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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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080-06

一、引 言

我国当前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在此阶段，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为指向的“三农”问题始终处于极为突出的地位，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农业和农民发展问题会凸现出来，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国情也决定了我国的“三农”问题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和重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外力以适当方式嵌入，但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其关键应是从农户的经济性质出发，努力形成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的自生能力，如果说外力支持是“输血”机制，那么自生能力则是“造血”机制，长期来看，“造血”机制相对于“输血”机制更能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常规性安排。从逻辑上说，自生能力和“造血”机制应能最大程度地耦合农户的经济性质，而理解当前我国农户的经济性质，是讨论“三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政策含义的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二、“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一个比较

在经典的农民学理论中，农户的经济性质主要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利润最大，由于对生产目标和约束条件的理解不同，现有农户经济性质的讨论基本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

第一条主线是以“恰亚诺夫―斯科特命题”为核心的“道义小农”假说。此假说认为农户的经济活动具有区别于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行为的“异质性”：农户的要素投入过度倚重劳动力、农户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农户在经营别强调风险规避。恰亚诺夫指出：农民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1] 即以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的基本特征是：生产主要采用家庭内部的劳动，而较少雇佣劳动且投入不采用货币度量，这意味着农户的生产难以按照成本―收益法则计算回报；同时，农户生产主要不是为了市场交易和获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上述观察表明：对农户的经济行为而言，以雇佣劳动和追求利润为基石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能使用，而应采用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沿着恰亚诺夫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通过案例研究指出：农户的经济行为不能用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成本―收益法则进行解释，比较契合农户经济性质的是“道义经济”，即农户开展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则是“安全第一”的“拇指法则”。[2] 具体地说，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更倾向于规避经济不确定性，而不会冒险追求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经济行为基准是选择回报率较低但较为稳妥的策略。

第二条主线是以“舒尔茨―波普金命题”为基础的“理性小农”假说。此假说强调农户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本质差异，农户具有足够的理性去优化资源配置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即使对最贫困的小农来说其行为方式也具有追求效率的“便士资本家”特征。舒尔茨批评了农业存在零值劳动力的传统学说，指出农户在配置其所拥有的要素是很有效率的，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因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且能够对市场与价格、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敏反应。[3] 这表明，农户的行为方式等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厂商”，“贫困但有效率”这个命题可作为分析农户经济行为的逻辑起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解农户行为来说也是适用的。作为对舒尔茨观点的延伸，波普金通过对越南农村社会的深入解析，认为越南农民是非常理性的个人主义者，农户所组成的村落只是空间概念而缺少利益认同纽带，不同农户往往是在松散而开放的村庄中相互竞争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农户会照顾邻居或村民的利益，但在通常情况下各家各户均是自行其是且自谋其利的。[4] 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小农无论是在市场交易领域还是在政治社会活动中，都倾向于按照理性投资者的原则行事。

概括起来，上述两条线索均是围绕农户的生产目标和约束条件而展开的。从生产目标的角度看，“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试图给出农户生产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方面两者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它们可能各自凸现了“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假定可概括为“以尽量小的代价换取尽量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道义小农”强调农户的“风险规避”和“理性小农”强调农户的“盈利动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农户经济行为在本质上可概括为追求代价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农户的生产目标可以概括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之间的某种组合。然而，不同的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两者的组合方式可能并不相同，这暗示着对农户经济性质的理解应该注重对风险规避―利润追求组合方式的考察。从约束条件的角度看，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对外部环境或约束条件的一种反应，约束条件不同会使农户行为表现出差异性特征。在这个层面上，“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前者假定农户劳动力配置被严格局限在农业内部，农户的需求也被限定为农产品或简单手工产品，经济体缺少社会保障机制去提高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后者则假定认为农户对市场具有足够的判断和理性，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充分且有效的，农户的生产目标和要素投入能够得到完备市场的有力支持。可见，对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的判断也会导致对农户经济性质的不同认识。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特殊阶段，农户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追求和约束条件必定不同于“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两种极端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特征，对“过渡小农”的解读无疑会成为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

三、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经济性质的一个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供给能力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依然比较薄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特征未有实质性变动，特别是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农户行为具有既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异质性。从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角度看，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典型的过渡特征。

