给者，虽然进入市场从事农产品交易的自，但并不能对农产品价格形成持续有力的影响，农户的农产品销售存在着“小农户、大市场”的不对称性。市场尚未发育出可以有效缓解自然风险的农业保险体制以及有效缓解市场风险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经常遇到“蛛网模型”所展示的市场困境：产量和价格的滞后决定意味着农户对市场具有“瞄不准”特征，而在某些国有农产品流通机构的机会主义影响下，农户也不能充分享受农产品价格上调所带来的经济福利。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的生产目标正从风险规避向利润追求演变，要素投入正从劳动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演变，市场条件正从市场不完全向逐渐完善演变，这意味着当前农户的经济特征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自然的，过渡小农是与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背景紧密相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不仅为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提供了条件，而且可以通过反哺和带动效应直接促使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而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农户的生产目标更多与商品交易连接起来，且农户生产要素购置和农产品销售所面临的市场条件也在发生转变，这说明，过渡小农是对当前我国农户经济特征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描述。

四、过渡小农条件下中国农户发展的政策选择

我国当前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过渡特征，这体现在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方面，导致过渡特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在过渡小农的条件下，农业和农户发展的政策应具有针对性，即应尽量契合过渡性才可能内生出农业发展的自生能力。据此，当前我国农户发展政策应围绕农户生产目标、生产要素投入和市场体系完善三个方面展开。

在农户生产目标层面，我国农户生产目标仍体现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的某种组合，这是农户对经济体中较少为其提供风险规避手段的一个理性反应。在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且社会保障不充分的条件下，农户只能选择高比率的自给性生产和土地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并通过土地来提供保障，所以农地除具有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8] 然而，“亦工亦农”的兼业化方式和商品率低的生产方式长期来看会损害到农业的分工经济。未来必须从两个层面提高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逐步形成对土地的接替性社会保障形式，提高农户参与市场并追求利益的能力：一是针对农业生产的风险规避，由于农业生产面临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加入WTO后的农业“绿箱”政策，积极创新投入机制和经营机制，通过发展农业保险体系、构建农产品期货交易、农产品收购制度等方式消减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特别是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政策性、综合性的农业保险体系，提升农户对生产过程中自然和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二是针对农户生活的风险规避，由于土地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承担着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必须通过国家性社会保障和合作型社会保障的发展来替代农户的非正规型社会保障，必须通过完善农村的医疗、养老、就业培训、子女教育等制度安排，提高农户抵御生活性风险的能力，增加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使正规社会保障延伸至农村，鼓励农民形成自发、合作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户要素投入层面，当前我国农户生产中的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已有了显著提高，但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意味着劳动密集投入仍极为普遍。未来必须积极推进生产要素投入方式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通过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为此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户籍制度改革，拓展农村劳动力的流转渠道，降低农村劳动力流转的交易成本，使工资能够真实反映劳动力要素的供求关系。由于农户和其他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主要是产业意义上的，因此农村劳动力流转应不仅强调提高城市化率来实现劳动力的异地流转，而且强调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劳动力的本土流转，城市化水平提高和改造传统农业是实现要素投入方式转化的两个基本方式。劳动力流转将提高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激励农户更多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而改变劳动密集型生产。另一方面，机械、化肥、良种、农药、薄膜等生产资料对于农业生产率提高至关重要，而生产资料的有效利用需要考虑资本和技术两个条件。为此，必须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改革，降低正规型金融供给的交易成本，扶植小额信贷等农村内源性融资方式，通过正规型和非正规型两种渠道来解除农户面临的金融抑制；必须形成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典型试验―普及推广的农业技术进步模式，培养更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的贡献度。

在市场条件完善方面，我国农户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趋于优化，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农户面临的市场不完全或不充分的情况依然比较突出，农户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存在着“小生产―大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格局。为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户生产的组织方式创新，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以完善为指向，改革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使家庭式、所有农户兼业的生产方式向企业式、部分农户专业的生产方式转变。在此基础上，发展遵循“农有、农治、农享”理念的专业合作组织，逐渐实现农业生产资料共同购买、农村资源共同开发和农业产品规模销售，以降低农民参与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强农民发现市场价格的意识和能力，并在农业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市场载体方面，应逐渐解除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的垄断格局，消减生产资料供给者和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不对等；明确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取向，拓展农产品交易品种、加强交易的网络建设，在现货市场和远期市场之间形成协调，形成有效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应在扩展集贸市场的基础上，规范批发市场的发展，提高批发市场的效率，促使批发市场在农产品流转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需要健全农产品价格预警和调控机制，以期货市场和国际市场为引导形成适合中国的农产品价格预警机制，并在农产品价格偏离“警戒线”时采用经济手段有效平抑波动。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解析“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是分析当前农户的经济性质。本文在对“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两个理论线索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过渡特征，过渡小农为描述当前农户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途径，具体地说：在生产目标方面，农户生产目标仍体现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之间的组合，但通过市场追求利润正逐渐处于主导性地位；在要素投入方面，农户的要素投入虽然强调劳动的基础性作用，但对资本和技术性因素的使用程度在不断增强；在市场条件方面，在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农户经营所面临的外部市场条件正在不断改善，但与“理性小农”假说所隐含的完备市场状态相比仍有很大距离。显然，农户经济性质的过渡性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背景紧密相关的。未来，我国应立足于资源禀赋条件，从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完善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切实推进农户的经济性质演变。在这个方面，中央政府已将“三农”问题放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高度来对待，并针对农民社会保障、农业风险管理、农村劳动力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组织创新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等问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这些将在本质回应当前农户经济性质的过渡特征，并逐渐内生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自生能力及“造血”机制，促使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等多重目标的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1]A.V. Chayanov.“The Theory of the Peasant Econom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1966.

[2]Scott,J.C.“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3]Schultz,T.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4]Popkin,S.“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5]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篇2

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教师有着和我同样的困惑：如何巧妙地实现教学内容的衔接和过渡？如何顺其自然地承上启下？从而让整个课堂显得更流畅，更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为此，我进行过多次的尝试，结果都差强人意。但是，无意中我使用了一道选择题，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将片段呈现如下：

在进行《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教学时，通过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等多媒体资料，引导学生分析概括了小农经济的诸多特点。接下来，我并没有急于分析小农经济的地位和影响。而利用幻灯片展示了一道选择题：

（2012年1月宁波市高一期末21题） 谚语是民众智慧和经验的总结。下列谚语能够反映我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特点的是（ ）

A.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B. 黄牛过河各顾各

C. 苗儿出得齐，丰收不用提

D. 小满芝麻芒种谷

结合刚才的分析，同学们不仅很容易判断出答案是B，而且还对其他选项进行了辨析。但是，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接下来，我声情并茂地引述了王家范先生的一句话“中国古代一些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常误读了农村的乡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在同学们安静和期待的目光中，我进一步引导同学们思考：此处“自给自足”中的“足”究竟是什么含义？有的同学随口说出“富足”，还有的同学思考后纠正说应该是“满足”。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农民的真实生活，我随即呈现了一段史料：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

