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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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近几年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已经逐渐得到了完善，并已经成功地由计划经济转变为了市场经济，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那么，为了能够均衡我国政企之间对经济的掌管权利，国家政府开展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双方相互牵制、相互影响，最终得到共同发展。所以，政府为了能够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进行有效的掌握和控制，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控制工具，那么，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之间到底存在着则样的关系呢？本人将在本文中进行简单的探讨。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现状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很难能够效仿与其他国家，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都是在不断地摸索当中得到发展的。那么，面对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至今，我国的经济水平已经明显得到了提升，但是，仍然存在着自己的问题。

（一）我国总体经济增长速率减慢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提出，国家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后，我国经济水平得到了迅猛的提高，并逐渐走上了国际化的行列，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实力。但是，就最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来看，我国的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减缓的现象，GDP的增长总值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平均增速却在不断地小幅度地下降，就比如2008年的统计，其第三季度的GDP增速相比于第二季度来讲降低了1.4%，相比于2007年的总体增速降低了2.3%，虽然就现有的总体GDP总值来讲，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仍然处于平稳，但这少量的下滑现象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二）我国总体物价上涨速率逐渐下滑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物价上涨十分厉害，物价水平也逐渐提高，但是，总体物价上涨的速率却在下降，尤其是在原材料和燃料方面。据相关材料分析，近几年的原材料、燃料等工业用品的进口价格在不断地上升，且上涨速率在逐年增加，但是，在国内的销售价格的上涨速率却在逐渐降低，面对这样的反差，将影响到相应企业的差价利润的提升，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降低，减缓企业经济水平的提高，这对于社会总体经济的发展来说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

（三）进出口贸易顺差下降，影响国内经济利润提升

进出口贸易是连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国外资金流入的重要环节，并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随着我国这么多年来对进出口贸易的苦心经营，我国的进出易越来越频繁，我国的国际化经济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虽然这对于我国经济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但我们要能够同时意识到我国的进出口顺差在开始慢慢回落，也就是说，许多货物的进出口价格的上涨速率在增加，但销售价格的增速却在小幅度地降低，这样可能会降低我国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利润，虽然现在还没有明显地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增速，却已经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四）我国企业利润出现下滑现象

企业，是支持国家经济持续上涨的重要部分，是保障国家经济稳步发展的基本单元，不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国民企业，不论是工业企业还是小型企业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型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在开始出现回落，其再生能力受到了抑制，且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造成了企业宏观经济问题。而正是因为大型企业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我国的一些中小型企业的经济水平也开始出现了波动，在经营和发展上开始出现一定的困难，再加上最近几年各种食品问题、企业诈骗问题等都大大地阻碍了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造成其利润下滑，甚至是倒闭。

当然，我国宏观经济就整体而言发展是相对平稳的，并仍然保持着上涨的趋势，但是，面对现在增速的小幅度降低，我们决不能够忽视，要能够有效地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来改善现有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以保障我国的不断发展。

二、财政政策的运用

所谓的财政政策，就是指政府根据当下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所用来调节和指导财政部门工作的总体原则，一般是通过政府的支出及税收的政策来极性调节。分别包括了三种运用形式，即收入政策、支出政策及平衡政策。

（一）财政政策中的收入政策的运用

收入政策，就是指当社会供给小于社会需求时，国家能够通过提高税收、增发国债等方式来抑制社会需求的增加，这样一来能够强化中央集团的财政地位，改善了供与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暂时缓解供不应求的现象。但是，收入政策具有较强的片面性，即因为增加了税率，提高了税收，使得社会人民的生活负担，这样一来容易打击到人民工作的积极性以及交税的主动性，这样反而会违背财政政策实施的初衷，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的发展，这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加快国家发展脚步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影响了社会的进步。

（二）财政政策中的支出政策的运用

相比于收入政策而言，支出政策在激励社会人民的工作积极性方面具有加大意义，在政府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也更具有灵活性和高效性，而且能够有效地改善我国经济的支出结构，扩张经济支出的规模，对于提高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虽然支出政策能够有效地改善现有的供求关系，通过直接影响社会总需求来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状况，面对收入政策的运用却又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也就是说，当我们既想要增加收入又想要增加支出时，二者就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因为二者运用的最终结果是不相同的，这样一来就很有可能会造成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问题。

（三）财政政策中的平衡政策的运用

为了能够全面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均衡性，我们一定要能够加大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要能够发现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就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而言，最为凸显的问题就是供不应求，我们要能够充分地均衡我国的供与求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那么，有效运用财政政策中的平衡政策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通过平衡政策，我们能够有效地控制我国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平衡，做到财政上的平稳发展，准备好足够的平衡基金以备各种财政问题的出现，这样一来能够更加有效地运用各项财政政策，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国家财政政策的运用是为了能够提高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调控力度，是为了能够保障我国经济稳定、安全的发展的重要举措。我们要能够有效地将各项财政政策相互结合，共同运用，这样才能够为我们的经济水平的提高创造良好的发展背景。

三、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一）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具有调控能力

1、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培养宏观经济调控基础

中央财政收入是政府对国家展开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和保障。但是就我国现在的政府财政收入所占国家GDP总值情况来看，其所占比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要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得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国家税收、增发国债、做好预算外资金的准备等财政方式来为政府聚集更多的财力，从而能够全面提升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宏观经济的发展做好保障工作。

2、能够优化我国政府的财政结构，保证支出与收入的平衡

国家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保障。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运用，能够优化我国政府的财政结构，保障政府财政的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平衡，从而能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合格的国家公共财政框架。所以，为了能够调整好政府财政的结构，在经济的投入方面一定要能够充分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首先，我们要加大政府在高兴产业以及知识经济方面的财政支出，从而激发我国高兴技术行业的发展，提高国家软实力；其次，我们要能够考虑到国家的开发战略，加大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财政投入，促进国家的经济的全面提高；当然，在农业的投入上我们也要加大力度，这样才能够激发农民的工作热情，才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做好保障工作；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国家福利事业的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福利事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比例，让人民感受到国家对他们的关注，从而激发人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持。

3、能够有效地控制及规范宏观经济中政府的职能

在宏观经济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能够及时地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补救，能够及时地恢复国家经济水平，减少经济损失。所以，政府要能够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充分重视财政政策的指导作用，刺激国家内需，提高国民经济意识，做好自己的财政预算工作，为市场的经营失灵状况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同时，政府要能够减少对企业经营的管理力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经济的干预，运用财政政策的扶持作用来激励企业的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国家经济水平。

（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拉动社会消费水平，促进宏观经济水平的增长

通过国家对财政政策进行不断地修订和改良，能够有效地提高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并通过对政府财政支出及收入上的平衡，增加了政府对人民生活的投资，提高了人民的工资，从而能够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手段能够有效地激发人民的消费水平，增强人民的消费意识，通过不断地提高国民的消费能力，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家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往来，这对于全面提升国家的GDP总额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此一来，自然能够全面提升国家的经济水平。

2、激发了人民的工作热情，加速了宏观经济的发展

在政府不断地改善财政结构时，为了能够提高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效用，提高社会福利保障的投入、提高人民工资并加大对人民的奖励津贴力度是重要的环节。通过这样的措施，能够有效地平衡政府的支出与收入，同时让人民感受到了国家对自己的关心，国家对自己的重视，从而激发了人民的工作热情，促使他们能够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工作当中去，从而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创造出更多的GDP，这对于加速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3、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完善，实现了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

为了能够有效地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有效地控制，财政政策是重要的环节。通过财政政策的运用，缓解了政府对我国各企业的管理压力，放宽了我国企业的发展限制，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同时还能够有效地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到一个宏观调控的作用，减少了政府的之间参与，这样能够激发我国经济的自由、快速地发展。

四、结束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逐渐形成一种宏观调控的形象，而财政政策则是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我们要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份工具，这样才能够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军.市场经济与我国的财政问题[J].科技经济市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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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随着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显现并向全球市场蔓延，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经济，而且引发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动荡，给全球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种种迹象表明，次贷危机的影响比原先估计的要严重。受到美国经济的拖累，全球经济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将趋于回调。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减速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既要高度重视，也不能过高估计和过度反映。

第一，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风险加大，但应对衰退的政策调控力度也在加大。去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就已显现，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回落到0.6%，全年增速回落到2.2%，增幅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从近两个月的指标看，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仍在加大。一是失业率持续上升并达到历史新高。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去年12月份失业率升至5%。为2005年11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二是消费增长明显放缓。个人实际消费增幅从去年3月份的3.7%下滑到6月份的1.4%和年底的0.5%左右。三是住宅投资持续下降。美国住宅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5%左右，去年住宅投资同比下降0.97%，第四季度下降1.18%，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减速的压力。四是金融服务业利润水平明显下降。金融服务业利润水平通常是其他行业的3～4倍，花旗、美林等金融巨头接连报出大幅亏损的信息，表明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大。与此同时，美国应对衰退的政策力度也在加大。去年底，布什政府与房贷机构达成一项对部分次级房贷冻结利息5年的协议。今年1月份，美联储两次大幅降息75和50个基点，2月中旬，美国国会批准了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尽管从短期看，美国经济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增长放缓，但要看到，美国应对经济衰退的调整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和将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会发生作用。

第二，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但新兴国家强劲增势将缓和全球经济减速压力。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减速，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主要贸易对象国有直接的影响。据预测，西方七国集团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起的证券亏损额可能会增加到4000亿美元，大大超过原先估计的1000～1500亿美元。美国消费市场大约占全球市场的37%，美国进口需求萎缩，使整个发达经济体外部需求下降。欧洲中央银行研究表明，美国内需每下降1%，欧洲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25%。美元大幅度贬值，使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变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短期化趋势明显，政策差异性扩大。国际能源及原材料价格可能因全球经济增速趋缓而回调，从而减缓通胀压力，但粮食会依然紧缺，原油价格仍将处于高位并可能发生新的振荡。受美国经济趋缓、金融市场动荡和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趋缓。世界银行今年初发表的《2008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3%，低于上年预测的2007年3.6%的增长率。但也要看到，东亚地区以及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增势依然强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全球经济的过度下滑。

第三，美国和世界经济放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大于以往，但也不能高估这种影响。过去5年，我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繁荣期。这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扩展外需空间是分不开的。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中国制造”产品远销世界，使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2002年以来，我国出口年均增长近30%，自2004年后，我国出口额已稳步上升至全球第三位。2002年。2004年，我国年均贸易顺差为300亿美元左右。2005年贸易顺差突破1000亿美元，2006年升至1775亿美元，2007年达到2622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219%、74%和48%。按可比价格计算，外贸顺差对我国GDP的拉动分别为2.5、2.2和2.7个百分点。对美贸易顺差一直是我国净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在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中，对美国的顺差比重高达81.3%，2007年依然占到62%。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已使我国无法置身于全球经济之外而独善其身，美国及全球经济减速对我国的影响已不容忽视。但是，目前仍不能过高估计这种影响。随着近年来我国与新兴经济体联系的加强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完全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减缓美国及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外需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有效扩大内需和平衡内外需关系的能力。

