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业文化的理解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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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Historical district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urban culture space， the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which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urban cultural qualit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rban culture i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renewal and urban cultural strategies. A large number of existing reform practice is canonized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local vitality， but also disputed because of development damage on histori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problems of the commercialized rehabilit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to realize the return of cultural values. In this paper， the tur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is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motivation of commercial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and it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social culture. It needs to re-establish cultural values， choose the direction of renovation， promote the renovation process and design methods to find coping strategies.

Key words：consumption culture ； historical districts ； commercial renovation ； mechanism analysis ； coping strategies

中图分类号：TU-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2-94（3）

1 引言

历史街区是指承载城市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的旧城地带，其不仅包括由官方认定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包括其他能反映历史文化特色的规模化区域。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历史文化”不仅成为城市政府的一项保护责任，更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城市活力的一种战略资源，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性利用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大量的历史街区改造实践中，历史街区的商业价值被不断挖掘，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触媒。当前学术界，对于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模式存在较大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其创新了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与再生的新模式，缓解了历史文化保护和城市文化建设中资金投入的压力，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统一；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历史街区的改造存在商业化破坏的倾向，是历史文化价值的异化，造成了历史街区不可逆的文化破坏。与激烈争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理论探讨和机制分析相对缺乏，且尚未能形成有效的应对策略。

1960 年代后伴随这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西方世界相继呈现出“消费社会”的特征。文化、艺术成为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承载文化、艺术基因的空间亦成为重要的消费对象。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浪潮中，近年来中国社会也呈现出新的消费文化的蔓延现象。消费文化的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行为模式和城市建设、发展的各个方面。消费文化的理论探索，起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同样对于以空间营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建筑、城乡规划学科提供了崭新而系统的理论视野，形成了一套透过空间现象观察社会本质的方法论。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图引入消费文化的理论视角，解析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机制和问题，并从消费文化与历史文化共存互荣的角度探索相关改造规划应有的策略应对。

2 机制理论：消费文化与文化空间的生产

2.1 城市消费文化的转向：以空间符号为消费对象

在经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物质财富大量积累之后，西方社会普遍进入了以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以消费激发城市活力的阶段，带来了产业体系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全面变化，进入了所谓的“消费社会”。法国学者鲍德里亚（J.Baudrillard）从符号学角度对消费社会和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现代社会消费开始由物的使用性消费过渡到物的“符号消费”，并断言符号价值将取代使用价值，成为社会主要的消费对象。符号消费的出现，代表了整个社会消费层次的分异与消费结构的调整――以证明个人购买能力的炫耀性消费和以表现个人品位的风格性消费，将代替纯粹物品使用的实用性消费，成为社会消费文化的主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资本与消费文化的持续影响，以及国内居民财富的不断增加，加快催生了中国的消费社会。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完全契合了中国正在涌现的“符号消费”的需求，因而具有巨大的市场动力。历史街区是承载历史文化的空间符号，人们在历史街区中进行餐饮、购物的同时，也消费着由空间符号传递的文化体验。这种模糊的“穿越感”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形心态，也将会激化人们的消费热情，诱发炫耀性消费和风格性消费的行为。

2.2 空间生产逻辑的转向：以迎合空间的消费需求

在消费社会之中，消费的需求将会主动控制生产的逻辑，进而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的改造过程。波兰学者鲍曼（Z. Bauman）提出消费场所将逐渐替代传统的公共场所，纯粹的公共空间将被赋予文化的符号，进入商业运作的领域；借由商业运作空间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再生，却不仅局限于真实的文化价值。

当前，中国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正是迎合消费需求的空间生产过程，植入了消费社会的资本运作逻辑。对历史建筑加以改造、装饰，形成迎合现代需求的公共消费空间，将文化资源最大限度地量化为租金、税收等资金收入，较快平衡改造成本，因此成为政府、开发商甚至是原住民都愿意积极参与的模式。而建筑形式与功能的改造往往以刺激消费需求为导向，通过提炼历史建筑的元素，将文化符号进行创造性的使用和反复强调，寻找并建立现实空间形象与历史文化的多重联系。同时，在空间的改造中植入符合商业潮流的形象、符号、故事等素材，构建出时尚的空间意向，形成更为多元的消费动机。例如，采用将传统建筑符号与新建筑进行拼贴、基于传统形式演绎出新的文化小品等。因此，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形成以传统商品为消费对象的零售业态，而是要打造出一种以“超现实”的空间符号为消费对象的休闲业态。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虽然可以实现资本高效回报与社会消费需求的耦合，但却容易会诱发与历史文化保护的更大冲突。

3 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批判性反思

3.1 符号消费导致的文化异化

符号消费的特点以及炫耀性消费和风格性消费的潜在客群，催生了对商业化改造的社会诉求，也导致了历史街区改造过程对于历史文化原真性的忽视和“肤浅”加工，大量以刺激消费为重点的改造方案出现，历史文化的保护被商业利益所裹胁。而在国民文化素质滞后于财富积累的整体社会环境中，看似滑稽、猎奇的设计方式反而容易受到追捧，鲜有人去拷问其对历史文化的真正贡献。现代材料和工艺的历史建筑复制品开始肆无忌惮地出现，历史文化符号滥用于各种场景和建设之中。大到街区的整体环境、小到建筑的细节，都呈现出再创造的痕迹。改造后的历史街区不但没有获得文化活力的再生，甚至丧失了原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以符号消费为导向的改造过程，往往是一种新文化的植入过程，其混淆了商品与文化、历史文化与新兴文化，并将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形成较强烈的冲突。这一切印证了英国艺术家汉密尔顿（R.Hamilton）的观点，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更倾向于后现代的波普艺术（Pop Art），是一种流行、低成本、年轻且有商业效益的艺术。此类再创造手法虽新鲜且易于复制，但也将进一步抹杀文化的特异性，使得本应该各具特色的历史街区却呈现似曾相似的感觉。

3.2 经济利益推动的空间绅士化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原来是居住功能的历史街区，其改造过程往往倾向于引入商业资本，并对于原居民采取整体搬迁异地安置。这样的推动方式，忽视了历史街区现阶段生活氛围的真实性，将彻底破坏原有的社区文化，割裂改造前后历史街区的文化联系。改造后的历史街区纯粹地成为中产阶级、小资群体的消费空间，是一种仅针对特定群体的“绅士化”的空间。这样简单粗暴的改造方式，是基于更容易操作和整体营销的经济理性，却将进一步加剧城市社会的不平等和文化层的断裂。相对贫困的原住民被强迫迁出旧城地区，重新制造的文化空间横空出世，“马赛克”式地镶嵌在城市原有的社会空间中，形成一套为城市精英服务的新的社会关系。而这一过程，也将导致历史街区文化的根治性进一步丧失，并可能带来非消费时段城区的空心化现象。

4 改造策略：文化价值的系统回归

4.1 改造方向：凸显商业化改造的文化意义

首先，应该慎重筛选改造对象，尽可能针对具有历史商业事实的地区进行改造，且充分尊重历史地段原真的商业特性。其次，应该体现局部商业化改造对于城市整体文化资源整合的触媒效应，以最小的商业化改造盘整最大的文化活力。再次，可以创造性地整合城市的文化要素，集中形成民俗博物馆等公益性文化展示空间，通过商业吸引人气，通过公益传递城市文化精神。以南京的老门东为例，改造之前的老门东以居住功能为主，但其历史上是重要的商贸和手工业集散地，直至清末才逐渐为居住功能所替代，因此该地区的商业化改造，其实是一种对于历史商业场景的回应。整合周边明城墙、秦淮河等历史文化资源，改造后的老门东开设了金陵刻经、南京白局，以及手制风筝、布画、竹刻、剪纸、提线木偶等民俗工艺博物馆，体现了对南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彰显；其商业街区以中低端的餐饮小吃、休闲娱乐、商品零售为主，整体上并没有脱离城南地区市井生活的文化根基。

4.2 改造方式：创造商业态和生活态的和谐

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不仅体现在历史时期的特定场景中，也体现在历史变迁的脉络中。从这个角度看，历史街区的原住民同样也是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不应该采取彻底搬迁原住民的方式，粗暴地隔离与此空间紧密相关的社区文化。居民生活形态的消失，容易导致历史街区整体氛围的消沉。因此，理想的历史街区改造模式不仅仅是一项建筑设计工程，更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这个过程中需要广泛征求原住民的意愿，调动原住民力量，合理引导原住民的职业转型，适度保留居住空间，在商业化改造的同时提升居住生活品质。在日本，以尊重原住民社区为前提，采用社区营造的方式进行遗产更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岐阜古川盯、北海道小樽等地区都有令人欣慰的成功案例。除了政府的制度和立法支持以外，真正推动社区营造的是社会团体和普通市民，这与日本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密不可分。当前中国，居民自治的力量相对薄弱，保护生活态的文化价值、协调资本的商业化冲动和原住民利益则成为政府的主要责任。在巨大的市场利益面前，保持对于历史文化和社会责任的坚守，选择一条相对复杂的改造路径，是对政府地方治理水平的巨大考验。上海的田子坊改造，在没有开发商资本注入、没有大规模动迁的情况下，维系了原有的邻里关系和社区文化，可算是协调商业态和生活态的一种积极尝试。

4.3 改造方法：界定保护与创造的设计边界

首先，在空间的设计与改造过程中，应该确定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明确刚性的保护要求，保留弹性的创造空间。其次，历史街区改造应该保留甚至恢复街区总体的街巷肌理、建设强度与高度、建筑颜色基调，保护历史空间总体的文化意向。最后，根据不同建筑的文化价值、区位价值，区分不同的利用和改造方式。

对历史文化价值相对突出的典型建筑，应该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无论是在材质还是工艺上都应该力求保持历史文化的特质；对一般性建筑可以适当加入设计师的个人创造，合理演绎历史符号的现代样式，但应该尽量避免与总体环境的冲突。同时要注意控制创造性元素、创造性建筑的比例，不宜一味地迎合消费需求，避免将具有现代甚至是后现代的时尚文化作为历史街区改造的主要基调。

界定保护与创造的设计边界已经逐渐成为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行动的基本共识，但是边界设计的合理性尚未形成统一标准。以成都的宽窄巷子为例，在改造设计之初，进行了详细的实地测绘工作，将宽、窄、井巷子中的每一个院子按照建筑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与建筑价值进行了三级分类，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性设计，但这一商业化改造项目，仍因存在较大规模的新建和改建工程而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5 结语

虽然历史街区的商业化改造已经成为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学界对于实践的效果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对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机制、误区以及应对策略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本文基于消费文化的视角对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认为以空间符号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文化，诱发了迎合消费需求的改造模式，并将导致文化异化和空间绅士化的过程。为了应对商业化改造需求对街区历史风貌及文化的重大冲击，需要探索回归文化价值的改造策略：在改造方向上，应凸显商业化改造的文化意义；在改造方式上，应创造商业态和生活态的和谐；在改造方法上，应界定保护与创造的设计边界。在推进商业化改造的全过程，时刻保持对历史文化的崇敬之心；在疯狂的消费时代，时刻保持对历史文化的脉脉温情。

因本文主要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试图解析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的机制与应对方法，而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具有广泛而复杂的现象特征与分析层次，尤其对于合理的改造方式、方法的研究讨论更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挑战性，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朱直君.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广义原真性得失[J]. 城市规划，2010（7）：70-75.