――西汉 晁错《论贵粟疏》

通过对这段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同学们对自耕农的生活有了全面的认识：常年劳累，终年无休，异常辛劳和艰苦，且承受繁重的赋税徭役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处于贫困的边缘，随时面临破产。

篇3

研究

中国社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国人自身的努力，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素。而国人的行动又取决于国民性。综观中国历史，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流氓性与文盲性，或者也可以说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缺乏诚信和理性。

什么是流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是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赖等恶劣行为。

流氓性不同于流氓。流氓是一种具体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种抽象和实质。流氓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诚信。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 “诚”即真实无妄，其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真实无妄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故“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正如《中庸》所说，“不诚无物”。“信”的基本含义就是诚心实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它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吕氏春秋》有《贵信》篇，把信当作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并主张人生以诚信为贵，“君臣不信，则百姓毁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

什么是文盲？辞海的解释是：不识字或识字极少的人。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文盲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理性。不识字不等同于没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识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农村老汉斗大的字不识，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

在中国，文盲性的主要表现是：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

与产生流氓性的根源一样，文盲性产生的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产生文盲性的经济基础。落后与愚昧是紧密相连，“穷”与“愚”是互为因果。治“穷”关键在于治“愚”；同样，治“愚”关键也在于治“穷”。其次，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催生文盲性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总是与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为专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专制主义又不断催生着文盲性。再次，封建专制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文盲性。

另外，流氓性与文盲性也是一对互补的范畴。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构成一个循环的怪圈。

流氓性与文盲性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是深远和持久的。

首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成本。诚信的缺乏，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无序。诚信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诚信的本质体现在诚与信两个方面。有诚者，则个人品格就高尚，而个人品格高尚，则社会竞争主体行为的合理化就能得到保证。有信者，则个人与社会的承诺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诺又是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的重要保证。众所周知，健康社会应满足有秩序的基本条件。而当一个人自己既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又遵守自己对别人的承诺，这时，社会秩序也就有了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 ，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理性的缺乏，也导致资源配置只有短期最优，而无长期最优；只有局部最优，而无整体最优；只有个体最优，而无社会最优。

其次，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法治本质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遵守众人的约定。所以，有了诚信和理性，法治社会也就有了保证，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另外，法律是一种外在约束，诚信和理性是一种内在约束。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和理性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同时，内在约束同外在约束相比，内在约束是更为基础的约束。一个社会竞争主体，只有将外在约束建立在内在约束的基础上，并且能将两种约束有机统一起来，其约束才是最有效率的。

转贴于

再次，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无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而诚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因为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伪民主。

第四，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面子”与“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秩序均衡。一方面，人们总是希望别人有诚信和理性；另一方面，对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于是，“面子”就应用而生。虽然“面子”是给别人看的，其对人的约束力是有限的，但相对于无序而言，

“面子”仍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约束。所以，“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无序竞争的自组织均衡。另外，“血缘”也是由于社会竞争中诚信和理性的缺乏所导致的一种合作均衡。人们产生合作的路径主要有：血缘、地缘、业缘等。其中血缘是产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而在诚信和理性缺乏的条件下，合作一般会更趋向于路径最短化，所以，重血缘，讲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浓重的一道风景线。

第五，缺乏诚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的滞后又进一步使诚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结构，并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解决流氓性与文盲性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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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必修2（2007年1月第3版）第5页“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一目有这样的表述：“汉朝以后，铁犁牛耕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到第6页“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一目则表述为：“随着农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动到个体农耕的变化。”同一教材两处对耕作方式的不同表述不免让人产生疑问：这里所讲的耕作方式到底是指铁犁牛耕呢，还是指中国古代农业从集体耕作发展为个体农耕？

岳麓版历史必修2（2007年6月第2版）第5页“从千耦其耘到个体农耕”一目有这样的表述：“我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商周时期……应运而生。”岳麓版教材所讲耕作方式变化的意思是：从“千耦其耘”的集体协作发展到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耕。

大象出版社历史必修2（2004年6月第1版）第1课《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的第一目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有这样的表述：“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叫做刀耕火种……精耕细作。”大象版教材把耕作方式的变化理解为对生产工具的使用，即从刀耕火种发展为铁犁牛耕。这种理解与岳麓版教材看似也是矛盾的。

二、目前对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的两种理解

观点一：将耕作方式理解为对生产工具的使用。陈梧桐主编的《普通高中新课程历史教学研究与资源丛书（历史必修Ⅱ）》“中国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什么？”中认为：“原始农业主要使用石器，还有木、骨、蚌器，耕作方式则经历刀耕火种到耜耕的发展过程。”江苏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200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在农业生产中，主要耕作方式是使用铁农具和牛耕……内容标准注重主要耕作方式，是想让学生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

何炳棣在《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一文中提到：“论到原始耕作方式，尤其是华北的原始耕作方式，一般考古和人类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是‘游耕制’。……华北黄土区最早耕作方式决不是一般所谓的‘砍烧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把耕作方式理解为生产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技术。

观点二：将耕作方式理解为生产组织经营方式。任世江在他的《古代中国经济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耕作技术与耕作方式有因果关系。曲辕犁增强了劳动者个体独立操作的能力。同时期西欧使用带轮的重犁，比较笨重，一个人就干不了。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的编户制度以户收税，强令成年男子分户，这也是形成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耕作方式的原因。”任世江对耕作方式理解的观点是：耕作方式不是生产工具或耕作技术，而是由二者引起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他的观点与岳麓版教材的观点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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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实现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但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这种转变很难。2013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组成了C20慕课联盟。慕课是指英文缩写MOOC，即“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大胆地“翻转课堂”，推动教学模式的改革。

2013年12月底，我参与了由华师大慕课中心主办、杭州学军中学承办的C20慕课联盟（高中）“翻转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开设了《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一课的研究观摩课，尝试以“学为主体”的教学。下面我就结合自己在研讨会期间开设的公开课谈谈对“翻转课堂”的实践与反思。

一、关于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也称颠倒课堂，就是通过对知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在课堂外实现在线教学并且将“作业”带入课堂，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它的核心思想就是翻转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的概念最早引自美国，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网络视频）而展开。2007年春开始，科罗拉多州林地公园高中的化学教师乔纳森·伯尔曼和亚伦·萨姆斯则进行了颠覆传统课堂的尝试。他们把结合实时讲解和PPT演示的视频上传到网络，让学生在家中或课外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把课堂的时间节省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和作业的辅导。

二、教学流程的“翻转”及教学方法的改变

（一）课前准备的充分化

翻转课堂的实质就是学生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所以学生在课前的自主学习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在课前做了诸多准备，落实学生在课前对课本基础知识的掌握，并对所学内容作了初步的思考。