第四，美国和全球经济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但也会成为出口结构调整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减速，有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据预测，今年我国经济增幅预期为10.5%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增速0.5～1个百分点，再考虑到全球经济体减速的影响，外部输入性因素可能使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一定的回落，这将有利于我国偏快的经济降温。与此同时，外部输入的减速压力，也可能促使我国加快出口结构调整、促使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外需空间缩小，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将促使我国扩大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加大对自主品牌的培育，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同时，次贷危机导致全球包括资源在内的资产价格普遍下滑，为我国海外投资提供了较多的机会，我国可加大海外投资并购力度，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开辟新的外需空间，增强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

二、雨雪冰冻灾害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分析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雨雪冰冻灾害，对我国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电力传输和能源供应造成了较大影响和损失。但从总体上看，雨雪冰冻灾害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局部的，影响程度将随季节变化和交通运输的恢复而明显减缓，不会改变全年经济的基本面，但造成的新的通货膨胀压力应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是短期的，对全年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不大。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煤电油运紧张，部分地区电网中断，使工业企业停产和建设项目停工。但这次灾害主要发生在1～2月份，正值全年假日最集中的时期，企业生产活动明显减少，建设项目施工恰逢“淡季”，造成的生产损失较为有限，随着季节转换和交通运输恢复，雨雪冰冻灾害的不利影响将明显减缓，对全年经济走势的影响十分有限。与2003年“非典”影响比较，这次灾害持续时间较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多方面措施，人们的心理预期比较稳定，对经济的冲击不会很大。与此同时，灾后重建将直接拉动交通运输和能源供应的基本建设投资，一些地区为弥补灾害带来的损失，会开足马力扩大生产，并扩大投资规模，反而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是雨雪冰冻灾害对农业的影响较大，但不会影响全年农产品供需平衡。根据农业部数据，截至2月23日，因低温冻害作物受灾面积1.78亿亩，绝收2530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0亿元，约占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的40%。但灾害影响是结构性的，在区域上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又主要集中在湖南、贵州、湖北、江西、四川5省，其受灾面积占受灾总面积的2／3：影响较大的品种主要是油菜、蔬菜、柑桔等作物，小麦主产区在北方，所受影响较小。从全年看，雨雪冰冻灾害对全年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需影响是有限的。截至2月12日，农作物受灾面积只相当于2000年～2006年的全国平均受灾面积的1／4左右。随着春季来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将明显减弱。与此同时，雨雪天气也缓解了南方大部分省区的旱情，对大部分作物的增产效应有可能超过减产损失。如果2008年不再发生超过正常年景的异常自然灾害，我国农产品供求总体仍将保持基本平衡格局。

三是雨雪冰冻灾害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高农产品价格，使通货膨胀压力更趋加大。雨雪冰冻灾害带来的交通受阻、成本上升等因素，将使受灾严重的南方地区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比灾前有明显上升，北方地区农产品尤其是南方反季节供应的蔬菜和南方生产的水果价格有小幅上涨。由于南方农产品恢复需要一定周期，预计灾后农产品价格仍会持续一段时间的高位。生猪养殖受到较大影响，猪肉价格可能延迟到秋季前后才能回落。总体上判断，这次雨雪冰冻灾害对今年一季度的价格水平会有较大推动。据测算，去年农产品涨价对今年一季度价格的翘尾影响为5.3个百分点（各月份分别为5.8、4.8和5.2个百分点），加上雨雪冰冻灾害和新涨价因素的影响，预计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可能在7%左右。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处于高位，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生猪价格上涨幅度最大。这次雨雪冰冻灾害带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会进一步加大食品价格的上涨压力，对中低收入群众的生活会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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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国家或政府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有四个：持续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水平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依据，国内和国外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还很缺乏，但已经有学者关注相关内容，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国际贸易

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工具，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紧密相连，一国的经济状况影响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也会反过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国际贸易量对宏观经济政策很敏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比如增加政府开支，对进口商品的支出也会增加，但支出比例的多少要依据具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金融市场，刺激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这个过程和国际贸易也是紧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增加，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厂商为了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会将生产资源转向国内，一国贸易收支状况恶化。相反情况，如果一国消费需求减少，国内生产商会主动开拓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情况改善。国家或地区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伴随着贸易量的减少，这引发了贸易怎么依赖金融市场的问题。传统上说，金融危机是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主题，而不是贸易方面的；同时还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贸易在全球商业周期中如何扮演传输渠道的角色。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者都被这些问题吸引，并且在使用联合方法找到新的答案。

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2010）研究的是国际银行问题，自从2008年银行倒闭和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引起了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极大兴趣。论文研究的是如果一国向国际银行市场开放，本国能否从中获利，并且怎样依赖国内市场结构。假设贷方是异质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显示，FDI能提高利润（常用的人存贷款利差的净息差），效率提高的同时，当地竞争使银行提高向借方收取的利率。如果允许国际银行通过收购国内高效率银行的方式进入国内市场会导致国内竞争下降，这可能是有害的。在不影响市场上次有效率银行的基础上，最有效率银行会提高自身利润来转移提高效率增加的利益，而不是通过降低借款利率。允许跨境贷款的替代选择可以使国内借款人受益于外资银行的效率，并且不会对国内市场结构产生负作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提高的是效率还是不稳定性；在金融体系改革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开放形式，论文得出的结论对当前这些争论有重要影响。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主题，一直以来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全球公认的。在相关文献中，最有力的结论之一是国际开放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作用。国内投资是资产积累和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Dong-Hyeon Kim， Shu-Chin Lin &Yu-Bo Suen（2010）实证研究贸易和FDI能否提高国内投资总水平。研究发现两者关系不明显。基于国际和国内投资的替代水平，FDI可能不能提高一国的投资总水平。文献显示，贸易和FDI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不同，对投资水平的作用依赖于国家已存机构的复杂程度。在人力资本和金融体系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贸易不利于国内投资，而FDI有积极作用。在机构发展成熟的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贸易比FDI发挥更有利的作用。这些结果为国家决定货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顺序提供政策建议。

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2010）研究垂直专业化和贸易在中间投入的影响，用新凯恩斯模型重现和解释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商业周期。该论文的关键创新点是引入更丰富的垂直结构，顺序联系——三级垂直结构，比之前的研究更具特色。作者用最先进的贝叶斯统计估计模型参数，结果显示模型成功重现了体现国家利益的一系列商业周期时刻。最重要的是，模型重现了在商业周期中，提高跨国贸易结果的经验观测值，这个结果对许多假设不太丰富的模型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另外，该文献为全球经济中出现的传统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颖的、重要的见解。

在金融危机中贸易量下滑严重，在“大衰退”中产量下降明显，然而贸易量下降的比例更大。人们怀疑，金融市场混乱导致产量下降的同时引起贸易量剧烈下降，人们也怀疑企业贸易活动与金融市场关联度不同其感受到的危机程度也不同。Brahima Coulibaly， Horacio Sapriza& Andrei Zlate（2011）利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水平数据验证后一种假设。论文的一项贡献是为公司应对全球需求提供政策建议，可能消除由于金融约束带来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如果危机前金融状况比较好，公司可能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替代融资的能力——用贸易信贷融资替代外部金融融资——也可以使其免受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在金融脆弱性给定的情况下，替代融资能力差的公司销量下降的多。论文为金融异质性和公司为应对危机选择融资渠道替代带来的后果给出了有效指示。

在“大衰退”末期，政府重新重视运用财政政策管理宏观经济，用财政政策代替已经被利用到最大限度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颁布“购买国货”的条款，这限制政府把支出花费在国内而不是进口商品上，这些政策在国际上引起巨大争议。Mario Larch &Wolfgang Lechthaler（2011）运用财政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贸易和财政理论数据创建模型，确定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府支出并分析政府支出是否应该排除进口。研究发现，一方面，购买国货条款可以消除传统外部性，在由国内纳税人确定的成本水平，财政支出对国外生产者有益；另一方面，购买国货的财政政策会提高成本，因为消费者不能购买比国内商品便宜的外国商品，这会降低整体消费和福利水平。文献研究如何从国际贸易理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有效地应用到公共经济学领域。

长期以来，在国际宏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领域，企业基于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定价行为是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经典主题。不同的定价策略影响货币政策在国际和国家间的传导，相反地，货币制度的性质可以跨市场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Julien Martin&Isabelle Méjean（2012）通过分析法国出口商向EMU国家出口商品时的定价行为，研究欧共体内的金融与货币联盟（EMU）对出口公司定价行为的影响。该文献发现，EMU对价格离散有显著影响：相对于EMU以外的欧洲地区，转变成单一货币时减少的价格离散大约是出口价的1%。作者运用高度分散的数据研究公司异质性的作用，数据显示采用欧元对大出口商的定价惯例有重要影响。当把异质性考虑在内采用单一货币时，减少的跨市场价格离散比例更大，相对于非EMU地区达到4%。因此，对于传统争论，是否应该采用统一货币加强市场整合并减少偏离一价定律，文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Ling Feng and Ching-Yi Lin（2012）通过研究广延边际对金融摩擦和国际货物贸易可能出现的相互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实证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参与国际贸易货物的范围。采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在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信贷紧缩会减少贸易量，后者是每种货物的贸易量。从理论上讲，论文创建了随机动态模型，把贸易理论中的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受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约束的报关决策，固定和沉没成本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元素；信贷限制的金融约束，信贷基于企业价值以及由此预期到的企业利润。出口成本包括非出口商没有的固定和沉没成本，模型显示，出口商为获得每单位利润比非出口商需要更多的贷款。较高的贷款利润率意味着金融约束力更大，并且更易受到金融约束的冲击。关于为什么金融冲击对贸易影响特别大，模型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松，戴翔.宏观经济政策对对外贸易的影响[M].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05.

[2]Beatriz de Blas& Katheryn Niles Russ，FDI in banking secto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NBER Working Papers 01/2010.

[3]Dong-Hyeon Kim，Shu-Chin Lin &Yu-Bo Suen，dynamic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Economic Modelling27（2010）254 261.