[2]王又佳. 谈大众消费文化场景下建筑的价值取向[J]. 华中建筑，2014（11）：19-23.

[3]吴晓庆，张京祥. 从新天地到老门东――城市更新中历史文化价值的异化与回归[J]. 现代城市研究，2015（3）：86-92.

[4]李和平，薛威. 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J]. 城市规划学刊，2012（4）：105-112.

篇2

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商务英语一跃成为了各大全日制高校的热门专业,受到许多优秀学生的追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商务英语专业的重要性将与日俱增。与全日制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同步发展的是成人高等教育中的商务英语专业。目前,许多高校的成人教育都设置了商务英语专业,并建立了独立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与商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改革齐头并进,成人高等教育中的商务英语教学经历着不断的变革,从早期的商务语境下的词汇教学已经发展到现在以交际教学法为中心的全方位教学。笔者对部分高校的成人高等教育中的商务英语课程进行了调查,发现均没有开设独立的文化课程。笔者也对已有的商务英语课程进行了调查(如商务英语阅读),发现很少有涉及到文化领域的课文。也就是说成人高等教育商务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是缺失的。在当今全球化加剧推进的背景下,在全日制高校商务英语教学由语言交际向文化交际转变的趋势下,成人高等教育中的商务英语教学也必须与时具进,意味着也要从语言交际教学向文化交际教学转变。

1.成人高等教育商务英语教学的文化教学现状

成人高等教育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现状及对文化的需要和期待决定了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开设文化教学。为了突出大学成人高等教育中的商务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笔者作了两项调查。调查一中,笔者设计了10道关于文化的选择题用来考察学生的文化知识和能力。其结果由以下图表显示。

第二项调查是调查成人教育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对文化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的意见,结果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赞成开设文化学课程。

从两项调查可以看出,成人高等教育的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基础薄弱。学生不能理解主要西方国家的一些文化现象。尤其是把西方国家的文化进行对比、比较的时候,学生更加束手无侧。学生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文化知识帮助自己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或者商务谈判。正因为如此,学生对文化知识的渴求还是比较强烈的。他们也希望能够开设文化课程并用这些文化知识来指导商务实践。

2.文化教学内容

假如开设文化教学课程是必需的话,那么文化课的教学应该围绕着什么展开呢?笔者认为文化课教学内容的选材必须与商务结合,并能够帮助学生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以下将围绕着成人高等教育商务英语教学的文化课内容进行探讨。

2.1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

关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大部分学者把文化划分为两类: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这种划分的根据是文化在交际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文化知识是两种文化的有效交流所必需的,就称作交际文化。否则就是知识文化。知识文化指的是某种文化的具体的言语或非言语的知识,它不会阻碍文化间的交流。知识文化跟语言有关,主要指的是表达或者行为的基本概念和意义。而交际文化指的是直接影响到不同文化的人们交流的知识。交际文化关注的是某种表达或者行为的文化意义,缺乏交际文化会导致交际中的误解,所以交际文化是商务英语教学的重点。

2.2交际文化的内容

交际文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语言和实用交际文化、非言语交际文化和概念交际文化。具体来说,语言和实用交际文化涉及问候、祝愿、感谢和道歉等;非言语交际文化包括肢体语言和副语言等;概念文化包括宗教和价值观等。商务英语教学应该重视非言语交际文化和概念文化教学。

2.2.1非言语交际文化

非言语交流是人类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赵爱国指出65%的信息是通过非言语交际的方式尤其是肢体语言传达的,而只有35%的信息才是通过言语传达(赵爱国:204)。[1]非言语的交流方式通常都是无意识的,但却表达出人们的真实情感。Mehrabian指出93%的有效信息都是通过非言语传达的(Mehrabian:51-52)。[2]当一个人的语言跟他/她的非言语表达相冲突时,我们倾向于相信他/她的非言语表达。

在商务交际中,非言语信息尤为重要。因为在商务背景下,人们倾向于敏感。由于一方对于另一方来说是陌生的,所以商务交际中,双方非常注重观察对方的非言语表达,希望能从中了解对方的内心状态。贾指出,非言语交际研究应该包括空间价值、姿势、身体接触、外表、眼神接触等。

2.2.2概念文化(文化的深层结构)

概念文化具有暗含性的特点并对某种文化的人产生深远的影响。所有的文化行为都可以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找到它的根源。概念文化的构成要素指的是那些能够从深层次上并持续地影响信仰某种文化的人的东西,如宗教、价值观和时空观等。

2.2.2.1宗教

Nanda指出,“宗教探讨的是生与死,宇宙的起源,社会和种族的起源,人和群体的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1994:349)。[3]宗教不仅影响到人的精神及心理需求,而且给我们指明了文化的社会性。以下我们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例子说明宗教如何影响商业行为。

(1)基督教

首先,基督教徒相信有组织的礼拜。基督教的自我观是相互联系的自我。这种宗教管可以解释美国人喜欢归属于某个群体。他们更为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西方人的为人处世方式都可以从基督教中找到根源。再者,耶稣扮演环游世界的救世主的角色,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喜欢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2)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影响着阿拉伯世界的所有生活。可兰经渗透到法律体制、社会体制、人们普通生活的方方面面。Esler指出,“伊斯兰传统导致了一个膨大的宗教律法体制、宗教道德、社会行为、商业及婚姻关系”(1992:257)。[4]所以要理解阿拉伯世界的商业行为就必须了解伊斯兰教。

总之,宗教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深远而全面的,同时也必然影响到其商业价值观和商业行为。所以,宗教这一类深层次文化结构必须贯穿到教学当中。

2.2.2.2价值体系

文化价值观的划分的根据是不同的主流文化的文化模式。由于我们都接受由于各种社会因素造成的原因,不同文化的个体差异性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价值观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力最大。虽然社会在变,文化都在变,但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抵制变化的。文化系统有多个方面:Kluckhohn和Strodtbeck的时间导向、人性导向、行为导向和社会导向;Hall的高语境和低语境交际;Hofstede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等。在这里,笔者举例说明Hofstede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的价值观如何影响商业观念和商业实践。

(1)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对商业思维的影响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探讨的是社会个体的相互依赖程度。个人主义者偏向于喜欢较松的社会框架。在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中,社会普遍鼓励竞争,以及人们更多地依赖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作出判断。这种文化强调个人推动力、个人成就和个人决策。Hofstede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倾向于个人主义。相反,集体主义的特点是有严格区分群体的僵硬的体制。“我们大家”的意识比较浓厚。集体主义者认为身份是基于社会系统。个人决定于社会机制和机构。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等。概括地说,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种文化价值观往往能影响到某种文化里的人们的商业思维,如商业问题和困难的解决办法、商业人际关系的建立、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商业成就的认可、商业动机和推动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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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人气质和女人气质对商业的影响

男人气质文化指的是很大程度上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是以男人为导向的。日本、墨西哥等国的文化属于男性气质文化。在这样的社会里,男性占主导地位。男性占据了话语权和决策权。来自男性气质文化为导向的国家的商人是任务型和目标型的商人,他们比较直接和高效。而以女性气质文化为导向的国家强调体贴、关爱和修养,来自这种文化的商人比较保守并且重视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谈判前跟他们建立好关系是必要的。

3.从文化现象到案例学习再到文化深层结构的渐进式教学

文化教学必须从熟悉和解释各种文化现象开始。教师应根据学生实际需要选取与商业有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并把它们介绍给学生。在这一阶段教师需要学生理解各主要国家的文化差异。教师也需要将文化跟商业联系起来并让学生理解文化是如何对商业起作用的。为避免教学枯燥无味,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如电影、电视、广告、互联网等。如教师可以将世界不同国家的麦当劳文化进行对比,解释麦当劳文化所带来的文化同化现象,然后解释本土文化对美国麦当劳文化本土化的作用。最后是文化的杂交与融合现象。

经过一段时间给学生介绍和解释各种文化现象之后,教师可以再进一步:商业案例分析。具体做法是:教师给学生提供一些成功的商业案例,给他们展示“文化”对商业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如教师可以列举一些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成功经验,证明对各国文化的理解正确与否决定了公司的成败。

无论是各种文化现象也好,案例分析也好,教师要完成的最后一步必须是理论化。也就是要从深度上挖掘文化现象背后的实质。比如,教师在讲解尊重文化多样化(cultural diversity)及反对文化民族中心主义(cultural ethnocentricity)这一话题里,应引导学生追溯中心主义在西方文化里的由来。教师可以把学生带回到柏拉图的中心说(Logocentrism),并详细讲解两千多年来这种中心文化根源对欧美等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再进一步解释商业文化如何受中心主义的影响。在理解了文化中心主义的由来之后,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如何打破这种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提倡文化多样化和平等性。这时,为了把文化多样化和文化平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教师可以引入语言学的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和后结构主义思想(Post-structuralism)来解释打破中心主义的必要性。

文化教学经过这三个步骤之后,学生可以从中了解和熟悉了各种文化现象,以及这种文化现象对商业实践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可以从案例中得知在实际实践中如何利用对文化的正确理解来创造商业成就;更重要的是学生也能够从深层次、从文化学和哲学的角度理解各种文化现象。

4.结语

文章一开始就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用证据证明了成人大学教育商务英语教学课程中开设文化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接着,文章初步论述了文化课上应该教授的文化学内容。包括非言语交际文化和概念文化等。最后,文章指出了文化任务型教学的教学层次和步骤:先从各种文化现象入手;接着使用各种案例来说明文化对商业的作用;最后探讨从哲学的层面去理解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赵爱国.应用语言文化学概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2]Mehrabian,municationwithout Words.Psychology Today,1968,2: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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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商业合同中英语翻译的重要性以及存在价值

在如今这个世界经济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处处都蕴藏着商业契机，同时也对人才有了更新的定义，对知识的融会贯通也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上，单纯的科目性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社会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的时代下只有加快适应生存环境的速度才是唯一的办法。