1.微视频的制作

翻转课堂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微视频的应用，使新技术在课堂上发挥正能量，真正体现新技术的优势和对学习助力的不可替代性。本课微视频的时间是十五分钟，其设计思路和特点如下。

（1）设计思路：微视频讲述了古代中国的两个政策：重农抑商和海禁，它们实行的原因、内容、影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缓慢的原因及影响。在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影响下，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只能是缓慢发展，三个知识点间实际是因果关系，以此逻辑关系勾勒微视频的线索，使课本中的主干知识予以精练的呈现，为后边课堂展开有效课堂教学奠定基础。

（2）设计特点：在讲述过程中，有意识地对课本三个知识点逻辑关系进行讲解，加深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

在播放微视频后提出几个颇有思维含量的问题：重农抑商和海禁之间有何联系？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要发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对比明清时期东西方不同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及由此导致命运的天壤之别，你有怎样的收获和启示？把这些问题抛给学生，以待他们课前思考，为之后课堂上讨论的展开、交流的深入奠定基础。

以生动的语言将枯燥的课本内容进行有趣的呈现，调动学生继续微视频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生能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有恰当的、合理的解释和客观、全面的评析，关键在于学生通过学习对相关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梳理，对历史发展逻辑的分析，对历史意义的理解，因此，如何帮助学生获得对核心知识扎实而深刻的理解、掌握核心概念，是一线教师非常重视的实践性研究课题，对此，微视频起到了很好的探索作用。

2.预习学案的编写

学生要有学案的引领。主要目的是配合微视频的使用，使学生对于课本中的主干知识有较深刻的了解。本课的学案中主要有以下方面内容：

学习目标：（1）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2）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3）提高对外开放意识、树立农工商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学习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海禁”政策，培养历史分析能力。

学习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基于这一点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重农抑商、“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

情感目标：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认识到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自主预习：阅读课本找出内容：（1）重农抑商。阅读“重农抑商"，找出政策的首倡、含义、目的、影响。（2）2.海禁政策。阅读“海禁”，找出海禁政策的含义、原因、表现及影响。（3）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阅读这一子目，找出它的产生、缓慢发展的原因。

知识体系构建。

课后反思。

针对性训练（略）。

3.学生问题的收集

翻转课堂是以学生所提问题为中心展开教学，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必须对学生所提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进行有效筛选，挑出有足够思维含量并且和课本主题相贴切的问题。例如在本节课的课前问题收集中，学生一共提出22个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在课堂上逐一解决时间上根本不允许，另一方面有些问题根本就是无效问题，偏离教学的主线，属于学生的突发奇想。如有学生提出古代商人屡受压迫为何不奋起反抗？郑和下西洋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均与本课主题脱节，均属于无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下一番工夫，对这些问题进行取舍、整合，以使问题的探讨更有效。我在课前将这些问题予以整理，留下六个问题待课堂上展开讨论：①中国重农抑商政策和传统文化有什么联系？②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③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④为什么明清两朝统治者无法考虑到闭关锁国的弊端？⑤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⑥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

这六个问题涵盖了课本中的三个主要知识点，其中涉及重农抑商政策的问题有三个海禁政策的有两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有一个。同时，这些问题也比较有深度，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也便于之后课堂讨论的展开。

（二）课堂教学的互动化

1.学生合作学习的组织

从翻转课堂的流程看，首先学生课前观看视频进行预习，然后课堂上进行探究，体现了学生学习的小组合作。从教师角度看，教师就是布置好任务，然后由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合作探究，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教师只是任务的安排者，学生才是任务的研究者、执行者。为此，在课堂上将全班学生分为九个小组，每组六个人，由组员推举组长，负责问题讨论的记录和整理，每个问题由一至两个小组负责讨论，形成书面观点，同学间亦可以相互辩驳，思想在碰撞中产生智慧的火花。

学生是翻转课堂中的主体、主角。在小组讨论和发言中，学生思考的深入度和活跃度都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如在讨论“重农抑商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时，学生就曾提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重义轻利观，并引用《论语》中的话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说明传统文化中的抑商观念；中国传统中一直存在“安土重迁”意识，这种意识对重农政策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这些观点都颇为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又如对“相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的讨论，发言的学生提到“小农经济是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状态的产物，只是个体的存在，而不注重相互交流；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的产物，它可以推动科技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形成（如股票、证券）、抗灾能力的增强、世界一体化的发展等”。对于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能有如此的认识，已经属于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教学过程中，自身真正体会到，相信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时间、给他们讨论的空间，一定会有更大的惊喜。

2.教师当好新角色——导师

在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下，教师更多地成为指导者而非内容的传递者。我们是在引导他们的学习，而不是指令的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成为最好的学习者，并真正理解我们课程的内容。当我们在学生身边和他们一起掌握概念时，他们会以最好的行动进行回应。在学生讨论发言的过程中，我更多的是以倾听者的身份出现，在他们讨论出现困惑或分歧时予以适度的点拨。如对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两者的比较，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学生在讨论和发言之后，针对这两个概念，教师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入手看两者的区别：“小农经济是将人限制在土地上，它限制人的流动和自由，具有封闭性和落后性；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生产社会化，人的自由度增加，而正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这些概念才会出现。从对人的解放这一角度来看，从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是个巨大的进步。”经过教师的一番解说和提升，学生对这两个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又如对于“如果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中国是否会像欧美一样走入工业时代”这个问题，学生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很不到位，如学生仅仅将闭关锁国归结于君主个人素质，这既是一种肤浅的认识，又偏离问题本身。这时，教师就要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视角出发，论证进入工业时代需要具备的条件，使学生获得更深入的认知。由此可见，翻转课堂绝不是以视频取代老师，学生也不是在孤立地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对学生所探讨问题的引领和提升是非常关键的。

三、课后反思与教学感悟

作为翻转课堂的首次尝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通过课后反思发现还是有诸多不足之处，在此进行归纳整理。

（一）预习学案的设计可以更厚重些

预习学案的设计从课后学生的反馈情况看，问题的设计较为浅显，应有的深度感不够。如在对重农抑商、海禁和资本主义萌芽三个知识点的梳理时，以填空的形式对课本内容进行整理就显得思维含量不足，学生很容易在课本中就找到答案，没有真正把导学的意图体现出来，而最后留下的问题也较简单：

学习思考1：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学习思考2：根据所学知识分析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原因和危害？