[4]Chin-Yoong Wong & Yoke-Kee Eng，Vertically globalized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New Keynesian Phillips curve，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impact factor： 0.76）.01/2010；21（2）：198-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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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经济政策，即政府及相关行政部门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制定的宏观战略，对整个民族、国家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将市场与政府视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稳定宏观经济、追求经济增长、公平分配收入、提高工作效率方面，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卫生经济政策的制定，不仅是体现卫生事业大众性、公益性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其重要的资金来源。而国民收入支撑着政府、乃至整个国家的运行，亦是医学卫生领域筹措资金的重要渠道。

 

基于卫生领域筹资以及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应严格依照宏观经济规律，制定关于卫生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以此来促进卫生经济领域的壮大与发展。

 

1宏观经济学重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政府与市场的重要性是极为明显的，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同时也是构建和谐、文明社会的核心因素。凯恩斯曾提出过下述观点：宏观经济是平衡整体经济数据、制约某种超脱现象及个体特定行为的重要举措。虽然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调节功能，但是却无法有效解决群众失业及市场需求不足等问题。若要确保“国富民强”、“经济繁荣”以及“高就业率”，那么就必须发挥政府及行政部门的职能作用，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他们主张采用通货膨胀这一经济政策，刺激个体投资，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而提高就业率，满足市场的内在需求。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受经济危机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多重影响，一些国家政府进行了反思，开始意识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在提高生产率、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等方面的重要性。而在弥补市场机制与作用这一问题上，则认为国家政府在稳定宏观经济、追求经济增长、公平分配收入、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此之后，社会正式步入繁荣发展阶段，混合经济模式取代了以往零散的、毫无作用的经济形态。而政府则通过制定货币管理计划、支出策略及税收策略来调控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担子也愈来愈重，被赋予多重职能，诸如为社会上的贫困人群失业者及孤寡老人提供最低社会保障;征收所得税，对经济进行管制等等。

 

2卫生投入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内容

 

所谓的国民收入，一般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企业家、资本家、劳动及土地等多个生产要素所得利润、租金、利息以及工资的综合。国民收入是目前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尺，也是体现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生产力的综合性指标，

 

国民收入自面世开始，便需对其进行分配，一般分为再分配与初次分配两种形式。这里所指的初次分配，是在参与生产过程的当事人之间所进行的。而再分配则是在社会个体、经济部门、非物质领域及物质生产领域之间进行的活动，需依靠国家预算、保险费、物价及税收等经济杠杆进行。一般来说，从事非物质活动的包括医务人员、教师、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军人与国家行政人员等，他们所得报酬是根据国民收入再分配而获取的。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与初次分配，而逐渐形成了各个方面、部门、人群及社会团体的最终收入。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进行渠道主要有下述几种，即：

 

2.1国家预算

 

所谓的国家预算，所指的是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制定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首先，集中资金，统计出国民总收入，并预算出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福利设施、国防建设、文教卫生以及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支出。

 

2.2银行信货

 

所谓的银行信贷，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一般是指在不改变资金所有权的背景下，集中社会上闲置的货币与资金，然而向个人、企业或社会团体发放贷款。这样一来，虽然改变了资金的使用时间、方向、用途及主体，但是信贷机构却由此获利，可将资金用于支付职工工资、提留信贷企业基金以及充实信贷运营资金等。因为差别利率的变动，促使贷款者与存款者的收入也发生改变，从而在居民、职工及各大工商企业之间进行了再分配。

 

2.3劳务费用

 

在国家分工体系结构中，为了满足个人生活需求，一部分劳动者通过付诸辛苦与劳动，来获取相应的报酬。而提供劳务活动的单位可将各项劳务经费应用在缴纳税金、提留基金、支付管理费用与职工工资等方面。而这种劳务费用的管理、统计与支付，促使国民收入进行了再分配。

 

2.4价格变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价格的波动与国民收入总量并无太大关联，但是，却会影响居民与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市场价格的调账，对交换双方的收入存在着较大影响，若提高了市场消费品的售价，将会减少居民的收入。从而，在农民、职工、企业、部门与国家之间，实现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3卫生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卫生经济政策是促进卫生事业发展、发挥其公益性、大众性特征的重要体现，一般包括资金的分配、流向与来源等几个方面。一般来说，卫生事业的壮大与发展取决于其经济政策的优劣，因此，应加大对卫生经济政策方面的重视与管制，通过制定良好的、实效性较强的卫生经济策略，来促进国民经济及卫生行业的发展。

 

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曾发表过下述观点：全民健康是以卫生筹资为依托的，一般涵盖三个领域，即：①以公平、效率高的方式使用资金或分配资金;②选择预后集资或预付款的方式，消除卫生领域的集资屏障;③大范围筹集我国卫生经济领域所用资金。这些领域的发展是确保全民健康的重要支撑，因此，有关部门应增强对此方面的重视程度。

 

卫生经济政策涵盖三方面内容，即卫生资金的支付与使用、分配、筹集。

 

3.1卫生资金的筹集

 

这里的筹集，是指个人、社会及政府在卫生事业发展方面作出的投入政府的投入又分多个方面，即专项经费、基础设施建设、运行补偿等方面的投入;个人的投入包括自付医药费等方面;社会的投入一般指的是医保资金。筹集卫生资金主要有下述几个渠道：

 

①现金支出，一般是指在接受卫生服务过程中，社会个体使用现金来支付医疗保健、护理、住院及门诊费用;②商业保险，投保人可依法选择一些有利于自身健康的险种，这种选择是自由性的;③社会保险，通常为社会或政府推出的强制性的保障项目，需严格依照社会契约来缴纳金额;④税收，涵盖间接税与直接税两个税种，在很多西方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为了凸显卫生领域的重要性，为其量身定做了独有的、专门的税种;⑤政府支出，是卫生领域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尤其对于那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较小，因而医疗卫生行业完全是依靠国家税收而发展的。

 

3.2卫生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卫生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与医疗保险分级补偿政策、药品零差率政策、卫生资金投入绩效政策等方面息息相关。一般可将其划分为四个方面，即：

 

①以地域为划分元素，卫生资金主要流向农村及城市;②以机构为划分元素，主要流向药品零售机构、公共卫生单位等;③以费用使用为划分元素，可将卫生费用分为卫生发展费用、公共卫生费用以及医疗费用等;④以人群流向为划分元素，可分为有无医保的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富人及穷人等。

 

3.3卫生资金的支付

 

一般是指卫生资金流向社会、个人或卫生机构的方式，可分为现付与预付两种类型，支付政策涉及个人、社会及政府的资金是采用何种形式流向卫生机构之中，包括医疗保险的支付制度、卫生部门绩效支付制度等等。

 

篇5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视以增加新技术供给来带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一方面据有关'九五'科技攻关资料来看:中央财政投入53亿元,引导地方和单位自筹资金达176亿元,获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950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照此来看,中央财政增加科技研究发展投入,比起基础建设来不但经济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带动民间资金跟上,因此的确值得大力增加,尤为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根据熊彼得的经济周期“技术创新决定论”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浪潮是吸引企业投资,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决定性因素。而同时我国在现实上也确有政府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必要性: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薄弱,造成工业产品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衔接甚至某些方面严重脱节,一方面许多产品供过于求,众多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产品,我国产业又不具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比如每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额都占到工业制成品总额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的机械及设备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国债技改贴息支出外,还应考虑大幅增加创新技术研究发展投入。其中除了组织国有科研单位针对企业的技术需要研究后再转让给企业外 ,还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研发,以便最终促进企业的技术,技改投资,增加有效而促进经济回升。

    而另外加强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的财政支持,降低学生学费负担,不但可使居民将原用于交纳学费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且还能改善其对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而有助于促进当前消费。而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则不但能提高我国职工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再就业,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 从以基础工程设施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以制度性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

    1,进一步加快社保体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为其意义不但在于社会稳定,改善居民的预期,促进当前消费而带动经济回升。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因为据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证一定速度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及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加快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会稳定,那么增长速度,就业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没多大关系了。而且以保经济增长速度来保就业,或许最终会像以前以保国企来保就业,保稳定那样被证明是缺乏效率,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改的……因此还不如现在就及早调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国债资金用于扩大,加强社会保障(如扩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资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础设施来保经济增长,就业了。而且这样做的成本更低:据最近的有关数据表明,3年5100亿的国债资金创造的就业岗位为500万人,每人每年的就业成本约为3万元左右,而现在下岗,失业人员的保障水平不过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这样就意味着与基建相比,同样的国债资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样水平的人员的生活安定外,还能省下另一部份钱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长远的教育,(尤为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等),科技发展等等方面。而且这样更有助于解决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此现在确应考虑及早调整未来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暂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项目的扫尾投入,以腾出资金来加强上述等方面,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很有利的。当然同时也应注重改革传统社会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中的相关论述那样。

    2,大力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建立起合理的新农村税费制度。以便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消费。虽然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财政资金,但考虑到这一来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复民心,在政治上有好处,二来农村税费改革可减轻农民负担,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效应的配合,而有望启动农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话,则中央财政也是能从工业品销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税收收入,而得到弥补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当然在我看来现行的农民税费改革方案确应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财政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农村税费改革中最大的阻力问题,我觉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费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就因中央财政没钱“买单”而使改革难以推进,农民负担反而难以迅速下降(这也是当前的情形),因此还不如大家合理分担,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费,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农民负担可快点减轻一点,中央负担又增加不太大,财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则农村税费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进了。

    3,高度重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为我国以前在市场建设中比较重视的是各种要素市场的建设,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没有同步建起强有力的信用保障体系,致使现在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也已开始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等行动,上海也开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等了,但这些也只是分兵作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现在因项目缺乏,国债投资增长乏力,同时因目前因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不良,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收益预期不良而致民间消费投资不振而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虽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费投资的信心,致使经济难以走出通缩形势。也说明以加快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等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了。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转而高度重视通过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通过设立政府担保基金等来为居民提供消费投资担保,而直接给人以消费投资的信心,以促进民间消费投资而启动经济的意义。而且从财政角度看,以设立担保基金来促进消费投资,比起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带动投资促进消费,效果可能更好负担更轻。因为一方面担保基金的资金担保带动系数大,同时又不必现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贷款到期再视需要尽担保责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减轻当前财政压力。而且比起经济效益差的基础建设,资金有去无回,容易产生'豆腐渣'工程等问题来,只要未来经济确实回升,就业增加,个人收入增加,投资收益好,受担保者能自行还债,则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钱去尽担保责任,而能减减轻财政负担,反而会因消费投资增加,税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这比起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启动经济,更值得我国政府好好重视研究,以便开创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政策来。因此我建议我国迅速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覆盖个人,企业等各种信用交易如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等等的综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体系。(具体参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 )