在国际贸易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随着时代的需要正变得越来越紧俏，或者说是越来越吃香，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被这群人牢牢盯紧着，他们不放过一丝一毫赚钱的机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往这项职业，对赚取外汇时刻充满动力和热情。可是，就算是一切准备事项就绪，双方在签订商业合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信息上的不对称而导致的交流障碍，这种阻碍合同签约的客观因素。

一个恰到好处的英语合同翻译工作者可以为公司作出很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是那种能够立即表露在外的经济层面上的价值意义，而是自身公司与合作公司之间的信用默契程度。因为对于外国公司而言，尤其是那些发展完善的国际性大公司，他们的发展对象中除了要考察对方公司的硬性指标，还要关注对方公司在历届合作中的成功率，以至于自身亲自尝试合作后，会得出直观全面的公司评价，这种评价的背后就是由公司的软件做后盾，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合同签订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而这绝对少不了一个合格的英语翻译工作者孜孜不倦的努力。这样无形中的贡献能够造就公司与另一合作公司之间的默契，更加能够提升一个公司的内在软件实力。在如今这些拥有英语专业背景的人士看来，公司商业合同中英语翻译对于词汇的精准性和语气基调的延展性都要求甚高，虽然他们自身的英语功底不浅，但是一些常见的翻译错误依旧是时常困扰他们的“心病”。拥有灵活的英语翻译技巧和扎实的翻译能力是每个对外贸易公司热切追求的不二选择。

三、商业合同产生的英语错误原因探索

1.翻译者的专业知识结构不同

有很多商业合同的英语翻译工作者，对合同的英语翻译出现过或大或小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几乎都由于缺乏先天的知识基础，继而导致了在对商业合同进行英语翻译的时候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商业合同中的英语翻译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它需要翻译工作者拥有厚实的英语基础做铺垫，能够对词汇意思和句段排列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理解，甚至是对英语词汇的多种搭配方案都弄得清清楚楚。如果从事公司商业合同英语翻译的工作者没有相关的知识背景做后盾，在处理英语翻译过程中的细枝末节时就难免出错误。要顺利进行商业合同英语翻译工作，一方面是翻译工作者要有英语的专业背景，而另一方面是需要翻译工作者接受过一定的专业基础培训，强化英语翻译工作者在经济以及法律理论的知识，这一点往往被很多翻译工作者无意识地忽略了，自认为商业合同的英语翻译也就不过是英语翻译的一种形式而已，事实上，商业合同中的法律条文和基础经济知识在一般性的英语专业知识中很少涉及，就算有所涉猎，也不过是片面而粗浅的点到为止，举一个常见的英语翻译错误，翻译“出口退税政策”时，有些人会。要兼顾英语背景和经济法律知识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顾此失彼的后果则是在无形中增加公司的对外贸易运作风险。

2.翻译者的自身经历影响

每个翻译者作为人的独立个体，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自身成长经历，有自幼长大的学习经历，也有出身社会的就业经历，但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经历都会对其今后的人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从这个方面看起来好像是对商业合同中的英语翻译工作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客观来说，这种经历带来的辐射效应会延续到人的很多个方面，如果一个翻译工作者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闭塞的内陆地区，受到的传统观念就会比较浓厚深远，以至于在英语翻译过程中，会情不自禁地对一些词汇的理解和运用相对保守。在西方社会和美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相对开放和热烈，社会对人民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国家和人民都不拘一格，倡导人性的彻底释放，所以，对于翻译的理解和词汇的运用就很灵活和多样。

3.因词义多样化而混淆意义

公司的商业合同，一般而言，都具有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显著特点。合同中的任何条款细节和文字修饰都是按照公司的需求严格部署的，没有任何累赘。很多的翻译都没有基于原文，这就造成了一个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曲解文义，这可以直接导致公司的商业合同破绽重重，对公司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不小的威胁。曲解原文不是因为翻译者没有正确运用词汇导致的，而是翻译者对于词汇的意义层次感拿捏不到位，造成了翻译出来的结果不能完整准确，有误导阅读的嫌疑，尤其是对于公司的商业合同而言，词义的模棱两可可能会成为制约两家公司合作的绊脚石。在英语的词汇意义中，很多词汇都不单单是纯粹的既定意义，比如green这个单词，就不是单单的绿色那么简单，在完整的词语解释中，它还有幼稚的意思在里面，这不是一个常用的概念，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混淆，或者让人产生歧义，对于公司商业合同的制定来说，无疑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漏洞。

四、公司商业合同中英文翻译错误的应对策略

1.尽量还原合同原文的真实性

在一个商业合同英语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直观全面地将合同中的内容用英语呈现在另一张纸上，“不夸大、不捏造、不篡改原文”可以说是英语翻译的核心思想了。对于翻译这个过程而言，要做到忠于原文就必须对现有文字进行充分地阅读和彻头彻尾地理解吸收，只有对已有的内容有了一个全方位地掌握，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思想感情以及语气基调，乃至于细节条款的陈述方式做到有理可依。

2.适当增加白话文的使用范围

在商业合同的英语翻译中，有一些条款或许很难只用单纯的英语词汇去拼凑和组合来表达，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中国特有的文化词句时，而合同中的英语翻译在面临这种问题是，往往会习惯性地将学校模板或者好词好句型的作文模板拿来拼凑，以显得才华洋溢，可事实上，这和商业合同所需要的已经有所出入了，商业合同要求的是实用的文字叙述和清楚明了的逻辑顺序，而不是用花哨的英语句段和生僻歧义的英语词汇。词义固定的单词和词组可以诠释意义相对稳定的句子，而平铺直叙的翻译风格虽然老套，但是可以和原文如出一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将商业合同中英语翻译成白话文不仅仅能够扩宽读者的理解范围，而且可以增加双方的意见沟通流畅程度。而据有关调查的信息反馈，最理想的状态是，白话文的翻译所占比例大概接近翻译全文的一半，这样的翻译比例结构被认为是最方便阅读和理解的。

3.加强对法律专业术语的使用规范性

在一些常见的商业合同中，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任何条款都有相应的国家法律做支撑，没有凭空臆想或是值得修改的余地，一旦在合同翻译过程中对原有的法律意义有所撬动，就有可能会造成公司间因信息互通障碍所导致的法律纠纷。要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就要求在对商业合同翻译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针对其中的法律条款进行专业词汇的对换，即将法律条款的翻译做到一词不漏，用英语中常用的、适用性强的、既定意义的专业词汇，可以减少在翻译过程中不必要的错误发生。

4.注意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商业翻译歧义

在公司的对外贸易活动中，有很多外国公司都是与中国的文化风俗迥然不同的，从他们的说话语气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有些让身为中国人的我们一时之间无法适应，但面对这样的有着文化差异的商业合作伙伴公司，在充分尊重双方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的基础上开展互利双赢才是最佳的方案。而在这样的商业合作背景中，翻译者应该尤其注意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词汇歧义影响，比如在中国人惯有的传统观念里，数字4谐音“死”字，寓意不吉利和霉运，连选楼层都尽量避开4楼的标示，而在西方人的眼中，4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千百个寻常数字代号中的一个而已，真正令他们感到恐惧和不详的是数字13，这是因为大部分的西方人都有自己的基督宗教信仰，讨厌数字13是因为基督教中耶稣和其十二个门下弟子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一共有13个人。像数字4和数字13这样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感受差异，使得中外人在信息的交流和互通上产生了一定的先天障碍，这种障碍让翻译者在进行商业合同翻译时必须将双方的文化背景都有一个充分透彻的了解和对比，注意翻译结果中可能出现的理解歧义。另外，不得不说的是，风土人情和传统文化也是制衡双方理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龙”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传统风俗中，龙的出现似乎永远都是伴随着不可一世的慑人气势，象征着无上的荣耀和吉祥如意。在西方人所接受的文化观念里，龙是一种十恶不赦的邪恶怪兽，称得上是十足的罪恶之物，相对于龙而言，西方人认为老虎是象征威猛和霸气的动物，更是健康与活力的代名词，在对一些带有褒奖色彩的事物进行比拟的时候，通常会使用tiger，比如在对“亚洲四小龙”这个当年经济发展迅速而猛烈的群体进行比喻的时候，就会是“Four Asian Tigers”，但是依据中国人习惯性的依样画葫芦式的翻译就会变成“Four Asian Dragons”。类似于这样的文化差异如果只是出现在一般性的交谈和玩笑中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出现在公司之间的商业合同中的英语翻译的话，就有可能导致意义错乱、张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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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片名翻译的成功与否，无论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还是对于英文电影进军中国，以及对中外文化交流，其作用至关重要。一个好的电影片名翻译不仅能增加票房，更能对其内涵进行本土化的诠释。而一个失败的电影片名翻译则往往画蛇添足，捕风捉影，与电影貌合神离，让观众一头雾水，最终连商业目的也无法实现，更别提传播异域文化内涵，激发观众审美情趣；糟糕的译名往往令人大跌眼镜，而且是对原作不尊重，本文就此阐述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特点及技巧。

1. 英文电影片名翻译的特点

1.1商业价值

电影的最终目的是产生经济效益，通过观众对电影的观赏，赚取票房，从而维持电影的持续创作。因此电影片名翻译时必须考虑到商业价值，要求电影译名能让观众产生观看欲望，从而达到增加票房的目的。如影片"Se7en"（1995）是一部犯罪心理剧和宗教剧，如果直译片名《七》观众往往不能立刻理解影片内涵而译片人巧妙地把片名译为《七宗罪》这就使相应的观众理解了影片类型，从而产生观影欲望。

1.2艺术价值

翻译前辈严复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其中的“雅”就是指译文要典雅、优美，也就是翻译要有一定的艺术价值。1990年的影片 “Ghost”译名为《人鬼情未了》，则很好的做到了雅俗共赏。首先“ghost”的直译是“鬼”、“幽灵”等如果以此作为片名，观众定会断定这是一部恐怖片。而影片讲述的是一个超越生死的爱情故事，译为《人鬼情未了》涵盖了艺术性，也突出了影片的爱情主旨，因此更为合理。

1.3提示属性

在观影者选择影片时，片名有着对观影者的提示和导向作用。大多数观影者会表现出对一些类型片特别感兴趣，所以影片具有提示属性。影片 “Speed”（1994）译为《生死时速》，用“生死”来体现影片紧张的情节以及影片的类型，这就对观众起到了很好的提示作用，生死提示动作，时速提示剧情。因此片名翻译一定要符合目标受众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认知语境来提示观众影片类型。

2. 英文电影片名误译案例分析

2.1追求商业价值导致滥译

（1） 跟风译名

为了商业需要，很多影片片名的译制为了追求商业的轰动性，都采用诸如“生死”、“悍将”、“黑帮”、“神鬼”、“天煞”、“至尊”、“魔鬼”、“风云”、“追缉令”等等词汇。像 “Pulp Fiction”译成《黑色追缉令》，此外还有《媚力追缉令》、《红粉追缉令》、《杀戮追缉令》、《外星追缉令》等。