首先，从生产目标的角度看，农户生产的目标是风险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但在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农户对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的优先序列可能会出现差异，这从“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的分歧中看得非常清楚。显然，决定这种优先序列的主要不是农户的经济偏好出现改变，而是资源禀赋或发展阶段是否为农户的风险规避或利润追求提供有利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正处于从“缺少社会保障”到“构建社会保障”，从“缺少市场渠道”到“拓展市场渠道”的转变时期，结果导致农户生产目标也表现出“两重性”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从农业内部的角度看，农户生产具有显著地摆脱自给自足状态并逐步走向高商品化率的趋势，当前农户的农业生产既不是完全的、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也不是主要进行市场交易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状态，而是部分用于市场出售、部分用于家庭消费的中间状况。数据显示：1991-2005年我国农户三种主要粮食的商品化率虽趋于提高，但并未达到发达经济体所表现出的农业高商品化率的水平，稻谷从44.30%变化到50.70%，小麦从49.70%变化到56.30%，玉米从54.50%变化到69.70%，这说明农业内部生产的“半自给、半交易”的特征依然比较显著。另一方面，从农业和非农业的关联性来看，农户生产具有典型的“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工”的兼业化特征，农户的收入构成包括了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雇用收入两个部分，其中农业收入具有平抑农户风险和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而非农雇用收入则有增加收入、弥补家庭开支的功能。黄宗智在对中国华北和长三角小农经济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农户存在着“以农为根本、以商为补充”的“拐杖型”收入特征。[5] [6] 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机会已有了显著增加，但这些劳动力在短期不能割裂同农业和土地的联系，这不仅源于现有的公共品配给体系难以为农业人口的大规模流转提供条件，而且源于农村劳动力对土地和农业具有超越经济性考虑的观念或文化依赖。据此，我们能够理解在中国存在着1.5亿的“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候鸟性”转移反映的正是农户依靠农业来规避风险、依靠打工来增加收入的“拐杖”模式。

其次，从要素投入的方式看，要素投入方式考察的是农户生产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给性劳动，由于要素禀赋分布的非均匀性，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体现了农户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标度了其他要素对农业劳动的替代程度。据此，“道义小农”强调农户经营单纯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理性小农”认定农户社会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充分理性。当前中国农户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引入其他生产要素，从而不再完全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因素，长期来看这种要素替代趋势还会延续下去。但是，目前农户经营中自给性劳动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要素投入的序列中，绝大多数农户会首先考虑密集使用家庭内部的劳动要素。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迂回生产程度在不断提高，即农户经营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机械、化肥、农药、良种、薄膜等资本品，而资本深化体现的正是农户要素投入的结构性变化――从单纯强调劳动转向更多使用资本和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如果用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拥有的机械总动力表示机械化程度，用每亩耕地面积平均投入的化肥总量表示生物化程度，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生物化和机械化程度均在不断提高，其中生物化程度增长了6.2986倍，而机械化程度增长了5.8831倍，生物化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了中国农业的生产能力，导致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总体提高。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户的生产仍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劳动投入，农业生产具有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不对称性。黄宗智指出中国小农经济具有典型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倾向：即密集使用劳动以致出现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当前，农业生产的“过密化”和“内卷化”虽然因农民工流转而有所缓解，但由于户均耕地面积的有限性以及非农化流转的渐进性，则密集使用劳动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对2004年36个国家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比较，则就土地生产率而言，中国5185.39公斤/公顷的水平在样本国家中处于第10位，但就劳动生产率而言，中国827.08公斤/劳动力的水平是非常低的，在36个国家中中国仅高于蒙古和斯里兰卡，居第34位，这从侧面证实了农户的要素投入仍具有劳动密集使用的特征。