篇6

一 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视以增加新技术供给来带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因为一方面据有关'九五'科技攻关资料来看：中央财政投入53亿元，引导地方和单位自筹资金达176亿元，获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亿元，其中直接经济效益950亿元，出口创汇23亿美元。照此来看，中央财政增加科技研究发展投入，比起基础建设来不但经济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带动民间资金跟上，因此的确值得大力增加，尤为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根据熊彼得的经济周期“技术创新决定论”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浪潮是吸引企业投资，推动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决定性因素。而同时我国在现实上也确有政府大幅增加研发投入的必要性：有关研究表明：由于我国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薄弱，造成工业产品的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不衔接甚至某些方面严重脱节，一方面许多产品供过于求，众多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另一方面，市场需求旺盛的一些产品，我国产业又不具生产能力，只能靠进口。比如每年我国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额都占到工业制成品总额的一半左右，而我国的机械及设备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国债技改贴息支出外，还应考虑大幅增加创新技术研究发展投入。其中除了组织国有科研单位针对企业的技术需要研究后再转让给企业外 ，还可通过各种有效途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研发，以便最终促进企业的技术，技改投资，增加有效而促进经济回升。

而另外加强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义务教育等的财政支持，降低学生学费负担，不但可使居民将原用于交纳学费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费，而且还能改善其对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预期而有助于促进当前消费。而同时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再就业培训等，则不但能提高我国职工素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也有助于促进再就业，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二 从以基础工程设施建设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以制度性建设来带动经济增长。

1，进一步加快社保体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为其意义不但在于社会稳定，改善居民的预期，促进当前消费而带动经济回升。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依赖。因为据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证一定速度的原因，是为了保持及促进就业，而促进就业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稳定。而加快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则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会稳定，那么增长速度，就业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没多大关系了。而且以保经济增长速度来保就业，或许最终会像以前以保国企来保就业，保稳定那样被证明是缺乏效率，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改的……因此还不如现在就及早调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国债资金用于扩大，加强社会保障（如扩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费宝贵的资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础设施来保经济增长，就业了。而且这样做的成本更低：据最近的有关数据表明，3年5100亿的国债资金创造的就业岗位为500万人，每人每年的就业成本约为3万元左右，而现在下岗，失业人员的保障水平不过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这样就意味着与基建相比，同样的国债资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样水平的人员的生活安定外，还能省下另一部份钱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长远的教育，（尤为职业教育，再就业培训等），科技发展等等方面。而且这样更有助于解决城市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因此现在确应考虑及早调整未来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暂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项目的扫尾投入，以腾出资金来加强上述等方面，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应是很有利的。当然同时也应注重改革传统社会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中的相关论述那样。

2，大力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推进，建立起合理的新农村税费制度。以便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消费。虽然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财政资金，但考虑到这一来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复民心，在政治上有好处，二来农村税费改革可减轻农民负担，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效应的配合，而有望启动农村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话，则中央财政也是能从工业品销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税收收入，而得到弥补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当然在我看来现行的农民税费改革方案确应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财政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了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个农村税费改革中最大的阻力问题，我觉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费而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就因中央财政没钱“买单”而使改革难以推进，农民负担反而难以迅速下降（这也是当前的情形），因此还不如大家合理分担，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费，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财政负担，这样农民负担可快点减轻一点，中央负担又增加不太大，财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则农村税费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进了。

3，高度重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为我国以前在市场建设中比较重视的是各种要素市场的建设，却忽视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没有同步建起强有力的信用保障体系，致使现在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虽然政府也已开始建立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等行动，上海也开始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等了，但这些也只是分兵作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现在因项目缺乏，国债投资增长乏力，同时因目前因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不良，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收益预期不良而致民间消费投资不振而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虽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费投资的信心，致使经济难以走出通缩形势。也说明以加快社会信用保障制度等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了。因此我认为政府应转而高度重视通过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通过设立政府担保基金等来为居民提供消费投资担保，而直接给人以消费投资的信心，以促进民间消费投资而启动经济的意义。而且从财政角度看，以设立担保基金来促进消费投资，比起通过大搞基础建设来带动投资促进消费，效果可能更好负担更轻。因为一方面担保基金的资金担保带动系数大，同时又不必现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贷款到期再视需要尽担保责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减轻当前财政压力。而且比起经济效益差的基础建设，资金有去无回，容易产生'豆腐渣'工程等问题来，只要未来经济确实回升，就业增加，个人收入增加，投资收益好，受担保者能自行还债，则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钱去尽担保责任，而能减减轻财政负担，反而会因消费投资增加，税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这比起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启动经济，更值得我国政府好好重视研究，以便开创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政策来。因此我建议我国迅速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覆盖个人，企业等各种信用交易如消费信贷，中小企业贷款等等的综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体系。（具体参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保障体系”一文 ）

篇7

一、财政收入

1.税收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是通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来实现的。例如，经济萧条时，政府采用减税或降低税率的措施刺激消费和有效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起到阻碍经济衰退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可以采取增税或提高税率的措施抑制总需要过度增加，起到反通货膨胀的作用。改变所得税结构，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赋税负担，使低收入者减少负担，同样可起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从而降低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因此，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公债

公债，公债是政府对债权欠下的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内债是政府向本国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外债是向外国举借的债务，包括向外国借款和发行外币债券，公债不同于税收，税收是强制的，无偿的，公债是自愿的、有偿的，是政府运用信誉筹集财政资金的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券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当政府税收不足以弥补政府支出时，政府就会发行公债，使公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现代西文经济学家认为，公债的发行既可以为政府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又能影响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货币流通，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重要作用，影响货币的供求关系，从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对经济产生扩张或抑制效应。因此，发行公债也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二、财政支出

1.政府购买支出

政府支出是整个国家中各级政府支出的总和，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包括购买军事物资、警察装备用品、政府机关办公用品以及支付给政府雇员的工资薪金。政府购买支出中，发生了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交易，因而直接形成了社会需求和购买力，是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动会直接影响社会总需要水平，对整个社会总需需求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直接对产品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增加社会总需求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反之，当社会总需求水平过高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购买支出水平，如减少军费开支，实行裁员等，降低社会总需求水平，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水平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篇8

1.前言

政府调控、国有股一股独大、国有资金入市是研究中国股市的约束条件或前提条件， 似乎是不说自明的。中国股市设立以来， 政府调控股价指数高低的政策性作法， 不断实行。最典型的如1994年三大政策， 1997 年人民日报社论， 1999 年的五一九行情。股份公司的设立要政府批准， 控制较严， 而企业上市数量长期由政府控制和分配。股市的一个功能是为国企解困和改革服务， 上市公司的多数是国企改制以后上市的。而股市证券商基本是国有企业， 甚至近几年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也是由这些证券商发起的。中国股市的入市资金除了私人资金之外， 国有控股公司的资金、证券投资基金以至银行资金都具有国有企业资金的特点， 具有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下类似的资金特点[1]。中国股市的这些现象， 在发达的证券市场中不存在， 即使在其它新兴的证券市场也不存在， 或者只是微弱地存在。中国股市的上述鲜明特点，就注定了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对股市造成重大影响。

2.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的分配活动，它体现着国家与其有关各方面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财政资金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企业的纯收人。其大小取决于物质生产部门以及其他事业的发展状况、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益的高低、以及财政政策的正确与否，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经济建设、公共事业、教育、国防以及社会福利，国家合理的预算收支及措施会促使股价上扬，重点使用的方向，也会影响到股价[2]。财政政策是除货币以外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另一种基本手段。它对股市的影响也相当大。下面从税收、国债二个方面进行论述。

国债是区别于银行信用的一种财政信用调节工具。国债对股票市场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国债本身是构成证券市场上金融资产总量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国债的信用程度高、风险水平低，如果国债的发行量较大，会使证券市场风险和收益的一般水平降低。其次，国债利率的升降变动，严重影响着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价格。当国债利率水平提高时，投资者就会把资金投入到既安全收益又高的国债上。因此，国债和股票是竞争性金融资产，当证券市场资金一定或增长有限时，过多的国债势必会影响到股票的发行和交易量，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4]。

税收是国家为维持其存在、实现其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固定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国家财政通过税收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可以调节证券投资和实际投资规模，抑制社会投资总需求膨胀或者补偿有效投资需求的不足[5]。运用税收杠杆可对证券投资者进行调节。对证券投资者之投资所得规定不同的税种和税率将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税后实际收入水平，从而起到鼓励、支持或抑制的作用。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有以下几点：减少税收；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可以增加企业收入，从而提升股票价格。增加财政赤字，扩大财政支出。增加政府采购会增加相关上市公司的利润，提升股票价格。居民收入增加，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增强，提升股票价格。政府直接投资增加，比如投资能源、基础设施、住宅等，可以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提升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提升股票价格。

增加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形式，财政补贴会提高相关上市公司的利润，提升股票的价格。紧缩性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与上述情况相反。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非常复杂，投资人要结合其他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从而作出投资决策。

3.货币政策对股市影响（货币政策10年来对股市的影响）：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最近10年来对中国股市有着巨大的影响。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导致估值较低的股市长时间上升，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通常导致估值过高的股市长时间下跌。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最近10年来对中国的经济和股市有着巨大的影响。从上表分析可知，松动的货币政策一般能引发牛市，如06-07年的大牛市，上证指数直冲历史最高6124点；相反，从紧或者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往往导致股市表现不佳，持续向下调整。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与股市有极大的相关性。

3.1 2001-2005 年的熊市

2001 年初，中国股市估值过高、泡沫严重。2001 年5 月，中国人民银行在《2001 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要抓紧拟订严禁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的操作方法，加强对信贷资金用途的监督，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降低和防范信贷风险。"2003 年8 月，为了抑制流通中资金供给过快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中国央行在保持低利率的情况下，开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从之前的6%逐渐上调到2004 年的7.5%。2003-2005 年，中国央行发行的央行票据总额约为1.8 万亿元。货币政策出现"稳中从紧"的倾向。M2 增速从2003 年8 月最高的21.55%逐渐下降到2005 年初的14%。在这种情况下，上证指数震荡下跌，到2005 年6 月，一度跌破1000 点。市场估值水平回归合理，上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跌破16 倍。CPI 也由2004年7 月的5.3%逐渐下降到2006 年初的0.8%。

3.2 2006-2007 年的牛市

由于通胀回落，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有所松动，一年定存利率在2%附近维持了很久，直到2007年才真正进入加息周期。M2 增速连续两年维持在1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股市由于估值偏低、股改启动、大量外资流入（贸易顺差+外商投资+热钱），经历了一轮大牛市，从2005 年最低的1000 点到2007 年最高的6000 点，两年多时间里上涨了500%。市场再次进入泡沫状态，上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一度接近70 倍。

3.3 2009 年的牛市

2008 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中国的货币政策出现重大转向。2008 年11 月5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提出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一年定存利率从10 月开始下调，到12 月已经降至2.25%。存款准备金率也相应下调。中国政府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态度非常坚定，从11 月份开始，新增贷款急剧上升。2009 年1-3 月，每月新增贷款连续超过1 万亿。到3 月份，M2 增速已经达到25%，为近10 年来的新高。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A 股市场强劲反弹，到2009年8 月4 日，上证指数收于3471 点，上交所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约为30 倍，出现轻微的泡沫。