这两个问题不足以引起学生深入的思考，只是对课本内容的重现而已。

（二）课堂师生的互动可以更积极些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讨论的进行，课堂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场所，对话便成为通向理解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因为，对话既表现为师生与历史文本之间的对话，又表现为师生间诚挚的交流与对话，而“在对话中，可以发现所思之物的逻辑及存在的意义”。[1]整节课应该说有了些翻转课的痕迹，但是可以做得更到位些。如在给学生表达的机会和权力时，还是受到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思维的影响，在某些点上教师有越俎代庖之嫌。如在学生针对农、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中，有学生提到他认为“商业是无用的，因为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只是进行交换，赚取中间利润而已，于国于民作用不大，国家发展有农业和手工业就足够了”时，打断学生的话语，没有对他的观点进行辩驳，而是将他的观点概括为过于绝对化，没有进行应有的讨论。学生在这里其实是对商业存在的必然性认识不清，没有认识到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出现是种历史的必然，通过讨论达到解疑、释惑这一环节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此例可以看出，教师控制课堂、掌控话语权的传统教学思维依然存在。在课堂教学中，可以更放开些，让学生充分表达的观点，师生充分互动，在辩驳、讨论声中将智慧和启迪内化心间，这才是翻转课堂应该实现的教学目标。

（三）问题整合可以更到位些

从课堂操作层面看，本节课所选取的六个问题，依然不够精练，有些问题在课堂上进行全班讨论的意义不大。如第二个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一以贯之的过程中有没有改变或调整？”和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古代要限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农、工、商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课本中有较明显的答案或者略作思考即可解决。问题太多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课堂收尾环节的缺失：

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受到自然经济、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重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收尾的缺失，总是在完整性和对课本内容的总结方面有些缺憾，也导致在对第五、六两个非常有价值问题讨论的时间明显不足。如果将这两个问题去掉，集中精力讨论四个问题，那么在时间安排和效果方面必将大为改善。

（四）教师的综合素质要求会更高些

目前，国外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实验的学科多为理科类课程。理科知识点明确，很多教学内容只需清楚地讲授一个概念、一道公式、一个实验，其学科特点便于翻转课堂的实施。而在文科类课程中，如历史等人文类课程，在授课过程中，会涉及多学科的内容，而且需要教师与学生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情感上的沟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仅就本课而言，学生在问题中就涉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小农经济等政治经济学术语和传统文化层面的知识，学生学习的无边界决定了教师必须调动所有的知识储备随时“关照”学生的突发奇想，这需要教师提高专业素养，更新教育观念，建立与学生共同学习成长的课堂新关系。因此，在这次翻转课堂中，我切身感受到课堂教学是否成功、有效，教师的专业引领才是源头活水。如果历史教师拥有大气磅礴的宏观视野和挖掘历史细节的专业功底，在此基础上的教学引领必然是驾轻就熟、水到渠成。“阅读与思考是一个教师需要终身完成的作业”[2]。

翻转课堂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只要是我们认准的经验，就要坚定不移地借鉴。不论怎样的改革，都是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用自己的脑思考，自己的嘴说。翻转课堂，不是彻底，而是重在翻转，转为新形势下的课堂观、教师观和学生观。在课堂教学中只有教师相信学生、利用学生，最终才能发展学生、成就学生。从这个意义上看，本节课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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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含义及其成因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指中国传统法律的全部内容就是伦理规范， 或者说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法， 而只是说， 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 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 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笔者在此所论述的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也就是关于儒家礼教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问题。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成因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想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是与其复杂的各种因素互为因果，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次，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把每一项因素表述出来。笔者观点认为，此时了解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成因，就是要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基础。

（一）家庭本位的宗法性

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别重要”，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西洋人对集团生活的重视。周孔教化的出现，它使早期的中国宗法社会未发生急剧的变革，而是通过润泽礼仪、提高精神，反而开辟了家族生活的道路，并因此逐渐地转进于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的家族生活在周孔教礼的影响下而使中国进入了伦理本位的社会。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人生实存于种种关系之中，种种关系而生种种伦理“家人父子、有师父而出徒子徒孙”的伦理关系。此时，可肯定血缘家庭本位不仅仅是传统伦理的载体，而且也是其发展的基础。

（二）宗法小农经济

众所周知，中国是闻名于世的农业文明古国，这个特色最迟在夏朝就有了杰出表现。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为农业文明提供基石。但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与印度、西欧有一定的差别。传统中国表现为个体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印度表现为村社制、西欧则为庄园制。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是存在弊端的，它无法预测的自然灾害和事故，在生活中完全依赖生产经验和劳动力，同时受“男尊女卑”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体力强健的男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优势和重要性，于是就形成了父对子、长对幼、夫对妻的“领导关系”。由此可见，以宗法小农经济及与其相应的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成了宗法伦理原型。

二、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体现

梁治平教授在其书中有两个重要命题：一个是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另一个是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化的法律。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当时法律文化的所有领域中都可以找到其相应的表现形式，甚至可以在每一部法典或每一条律文中，感受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此外，有关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还有大量的研究资料可供参阅，鉴于这两方面的支持，笔者在此对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略作论述。

（一）在家族及社会领域中的体现

儒家伦理反映到中国传统家族领域内，则集中体现为―个“孝”字。作为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孝”可以用来概括家庭、家族领域内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各种关系。在中国的古典文献，如“家礼”和“乡约”以至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记载：子女因为孝而美名远扬、被世人传颂；子女因为不孝而声名狼藉、不齿于人。法律赋予了父母对其子女的教令权，违犯此教令的子女都会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这便是法律特有的强制力的表现。“父母控告子女，无须举证，子女更无申辩之权”；“常人相骂并不为罪，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换言之，在这些问题上“法律只看名分，不问是非”。

（二）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体现

“尊尊”，“亲亲”是西周时期以礼所确立的两项原则。他们分别代表“忠”和“孝”。家国同构的思想十分明显，“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中国古人的意识形态。在西周宗法制度消亡之后，“忠”与“孝”则被区分且具体化。时至西汉，“忠”逐渐进化为礼教中“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最终这一演变在国家的政治领域广为推行；“孝”则演化为“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和“父为子纲”，成为调节家庭成员、婚姻关系的道德准绳。从历朝历代的发展来看，“君为臣纲”逐步深入到法律中，并在法律中拥有绝对的重要性，使得王权的至上性和无限性在法律中得以确认。

（三）其他领域的体现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是难以一一表述的，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有突出表现：第一，由于传统法律竭力维护儒家的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因此在有关人的社会地位方面表现也很突出。例如，法律明确赋予皇室贵族及官员“八议”，“官当”等特权，并承认所谓的贵族在家庭生活、婚姻、祭祀等方式上存在等级区别，并明确指出违者以刑罚论。第二，传统伦理法律由于遵循了礼，要求在经济领域做到抑利求义。司法人员在审理侵犯财产案件时，把重心放在维护民俗民风上，而对于财产保护被置后，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把人与财产的关系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财产问题转化为了道德问题。“抑利”则表现为工商业的发展被各种名目繁多的法律条款所限制。第三，司法领域推行“宽严相济、刚柔并进”相结合的原则。宽的方面，如秋冬行刑制度容隐制度、秋审朝审制度及录囚制度等；严的方面，如流放和死刑制度、合法的刑讯逼供制度等。这些都是儒家伦理的表现。