“总动员”一词也极为常见，译者将Total Recall 译为《魔鬼总动员》，继Finding Nemo《海底总动员》在中国大陆成功上映后，马上又有了其他许多“总动员”，如《超人总动员》（The Incredibles）、《玩具总动员》（Toy Story）、《怪兽总动员》（Monster）、《未来总动员》（Twelve Monkeys）等。

（2） 四字情节

很多影片，会发现四字译名居多，如果片名都为四字，则太没有创意，容易令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如：《莎翁情史》、《烈火悍将》、《死亡诗社》、《夺面双雄》、《生死时速》、《木马屠城》、《憨豆先生》、《狂蟒之灾》、《越战忠魂》等。 “Shakespeare in Love”可直译为“恋爱中的莎士比亚”，情史，按我的理解是整个感情历史；而“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仅仅是一种状态，翻译为《莎翁情史》则是将较长的片名强行压缩成四字片名的典型。

2.2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译

不同的国家、民族在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宗教、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而这些文化因素的差异都会造成片名汉译出现意想不到的误会。

（1） 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如 “Dragons”在中国译为 “龙”，在中国是神圣、吉祥的象征，而在西方， “Dragons”往往代表邪恶，力量，专制，让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李连杰拍过一部影片 “Kiss Of The Dragon”（2001）。 “Kiss Of The Dragon” 在片中是代表着一种非常残忍的杀人技巧（类似于中国的点穴手法），然而影片的汉语译名《龙之吻》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温馨甚至浪漫的意象，和原名要表达的意思相差甚远。在西方文化中，龙是代表着一种不受欢迎的生物，是代表着一种邪恶的势力，如把龙这个文化符号具象化，翻译为“邪恶，死亡”，《邪恶之吻》、《死亡之吻》则更传神地传达了影片的内容。

（2） 对文化差异理解不够深入

电影译名要融合两国文化，从而达到传递信息的广告作用，但是对译名的过度归化可能会导致另一种窘境。“The King’s Speech”（2010）和 “The Lord Of The Rings―The Return Of The King”（2003）这两部电影曾分别被译为《皇上无话》和《皇上回宫》。通常来说，欧洲封建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我们译为国王，经过加冕的国王我们才称为皇帝。这两部电影在中国看来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宫廷剧，让人哭笑不得。当下译名《国王的演讲》以及《指环王――王者归来》则要好得多， “The Return Of The King”直译为“国王回来”，“国王返回”，经过语言的适度归化，于是“王者归来”这样绝佳的翻译就出炉了。所以对电影片名的译制如不注意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对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不免会贻笑大方。

2.3译名的“画蛇添足”

画蛇添足，源于《战国策》，被用来形容做多余的事，不能锦上添花反而弄巧成拙。影片名的翻译也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原本的直译简洁而具有神秘感，而译制人员却担心观影人不能理解片名而提前把剧情加入标题透露给大众。“The Deer Hunter”直译《猎鹿人》就可以了， “The Sixth Sense”直译《第六感》也很好，而译者仅仅因为“The Sixth Sense”影片中有数个鬼怪现身的血淋淋的镜头和几处令人惊叫的恐怖场面，将一部本是探讨家庭伦理道德的影片名称翻译成了带有诡异色彩的名称《灵异第六感》，这只能归因为译制人员对电影的理解不够深刻。由此可见，过度提示对电影的译名翻译也是不可取的。“留白”更显睿智与神秘感，更能激发观众的想象。

3. 英文电影片名翻译技巧

3.1英文电影片名翻译要熟知翻译基本理论

在翻译理论中，有关联理论、认知理论等，而归化理论及异化理论就像两个大圈，将这些理论都包含在内，所以在对英文电影片名进行翻译时要熟知他们，了解他们。

（1） 归化理论

归化指的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回顾已有的外国电影的片名翻译实例，我们能脱口而出的佳作自然是《Waterloo Bridge魂断蓝桥》、《Blood and Sand碧血黄沙》，这些都是实施了归化式的翻译策略，让人读后只觉唇齿留香，片中意境清晰可见，这样的翻译更贴近中国观众的欣赏心理，能让观众很快记住并加以传播。

（2） 异化理论

异化指的是根据既定的语法规则按字面意思将和源语文化紧密相连的短语或句子译成目标语。异化理论依仗的是接受者的文化猎奇心态和文化底蕴。例如，将《Schindler’s List辛德勒的名单》、《The Shaw 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等等都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新词。异化能够很好地保留和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使译文具有异国情调，有利于各国文化的交流。

3.2英文电影片名翻译要并重商业性与艺术性

电影的商业化译制往往追求最大的商业价值来回收引进影片的成本，同时增加收入。有习语 “Chase the excellence， success will follow you.” 即“追求卓越，成功将会在不经意间赶上你。” 如果将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遵循追求卓越的做法，那么好的电影自然会有好的票房，因为成功会在“不经意间”找上你。而事实上，过分追求商业价值而忽略艺术价值则容易适得其反，《刺激1995》（肖申克的救赎 The Shaw Shank Redemption）、《变种异煞》（千钧一发 Gattaca）、《三傻大闹宝莱坞》（三个傻瓜3 Idiots）这些追求观众猎奇心态的译名无不让真正热爱这些影片的观众望而却步，最终影响到了初期的票房，若不是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其后的票房也将惨不忍睹。相反的《盗梦空间》（Inception）、《飘》（Gone with the Wind）、《闪灵》（The Shining）这样追求卓越的出色译名不仅赢得了票房，而其译法至今也为人所津津乐道。而当译制方能一直保持追求卓越的状态，从长久看来，其无形资产的增加也是不可估量的。

3.3英文电影片名翻译要理解两国文化，品味原著内涵

翻译主要是对在不同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思维方式等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字和语言进行转换，是将一种语言文化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过程。语言的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英语电影片名翻译时更要注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尽可能地使用语言来调整文化间的差异。作为译者，要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对影片所涵盖的文化有充分的知识面将其覆盖，特别是对各民族文化符号的理解，这样才能达到对英文片名的翻译不曲解原作思想，抓住目标观众的目的。因此要综合利用电影的文化内涵来译制电影片名，结合影片内容来翻译，如 “Home Alone”（1990）译为《小鬼当家》就突出了译制者对影片内容的理解而成为了成功的译名，因为汉语中的“小鬼”是昵称，往往是指聪明而又顽皮的小孩，而片中的小孩正是如此。

英语电影片名的汉译的标准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准确的定义，这是因为基于电影艺术的特殊性质，既要考虑艺术价值，同时也要考虑商业价值，既要让观影者一目了然，又要保持电影异国风味，同时还要有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如何找到其中的契合点才是其真正的难点，这无疑对译者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本文通过对英语电影片名翻译的一些讨论，希望能对电影片名汉译有所帮助，减少误译、滥译的发生。

[1] 刘沭丰. 基于英语文学翻译中创造性生成运用的研究[J].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2013（12）.

[2] 邓龙. 关联理论对电影片名翻译的诠释[J]. 电影文学， 2008（10）.

[3] 贺莺. 电影片名的翻译理论和方法[J]. 外语教学， 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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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日益发达，企业的跨国经营也随之日渐频繁，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这就不得不要求商务英语翻译工作者必须去深入了解并学习西方文化，与中方文化进行融合，有效的规避文化差异可能会带来的翻译问题，以体现商务英语翻译工作者的专业化和高水准话以及整个商业活动的顺利完成。

一、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差异体现几个方面

（一）对事物认知有差异

对事物的认知来源于各个感官的综合感受，看、听、闻、触等，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来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如果只是按部就班的按词汇原本的含义去进行翻译，势必会造成语境的不符，因而导致翻译错误，不管是翻译工作本身，还是正在进行商业活动，都会造成不可估计的影响。

（二）对数字理解有差异

受到本国或者本民族的文化影响，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们对于同一类或者同一个数字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喜好。在中国，人们比较偏好双数，认为这是吉祥、好运的象征，中国有好事成双的说法。比如说6和8，通常6被理解为一帆风顺、六六大顺的意思，而8直接取于它的音译“发”，也就是发财的意思，因而商务活动也经常用到，意义在于一切顺利、生意兴隆。所以，中国人偏好这类数字。但是，在西方国家完全是相反的认知，比如说666和888这样三个相同数字在一起，在圣经里面比喻成是魔鬼，人们相当避讳。因此，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定要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以免造成对方的反感和不必要的误会，否则将会影响商业英语翻译的工作效率和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对颜色感知有差异

上文提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对数字的理解和认知是截然不同的，那么颜色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体现。众所周知，中国人偏爱红色，认为红色代表喜庆，代表幸运，代表美满，因此在比较热闹和喜庆的场合中会大范围的使用到红色。春节时，对联、窗花、鞭炮、灯笼等等都是最直接的象征。中国人的婚礼也是如此，新娘新娘的礼服和大大小小的装饰都是主打红色，非常耀眼和喜庆。因而，中国商人形成了“开门红”的一个经商意识，人们也非常推崇。但是，在西方国家普遍认为红色是负面的，人们认为红色是血的颜色，代表着不吉利和暴力。因此，在进行商务英语翻译时，要避开西方人所忌讳的颜色，避免因颜色词的使用不当二影响到商业活动。以此类推，西方人更爱白色，认为白色是美丽、纯洁和美好的象征，而中国人却非常忌讳白色，认为白色是不吉利的。因此，从颜色的喜恶上和运用上，可以很直观的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在。

二、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差异应对措施

（一）重视各国的文化背景

商务活动是来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商人所进行的商业行为活动，商务英语是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要与对方进行一次专业的、融洽的商务会谈，必须熟知其国家的文化背景和内涵，这就要求商务英语翻译工作者必须提前做好这项准备工作，在日常学习和积累过程中，要不断的学习和丰富外国文化知识，以至在正式进行翻译工作时避免一切文化差异问题的发生，确保翻译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二）注重翻译时的语言环境

商务英语翻译时的语言环境决定着翻译的准确度，商务英语翻译的最大禁忌就是按部就班，意思是翻译时完全按照词汇原本的含义来进行，没有考虑到当下商务活动的实际语言环境，这样会造成不合时宜的交流氛围，让交流显得尴尬，甚至影响商务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工作者需要具备强大的逻辑思维，要根据实际语言环境来对交流内容进行重新整合和翻译，使交流氛围融洽、舒适。

（三）提高英iY，-～语的理解能力

商务英语翻译最重要的一个准则就是等值转换，意义是译文与原文内容及中心思想完全一致，没有一点偏差或误差，也就是高精准翻译。因此，一个高专业水平的商沼⒂锓译工作者必须同时具备英汉双语的超强理解能力，其中包括熟悉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掌握几大翻译方法和技巧，了解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特色及文化差异，进行综合理解和吸收，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翻译能力，也为今后的翻译工作做足了准备。这个过程是艰巨而有严酷的，但结果却是非常理想，这也是商务英语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