3.4 2010年到2013年熊市

宽松货币政策一般都会导致通货膨胀。从2010 到2011年，中国的CPI 分别为3.3%、5.5%。但是2012年CPI降为2.6%。自2010年以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是在12月5日下调0.5百分点，累计涨幅达到2.5%。面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国A 股市场经历长达两年的漫漫熊市，上证指数长期在2000-3000点盘整。

4.结束语

本文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股市做了一个全面的回顾。基于我国股市是政策市这一性质始终存在，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任何举动都会引起股市的动荡。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牛市，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保守的货币政策引起熊市。

参考文献：

[1]张兴昌.中国股市特殊性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经济学研究.2002.04

[2]龙飞凤.财政货币政策对我国股市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9.11

[3]周敏倩.财政投资问题研究.[J]江海学刊.1996.06

[4]何宜庆；陈平.股市与债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及动态相关性实证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2012.03

篇9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114-05

2006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就业与增长理论的著名代表人物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以表彰其在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近年来，由一人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项是较为少见的现象，由此可见诺奖委员会对费尔普斯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视程度，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文稿中称，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并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 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埃德蒙・费尔普斯，1955年获美国阿姆赫斯特学院文学士学位，1959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耶鲁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大学，1971年起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继蒙代尔(1999年)、斯蒂格里茨(2001年)之后，又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很广，几乎涵盖了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税收、价格、工资、代际公平、微观主体行为、财政和货币政策，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由于他在研究中将微观主体行为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突破了先前宏观经济研究的思维模式，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

经济增长黄金律

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费尔普斯是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积累黄金律”(The Golden Rul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从而确立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框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因此，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从全社会角度看，产出可用于消费和积累两个方面。产出一定时，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反之亦然。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认识下，费尔普斯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积累的黄金律：经济增长的童话》中，以人均消费量最大化作为长期经济效率的最优目标，推导出这一著名的黄金律。所谓“黄金律”是西方的谚语，意指人应像要求别人对待自己那样对待别人，包含了公平的价值取向，简言之就是每一代人的消费水平应该是一样的，当代人的消费不能牺牲后代人的消费。如果一个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使稳态人均消费最大化，那么在技术和劳动增长率固定不变时，如何选择人均资本量?对此，费尔普斯以他的资本积累黄金律来回答：“若使稳态人均消费达到最大，稳态人均资本量的选择应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2]也就是说，当一个经济的资本存量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恰好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加上技术进步率时，经济就处于最优的增长路径上。根据这一法则，最合意的储蓄率应等于资本收入和国民收入之比。如果当前的储蓄率高于黄金率的水平，那么便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从而降低了人们长期的福祉。换言之，他认为当代人的消费不能牺牲后代人的消费，因而要实现各代人福利相同并最大化。由于储蓄是减少本代人的消费，但增加未来各代人的消费，这就需要储蓄率达到某个水平。因此，过高和过低都不是最优的，即蕴涵“代际公平”的意思。这个创见澄清了几代人之间可能的分配冲突，费尔普斯对最优资本积累的研究说明了在什么情况下，每代人都能从总储蓄的变动中获益。那么，使本代人和未来所有代人的总消费达到最大化的储蓄率是多少呢?在《积累的黄金律：经济增长的寓言》(Phelps，1961)一文中，费尔普斯用公式加以表示，即S=Fk (K0，N0)K0/P0。将公式加以变换可得黄金律规则：资本的边际报酬率=折旧率。公式为：Fk (K0，N0)=sP0/K0，其中sP0就是产出中被用于投资的部分，因此当资本的边际报酬率等于折旧率时，所有各代人的福祉就达到了最大化。[3]

值得一提的是，费尔普斯还把黄金法则与研究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和投资结构的问题结合起来。1966年他在与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R.Nelson)合作发表的论文《人力投资、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中指出，经济增长取决于一个国家中有多少创新型或技术推进型人力资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有助于传播新技术，进而使落后国家更容易“赶上”发达国家。因为，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是影响国家的创新能力或赶超发达国家能力的根本。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一些实证研究发现，GDP增长取决于既有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其增长率。因此，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主要产生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费尔普斯和尼尔森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特别重要，因而不仅需要直接通过教育政策来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而且要通过R&D政策来间接地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可以说，费尔普斯关于人力资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经济增长和教育政策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也为后来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1958年，英国经济学家A.W. 菲利普斯(A.W.Phillips)根据1861―1957年英国的统计资料，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即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负相关关系。[4]249“虽然菲利普斯的发现是根据英国的资料，但研究者很快把这个发现扩大到其他国家。在菲利普斯发表他的文章两年之后，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反通货膨胀政策分析》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用美国的数据表明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类似的负相关关系”。[5]可见，这一关系显然得到了来自若干个国家数据的证实。其隐含的意义是，在低通货膨胀与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被迫的经济政策选择，决策者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扩大需求以降低失业率，但这样做会导致通胀率的上升。也就是说，低失业率与低通胀率对决策者而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根据这一理论假说，曾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都认为，选择低的失业率，就得忍受高的通货膨胀率；反之，选择低通货膨胀率，就得忍受高的失业率。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也是根据这一理论来进行宏观调控的。但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stagflation)，为此，美联储开始推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但这一政策没起什么作用，这充分暴露了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的局限性，而费尔普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预见到这一事实。1967年和1969年费尔普斯分别在《Economica》和《美国经济评论》公开发表了“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跨期最优失业”与“通货膨胀与就业理论的新微观经济学”这两篇论文，在这两篇论文中费尔普斯对20世纪60年代流行在经济学界的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有一个关键的缺陷，即只适用于短期，而不适用于长期。因为通货膨胀并不仅仅取决于失业，而且还取决于企业和雇员有关价格与工资增长的预期。费尔普斯认为，用菲利普斯曲线衡量通胀和失业率，总存在一个误解，一个滞后量。由于他的观点与弗里德曼高度一致，因此不约而同且独立地推导出修改了的菲利普斯曲线。他的贡献在于，将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改变成一条垂直线，其中的要害是引进了时间因素。费尔普斯在他构建的分析模型中，引入了“预期”这一新的关键变量，该模型表明：对于给定的失业率来说，预期通胀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导致实际通胀增加一个百分点。他的结论认为，在通胀与失业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权衡取舍，因为通胀预期将适用于实际通胀。比如，政府过去引发的通胀会带来通胀预期，这个预期将影响下一阶段人们对货币政策的看法。无论失业率处于什么水平，如果人们和企业预期通胀会上扬，他们就会在新的工资谈判中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或把商品价格定得更高，这就导致对通胀的预期会变成现实，结果是失业率不会继续下降，而通胀却会走高。因此，货币政策的变化只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活动和失业，而在长期失业率只由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条件决定。为此，费尔普斯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也即“均衡失业率”。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就是那种与零通货膨胀率或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相适应的失业率。[4]302费尔普斯认为，在自然失业率下企业将以平均预期工资增长速度来提升工资。短期内货币变动能够对实际经济产生影响，但人们对于市场条件的预期不会持久偏离实际水平，因而经济活动和就业终究会回到自然水平。

1970年，费尔普斯还建立了一个明确的适用于有摩擦、不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孤岛模型”，即假想了一个生产者和劳动力市场各自处于孤岛的经济情境，以研究如货币变动对于真实经济的影响。其中员工寻找工作和企业调整工资的行为可以解释均衡失业率的决定因素。在对于劳动力市场与工资的一系列研究中，费尔普斯发现任何试图把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以下的尝试都会引发员工的频繁跳槽，进而导致各个厂商竞相提高工资来保护在员工培训等方面已经支出的巨大投资，从而保护自己的劳动力不流失，其结果是形成一种未预期的工资膨胀状态。所以，在长期中，经济注定要向着“均衡失业率”靠拢，此时实际通胀等于预期通货膨胀，试图永久地把失业降低到均衡失业率以下只会导致持续攀升的通胀。费尔普斯的理论表明，将来的政策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定：今天的高通货膨胀意味着未来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使未来的政策选择更为困难；相反，今天的低通货膨胀意味着未来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而使未来的政策选择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在费尔普斯提出“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后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状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在理解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原因方面很快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调节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长期的失业率水平并不产生影响，货币政策仍然是一个跨期计划问题，每个期间都要根据其对通货膨胀预期变化的影响来确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对总需求进行管理。如今，在均衡失业率及不同时段下政策效应的替代关系的基础上调节利率，已是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主要政策工具。费尔普斯的这一理论已成为现代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奠基石，这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最为看重的贡献。费尔普斯通过在原凯恩斯体系中构建微观基础、引入理性预期，可以称其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先驱，也可以视其为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新古典主义的前驱。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他是在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之间的一位经济学大师，然而早在1976年弗里德曼就已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卢卡斯也在1995年摘下了这一桂冠，可是费尔普斯一直到2006年才荣登这一经济学的宝座，因此有人称其是一个迟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工资收入和通货膨胀的最优税收

20世纪70年代，费尔普斯的部分研究转向公共财政等其他方面，并作出了重大贡献。费尔普斯是在研究统计歧视中得出了最优税收理论。1972年他不仅在其专著《通货膨胀政策与失业理论》中，还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统计理论》论文中论述了他的统计歧视理论。他认为，当企业对各个工人的特征具有不完备信息时，会对具有同等生产率的工人产生不平等待遇。如果单个工人生产率被错误衡量时，就应该采用个人所属组群中的平均生产率数据，这样可以改善对各个工人生产率的预测，从而有利于工人的待遇更趋向平等。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费尔普斯继米尔利斯(Mirrlees，1971)之后探讨了最优工资所得税的问题。他假定工人每小时的工资率不同，然而政策制定者往往只能观察到工资收入，而不是工资率(或工作时间)，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在收入分配的顶点处边际税率将趋向于零(即使此时的平均税率可能很高)。由于萨德卡(Sadke)在1976年也得出了上述相同的结论，因此这一观点被称之为“费尔普斯-萨德卡后果”。在最优通货膨胀税收理论方面，他认为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都把通货膨胀看作是对名义资产持有者的一种征税，其实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出发，通货膨胀对政府来说实际上是一种税源，因此政府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税收之间达成最优化选择。为了消除税收以及其他因素带来的扭曲影响，他还强烈支持幅度有限的正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应维持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率，以便在各种税收之间达成平衡，形成最优通货膨胀税。在一系列有关最大化税收收入经济学的论文中，费尔普斯还指出：“降低某些税级的某些税率实际上反倒会增加政府岁入，从而有可能增加经济福利”。