三、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这一论述成为关于“法治”的经典论述。笔者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存在诸多如皇权至上思想、人治观念、，以言代法，封建等级观念，以及重刑轻民，司法与行政相混合等消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是必须彻底根除的，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留存的积极因素，对现代法治仍是有借鉴意义的。法治现代化需要儒家伦理作为其理论来源之一。

我国由于传统法文化数千年的延续，对任何一种异体文化的认同都必然要以中华民族精神情感的认同为前提。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不论法治多么周全，总会有百密一疏的情况发生；不论法治调整范围如何深广，总有触及不到的领域。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法治必须与儒家伦理道德的一些信条相结合，在社会治理中需要加大重视和适用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律与社会现实相互脱节的现象却比较严重。法律移植的失败以及断绝当代法治与传统法文化的关系。尽管当今与古时的境况有天差地别，但不排除发生一些相同的法律问题。简单说，就是在法律条文的空白地带，司法工作者需要借助于法以外的文化资源来解决司法纠纷，很多文化因素都会起到影响判决的作用，可能是单独的、共同的甚至交叉的起到作用。此时，伦理就可能进入到裁判过程中，成为判决依据。

参考文献

[1][英]洛克.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柳治徽.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5][德]马克斯・维贝尔.姚曾译.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6]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7]梁治平.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读书，1986，3.

[8]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

篇7

《危机》一文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作者从似乎互相对立的各派论说中，鲜明地揭示出其中的共同点：都是从“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或“规范认识”出发，来展开各自的论证；其结果是，其中任何一派面对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以至社会史中长期存在的“悖论现象”都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由此指出，各派解释上出现的危机，归根到底，就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认识”的危机。我认为，黄宗智教授的这一揭示，不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探讨上，而且在一般史学方法论探讨上，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按照“商品化导致近代化”的理论模式，商品化、市场化的运动一旦启动，必然导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工业化的发展。然而，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前的5个世纪，中国经济却鲜明地呈现出与这种理论模式相违的事实，也就是黄宗智教授列举的三大“悖论现象”，即：商品化的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的现象长期并存；农业产量的明显增长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状态长期并存；城镇工业化的明显进展与农村停滞状态长期并存。面对这样的反悖事实，“封建停滞论”或“传统中国论”固然能够对停滞的一面做出一定的解释，却难以对5个世纪中商品化、市场化和城镇工业化的长足发展做出合理解释；“资本主义萌芽论”或“近代早期中国论”则只能对进展的一面做出一定的解释，却难对对停滞的一面做出合理解释。当然，解释还是有的。例如，强调停滞一面的论者可以说，停滞不等于毫无变化，问题是中国封建结构具有特别顽强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能力，诸如，秦汉以来就得到官方认可的土地买卖，没有西方封建社会那种界线森严的等级身分制度，顽强而又富有自我调适力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足以把任何对封建制度起消蚀作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容纳和消解于自己的体系之中。在实际历史进行中，此类史实确实屡见不鲜，如商人资本与封建地产之间，商人、地主、官僚之间，常能互相转换，甚至融为一体；重农抑商的正统方针，常能与官商相护的实际作为并行；人欲合理论可与“天理至上论”相安并存。这些史实似乎可以证明封建停滞论或传统顽强论的合理性。但是，相反的论点却显得更有说服力。例如，土地买卖和兼并，商、绅、官的互相转换和交融，甚至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西方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恰恰成了促进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杠杆，为什么在中国反而成了扼杀资本主义萌芽的陷阱呢？又如，既主张人欲合理又不否认上帝权威的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揭开了最终埋葬封建神学意识形态的序幕，而出现于明清之际且与西方人文主义似乎有些相似的顾、黄、王等人的“启蒙思潮”，为什么在中国对封建的纲常伦理几乎没有引起什么震动呢？如果把诸如此类的历史疑案都以中国封建制度自身特有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机能作为解方，那种机能本身的来源和存在条件又是什么呢？诚然，正如黄宗智教授指出，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15-19世纪中国与西方本来都沿着“商品化导致近代化”或“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只是中国稍慢一步，如果假以更多一点时日，如果“正常进程”不被西方入侵打断，或者如西方的某些“近代早期中国论”者所言，不被革命、战争、灾祸打断，中国就迟早必然要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可是，也正如黄宗智教授指出，诸如此类的“悖事实”或“反事实”的假设的价值在历史科学中是无法验证和承认的。

至此，我们不得不赞成黄宗智教授的揭示：各派学者面对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陷入的二难困境，根源来自“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不摆脱它的束缚，就无法摆脱困境。

怎样摆脱“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的束缚呢？自然是首先要坚持以事实检验理论，而不能以理论框筹事实。黄宗智教授特别强调要重视微观研究、地方史研究和非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成果，强调要特别重视那些研究中发现的与根据西方经验做出的理论模式相悖的事实。这无疑是对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科学不需要任何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呢？当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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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自诞生起就有着很明确的目的性，即作为统治者传播思想的工具，但是到了宋代这种形式就有了变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也开始关注城乡生活，各种文化形式都产生了不同于之前政教性的内容。《清明上河图》、《风雨牧归图》等都是宋代绘画中对城乡生活细致描述的代表作品。自宋代之后对于世俗生活描写的作品也有不少，但是都不如上文提到的两幅作品享有盛名。一是因为到了元代反映隐士思想的文人画逐渐占据了潮流，二是因为元代后的画家大都喜欢对传统绘画技法研究学习，少有创新求变者出现。直到晚清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西方列国的影响，中国绘画才被注入了新的力量。居廉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着力于对市民生活的描绘。他绘画中“市井意味”的概念不仅仅将当时城乡生活艺术化，更是为当时的艺术融入了许多生活气息。

一、居廉的艺术历程

居廉，广东省番禹人，他的字号十分单一，一般认为他的字为士刚，号为古泉。出生于道光八年，卒于光绪三十年，享年七十七岁。他早年学习孟觐乙和宋光宝的技术风格，在恽寿平没骨花鸟技法的基础上，再加之当时西洋画派的影响，开创了属于自己风格的“撞水撞粉”技法。当时这个技法在岭南一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居廉更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他画面的“市井意味”。

二、居廉绘画中“市井意味”艺术观的认识及形成

（一）对“市井意味”认识

首先要认识到“市井意味”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之后我们拆字理解可分为“市井”与“意味”两个部分。“市井”是对当时已经有所发展的城市生活的描绘，或者是普罗大众精神面貌的反映。而“意味”是绘画作品中的深层含义，也是城乡生活的艺术表现形式，是绘画作品作为传递画家情感的通道。