（四）寻找文各国化差异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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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76-02

商道即传统商业文化与道德，也可以引申为商业转运、商品流通、商家经营之道，是商业伦理与智慧的统称。中犹传统商道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尽管二者在发展程度及伦理构成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也因文化、地域、历史等不同存在很多差异。中国传统商道的形成与致富动机中，已包含了某种否定和摧毁商业发展的因素，在近代外来资本入侵时逐渐衰败；而犹太商人逐渐成为商人资本的主流，被欧洲各国视为商业资本的“发酵剂”，同时代的中国传统商业资本没能发挥出相似的作用。鉴于传统商道文化体系庞大，内容丰富而驳杂，这里仅从文化基础、社会诱因以及自身适应形式等方面加以比较剖析。

一

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特殊群体，商人的整体形象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被不断重新定位、塑造与解读。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既是“国教”，也从根本上构成了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社会伦理上否定了商贾，提出“工商技巧之民常遍天下，终日无所役属……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从传统经济形态来看，古代士大夫普遍受“农桑本务，商贾末业”价值取向的支配，始终将“耕读传家”视为美德，虽然明清时期的工商业繁荣与捐纳制度出现，使商贾为宦有了松动与变通，但士大夫主导的社会分层并未有根本性改变，“士读书将以惠天下”、“盐商本是贱家子”的观念仍植根于社会之中。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上谕就曾指出：“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1]。”在这种“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的大环境中，商人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伦理武器，自然也就沦为“士农工商”中的“四民之末”被排斥在权力与伦理体系的边缘，直至清末“西学东渐”时“贱商”、“抑商”的观念才逐渐淡去。因此，发迹起来的商贾极为渴望获得精神层面上的尊重，不断去依附传统伦理体系，相对其他群体更重视“信”、“义”等伦理标榜，强调“贾而好儒”和“亦儒亦商”，进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其恪守儒学伦理的自觉性，促进了商道伦理的形成，使儒商成为中国传统商道的代名词。

反观早期犹太商道形成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地理和文化要素具有特殊意义，聚居环境与氛围孕育了犹太人最初的商业意识。犹太圣地迦南耕牧地有限，但位于两河流域交通要地，自古就是商品集散之处，处于半游牧状态的犹太人羡慕商业带来的富足。在文化方面，犹太宗教典籍《旧约》和《塔木德》认为商业是服务关系，获利乃至获重利是合理的，提出“身体依心而生存，心则依靠钱包而生存”，不认为安贫是美德，从上肯定了经商的合理性，而迦南地理位置又强化了犹太人的商业基因，两者共同形成了犹太商魂的最初底蕴。

如果说早期犹太人因地域影响而从事贸易活动的话，那么大流散和排犹则从真正意义上将犹太民族变成了世界性商业民族。早在5世纪末，欧洲就不容许犹太人拥有土地，农耕成为最早禁止犹太人从事的经济领域。11世纪，犹太人又被从手工业和作坊中排挤了出来。正当犹太人无所适从之际，借贷行业日现重要，而“西方国家的教会日益禁止基督徒放债，于是欧洲在这方面出现了真空，只好任犹太人去填补”。毫无疑问，正是欧洲社会的排犹态度最终将犹太人推上了经商之路，犹太人被排斥在其他行业之外，不得已才成为最精明的商人和理财家。

客观地讲，排犹和大流散生活注定了犹太人不可能将财富押在无法携带的农田之上，而是以握有易于携带的金钱为上策。如果说颠沛流离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必须从事经商、金融行业，那么从事实业所带来的现实效益则使犹太人发现，金钱是唯一不具备异端色彩的东西，是他们与外界、其他宗教教徒打交道的最佳媒介，这种意识一旦形成，即使犹太人有可能在更广阔的领域发挥才能，他们也不愿主动放弃这项技能[2]。

二

传统伦理文化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巨大影响力，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个体必须习得某些应付挫折的反应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对商业的排斥给商贾带来了强烈的自卑感，面对贱商的传统意识，商贾竭力否认士商间的尊卑差异，认为重要的是个人的品行，而不在于为儒为贾，商贾如能“贾名而儒行”，按儒家的道德规范行事，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商业经营当中，那么“贾何负于儒”，故而，中国商贾多注重在经济与日常生活中注入儒的色彩。

如果说儒商的新商业价值观是对传统的抗争，那么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商贾大肆购买土地以及求“仕”的行为就完全是向传统妥协。“入仕”光耀门庭不仅在文化伦理上具有最高价值，而且会在世俗中获得特权，通过这些商贾有机会跨入传统“儒”的社会，像“仕人”阶层一样受人羡慕尊重。可见，崇儒重仕的传统观念仍然牢牢地吸附在商人内心深处，即使终生以商贾为业，仍会要求下一代尽可能转向科举。为了取仕，商贾通常让素质较高的子弟业儒，而商业的经营主体是人，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必然导致商贾整体素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贾的群体活力，可以说，众多商贾及其子弟“由贾入儒”，是导致近代儒商渐趋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商道观念和伦理虽然窒息了商贾的进取精神，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脱离不开封建社会的母体，然而他们热心公益事业，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却值得今天的工商业者发扬光大的[3]。

相对儒商的“学而优则仕”，犹太商贾有着“学而优则商”的见解。这与犹太人对金钱独特的界定与理解有着紧密联系。历史上，由于犹太人不断地遭驱逐，财富被肆意剥夺，现实迫使其为生存勤学与思考，进而凭借良好的教育再次富有。智慧成为他们在长期流浪生活中重新振作的根本保障，并在其过程中不断整合与加深感悟，内化成犹太商道特质。他们对钱产生了特殊的感知与认识，钱成为“防卫机制”与“生存保险”，成为进入社会舞台的“入场券”，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犹太人，钱具有一种存在的现实性，因为钱使他们在异己者眼中有了实在的性质[4]。在相当长的时期，金钱对犹太人不仅代表尊严和地位，更重要的是，金钱可以让统治者认识到这个族群的价值，从而避免过度迫害，使其得以生存和繁衍，故而不少素质较高的犹太人多从事商业，商人素质的相对提高也促使犹太商业经久不衰。应当这样说，不论是儒商的“学而优则仕”还是犹太商贾的“学而优则商”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历史氛围中的生存与价值观选择。

三

中犹传统商道都提倡恪守契约、讲究诚信，但在契约达成与认知方面各具民族特色。儒家主张的“信”，即“朋友有信”、“国人之交止于信”，确立了交往有信的道德规范，主张通过双方之间的道德信任、道德默契来缔结和处理各种关系。从深层次来讲，中华传统文化对商人的看法基于对经商行为的理解，有的只是职业轻视，不存在种族歧视的背景因素。因此，商人渴望获得社会对商业行为的认可和尊重，而书面契约恰恰在某些时候成为对商贾德行的贬低与质疑。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传统商业契约为口头协议，这在弃儒从商的高层次文化群体中尤为多见，“一诺千金、死生以之”成为儒商秉持的“契约精神”。

相对儒商提倡的言而有信，犹太商道也不谋而合，认为诚信会降低交易成本，将其看成是商业发展的文化前提之一。但在契约认知上与儒商有所不同，犹太商道注重契约的律法形式，认为书面律法是维持诚信的保障。犹太民族素有“契约民族”之誉，“上帝与犹太人石板缔约”是犹太文化的核心观念和重要范畴，犹太人将契约图腾化，使得他们的商业活动具有信仰支撑。

此外，对契约的重视也源于他们的“客民”身份，长期流散决定了犹太商道文化的世界性。对于当时生活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中的犹太族群来说，以伦理道德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方式是不现实的，利益冲突需要强有力的保障机制，律法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族群社会权益的少数手段之一。因此，他们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契约关系，希望通过契约调解彼此间矛盾。犹太人强烈而明确的契约观念是其成为商业民族的文化前提，但也使得某些时候在外界看来，犹太商贾表现出不计手段，不讲世情，只要是在契约与律法范围能赚的钱都会去赚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文化命题，中犹商道虽然是以经济形式出现，但却蕴含着浓厚的宗教、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首先，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取向造就了中犹商业观的不同，中犹商贾群体均曾长时间被主流社会伦理和权利体系边缘化，其中的中国商贾职业以及从业群体是“因趋利而边缘化”，而犹太商贾乃至犹太族群则是“因边缘化而被迫趋利”。

其次，犹太人之所以被称为善于经商的民族，单从精明和智商高来解释是不妥的，也是不客观的。传统源于历史，犹太人具有某种对钱的特殊理解，通常金钱被视为决定生活水平高低的物质基础，但大流散时期，钱的意义不仅决定着生活水准，而且常常决定生活核心实质——即生存权，也就是说，犹太人往往视金钱为“生命的某种根本性保障力量”，而中国传统商人则是多因不能成为仕，退而求其次经商，往往以求“利”开始，以求“名”结束，两者的传统经商动因不同。中犹传统商道均主张“义利并举”，将经济与伦理道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不过中国传统商道更加强调义信原则，认为族群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而已。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儒商智慧与犹太商道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其现代价值，两种传统商道文化不仅没有过时，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伦理遥相呼应，因此，中犹文化的比较研究必然也导向中犹商道文化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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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自古以来“南方有佳木”，福建是历史悠久的产茶大省，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茶叶品质优良、凝聚着地理灵性，六大茶叶类别除黑茶、黄茶外，乌龙茶、白茶、红茶、绿茶都囊括其中。起初我是无意间接触了第一家茶空间设计——《静茶》，从中发现了茶文化空间的意味深长，亦引发了自己的浓厚兴趣。在数家连锁店的设计工作后，对茶文化空间设计有了一定的了解，受益之余便接触了更多与茶文化有关的空间设计。在长期的经营操作下，深知企业如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必须进行精准定位。在全面慎重地分析市场之余，有缘接触到一家立志于茶文化空间设计的企业，其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令我豁然开朗，该企业从事茶文化研究与发展有数年的积累与创作，以设计展现企业的品牌文化和商业价值已成为其核心竞争力。这启发了我们定位为茶空间设计专业发展的企业路线。希望能以此路线为契机，成为福建首选的茶文化空间设计公司，亦有可能成为全国前十的茶空间设计公司。或许这一目标稍显稚嫩，但不无发展可能。毕竟福建的茶业品牌与茶叶企业使我们置身于其得天独厚的环境下，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前进步伐。