费尔普斯与中国

费尔普斯被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奠基者之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新，就在于它适当结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比如理性预期理论，从而用理性经济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他在经济增长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劳动市场理论及最优税收理论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他自己总结的：“我开始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所期望的阐述，先是就自然率假设作了一种代数陈述，继而是构筑了(期望)均衡和失衡作为的最早的非互尔拉或者是不完全信息微观――宏观模型：一种企业通过工资等级进行竞争以留住有经验的雇员的模型(1968)；过渡性失业的安全岛比喻(1969年)；以及一种企业在客户市场进行价格竞争的模型(1970年)。随后的研究强调价格和工资认定或承诺非同步性的持久性(1968、1977、1978年)。再后来的研究是提出一种合同工资协议理论”。[8]埃德蒙・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可以说涉及宏观经济学各个领域，因此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宏观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且还加深了我们对经济政策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之间关系的了解，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充分就业、稳定价格和迅速增长之间的权衡与取舍。费尔普斯建立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从根本上改变了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对立的关系，对于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对最优资本税率的研究以及关于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研究为人们更好地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应该说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在经济理论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充分表明了费尔普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实至名归的。

费尔普斯对中国经济很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讨论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时，他总是非常兴奋。他曾多次访华，曾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工商大学发表演讲。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较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费尔普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合理、有效地将微观主体的行为引入到宏观经济分析之中，确是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值得重视的一个方向。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更多地还停留在数据分析和经济预测方面，并没有更深入地研究，如建立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包括工资曲线、消费曲线、经济增长周期曲线等，因此会导致宏观决策缺乏微观基础，缺乏从基本经济事实到宏观层面政策选择的科学解释。其次，经济增长黄金律揭示了均衡增长条件下的消费、储蓄、工资收入与资本回报之间的关系。因此，借鉴这一理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有助于我国的经济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然而，当前我们确实存在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等问题，正如费尔普斯在中国演讲时所指出的，持续的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的逐渐增长，最终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费尔普斯还指出，对中国政府而言，所有经济活动的过热，或者由过度投资引起的经济过热问题，只是一个短期问题，只要在培育2～3年情况下就可以消化解决，不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但中国面临的长期问题是，需要解决投资决策中的低效问题。费尔普斯的这一忠告，我认为是有参考价值的。其实，在中国不仅有投资低效率的问题，甚至还存在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本地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一边，结果产生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许多“并发症”，如高能耗、高污染、生活素质下降等，为此，我国应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加强金融结构的调整，根据国情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努力使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在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同时，提高投资效率和质量，在顾及人们当前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第三，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人们对政策的预期。需要指出的是，费尔普斯的“预期理论”深刻影响着当前的全球经济。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始终盯住通胀预期，数次调高利率，不断给“上火”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泼出凉水，严厉控制了通胀预期，可见当前美国的货币政策体现了浓厚的“费尔普斯色彩”。根据这一理论我国分别在2004年10月29日和2005年8月18日，两次小幅调高人民币利率后，也成功打击了未来通货膨胀的高预期，使当前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发展。当前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着力点，而我国当前之所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老百姓对未来预期不高，在收入、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有后顾之忧。为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增强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例如，合理提高工资收入，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快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制度改革等。第四，费尔普斯关于教育和技术变迁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理论对我们也有深刻的启示。他在中国演讲时曾指出，中国必须改变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为了追赶上美国和欧洲已经掌握的更高技术水平，中国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国内政策与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成功地过渡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技发展的阶段。他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于生产率增长特别重要。他在北京工商大学的演讲中强调，在现实世界里，教育是最关键的因素。如很多人受过教育，如果在社会群体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较高，那么，技术进步就会非常快，这样的话就会推动技术的增长，就会缩小差距，缩小平均技术实践和前沿技术实践的差距。从费尔普斯关于教育和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我们要反思当前的教育政策和科技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高R&D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努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培养造就高素质的产业大军，这对于加快科技进步、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都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面性的作用。

注释：

[1]张俊喜，费尔普斯.以人为本的经济学大师.南方周末，2006-10-12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篇10

当1997年我们还在将“九五”期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取向于控制通货膨胀时，当年的零售物价上涨率已经控制在0.8％的水平上了，而1998年零售物价下降到-2.6％。20世纪如年代后期以来，物价持续走低，待业和下岗的职工也越来越多，于是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即每年为此专发国债1500亿至1950亿不等。2003年又要发行1500亿国债，这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以为，财政政策的方式和效果值得反思。

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至少有三种。第一种是财政赤字向银行透支，银行不借款给财政，用超经济增加货币的办法来平衡，多增加的货币没有相应商品和劳务的保障，分摊在现有的商品和劳务上，扩大需求，引起价格水平的上升。这种办法的使用已经被人民银行法和国际性的银行协议所禁止。从实际的运行来看，由于物价持续走低，流通中货币量增加不多，就是这几年经济发行货币的部分，有一些实际用来补充了银行的资本金，有一些用来核销企业欠银行的不良资产，消化银行中多年的呆坏账，部分用来再贷款。资金这方面的运用，对于扩大需求几乎没有用处。

第二种是政府对企业和投资者减征税收，使其投资成本降低，资金盈利水平提高，再投资能力增强，投资积极性上升，从而使社会总投资增加，扩大投资总需求。英国的撒切尔、美国的里根，在经济不振时，都曾用减税的办法进行过刺激；目前，美、英、法、德等国也都在或多或少地用减税来克服各自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不振。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反地，增加企业和投资者的税负，是一国在经济过热时抑制投资需求的一种方式。因为增税会降低投资和资金的利润率，加大企业的投资成本，削弱企业再投资的资金能力。

第三种是发行国债，财政向银行和居民借款来增加投资，扩大需求，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998～2002年，各年政府的内债分别为3228亿、3715亿、4157亿、4604亿、5000亿，各年名义增长率为33.9％、14.7％、12.2％、10.8％、8.6％。其中一部分资金投入国债投资项目，购买水泥、钢材、砂石等建材和设备，再加上它的乘数效应，扩大了投资需求，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成长。

虽然几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总需求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方式和效果我觉得还是需要反思。

首先，发行国债扩大总需求与税收增加太快抑制总需求相矛盾，甚至税收增长太快抑制投资使需求萎缩，很可能抵消了由国债发行扩大的总需求。我们来看近几年经济增长与政府债务增长和税收增长的关系（见表1）。

表1　财政税收增长、国债增长与经济增长

单位：％、亿元

附图

注：本表根据各年《中国统计摘要》和国家税务总局网有关数据整理，其中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中不包括债务收入。

通过表1可以看出，从1999年开始，财政收入（税收和各种向企业事业收取的预算外资金）增长的速度，远高于国债的增长速度；而且国债增长速度从1998年的33.9％下降到2002年的8.6％；到2003年后，国债发行的很大部分要用于还本付息，国债能用于投资扩大需求的规模也相应减少。而这几年，税收的新增加额规模很大，几倍于国债的增加额。因此，可以断定，发行国债扩大的总需求，实际上完全被税收增加所抵消。实际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中我们用了两种作用相反的政策，即发行国债来扩大投资需求，而用增加税收来抑制需求。只不过，税收增长太快，如果再不发行国债来进行平衡，那么税负抑制经济增长的力量会更强。

一些学者和政府部门的官员认为，财政收入增长和税收增长快于GDP增长，并没有增加企业的税负，没有影响总需求，也没有致使经济运行过冷。这是一种在经济学上可能是讲不通的说法。供给经济学论证过税负增加对需求的影响，并且以许多国家的数据进行过验证，而且也有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成功的实例。税负增长快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增长，的确影响了这几年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使国家不得不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社会投资的不足。

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从财政收入的纵向分配看，中央从省里集中过多，省里从市地集中过多，市地从县里集中过多，而县则从乡镇、企业和农民头上集中财力。只有这样，县乡镇才能平衡本级预算，才能养活庞大的吃皇粮的公务员和事业人员。这样，中央和省靠税收，市地、县和乡镇靠收费，结果，虽然中央再三强调禁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但是地方上从企业和农户中的收费很难减少，而且逐年增加。实际上，如果按照负债、开支、资产、未来收益计算，2/3的县财政几乎破产，3/4的乡镇财政已经破产，4/5的村债务累累，年年增加的税收和收费，已经使许多县乡村中的企业倒闭和濒临倒闭，许多小生产农户加速破产（大多数农业小生产难以为继，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如果收费太高，会加速农业小生产的破产，使城镇在还没有创造很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涌入大量的农民，加重城镇的就业压力），于是使得县乡村的税源更加萎缩。形成税费源减少，支出需要量大，越是加重税费征收，税费源越少这样的恶性循环。

一些学者和官员总是论证中国的税负如何如何不重，财政比例如何如何在国民收入占的比例低等等。但是，从许多国有企业来看，不仅要交纳17％的增值税、33％的所得税等税项；还要交各种收费、各种摊派、各种罚款，还要订报纸、搞赞助等；还要办社会，支付已经给国家纳税而应当由国家维持的学校、医院、幼儿园等的成本。从个体私营企业来看，除了交正常的税收，各种收费、摊派、罚款、拉赞助、订报刊的“灰税”和“黑税”已经占到企业上交款项的1/2到2/3。企业再投资的积极性和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目前吃皇粮人员（村、乡、县、市地、省、中央各级）福利、办公等费用就要占到国民收入的20％-30％，如果仅仅依靠税收来养活这些人，占国民收入16％左右的税收根本就不够用。我估计，如果将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国有企业税外的各种收费，个体私营企业税外的灰税和黑税算在一起，加上正当的税收，广义的财政分配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40％左右。

其次，再发行国债来扩大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也受到制约。从国外许多国家实行的财政政策看，它是一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三五年就应当结束。然而，如果今年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见增速，社会投资不能替代国债投资，物价仍然低迷，信贷放款仍然相对萎缩，发行国债的政策就不可能退出，这使得短期政策长期化了。

问题是即使我们继续实行发行国债来扩大总需求的政策，这种办法的边际作用也逐步下降。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国债的增长率在逐年下降，如果今后的几年里不大规模增发国债，国债的增长可能会趋于零，只能维持经济运行，而失去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到期的国债需要还本付息，到了还本付息的高峰年，每年发行国债的一半，甚至一半多都要用来还本付息；银行和居民所得的这部分还本付息收入，或者储蓄率很高，或者放贷困难。因而能用于扩大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国债收入比例下降。