有“市井意味”含义的绘画作品所描绘的内容不同于历史题材的宫廷绘画、或者文人画等，它们所描绘的内容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这种绘画风格由来已久，最出名的便是描写北宋都城风光的《清明上可图》，还有南宋李迪的《风雨牧归图》，它们不仅仅是风俗画的代表更是考察当时社会的历史文献。

（二）“市井意味”产生的原因

在居廉的绘画作品中之所以产生“市井意味”的意境，与当时的经济以及居廉生活的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的逐渐崩溃，人民的物质要求的到了相对的满足，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各类反映穷苦大众的文学形式逐渐兴起，例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宋代话本，产生的环境都是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城市生活不断发展。内容均是描绘的普通群众的生活或者爱情故事。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绘画逐渐变得商品化，为了迎合大众审美的需求，绘画作品中“市井意味”的表现更是愈发明显；除此之外居廉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尚不发达，在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不可预测的情况，人们便依靠巫蛊邪说或者某些信仰，这样就产生了小农经济特有的文化。并且当时苛捐杂税逐年增多，所以以“禁欲”思想为主的道教成为当时的主流，进而反映到画家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从居廉为数不多的人物画中看出他对表现女子临镜，而镜中却出现一骷髅头这种题材的人物画比较感兴趣，这种绘画形式明显是对 “色即是空”的思想的传递；居廉生活在花草较为繁盛的广州所以，画家更倾向于Ω植于泥土的生命的描绘。画面中随风摇曳的植物花卉、憨态可掬的草虫飞蝶大都来自于可园与十香园，据高剑父描述：“居廉专向大自然里寻找题材，以造化为师，于豆棚花架，花草间，细察昆虫的形状。”虽然作品中并不是繁华密叶，但是寥寥几枝已可见画面中的盎然生意，整个画面充满清新、恬淡之感，表现了岭南特有的庭院景致。

（三）居廉绘画作品对当时社会意识的反映

1.求雅的自然意识。作品《山家风味》不仅仅在画面中出现了鲜少涉及的食物题材，更是将岭南人特有的饮食文化展现在大众眼前。居廉绘画作品中还有一类是将寻常可见的瓜果蔬菜艺术化，作品《南瓜草虫》作者就是将寻常可见的南瓜花跃然纸上，整个画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居廉就是将这些生活中的寻常融入画面，并且运用独特的技法，让整个画风呈现出一种雅俗共赏的风格，体现了当时人们的求雅的文化倾向。

2.求吉的传统意识。居廉绘画作品中除了对求雅思想的描绘外，还有很多的民俗文化中的吉祥符号。《五福图》中画面上一个竹篓内五只蝙蝠展翅欲飞，所反映的内容就是当时民俗中对于平安、富贵的追求。类似于这样的吉祥符号在居廉绘画作品中不胜枚举。单就他的花鸟画来说，南瓜、水仙、石榴等等饱含吉祥寓意的都是他画面中频繁出现的对象，清供这类题材也是画家对吉祥符号的传递，花瓶与载满水仙花的花盆都成为了画家“求吉”的表现符号，水仙有吉祥顺遂的寓意，满满的花盆更是富贵圆满之意。将民众在生活中的求吉思想融入在绘画作品中，并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市井意味”的呈现方式之一。

三、居廉绘画作品中“市井意味”对后世的影响

（一）“市井意味”对当代绘画的指引

不论在何时，艺术创作都应该是对时代精神的描绘，所以文化创作贴近大众审美已经成了明显的趋势。居廉的绘画风格影响了很多当下的画家，霍春阳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的绘画题材也许不像居廉的作的品世俗化，但是他的设色以及绘画中传递的“将个体的畅神与净化升华的群体神境结合起来”的思想与居廉作品的思想更是异曲同工，旨在通过绘画作品营造出一种高于生活的安静。

另一位受到居廉画风影响的是贾广健，他的绘画作品不论是选材还是表现方法都明显受到了居廉的影响。贾广健同居廉一样都是从大量写生以及前人工笔画中汲取了丰厚的知识，再加上他独特的选材使绘画作品呈现出符合当代人们的审美需求。

四、结语

居廉作为“市井”绘画的代表人物他在拓宽花鸟画表现内容的同时还发展了“撞水撞粉”这种活泼自由的表现方法，让近代花鸟画坛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不仅仅从前人绘画中汲取了很多的知识，他还师法自然，从大量的写生中积累了经验，为花鸟画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市井意味”作为大众文化的的反映，让观者在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感受作者想通过绘画作品传递的思想感情，画家与观者通过画作在思想上得到共鸣。这就很明确的展现了绘画的功能性，为当代文化创作指出了一条道路。让艺术创造者通过这这种方式来来传递自己对当代社会的感知，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参考文献】

[1]高剑父.古泉先生的画法[M].广东文物八卷.香港：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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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期间表示：“贯彻‘十二五’规划，深化农村金融改革”[1]。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0》来看，随着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高速发展、支付清算体系的快速推进、信用环境的逐渐完善和相关法律政策的支持，我国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这体现了农村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逐渐受到监管层的重视，其广阔的前景也慢慢显现，对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将越来越落到实处。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是问卷调查，问卷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农户的人力资本、有形资本、家庭收支结构、户主社会性因素、借贷基本情况以及金融认知水平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在晋江市抽取了深沪镇东山村、安海镇菌柄村、陈埭镇坊脚村、西园街道后间村四个样本村，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256份。

二、农户的借贷笔数和额度

据人民银行2010年底在温州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对象中，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2] 。而在调查的256户受访者中，平均借贷发生比（有借贷行为的户数与总户数之比）为58.98%，最高86.84%，与温州民间借贷水平相差较大。

被调查农户户均借贷额为48242元，为晋江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496元[3]的4.6倍。根据泉州市2009年统计年鉴，晋江年末总户数为285140，其中非农人口64.63%，由此估算出晋江农村借贷规模为89亿。借贷规模为晋江市2010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5亿元的3.56倍。

从借贷数额上来说，村与村之间、户与户之间差异更大。对于四个样本村来说：平均每笔借贷额最低19412元，最高45853；平均每户借贷额最低30000，最高59227。而仅有30%的借贷大于平均数，说明农户借贷还是集中在小额融资，且户与户之间差别非常大。同时借贷平均笔数与平均笔额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8，说明样本村中借贷次数越多，表明更旺盛的借贷需求，则倾向于更大的平均每笔的借贷额。当把农户按借贷次数分组时我们发现，存在多次（多于一次）借贷的农户的平均每笔借贷额为19620元，仅一次借贷的农户平均每笔借贷额为47193元。借贷次数并不影响农户的借贷数额，关键取决与农户借贷需求的满足程度。

三、借贷资金来源

四个样本村中均有50%左右的借贷资金来自于亲戚朋友，其次是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这主要是因为亲戚朋友间借贷更低的利息水平――0.42分每月，折合年利率5.0%，比信用社六个月至一年（含）商业贷款利率6.3%。