你如何看待当下遍布各大城市的茶叶销售店面、茶楼、茶会所等等与茶有关的空间，你认为这些空间的设计如何？是否存在哪些问题？有无令您印象深刻的空间？

高雄：无论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庶饮，文人“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赏，茶禅一味的道品，对品茶空间都有唯意唯美的追求，它于简朴中见自在，无需排场铺张。但如果仅是中式元素的一味堆砌，应用本不适合的装饰品、不契合的灯光效果、不违和的家具摆设等，都可能破坏茶文化空间本身给人的淡然感受，怎能表达对清雅含蓄、端庄丰华的东方式精神境界的追求。综上所述，台湾设计师周易的《秋山堂精品茶庄》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禅风茶道之神韵，恰到好处地摆置艺术将空间渲染的如画般柔和，令思绪流连忘返。

贵司目前已积累了不少关于茶文化空间的设计经验，在进行这一类型的空间设计时，你认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高雄：在接触了形形的茶文化空间设计后，认为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商业与文化如何做到平衡”。在任何的文化空间中若没有商业价值的存在，只能称其为博物馆或是一个富含文化色彩的交友平台。有了这一芥蒂，便促使我们总结如何将“商业”这一有机质与“文化”本体融合，使其在面世后如何成立经营项目并从中获取商业利益和企业价值。因为拥有了盈利、价值才能促使品牌商户有机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物，以商业创造的生命力来延续文化传承。这其中的相辅相承体现在众多品牌茶业中。这种“商业前行，文化跟紧”的现象，首先在于清晰的定位，中国各省各市茶饮习惯迥异，针对茶种的分门别类也是形形，不同区域对文化的理解亦是有所不同。我们在设计表现上要做的便是将推广的产品与当地文化做有机的结合，既能展现产品本身的特色特点，又能结合当地的风俗文化令市场或消费群体更易于了解和接受产品。例如福建武夷山岩茶若要在西安面世，如何让西安地方接受来自南方的茶品，可以结合西安盛唐时期的历史背景及其特有的符号或是结合其特色的自然风光加以诠释，利用极简的中式表现手法，所呈现出的空间既有商业价值又有武夷山茶文化与西安文化的融合产生的>中突对比，让视觉冲突成为视线焦点。既产生了文化商业空间的设计核心，又是商业与文化有机结合所带来的价值循环。

很多人认为一直以来茶叶包装的设计存在泛用中国元素的弊病，这种问题同样也存在于一些与茶有关的空间中，你认为在茶空间中如何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

高雄：首先我们要认可老祖宗所传承的具象文明，毕竟这些被唤为“中国元素”的各种符号，均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应用“中国元素”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才能做出更好的中式设计，包装或是装潢都取决于此。之所以市场存在泛用中国元素这类情况，皆因设计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缺失。看似司空见惯的中国红、中式符号的广泛使用被认定为中式元素，实不尽然。中国上下五千年经过数轮朝代更替，遭受外来文化冲击，在每个历史阶段都产生富含时代背景的文化，也衍生出很多独特的元素符号。对历史的认知不够就可能出现中国元素滥用的行为发生。

日本茶道由来已久，你是否了解日本的茶空间设计特点，谈谈您对此的印象及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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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尤金・奈达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翻译中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形式对等指对原文形式的忠实再现，而动态对等则指原文与译文具有相同的超语言的交际效果（张美芳，2005）。动态对等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

最佳的翻译既不是拘泥于形式对等以求“信”的翻译，也不是置形式对等于不顾，片面追求译文的“达”与“雅”的翻译，而是最接近原文的功能对等翻译。功能对等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以原文和译文的关系作为衡量翻译正确与否的标准，将翻译关注的重点从文本转向读者，从信息的形式转向读者的反应。在商业广告翻译中，译者需要掌握商业广告翻译的特点，采用适合广告文体语言特点的翻译原则和策略。

商业广告的语言特点

广告就是广而告之。人们必须了解商业广告的目的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吸引消费者去认识产品或服务，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最终使他们采取消费行动（赵静，1992）。因此，商业广告语言在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表现出与其他文本不同的特征。

在词汇方面，为了使产品更加受众，广告词汇简洁别致又富于创新，具有口语化特点，力求用最简洁、最准确的文字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产品信息，使读者一目了然、过目不忘。在句法方面，广告语言要求简洁明了，引人注意，通常使用祈使句、简单句、省略句，不仅使消费者印象深刻，同时达到节省篇幅的目的。在修辞方面，为了使广告独树一帜，引人注目，通常使用比喻、拟人、押韵、重复、双关等修辞手段，使公众过目不忘、回味无穷（曹炜等，2009）。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译者要使用符合商业广告的语言特点对广告语的功能进行有效传递。不同的文化中广告诉求点不同，因此在商业广告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理解和诠释异族文化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现象时，如果按照自己的文化习惯进行认知推理，就难以准确把握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必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文化缺失现象。

商业广告翻译中的文化缺失现象

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文化缺失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思想观念、规制礼仪和言语行为等在另一文化环境中的缺失现象（李建军，2010）。

正如美国汉学家John Deeney所说，“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取生命的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John Deeney，1989）。例如：杜康酒的广告语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对外销售时译为“Nothing But Du kang Liquid to Mitigate Sorrows”。这是一则典型的文化缺失的广告译文，广告原文引用了曹操在《短歌行》中的佳句，其中也包含了其品牌名称杜康美酒，它是我国的历史名酒，因中国粮食酿酒的鼻祖夏朝君主少康即杜康始造而得名，有“贡酒”、“仙酒”之誉。而译文并没有标注历史和文化背景，完全不能向目标语读者传达出广告原文所蕴涵的历史、人文知识和杜康酒这一品牌的悠久历史，而且会使目标语读者误解为杜康酒真的能够解忧，还可能因此带来酗酒的后果。

商业广告翻译在文化转换的过程中要尽量摆脱源语语言形式的约束，充分考虑目标语语言的文化习惯以及受众心理，采取合理的针对性的翻译补偿策略弥补文化缺失，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

商业广告翻译中文化缺失的补偿策略

文化缺失具有鲜明的文化特性。针对商业广告翻译的文化缺失现象，合理的翻译补偿策略是十分必要的。翻译补偿是以目的语手段为主，辅之以符合目的语规约或规范的其他语言手段，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对翻译过程中潜在的或发生的损失进行的修复或弥补（夏廷德，2006）。马（2003）将翻译补偿策略划分为两类：显性补偿和隐性补偿。显性补偿指明确的注释，体现译者的异化翻译倾向。隐性补偿指译者充分调动各种译入语手段，对原文加以调整，以求达到读者反应对等，反映出译者总体上的归化翻译策略。简而言之，显性补偿是通过某种手段加以标记，向读者明示补偿内容，而隐性补偿就好像译者隐身一样，不暴露补偿的痕迹。

为解决文化缺失给广告译文读者造成的语义空缺，对广告原文进行音译或直译可保留原作的异域风情，而加注释能够给目标语读者补充缺失的背景知识，增加对广告原文的理解。显性补偿主要有注释法，分为音译加注释和直译加注释两种。

由于不同的文化差异，一种文化中被推崇的事物在另一种文化中未必会产生同样的共鸣。例如：建设银行的龙卡广告语为“衣食住行，有龙则灵”，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指会吃人的喷火怪兽，属于不祥之物，完全不像中国文化中将“龙”作为高贵和神圣的象征。因此在翻译这则广告语时，就应该考虑到不同受众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审美心理，龙卡可以模仿MasterCard的联写法，直接音译为Longcard，并且在后面加上注释a kind of credit card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直译加注释法通常在原汁原味的表达法的基础上呈现出广告原文信息的字面意思后，在注释中对缺失的信息进行填补或解释，使目标语读者获得异质文化的新鲜感受（李家春等，2007）。例如：灵芝药酒的广告语为“美女化西施，美酒推灵芝”，西施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因美貌得宠，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如果说美人当属西施，那好酒则当属灵芝酒的译文给中国读者呈现出灵芝药酒是最美味的酒的意象。尽管如此，很少英语读者知道西施此人。对于他们，维纳斯女神或者蒙娜丽莎才是美丽的代表。如果把广告原文的西施用维纳斯或者蒙娜丽莎来代替翻译的话，这就抹杀了源语文化。因此译者赋予了西施原始观念的形象，并且在广告译文后面添加注释Xishi was a famous beauty in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and she was the emperor`s favorite，这样就弥补了英语读者对西施的不熟悉并且维持了目标语的美学功能。

显性补偿的可行性在于它对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利用注释比较详细地介绍空缺的背景文化知识，读者可通过注释建立语篇连贯（王东风，1997）。但是当原文中的文化缺失现象比较密集时，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读者阅读的连贯性。作为另一种有效的翻译补偿策略，隐性补偿将原文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目的语文化中人们熟悉的内容，尽可能利用目的语中人们的已知信息以减轻对异族文化的排斥感，容易使读者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隐性补偿主要包括释义法和虚实转化法。

释义法不是逐字逐句移译原文，而是直接向译语读者解释原语词句在上下文中的意味，用译语习语和文化真实地再现原文信息的一种手段（乐金声，1999）。例如：速效救心丸广告语为“随身携带，有备无患；随身携带，有惊无险”，广告原文指速效救心丸要随身携带，以防患于未然，译文可以套用英语谚语，译为“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不仅能揭示广告原文的概念内涵和该药的功效，而且缩短了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赋予该药以生命力、人情味和可信度。

英汉双语中，某些词语、句子或篇章的表层含义相当具体或抽象，实则它们具有浓重的文化内涵，反映各自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内容，在广告翻译时，充分理解广告原文，发挥想象力，寻求跨文化的对等词语，使具体的抽象化、抽象的具体化，即虚实转化法（宋连香，2011）。例如：奔腾的广告语为“Intel Inside”，广告原文简洁有力，若将其直译为“电脑的芯片”，显然无法吸引消费者，此广告的感染力损失殆尽。因此利用虚实转化法进行翻译补偿，可译为“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将抽象意义的“inside”转化为具体意义的奔腾电脑的“芯”，喻指本广告所推广的产品，“奔腾”又与所推广的品牌契合，在使用巧妙创意的同时，近乎完美地兼顾了说服力和号召力，引起广大消费者的兴趣。

隐性补偿的可行性在于它能够使读者迅速建立语义连贯，将源语的行为模式纳入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范畴，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张锡伟，2010）。但是由于隐性补偿重感染效果轻文化色彩，隐性的含蓄变成了显性的直白。两种翻译补偿策略各有利弊，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运用于广告翻译中能够最有效地弥补文化缺失，达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