第三，常规的财政政策，其目的是通过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需求，拉起物价水平后，社会投资进入，政府投资退出。而且，国债项目主要投资于非经营性的公共设施、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和能源、电力等基础工业，这些领域的特征是短期内可以增加就业（主要是建筑安装、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等），增加短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长期来看，没有增加就业的持续性。比如一条高速公路，在修筑时，需要很多工人，发放了许多工资，但是建成后，能增加的收费员、维修工人、管理人员等就业岗位非常有限。而由于政府投资的性质，政府投资于竞争性企业的经营和体制风险太大，国债投资基本上不能投资于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这些领域又是容纳劳动力持续就业的最大场所。这也决定了为什么财政政策是短期的措施，它的目的是刺激社会投资，而如果是用财政政策长期替代社会投资来维持一个国家的总需求，将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策略。

我并没有批评这几年国家税制改革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意思，而且非常赞同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发行国债的办法来刺激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并改观1994年以前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而危及中央权威（苏联解体前，财政方面就是中央向地方借款）的情况。而且，也特别理解国家弥补社会保障缺口、科技教育、支付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成本、扶贫帮困各方面紧迫的资金需要。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必须实事求是，也必须讲经济规律。目前的财政体制和政策，在扩大总需求和增加就业方面，有它的局限性和效用递减性，而税费太重则是社会投资不振、就业岗位缺乏、消费需求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

二、从增长和就业角度评价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手段是什么呢？从西方经济学上讲，是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但是，运用这些手段的假定前提是，银行是产权明晰的商业银行，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渠道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用这样三种办法来扩大和减少货币的供应量。

从宏观经济流程来看，储蓄是供给，投资是需求，储蓄必须顺利地转化为投资，才能使宏观经济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而储蓄转化为投资，从间接融资渠道看，就是银行中的存款能不能转化为贷款。我们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总是从M[，0]到M[，2]的多少看问题。实际的经济运行中，M[，1]和M[，2]是潜在需求能力，只有它转化为贷款时，才变成了有效需求；如果转化不成现实的需求，虽然它是银行中的存款货币，但它只代表储蓄，即仓库中、货架上的商品，是供给在银行中价值符号。因此，银行中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如果不能及时地贷出去，对于扩大投资需求是没有用处的。在中国以M[，1]和M[，2]的增加来论证没有通货紧缩，在理论上是一件尴尬的分析，如果M[，1]和M[，2]增长很快，但是实际经济运行中款贷不出去，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将会与实践大相径庭。本来是通货紧缩，物价负增长，他可以认为是没有紧缩，甚至他可能还会说有通货膨胀的危险。

实际上，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和关系，从金融角度看，最基本的还是存款与贷款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存款和贷款的关系也是既定的，即存款转化为贷款的机制和渠道是顺畅的。因此，可只考虑影响其基本关系的利率、准备金率和国债的吞吐。而除此之外，如果某种特殊的因素影响存款过多，贷款贷出去的较少，总需求必定要萎缩。如果这种萎缩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则利率、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总量性的政策医治不了这种病症。我们从表2可以分析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比例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表2　金融机构贷存比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单位：％

附图

注：根据人民银行网、国家统计局网有关数据计算整理；物价2000年及以前为零售商品物价上涨率，2001和2002年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失业率是根据有关文献、调研和物价低迷、贷存比萎缩相关推算；贷存比是指金融机构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

银行资金与财政国债资金性质不同的是，它主要的投向是非公共性和非基础性的第二和第三产业，而这些产业的性质是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并且就业有持续性。因此，对于就业的增加，进而消费的增加，并使消费物价活跃起来，银行贷款资金持续和增长性的注入，至关重要。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存款比从1993年以来，是持续下降的。从1993和1994年的贷大于存，转变为1996年以后的存大于贷，而且到了2002年时，贷款占存款的比率只有76.8％。

贷款总额比存款总额比率下降，伴随着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有限的贷款结构的变动在促进就业方面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来看1996年以来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短期贷款结构的变化与不同所有制职工人均短期贷款额的变化。

表3　公有和个私就业与各得贷款的情况

附图

注：上表中的贷款额是指短期贷款；公有经济就业是指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的职工人数，个私经济就业是指在个体私营企业中就业的人数：数据以《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人民银行网《报告与统计》的数据计算整理。

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公有经济从1996年以来减少了6440万个工作岗位，但短期贷款余额增加了10391亿元，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高于个私企业职工短期贷款的平均额20多倍。而个私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解决了70％以上的新增城镇就业、70％以上的城镇再就业和70％以上的进城务工农民就业。并且个私经济2001年就业总量相当于国有集体经济就业总量的2/3，个私经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也占到了40％，但是能从银行贷到的短期贷款，只相当于国有和集体经济的2.3％。就平均起来看，2001～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中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为6到7万元，而个私经济的职工平均贷款余额只有2500元。差别之大，实在是不公，实在是惊人。

当然，国有企业进行战略布局的调整，以后将逐步地从中小企业中退出，其资本有机构成将会提高，因此，比中小型的个私企业人均相应地多贷到款，也可能是正常的。然而，如果个私经济人均贷款额太低，其贷款总量与国企和集体企业相比，实在是太少。

分析到这里，需要考虑银行的功能，银行作为企业，有自己的目标。但是，银行作为特殊的企业，在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有它的功能。银行是干什么的，货币政策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是促进经济增长，则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个私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中小企业没有贷到应该得到的款项；如果说是促进就业，中国未来的就业大部分需要中小企业解决，而中小个私企业可以看出基本上贷不到款；如果说是稳定物价，则现在物价连年下降，不需要银行控制贷款，而是需要把款贷出去。可以说，这几年虽然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在化解金融风险、减少亏损、增加盈利、降低不良资产比率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就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看，作用逐年在弱化。

自1998年以来，我们连续八次降低利息水平，开征了利息税，实行了存款实名制，同时操作了一定规模的公开市场业务，并也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可以说所用西方总量式的货币政策方式、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贷存比率还是持续下降呢？

亚洲金融风暴后，我们对银行贷款的限制增加，监督的力度加大，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实行了贷款负责制等，这对控制金融风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四大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还明显有着官办和国有的特征，使得过去随意放款被禁止后，去积极地找效益好的贷款项目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导致大量的存款不能被贷出去，使贷存比率越来越低。

金融体制改革和风险防范体现在结构调整和控制权上收上，而结构调整使得一些县域没有了银行，控制权上收则使面对企业第一线的信贷员和直面企业的银行的贷款决定权受到限制，小额贷款的审批更加困难。经济发展向市场经济转变，所有制结构向非公有制调整，企业规模结构向中小企业变动；但是，银行在反向变动，控制风险的结构调整和审批权上收，一是国有特征基本上没有改变，二是纵向的、计划经济的、为大企业服务的特征更加突出。这样的银行体制和控制方式与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需要格格不入，这也就是中小企业贷不到款的根本原因。

鉴于传统总量性货币政策在中国实施的无效性，有的课题曾经提出让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进行货币政策创新，从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建议。这种货币政策创新建议，是错误和不可行的。（1）本来中国各商业银行中的信贷资产质量就不高，不良资产率也不低，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是风险较高的资金运用，使银行体系的风险更大化。（2）银行资金如果进入股市，将是最大的资金投资者，它的进入将股价拉高后，是与普通股民争利，还是自己让利。如果争利，将坑害广大的、分散的社会投资者；如果让利，让中小投资者出逃甚至得利，大量的不良股权将会由银行接手，使银行资产的质量更加恶化。（3）银行资金进入股市，会导致股市的泡沫，一旦泡沫塌陷，将造成像日本银行中一样的更多的坏账和死账。（4）中国股市上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效益大多都很差，许多企业的股票不适合于长线投资，并且其股票价值目前已经大大高于其未来许多年的收益价值，实际上已经是无利可图的投资；而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对投资资产的收益又要求很高，银行资金不适合投资于中国目前的许多上市公司的股票。

另外，即使银行通过购买股票将货币放出去，扩大货币的供应量，得到资金的股民或者企业，能将其用于消费和投资吗？如果不用于消费和投资，而仍然用于二级市场的炒作，或者为了保险，将款存入银行，银行又贷不到加工工业和中小企业上，这样的货币政策，对于扩大投资需求、增加就业和扩张消费是没有用处的。

2002年中的一个争论热点是，消费物价持续走低，与国内需求是不是有关。一部分学者认为无关。他们认为，物价走低与技术进步、改革旧体制和国际市场有关（注：：《释疑经济增长悖论》，《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31日。）。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国内消费物价的不振，与每年大量的下岗和失业率逐年上升有关。从1996～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减少就业6000多万人，除去退休的，放长假的、下岗在再就业中心的、下岗失业的、新进入劳动年龄而没有找到工作的，农民收入增幅下降等等，无不影响着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实际上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国内消费对增长的推动力减弱。

2002年中的另一个争论是高速增长与股市低迷的悖论。一些学者认为，股市低迷，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应该有8％。其实，中国的股市由于高投机性，股指高低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关性较低，而与所谓的政策信息相关很高。股市上前几年融到的资，许多没有投入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建筑材料、劳动和人力资本，而是投入股市去赚中小投资者的钱，对扩大投资需求没有多大作用。因此，它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也不大。反过来说，经济增长速度高低，股市也不会相关变动，甚至经济增长走低时，如果短期投机资金进入很多，股市市值还会上涨。

要使中国的投资、消费、物价、增长走上良性循环，看来光靠财政发行国债不行，靠目前的信贷格局不行，也不能依靠股市的涨跌，而是要想法刺激民间投资，增加就业，扩大消费，给国民经济增长形成强劲的推动力。

三、宏观经济政策转型的框架性建议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满意的就业水平、稳定的物价、平衡和盈余的国际收支，特殊的还有防范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宏观经济的任务是克服紧缩，扩大需求，第一目标是增加就业，而且经济增长目标与就业目标密切相关，并不矛盾。问题在于，你是用政府为主的办法来扩大投资需求呢，还是以社会为主来扩大投资需求？未来许多年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任务。关键是怎样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消极防范和化解，还是积极防范和化解？

（一）从行政取向国债为主的财政政策转向市场取向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

从前几年的财政政策来看，主要是想通过政府为主，发行国债，以财政投资的形式，扩大需求，将总需求拉上来，将物价水平由低迷推至合理的水平上，使生产经营企业在市场上有利可图，扩大投资，进而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但是，实行的结果在前面进行了分析，税费负担增长太快抵消了发行国债的作用，国债项目不能形成持续的就业机会，使投资、收入、消费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财政政策的目的是什么，财政政策怎样实施，才能使投资、就业、收入、消费良性互动？如果财政政策只是想将增长速度拉起来，则上公共性和基础工业项目就可以了，当年的建筑和相关的生产就可以形成新的增加值，速度在短期内就可以上去，就业压力在短期内也因建筑领域的工作需要和相关需求的扩大，得以缓解。但是，这种目的财政政策，如果不能将物价拉起，不能持续性地增加就业，不能持续性地增加收入，不能持续性地形成消费，也就不能长期和根本地扩大就业、促进消费和推升物价走出低迷。因此，财政政策从目的上看，要从短期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为主，调整为长期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主。