同时，商业银行在农户借贷资金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均比较低。除安海镇菌柄村34%借贷资金来源于农业银行以外，其余三个村这一比例均低于10%。然而菌柄村周围银行家数并不是最多的，也就是说农户选择借贷资金来源的时候交通便利程度并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40%的受访者表示，不去银行贷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程序太复杂。20%的人认为去银行贷款需要关系，10%的人担心没有抵押品而放弃去银行贷款，也有14%的人表示利息太高。56%的受访者认为如果能借到的话，第一选择是私人无息贷款，其次才是信用社与各种商业银行。

由此可见，复杂的手续，抵押品的限制以及信用程度的约束，导致了农户在贷款时首先考虑的是可获得性。即使存在着各种程序与制度的障碍，银行更合适的贷款项目或者说更低的贷款利率还是能吸引更多农户的。

四、农户借贷偏好

调查中，仅一次借贷的有56.4%的已全部还清，两次与三次借贷的均有超过80%的已全部还清。这充分说明晋江农户的借贷行为还是相当谨慎的。平均借贷时间为14.8个月，主要以短期借款为主，同时借贷期限与借贷利率相关系数很低，说明晋江农村借贷市场化程度并不高。但是这些借贷记录中，有书面借据的只有42.9%，特别是来自于亲戚朋友间的资金，只有26.9%有书面借据。在信用担保方面，如果有抵押通常都是拿房屋（房产证）作为抵押，担保和联保也较为常见。但是亲戚朋友间借贷之中只有不到15%的存在担保或抵押，其中大于10万的借贷27%的有担保或抵押，说明农村信贷正在由传统“道义金融”向市场“契约金融”转变。

社会学中有四个小农经济的学派，分别称之为生存小农、弱势小农、理性小农、效用小农[3]。他们并不深谙契约精神，借贷行为不能危及到生活的稳定，借贷偏好也只是建立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之后的“奢侈品”。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分析小组 .农户借贷情况问卷调查分析报告[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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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对历史的浓厚兴趣

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人们从事任何活动的动力。学生如果对某项事物感兴趣，就会主动地去接近它、思考它，会主动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反之则会讨厌它、逃避它。因此，在教学中我总是想方设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注重导入环节。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堂历史课，如果有个好的开头，在教学中会产生先声夺人的效果，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的兴趣，进入最佳的学习状态。例如在讲《》一课时，在导入部分我借用一位法国伟人的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据此设置以下两个问题（1）同学们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2）大家知道这句话的后半句是什么吗？由于学生对这句话比较熟悉，他们能异口同声地说出是拿破仑，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学生比较陌生，学生会深思，这就有效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求知的欲望。在学生进行了各种猜测后，将正确答案公布：“它在沉睡着，谢谢上帝，让它睡下去吧！”学生又对这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紧接着让学生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之后提出第三个问题：为了让中国继续沉睡，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了什么行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危害？至此，学生的学习兴趣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关注新课的内容，本课的教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用乡土文化激发兴趣

一般而言，学生对所居住的地方较为熟悉。历史教学中，教师如能适度讲一点乡土史事，既能增加学生对家乡的亲切感，又能对历史产生亲和感，达到激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的目的。例如讲授《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一节，为了便于学生理解中国古代小农经济，我组织同学们参观了家乡著名的旅游景点――牟氏庄园，通过对一系列景点的讲解，如庄园的建筑格局――典型的北方四合院以及黑漆大门刻有“耕读世业，勤俭家风”的金色对联等，让学生真实地感受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封闭性，并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现今实际理解牟氏庄园当今能闻名全国的原因。这既让学生透彻地理解了知识，也增强了同学们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三、有效地挖掘、处理教材，寻找兴奋点，让枯燥化、理论性的知识趣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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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自身的一个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不可能再重新出现。因此要实现历史教学的素质教育思想就必须首先要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从而论从史出，实现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分析、理解、归纳、概括和综合能力。电化教学正是适应了现代历史教育的这种要求从而为广大历史教师接受、认同，并日趋成熟的。

历史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的结合，可以使历史教学脱离以往陈旧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打开一个既陌生又隐约浮现的轻松、生动、富有朝气的崭新世界，使学生从浩淼的历史烟云中自由徜徉，在激情与愤慨中领略中华五千年文明带给我们的惊奇与震撼！

教了多年的历史，感觉教历史好。特别是在课堂上运用了多媒体辅助教学，学生们在课堂上欣赏了美妙的音乐，观看了电影、电视、录相剪辑，观察了历史图片和历史地图，他们那种欢悦的表情令我陶醉，我经常从中感受到无穷的快乐。他们不断激励我更加努力学习计算机技术，制作精美的课件来让学生们学得更快乐，学得更好。如何优化多媒体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如何构建高效的历史课堂教学一大问题。

一、优化课题内容，激活学习兴趣

实践证明：人对某种事物的兴趣愈浓厚，其注意力愈集中，致使其观察细致、记忆深刻、想象丰富。多媒体能把抽象的语言文字所描写的具体事物用形、光、声、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的方法，使事物化抽象为形象，变枯燥为生动，富于感染力，可激活学生学习兴趣。

如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第5课《开辟新航路》，它主要讲述了新航路开辟的原因、条件、过程及影响。课前先播放一段有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视频资料，将学生引入学习气氛中，并指引他们阅读课文第一部分内容，然后归纳新航路开辟的原因。这样学生便能从多媒体播放的历史片段中很容易地获取信息，从而感到学习历史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再如学习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2）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时，可以在上新课前播放黄梅戏《天仙配》片段，让学生一边听一边思考问题：小农经济的特征是什么？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说明小农经济的什么性？活泼且富有感染力的音乐，使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回答这样的问题也就轻而易举了。

多媒体展现教学过程，加深学生的学习体验 思维是智力的基础，学生的思维特点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在教学过程中，仅仅依靠教师的语言描述，学生很难开展抽象的思维活动，从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激情。

二、合理运用多媒体和创设情境

在历史教学中引入多媒体，合理运用其图、形、声、色、像等多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创造出悦耳、悦目、悦心的历史真实情景，让学生产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的感受，和谐宽松的教学环境，无疑会使学生引起情感共鸣，从而有效地让学生接受了历史思想教育。

如教学世界史《美国的霸权政策》一课时，上课开始就放录像，先播放一组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现实镜头，引起学生心理的共鸣；然后因势利导播放二战胜利阶段的几组重要镜头，从而把学生带回那个年代，犹如身临其境，展开已学知识的联想，在学生思维活动达到时我突然打出幻灯片《二战后的欧洲政区》，并提出这样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深刻地影响是什么?谁在二战中，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增强了?为什么?又出示幻灯片《二战期间美国实力增长情况简表》。成就感令学生们个个精神抖擞，既自然地过渡到新课，又激发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使学生顺利地完成由已知到未知的知识递进迁移。

