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必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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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1名工作室各位成员走进校园，现场参观建国小学师生的“双减”成果展示。教师教案既有个人备课的细致过程又有集体智慧的凝结，从备课的科学严谨便可见教师对课堂“提质增效”的用心精心。学生们培养思维能力的全学科思维导图，注重文学积累的读书记录卡和主题丰富的手抄报绘画彰显了学生动手实践和思维创新能力。工作室成员忍不住翻阅欣赏，拿起手机记录精彩。

   参观过后，工作室主持人石绍莉做《课堂教学如何轻松“减负提质”》的专题讲座。讲座从解读“双减”政策大背景入手明晰政策落实的必要性；从精准锚定学习目标、必要练习不可缺少、正确开展学练模式以减少不必要的耗损来分析如何实现“减负增效”的教学目标。“每名学生要在12年的学习生活中上1.6万节课，一位从教35年的教师要上1.3万节课”，一个个具体的数字有力地说明了课堂承载着师生的痛苦与快乐，课堂教学必须提质增效的呼唤震撼每一个教育人的心。

   随后，外国语学校于荣提出学校应该做好四个“加法”，给教师加点研、给课堂加点趣、给家长加点料、给学生加点餐的观点引得与会人员会心一笑；建国小学董淑馨把深入课堂听课、评课是作为减负增效的有效途径的观点得到各位教学校长高度认同；大栗子学校谢黎黎找痛点、破难点、促亮点，敢于直面问题、大胆探索创新的勇气和决心令人折服；花山中心校庄倩男从打造高效课堂和做好作业管理两方面结合学校实际，为与会者提供宝贵经验。

篇2

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政府能够做到这点。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在成功地度过“最困难一年”后,2010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中国将会面临何种挑战?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新年伊始,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不是算命先生,但全面系统地分析各种可能性,给出相应预案和对策,是经济学家不可推诿的责任。

2009年中国经济处于有效需要不足状态。由于需求不足(而非供给不足)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方,分析有效需求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的此消彼长及变化趋势,是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2009年中国经济历程、外推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各种可能性的出发点。

由于统计资料不完全,不同机构对于总需求各构成部分贡献估算有相当的差异。根据我同事的估算,2009年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4.2个百分点、7.5个百分点和-3.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贡献为-3.3个百分点,进口贡献为-0.4个百分点)。

2008年底我们就坚信,2009年中国“保八”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这种信心主要是建立在中国财政状况良好的认识基础上。但我们低估了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冲击的严重程度。据我同事估算,如把出口增速下降对投资需求的影响考虑进去,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对GDP增长的综合贡献高达-6.5个百分点。既然低估了出口增速下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自然就会低估固定投资增长速度急剧上升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出了多数经济学家预料。净出口增速的逆转程度被低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于出口,进口增速下降程度被高估。因为加工贸易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中国进口增长速度同出口增长速度具有很高的同步性。

一旦出口增长速度下降,中国的进口增长速度也会相应下降。但2009年进口下降速度明显低于出口下降速度,从而导致净出口下降速度高于预期。其原因很可能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急剧增加导致一般贸易品进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间产品进口的减少。

全球经济陷入危机,中国逆势而上,实现了8.7%的增长难能可贵。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实现“保八”的目标应该是意想之中的事情。理由非常简单:中国有着良好的财政状况,2008年中国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仅仅为18%。经过冲销不良债权、注资等大手术,中国银行体系处于从未有过的健康状态。

不难想象,中国政府能够采取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用内需增加弥补外需减少,使经济增长保持在8%的水平上。

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确实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年”,原因有三。首先,在保增长的同时,中国还必须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其次,中国仍将面对一个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最后,中国政府需要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抑制资产泡沫。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有两个重要特征: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多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超过GDP增速。中国投资率自2001年持续上升,投资同其他总需求的构成部分(消费、投资)不同,其他需求构成部分(如消费需求)仅仅代表本期需求。

但是投资具有双重作用:在当前代表需求,在接续期代表供给。从均衡状态出发,投资需求增速的提高和投资率的上升,在当期会造成经济过热,经过一定时期后就会造成产能过剩。中国政府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致力于防止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经济过热。

其实,抑制投资增速过快造成的经济过热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过剩产能。而直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之所以未出现严重产能过剩,是因为强劲出口需求吸收了中国过剩产能。具体表现是,出口与投资同步高速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出口增速甚至超过投资增速。结果是,在潜在过剩产能迅速积累的同时,中国经济过热现象日益严重。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则突然暴露了中国严重产能过剩问题。