实际上我觉得，有个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和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之差别。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短期的、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增加投资，扩大需求，使国民经济走出通缩。而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是忽视社会投资，以政府为主，依靠发行国债由财政来扩大投资，并使这种政策单一化和长期化，将社会资源集中到财政，由财政来行使发展经济和扩大需求的职能。如果评价前几年的财政政策，或多或少有行政取向的财政政策的色彩。

只有市场取向的促进社会投资的财政政策，才能比国债性的投资更多和更长期地增加就业，并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什么是市场取向的财政政策呢？它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1）财政政策尽可能地短期化和社会化，在关键时刻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目的是以财政扩大需求的投资带动社会扩大需求的投资，最终以社会投资替代财政扩大需求的投资。（2）在中国公共资金需要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实行减税的政策，至少可以尽快清理各种收费，杜绝政府各部门、挂在政府部门的各种行政性协会、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各种收费、管理费、罚款、保证金等等灰税和黑税。（3）调整中央和地方，特别是与县乡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改变目前越是上一级越是集中财力过多的局面，市县乡各级财权与事权相适应，严格控制吃皇粮的党政社团和事业单位的人数，使地方的税收分配、财政经费与其需要相适应，避免市县乡以灰税和黑税维持其财政运转的局面，给市县乡的投资者创造宽松和适度的税费负担环境。（4）不再征收固定资产投资税，大范围和彻底地清理投资项目的各种收费，实行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抵扣制度，取消和降低进入各种行业的保证金、风险抵押金等等，从而降低社会投资的成本，提高其收益，使社会投资有利润预期和投资能力，释放社会投资的能量。（5）对银行向中小企业的贷款，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目前各大银行都成立了所谓的中小企业信贷部，但是大都是响应领导号召和对付舆论及领导批评的摆设。中小企业贷款，由于可抵押资产少，无人担保，规模小而破产风险较大，银行大都不愿意贷款。国外对这种中小企业高风险的贷款，为了促进就业，特别是高失业区的贷款，政府都在银行税收上给予减少，使银行可在中小企业的较高风险贷款上得到较高的收益。（6）在西部，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灵活的土地收费政策，政府免收和少收土地有关的税费，让拥有土地的农民直接用自己的承包地入股，延长土地的使用年限至200年，降低土地的获得和交易成本，使土地资产成为吸引西部大开发投资的重要机制。

篇11

随着历年来我国政府不断实施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有效地依靠政府投资带动了我国GDP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也不断增大，如图1所示，2010年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已达6772.65亿元，虽然较2009年有所回落，但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达到2.8%，财政赤字规模较大，因而研究我国政府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于未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制定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我国财政赤字与经济发展相关要素关联度分析

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幅增长可以通过带动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会通过作用于社会产品产出、消费价格水平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来影响社会的总体供求关系，并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量、通货膨胀水平等指标产生影响。

本文以1985年以来我国年度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1985年以来我国政府财政赤字与该年度的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平均货币工资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财政赤字的增加对这些经济要素的变化有显著的相关影响，此外，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是关系并不明显，而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关联度较小，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此，本文认为：

（一）财政赤字扩张政策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扩大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关系均显著为正，其中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GDP的相关关系为0.682、

0.675、0.698，伴随着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各个产业的生产总值也稳步提升。同时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加，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无疑是促进我国宏观经济逆势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伴随着我国居民平均货币工资的增长，这种增长增加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了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有效地拉动了内需，从而抵消了出口形势低迷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进出口差额之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拉动投资和内需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我国财政赤字扩张刺激通货膨胀水平

基于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我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成负相关关系，当财政赤字规模较低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升高，但是升高幅度较小，二者相关系数仅为0.439，并且其显著性较差，因此本文认为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整体通货膨胀状况的影响程度较小，其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方向也有待验证。

（三）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作用有限

国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定目标往往集中在三个方面：促增长、稳通胀和保就业。通过相关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与城镇失业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有效拉动了投资和内需，但对于居民就业率的提升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效果，因而可以认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提升就业的作用效果较为有限。

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可以有效地拉动内需和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保障我国宏观经济在出口疲软、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依然稳步增长，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本文在上述相关性分析基础上，从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方面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制进行分析，从而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为我国政府制定相关的财政政策提供科学的建议。

（一）我国财政赤字对固定资产投资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直接的途径便是通过政府引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刺激原材料产品的需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等，因此作为财政赤字政策最主要的刺激途径，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财政赤字政策与各个固定资产投资细分分支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来了解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具体拉动作用，如表2所示。

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加大财政赤字的同时，其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上，在我国政府加大财政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政策贯彻过程中，各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更新和改造以往的基础设施来实现GDP的增长，从而提高自身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着力较小，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投入力度较低，由此可见在各地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等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资金支出占其总体财政安排的比例较小，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存在偏离民生所需项目，主要投资于更能凸显政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倾向。

同时，目前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所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依靠国家预算资金投入，其所带动的其他相关资金投资较少，尤其是外资参与投资的资金比例较小，大量国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国家财政拨款的现实也说明目前我国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提振经济的措施给国家财政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各地政府应当适当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构成，通过引导其他资金投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来适当丰富其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从而降低财政负担，同时也转移项目成本和风险。

最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与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长相关性不显著，说明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所投资的固定资产项目并未带动企业主导的固定资产项目的投资，由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经营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考虑目标，因此在目前经济形势较为悲观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活动往往有所减少，而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往往与企业的经营运作相关性较低，因此企业对于参与这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兴趣较小，使得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财政赤字规模之间的相关程度下降，进而降低了二者之间相关关系的显著性。

综上可知，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虽然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但是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项目具有较为明显的政府导向型，投资项目的资金构成单一，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水平较差，企业的参与程度低，因而是一种较为不可持续的增长趋势，所以我国政府在未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时应当更注意与市场接轨，丰富投资项目的投资模式，调动相关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一种可持续增长的财政支出刺激模式。

（二）我国财政赤字对居民社会消费拉动效应分析

我国财政赤字规模的扩大也有效地拉动了我国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对拉动内需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其拉动内需的具体机理依然有待进一步分析。本文通过我国财政赤字规模与居民消费相关的经济参数的相关分析来了解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居民社会消费的具体拉动效应，如表3所示。

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有效地刺激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程度越大。同时，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也可以看出我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中财政赤字规模越大，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越低，即居民的生活水平随之提高，因而从居民消费的角度来说，我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展具有有效的拉动效应。

但是，从供给面上，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展政策并未能有效提振国内消费领域的供给方信心，各个居民消费相关行业的景气指数并未因为我国政府刺激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而产生对应的变化，因此本文认为虽然我国政府所实施的财政支出刺激政策在短期内通过家电下乡补贴、购车补贴等方式刺激了居民的消费热情，但是在企业界和市场的供给端，由于国家财政刺激政策具有短期性并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狭隘性，如产品补贴范围有限，产品指定供应商限制等，市场对于我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反应并不热烈，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政策虽然对于居民社会消费具有打动效应，但并未起到促进长期国内消费的预期效果，是一种短期的，不可持续的财政刺激政策。

因此，在未来我国政府制定财政赤字政策时，应当注意改变刺激性财政政策在居民消费相关政策细节上的刺激模式，从仅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这一短期目标中解放出来，以提高市场对于居民消费的供给热情以及居民消费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为主要目标对我国居民消费体系进行长远的规划，例如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引导企业产能，提高企业生产热情；通过减少物流运输费用来促进居民消费商品流通；通过减少交易环节费用征收来促进居民商品交换效率等。

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改进建议

基于本文对我国政府近年来的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政府在经济危机过后所采取的刺激性财政政策对保证我国经济在危机时期的稳步增长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可以看出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消费提升效应上。

通过对我国财政赤字扩张政策的具体刺激效应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依然停留在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性投资上，对于市场的主体——企业的积极性的调动十分欠缺，大多数财政支出政策仅仅着眼于短期内提高政府经济政绩，并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却未对企业界的需求和关注做出对应的应对政策，从而使得目前我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持续性。

篇12

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三者间的结构比例合理与否关乎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目前，我国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国有资产投资为主要视角，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重点的经济低龄化阶段，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在总体份额中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对而言，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弱，其对GDP的拉动幅度远不及投资需求所产生的经济带动效应。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长期作用的结果，短期内难以加以平衡与改变，使得需求结构的调整成为一大难题。

2.巨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

（1）外汇储备脱离最优规模。2012年是我国自1999年持续保持双顺差以来首次实现贸易结构的“一顺一逆”。但好景不长，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再次陷入严重的双顺差泥淖，终使2012年的“一顺一逆”成为昙花一现。长期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市场所需要的最优储备量，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高效的配置，进而造成大额的外汇浪费；相应地，外汇储备失控的波及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外汇资源的闲置，其对央行以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职能的发挥同样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形成巨大的负担。

（2）货币升值预期持续走高。我国国民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以及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升值压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币升值不足的预期，由此引发各路国外资本纷纷涌入中国资本市场，企图分刮人民币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观消费者的投机行为也是导致大量货币流入资本市场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混杂便形成了一条恶性循环链，引起国内经济增长速率过高，偏离稳步发展的轨迹，一旦资本撤离中国市场，便会极大可能地造成我国资本市场的瘫痪，加速经济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

（3）货币流动性过剩。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作为通货膨胀的一大诱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国内物价的涨势；市场上资金过多、储蓄利率过高、外贸顺差增长迅速都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因素。

二、应对经济危机的货币政策工具

1.公开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行为，其主要涵盖回购、现券交易、发行银行票据及吞吐基础货币等形式。数据显示，2003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业务操作回笼币值高达2000亿元，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金流动的有效控制。可见，央行通过合理运用公开业务这一手段，对降低货币供应量，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

2.存款储蓄准备金率

存款储蓄准备金率制度是中央银行为协调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促进国内货币币值的稳定的一项措施，其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供应能力来间接调控货币的供应量，实现银行、企业、股市等机构之间稳定和谐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从成立至今，累计调整了三十次有余，从2007年到现在就调整了将近二十次，而其中调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调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调控上将逐渐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央行主要通过利率政策来对市场利率的水平和结构加以调整，使得利率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为进一步推动并深化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开放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场化实现成为可能。

三、针对我国货币政策现状的建议

1.以消费需求来稀释投资浓度，实现投资消费的合理配置

在投资过剩的背景下，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扩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协调投资消费关系的有效途径。而在消费需求结构的盲区，中低收入阶层具有较强的潜在购买力。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内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为采取较为消极的储蓄利率政策，适当缓解居民的储蓄动机，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二为实行信贷消费政策，为居民的消费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2.平衡国际收支状况，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结构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