最后，从市场发育的程度看，约束条件描述了外部环境对农户经济选择的影响机制，而外部环境与市场的发育程度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道义小农”否认存在着发育完全的市场，而农户缺乏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理性和能力；“理性小农”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农户面对的是发育成熟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显然，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上述见解需要基于渐进式体制转轨的背景进行适当修正。艾利思从市场风险、依附性、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土地占有、家庭劳动等角度分析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并指出：农民可以部分用他们始终变化、但从不全面的市场参与程度、部分地用他们参与的市场的不完全性来定义。[7] 这种市场的不完全性或者不充分的市场参与度能够与中国农户的生产特征相耦合，而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条件下，农户所面临的市场体系具有渐进式完善的特征。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说明：一方面，从要素市场来看，农户面对的是一个存在较大程度的“割裂”、“垄断”特征的要素市场，在生产资料市场中，农户所需的化肥、农药、良种和机械多数由少量生产资料公司专营，分散的农户并不具有与生产资料供给者进行有效谈判的能力，而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很难深入到上游生产资料提供领域；在资本市场上，农村存在着比较典型的“供给短缺主导型”的金融抑制现象，农户之间依靠的主要是亲戚朋友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型信贷，正规金融机构不仅因贷款条件苛刻而对农户的金融支持不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将农村剩余资金转为非农信贷的“虹吸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上，户籍制度因涉及公共产品再配置而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在不同地域和产业之间的职业转换，且农民工就业也大多集中于具有“苦、累、脏”等特征的城市形成部门。另一方面，从产品市场来看，农户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供给者，虽然进入市场从事农产品交易的自，但并不能对农产品价格形成持续有力的影响，农户的农产品销售存在着“小农户、大市场”的不对称性。市场尚未发育出可以有效缓解自然风险的农业保险体制以及有效缓解市场风险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经常遇到“蛛网模型”所展示的市场困境：产量和价格的滞后决定意味着农户对市场具有“瞄不准”特征，而在某些国有农产品流通机构的机会主义影响下，农户也不能充分享受农产品价格上调所带来的经济福利。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的生产目标正从风险规避向利润追求演变，要素投入正从劳动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演变，市场条件正从市场不完全向逐渐完善演变，这意味着当前农户的经济特征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自然的，过渡小农是与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背景紧密相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不仅为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提供了条件，而且可以通过反哺和带动效应直接促使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而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农户的生产目标更多与商品交易连接起来，且农户生产要素购置和农产品销售所面临的市场条件也在发生转变，这说明，过渡小农是对当前我国农户经济特征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描述。

四、过渡小农条件下中国农户发展的政策选择

我国当前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过渡特征，这体现在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方面，导致过渡特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在过渡小农的条件下，农业和农户发展的政策应具有针对性，即应尽量契合过渡性才可能内生出农业发展的自生能力。据此，当前我国农户发展政策应围绕农户生产目标、生产要素投入和市场体系完善三个方面展开。

在农户生产目标层面，我国农户生产目标仍体现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的某种组合，这是农户对经济体中较少为其提供风险规避手段的一个理性反应。在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且社会保障不充分的条件下，农户只能选择高比率的自给性生产和土地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并通过土地来提供保障，所以农地除具有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8] 然而，“亦工亦农”的兼业化方式和商品率低的生产方式长期来看会损害到农业的分工经济。未来必须从两个层面提高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逐步形成对土地的接替性社会保障形式，提高农户参与市场并追求利益的能力：一是针对农业生产的风险规避，由于农业生产面临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加入WTO后的农业“绿箱”政策，积极创新投入机制和经营机制，通过发展农业保险体系、构建农产品期货交易、农产品收购制度等方式消减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特别是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政策性、综合性的农业保险体系，提升农户对生产过程中自然和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二是针对农户生活的风险规避，由于土地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承担着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必须通过国家性社会保障和合作型社会保障的发展来替代农户的非正规型社会保障，必须通过完善农村的医疗、养老、就业培训、子女教育等制度安排，提高农户抵御生活性风险的能力，增加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使正规社会保障延伸至农村，鼓励农民形成自发、合作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户要素投入层面，当前我国农户生产中的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已有了显著提高，但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意味着劳动密集投入仍极为普遍。未来必须积极推进生产要素投入方式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通过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为此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户籍制度改革，拓展农村劳动力的流转渠道，降低农村劳动力流转的交易成本，使工资能够真实反映劳动力要素的供求关系。由于农户和其他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主要是产业意义上的，因此农村劳动力流转应不仅强调提高城市化率来实现劳动力的异地流转，而且强调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劳动力的本土流转，城市化水平提高和改造传统农业是实现要素投入方式转化的两个基本方式。劳动力流转将提高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激励农户更多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而改变劳动密集型生产。另一方面，机械、化肥、良种、农药、薄膜等生产资料对于农业生产率提高至关重要，而生产资料的有效利用需要考虑资本和技术两个条件。为此，必须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改革，降低正规型金融供给的交易成本，扶植小额信贷等农村内源性融资方式，通过正规型和非正规型两种渠道来解除农户面临的金融抑制；必须形成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典型试验―普及推广的农业技术进步模式，培养更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的贡献度。