财政刺激计划遏制经济增长的下滑,但却导致中国投资率进一步上升。2009年,中国的投资率可能接近或超过50%。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投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产能过剩,但却又产生了投资周期长、投资效率低下、银行不良债券增加和财政状况恶化的可能性。产能过剩必将增加企业出口的压力,而中国早已因大量贸易顺差而受到巨大国际压力。

由于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战略,中国贸易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高于60% 和30%,超过所谓“贸易立国”的日本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2009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到严重冲击,最直接原因可归之于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过高。

中国出口导向战略的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双顺差”。自2005年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问题则变得越来越突出。中国长期维持的双顺差,反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极大不合理性。

这种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100位之后的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提供资本(保持经常项目顺差,并把由此获得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提供国,而未能把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这部分来自于本国储蓄的资金用于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内投资。

第二,大量引入外资,却未能利用引入的外资购买外国设备和技术(这并不排除作为个体的企业把引入外资而获得的资金用于进口机器设备、技术和管理和原材料),而将这些资金用来购买美国国库券(这部分外汇储备实际上是用从外国借来的钱购买的)。

第三,由于金融危机、美国内外债急剧增加、美元贬值趋势和未来美国通货膨胀风险,中国的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别是我们所持美国国债、政府机构债面临资本损失的危险。

在中国目前对外投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双顺差的增加意味着外汇储备的增加。增加贸易顺差固然有助于增加就业。但是中国通过消耗真实资源所换回的仅仅是“借据”,而这些“借据”的价值正在逐渐消失。

2009年由于外部冲击,中国的贸易顺差明显减少,但是,中国依赖外需、通过出口吸收过剩产能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2010年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既要保持8%至9%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数百万新增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又要减少对外依存度和贸易顺差。

从理论上,我们必须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但在实践上,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如果别无选择,宁可选择继续增加国内投资。

全球经济在2010年将全面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9%,发达国家经济增长3.9%,其中美国增速为2.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6%(其中中国增速达10%)。许多企业依然把希望寄托在全球经济回暖所导致的外需增长上面。

但我们不能排除几种可能性。首先,由于存在某种潜藏的问题突然暴露,美国刚刚恢复的金融稳定再次遭到破坏。其次,由于“退出战略”实施过早,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再次,美元贬值加速。最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美国经济的复苏是超常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达1.4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0%,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高纪录。目前美国国债占其GDP比重已达84%。为了保证经济增加和降低失业率,美国政府在2010年可能会继续采取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有一个较好的出口环境。

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已经引起公众严重不安。美国还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逆差,而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经常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恶化,并将使美元贬值的压力进一步增加。2010年美国政府面临两难选择:继续执行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则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将会进一步严重恶化。

实行“退出战略”,美国经济可能再次探底,失业率再次回升。如果美国政府既不希望经济二次探底、失业率回升,又不希望财政赤字增加过快、国际收支平衡进一步恶化,惟一可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就是贸易政策。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将成为美国2010年经济政策的一大着力点。

增加净出口可以同时实现保增长、保就业和减财政赤字、减经常项目逆差,从而稳定美元的双重目标。除非出现革命性的新技术、新产品,美国政府只能依靠有限的政策手段增加出口、减少进口。美国政府可能继续对美元贬值采取“善意忽视”的政策。由于中期选举将在年内进行,2010年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强。

总之,2010年中国外部环境可能出现变数,我们不能、亦不应把2010年及以后的增长寄希望于出口的持续增长。

篇3

美国消费者长期以来透支其未来的收入，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经济贸易和财政“双赤字”模式乃至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关于这一课题的讨论已有时日，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失衡的经济会以次贷为导火索，引发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风暴。

美国消费的透支，在房地产领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透支，在前几年的低利率松货币环境中，催生了房地产市场的超级繁荣，并由华尔街的精英们利用各种复杂得让人难以理解的金融衍生工具，将泡沫营造得登峰造极。随着银根收紧，民众贫乏的支付能力有如皇帝的新衣，根本无从掩饰房地产市场的极度透支。支柱既去，泡沫大厦随即坍塌。

次贷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东亚过度储蓄、美国透支性消费的模式已难以维持。然而，在未来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如何调整仍未有明确答案的情况下，美联储和各国央行如何共同应对这一危机，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全球共震

在《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虽然美国政府已针对金融市场出台一系列援助措施，但美国现在仍亟需大量资金注入，以弥补其处理不良资产过程中的损失。事实上，无论救市成功与否，美国的“双赤字”形势还将进一步恶化，而美元独霸全球货币体系的局面已然松动。

在此之前，美国的财政、贸易双赤字局面已使全球经济处于失衡状态。一方面，美国消费透支，政府财政赤字也因减税和军备开支积重难返；另一方面，东亚等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所获得外汇储备增量却又不得不流回美国。