显性补偿与隐性补偿相结合就是意译与注释相结合，即文内对文化缺失进行意义上的补偿，并且在文内或文外加注释，既可传达原文信息，又可引入新的文化意象。例如：中国联通的广告语为“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中国联通用“中国结”作为其广告宣传词，既含有连接千万家之义，又能有效地激发民族情结。“中国结”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民间艺术品，其渊源久远。但是，“knot”无法使西方读者联想到“团结”“和谐”，反而会将其等同于“死结”。因此，若将其译为“Chinese Unicom links China with Chinese Knot”，尽管传递了广告原文的信息，但并没有表达出广告的文化内涵，无法达到联通广告的宣传目的。出于文化传递的目的，翻译时不保留原文的字面意义，对原文进行意译，简洁明了，通顺达意，并且在广告译文后面加上注释能够使西方读者更加了解中国联通的品牌意义。因此“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可译为“Chinese Unicom binds Chinese together.（Chinese Unicom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ommunication companies in china. It makes us communicate more conveniently）”。

结论

广告译文的质量直接影响广告的宣传效果和促销作用，功能对等理论对于商业广告翻译具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商业广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既有表层的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由于在商业广告翻译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缺失，因此要充分考虑不同文化的差异，采取合理的针对性的翻译补偿策略弥补文化缺失，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文化对等。

参考文献：

1.张美芳.翻译研究中的功能途径[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2.赵静.广告英语[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3.曹炜，高军.广告语言学教程[M].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4.李建军.文化翻译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John Deeney.熟悉两种文化与翻译[J].中国翻译，1989（5）

6.夏廷德.翻译补偿研究[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7.马.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10）

8.李家春，崔常亮.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缺省现象与文化补偿策略[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2）

9.王东风.文化缺省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6）

10.乐金声.欠额翻译与文化补偿[J].中国翻译，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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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170-02

合规风险管理是指银行主动规避违规事件发生，主动发现并采取适当措施纠正已发生的违规事件的内部控制活动，它是构建银行有效的内部控制的基础和核心。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起点低、规模小、人员素质不高等特殊因素的制约，与其他商业银行相比，相应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与监管，对合规风险认识淡薄。尽管近几年来，城市商业银行在合规风险管理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与现代商业银行的合规风险管理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加强和完善城市商业银行的合规风险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市商业银行加强合规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1.合规经营是促进银行自身业务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国内外许多实践证明，严重的合规缺陷会给银行生存造成致命的威胁，而健全良好的合规管理可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提高银行业务效益，提升银行声誉。在银行内部，各业务条线制定的相应政策、程序、操作手册或操作指南组成了满足整个银行正常运作的行为准则，是实现银行发展目标的具体要求与措施。如果无视这些行为准则而违规经营，轻则给银行自身带来经济、声誉的损失，重则会影响到银行的生存发展。因此，银行要健康发展必须做到合规经营。

2.加强合规风险管理是强化银行内部治理、培育良好的企业文化的需要。一家先进的银行必须有良好的合规文化做支撑，否则银行想确定恰当的战略目标很困难，而实施好这些战略难度就更大。事实上，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团体、员工的具体行为，如果商业银行的从业人员对银行内部规章视而不见，很容易导致重大违规事件甚至违法案件的发生。因此，合规要从高管做起，银行高层率先垂范，在全行形成良好的合规经营氛围和合规文化。

3.合规风险管理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需求。合规管理是银行内在的需求，而不是应对外部的监管。银行只有具备良好的合规管理制度的安排，又有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准确理解与贯彻法律、法规与准则的精神，才能通过持续关注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变化和最新发展，建立并保持与监管者之间的和谐互动，就可以全面提升机构的风险管理质量。

二、城市商业银行合规风险管理的现状

1.合规文化尚未形成。目前，城市商业银行的合规文化尚未真正形成。“合规从高层做起”，“合规人人有责”的合规管理理念尚未转化为管理层和员工的自觉行动，“主动合规”的意识和习惯较弱。合规文化建设还未系统化，宣传和培训力度不够，“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还未得到很好的落实，在实践中还不能很好处理好合规风险与业务经营活动紧密结合。尚未建立完善可行的合规风险管理程序和考核体系，使合规控制与经营活动紧密结合。由于对合规风险管理的认识以及合规风险理念上的偏差，部分管理人员和员工合规经营意识淡薄，主动管理合规风险的意识缺乏，把合规经营与高效快捷的竞争力相对立，以原有的习惯做法代替规定的流程，抱着旧认识指导业务行为的现象仍然存在，弱化了制度执行力。

2.合规风险管理组织框架有缺陷。健全的合规风险管理体系是实现全面合规风险管理的前提。但从实际情况看，城市商业银行在合规风险管理上仍存在不足，有效的合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一是完善垂直的合规风险管理体制没有完全形成。城市商业银行虽然大多数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合规管理部门来对合规风险进行统筹管理，但还没有形成横到边、竖到底的全方位合规风险管理架构。二是合规部门的合规管理职责尚待完善。合规风险管理不能有效地独立于经营职能，合规风险管理与有的部门职能重叠，形成重复管理，有的职责不清，出现管理真空，甚至将合规部门的工作职责简单定位成检查部门或接待检查和管理检查的部门。由于经营的压力，利益的制衡，管理上存在盲点等各方面的原因，合规管理有效性打折。

3.合规风险管理机制不规范。目前，城市商业银行的合规风险管理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不能适应银行审慎经营和金融监管的需要。内部缺乏统一完整、全面科学的合规风险管理法规制度及操作规则，制度制定粗略化、大致化、模糊化现象突出，缺乏可操作性。同时合规风险管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比较欠缺，褒奖和惩罚措施都较轻。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损失，处罚都不够严厉，惩戒作用有限。而城市商业银行各个业务部门各自为政的合规管理体制，未将全行合规风险纳入大风险的视角予以全面管理，尚未制定全行统一的合规风险政策。这导致各个业务部门和各级分支机构对于合规风险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偏好，全行的合规风险缺乏统一控制。

篇10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关于文化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提出过各种观点，但都无法形成统一的看法。A.L.Kroeber和ClydeKlukhohn[1]就曾在他们1952年发表的著作《文化：概念与定义之回顾》（Culture:ACriticalReviewofConceptsandDefinitions）中收集了近300个有关文化的定义。著名学者胡文仲认为：1）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是社会的遗产。2）文化既包括信念、价值观念、习俗、知识等、也包括实物和器具。3）文化是人们的行动指南，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4）文化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后天所学会的。5）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2]而商业是人们从事的经济贸易活动，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商业也随之逐渐成熟，从最初的只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演变成越来越注重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精神方面的体验。而要提高商品的体验价值，就要给商品注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同时，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们不再只是简单地追求实用，而是更看重商品的文化价值。所以，商业和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文化对商业的影响日益突出，并已成为商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商业文化也就这样悄然地出现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商业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所创造的成果自然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商业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商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进步。比如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承载了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共融。所以，文化的进步始终离不开商业。商业不仅能把商品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传播到其所到之处，还能把各种文化形式带到各个地方，并与当地的文化进行交流，使得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能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恩格斯曾说：“商入对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3]由此可见，商业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商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二、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

中西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了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国际商务中的所有问题是十分荒谬的，但如果否认真实和深奥的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否认它给全球商务活动带来了很大影响，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4]因此，我们要正视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中西文化在各个方面存在差异，比如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同样，中西商业文化也同样存在各种差异。如果将人类的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那么商业文化也可一分为二，即商业物质文化和商业精神文化。商业物质文化即各种商品、商业建筑和设备等，比如茶文化和酒文化。商业精神文化即商业习惯、商业理念、商业思维、商业价值观、商业道德等。这里，笔者将主要分析中西商业精神文化的差异。

（一）商业习惯的差异西方商人通常把人际关系和商业关系区分开来，他们跟生意伙伴往往只谈如何合作，不管在正式场合还是休闲场合，所以他们就没有只跟朋友做生意的顾虑，商业关系比较简单。然而中国商人一般认为要跟人做生意就得先跟他交朋友，所以会通过饭桌，甚至人情来拉近关系，把对方变成朋友的同时也使他成为其商业伙伴。这种商业理念让外国商人很不习惯，但如果他们想在中国打开市场，也不得不入乡随俗，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

（二）商业思维的差异中西方人的思维差异在商业上也有所体现:中国商人倾向形象思维，而西方商人则倾向抽象思维。中国商人侧重由面到点的叙述方式，而西方商人喜欢由点到面进行阐述。中国商人强调以联系的角度看问题，注重事物的整体关系。西方商人则会将事物分割，进行逻辑分析。比如在商务函电往来中，中国商人往往采用归纳式的表达模式，即先阐述问题再表述自己的观点。西方商人则通常采用演绎式的表达模式，即先提出观点再对其进行阐述。在商务谈判中，中国商人一般更注重对方的诚意和实力，强调在谈判中要随机应变，缺乏周密的安排。西方商人则更注重谈判的布局，即会事先明确目标，确定计划，收集数据等，对谈判的过程和要求非常熟悉。在公司管理中，中国商人认为一切要以大局为重，看重人际关系，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会促使业务更好地往来，所以要先处理好各种关系，强调彼此理解，相互支持。西方商人强调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工作中各人只要按章办事就可以了，职责清晰，互不干涉。

（三）商业价值观的差异西方商人以最求利润为唯一目标，任何活动都要以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按期公布公司的财务报表。一旦公司出现亏损，通常就要大幅裁员，甚至申请破产保护。中国商人注重企业效益的同时更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使陷入亏损状态，也尽可能维护职工的利益，尽量避免破产。在企业经营中，西方商人注重个人利益，平等竞争。中国商人注重整体利益，讲究人情世故。在企业管理中，西方商人向往进取精神和创业精神，而中国商人则认为创业容易，守业难，因此向往领导才能和守业能力。

（四）商业道德的差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业道德的基本内容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文明经商，礼貌待客；遵纪守法，货真价实；买卖公平，诚实无欺等。中国商人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他们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真正的商人会通过赚钱来满足自身甚至是他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西方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在资本主义初期，他们会通过惨无人性的手段榨取他人的劳动来赚钱；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则会千方百计地从消费者身上赚取更多的利润。

三、中西商业文化冲突的应对策略

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冲突，这些不同商业文化间的冲突也属于跨文化冲突的一部分，因此要解决这些冲突就需要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寻求方法。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中西商业文化的交际也是跨文化的交际，因此合理应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对解决中西商业文化冲突有很重要的作用。1．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二战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也面临着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各种交际问题，从而促使学者们进行文化差异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在其《无声的语言》（TheSilentLanguage)中率先提出了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的概念，为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5]18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许国璋发表了Culturally-loadedWordsandEnglishLanguageTeaching，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起步。[6]2．跨文化交际理论戴晓东认为，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群体以及不同的文化成员互相交换信息、相互沟通、共同建构意义和身份的过程。[5]51一直以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拓展和深化，其中丁允珠和欧埃特塞尔的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比较有影响力。他们认为，跨文化冲突管理主要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定位因素，包括文化价值模式、个人属性、冲突规范和面子的关切；2）情景与交往范围的特征，包括群体的内外界限、关系参数、冲突目标的评判和冲突程度；3）冲突过程因素，包括冲突方式、维护面子的策略、情感表达以及冲突的节奏；4）处理冲突能力的特征，包括得体性、有效性、满意和成果。①它们的内在逻辑是交际冲突首先受到定位因素的制约，并影响到情境因素，且在过程因素中得到更直观的体现，冲突管理能否成功取决于得体性、有效性、满意和成果等因素；冲突管理的结果又影响到文化价值定位及其他各个方面。