在市场条件完善方面，我国农户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趋于优化，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农户面临的市场不完全或不充分的情况依然比较突出，农户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存在着“小生产―大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格局。为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户生产的组织方式创新，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以完善为指向，改革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使家庭式、所有农户兼业的生产方式向企业式、部分农户专业的生产方式转变。在此基础上，发展遵循“农有、农治、农享”理念的专业合作组织，逐渐实现农业生产资料共同购买、农村资源共同开发和农业产品规模销售，以降低农民参与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强农民发现市场价格的意识和能力，并在农业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市场载体方面，应逐渐解除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的垄断格局，消减生产资料供给者和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不对等；明确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取向，拓展农产品交易品种、加强交易的网络建设，在现货市场和远期市场之间形成协调，形成有效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应在扩展集贸市场的基础上，规范批发市场的发展，提高批发市场的效率，促使批发市场在农产品流转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需要健全农产品价格预警和调控机制，以期货市场和国际市场为引导形成适合中国的农产品价格预警机制，并在农产品价格偏离“警戒线”时采用经济手段有效平抑波动。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解析“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是分析当前农户的经济性质。本文在对“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两个理论线索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过渡特征，过渡小农为描述当前农户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途径，具体地说：在生产目标方面，农户生产目标仍体现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之间的组合，但通过市场追求利润正逐渐处于主导性地位；在要素投入方面，农户的要素投入虽然强调劳动的基础性作用，但对资本和技术性因素的使用程度在不断增强；在市场条件方面，在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农户经营所面临的外部市场条件正在不断改善，但与“理性小农”假说所隐含的完备市场状态相比仍有很大距离。显然，农户经济性质的过渡性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背景紧密相关的。未来，我国应立足于资源禀赋条件，从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完善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切实推进农户的经济性质演变。在这个方面，中央政府已将“三农”问题放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高度来对待，并针对农民社会保障、农业风险管理、农村劳动力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组织创新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等问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这些将在本质回应当前农户经济性质的过渡特征，并逐渐内生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自生能力及“造血”机制，促使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等多重目标的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1]A.V. Chayanov.“The Theory of the Peasant Econom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1966.

[2]Scott,J.C.“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

[3]Schultz,T.W.“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

[4]Popkin,S.“The Rational Peasant: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5]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篇2

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教师有着和我同样的困惑：如何巧妙地实现教学内容的衔接和过渡？如何顺其自然地承上启下？从而让整个课堂显得更流畅，更具有整体性和连贯性。为此，我进行过多次的尝试，结果都差强人意。但是，无意中我使用了一道选择题，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现将片段呈现如下：

在进行《发达的古代农业》一课教学时，通过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等多媒体资料，引导学生分析概括了小农经济的诸多特点。接下来，我并没有急于分析小农经济的地位和影响。而利用幻灯片展示了一道选择题：

（2012年1月宁波市高一期末21题） 谚语是民众智慧和经验的总结。下列谚语能够反映我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特点的是（ ）

A.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B. 黄牛过河各顾各

C. 苗儿出得齐，丰收不用提

D. 小满芝麻芒种谷

结合刚才的分析，同学们不仅很容易判断出答案是B，而且还对其他选项进行了辨析。但是，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接下来，我声情并茂地引述了王家范先生的一句话“中国古代一些有闲情逸致的文人常误读了农村的乡野风景，为所谓的恬静而心醉如痴。”在同学们安静和期待的目光中，我进一步引导同学们思考：此处“自给自足”中的“足”究竟是什么含义？有的同学随口说出“富足”，还有的同学思考后纠正说应该是“满足”。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农民的真实生活，我随即呈现了一段史料：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

――西汉 晁错《论贵粟疏》

通过对这段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同学们对自耕农的生活有了全面的认识：常年劳累，终年无休，异常辛劳和艰苦，且承受繁重的赋税徭役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处于贫困的边缘，随时面临破产。

篇3

研究

中国社会的发展关键取决于国人自身的努力，因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素。而国人的行动又取决于国民性。综观中国历史，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流氓性与文盲性，或者也可以说国民性的两大痼疾是缺乏诚信和理性。

什么是流氓？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是原指无业游民，后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赖等恶劣行为。

流氓性不同于流氓。流氓是一种具体和表象，而流氓性是一种抽象和实质。流氓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诚信。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 “诚”即真实无妄，其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真实无妄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故“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正如《中庸》所说，“不诚无物”。“信”的基本含义就是诚心实意，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它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吕氏春秋》有《贵信》篇，把信当作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并主张人生以诚信为贵，“君臣不信，则百姓毁谤，社稷不守；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

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

什么是文盲？辞海的解释是：不识字或识字极少的人。这里文盲性不等同于文盲。文盲性的深层表现是缺乏理性。不识字不等同于没有理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理性水平的提高。知识分子不是文盲，但不能排除知识分子具有文盲性。有些农村老汉斗大的字不识，但并非就一定具有文盲性。