这一局面正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调整。在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看来，目前全球货币体系因此可能面临一次“大洗牌”，美国经济形势的恶化和欧元的崛起暗示了未来货币格局的趋势。

“金价和油价的上涨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市场这个信心的变化，当市场参与者对于美国的‘庄家’地位丧失信心，自然会出现这种转移，欧元的出现给投资者提供了另一个选择的机会。”沈联涛说。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虽然美国政府连续释放坚持强美元政策的信号，但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因素决定了所谓的强美元政策只能是空中楼阁；无论是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是资产市场繁荣，目前看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及。依靠不断增加外部资本输入而支持的增长模式是无法持续的。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每年需要输入的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美元资本的意愿却在不断下降。

一方面，中国和许多其他东亚国家已经开始追求更加均衡的增长模式，刺激国内需求，减少外部账户盈余；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美元贬值，各国持有美元资产的意愿也开始下降，并转向持有更多的欧元、英镑等资产。

不过，即使各国已经认识到投资美元资产，特别是国债资产可能存在的缩水风险，他们的选择余地也并不大。

谢国忠称，解决金融危机之道，需要全球的共同参与。这种全球协力的必要性在于，如果听任美国一家独撑困局，鉴于美国经济令投资者疑虑的现状，一旦美国国内各种债务之间的辗转腾挪已再无回旋余地时，印发货币便成惟一的出路。而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遭受重大损失，并导致全球范围内不可预测的衰退。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7月，全球其他国家持有美国国债总量已经达到26764亿美元，较2007年7月的22010亿美元上涨21.6％。这也是各国不得不配合美国步伐的重要原因，在一个密切联系的世界金融市场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但是，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约束的欧洲国家，很难以财政刺激的方式来协助美国。在欧盟成立之初，就已经对各国的赤字率做出了严格的限制――政府年度财政赤字总额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国债总额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

各国目前的配合政策，可能仍然仅限于央行通过常规工具向市场中注入流动性。

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可能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加重要，一旦以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资产减计压力降低，将给欧洲和美国脆弱的金融业争取到消化“坏账”的宝贵时间。美国7000亿美元援救计划由此显得非常关键。

衰退之忧

金融市场的危机尚未见底，实体经济的衰退却已近在眼前。

二季度美国GDP一改颓势，环比上涨3.3％，本来很令投资者鼓舞；但很多经济学家却仍悲观地认为，这一数字不过是由净出口和个人消费支出支撑起的“假象”。

个人消费支出增长，原因是返税计划的刺激；净出口增长，则因为美元在二季度中出现相对弱势。在消费项目中，近期无论是消费者未偿信贷、个人消费支出，还是与消费具有较大关联的耐用品和零售数据，均不见好转迹象。随着退税计划影响消失，经济能否维持坚挺，前景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就业市场持续疲软，失业率节节攀升，美国7月和8月两个月的失业率分别上升至5.7％和6.1％。

摩根大通亚洲研究部门负责人大卫费尔南德斯（David Fernandez）认为，和前几次经济萧条期相比，目前美国失业率的恶化程度虽然尚有不及，但失业率的不断上行，将可能意味着更广泛意义的负面打击。

另一大不确定性在于，如果美国庞大的刺激计划得以实施，美国必然再度面临庞大的赤字困扰，美元下跌继而油价再度飙升的一幕也许会再度重演。9月22日，在美元下跌和合约到期，空头头寸补回的影响下，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交易的10月交割原油期货合约价格巨幅上扬25美元，创下近年以来的单日涨幅之最。

而在前期，原油价格最低探到接近90美元每桶的低位。正如黄金、原油一贯表现出来的趋势一样，相关因素的变动往往会出现联动影响。财政刺激计划可能要以通胀的风险作为代价。

渣打银行美国经济分析师大卫赛蒙斯（David Semmens）称，近期美国经济数据包括失业率，工业产出和零售数据均表现疲软，夏季的大规模退税计划使得消费者支出没有过于衰退；不过该退税计划的刺激已经逐渐弱化，下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有可能推出，但其效果可能要等到2009年才能见分晓。

现在美国实体经济各方面的指标都无法让人乐观：失业率高涨，工资增速回落，房价和资本市场萎靡不振，信贷进一步收紧。金融市场的动荡必然令个人消费或企业支出更趋于谨慎。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部门――出口，无论是对欧洲还是世界其他部分，在最近几个月均有所回落。

谢国忠对美国经济前景非常悲观，认为2009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下滑大约2个百分点。

“财政刺激计划可能有助于金融市场信心的恢复，但无法阻止实体经济的衰退。”赛蒙斯认为，美联储仍可能在2009年初降息，而至6月可能会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