（二）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解决之道广义而言，只要两个对象之间的需求无法搭配或相容，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处于冲突的情境之中。[7]由于中西方的商业文化存在差异，必然就会有各种商业交际的冲突。因此，要解决冲突，就必须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积极寻求有效的方法。1．提高对中西方商业文化的认同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积淀。东西方商业文化之间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有人认为它们是背道而驰的。西方人在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驱动下，形成了一种完全靠剥削劳动力或吸引消费者来赚取利润的商业模式。对他人缺乏关爱精神。而东方人深受儒家提倡的道德观念影响，在利益驱动的现代商业社会往往仍会遵循有些道德准则，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不管哪种文化都有其利弊，西方人擅长用富有逻辑的理性思维来对待经济，缺少感情因素。而东方人擅长用感性思维对待经济，缺乏严密性。两种不同的文化需要相互交融才能焕发新的活力，任何固步自封的排他行为都会给自身带来不良后果，导致经济停滞不前，落后挨打。要进行良好的商业沟通必须要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具有开放的精神。2．进行适当的商业文化调整在实际商务活动中，要主动提高文化意识，加强自身文化修养，深入了解本民族文化和对方文化，多站在对方文化的角度理解他们，探索有利于双方的交际模式，会有助于赢得对方的尊重，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在商业文化的交流中，要包容不同的文化，互相吸取对方的文化精华，摒弃文化糟粕。比如中国人容易安于现状，讲究面子，缺乏竞争意识，应多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但西方人太强调自我，不利于家庭稳定和社会团结，也应摒弃，需要学习中国的集体意识。此外，还应该把西方的商业习惯及商业理念同东方的商业价值观相结合，取长补短，孕育出新的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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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351-01

一、引言

时至今日，“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合规管理文化，渗透到社会的各种行业中，商业银行也不例外。先进的合规文化具有强烈的导向引领作用，如何在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合规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行业竞争压力不断加剧，为了有效地应对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局面，商业银行必须加强合规文化建设和提高合规风险管理能力。

二、我国商业银行合规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在合规意识、合规理念、合规管理、合规实践和合规文化的建设上，仍存在较大差距，不能满足全球化金融改革和发展的要求，操作风险和合规风险的管控方面出现了不适应状况，风险事件、案件频频出现。

1.组织架构与流程控制存在矛盾。虽然许多商业银行设置了合规管理部门，但大部分都是非独立部门，挂靠于其他科室。合规管理部门不能根据流程控制的需要而“分权设置”，导致合规管理部门与法律部门、审计部门在职能上存在着许多交叉，从而使合规文化建设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不能与银行的整体发展相适应，结果花费大量人、财、物设计出的合规制度形同虚设。

2.合规文化思想意识淡薄。首先，部分银行管理者对合规文化建设不够重视，使得合规文化建设地位边缘化。管理者的合规意识不强，对规章制度了解不够、把握不准、理解不深，职员上行下效，重业务拓展、轻合规管理，为实现既定目标和完成考核任务，不惜违规操作，最终酿成风险事件。其次，对合规风险的预防性控制意识欠缺，以事后管理处罚和采取补救措施为主，缺乏风险的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

3.合规制度建设滞后，操作性不强。一方面，合规制度建设有待完善，职员在执行中没有明确的合规参照标准，业务操作上缺乏标准化、规范化，阻碍业务发展。另一方面，一些规章的制定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因地经营，出现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弊端。

4.合规制度执行力度不够。行为习惯的偏差，导致规章制度刚性特征无法实现，在执行上大打折扣，存在简单化执行、选择性执行、表面化执行等问题，导致效力“缩水”。此外，对商业银行系统内合规制度的执行情况缺乏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考核绩效机制不健全，导致规章制度执行很难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三、加强商业银行合规文化建设的对策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的合规建设应和银行的经营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本文针对商业银行合规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合规文化建设的几点措施。

1.加强合规文化组织机构建设，高层率先垂范。各级领导班子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目标定位，完善合规文化组织机构建设，带动和影响职员自觉遵守各项制度，为全体职员作出表率，起到标杆作用。为了确保合规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需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明确具体职责和工作内容，保证合规文化建设沿着预定轨道良好运行并不断推进深入。同时，合规文化建设要求全体职员一起发挥集体效应，形成共同协作、齐抓共管、层层负责的态势，从而提高整个组织成员的合规水平。

2.全面推行合规文化建设，培植深厚的合规文化理念。合规是商业银行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也是其稳健经营的内在要求，还是所有职员必须遵守的根本准则和具备的基本素质。坚持“合规从高层做起”、“合规创造价值”、“合规人人有责”、“合规与监管有效互动”、“主动合规”等合规文化理念，把合规文化的理念融入到银行的决策和日常经营管理中。加强合规文化宣传教育，培养合规自觉性，营造蓬勃向上且富有活力的合规文化氛围，提高职员对于合规内涵的认识及合规与发展共生关系的理解，以确保合规风险管理切实有效。

3.及时修订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制度落实。首先，商业银行在由“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转变中，严格的规章制度是做好风险防控和合规操作的重要保障，通过对相关规章制度的梳理、归纳、总结，编制《金融人员从业合规手册》，确保合规文化有规可依。其次，要求职员养成良好的职业操守，做到主动合规，使之成为日常工作的自觉行为。最后，要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控，抓好制度的落实。充分利用科技力量，进行非现场数据分析及远程控制，掌握规章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并出台有较强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4.进一步强化合规绩效考核，建立长效机制。首先，将合规管理指标纳入各经营单位、各条线的绩效考核体系中，有效平衡“业务指标”和“合规指标”的考核。其次，建立健全合规问责体系，使职员在考核中体会到合规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促进合规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再次，主动改革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形成一个长效的合规文化建设机制，让全体职员长期接受合规文化的“洗礼”和“教化”，自觉合规。最后，建立奖惩结合的考核体制，对违规操作加大惩戒力度，实行“零容忍”制度，对合规工作做得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正向激励，从职员的薪酬、管理授权和职务升迁等方面给予奖励。

篇12

这一阶段，出版业面临的是市场规则，是全球竞争规则，是数字化出版规则。

何谓市场规则？市场规则简单地说就是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市场的进入、退出，市场的竞争，市场的交易等都有一套规则。当然，出版业只是面临市场规则，目前还不完全，甚至还不算在执行市场规则。出版社名义是企业，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市场主体。

何谓全球竞争规则？网络把地球连起来了，全球市场逐步一体化，更重要的是出版资源也在一体化，新闻与信息基本实现了同步。当然，中国的出版市场还没完全开放，中国的出版走出去也还刚刚起步。新闻出版业统计资料里没有译著的出版品种数和销售数，大家可以测算或者想象一下，除掉教材教辅、翻译类图书的造货码洋和销售码洋所占的比重。

何谓数字出版规则？首先是内容的呈现方式变了，传统出版社垄断或者擅长的纸质装帧形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的作品干脆直接在网络上公开，出版社所垄断或者擅长整合的内容资源流失了。其次是定价规则变了，定价权不再属于或者不再完全属于出版社了，定价方式也不再是一个印张多少钱，而是一页多少钱，一个“包”多少钱。第三是阅读方式变了，碎片化的内容，碎片化的时间，不需要思考，以跳跃式进行的浅阅读等。

但无论是全球竞争规则还是数字化规则，其实都可以归入到市场规则里，全球竞争规则可以理解为国际市场规则，数字化规则可以理解为市场环境的变化。

因此，新时期，出版业和出版人面临的是市场规则与文化使命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二、新时期出版业的文化使命和商业伦理

在新时期，出版业和出版人需要适应新规则，需要在新规则下承担新的文化使命，遵守基本的商业伦理。

关于文化使命，研究和讨论比较多，我想说的是不仅仅是出版人，整个社会都面临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

图书是文化产品、精神产品，图书得有文化得有“精神”，才能称得上是图书。出版人承担着传承文化、传播科学、弘扬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的重任。

这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浮躁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出了问题，当代人或者没有受到文化的熏陶，或者自己扔掉了老祖宗的东西，自己身上已经没有文化，或者自己也感受不到文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也是如此认知，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市场化的今天，中国的文化落后了，不适应了。

其实自信既不是自负，也不是自卑。不自负，就不会拒绝其他优秀文化；不自卑，就不会轻易抛弃自己优秀的传统。自信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体现在行动中，要体现在文化建设扎扎实实的工作中。

只有实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才能逐步实现文化自强；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出版人负有独特的使命。

关于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这个主题，我想谈一些与文化使命对应的问题，就是商业伦理，或者也初步探讨一些文化与商业的关系。如果说文化使命是出版人的理想和追求，那么，商业伦理则是出版的底线，比如说履行文化使命，要多出好书，我要谈的商业伦理是少出或者说不能出坏书、烂书。

首先不能生产有毒有害的产品。图书是文化产品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一旦有毒有害，其危害程度更深，影响的可能是一代人或者一个人的一生。什么是有毒有害的图书产品？不能是反科学的，不能是反常识的，不能是反人类的，不能是蛊惑人心的，等等。这是出版人的底线，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不能对孩子下手！毒害与污染孩子的心灵与智慧是最大的罪恶。

底线之上，是不能生产无营养的产品、垃圾产品，还有不能生产奢侈产品。奢侈产品主要体现在礼品书上。这些图书虽然看起来毒害没那么大，但因为数量多，对社会的危害也很严重。

其次是不能偷别人的内容。偷体现在偷其他出版机构的，也体现在偷作者的。不尊重版权，不尊重原创。该支付作者稿酬的，却隐瞒印数、销售数等。

第三是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出版业对新技术的使用或者因持抵触态度，或者因为技术能力不足，新技术的应用不够理想，如果数字出版、按需印刷等在制度、技术、管理等层面都解决了，可以节省多少纸张，可以少砍多少树，少污染多少环境？

最后是对股东、对读者、对员工的责任。

如果把出版业作为一个产业，或者说出版业自认是一个产业的话，能不能自己算一个投入产出比，算一下每年国家的投入和出版业的产出？