在中国，文盲性的主要表现是：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

与产生流氓性的根源一样，文盲性产生的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产生文盲性的经济基础。落后与愚昧是紧密相连，“穷”与“愚”是互为因果。治“穷”关键在于治“愚”；同样，治“愚”关键也在于治“穷”。其次，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是催生文盲性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总是与文盲性相伴而生。文盲性为专制提供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专制主义又不断催生着文盲性。再次，封建专制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文盲性。

另外，流氓性与文盲性也是一对互补的范畴。文盲性催生流氓性，流氓性催生文盲性，二者构成一个循环的怪圈。

流氓性与文盲性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是深远和持久的。

首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成本。诚信的缺乏，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无序。诚信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诚信的本质体现在诚与信两个方面。有诚者，则个人品格就高尚，而个人品格高尚，则社会竞争主体行为的合理化就能得到保证。有信者，则个人与社会的承诺就能得到遵守，而遵守承诺又是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的重要保证。众所周知，健康社会应满足有秩序的基本条件。而当一个人自己既遵守对自己的承诺，又遵守自己对别人的承诺，这时，社会秩序也就有了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 ，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另外，理性的缺乏，也导致资源配置只有短期最优，而无长期最优；只有局部最优，而无整体最优；只有个体最优，而无社会最优。

其次，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法治本质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遵守众人的约定。所以，有了诚信和理性，法治社会也就有了保证，法律就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另外，法律是一种外在约束，诚信和理性是一种内在约束。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和理性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同时，内在约束同外在约束相比，内在约束是更为基础的约束。一个社会竞争主体，只有将外在约束建立在内在约束的基础上，并且能将两种约束有机统一起来，其约束才是最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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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无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而诚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因为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伪民主。

第四，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面子”与“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秩序均衡。一方面，人们总是希望别人有诚信和理性；另一方面，对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于是，“面子”就应用而生。虽然“面子”是给别人看的，其对人的约束力是有限的，但相对于无序而言，

“面子”仍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约束。所以，“面子”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无序竞争的自组织均衡。另外，“血缘”也是由于社会竞争中诚信和理性的缺乏所导致的一种合作均衡。人们产生合作的路径主要有：血缘、地缘、业缘等。其中血缘是产生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而在诚信和理性缺乏的条件下，合作一般会更趋向于路径最短化，所以，重血缘，讲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浓重的一道风景线。

第五，缺乏诚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的滞后又进一步使诚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结构，并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解决流氓性与文盲性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

篇4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必修2（2007年1月第3版）第5页“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一目有这样的表述：“汉朝以后，铁犁牛耕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到第6页“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一目则表述为：“随着农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动到个体农耕的变化。”同一教材两处对耕作方式的不同表述不免让人产生疑问：这里所讲的耕作方式到底是指铁犁牛耕呢，还是指中国古代农业从集体耕作发展为个体农耕？

岳麓版历史必修2（2007年6月第2版）第5页“从千耦其耘到个体农耕”一目有这样的表述：“我国古代农业的耕作方式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商周时期……应运而生。”岳麓版教材所讲耕作方式变化的意思是：从“千耦其耘”的集体协作发展到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耕。

大象出版社历史必修2（2004年6月第1版）第1课《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的第一目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有这样的表述：“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叫做刀耕火种……精耕细作。”大象版教材把耕作方式的变化理解为对生产工具的使用，即从刀耕火种发展为铁犁牛耕。这种理解与岳麓版教材看似也是矛盾的。

二、目前对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的两种理解

观点一：将耕作方式理解为对生产工具的使用。陈梧桐主编的《普通高中新课程历史教学研究与资源丛书（历史必修Ⅱ）》“中国原始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是什么？”中认为：“原始农业主要使用石器，还有木、骨、蚌器，耕作方式则经历刀耕火种到耜耕的发展过程。”江苏教育出版社《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解读》（200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在农业生产中，主要耕作方式是使用铁农具和牛耕……内容标准注重主要耕作方式，是想让学生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

何炳棣在《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一文中提到：“论到原始耕作方式，尤其是华北的原始耕作方式，一般考古和人类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是‘游耕制’。……华北黄土区最早耕作方式决不是一般所谓的‘砍烧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也把耕作方式理解为生产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耕技术。

观点二：将耕作方式理解为生产组织经营方式。任世江在他的《古代中国经济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耕作技术与耕作方式有因果关系。曲辕犁增强了劳动者个体独立操作的能力。同时期西欧使用带轮的重犁，比较笨重，一个人就干不了。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的编户制度以户收税，强令成年男子分户，这也是形成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耕作方式的原因。”任世江对耕作方式理解的观点是：耕作方式不是生产工具或耕作技术，而是由二者引起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他的观点与岳麓版教材的观点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