不过，目前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对通胀时刻保持警惕。经历次贷危机中的紧急降息后，联储委员们似乎已开始对放松利率出现抵制情绪――哪怕是很小的让步。

篇4

援助容易使受援国对援助国形成依赖，最终造成恶性循环。丹比萨莫约的《援助的死亡》（2010 版）把对非洲的详细援助分为几个阶段，最后得出援助不起作用的结论，对非洲而言是有害的。研究了援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援助造成的恶性循环，形成援助依赖，援助不是永恒的，提出应该制定系统的终结援助计划，渐渐地减少系统援助，以其他金融方案替代援助，最后实现没有援助的世界。

国外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方面研究了援助理论，经济学方面的援助理论主要由补充论、减贫论、结构调整论。美国援助政策的设计者罗斯托，是补充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理论在西方影响甚大，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方式是提供援助，这是补充论的核心内容；1966 年钱纳里(Hollis B.Chenery)和斯特劳特(Alan M.Strout)提出了双缺口模型，该模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和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必要性，成为传统的外援理论的基础，最初的对外援助方式比较单一，主要是给予资金援助；减贫论主要代表理论是“增长中再分配”理论和“基本需求论”，前者是由世界银行和—英国色赛克斯大学提出的，后者是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论者认为受援国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政府的政策问题，如体制不健全等；二是政府的能力问题。

政治学援助理论有研究两个重点，即援助国的援助动机和政治作用，政治学援助理论主要有三个，即剥削论、关怀论和国家利益论。激进主义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依附理论，其兴起于发展中国家，并在发达国家获得一定的认同，代表人物主要有劳尔·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和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激进主义者认为，剥削和掠夺成为援助国的最主要的援助动机，援助行为使受援国对支援国形成一种长期依赖，在经济和政治上长期受到援助国的控制。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从人道义务论和正义论两个角度来解释援助国的援助动机，道义原则要比政治经济利益更能解释对外援助动机，从道德责任的角度解释援助理论。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一切形式的对外援助行为都是为了促进和维护国家利益，其代表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援助行为。

20 世纪 50 年代末，社会交换理论创立，社会学援助理论开始兴起，提出者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C.霍曼斯(George C.Homans)，从交换论视角看，援助的实质是援助国与受援国都希望在交换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但通常在实际行动中以人道主义作为旗帜来掩饰自己真实的目的与动机。

2  对人才培训理论的研究

首次提出培训理论的是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泰勒系统的论述了科学培训对企业和员工个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员工而言，培训能够提升其专业素质，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对员工进行培训能够提高企业效益。泰勒认为企业要进行科学管理，就要遵守科学管理的普遍原则，即培训。

贝克尔在研究在职培训时分析了分析了一般培训与特殊培训，贝克尔认为一般培训不仅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而且能够提高受训员工的边际生产力，同时对其他企业也有用处；完全一般培训培训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益，其他企业边际产品也会同幅度增加，但在实际分析时，贝克尔只对完全一般培训进行了分析。特殊培训能够更高提高提供培训企业的效益，完全特殊培训对其他企业的效益完全没有影响。

二、国内研究综述

1  “智力援疆”的研究综述

(1) 对“智力援疆”机制的研究

海外引智对发展经济、促进人才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韩成、李引安在《新疆引智发展现状与引智机制创新研究》（2013 年）中对从国外引进人才对口支援新疆做了深刻的研究，指出了引智过程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把海外智力援疆作为工作重心，经过多年的努力，海外引智工作实现了建设新疆人才队伍的援助目标，对口支援新疆取得丰硕成果。

(2) 对“智力援疆”政策的研究

援疆政策执行存在偏差，通过完善立法，保障援疆政策依法执行。罗斌在《当前智力援疆政策实施现状研究》（2011）一文中分析解读智力援疆政策在哈密地区的实施情况，提出智力援疆政策在执行上缺少法律制约，导致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并提出通过完善立法，保障政策依法执行、实现多元化的政策实施路径等措施进一步改进援疆政策。

2  援外人才培训的研究综述

援外人才培训是一种加强与受援国政治经济合作的行为，通常采用多种培训模式。安阳在《中国援外培训历史及问题浅析》中认为“援外培训即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以实现及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通过多、双边的渠道，采用培训、派遣专家或接收留学生等多种形式与受援国展开人力资源合作开发，向受援国传授知识及经验，以加强两国合作的方式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政治行为”。提出并运用实例分析援外培训通常采取的几种模式的实施效果及优缺点，普遍采取的模式包括开办官员研修班 、技术培训班 等，此外还启动了如短期人员交流项目、援外青年志愿者项目等多种援外培训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