三、灵活运用多媒体，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一堂成功的历史课必须是重点突出，对难点要巧妙突破。教学中应用多媒体优化组合，作用于学生的多种感官，使之产生多元效应，使学生的视觉、听觉并用。因此教师如果能够针对教学重点难点精心设计、运用多媒体来配合教学，并以此为默契，引导学生自觉对重难点进行思维，就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化难为易，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美国的霸权政策》中的重点之一就是“冷战”政策的概念及表现。为了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掌握“冷战”这一连成人都感到陌生的概念，我巧妙使用多媒体演示了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两组录像，引导学生思维：在武器方面有什么不同？学生在思维中互相启发和沟通这一难题，以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找出二者区别的关键点，从而真正认识到冷战的含义。至于冷战的表现，采取总分总的办法，出示幻灯片《美国“冷战”政策的表现》，同时边演边讲，声情并茂，创设生动的教学情景，从而促使学生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突破重点，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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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信用体系的涵义

随后人类根据时代、背景以及学科的不同，赋予了信用多种多样意义。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对信用做出理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借贷双方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但凡“契约”规定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是当时交割的，存在时滞，就存在信用；第二层含义是指双方当事人按照“契约”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肩负的义务；而在信用创造学派的眼中，信用即为货币，货币就是信用，信用创造货币，信用形成资本。笔者认为农村信用体系大体是指金融机构，借贷者以及农村基层政府三者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金融环境，其中农村中小企业为主要借贷者。

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相对于我国城镇的信用体系，农村信用体系显然有许多更不完善的地方，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用体系的建设缺少法律的保障和制约

主要集中体现在立法不健全和执法力度低两个方面，我国不仅缺少关于农村信用的具体法律法规以及各项失信行为的详细惩罚措施，而且对失信行为的制裁不足，不仅使失信行为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滋长了一些个人和企业的恶意失信，从而加大了信用风险。

（二）缺少信用综合管理机构和信用数据库的建设

目前我国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基本上覆盖到了全国，总体而言农村地区已纳入到征信体系当中。但是在收集、整理、核准、评估、查询信用信息等方面难度较大。这是由于目前农民的经营形式多，许多农户存在多种经营，半数的农户存在人口临时流动。最终导致农户信用信息原始资料调查采集困难且信息多变而且真伪较难辨别。

（三）农村信用中介机构建设的不完善

虽然在部分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较为多样，类型更为丰富，但事实上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只设有农村信用社这一单一的金融机构来作为信用中介。农户贷款渠道选择性单一，只能在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发生异地贷款的可能性很少。除此之外，一些社会中介机构的自身信用就较差，经常提供虚假错位信息和不真实的评估审计等等，往往会误导广大农民和乡镇企业，加大信贷风险。

（四）农户自身认知的局限性

根据农业普查结果，我国大多数农民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甚少甚至一些农户缺乏基本金融常识。调查显示，在一些地区，仅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农户对于网上、电话、手机银行等存在了解，但大部分都未操作过；约一半的农民不会使用ATM机；72%左右的农民不知道信用卡的功能，甚至有一部分农户不知信用卡为何物，更别提一些金融衍生产品，信贷款种类和政策了。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农民自身根本没有学习和了解的欲望。

（五）农村金融信息提供服务滞后

农村现有的信息提供服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农民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但是仍然无法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同步。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现有的金融信息交流渠道不畅，信息利用率不高，信息资源配置不完善，信息网络化进程较慢。笔者在进行调研中发现，绝大部分农户不会去当地金融机构或者上网主动了解金融知识，而金融机构也很少有主动为农户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的。

三、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措施

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为完善其建设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快征信立法，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的法律中并没有为农村信用体系提供直接依据的法律法规基础，而征信立法可以依法规范金融机构、农户、乡镇企业，政府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为信用参与者提供透明、统一、稳定的指导标准，保障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社会信用活动健康有序的发展。

（二）建立统一的农村信用信息系统平台，提高信息整体质量

以人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平台征信系统为依托，加快农村个人征信系统建设。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发一套完善的农村信用信息基础数据采集模式，建立独立的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包括金融信贷信息、税务、司法判决、交通、电信、水电费等一切与企业及个人有关的信用交易信息，构建起涵盖农牧户全部信息的共享系统。把征集范围扩展到每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使每个公民都能有自己的信用档案并且农户信用档案要符合科学性和实用性

（三）建立符合农户特点的评价体系

农户信用评价就是在农户信用档案的基础之上，运用数学、运筹学、计量经济学等定量分析工具，加入专家分析判断，提炼信用评价标准，以简明的符号或分值标识农户偿债能力和意愿。农户信用评价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开展农村信贷活动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其的全面推广，才能改善农村的金融生态环境，达到在信贷风险的前提下，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四）完善农村信用担保机制

一方面我国农村的信用担保机制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担保行为的法律法规及制度建设尚不完全，担保机构和担保组织发展缓慢，担保的方式范围和作用有限；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较低，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体，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我国的乡镇企业自身规模较小，收到资金流动不足、资产状况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制约。为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广大农户的收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我们完善农村信用担保机制，推动担保机构的市场化公司化。成立农户联保协会，推动农户自保联保的形式。扩大担保机构的服务范围，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农村市场。发挥政府的作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建设。

（五）发挥基层政府的引导作用

因为目前，与我国农村现状相适应的农村信用体系还没有建设起来，我国农村市场仍处于计划经济的阴影之下，所以政府在此时必须发挥引导作用。首先，基层政府必须做好自身信用的建设工作，取得农民对于基层政府的信任，以便进一步展开工作；此外，基层政府要加强在农村地区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户对于农村信用体系的认识，为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政府既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经验，又要结合国情，引进培养专业人才，研究制定出符合自身地区状况的的农村信用体系，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具体措施细则等等。

（六）提高农民的自身素养，加强其对金融知识的了解

政府要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加大财政教育投入，提高师资力量；拓宽金融知识传播渠道。创新金融知识传播载体。合理布局农村金融网点。加快培养农村金融知识宣传队伍。加强督促检查，制定奖惩措施。

四、建设我国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意义

（一）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正处于一个结构大调整时期，由小农经济向集约经济过渡，由自然繁育向现代生物技术转变，但是农村经济的转型和调整受农村资金流动性不足的制约较大。推动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能够引进社会资金，保证农业生产的资金供给，帮助农户和乡镇企业发展技术，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收入，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夯实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

（二）有利于农村市场经济的建设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但是当前由于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较低，金融知识薄弱，信用观念淡薄，并且法律法规不完善，惩罚力度不大，农户失信成本较小，导致农村市场经济中恶意违约失信逃债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严重扰乱了农村市场秩序，阻碍其经济发展。推动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有利于通过规范农村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农村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其顺利运行。

（三）有利于农村精神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